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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各村历史名人

发布时间:2021-03-06 01:57:28

㈠ 探寻弥渡花灯

弥渡,曾名迷渡。相传这里原是一片浩瀚的水乡泽国,行者易迷津,故名“迷渡”、“弥渡”。为讳水患,清代改称弥渡。它犹如一块翡翠镶嵌于滇西高原。唐代,弥渡是南诏王国腹心之地。10多万中原将士和商贾游民,不仅给这片丰腴的土地带来了农商技术,也给这块多情的地方传播了黄河文化。于是,弥渡便有了“灯从唐朝来,艺从唐朝起”之说。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军屯、民屯、商屯和开疆移民活动连绵不断,又给这里带来了缠绵婉转的长江文化。经过历史的沧桑,弥渡以其境内汉族和彝、回、白等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渗透,综合自己地方民族文化的长处,博采祖国南北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

弥渡是“花灯之乡”、“民歌之乡”、“山歌之乡”。《小河淌水》源于密祉。词曲改编作者尹宜公先生,1924年出生于弥渡县的密祉。他回忆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作这首曲子时的情景说:“密祉放羊调优美的旋律让我想起家乡的月亮、深山、森林清风和蜿蜒奔流的小河,取了《月亮出来亮汪汪》的歌名。云南大学《教学唱》主编江骛建议用《小河淌水》更好,这首歌发表后,逐渐流传开来。”密祉不仅山歌调子优美动听,而且是云南花灯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的龙灯盛会起源于清乾隆年间,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每年正月十五、十六两天,18个村的群众汇集密祉大寺,狮、龙、凤乘兴起舞,男女老幼同场赛唱,昼夜狂欢,气氛热烈,实属罕见,被誉为“东方的狂欢节”。

弥渡花灯、民歌,浩如烟海。弥渡花灯、山歌多达400多首,传统剧目达250多个。《十大姐》、《绣荷包》、《弥渡山歌》、《大风刮来树头歪》等久唱不衰,脍炙人口。

弥渡县的历届领导十分重视继承、发展地方民族文化,提出了“唱响《小河淌水》,跳红弥渡花灯”的地方民族文化建设口号。1999年,从400多首弥渡民歌中精选出以《小河淌水》为代表的13首名曲,摄制了名为《弥渡行》的60分钟VCD音乐艺术片,向国内外发行。几年来,弥渡县年年举行春节大型灯展,大规模开展花灯演唱骨干培训和花灯集体舞大赛,1个专业花灯团、130多支民间业余花灯队常年活跃于城乡。

“到了红岩坡,处处闻歌声”、“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小河淌水的地方——弥渡,正以充满地方民族传统文化韵味的风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㈡ 历史上姓师的名人

1、师延

师延,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在轩辕之世黄帝,为司乐之官,居中牟县东南二十里造箜篌(《太平寰宇记卷二》,乐史撰),为中华民族第一位乐神宗祖。

夏末,投奔奔殷商,周武王兴师伐纣时,在涉濮水时沉水身亡。今滑县东南万古乡有师延冢。后世子孙以官名为氏,尊师延为得姓始祖。《姓谱》记载,夏、商时代,管理乐技的职官名称就叫作“师”,如上古时期的师延。。

2、师旷

师旷,字子野,今河北省南和县迓祜村人(《庄子·骈拇》陆德明释文),春秋时著名乐师、道家。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

4、师丹

师丹(?-5年),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西汉大臣、政治家。哀帝时曾提出“限田限奴”的主张,以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后因贵族官僚反对,未能实行。

5、师范

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官至望江县知县。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廾九日生于大理赵州(今弥渡县寅街镇)莘野村,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于安徽望江旅次。

