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历史背景故事

⑴ 红十字会的来历和历史

红十字历史

19世纪中期，欧洲商业经济日益繁荣的各国，为了争夺市场，不断以兵戎相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各国的陆军医疗部门无力单独解决战地伤病兵员的救护和治疗问题。因此，一场血战之后，往往陈尸遍野，呻吟呼号，悲惨万状，不忍卒暗。有个名叫让.亨利.杜南(1828-19lO)的瑞士人，1859年6月25日在前往晋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途中，抵达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此时拿破仑皇帝正率法军和撤丁军为一方与奥地利陆军为另一方，为争夺伦巴第地区相继在马根塔和索尔弗利诺两地血战。索尔弗利诺之战，双方资亡四万多人，大批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烈日蒸晒，无人救护，状况十分凄惨。杜南目睹这一情景，出于对人的同情和怜悯，当即号召该地居民，同他一道组织起来，不分国籍的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前后达八天之久。
杜南回到日内瓦后，向公众讲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战地的经历。人们鼓励他写书激励世人的良知。事隔三年之后，杜南于1862年11月在日内瓦发表他的名著《索尔弗利诺回忆》一书。杜南在书中追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的所见所闻和救护伤兵的故事。在书的结尾中他建议；(1)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2)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研究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权益的国际公约。他积极向德、奥诸国的统治者进行游说，他的倡议获得了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热烈支持。于是，1863年2月9日，杜南和杜福尔将军、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和莫诺瓦两医生等一道，在日内瓦公共福利会辖下组成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人们常说的五入委员会；它的首任主席由杜福尔将军担任，社南是该国际委员会的秘书，红十字会就这样诞生了。到1880年，五人委员会正式易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倡议和敦促下，1863年10月26日到29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6个国家的36名代表参加的一次名叫预备会议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十项决议和三项建议，特别主张：
(1)在每个国家成立救护委员会，以便在战时协助'陆军’医疗队进行工作；
(2)平时开展训练男护士的工作；
(3)救护车、陆军医院和医护人员中立化；
(4)采用统一的识别标志，即白底红十字旗帜和臂章。
五人委员会特别是杜南坚持不懈地工作，说服欧洲各国派代表到日内瓦研究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团体权益的国际公约。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出面，于1864年8月8日到22日之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2位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会议几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五人委员会提出的公约草案，于8月22日正式签定《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第一次日内瓦公约。公约仅有十条条文，概括地将1863年预备会议通过的决议用国际公约的形式从法律上肯定了下来，也为关于战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树立了一个规范性的模式。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从此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
随后,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欧、亚、美三洲的主要国家相继成立了43个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也于1904年5月29日在上海诞生。到1987年4月已有145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正式加入了这个国际红十字运动。

