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历史人物

A. 宋仁宗时期有哪些名人

男人：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

女人：刘太后、曹皇后、杨太妃、张美人。

B. 请问谁知道宋仁宗赵祯时的皇史

仁宗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国母之争：生死两皇后

安排了生母后事，仁宗表面上并未过分追究刘后及其亲属，这大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银匠龚美，只可惜在刘氏册封皇太后之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刘从德便是其长子，太后此举无疑有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王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佑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名臣之悲：范仲淹与狄青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庆历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佑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佑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回答者：rengzheng - 举人 四级 7-7 16:22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1 个人评价 其他回答共 3 条 宋仁宗，名赵祯(公元1010一1063年)，原名受益。真宗第6子。真宗病死后继位。在位42年，病死，终年54岁，葬于永昭陵(今河南省巩县西南孝义堡)。 赵祯，先后封为寿春王、异王。真宗病危时被立为太子。真宗于公元1022年2月病死，他于同月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圣”。 赵桢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较检点。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赵桢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赵桢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还有一次，赵祯早晨醒来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我肚子饿得很，睡不着想吃烧羊。”近侍问道：“陛下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办？”赵祯说：“我如果一开口，下面就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去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的好。” 谏官王素曾劝谏赵桢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一天，赵桢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赵祯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赵祯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赵祯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赵祯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赵祯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赵祯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另一方面，仁宗在位期间，土地兼并逐渐严重，官吏、军队人数和俸饷大大增加，冗官、冗兵、冗费严重，国家财政空虚。西夏和辽不断进攻，他又屈辱求和，分别以纳岁币或增纳岁币屈服于夏、辽。统治集团内部又矛盾重重，人民起义不断爆发。为了挽救危机，他任用范仲淹为副宰相，负责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由于皇亲国戚、贵族大臣的激烈反对，赵祯又罢免了范仲淹，使新政没能实现，逐渐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公元1063年3月辛未日，赵祯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赵祯死后的庙号为仁宗。 回答者：峎_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7-7 16:20 宋仁宗，名赵祯(公元1010一1063年)，原名受益。真宗第6子。真宗病死后继位。在位42年，病死，终年54岁，葬于永昭陵(今河南省巩县西南孝义堡)。 赵祯，先后封为寿春王、异

C. 宋仁宗时期名人及历史

有：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苏辙、司马光等。

1、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

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2、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3、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苏辙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

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5、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D. 宋仁宗初期大事件，以及名人。