㈢ 弥渡县的名胜古迹

密祉景区
密祉乡位于云南省中西部,东北与本县苴力、寅街两镇接壤,西南与巍山、南涧两县毗邻。国土面积140平方公里。辖6个村委会、36个自然村、40个村民小组,2007年末总人口16236人,距县城30公里,海拔1800—3064米,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4.5℃—15.3℃,年降雨量850毫米,森林覆盖率达72.08%,居全州之首。
天生桥
天生桥位于弥渡县城东约4公里,距祥临高速公路1.5公里的万花溪中。天生桥景区地域614亩,整个景区由天生桥、东峙壁、西峙壁和龙潭构成。天生桥桥全长60米、高50米、桥孔最宽处23.5米,最高点11.5米,桥壁平均厚度13米。
铁柱庙
铁柱庙因“南诏铁柱”而得名。“南诏铁柱”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弥渡先民留存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我国唐、南诏时期唯一留存下来的古铁柱实物。 截止到2013年共发现、调查、落实和清理各类文物项目475项(处、件)。其中,古城遗址5处,现有遗存2处,石棺葬6处,火葬群8处,名人墓5处,古建筑41处,碑刻84块,馆藏文物169件,古字画169件。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诏铁柱”,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遗址”、永增玉皇阁、白崖城遗址、金殿窝遗址等。

㈣ 写一篇历史遗迹的游记文章(侧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感叹)450字

云南

一、汉习楼船

汉武帝初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见邛山(在今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身毒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那大夏一定离蜀地不远,于是建议开通一条从蜀地通往西域的通道。

汉武帝就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身毒。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两千里地,都没有找到。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今天大理洱海附近,被当地的昆明族给挡住了。因为西汉的士兵大多不习水性,无法征服洱海周围善于水上作战的昆明族,于是,征讨一失败告终。汉军回长安以后,汉武帝在长安按照洱海的形状开凿了“昆明湖”,操练水军,以期能打败昆明族,征服洱海地区。这就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

之后,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举国投降,汉朝就在滇的故地上设置了益州郡。这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同时,郡县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云南诸部林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把云南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唐标铁柱

公元680年,吐蕃攻占了安戎(今四川汶川西南)后,控制了唐朝通往西南诸蛮的道路。随后,吐蕃与唐朝在洱海地区展开了争夺,他们之间的争夺,其胜负关系到唐朝政权的生死存亡。因为吐蕃向东扩张,不仅西北边陲不得安宁,连中央王朝也受到威胁;吐蕃入犯蜀西及西洱河地区又使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面临危机。为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必须从洱海地区抗击吐蕃,与西北相配合,形成对吐蕃的包围。因此,巩固姚州都督府就成为保卫唐王朝全局战略的重要措施。要巩固姚州都督府,就必须依靠洱海诸蛮;洱海诸蛮的向背关系着姚州都督府的命运。为此,姚州都督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隔断吐蕃与洱海诸蛮的联系,招抚诸蛮

为保卫姚州和抗击吐蕃,唐朝于公元707年派监察御史唐九征为姚雟道讨击使,进讨深入到洱海地区的吐蕃。当时吐蕃在漾水和濞水间架设铁桥,以通西洱河,并在西洱河两岸构筑城堡。唐九征首先摧毁了守桥的城堡,继而焚毁了两坐铁索桥,截断了吐蕃进入西洱河地区的通道,战役结束后,命书记闾邱均在剑川勒石建碑,立铁柱于洱海北面,以纪念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这个铁柱是唐对洱海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标志。

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并未彻底改变洱海地区诸蛮对唐王朝时叛时附的局面,因为安戎城和昆明城还为吐蕃所控制。于是,夺回这两坐城池成为唐朝争夺洱海地区的当务之急。之后,又经过了4次战争,安戎城终于又回到了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败而去,两城的收复,不仅巩固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为南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宋挥玉斧

“宋挥玉斧”这一典故说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四川之后,手持玉斧(文房玩物)沿地图的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意思是宋朝再不要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了。这并不是因为宋朝不想要大理国这块土地,而是因为北宋不像汉唐那样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当时北宋国势贫弱,已无力再进攻云南;加之宋太祖错误地总结唐朝扶持南诏而南诏叛唐的教训,因此将云南划在疆域之外。

而实际上,大理国自建国以来,与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965年,当宋统一蜀地时,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的官员送牒入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大理国又派使臣带牒到宋朝要求通好。976年,白王请求内附,太宗册封大理国国王为“云南八国郡主”。1115年,大理国与宋朝正式建立臣属关系,而这一关系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反映大理国与宋朝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侧面是以市马为纽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宋朝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称为“陕马”。宋朝南渡以后,陕马来源断绝,不得不主要依靠来自大理的战马。而马市的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相互依存、亲密友好的关系。

