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庄桥

Ⅰ 慈溪的历史功绩

如果是浙江慈溪，请看下面：
因治南有溪，东汉董黯“母慈子孝”传说而得名。

唐开元以前
慈溪历史悠久。
据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测定，远在公元前约5000年前之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活动。
春秋时属越，并吴后置句章城，为句章地。战国时楚灭越，又属楚。秦灭六国，推行郡县制，置句章县，属会稽郡，县治在城山渡（今余姚市河姆渡东5里），历两汉、三国不变。东汉并曾为会稽东部都尉治。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孙恩起义军由海道入浃口，句章城为所残破，遂迁治小溪（今鄞州鄞江桥）。隋开皇九年（589），省余姚、鄞、3县入句章县。
唐武德四（621），废句章县，析置鄞州、姚州。七年，废姚州仍为余姚县。八年，废鄞州，复县，属越州。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置句章县至唐武德四年废，凡842年，慈溪地域归其属。
此后百余年，先后属鄞州和县。现境姚北部分，自秦汉至唐初，先后属余姚县、姚州、余姚县。
春秋时属越，秦代设县，古称“句章”，至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始称慈溪，县治在今之慈城。
1954年行政区域调整，现市境为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的北部组成（俗称“三北”）。
唐开元至解放初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经唐初百余年之休养生息，浙东州县户口日繁，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浣奏请分县为慈溪、奉化、翁山（今定海）、?县4县，并分越州别立明州以辖之，明、越均隶江南东道。此为慈溪设县之始。县治设今宁波市之慈城镇。县名据《延四明志》载：“汉句章董黯，母尝婴疾，喜大隐溪水，不以时得。于是筑室溪旁，以便日汲。溪在今县南一舍。故以慈名溪，又以溪名县”。天宝元年（742），改明州为余姚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明州，慈溪县历为所属。同年，江南东道下分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慈溪县隶浙江东道。五代梁开平三年（909），明州刺史黄晟卒，钱?奄有其地，置节度使，设明州望海军，慈溪属明州望海军，隶吴越国。
北宋建隆元年（960），改明州望海军为明州奉国军。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归宋，国除。太宗平诸国后，因唐之旧置13道，慈溪县隶属江南东道明州奉国军。淳化五年（994）罢道。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15路。天圣八年（1030）增为18路。元丰中（1078～1085）又析为23路。慈溪县历属明州，隶两浙东路。南宋绍兴二年（1132），复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慈溪属明州，隶两浙东路。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明年，改元庆元，以明州为宁宗潜邸，遂以年号为名，升明州为庆元府，慈溪县属之，仍隶两浙东路。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于庆元府置宣慰司。十四年改庆元路总管府。大德六年（1302），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自婺州（今金华）移庆元，慈溪县属江浙行省浙东道宣慰司。元末，庆元路为方国珍所据。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降方国珍，改庆元路为明州府，隶浙江行中书省。明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避“明”国号讳，改明州府为宁波府。永乐十六年（1418），慈溪失县印，恐为歹徒所得，请于朝，诏更铸，改溪从谷，遂改慈溪为慈溪，仍属宁波府，隶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清初，改浙江布政使司为浙江省，省县之间设4道。慈溪县属宁波府，隶浙江省宁绍台道。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宁波，曾一度改宁波府为宁波署。
民国元年（1912），废府，慈溪直属浙江省军政府。3年，于清宁绍台道范围置会稽道，道尹行政公署驻鄞县，慈溪县隶属浙江省会稽道。16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废道制，慈溪直属浙江省政府。21年，浙江省设行政督察区，慈溪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鄞县。24年后，又历属第六行政督察区（24～35年，专员公署驻鄞县）、第三行政督察区（36～37年，专员公署驻余姚）、第二行政督察区（37年4月以后，专员公署驻余姚）。