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类别和使用

现行的1949年8月12日四项日内瓦公约，正式承认三种战地救护识别标志，即红十字、红新月、红狮与太阳。1982年，红狮与太阳标准被取消。武装部队医疗部门，在战地服务过程中，使用这类标志标明所属的医疗器材、人员、车辆、船只、飞行器、房舍等，都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不得随意受攻击。现将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一、红十字标志的由来和类别
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即红十字会)识别标志，始于1863年10月，采用“白底红十字的臂章体为伤兵救护团体志愿人员的识别标志”。随后的日内瓦公约更以具体化，明文指出红十字标志系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瑞士表示敬意，因为瑞士的日内瓦是红十字会的发祥地。由此可见，红十字标志与宗教迷信没有任何联系。
红十字标志通常是由五个大小相等的红色正方形拼合成。国际红十字的规章，对红十字标志本身的大小、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说明两条红色长方条成垂直相交，中心至各端的长短相等就行了。我们常见的红十字标志，因人地而异，规格不尽统一，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最好还是前述五个正方形投合的方式制作，比较合乎大家都赞同的标准。
1876年，正在同沙俄交战的土耳其政府通知瑞士联邦委会说，“红十字标志冒犯了该国土兵的宗教信仰，”该国陆军已采用红新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标明他们所使用的救护车。土耳其的体法，随后为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国家历仿效，它们也相继采用了红新月标志。
为什么红十字标志冒犯了土耳其士兵的宗教信仰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简略地回顾一小段世界史。在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西欧信奉基督教，各国的王公、贵族、传教士企图从回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和基督圣地，曾多次纠集教徒，前仆后继，进行十字军东征(最著名的有8次之多)，当时他仍所使用的旗帜就是以耶酥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作为标志。十字军东征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自此以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即视十字架为禁物，忌讳使用。这种思想情绪，自然而然地就反映在红十字标志的使用上来了。可是，象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这样一些伊斯兰教影响较强的国家，却没有采用红新月标志，仍沿用多数国家所使用的红十字标志。
红新月标志，有向左和向右弯曲两种形式，国际红十字一般采用向右弯曲的红新月。至于标志的大小规格，跟红十字标志一样，迄今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可以遵循。
伊朗从1923年起采用红狮与太阳作为该国红十字组织的标志。但伊朗革命后，于1980年7月4日正式通告国际红十字会，放弃使用红狮与太阳标志，改用红新月标志。因此，到1980年7月，1949年四项日内瓦公约所承认的三种红十字标志，实际上只存在红十字与红新月两种了。在报刊文章里，有时我们还见到“红十字组织使用三种不同标志”的说法，显然由于信息闭塞，已与事实不符了。
目前，在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标联合会协会的144个成员中，使用红十字标志的有119个，使用红新月标志的有24个，余下前苏联是同时使用两种标志的唯一红十字组织。
二、红十字标志的使用
按照1949年8月12日第一项日内瓦公约第44条的规定，红十字标志(红新月标志同样适用)具有保护和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指使用标志的人员、器材、车辆、机构等，是受到公约有关条款的保护；后者只是说明或表明使用标志的人员或某种东西，只是与红十字会有关系，或从属于红十字会，并不受公约的保护。红十字标志的使用，首先是军事当局的权限，特别是武装部队医疗部门的权限。据此，红十字标志的使用，一般应由有关军事当局授权，不得使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在战时，这种受权特别给予从事救护伤病员的军队医疗队，即它的人员在战地救护过程中可以佩戴红十字臂章；它的救护车、医院船、医疗飞机、医院等可以悬挂红十字旗帜；它的医疗器材可以贴上红十字标志；等等。交战双方应按公约给予保护，不得有违。但是，这些人员、器材、设施、机构等，一旦不再为战地伤病员服务，就不再受公约的保护；医院、救护车等如用于掩护或运送作战部队，那就构成违犯公约的行为了。
日内瓦公约参加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国内立法，明确规定了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方法。一般讲来，红十字会无权使用保护性质的标志，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根据国内立法的规定，使用红十字标志，当然这种使用不含有任何保护意义。国际红十字规定，各国红十字会会员、青少年会员、红十字会训练的急救员、卫生员等，均可佩戴红十字证章、肩章、领章、胸章、帽徽、别针等，最好在这类证章等的红十字标志周围镶饰些花纹，或铸刻上佩戴人员类别字样。标忠尤应尽量小些，不宜过大。红十字会全部占用的房舍，也可涂有红十字标志，或悬挂红十字旗帜；一部分占用的，只在占用部分的办公室悬挂红十字标志；如属红十字会所有而未占用的房舍，只能悬挂不带标志的会牌。其他如救护车、急救站等，如系红十字会所有并由红十字会在使用，也可涂上有或悬挂红十字标志。红十字会的出版物，或募捐时出售的物品，也可印上红十字标志。向灾民免费散发的救济品，也可印上红十字标志。运往国外的救济物资，贴上红十字标志，还可以得到减免运输费的优惠待遇，特别是紧急救济物资还能优先抢运。非红十字组织使用标志，事先须得到有关当局和红十字会的同意，不得自行其是。

⑵ 红十字的由来是什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由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等5人创建“五人委员会”发展而来的。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战役期间目睹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回国后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并主张大力发展国际公约从而为在战场上受伤的人以及救护人员和战地医院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

国际红十字会在1863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初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12个创始国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供不分彼此的救助。

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中日两国在台湾发生冲突，上海的《申报》与《字林西报》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

(2)红十字历史背景故事扩展阅读

“红十字”标志

该组织以白底红十字作为识别标志，采用了倒转的瑞士联邦国旗的颜色。1876年，土耳其与俄罗斯战争时，土耳其通知瑞士政府，红十字标志冒犯了该国穆斯林军队的信仰，因此，该国即改采用红新月标志。

这种单方面改变日内瓦公约条款的做法，是对红十字运动统一性的破坏。由于战争正在进行，考虑到救护伤兵的紧迫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暂时接受红新月标志，战争结束后，这个标志随终止使用。