四、元跨革囊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军进攻云南,计划先灭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态势,最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忽必烈率十万大军来到金沙江畔,可是面临着汹涌的金沙江水,蒙古军队无法渡江。正在为难之间,当地少数民族献策,用革囊做筏子渡江。革囊即羊皮囊(也有用牛皮做的)。可用单个革囊缚在身上作漂浮器材渡江,也可多个皮囊连缀为筏子。于是忽必烈大军就用革囊以及皮筏渡过金沙江,灭了大理国,将云南归于元的统治之下。

第二年忽必烈班师回朝,留下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继续平定大理各部。经过两年多的征讨,1256年大理国王段兴智举国归附蒙古。之后,兀良合台向朝廷建议在云南设置郡县,设官料理民情。朝廷赞同并支持了他的建议,加封他为大元帅,赐给银印,镇守云南。

元统一全国之后,1273年,忽必烈从亲信大臣中派选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出任云南省平章政事,到云南筹建云南行省,他也成为了云南第一任行省长官。1276年将云南行省所定的路、府、州、县上报朝廷,并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转移到昆明。他在任期间,一方面整顿吏制、加强统一,稳定了社会。另一方面鼓励农业,发展经济,在全省各地大规模的实行屯田,并带人修筑了松花坝水库这一沿用至尽的利民工程,水库的修建降低了滇池的水位,不仅使滇池及其水系周围的农田受益,而且在滇池的周围形成了万亩良田。

五、三征麓川

明朝朱元璋治理云南诸族群的基本原则是“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明王朝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企求在云南的统治长治久安,并且的确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但是,自明代统一云南以后,当地族群的动乱此起彼伏,不绝于史。

最大的动乱是在明正统年间麓川(今云南德宏瑞丽)思氏的反叛。至正初年,思可法崛起于勐卯,势力逐渐扩大,于是设置平缅宣慰司

任命思可法为宣慰使。元末,思可法乘中原争扰,兼并金齿各部,称雄一方。

1382年,思伦法继承职务,1385年思伦法调集10万兵力又攻占景东。1388年,思伦法以5万兵力,大象百余只,发动“定边之战”。沐英率

15000精骑,昼夜兼行,直奔定边,大破象阵,歼灭了思氏的有生力量,思伦法败退麓川。1389年,思伦法请降朝贡。为了稳定局势,明朝廷于

永乐年初分设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四个宣慰司。以后一直到明宣德年间,各部之间虽然有一些小纠纷,但是大体上安定。1413年,思任法继任麓川宣慰使,他极力想要恢复他的父亲思伦法所失去的失地,多次与邻近的土司发生争端。1438年,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晟开始调集大兵征讨思任法,可军事进展不顺利,主将方政战死,沐晟也因害怕朝廷怪罪而暴死。沐昂再次出兵,但是也无成效。思任法想要派遣使臣进贡朝廷以示修好,但是朝廷想彻底的解决麓川的争端问题,于是在1441年、1443年、1448年三次派王骥率大军征讨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资爵赏不可胜计”。大军三次征讨麓川,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助长了思任法与其他三个宣慰司的争夺。

1449年,因北方空虚,瓦剌攻入土木堡,明军大败,明英宗被掳走。可以说,瓦剌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骥三征麓川是导致“木之变”的根源。

六、改土归流

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后就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并不断的使之完善。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适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央的统治了。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本身这一制度就有不少的弊端。

土司统治下,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对所属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主仆之分,百世不移”。土司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同时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之间,土司内部也时常斗争,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利用自己的兵丁镇压当地人民,抗命朝廷,叛乱不绝。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与弊端日益突出。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首先就废除了土司,改以流官取代土官,实行改土归流。

可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是发生在清代雍正年间,主持西南改土归流的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认为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的最大隐患,必须尽早尽快解决。只有将横暴桀骜的土司逐渐擒拿,在其统治地区逐渐改设流官,才是治本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的。

