❶ 中国历史上谁最早提出环境保护
到本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开始公开报道公害事件的真相，著名社会人士纷纷撰文呼吁采取行动，那些富有责任感和开拓精神的科学家感觉到，有必要进一步增进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全面认识，用科学手段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以重建社会和自然的新秩序。因此，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组织专门性的环境问题调查与研究，相关的成果不断面世，其中，《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引起的反响最为巨大，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到现代环境保护的发展脉络。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在50年代末，用了4年的时间研究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使用杀虫剂造成污染危害情况的报告，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62年推出《寂静的春天》一书。《寂静的春天》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所面临的污染生态问题。书中特别描述了有机氯农药污染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都“寂静”了的可怕现实。书中写道：“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那儿有无数的小鸟飞来，洁净而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然而现在，“鸟儿都到哪儿去了？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大。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鹣鸟、鸽子、鹪鹩的合唱以及其它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木和沼地。”有机氯农药不仅危及了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在谈到有机氯农药对人类自身的危害时，R·卡逊说：“现在一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注定要和危险的化学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她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产物，是当时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现代化，被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的整个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最后，她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世界各国人们普遍的注意，并很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它的出版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促使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生物学时代”的开始，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环境的关心仅仅局限在一些狭窄的、彼此隔离的范围内，如土壤、森林、水管理、野生生物保护等；而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危害一般地被认为随着传染疾病的被控制而结束。《寂静的春天》通过对污染物的迁移，变化的描写，阐述了天空、海洋、河流、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成功地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进而提出“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合理的协调”关系。因此，称《寂静的春天》为划时代的作品，是非常恰当的。
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斯德哥尔摩会议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也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广泛研讨并总结了有关保护人类环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制订了对策和措施，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这是联合国史上首次研讨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为了纪念大会的召开，当年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中，其一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为大会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是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
网上搜到的，很长，后面就不粘贴过来了，可以看：
http://www.jxxfzx.com/lshbjy/hbjc/200610/1097.html
❷ 中国环评发展历史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起来的。
1、 环境影响评价思想孕育阶段 1973年8月，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的揭开。会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初步孕育了环境影响评价的思想。这一阶段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创业时期，一批环保科技成果为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确立和开展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2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正式实施阶段1979年中国第一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其中规定扩建、改建、新建工程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从此中国正式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1981年颁布了《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范围、评价内容、工作程序等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1986年3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6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管理办法》（试行）,1988年3月国家环境保护局下发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3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1989年5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推的原则方法》，1989年9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管照办法》。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颁布标志我国初步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管理体系。
3 、环境影响评价快速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先后接受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培训的技术援助项目，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发展更快。1990年6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程序》；1992年到1994年的三年间，执行的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数（包括环境影响报告表）分别为36366、34276和31476项，分别占当年建设项目数的61％、57％和63%;1995以后，国家开始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分类管理，把评价要求分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三类。1995年这三类数目分别是3274、50215和11376项，分别占当年建设项目数的4.10％、63.10％和14.3090;1996年这三类的数目分别是2656、45988和16736项，分别占当年建设项目数的3.30％、57.30％和20.80％。可见从1992年到1996年，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数占当年建设项目总数的比例维持在60％左右。1998年11月，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并予发布实施，该条例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分类、适用范围、程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❸ 中国历史的环保英雄及他的事例
林则徐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翌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山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这充分说明了林则徐收缴鸦片第一回合的胜利。
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人会商后，就收缴的地点、验收、押运、存储、看管、守卫等各个环节做了无懈可击的指令和安排。
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邓亲赴虎门检查收缴前各项准备工作。
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
15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
广州市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
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2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
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林则徐在广州查鸦片的过程中，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道光帝盲目骄傲，下旨停止英国贸易。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广州，与林则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胁利诱下，擅自签定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但他却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 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到任后下令对“刀客”严加镇压，并申明对地方官中镇压得力者将奏请朝廷予以嘉奖；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但他却因劳累成疾，只好奏请朝廷准假三个月，开缺医治。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到任后，以维护云南边境安定得力加太子太保，赏戴花翎。二十九年(1849)秋，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翌年三月返抵侯官。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他抱病从侯官起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 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 (11月27日) 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在任滇都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辞归。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❹ 中国的环境保护变化
中评社香港12月13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发表题为“中国急剧变化的五年”的社论，指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和外部世界都有一种期盼与怀疑交织的复杂心情。既有向往和憧憬，又有焦虑和不安。在所有世贸成员当中，恐怕只有中国的入世才使得这种矛盾心理显得格外强烈。
社论指出，五年时间瞬间即逝，中国与世贸之间的关系早已跨越了当初的起点。回首既往，目睹当下，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基本认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中国入世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性事件。这不只是因为全球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突然加入了汹涌澎湃的13亿人口，而且更因为中国和世界都因此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这种变化将贯穿于整个二十一世纪。
作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却迅速地后来居上。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和市场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不仅使世界为之瞩目和震惊，而且还对当今和未来的全球秩序发挥着重要影响。