可是，这样一来不少穆斯林国家公开表明支持土耳其，应该把“红新月”标志作为伊斯兰国家使用的标志。1929年召开的国际外交会议采取了妥协的做法，红新月从此与红十字在国际上取得了同等资格。

最近，为了“照顾”对“红十字”和“红新月”长期怀有抵触情绪的以色列人，《日内瓦公约》的192个缔约国在会议上通过了增加新的红水晶标志的附加协议书。伴随着“红水晶”标志的生效使用，以色列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指日可待，国际红十字运动正在走向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

2005年12月8日，在有192个成员国家参加的为期两天的国际会议上，《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获得通过，“红水晶”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第三个标志被推广。这个新的标志被认为不具有任何民族、宗教或者文化的内涵，因此那些不愿使用现有十字标志的社会团体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新的标志。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日内瓦公约》的192个缔约国代表在5日至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增加这一新的“红水晶”标志的附加议定书。该标志为钻石形状的红水晶，白底。

另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消息，选择这个设计是因为它不含有任何政治、宗教、文化或其它内涵。它将在各方面具有与现有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同样的作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相信新增标志将有助于强化其人道使命。

据悉，“十字”是基督教的标志，“星月”是伊斯兰教标志，而犹太教的标志即为“大卫盾”。“红大卫盾”为以色列全国性医疗组织标志。50多年来，以色列医疗组织由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为加入国际医疗组织而失去自己的传统标志，因此一直没有被接纳为国际红十字会运动成员。

对于使用现有标志存在问题而又等待承认的国家红十字会，新增标识可以使它们加入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成为正式会员，从而使该运动真正具有普遍性。国家红十字会如果有此愿望，并与政府达成共识，就可以在新增标志中合并使用现有标志。

⑶ 红十字创立的背景是什么

1863年，一位瑞士人在战争的驱使下揭开了历史的大幕，走到了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央，他就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瑞士银行家、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Dunant,1828一1910)。

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一个索尔弗利诺的村镇，法国和意大利撒丁王国与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激战过后，双方死伤4万多人，战场上尸横遍野，听着无人看护的伤病员在泥水里痛苦的哀号，看着野狗撕咬血泊里的尸体，路经此地的杜南心灵被深深震撼了，忘了自己的商业目的，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大笔现金，派佣人采购纱布、药品和其他物资，并四处奔走，动员当地妇女护理伤员。由他临时组成的战地救护小组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战士。索尔弗里诺的战场经历使他感到，无论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比如贫困人口，还是特定条件下的弱势群体比如伤兵，个体的力量甚至一个国家的力量都难以承担援助的重任，唯有全世界行动起来，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才成为可能。

在他的努力下，1863年，由5位知名日内瓦公民(包括杜南和日内瓦人享利·杜福儿将军Henry Dufour)组成的“伤兵救护委员会”宣告成立，它就是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第一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议决定把白底红十字作为这个救护伤员组织的标志(瑞士的国旗是红底白十字)，这就是现在的红十字会标志。随即，一个让亿万人感戴的国际法律—《万国红十字公约》，即人们现在所熟知的《日内瓦公约》诞生了。

⑷ 中国红十字会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中国红十字会是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成立的。一是西方红十字的“人道”理念传入中国后和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契合，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二是日俄战争引发的救护活动催生了中国红十字会。
国际红十字运动诞生后，首先于19世纪80年代传到我国台湾。1894年7月甲午海战后，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旅日侨胞孙实甫，由于长期在日本经商，习见日人深获红十字会之益，感受到红十字会活动对中国苦难群众的重要和必要，遂与志同道合者翻译国外红十字组织的章程，广为传播西方“人道”理念。孙实甫被认为是“中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西方红十字的“人道”理念和中国博爱爱人、行善积德的传统道德思想异曲同工，一经传播，很快得到社会认同，使国人逐渐认识到红十字会的重要性，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1904年2月（清光绪三十年），在我国东北旅顺口，日俄双方为争夺在中国的特权，爆发了日俄战争，数十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在旅顺的外国侨民都由本国政府或红十字会出面，接运撤离战区。宣布中立的清政府也派船接运中国同胞，遭到俄国的拒绝，船只不准入港。为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出于义愤，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和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为得到国际上的承认，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当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清政府得知后，立即予以承认，并拨白银10万两作经费（各地绅商及衙门也劝募20万两白银）。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早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是由中外合办、政府拨款资助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清政府灭亡。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1月，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1919年7月，加入红十字会协会。1933年，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后隶属内政部、军委会和行政院领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带领一部分人去了台湾，各地组织纷纷解体。秘书长胡兰生等七人，于1950年组成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政府决定：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搬迁北京，现有总会职工除不愿赴京者外，全部留用；总会所有资财要妥善保管，不得随意处理；将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房屋（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旧址）腾让出来，作为总会迁京后的会址