鄂尔泰的改土归流主要以政治手段即招抚为主,在一些地区也通过武力强制实行改土贵流。经过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后,云南境内的土司所剩已不多,剩余土司中的大部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设立保甲、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推广儒学等。这不但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也大大加强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使云南边疆与内地在政体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七、反清起义

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

19世纪,云南的地主商人之间为争夺土地与矿权时常发生争执,经济权益的争斗常常导致乡绅权力之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些斗争逐渐演变成为汉族地主商人和回族地主商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日益激化。1845年,永昌府发生回汉互斗,官吏袒护汉人,大杀城内回民。1847年,杜文秀赴京控告永昌府残杀回民之事,清廷改变了态度,支持回民。永昌汉人起而反对官府,再次攻杀回民。清政府前后态度不一致,意在扩大矛盾,使回汉自相残杀。1856年5月,昆明发生回汉冲突,云南巡抚下令对“滋事”回民,格杀无论。昆明城内外,大肆搜杀回民三天,杀死回民约三千人。继而全生之内,不断的出现烧杀回民的惨剧。回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求助官府主持公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愤慨而勇敢的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回民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不久汇成两支大军:一支由马如龙、马德新为首,活动在滇南和滇东地区;一支由杜文秀领导,战斗在云南西部。

1867年,杜文秀派二十万大军包围昆明城,久攻不下。1869年清军反攻,起义军失利,退回滇西。1872年,清军围困大理,杜文秀服毒就义,起义失败。

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彝族贫苦农民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李学东的帮助下,于1856年5月,率领五千多农民,在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于1870年进攻哀牢山区,王泰阶、田四浪不幸牺牲。1872年,李文学支持杜文秀起义失败,不幸被俘,第二年惨遭杀害。起义军将士在首领被害之后还英勇抵抗,最后义军将士或牺牲、或失散,起义失败。

八、保疆斗争

景颇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9世纪初,英帝国侵入缅甸后,企图从云南开辟一条自印度、缅甸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通道。1831年,英国陆军大尉斯普莱由印度经缅甸到云南考察回国后,给英国政府写报告,建议修筑从缅甸仰光到云南的铁路。他的建议受到英国大资本家的重视,他们积极推动入侵云南,开辟市场的活动。不久英国取得了在缅甸伊洛瓦底江自由贸易的权利。1874年,英国派遣伯朗率领二百余人的武装探测队由缅甸进入云南。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上海到云南,前往中缅边境迎接伯朗。马嘉理沿途收集情报,在腾冲绘测地图,激起了腾冲人民的反对。腾冲地方官员将他护送出境。他到了缅甸和伯朗会合后,于1875年率领武装队伍侵入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边疆各族人民义愤填膺,自动组织起来保卫祖国门户,并得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支持。当马嘉理率领先头部队到达盈江芒允、雪列时,景颇族、傣族、汉族群众200多人将他们包围住,勒令他们退出中国边境,马嘉理竟悍然开枪大、打死边民。愤怒的民众将马嘉理及其随从消灭在雪列户宋河边。此后,参加战斗的群众增加到了6千多人,乘势将伯朗率领的英军包围起来。伯朗纵火烧山,乘烟雾弥漫逃脱,退出了中国边境。

苗族人民的抗法斗争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驻云南清军是抗击法军的主力,在西线大捷中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1884年法国军队入侵麻僳坡、马关两县,当地猛峒苗族首领项崇周带领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民众数百人,用大刀、毒弩、火铳经过大小数十次激战激退一千多以洋枪洋炮武装的法国侵略军,收复失地约七千平方公里。1855年,法国侵略者在猛峒一带横行霸道,项崇周率领苗族人民,在蒙通、船头、扣林等地袭击歼灭法国军士200多人,击退从黄树皮、清永河前来救助的数百名援兵,迫使法军退出中国边境,不敢再踏入中国领土一步。法国军队曾多次派遣使者以重利厚礼诱惑项崇周,但他毫不为动,大义凛然,庄严宣告苗族是中国人,誓死保卫自己居住的中国领土,决不服从法寇。1889年中法会勘滇越边界时,项崇周参与堪界工作,并提供边界历史资料,据理力争,保卫国土,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加封他为边防团练营管带,准许子孙世袭,并题赐“庙中之豪杰,边防如铁统”的巨大匾额。