1949年5月24日，慈溪县治孝中镇（今宁波慈城镇）解放。6月5日，浙江省第二区专员公署在宁波成立。10月改称宁波专员公署，慈溪属宁波专员公署。
1954年以后
1954年10月，为建立商品棉基地，调整县域，将慈溪的丈亭、陆埠、城关、云山4个区和慈城镇划归余姚县，庄桥区分别划归宁波市和镇海县，余姚县周朝区、逍林区、浒山区、周巷区、泗门区、临山区等5个区的部分和镇海县龙山区的北部划归慈溪县。县治从慈城镇迁至浒山镇。
1956年6月，原直属宁波专署管辖的庵东盐区归属慈溪县。
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复慈溪为慈溪。1970年改专区为地区，慈溪县属宁波地区。1983年，宁波地区撤销，并入宁波市，实行市管县体制，慈溪县属宁波市。
1979年9月，为完善水利条件，县境再度调整，以泗门区划归余姚县，余姚县以龙南区（今横河区）划入慈溪县，形成现有境域。
1988年10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慈溪县建制，改设慈溪市（县级），仍属宁波市，区、乡（镇）行政区划不变。
1997年11月16日，浙江省民政厅（浙民行字[1997]13号）批复同意慈溪市小安乡撤乡建镇，并更名为杭州湾镇。
2001年10月，慈溪市调整部分镇行政区划。浒山、宗汉、坎墩3个镇分别改为浒山、宗汉、坎墩3个街道办事处，实行街道办事处管理行政村的体制，办事处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观城、师桥、鸣鹤三镇合并设立观海卫镇。周巷、杭州湾两镇合并设立新的周巷镇。
2008年7月，调整部分镇街道行政区划。龙山，范市，三北三个镇合并设立新的龙山镇；浒山街道以新城大道和三北大街为分界线，设立三个街道办事处，新城大道以东为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以南为浒山街道，以北为古塘街道。
南宋名儒黄东发 南宋末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黄震。黄震字东发，人称於越先生，是我们慈溪人，现在的掌起镇黄家村有座古卧床桥，相传就是黄震幼年读书之处。 黄震生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直至43岁才进士及第。他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正气浩然。虽屡遭挫折，均坚贞不屈。例如咸淳三年（1267），他因在担任地方官时很有政声，被擢升史馆检阅，参与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的修纂，翌年七月轮对时，就因为直言不讳指出当时大弊为民穷、兵弱、财匮及士大夫无耻，还不顾宫中正在建内道场，建议停卖僧人及道士度牒，以致触怒了度宗皇帝，被贬官三级，并下放到广德军做了一个通判。 他到广德军后，办事仍旧十分认真。那里有座祠山庙，每年有数十万人来此祷神，滥杀耕牛作为祭品，并时常发生争斗，影响农业生产与村族之间的团结。在祭祀活动中，还有自戴桎梏，自行拷掠以求神灵保佑的陋俗。黄震见此情景，责令其中一个坦白自己的罪状。那人说：“我没犯罪。”黄震厉声斥道：“你肯定有许多罪孽，因为不敢对别人说，想以此来求得神灵的宽恕！”即下令当众罚打，直到对方大喊“饶命”方才罢休。自此一来，淫祀恶俗顿时消除。不久，黄震因指责郡守贾蕃世的不法行为，被贾告到他的叔叔、当时权相贾似道那里，结果得了个“挠政”的罪名而被免了职。 咸淳七年（1271），黄震任抚州知州。当时抚州正值饥荒，百姓流离失所，一片凄凉。米商富家却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大发其财。黄震单车疾驰，先不入州署，就在驿舍里处理起公务来，四处张贴“闭粜者籍，强籴者斩”的告示，当即把米价压了下来。接着，又亲自煮粥赈济灾民，并奖励有功于赈济的人员，很快稳定了局面。在抚州，黄震还办了二件大事：一是有一批因结关拒捕而入狱已28年的囚犯，活着的已仅半数，因此事关系到尚书省，一直无人敢作主结案。黄震经过调查，指出结关并非作乱，况且已经过多次大赦，就果敢地将他们全部释放了。二是抚州原设有“慈幼局”，当初是为收养弃婴而设的，久而久之，名存实亡。黄震提出与其弃后收养，不如保于末弃。于是改进旧法，凡将分娩而实在贫穷的家庭，可以申请官养；被遗弃的婴儿，允许他人收养，官方给予补助。这样一来，救活了许多婴儿。 德?元年（1275）三月，黄震从江西提点刑狱，调任浙东提举。当时，鸣鹤、石堰一带盐民因不堪官吏盘剥而举行大规模暴动，遭到镇压后大批逃亡。黄震受命处置，他深入盐场，反复调查，知道完全是官逼民反。便一方面如实向朝廷反映情况，一方面着手多方招集逃难的盐民，并如数发还官府历年所欠的晒盐本钱61.3万余贯，由此而把一场“千里震惊”的风波平息了下来。 《宋史.黄震传》称其“决滞狱，清民讼，赫然如神明”；“居官恒未明视事，事至立决。自奉俭薄，人有急难，则周之不少吝。”