宋仁宗赵祯 分类： 历代帝王 2011-01-17 11:21

生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初名受益
卒年：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
父亲：宋真宗赵恒母亲：李宸妃
配偶：郭皇后，曹皇后，张贵妃
兄弟：五个哥哥均早亡子女：三子（均早亡）十三女
陵墓：永昭陵（河南巩义）庙号：仁宗
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年号：
天圣（1023年正月－1032年十一月，共10年）
明道（1032年十一月－1033年十二月，共2年）
景祐（1034年正月－1038年十一月，共5年）
宝元（1038年十一月－1040年二月，共3年）
康定（1040年二月－1041年十一月，共2年）
庆历（1041年十一月－1048年十二月，共8年）
皇祐（1049年正月－1054年三月，共6年）
至和（1054年三月－1056年九月，共3年）
嘉祐（1056年九月－1063年十二月，共8年）
年表：
1016年（6岁），封寿春郡王。
1018年（9岁），封升王，立为太子，赐名赵祯。
1022年（13岁），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
1024年（15岁），交子由官府发行，此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1029年（20岁），真宗敕造的玉清昭应宫失火毁掉。
1033年（24岁），刘太后死，始亲政。
1043年（34岁），开始推行“庆历新政”。
1044年（35岁），宋与西夏订立和议，“岁赐”以银、绢、茶。
1059年（50岁），王安石上万言书，陈述变法主张。
1063年（54岁），病死，在位42年（宋朝最长），侄赵曙即位。
典故：
【狸猫换太子】清代小说《七侠五义》里叙述，宋真宗的两位妃子刘氏、李氏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李氏本是刘妃的侍女，得真宗临幸而孕，生下男婴。真宗中年得子，喜出望外，将其交与刘妃抚养。后来，孩子逐渐长大，被立为太子。但是在他继承皇位之前，生母李氏病故。而当已成为皇太后的刘妃死后，皇帝才得知真相。
【奉旨填词】儒宦世家子弟柳永，擅长填词，佳句颇多，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情自古伤离别”等，音律谐婉，情景交融，因而深受追捧，以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他于景祐年间中进士后，有人向仁宗举荐柳永做官。仁宗觉得放荡不羁的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为好，于是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最后竟由群妓合金而葬。
史事：
【垂帘听政】宋代有八位摄政皇后，而第一位垂帘听政的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刘皇后。这位刘皇后名叫刘娥，出身贫寒，十几岁时嫁给银匠龚美。夫妻二人在京城做生意遭遇困顿，龚美便把刘氏卖掉。当时还是襄王的赵元侃，把聪慧貌美的刘氏纳为侍妾。襄王成为皇帝后，刘氏也成为德妃，因为生性机敏，深得信任。郭皇后去世之后，刘妃被册立为皇后。精明能干的她，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病情恶化，留下遗诏：由刘皇后在仁宗成年之前代为处理军国大事。适逢吕夷简为相，处事稳妥，国势平和。明道元年（1032年），仁宗生母亡故，刘皇后准备简葬，吕夷简反对并劝告：“若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刘皇后终于接受。
【交子发行】最初的交子是一种初具货币流通职能的活期存款单，由商人私营的“交子铺”发行。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张咏知益州时，见交子市场“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加以整顿。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知益州时，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设置“益州交子务”。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峡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交子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废后风波】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时，本来喜欢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皇太后刘娥却要求他册立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为皇后。明道二年（1033年），刘娥去世。失去了靠山的郭皇后，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处处与嫔妃争风吃醋，还在一次纠缠中抓伤了前来劝架的仁宗。本来就不太喜欢郭皇后的仁宗，马上就爆发了，不顾几位老臣的劝诫，以没有子嗣为由，废掉了郭皇后，创下了宋朝历史上又一个第一。
【庆历新政】仁宗即位后，宋朝面临着官僚膨胀的局面，加上连年对外作战，出现了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期达到“兴致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施行新政。如：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更定科举法，科举取士“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在陆续施行的过程中，遭到他们的阻挠。反对派的谤议愈来愈甚，甚至诬蔑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仁宗对改革失去信心，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宋夏和议】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北宋与西夏之间开始战火不断。西夏虽然胜多负少，但是因为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于是主动寻求议和。庆历七年（1047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西夏向宋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岁赐绢13万疋、银5万两、茶2万斤。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双方维持了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
【仁政广施】仁宗在位42年，始终推行宽容稳妥的政策，虽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变革、大事件，但是留下了许多永垂青史的佳话。仁宗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不仅能够约束自己，而且同样要求后宫嫔妃节俭为本。仁宗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当时担任监察御史的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是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仁宗对读书人非常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苏辙参加进士考试时，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恶意诽谤，建议治罪。仁宗却说：“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大学》有言：“为人君，止于仁。”历代统治者都把“仁政”作为最高理想，但是在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被冠以“仁”字。所以，当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洛阳焚烧纸钱的烟雾，以至天日无光。两宋之际，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图）下手，“唯昭陵如故”。

E. 宋仁宗赵祯被称为是最清廉的皇帝，他的清廉体现在哪里

宋仁宗是个仁厚宽容的皇帝，知人善用，虚心纳谏。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他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因赵恒所宠信的美人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无子，赵恒便对外声称赵受益为刘氏所生。