僳僳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900年,英国侵略者侵占片马地区,当地僳僳族人民联合景颇族、白族、汉族民众在土把总左孝臣的领导下,群起反抗,将侵略军逐出国境。1911年初,英国军队再次侵入片马地区,左孝臣在抗击英国侵略军中壮烈牺牲。;僳僳族人民在僳僳族管事勒黑摄帕率领下,奋力抵抗。僳僳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在僳僳族和边境各族人民的打击下,英国被迫正式承认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僳僳族村寨是中国领土,却在当时私立界桩,建造营房,企图长期霸占。第一此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军一度撤离。1922年,英军卷土重来,再次侵占片马地区。在1961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甸政府同意将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归还中国。

佤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帝国占领缅甸后,就把侵略魔爪伸到我国云南西部的阿佤山区。他们不断的派遣传教士、探险队进入阿佤山区收集情报,以金钱利诱、收买当地头人酋长。班洪、班老、永班三个佤族部落之间盛产银矿,1934年1月,英国派军队侵占银矿。班洪、班老佤族首领胡玉禄、胡玉山、胡忠华等召集十七个佤族部落首领歃血为盟,奋起抵抗英军,保卫矿区。英军沿南滚河推进,焚烧班老寨,班老王胡玉禄率领全寨男女老少退据龙头山誓死不降。在当地傣族、汉族人民的支援下,击退英国侵略军,收复失地。1941年英国利用抗日战争面临危机之时,以封闭滇缅公路相威胁,以换文方式同中国政府在阿佤山划定一条有利于英国的边界线,即所谓的“1941年线”,但未能在这条线上实际堪界,树立界桩。在1961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甸政府同意把班洪、班老地区归还中国。

傣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891年英国组织两个“探险队”擅自侵入云南边疆傣族地区测绘地图,收集情报。一队沿伊洛瓦底江进入德宏地区。当英国探险队到盈江县干崖土司所属铜壁关西侧时,刚承袭干崖宣抚使的傣族土司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汉族民众阻止英国探险队的深入。与英国人对峙几个月后,击退英军。不甘心失败的英国军队再次侵入干崖,攻打天马、汉龙两关。刀安仁领导傣族人民奋起抵抗,将英国人驱逐出境。1898年英军侵犯大青树营盘,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景颇族等边境民众坚持抗击英军八年。使英国入侵德宏地区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保卫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一支英国“探险队”约500人,经阿瓦山、孟连、勐遮、勐海抵达允景洪。当他们到达孟连时,明目张胆地将英国国旗插在白鹤山上,并召集当地的傣族民众开会,鼓吹孟连如果归附英国,傣族人民就会有“好日子”过。爱国的傣族人民不理睬他们的胡言乱语,砍到了英国国旗以示抗议。探险队到勐遮、勐海时,傣族人民关门闭户,不卖任何食品给侵略者,拒绝他们进入村寨。他们到允景洪时,再次把英国国旗竖起来,利诱车里宣慰写投降书。他们的强盗行经立即遭到傣族人民的反抗。宣慰议事庭大臣都隆腊华严正警告英国人:车里是中国的领土,不准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随即下令,全境居民不得卖食物给擅自闯入的英国人吃,不准他们进入村寨,并把英国国旗给扯了下来。这些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西双版纳。当他们路过阿瓦山时,又遭到佤族人民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勒令他们全部下马,否则全部击毙,“探险队”的英国人只好乖乖的下马鼠窜而逃。