应该说这些记述和评论都是十分确凿、十分公允的。 南宋王朝覆灭后，黄震隐居于泽山，在今田央乡，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为“归来之庐”，专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虽以朱熹为宗，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自有创见，并有系统论述，形成“东发学派”。他主张理是“四时行，百物生”的“自然之准则”；释“道”为日用之常行之理，斥道家高谈“人心”、“道心”之玄虚。其子黄梦干、黄儒雅（一作叔雅）、黄儒英（一作叔英）及学侣陈著，均重经史考辨，将东发学派思想传播至闽浙一带。黄震的《东发日钞》（一作《黄氏日钞》）是一部满含睿语哲理的读书笔记，对古书辨伪致力至深，为东发学派的代表作。另著有《古今纪要》、《古今纪要逸编》、《戊辰修史传》、《读书一得》、《礼记集解》、《春秋集解》等多种。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69岁的黄震在故里去世（《宋元学案》称饿死在鄞县宝幢山），门人私谥文洁先生，并建湖山书院来纪念他。 卧床桥原为泥桥，后人已将它改为石桥，横跨在快船江上。东西桥栏分别有“古卧床桥”、“护龙桥”的题额。东西桥门分别镌有：“地接渭川是名贤故里，堤连上闸沔古浦青流”、“看烟景波光不殊往昔，想流风余韵直至于今”的对联，成为三山古迹之一。田央乡湖山村也还有湖山书院的遗址。特别是1975年在今鸣鹤镇西埠头村出土了黄震的墓志，那上面详细记述了黄震的生平事迹，可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现由市文管会收藏着。 辛亥先烈马宗汉 马宗汉原名纯昌，字子畦，别号宗汉子。1884年3月30日生，今宗汉镇宗汉村人。其祖父和父亲均任侠好义，在当地颇有声望。马宗汉幼年受家庭熏陶，爱憎分明，见义勇为。15岁那年，马宗汉入达善学堂读书，随着知识面的开阔，对当时政府腐败、列强侮国痛心疾首，常引吭高歌岳飞的《满江红》，以抒发报国壮志。为推翻满清，他除坚持学习外，还每日锻炼身体，兼习英语，从小就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抱负。 1902年，马宗汉考入浙江高等学堂，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1904年，他勉强遵从祖父和父亲之命，考取秀才，但矢志革命的决心促使他对仕途一无兴趣。归来后在三山学堂任教二年，其间，他多次购买革命书刊，在学校和家乡散发。当时反清救国的革命风潮已逐渐形成，秋瑾、徐锡麟等人的革命行动使马宗汉夜不成寐。1905年9月，他听说徐锡麟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就前去拜会，并由徐介绍参加了光复会。1906年1月，他又与徐锡麟、陈伯平一起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后因清政府驻日使馆的阻挠未成，于5月份回国。 回国以后，马宗汉本想与徐锡麟、陈伯平一起去德留学，适逢其祖父病故，无法成行。马宗汉身在故里，心向革命，他多次邀集朋友，借谈论时局作政治宣传。 1907年初，马宗汉得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得安徽道员，打入了清政府内部，极为振奋。曾连复两信，表示“准于阴历正月赴皖。”后因病延期至6月10日，才和陈伯平一起从上海溯江而上。两人到达安庆，徐锡麟已升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并与秋瑾约定于7月8日皖、浙两地同时起义。马宗汉到皖，使徐锡麟如虎添翼，大家马上分头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6月22日，马、陈奉徐之命，赴上海与秋瑾作最后磋商并采购武器。马宗汉和陈伯平于7月5日回到安庆，徐锡麟告知他俩，起义时间提前，就在明天。马宗汉知道其中的变故肯定突然，也没多问原由，只是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又重新作了商量。 马宗汉牺牲后，蔡元培、陶成章等反清斗士都曾撰文以示悼念。民国以后，烈士的家乡柯东乡改名为宗汉乡，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如今，烈士旧居已被列为文保单位，每逢节日，都有人前去凭吊，以缅怀烈士的功绩。 爱国侨商吴锦堂 吴锦堂是近代著名的爱国侨商。1855年11月14日生于今观城镇西房村。世代躬耕务农，家境贫寒。幼年进私塾两年，后在耕稼之余跟随做塾师的叔父读书，得以略通文字。1882年，到上海虹庙萃丰油烛店帮佣，并自学算术，兼习经营之方，深得店主赏识。三年以后，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落脚长崎，经过四年的稳步发展，在日本激烈的商界竞争中站住了脚跟。最后选择了著名商港神户为其经商中心。同时，在上海也设立义生洋行和裕生洋行，生意越做越兴隆，短短几年内，积资数十万，在商务关系、经营经验和资本实力诸方面，均已游刃有余，遂开始兴办实业并从事金融活动。