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

Ⅰ 中国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具体危害有哪些

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推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根据地损失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它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伤害，给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阴影。以至于对左右倾问题过于敏感，谈虎色变。在建国后，还掀起了一场令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运动。

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的客观原因如何从军事、组织、思想上纠正

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
们回顾历史，是为了珍视今天。尤其是在我们再次回首中国共产党史的时候，真的发现我们党这一路走来，真的走了太多的弯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左右摇摆不定；成年后的中共又在新中国建设上左右摇摆不定，不仅令世人唏嘘：如果历史可以重写如果我们这一路一直笔直前进，那中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更不可能重来。所以我们就应更加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远影响。

对于左倾错误，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由于它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伤害，给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阴影。以至于对左右倾问题过于敏感，谈虎色变。在建国后，还掀起了一场令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运动。

第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从那以后便遗留下来，虽然党内后来进行了多次整风运动，但效果并不为外人所知。

第三，经过这几次严重错误的中国工程的人，痛定思痛，开始认真的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诸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一个转折，从盲目跟从共产国际苏联到自力更生独立进行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最后，通过这几次事件，使我们党开始客观的评价苏联，评价斯大林（虽然正式书面显示是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但我认为从此时开始，党内从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由盲从变得更加理性）。为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变革作出了早期重要的思想积淀。
综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错误不断出现，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应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Ⅲ 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

1、三次错误：
┏①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出现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后出现的“左”倾错误
┗③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2、不同之处：
┏A、第一次主要是针对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形势认识不清
①产生根源┃B、针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
┗C、左倾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
┏A、军事上的冒险主义
②错误表现┃B、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斗争
经济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C、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全面内乱
┏A、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军事上的失利
③危害┃B、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C、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3、教训
┏①无论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是经济建设，都要根据国情，制订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②经济建设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
┗③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作风，不能主观决定一切。

Ⅳ 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简介

本文引自磨剑待锋芒的空间。
民主革命时期，GCD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给ZG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关于三次左倾错误的研究，目前已有相当多的成果，许多方面都已有定论，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何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党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这三次错误的发生的背景条件各有不同，执行者不同，但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这其中的原由又是什么？

当然，本文并无意简单的罗列史实，有关史实在许多方面已有公论，如果要了解史实，大可以找一本历史教材读读。本文的目的，是找寻其中的关联、原由，以做到“以鉴时事，可以资道”。至于文中的错漏之处，还请多多指正。

1历史总会重演，宿命抑或其他？

“前所有之，后必再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圣经》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常被用来说明历史的重复性，确乎，历史总是再重复一些事，但是，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些相同的因素在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下面是我从高中历史资料上获得的，它详细的给出了三次错误发生的时间、背景、表现、后果等。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统治时间

1927年11月—1928年4月

1930年6月——1930年9月

1931年1月——1935年1月

出现背景

国民革命失败后，在纠正右倾同时，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迅速滋生。

新旧军阀混战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从主客观上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内出现了急功冒进思想。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在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下对中国革命采取了错误指导，提拔王明上台。

内容表现

①革命性质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SHZY革命②革命形势上不切实际的强调夸大敌人统治危机③革命实践上执行仇视民族资产阶级政策

①革命性质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SHZY革命②革命策略上反对农村包围城市③阶级斗争上主张没收民主工商业、消灭富农

①斗争形式上主张无条件无休止的罢工和暴动②革命策略上反对农村包围城市③阶级斗争上否认中间派别的力量④革命形势上不切实际的强调革命高潮已来到

指导理论

《中国现状与GCD的任务决议案》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两条路线》

后果危害

一开始就受到毛等人的抵制，执行的地方很少，危害不是很严重

导致党在白区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导致党在白区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总体结论

中国革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不能机械的执行教条主义，既不能“左”，也不能右。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三次错误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点，但纵观全表，我们可以看出，三者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发展关系。而这正是本文的着力之处。

第一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27至1928年间，它是在大革命失败，ZGGCD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是它与后来两次错误截然不同的地方。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发生，表现为左倾盲动主义。

对大革命的突然发生，很多ZGDY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蒋介石、汪精卫的屠杀，也使ZG面临着消亡的危险，面对严峻的现实，ZG党内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动摇了、退却了，另一部分人则站了出来，开始了新的战斗，挽救了党。但在同时，一种新的危险倾向出现了，那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大革命中保留下来的一点儿革命力量在敌我悬殊的盲动斗争中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失。

那些现在看来近似儿戏的盲动行为之所以发生，可以看出我们的党还是很不成熟：一、ZG太过年轻，缺乏经验；二、党员素质有待加强，革命的理智被复仇的狂热遮盖；三、学者式的分析，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使得党员们要么过分自信，要么过分消沉。

但据实而言，三次错误中，这一次的发生，其危害远小于以后两次，至于这一次是否必然会发生，也是很难回答。

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出现，是在1930年，六大后，革命的基调已经比较明晰，思路也相对清楚。但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ZG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

1930年，是正式新老军阀混战的一年，ZG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使得一些同志错误的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于是，原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政策，又恶性发作起来。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李立三否认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混淆民主革命和SHZY革命的界限，反对“工农武装割据”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主张城市中心论，并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结果使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再一次的损失，并没有让中共及共产国际真正的思考原由，错误再一次出现，而这一次，竟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到了一个面临生死抉择的境地。