F. 宋真宗、仁宗时代有那些名人

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像这麼豪迈潇洒的气慨，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出来的。它来自一颗被百般淬炼的灵魂。或许，您也耳闻过他的鼎鼎大名，不错，他就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大文豪－－苏轼。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户姓苏的人家。也许是老天的「情有独钟」吧？这小小一户人家，竟然接连出了三位大文学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和东坡先生一样，也都各有一片文学的天空。一门三杰，传为文坛佳话。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这位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年纪轻轻的苏东坡，也不得不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那年，苏东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赏的眼神」中，展现了另一种才华。神宗时候，宰相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认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见不合，闹得几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苏东坡懒得做无谓的争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东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页。他深情写著：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苏东坡毫无保留的显露出诗酒风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游山玩水，遍赏杭州美景，他更纳了侍妾「朝云」，陪伴他共赴未来的坎坷。苏东坡忠君爱国的心志非常强烈。只要看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诗文当中表现出来，终於为自己撒下悲痛的种子，伏下了日后贬谪奔波的命运。杭州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腾下来，东坡已经四十四岁。湖州到任还不到三个月，苏东坡就因为「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一场文字冤狱，史称「乌台诗案」。原因是有人为了抹黑他，故意把苏东坡所写的诗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苏东坡被关进牢后，在身心俱受挫折当中，并没有被击倒。他从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锋芒，那一些嬉笑怒骂，容易得罪人的锐气消失了。一种英华内敛、明净成熟的旷达胸襟，终於慢慢形成了。狱中百余日，苏东坡脱胎换骨。从此，现实的悲苦，难不倒他。从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狱中走出来，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际遇可以雕塑历史巨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一桩冤狱的折磨，我们可能看不到那样旷达的人生态度，看不到文学史上顶尖的杰作。出狱以后，东坡被发放到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相当於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职位虽然低微，四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却逆来顺受，因为，他的人生观已经超越世俗了。黄州五年，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捩点。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东坡抚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气。他的作品风格，也在忧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转变。也因为有了高旷的人生境界，苏东坡虽穷，却不苦。他脚穿便鞋，头带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贬谪流放的郁闷，留给那些想不开的人吧！苏东坡早就打定主义，要面对现实，快乐的活下去。因为，一切都不算是苦，只是人生的一种历练而已。宋神宗元丰七年，苏东坡离开了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於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东坡的幼儿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苏东坡上书请求暂时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费已尽，希望可以不去，结果批准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哲宗登基后，秉承神宗爱才的心情，对苏东坡礼遇有加。

短短一两年之间，苏东坡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直上礼部尚书。这是他宦海一生的高潮。可惜好景不常。为了替百姓谋福利，苏东坡仍不时与人发生冲突。在火爆的政治气氛中，外调的念头再度升起。五十四岁这年，朝廷批下公文，准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杭州太守。阔别十六年，苏东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对老长官的再度光临，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才刚到任，苏东坡就为天灾人祸忙得不可开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项重大建设，那就是在西湖筑堤，世人称为苏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当的贡献。后来，由於皇太后（英宗皇后）的眷顾，特别召他回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颖州。东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时才结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大赦的次年，东坡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书中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和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多条属于科技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中还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著有关于农业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书。

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在光学方面，他对中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 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 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 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仁宗（赵祯）大事：南蛮叛乱、交趾之乱、庆历新政、包公、狄青

G. 历史问题，赵祯的一生。

宋仁宗赵祯
仁宗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国母之争：生死两皇后

安排了生母后事，仁宗表面上并未过分追究刘后及其亲属，这大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银匠龚美，只可惜在刘氏册封皇太后之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刘从德便是其长子，太后此举无疑有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王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佑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名臣之悲：范仲淹与狄青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庆历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佑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佑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H. 宋仁宗赵祯的生平

赵受益（后改名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1010年5月30日）[6]，他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 因赵恒所宠信的美人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无子，赵恒便对外声称赵受益为刘氏所生。

天禧二年（1018年），赵受益进封升王。同年九月丁卯日（1018年10月19日），赵受益被册封为皇太子，赐名赵祯。

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逝世。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刘氏（章献明肃皇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才开始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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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猫换太子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小说《三侠五义》里有一种“狸猫换太子”的说法，认为刘氏、李氏在宋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工于心计的刘氏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氏立为皇后。