他在日本组织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小野田会社、大阪针织会社等，成了神户、大阪有名巨商，关西财界的大人物。以致新闻媒介关于他的行踪的报导往往影响股票行情的涨落。 吴锦堂根据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1905年，他出资兴建锦堂学校。该校选址于锦堂先生的故居附近，主建筑为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房，朱窗红墙，白灰嵌缝，巍然屹立于旷野上，分外夺目。北面楼房与小山之间，开凿人工水池一口，东、西、南三面也新辟小河一条，在一大片土地上，高楼桑田交相映辉，操场小河流带左右，显得葱郁而妍丽。学校在1908年落成，1909年元月正式招生。为保证学校经常教育经费，吴锦堂又买田1200亩，并将汉冶萍公司和浙江铁路局的股票4万元一并献给学校，还规定学校的一切财产永远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代谁也不得借故干预。 1909年四月初八日，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吴锦堂亲临大会讲话，到会代表一千多人。当时学生定额360人，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将吴锦堂、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我国的“办学三贤”。为创办学校，吴锦堂先后共出资20多万银元，是水利投资的总额的三倍。他还从社会实业需要着眼，注重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1911年，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开设农本科和蚕本科专业。还聘请了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教师，阵容整齐，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农科专业人才。 吴锦堂虽然是一个商人，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不久神户也出现了同盟会活动。吴锦堂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多次将私邸借给同盟会办公，并出资帮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1913年3月14日，吴锦堂以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的身份在别庄热情欢迎孙中山，并与孙中山、宋嘉树（宋庆龄之父）等合影留念。张勋复辟后，吴锦堂首先在会上发表反对封建帝制的主张，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在辛亥革命期间，吴锦堂更先后向上海、宁波军政府捐银2.1万余两，银元5000圆。在军阀混战，国破家亡的时刻，吴锦堂又多次出巨资赈济难民，北至京津，南至闽广，甘霖所及，被广大群众称为“福星”和“生佛”。 1910年，吴锦堂派人在白洋湖畔选择了墓地，并由张謇题了碑，章太炎撰墓表。他为表达自己的重农爱国之心，自撰对联一副：“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因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逝，终年72岁。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把遗体运回祖国，葬于家乡，还特别关照后辈子孙切莫忘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要做出有损于祖国的事情。1929年旧历四月初十，他的灵枢由儿子启藩等护送，经上海、宁波从水道辗转运至慈溪，在金仙寺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营葬仪式。这一天，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多达数千人。慈北地区的广大群众也自动扶老携幼，前来凭吊致哀，多达数万。十里长堤，万头攒动。金仙寺内，挂着一幅幅挽联，灵堂前排放着无数的花圈。家乡人民敬献的挽联上写道：“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乡亲们为表达思念之情，在淹浦崇寿宫内立了一座铜像，吴锦堂以他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家乡的兴旺和发展。 冯骥才，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当代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如果是那个老太后，我看你想一想，她有功绩吗？