㈤ 云南历史文化名人有哪些

1、赵式铭(公元1873~1942年),字星海,号弢义,大理剑川人,白族,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诗人。2、袁嘉谷(公元1872~1937年),字树五,又字树圃,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袁嘉谷5岁时从父学了《大学》、《千子文》、《三字经》,并能解释字义。每次跟父亲出行游览名胜回来,都能背诵所见的楹联匾对。父亲喜藏书,家藏汲古阁本《汉书》,明本《骆临海集》、《曾南丰集》。此外还有清初本的《唐诗》、《宋诗抄》、《元诗选》、《明诗综》。当然,《国语》、《文选》、《通鉴》、朱子《小学》等书又是家中必备的。古代云南书籍,难得善本。而袁家却家藏“万卷”善本书,长于书香之家的袁嘉谷,从中获益很多。他被誉为“大魁天下”,状元的学问。
3、赵藩(1851年—1927年),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蝯仙,晚年号石禅(di1)老人。白族,云南省剑川县向湖村(又名水寨)北寨人(白语音为:bechuai-hou),云南省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4、王菘(公元1752~1837年),字伯高,号乐山,大理洱源人,白族。他当官讲学,编纂通志,是著名的经学大师。5、师范(公元1751~1811年),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大理弥渡人。师范知识渊博,多才多能。他重视教育,爱接纳名士,向他求学的人很多,请求校正文字的也很多。师范擅长文学,熟悉地理、水利、边防军事,著作有:《南诏征信录》三卷、《金华山樵集》二卷、《课余随笔》三卷、《雷音集》十二卷、《荫春书屋诗话》一卷、《小停云馆芝言》十册、《二余堂诗稿》。编辑、整理《历代诗文》六十卷、《国朝百二十余家古文抄》二百卷、《经史涂说》四十卷。6、钱沣(1740~1795)号南园,清乾隆年间考中进士后步入官场,一生高风亮节,刚正不阿,极富传奇性,被誉为清代知识分子的泰山北斗。 7、孙髯(?─1774年),字髯翁,号颐庵,是康乾之际昆明的一个寒士。幼年目睹科举考试的黑暗,愤然不再参与考试。他没有任一官半职,却关心国计民生,寻求根除昆明水患的良方。他虽是个诗赋名家,却不局限在艺术天地,还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为他们呼吁减租免税。他生活清苦,晚年不得不靠卖卜生活,有时还得断炊,但他坚毅乐观,傲然不屈,喜种梅花,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以佳作大观楼长联传世,被誉为“海内第一长联”,毛泽东赞评“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8、释担当 -- (1593~1673)明清之际诗人、画家、书法家。原名唐泰,字大来,号担当。昆明市晋宁县人。幼承家学,工诗文,13岁至17岁时,曾随父亲北上应选,先后到过南京、北京、临洮等地。拜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眉公等为师,听他们谈诗论画,眼界大开,加上他刻苦学习,在诗、书、画艺术上大有长进。回云南后,往来于鸡足山、点苍山之间,与文人名士相酬唱,诗画并茂。著有《?园集》、《橛庵草》、《罔措斋联语》、《拈花颂百咏》、《绍箕堂集》等。其书画在今晋宁县还有遗墨,经整理出版有《担当山水丹青》、《太平有象图》、《三驼图》、《书画合璧册》、《担当禅师诗、书、画册》等。 9、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白族,因世居大理太和苍山十八溪中,故号中溪,是明代云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幼时沉默寡言,喜爱苍洱风光,读书甚勤。嘉靖壬午年(1522)25岁时,考中云贵乡试第二名。丙戊(1526)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正直不阿,“以议礼忤权臣”而受排斥,出补江西,后“丁忧”回大理闲居。 10、杨慎(1488~1559) 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11、杨一清,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生于明代宗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云南安宁人。以“安定边疆驰骋诗坛”为主要功绩。12、兰茂,明初隐士,著有医典韵书,品行高洁。13、沐英:(1344年—1392年)字文英,安徽定远人,朱元璋养子。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其与傅友德、蓝玉率兵30万征云南。云南平定后,沐英留滇镇守,其镇滇10年间,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安定边疆。卒于任上,军民巷哭,追封黔宁王。后来其子进封黔国公。自沐英始至明亡,沐氏世袭统治云南,计12世16王(公),共264年。
14、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昆明人。明初入宫为宦官,赐姓郑。后从侍燕王朱棣,有功而被升为内宫监太监。世称"三保太监"。1405-1433年,郑和率27,800余人,分62艘宝船,先后七次下西洋,南至爪哇、西至波斯湾和红海、最远到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历经39个国家和地区,航程达10余万公里。此航海创举,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到达非洲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还早80多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00年。对中国的航海事业具有伟大的贡献。
15、徐霞客:(1587年—1641年),名弘祖,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为驰名世界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他抛弃仕途,情寄祖国名山大川,游历考察了今19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云南是其一生最后也是倾全力热情考察的省份。他1638年入滇,游历考察30余县。其考察情况以日记记录,经友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63万字,其中《滇游记》25万字,占全书40%,居各省之冠。突出的成果有:对岩石地貌分类比欧洲人早130年;论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破除了岷江是长江源头的旧说);《盘江考》查明了珠江源等。曲靖寥廓山公园有其雕像。