社论表示，就在入世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连超越了多个老牌工业国，包括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目前中国仅居德国、日本和美国之后，其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目标，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由此开始，由七大工业国一直唱主角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人们在五年前所没有料到的。
社论指出，当然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入世之初，中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贸易国，但今天却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之一；当初，其外汇储备只相当于新加坡或台湾，但今天却超越了曾经一直名列前茅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当初，其货币还不受重视，甚至受到歧视，但今天人民币却在国际贸易和外汇市场上变得炙手可热。所有这些，似乎都在瞬间发生。
然而，中国入世五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变迁。
社论称，在主观上，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参与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进程，到后来决意“叩关”和入世，其初衷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尽快与世界接轨，以便与先进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机会。但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趋势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大大促进了它在价值观上与外部世界相融合的进程。
不论在政治、外交上，还是在公民的权利意识上，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也是有目共睹。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的新思维和新角度，中国公民对自身以及对外部世界的重新发现，就是最具根本意义的变化。虽然幷非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入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激发因素。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其积极意义都比经济发展更为深远。
因此，五年之后再看当初的入世，特别是中国几代领导人为把国家带入世界先进潮流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人们自然会心生感慨。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对过去五年的回顾，应该能促使中国社会以更加客观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未来，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以何种形态来对待世界上的先进思想和社会形态。
社论表示，就外部世界而言，从中国入世五年来的变迁中，可以更深入地看出中国崛起的意义和影响，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对应措施。新加坡作为东亚地区的一员，就更有必要这么做。而前天在南大成立的中资企业研究中心，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最新步骤。
❺ 中国历史上环境保护做得好的朝代
C.秦朝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法是秦朝制订的《田律》.这份禁令规定,不但保护森林植物,鸟兽鱼鳖,而且还保护水道不得堵塞.
❻ 中国环境史的发展时期及特点
一般认为，环境史研究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逐渐形成异军突起之势。然而，中国环境史研究从思想方法、问题意识、目标指向等方面来说，均非完全舶来之物，而是拥有自身学术基础和社会条件的。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思考可以上溯两千多年，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就包含了揭示经济、社会与风土环境相互关系的意图。从那以后，历代正史、地方史志及其他著述中都有大量关于地理、方物、风土、气候和特异自然现象的记录，包含着许多值得环境史学者利用的历史生态信息和思想元素。在西方环境史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地理学、农林史、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开展了不少相关研究，更为中国环境史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本土学术资源。
中国环境史研究蹒跚起步之时，我国正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急速迈进，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工业文明进程。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亦承受着巨大压力，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我们党和政府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新形势给环境史研究蓬勃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也赋予历史学者以特殊的时代使命。
❼ 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起步较晚，仅仅有30年的发展历程。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探索阶段和发展阶段。
❽ 中国环保发展历史
天人合一
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数千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自然观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天”，不同于西方的“上帝”，而是指自然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此，《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论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荀子》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列子》认为“捕而放之”会导致“竞而捕之，死者众矣”的局面，要真正保护动物，“不若禁民勿捕”，这种思想，与我们现在对珍稀动物的保护方法是一致的。《列子》提出“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认为万物之间“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把保护自然与利用自然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积极的环境保护观。
最新考古资料证明，系统体现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生态风格的考古发掘实物已有8000多年历史。中国的古代生态思想被系统、完整地继承下来，直至今天仍然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现代生态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实践证明，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新中国第一项治污工程
1972年3月，北京发生了一次污染事件。在北京市场出售的鲜鱼有异味，吃了这些鱼的人，感到全身无力，出现头痛、胃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卫生部门把这个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个报告之后，立即指示要查清事件的原因、污染源，并商讨应对措施。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立即组成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官厅水库的鱼受到了污染。污染源除了宣化地区外，还有来自张家口、大同等地区的污水。当时成立了由北京、河北、山西和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万里①同志。先是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分期分批进行治理。前后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官厅水库的污染被控制住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由国家进行的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为以后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第一次组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1972年，联合国决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指示下，中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在汇报当中，根据会议发的一些环境问题材料，对照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生态破坏，都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国务院决定立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要求对于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还要使得全国各级领导都重视。
中国第一次环保大会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至此，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
1973年11月17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卫生部联合批准颁布了中国第一个环境标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
1974年10月25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陆续建立起环境管理机构和环保科研、监测机构，在全国逐步开展了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防治工作。 1977年4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
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会议同时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针：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积极推行深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5项新制度和措施，连同继续实行环境影响评价。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第一次明确提出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随后中国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1993年10月，全国第二次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工业污染防治必须实行清洁生产，实行三个转变，即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方针发生了新的转变。
中国环保机构的建立
1978年5月5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这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非盈利全国性非政府科技社团组织。
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环境保护局。1984年，国务院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领导组织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198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并被确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98年，新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成立。
1994年3月，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②成立。它标志着环境保护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政府的事，而且需要全民的参与。
②自然之友：即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习称“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是于1994年3月经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群众性民间环保团体，以开展群众性环境教育，倡导绿色文明，建立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宗旨。“自然之友”认为，只有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使环境保护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在公众中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在中国实现，中国的环境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才有可能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自然之友”面向广大公众，所有真诚关注并决心身体力行地参与中国环保事业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它所举办的活动或申请成为其成员。“自然之友”主要通过各种专题活动、出版物、大众传媒向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传播绿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