后来，天怒人怨，刘氏所生之子夭折，而李氏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宋仁宗赵祯。在包拯的帮助下，赵祯得知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氏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演绎，赵祯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关于“赵祯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这一问题，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赵祯是李氏所生。

I. 宋仁宗时期的宰相是哪几位

共23位，分别：王钦若、丁谓、冯拯、王曾、李迪、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王随、陈尧佐、章得象、晏殊、杜衍、贾昌朝、陈执中、文彦博、 宋庠、庞籍、 梁适、刘沆、韩琦、曾公亮、 富弼 。

1、王钦若

王钦若（962年—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北宋初期奸臣，五鬼之一。宋真宗时期官至宰相、主和派代表。

王钦若为淳化三年（992年）进士甲科及第。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太常丞、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刑部侍郎等职。澶渊之战时，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与宰相寇准对立，出判天雄军。

大中祥符初年，为迎合宋真宗仙道需求，伪造天书，争献符瑞，封禅泰山。累官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他二度为相，被时人称为“瘿相”。

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病逝，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穆”。因主导编纂《册府元龟》而知名。

2、丁谓

丁谓（公元966~公元1037），字谓之，后更字公言，两浙路苏州府长洲县人，祖籍河北。北宋宰相、奸臣。

与王钦若等人并称为五鬼。先后任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封晋国公。前后共在相位七年。

丁氏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祖父丁守节，与范仲淹曾祖范梦龄同是吴越国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的幕僚，任节度推官，遂为长洲人。

通籍后官运亨通，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工部员外郎、三司盐铁副使。大中祥符元年（1008），召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加枢密直学士。后历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工、刑、兵三部尚书。

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丁谓以参知政事身份任平江军节度使，衣锦归里，“建节本镇，一时为荣”。

离京时，宋真宗特赐御诗七言四韵和五言十韵，“尤为盛事”。天禧初（1017），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不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平章事兼太子少师。

乾兴元年（1022），封为晋国公。丁谓任苏州军节度使时，宋真宗曾为他在苏城西南横山吴王拜郊台后丁家山下建造过第宅。又，蓝家巷（今钮家巷）原有丁晋公庙。

因作恶太多，丁谓最后被罢相，贬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参军，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弟弟全部被降黜。

抄没家产时，从他家中搜得各地的贿赂物品，不可胜纪。景祐四年（1037）闰四月，卒于光州，归葬苏州城西华山习嘉原。

3、冯拯

冯拯，字道济，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历知数州。

真宗咸平四年自枢密直学士迁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德二年拜参知政事。以疾罢。大中祥符四年知河南府。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出知陈州。

天禧四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进左仆射。仁宗天圣元年罢相，出判河南府（同上书），卒，年六十六。谥文懿。《宋史》卷二八五有传。

4、王曾

王曾（978年12月27日—1038年12月12日），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北宋名相。

王曾少年孤苦，善作文辞。咸平年间，王曾连中三元（发解试、省试、殿试皆第一），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累官吏部侍郎，两拜参知政事。

曾规谏宋真宗造天书、修宫殿之事。宋仁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计智逐丁谓，朝廷倚以为重。后罢知青州。

景祐元年（1034年），召入为枢密使，次年再次拜相，封沂国公。因与吕夷简不和，一同被罢免，王曾出判郓州。

宝元元年（1038年），王曾在郓州去世，年六十一。获赠侍中，谥号“文正”。有《王文正公笔录》。

5、李迪

李迪（971年－1047年 ），字复古，先祖为赵郡人，后迁家至濮州（今山东鄄城旧城）。北宋名臣、诗人。

景德二年（1005年），李迪状元及第，历任通判、知州、知制诰、节度使等职，多次出入内外，两度官至宰相。晚年以太子太傅致仕。

庆历七年（1047年），李迪去世，年七十七。追赠司空、侍中，谥号“文定”，仁宗亲题其碑首为“遗直之碑”。《全宋诗》录其诗，《全宋文》录有其文。

6、张知白

张知白（？－1028年），字用晦。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北宋宰相。

端拱二年（989年）进士，历任龙图阁待制、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等。后知剑、邓、青三州等职务。又官河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节度判官。