⑸ 中国红十字会有哪些历史事迹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3月10日的上海租界，当时名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在这期间在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中国红十字会缔造者是出生于茶商世家的商界和政界领袖沈敦和。沈敦和用红十字会的中立性作为盾牌，带人进入日俄交战地区救护被困在里面的中国平民百姓。沈敦和创建的红十字组织是由中国富人和生活在中国的著名西方人构成。这个新的红十字会在政府官员、中国精英分子、西方医务工作者支持下，在中国东北救援了超过25万人。
在日俄战争后，中国红十字会在成倍扩大，以提供和平时期的救济。救助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成了红十字会的新的工作。洪水、饥荒、火灾缠绕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除此之外，还有突然爆发的内战。这个时期，红十字医院分布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红十字组织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中国人渴望参与爱国活动，特别是一个“现代性”的国际组织。截止20世纪20年代，有超过300个红十字会在中国。
1906年清朝政府签署日内瓦公约，中国正式成为日内瓦公约成员国，1907年清政府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为“大清红十字会”，由吕海寰、盛宣怀担任第一、二任会长。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又改名“中国红十字会”，但迟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才加入现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第23个红十字会，并于1919年7月8日加入红十字联合会。在192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了其他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1906年，在旧金山发生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城市，造成了3,000人死亡。中国红十字会为旧金山捐献了20,000两白银。1923年，在日本东京发生了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派出救援队，捐献了折合20,000美元（1923年汇价）药品。1920年代——194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国民政府和上海商界联系紧密。1933年，当日本侵入山海关时，国民政府批准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将“中国红十字会”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现在台湾。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从日俄战争开始，经过军阀时期、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都在战场上救援了大量的伤患，并提供寻人、转信等服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带领部份人员随中华民国政府前往台湾继续运作。而留置中国大陆的红十字会组织则于1950年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合法红十字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香港红十字会、澳门红十字会则依照红十字运动的精神，分别于1997年及1999年脱离英国及葡萄牙红十字会，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其享有高度自治的分会。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在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方式建立前尤其重要，早期在未开放通邮时期，曾经负责转信、寻人的业务，随后两岸红十字会于1990年签署《金门协议》，协助遣返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客。两地发生重大灾变时，也互相透过红十字会象征性捐款，表达友善关切之意，著名例子如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时，9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孙爱明表示任何国际红十字会要捐助给台湾地震的款项和救灾物资，都必须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同意，甚至任何国家要援助台湾地震，也应征得中国红十字会允许方可援助，并以主权理由刁难俄罗斯等国救难队来台救助。
2008年，中国红基会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5.37亿元，是上年募集善款总额的9倍。其中，接受地震捐赠款物13.92亿元，“红十字天使计划”接受捐赠1.04亿元，“博爱助学计划”接受捐赠3695万元。2008年中国红基会的“红十字天使计划”和“博爱助学计划”两大公益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免费培训了400名乡村医生和100名乡村教师，资助患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失聪、下肢残疾等重症儿童和贫困肿瘤患者近7800名，资助107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向农村中小学捐建“红十字书库”556个。截至2008年底，中国红基会在全国累计援建的博爱卫生院（站）总数已达2194所，博爱学校194所，红十字书库1112套，受益人口已超过690万人。
2011年3月以来陆续曝光出的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郭美美事件、“大肚女孩”捐款延迟事件、总会领导每人配两辆豪车事件等，令红十字会与其他中国慈善组织接收捐款数额剧减。

⑹ 红十字历史背景简短

红十字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人道主义机构。根据《日内瓦公约》以及习惯国际法的规定，国际社会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独一无二的地位，保护国内和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受难者。这些受难者包括战伤者、战俘、难民、平民和其他非战斗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起源