㈥ 佴姓的历史名人

古滇郡:两千多年前,滇池沿岸有过一个古老的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滇”,然而就在司马迁将她载入典籍后不久,滇国就销声匿迹了,它曾经达到鼎一时的艺术成就也再没有复兴过。关于这段历史,司马迁有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记载:大约在周显王三十年(壬午,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这个孤立的王国终于走到了终点,西汉朝元封二年(壬申,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大军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赐给了滇王一颗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这枚纯金铸就的夜郎王印(滇王印),在两千零六十五年后的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中。此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权利被郡守取代了,从此受制于汉王朝的郡县制度。
大理国:前称古滇国、夜郎国、叶榆州、南诏国。大理地区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围。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驯养家畜,从事采集、渔猎,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西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汉王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云南、邪龙、比苏四县,属益州郡管辖,从此大理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版图。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属永昌郡。蜀汉时期分属永昌、云南两郡。晋朝时分属宁州的永昌、云南两郡。南朝刘宋王朝时分属宁州的云南郡、东河阳郡、西河阳郡;南齐时期分属宁州的云南郡、东河阳郡、西河阳郡、永昌郡。隋朝时期属昆州。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洱海地区置有“八州十七县”,唐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改属姚州都督府。公元八世纪三十年代,洱海地区“六诏”中的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唐昭宗天复二年(壬戌,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宫廷政变,建立了大长和国,南诏亡。五代后唐天成二年(丁亥,公元927年),又先后建立了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后晋天福二年(丁酉,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南宋宝元年(癸丑,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南诏、大理国历唐、宋两朝,达五百余年,使云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奠定了祖国的西南边疆,推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元朝时期,云南政治中心东移昆明,元朝政府在大理地区设立了上下二万户府;元至元十一年(甲戌,公元1274年),改设路、府、州、县,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路、鹤庆路、威楚路和云龙甸军民府。明朝时期,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鹤庆府、蒙化府、永昌府、楚雄府。清朝时期,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丽江府、永昌府、蒙化直隶厅。民国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大理地区属滇西道。民国十八年(己巳,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省、县两级制,大理地区设祥云、弥渡、宾川、凤仪、蒙化、大理、永平、云龙、漾濞、邓川、洱源、剑川、鹤庆十三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云南省政府在大理、蒙化、鹤庆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2月1日,大理专员公署建立,辖下关、大理、凤仪、邓川、宾川、祥云、弥渡、蒙化、云县、缅宁、顺宁(凤庆)、永平、漾濞、云龙、洱源十五县市。1956年,云县、缅宁、顺宁三县划归临沧专区,丽江专区的鹤庆、剑川两县划归大理专区。1956年11月22日,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定为自治州首府。2000年止,大理白族自治州辖一市十一县,即: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西汉元封二年(壬申,公元前109年)在大理地区设叶榆县,直至南北朝叶榆县的建制一直未变。唐朝初期,洱海地区“六诏”中的蒙舍诏势力渐强,在唐朝支持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唐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南诏国都城由巍山迁至太和城(今大理苍山太和村附近),此后又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城西一带)。南诏与以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及大理国都城均定都于羊苴咩城。从公元八~十三世纪的唐宋五百多年间(从公元738年南诏国建立至公元1253年大理国覆灭),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大理国灭亡后,元朝政府仍然将云南政治中心设于大理。元至元十一年(甲戌,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始由大理迁至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第一大城,一直沿袭至今。 古滇堂:在现在的云南省境内,据说自古以来,有不少姓佴的人家,在不断繁衍滋长。云南古称滇,所以一直到现在, 佴氏家族世代相袭“古滇”堂号。
洱海堂:以望立堂,亦称叶榆堂、南诏堂、大理堂。