咸平年间上疏，真宗召试舍人院，权授右正言。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节俭，“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天圣六年（1028年），卒于任上。赠太傅、中书令，谥文节。

7、 张士逊

张士逊（964年—1049年），字顺之，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一说故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人。北宋政治人物、诗人。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举进士第，为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主簿，除射洪（今属四川）令，历江南、广东、河北转运使、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康定元年（1040）拜太傅，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致仕。皇祐元年（1049）卒，年八十六，谥文懿。张士逊曾经活跃于北宋政坛，在真宗、仁宗二朝三次拜相。

8、吕夷简

吕夷简（978年－1044年10月3日），字坦夫。淮南路寿州（今安徽凤台）人，祖籍京东路莱州（今属山东）。北宋政治家，太子太师吕蒙正之侄、光禄寺丞吕蒙亨之子。

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登进士第，初补绛州军事推官。后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宋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职参知政事。

天圣六年（1028年），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明道二年（1033年）罢相，不久复职。景祐二年（1035年），加右仆射，封申国公。

次年，因与王曾争事，二人同时罢相。康定元年（1040年）再次拜相。庆历元年（1041年），徙封许国公，兼枢密使。其后因病以太尉致仕。

庆历四年（1044年）去世，年六十六。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嘉祐八年（1063年），配享仁宗庙庭。宝庆二年（1226年），绘像于昭勋阁，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吕夷简辅佐年少的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北宋社会诸多矛盾，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宋代名相之一。原有文集二十卷，今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十一首。

9、王随

王随（约975~1039年），字子正，北宋河阳（河南孟县）人。宋真宗时，以给事中知杭州，往兴教寺谒小寿禅师，机语契合，竟明大法。

曾为长水子璇禅师之首楞严义疏注经作序，并删次《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为《传灯玉英集》十五卷行世。宋仁宗明道年间，出任宰相(也有史书作“丞相”)。临终书偈而逝。

10、陈尧佐

陈尧佐（963年—1044年10月26日 ），字希元，号知余子。阆州阆中人。北宋宰相、水利专家、书法家、诗人，左谏议大夫陈省华次子、枢密使陈尧叟之弟、天雄节度使陈尧咨之兄。

端拱元年（988年），陈尧佐进士及第，授魏县、中牟县尉。咸平初年，任潮州通判。历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景祐四年（1037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康定元年（1040年），以太子太师致仕。庆历四年（1044年），陈尧佐去世，年八十二。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惠” 。

11、章得象

章得象（978~1048年），字希言，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

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及第，授大理寺评事，知玉山县，拜大理寺丞等。天圣四年，迁翰林学士承旨。景祐三年，同知枢密院事、户部侍郎。

宝元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八年（1048年），去世，赠太尉兼侍中，谥号文宪。皇祐年间，改谥文简，著有《章文简公诗集》等。

12、晏殊

晏殊（991年—1055年2月27日 ），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

13、杜衍

杜衍（978年—1057年3月17日），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名臣，唐朝名相杜佑之后。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杜衍登进士第，补扬州观察推官，历知乾、扬、天雄、永兴、并等州军，以善于治狱闻名。

宋仁宗特召其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历任知审官院、知永兴军、枢密使等职。庆历四年（1044年），拜同平章事，支持“庆历新政”，为相百日而罢，出知兖州。

庆历七年（1047年），以太子少师致仕，累加至太子太师，封祁国公。杜衍寓居南都十年后，于嘉祐二年（1057年）去世，年八十。获赠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

14、贾昌朝

贾昌朝（997年—1065年），字子明。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北宋宰相、训诂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赐同进士出身，任为国子监说书。宋仁宗朝，历任天章阁侍讲、参知政事、枢密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等职。

官至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封魏国公。治平二年（1065年）去世，年六十八。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元”。宋英宗亲题其墓碑为“大儒元老之碑”。