Ⅱ 从丰县欢口到鱼台王庙不走沙庄桥怎么去

从丰县的欢口到鱼台王庙，不走沙庄桥也可以直接从旁边的县205县道过去就可以了

Ⅲ 历史上的庄桥怎么死的

芈姓诸侯，楚国，虽然从1042年就受封为子爵，但是从前913年才开始称王。前278年，楚庄王后代庄蹻称滇王，直到公元115年，滇国才完全灭亡。所以“芈”家族的持续统治年代为：前913-公元115年。

Ⅳ 庄桥站的历史背景

庄桥火车站，抄最早建于1912年。1938年，萧甬铁路拆除仅留下路基。1953年7月1日起，萧甬铁路分段重建，只修到庄桥。在很长时间里，庄桥火车站成了宁波人乘坐萧甬铁路上列车的上车点。1959年6月9日，庄桥至宁波南门段续修，9月30日竣工通车。至此，萧甬铁路全线贯通，南站为终点站，宁波终于和全国铁路网接上了轨。

Ⅳ 宁波江北庄桥附近有没有50到60女的工作

你好朋友，现在没有啊，都是不好找工作的，五六十的看孩子比较好，不要出来找工作啦。

Ⅵ 江北区的历史沿革

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及战国前期（公元前475一前332年）属扬州越国。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并吴，越王勾践于姚江北岸今江北区慈城镇三勤村之城山渡建句章城（乃宁波境内有城之始）。汉《十三州志》载：“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彰）伯（霸）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越王无疆攻楚，楚威王趁机灭越，杀无疆，越国分立，臣服于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以吴越之地设会稽郡，治在吴州（今江苏苏州），领县二十六，句章为其一，今江北区全境属句章县。治在城山渡句章城。
西汉初，汉高祖封同姓王，会稽郡相继隶属荆国、吴国、江都国。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江都国除，会稽郡重隶扬州。从此经西汉后期、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直至唐初，今江北区全境始终隶属句章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郡为州，并析句章县置姚州、鄞州，隶越州总管府，历时842年的句章县遂废，武德八年废鄞州，更置鄮县，今江北境均属鄮县。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朝廷于越州鄮县别立明州，并析鄮县为慈溪、奉化、翁山（今舟山）、鄮4县。今江北区慈城、洪塘、庄桥一带属慈溪县；中马、白沙、文教、孔浦、甬江等地仍属鄮县。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分鄮县地置望海镇于甬江口。五代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钱谬改鄮县为鄞县。同时改望海镇为静海镇，旋即改置望海县，次年又改名定海县。今甬江、孔浦和白沙的部分区域遂属定海县。从此经唐、宋、元、明、直至清初，江北现境始终分属慈溪、鄞、定海3县。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定海县改为镇海县。期间在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宁波正式开埠，江北岸老外滩一带，按条约指定为“外人居留地”。
民国元年（1912）废府，3年置道，宁波属会稽道。民国16年，废道；同年，划鄞县城厢及近郊置宁波市。民国20年1月，宁波市裁撤，地复入鄞县。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境域分属慈豀、鄞和镇海3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24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11月3日，江北区公所建立，次年6月撤销。1950年8月2日，鄞县城区划归宁波市。1951年5月，成立江北区人民政府，1956年2月撤消，街道直属市政府。1958年，置江北街道办事处。1959年2月，组建江北城市人民公社（与街道办事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69年，建立江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2月，改区建置，更名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10月，江北区被定为市辖区一级（县级）政权建置。1980年10月，复名江北区人民政府，区政府驻宁波市人民路378号。