直至19世纪中叶，对于伤亡人员，仍然缺乏一个有组织且健全的军队护理体系，也没有任何安全且受保护的机构来收容并治疗战场上的伤者。

1859年6月，一位名为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去意大利会见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希望与其探讨在当时法国占领的阿尔及利亚开展贸易时所遇到的困难。6月24日傍晚，当杜南先生途经一个叫索尔弗利诺的小镇时，他目睹了奥地利-撒丁交战的索尔弗利诺战役。仅仅一天之内，竟约有4万名交战双方的战士在战场上战死或受伤。亨利·杜南震惊于战争的可怕后果，受伤战士的痛苦以及几乎完全没有急救和基本护理的现实。他彻底放弃了原先旅行的目的并数天来完全投入到帮助救治和护理伤者的工作中。他动员当地百姓不带歧视地提供援助，成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救济援助规模。回到日内瓦的家中，杜南决定撰写一本名为“索尔弗利诺回忆录”的书，并于1862年自行出资出版。他将这本书送到整个欧洲主要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者手里。除了生动描述了他在1859年索尔弗利诺的亲身经历外，他还积极主张组建一个在战时帮助照顾受伤战士的国家志愿救济组织。此外，他也呼吁大力发展国际公约从而为在战场上受伤的人以及救护人员和战地医院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

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与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一起在日内瓦创建了“五人委员会”，作为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的调查委员会。他们的目的是分析杜南设想的可行性，召集国际会议并讨论这些设想的实施。这一委员会的成员，除杜南以外，分别是律师兼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主席古斯塔夫·穆瓦尼埃；具有丰富经验的战地外科医生路易·阿皮亚；阿皮亚的朋友兼同事，来自日内瓦保健和卫生协会的泰奥多尔·莫努瓦；还有一位知名的瑞士将军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八天之后，五人决定将委员会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63年10月26-29日，由委员会召集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以讨论如何制定改善战地医疗服务条件的可行措施。与会者共有36名：18名政府正式代表，6名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7名非正式外国代表，以及5名国际委员会成员。委派正式代表参会的国家和王国有：巴登、巴伐利亚、法国、大不列颠、汉诺威、黑森、意大利、荷兰、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萨克森、瑞典和西班牙。于1863年10月29日获得通过并载入会议最终决议的建议包括：

1、成立国家伤兵救护协会；
2、对伤兵的保护及其中立性；
3、在战地开展救护援助的志愿队伍的使用；
4、召集补充会议将这些理念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并且引入一个战场医务人员普遍使用的独一无二的保护性标志，即带有红十字的白色臂环。

仅仅一年之后，瑞士政府邀请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政府参加正式的外交会议。16个国家共派出26名代表来到日内瓦。1864年8月22日，大会通过了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 。12个国家和王国的代表签署了公约：巴登、比利时、丹麦、法国、黑森、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普鲁士、瑞士、西班牙和符腾堡。公约包含10项条款，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为武装冲突中的伤兵、战地医护人员和特定人道机构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再者，公约对国际委员会认可国家救助协会规定了2项具体要求：

1、国家协会必须为本国政府认可为符合公约的救助协会；
2、相应国家的政府必须为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

紧接着日内瓦公约的诞生，第一批国家协会在比利时、丹麦、法国、奥尔登堡、普鲁士和符腾堡成立。同样在1864年，路易·阿皮亚和一名来自荷兰部队的上尉查尔斯·范德费尔德成为在武装冲突中受红十字标志保护的第一批独立和中立的代表。照料战伤者国家救助协会的第一届国际会议于3年之后的1867年召开。

同样在1867年，由于在阿尔及利亚生意失败，亨利·杜南被迫宣布破产，部分原因是他在为国际委员会不知疲倦的工作中忽视了生意利益。围绕杜南生意来往的争论和由此产生的负面公众舆论，加上与古斯塔夫·穆瓦尼埃持续的矛盾，导致杜南被免去了委员会成员及秘书的职务。他被控欺诈破产并被通缉。因此，他被迫离开日内瓦并从此再没回过家乡。随后的几年中，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成立了国家协会。1876年，委员会采用了新的名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一正式名称沿用至今。5年之后，通过克拉拉·巴顿的努力，美国红十字会成立。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并实际上在武装冲突中予以遵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红十字运动在国际上广受尊重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国家红会日益成为志愿工作的场所。

1901年当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将这一奖项授予亨利·杜南和一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帕西。比获奖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道贺标志着亨利·杜南迟来的名誉恢复，也肯定了他在创立红十字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杜南9年后死于海登的一个瑞士小疗养所。他的长期对手古斯塔夫·穆瓦尼埃也于此前2个月去世，古斯塔夫是委员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