15、 陈执中

陈执中（990-1059），字昭誉，参知政事陈恕之子，北宋洪州南昌（今属江西）人。真宗时以父荫为秘书省正字。累迁卫尉寺丞，知梧州。

后历知江宁府、扬州、永兴军。仁宗宝元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庆历元年出知青州，改永兴军。四年，召拜参知政事。五年，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皇祐元年出知陈州。五年，再入相。至和二年充镇海军节度使判亳州。逾年辞节，以司徒致仕。嘉祐四年卒，年七十。谥恭。

16、文彦博

文彦博（1006年10月23日－1097年6月16日），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

天圣五年（1027年），文彦博进士及第，历任殿中侍御史、转运副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因讨平王则起义之功，升任同平章事（宰相）。

皇祐三年（1051年）被劾罢相，出知许、青、永兴等州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相。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等地，封潞国公。

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极论市易法“损国体、惹民怨”，出判大名、河南府，累加至太尉。元丰六年（1083年）以太师致仕。宋哲宗即位后，经宰相司马光举荐，起授平章军国重事。元祐五年（1090年），再次致仕。

绍圣四年（1097年），降授太子少保，同年去世，年九十二。

17、 宋庠

宋庠（xiáng）（996年—1066年），初名郊，字伯庠，入仕后改名庠，更字公序。北宋文学家，工部尚书宋祁之兄。开封府雍丘县双塔乡（今河南商丘民权县双塔乡）人。

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宋庠状元及第，成为“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均第一）之人。官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以司空、郑国公致仕。

治平三年（1066年），宋庠去世，年七十一。追赠太尉兼侍中，谥号“元献”（一作元宪），英宗亲题其碑首为“忠规德范之碑”。

18、庞籍

庞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北宋宰相。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任黄州司理参军，深得知州夏竦的赞许，认为庞籍极具宰相之才，他日必成大器。

不久庞籍又先后升任为江州军事判官，开封府司法参军，刑部详复官，群牧判官，大理寺丞，殿中侍御史，累迁至枢密副使、枢密使、太子太保等，封颖国公。

庞籍不仅与韩琦、范仲淹等人交好，还提携了司马光、狄青等人。

嘉佑八年（1063年），庞籍去世，年七十六。追赠司空、侍中，谥号“庄敏”。

19、 梁适

梁适，字仲贤，公元1000年（宋咸平三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其父梁颢为翰林大学士，以父荫为官。虽然“状元父子”双双早逝，仲贤却带领家族走向繁盛。

称“忠孝三梁”(梁颢，梁固，梁适)，可与“文情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比肩。

宋代，是东原梁氏家族最为显赫之时，其族人居朝为官宦者颇多，当时就有着“满堂笏，梁半朝”之称，与东汉时期梁统家族一样辉煌盛名。

20、刘沆

刘沆，今江西省永新县埠前镇三门前人。北宋至道元年（995年）九月十八日生。天圣八年（1030年）刘沆进士及第，名列第二。

宋仁宗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共7年，“自进士设科，擢高第至宰相者，吉郡以沆为首”，在位以“长于吏事”著称。

21、韩琦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 ），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

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与富弼齐名，并称“富韩” 。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宋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宋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

22、曾公亮

曾公亮（999年－1078年2月27日），字明仲，号乐正，汉族，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刑部郎中曾会次子。

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登进士第，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同平章事等，累封鲁国公。

卒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23、 富弼

富弼（1004年2月13日 —1083年8月8日），字彦国。洛阳人。北宋名相、文学家。

天圣八年（1030年），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1042年）出使辽国，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

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至和二年（1055年）拜相。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曾劝宋神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熙宁二年（1069年），再度为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亳州。拒不执行青苗法，声称“新法，臣所不知”。后以司空、韩国公致仕，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

元丰六年（1083年），富弼去世，年八十。累赠太师，谥号“文忠”。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宋朝宰相

J. 宋仁宗赵祯是什么人物

宋仁宗赵祯是复宋朝第四位皇制帝，在位时间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就连乾隆皇帝，也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