㈦ 大理弥渡有哪些旅游景点

密祉景区
密祉乡位于云南省中西部,东北与本县苴力、寅街两镇接壤,西南与巍山、南涧两县毗邻。国土面积平方公里。辖6个村委会、36个自然村、40个村民小组,2007年末总人口16236人,距县城30公里,海拔1800—3064米,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4.5℃—15.3℃,年降雨量850毫米,森林覆盖率达72.08%,居全州之首。
天生桥
天生桥位于弥渡县城东约4公里,距祥临高速公路1.5公里的万花溪中。天生桥景区地域614亩,整个景区由天生桥、东峙壁、西峙壁和龙潭构成。天生桥桥全长60米、高50米、桥孔最宽处23.5米,最高点11.5米,桥壁平均厚度13米。
铁柱庙
铁柱庙因“南诏铁柱”而得名。“南诏铁柱”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弥渡先民留存下来的珍贵遗产,是我国唐、南诏时期唯一留存下来的古铁柱实物。

文物古迹
截止到2013年共发现、调查、落实和清理各类文物项目475项(处、件)。其中,古城遗址5处,现有遗存2处,石棺葬6处,火葬群8处,名人墓5处,古建筑41处,碑刻84块,馆藏文物169件,古字画169件。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诏铁柱”,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遗址”、永增玉皇阁、白崖城遗址、金殿窝遗址等。

㈧ 二月八的彝族的二月八

在弥渡县西山,聚居着龙虎民族——彝族,共有六个村委会,二十多个自然村,加上西山脚一带的彝族村和彝汉杂居的村,共有彝族人口15000多人。西山彝族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共同欢度“二月八”这个节日。
到农历二月初八这天,西山彝族村寨的村民,杀鸡宰羊,而且要专程到弥渡街、新街、红岩街、寅街买菜,像备办年货一样的买东西。难怪许多汉族人说“二月八”是彝族过大年。
确实,彝族过“二月八”节十分隆重,与过大年没有什么两样。在“文革”前,二月八这天晚上,人们吃饱喝足之后,男人们趁着酒兴,女人和小孩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赶到打歌场。打歌场上,承头(备办打歌会的人)们早把大火烧着,备办好了糖酒和茶水。
打歌场上,人山人海。能歌善舞的彝族,围着大火,男女老少欢歌劲舞,人们尽情地唱啊,跳啊,度过美好的夜晚,一直跳到天亮太阳出,不知累,只知道高兴。
可惜,“二月八”晚上打歌的传统习俗,在“文革”中,作为“破四旧”而被革除了,二十多个村至今没有恢复。惟有清水沟东村和西村独树一帜,“二月八”打歌习俗一直未被破坏,“文革”中他们也坚持着,一直坚持到至今。不过,彝族“二月八”祭祖活动几百年都在延续着。
也就是清水沟东村,有着二月初七夜“偷土主”的习俗。据说清水沟东村人的祖先是巍山左木郎村人。二月七日晚上,该村要派比较精明的两个小伙子到左木郎村去“偷土主”。所谓“偷土主”,就是到左木郎村的神树下偷香根(点香剩下那一节小木棍)。偷回来时,天也亮了,已是二月初八日,全村的男人们迎接“土主”归来,并把香根——土主的象征,插在本村打歌场旁边的神树下,男人们围着神树踏歌,欢庆“祖先”回到自己的村里,回到自己的身边,保护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保护彝民们安居乐业。
还是回到各村的“二月八”节。二月初八的晚饭前,各户村民都到自己村的神树下祭祀祖先,然后回到自己家里的神龛前祭祀近祖先。祭祀完了,全家人才能喝酒吃肉、吃饭。
由此可见,西山彝族的“二月八”节,不是彝族过年,而是祭祀祖先的祭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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