1906年，首次修改了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一年之后，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通过的海牙第十公约将日内瓦公约的范围扩大到海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及日内瓦第一公约通过50年之际，一战于1914年爆发的前夕，全世界已有45个国家救助协会。运动的范围超越了欧洲和北美洲并向中、南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墨西哥、秘鲁、萨尔瓦多、乌拉圭、委内瑞拉），亚洲（中华民国、日本、韩国、暹罗）和非洲（南非共和国）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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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红十字会有那些故事

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即红十字会)识别标志，始于年10月，采用“白底红十字的臂章体为伤兵救护团体志愿人员的识别标志”。随后的日内瓦公约更以具体化，明文指出红十字标志系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瑞士表示敬意，因为瑞士的日内瓦是红十字会的发祥地。由此可见，红十字标志与宗教迷信没有任何联系。
红十字标志通常是由五个大小相等的红色正方形拼合成。国际红十字的规章，对红十字标志本身的大小、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说明两条红色长方条成垂直相交，中心至各端的长短相等就行了。我们常见的红十字标志，因人地而异，规格不尽统一，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最好还是前述五个正方形投合的方式制作，比较合乎大家都赞同的标准。
1876年，正在同沙俄交战的土耳其政府通知瑞士联邦委会说，“红十字标志冒犯了该国土兵的宗教信仰，”该国陆军已采用红新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标明他们所使用的救护车。土耳其的体法，随后为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国家历仿效，它们也相继采用了红新月标志。
为什么红十字标志冒犯了土耳其士兵的宗教信仰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简略地回顾一小段世界史。在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西欧信奉基督教，各国的王公、贵族、传教士企图从回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和基督圣地，曾多次纠集教徒，前仆后继，进行十字军东征(最著名的有8次之多)，当时他仍所使用的旗帜就是以耶酥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作为标志。十字军东征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自此以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即视十字架为禁物，忌讳使用。这种思想情绪，自然而然地就反映在红十字标志的使用上来了。可是，象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这样一些伊斯兰教影响较强的国家，却没有采用红新月标志，仍沿用多数国家所使用的红十字标志。
红新月标志，有向左和向右弯曲两种形式，国际红十字一般采用向右弯曲的红新月。至于标志的大小规格，跟红十字标志一样，迄今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可以遵循。
伊朗从1923年起采用红狮与太阳作为该国红十字组织的标志。但伊朗革命后，于1980年7月4日正式通告国际红十字会，放弃使用红狮与太阳标志，改用红新月标志。因此，到1980年7月，1949年四项日内瓦公约所承认的三种红十字标志，实际上只存在红十字与红新月两种了。在报刊文章里，有时我们还见到“红十字组织使用三种不同标志”的说法，显然由于信息闭塞，已与事实不符了。
目前，在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标联合会协会的144个成员中，使用红十字标志的有119个，使用红新月标志的有24个，余下前苏联是同时使用两种标志的唯一红十字组织。
二、红十字标志的使用
按照1949年8月12日第一项日内瓦公约第44条的规定，红十字标志(红新月标志同样适用)具有保护和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指使用标志的人员、器材、车辆、机构等，是受到公约有关条款的保护；后者只是说明或表明使用标志的人员或某种东西，只是与红十字会有关系，或从属于红十字会，并不受公约的保护。红十字标志的使用，首先是军事当局的权限，特别是武装部队医疗部门的权限。据此，红十字标志的使用，一般应由有关军事当局授权，不得使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在战时，这种受权特别给予从事救护伤病员的军队医疗队，即它的人员在战地救护过程中可以佩戴红十字臂章；它的救护车、医院船、医疗飞机、医院等可以悬挂红十字旗帜；它的医疗器材可以贴上红十字标志；等等。交战双方应按公约给予保护，不得有违。但是，这些人员、器材、设施、机构等，一旦不再为战地伤病员服务，就不再受公约的保护；医院、救护车等如用于掩护或运送作战部队，那就构成违犯公约的行为了。
日内瓦公约参加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国内立法，明确规定了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方法。一般讲来，红十字会无权使用保护性质的标志，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根据国内立法的规定，使用红十字标志，当然这种使用不含有任何保护意义。国际红十字规定，各国红十字会会员、青少年会员、红十字会训练的急救员、卫生员等，均可佩戴红十字证章、肩章、领章、胸章、帽徽、别针等，最好在这类证章等的红十字标志周围镶饰些花纹，或铸刻上佩戴人员类别字样。标忠尤应尽量小些，不宜过大。红十字会全部占用的房舍，也可涂有红十字标志，或悬挂红十字旗帜；一部分占用的，只在占用部分的办公室悬挂红十字标志；如属红十字会所有而未占用的房舍，只能悬挂不带标志的会牌。其他如救护车、急救站等，如系红十字会所有并由红十字会在使用，也可涂上有或悬挂红十字标志。红十字会的出版物，或募捐时出售的物品，也可印上红十字标志。向灾民免费散发的救济品，也可印上红十字标志。运往国外的救济物资，贴上红十字标志，还可以得到减免运输费的优惠待遇，特别是紧急救济物资还能优先抢运。非红十字组织使用标志，事先须得到有关当局和红十字会的同意，不得自行其是。