第三次，王明的左倾错误。

1931年1月7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权。从此开始，党内逐渐形成了一条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完备、更加系统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完全错误的观点。首先对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等作了错误分析，其次对革命道路和城市斗争的方针提出了错误的政策，再次在土地问题和其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在组织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理论上实行教条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丢失了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人数大幅减员，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这次“左”倾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1]

王明的错误对中共的破坏是相当惊人的，而当时组织上的问题也因此暴露无遗，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轻轻松松便当上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作为一个理论家，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实践上，还有待锻炼，而以后中共的运作，却完全由王明及共产国际掌握，瞎指挥和瞎操作，上中国革命陷入了目盲的境地。

在上文中，我并没有很详尽的论述共产国际的因素，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具体的，我会在“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中论述。

2三次错误发生的共同特征

简而言之，有一下几条：

l 权威崇拜的盛行，党内民主缺失；

l 革命力量的单一性；

l 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l 理论中出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却用来知道实践

l 感情胜过理智

3历史的缘由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在早期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革命理论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

工人阶级的特点决定了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是很充分，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困难，全党的理论水平整体较差，对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

ZG的很多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太过急躁，操之过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如此之艰巨，敌人是如此之强大，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弱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使左倾错误在这些同志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封建观念的影响，中共的革命活动不可能完全排除长期封建观念的影响，封建观念的阻碍，使得同志们在很多行动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

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未能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东方大国，经济上相对落后；文化上传统上有东方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2]

一些权术之士的推波助澜，小人易躲，伪君子难防。

4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众所周知，ZG早期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的，从1922年起，ZG与共产国际形成了上下级的关系，这一关系就决定了ZG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必定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ZG的成长，共产国际有着很大贡献，中国革命于共产国际处获益甚多，但也受害甚多。

我们常说，我们党在早期连连犯错是由于我党在理论、实践、组织诸方面很不成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ZG不成熟，共产国际就成熟了吗？

作为一个支部，我们不能不服从上级的指挥，这是一般的组织纪律。ZG在很多方面的失误，无疑共产国际是脱不了干系的。

固然内因是根据，但一定的外因确是条件，在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革命，不仅起着一般的指导作用，很多时候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共产国际本身的缺陷、革命理论的不完备，再加上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兼之路途遥远，指挥失当，中共在很多问题上遭遇到瞎指挥的问题。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央叫湖北把武汉大学取缔了，湖北能不照办吗？即使在程序上有问题、在道理上说不过去，但湖北还能怎么着。而当时ZG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此类似，往往是他们瞎指挥，我们背黑锅。

一个不成熟的共产国际指挥着一个不成熟的中共，一个脱离实际的上级引领着一个书生气的下级，一个缺陷甚多的组织指导着一个同样问题多多的组织，所有这些加起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综上所述，在ZG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中共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不断出现，给中共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SHZY，‘左’也可以葬送SHZY。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SHZY。

[1] 本段部分内容摘自雅虎知识堂，程齐凯

[2] 本段部分材料来源于网络知道，江城我在

Ⅳ 在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共发生了几次左倾错误，最后都是如何解决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 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判断革命形势，提出无间断革命，反对退却， 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导致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则是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党内存在着以革命急性病为特征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的结果，但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对中国党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同样，“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结束也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是在革命开始复兴，并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他们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这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方面表现为中共六大并未完全肃清的党内“左倾”思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发生了重要的“左倾”偏差。 第三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分，气焰最盛，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的产生，发展及其结束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共产国际都起了重要作用，每一次的错误都是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或代表的指挥，而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受到挫折。

Ⅵ 1927年到1935年三次左倾错误使得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其中危害最大的一次是

1931年的王明左倾错误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

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

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

(6)中国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扩展阅读：

背景：

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

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其间，他还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

Ⅶ 历史上的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的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的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的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珍视今天。尤其是在我们再次回首中国共产党史的时候，发现我们党这一路走来，真的走了太多的弯路。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左右摇摆不定；成年后的中共又在新中国建设上左右摇摆不定，不禁令世人唏嘘：如果历史可以重写，如果我们这一路一直笔直前进，那中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更不可能重来。所以我们就应更加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远影响。 对于"左"倾错误，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由于它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伤害，给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造成了严重的阴影。以至于对左右倾问题过于敏感，谈虎色变。在建国后，还掀起了一场令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记的运动。
第二，教条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错误从那以后便遗留下来，虽然党内后来进行了多次整风运动，但效果并不为外人所知。
第三，经过这几次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开始认真的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诸多问题进行思考。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一个转折，从盲目跟从共产国际苏联到自力更生独立进行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最后，通过这几次事件，使我们党开始客观的评价苏联，评价斯大林（虽然正式书面显示是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但我认为从此时开始，党内从思想上已经产生了变化，由盲从变得更加理性）。为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变革作出了早期重要的思想积淀。 综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错误不断出现，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应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Ⅷ 我党历史上的几次主要 左 、 右 倾错误

1.王明“左”倾错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2. 从1942年春天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3.反右派斗争，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
4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