1951年5月，镇海县庄市区白沙、压赛两乡划归宁波市，同月建立郊区人民政府。8月，鄞县北郊镇划归宁波市（大部分属今江北区境）。
1954年10月，为划建棉区和机场特区，调整慈豀、余姚、镇海3县境域。同月，镇海县梅堰乡的3个村、新团乡的2个村、团桥乡的2个村，慈豀县的庄桥镇、灵阳乡、姜颜乡，郊区的白沙乡、压赛乡划归庄桥，建庄桥机场特区，并建立庄桥区人民政府，属宁波市辖。同月，慈溪县城迁至浒山镇；今属江北境的慈豀县慈城镇、城东、半浦、洪塘、横山、狮东、鞍山、裘墅、鄮力、洋墅、费市、赭山、黄山、云湖、妙山等巧乡镇划归余姚县。
1955年1月，宁波市郊区、庄桥区人民政府改为区公所。1955年6月，镇海县团桥乡、新团乡划归庄桥特区。
1956年2月，郊区、庄桥区合并为郊区，仍设区公所。1957年1月，郊区区公所改为郊区办事处。1958年9月，郊区6乡镇联合，分别成立庄桥和甬江人民公社。
1959年2月，郊区办事处撤销，公社直属市。同年12月，庄桥、甬江2公社合并为甬江人民公社，并析出庄桥镇，均属宁波市。1960年10月，余姚县慈城人民公社（1958年9月建立时为东风人民公社）全域划归宁波市。1961年9月，建立慈城区公所，12月，建立甬江区公所。
1962年12月，慈城、甬江2个区公所撤消，公社直属市。1978年11月，恢复宁波市郊区办事处，驻宁波市苍水街150号。1983年7月，郊区被定为市辖区一级政权建置。
1984年1月，镇海区庄市乡路林、双桥、联成3个村划归市郊区。2月，市郊区（大部分区域）和江北区合并组建新江北区，区政府驻宁波市人民路378号。

Ⅶ 旧上海的黑帮老大是哪几个

旧上海的黑帮老大有三位，分别是：

1、张啸林

1877年张啸林出生在浙江慈溪，随后跟随着自己的父母到了浙江杭州，张啸林从小开始就表现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打架斗殴对于张啸林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小时候的张啸林开始不断接触一些流氓混混，成为了当时杭州出了名的地痞。

在杭州“出名的”张啸林开始向着更大的城市前进，他去往了上海，但是到上海后他发现在这里他并不能像在杭州一样。

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娄丽琴，可谓是臭味相投，张啸林也开始了自己的黄色黑色和白色生意，并且与杜月笙、黄金荣结拜，被称为上海三亨。

张啸林的结局：林怀部要下手为了引蛇出洞专门找借口和楼下的司机发生了争吵。说时迟那时快,林怀部迅速拔枪对着张啸林一甩手，砰然枪响,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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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让蒋介石给他个上海市市长的职位过过官瘾，对他早有看法的蒋介石岂可让他名正言顺重新称霸上海，使上海成为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独立王国?于是决定趁着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加以抑制，蒋对内明确表示对黑帮一录取缔。

三大战役结束后，看到蒋家王朝气数已尽，杜月笙开始谋虑去从。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感觉和共产党作对20余年，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以及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留下能有好果子吃吗?而跟蒋介石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

经过深思熟虑,杜月笙选择了有“自由港”称号的香港。于是他便开始为出走香港做准备,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去香港买下了坚尼地台18号的一处小洋房。