⑻ 红十字会的来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1863年到近代的历史可分为四部分：红十字创建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红十字创建初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由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等5人创建“五人委员会”发展而来的。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战役期间目睹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回国后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并主张大力发展国际公约从而为在战场上受伤的人以及救护人员和战地医院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红十字总体而言——已得到充分发展。各国红十字会以从前难以想象的规模在后方提供急救队志愿者和更多支持，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工作范围扩展至保护战俘。

3、1918至1939年

1914-1918年冲突被描述为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红十字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维护和平上，它开始组织起来向那个方向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愈合不佳的伤口、经济灾难和民族主义的抬头导致了一些冲突的发生，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自己既要在欧洲开展工作，也要在遥远的地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展工作。它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不断攀升的国内冲突。

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拉丁美洲和数个中立的欧洲国家免遭战祸。在历史上，军用飞机使炮轰数百平方公里的敌区首次成为可能；平民中受害者的数目也首次超过了士兵受害者的数目。

从一开始，希特勒政权就发动了一场旨在征服斯拉夫民族并消灭所有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种族战争。国际人道法包含规制战俘待遇的规则（1929年7月27日的《日内瓦公约》），但不包括规制平民人口待遇的规则。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开展活动以保护和援助战俘，但它为某类平民——特别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平民——所开展的工作却是非常有限，甚至是不存在的。

(8)红十字历史背景故事扩展阅读

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及历史沿革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基础。一是西方红十字的“人道”理念传入中国后和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契合，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二是日俄战争引发的救护活动催生了中国红十字会。

国际红十字运动诞生后，首先于19世纪80年代传到我国台湾。1894年7月甲午海战后，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旅日侨胞孙实甫，由于长期在日本经商，习见日人深获红十字会之益，感受到红十字会活动对中国苦难群众的重要和必要，遂与志同道合者翻译国外红十字组织的章程，广为传播西方“人道”理念。

孙实甫被认为是“中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西方红十字的“人道”理念和中国博爱爱人、行善积德的传统道德思想异曲同工，一经传播，很快得到社会认同，使国人逐渐认识到红十字会的重要性，为中国红十字 会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1904年2月（清光绪三十年），在我国东北旅顺口，日俄双方为争夺在中国的特权，爆发了日俄战争，数十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在旅顺的外国侨民都由本国政府或红十字会出面，接运撤离战区。

宣布中立的清政府也派船接运中国同胞，遭到俄国的拒绝，船只不准入港。为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出于义愤，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和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

为得到国际上的承认，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当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

清政府得知后，立即予以承认，并拨白银10万两作经费（各地绅商及衙门也劝募20万两白银）。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早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是由中外合办、政府拨款资助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清政府灭亡。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1月，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1919年7月，加入红十字会协会。1933年，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后隶属内政部、军委会和行政院领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带领一部分人去了台湾，各地组织纷纷解体。秘书长胡兰生等七人，于1950年组成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政府决定：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搬迁北京，现有总会职工除不愿赴京者外，全部留用；总会所有资财要妥善保管，不得随意处理；将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22号房屋腾让出来，作为总会迁京后的会址。

1950年8月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实际为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事宜。会议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了改组报告，并亲笔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回顾中国红十字会艰难曲折的历程，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1904年诞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45年，和1950年改组后的50余年。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和坎坷历史，中国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始终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的境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悠久，功在人间”是对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历史恰如其分的评价。

⑼ 红十字会的故事

红十字会系由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成立。也因此，红十字会将他的生日5月8日订为“世界红十字日”，而红十字几乎成为图腾的标志，也是由他祖国瑞士的国旗颜色翻转而成。

亨利·杜南在1859年时路经意大利伦巴底，目睹奥地利、法国及撒丁王国军队在苏法利诺（Solferino）悲惨的战役，发现伤兵经常乏人照顾，情况凄惨，所以1862年自费出版了《苏法利诺的回忆》（A memory of Solferino / 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一书，希望唤起社会的注意，并且号召群众成立一个民间、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1863年，杜南与古斯塔·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 ）、吉勒姆-亨利·杜福尔 （Guillaume-Henri Dufour）、路易斯·阿皮亚（Louis Appai）及西奥多·莫诺瓦（Theodore Maunoir）一同成立了“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lief of the Wounded)，此即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滥觞。

1864年，此时红十字会运动已经扩散至欧洲12个国家，并于日内瓦首度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第一条日内瓦公约。

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于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并向外扩张至伊斯兰国家，但由于十字是基督教的宗教符号，伊斯兰教徒不愿意接受，1876年在奥斯曼帝国采用“红新月”标志，波斯帝国采用古老的狮子和太阳图案。1929年国际红十字会承认了这两个符号。伊朗霍梅尼政变取得政权后，废弃了红狮子会的符号，和其他伊斯兰教世界一样采用红新月会符号。国际红十字运动才于1986年改名为“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而红十字会联合会则于1991年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后来以色列要求采用红色犹太教符号，六角的“大卫之星”，没有被红十字会批准，因为怕此例一开，各种团体都会要求自己的五花八门符号，红十字会正在讨论准备采取一种国际通用的，没有宗教意义的红菱形符号。

红十字运动一百多年来，由于在战时及承平时机对人类社会都有卓著的贡献，所以共获得3次诺贝尔和平奖，加上创办人亨利·杜南于1901年获颁的诺贝尔和平奖，总计红十字会获得4次最高的和平殊荣。

红十字会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目的为推动“红十字运动”（或称“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类似组织，除了许多国家立法保障其特殊位阶外，于战时红十字也常与政府、军队紧密合作。

红十字会的“红十字”是一个专有标志，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红十字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非战时仅有各国红十字会或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可以使用，战时则作为战地医疗人员的保护标志，任何武装部队均不得攻击标志红十字的车辆、人员、设施，否则即为战犯。

此外，在台湾、大陆及香港，红十字标志也分别受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及《香港红十字会条例》的明文保护。
1859年4月，意法联军与奥地利的军队在索耳费里诺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双方伤亡惨重，尸横遍野。

这年6月，瑞士人杜南经过意大利卡斯蒂利奥内，一路上，他看到到处是腐烂发臭的尸体，心里不是滋味儿。更使难过的是，这个小镇上还有千名伤员，他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折了双腿，有的躺在干柴堆里呻吟着。

杜南虽然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里，但从小就对贫穷、遇难的人富有同情心。他来到一所住满病员的小学校，想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他一边给病员喂水、敷药、扎绷带，一边问：“战争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们为什么还呆在这里?”

伤病员听他这一问，有的唉声叹息，有的掩脸抽泣，有的破口大骂道：“那些当官的没有人性，我们为他们卖命打仗。现在见我们受伤不能打仗了，就扔下我们不管了!”

噢，原来如此!杜南为他们的遭遇而愤愤不平，于是就说：“请放心！当官的不管你们死活，我会帮助你们的!”他立刻跑出学校，来到教堂，说服教士，让他出钱出力，组织一支救护队。救护队员在杜南的领导下，为伤病员喂水喂饭，进行力所能及的各种护理，不少队员还自己掏钱买来了药品，为伤病员治疗……

回到日内瓦后，杜南写了一篇回忆录，描述了伤病员在战场上悲惨的遭遇，向世界发出呼吁，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志愿救护伤兵组织，建议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各国志愿者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地位的国际公约。

但是，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必须得到各个大国的支持和同意。杜南立刻给各国元首写信，并亲自四处奔波，到各国去宣传。他的主张，得到了各国元首的广泛支持。

1863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了成立协会的筹备会议，由16个国家的36名代表参加。第二年8月8日，由瑞士发起，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正式签订了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瑞士的杜福尔将军出任首任主席，杜南担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