Ⅷ 邵荃麟的人物故事

邵荃麟：率真的文化斗士
他是受新文学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员，22岁时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他又是以一管笔墨影响他人的文化战士；
他体弱多病，又任《人民文学》主编和第一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重任，但乐于、敢于为文艺家们抵挡是非的风雨；
他是少年离家难归根，辗转南北半世纪而不忘乡音的宁波游子；
他就是不到20岁入党，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邵荃麟。
不当阔少爷 宁做革命人
1906年初冬的一天，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于山城重庆一药材商邵敬亭之家。这个男婴就是邵荃麟。按照邵氏家族的排行，父亲替儿子取名“骏远”，希望儿子能成长为杰出的人，以光祖耀宗。小骏远4岁那年，由父亲带回宁波的老家———慈溪县庄桥镇东邵村（今江北区庄桥街道）。
东邵村地处姚江北岸，宁慈公路西侧。村不大，一因邵姓居多，一因邵氏家族有人于清朝道光年间中举为官，留下数幢五马头的古建筑群，故小村以邵姓命名。依照乡风民俗，邵父替小骏远请了私塾先生，教读“四书五经”，识字明理。
1919年，邵父又带骏远离开庄桥到上海复旦中学读初中。在读期间，他开始接受新文化革命的思想，边阅读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边思索着如何在“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去承担一个匹夫的责任？
在这样的边学习边思索中又过了6年。1925年，邵骏远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并选读经济系。这一选择让邵家人十分满意，特别是经商的邵父，但他哪里知道，儿子想的却是如何拯救中华民族，儿子在探索经济富强救国之路。
探索之中，彷徨之中，邵骏远终于找到“中国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答案。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亦民”，“荃麟”是他的笔名，投身到上海五卅运动的热潮中，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可谓是白色恐怖。学校发觉邵荃麟参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就开除了他。满怀希望的邵父听说儿子被开除，又气又急。邵家在上海、重庆、武汉、山东等地有多家店肆，邵父期盼儿子学业有成，接他的班，兴旺家业，现在既然此路不通，他就让儿子去日本留学，以离开“不务正业”的环境。邵父兴冲冲替儿子张罗好一切，又率众多的亲友为邵荃麟留学东洋饯行……让邵父意料不到的是，当轮船启航的汽笛拉响第三遍时，邵荃麟压低帽子，拎起小皮箱混于送客人群中，悄悄上了岸。之后，又托人从青岛发来一封“平安勿念”家书。
几月后，邵家的伙计在街上撞见大少爷，邵父才恍然大悟，儿子根本就没有离开上海。邵母得知儿子没去日本的消息，更是哭成泪人似的。邵父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儿子。然而茫茫的大上海，哪儿找得到这位地下党儿子的踪影呢？
其实，当邵父寻找儿子之时，邵荃麟早已离开上海去杭州，任团地委组织部长。“不当阔少爷，宁做革命人。”这一抉择意味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开始。对于那时的生活，邵荃麟自述是：“那时我们常常跑到俄国餐厅里，要一碗最便宜的汤。在那儿吃黑面包是不要钱的。”邵荃麟居住在亭子间，没有床就睡地铺，他的耳朵差一点成了饥饿的老鼠的口中食。
艰苦的生活虽没有动摇邵荃麟革命的决心，却摧残了本来就不那么强壮的身体。1929年春天，在一次向工人演讲的过程中，邵荃麟突然吐血，他若无其事用自来水漱漱口，继续讲下去，可回到宿舍，鲜血像喷泉似地喷涌而出，被战友们送往医院，原来是肺部已形成空洞。
那个年代，被称作痨病的肺结核俨然是不治之症，故而几乎没有一家医院肯收留患三期结核病的邵荃麟，后幸亏被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收治，加上开钱庄的邵父出治疗费用，奄奄一息的邵荃麟才得从死神那儿活转过来。
病情稳定之后，邵荃麟由父亲带回庄桥养病。期间，邵父想拴住儿子的心，决定给儿子完婚，邵父替儿子物色了一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漂亮的新娘，崭新的铜床，优雅的风琴，颇具西洋情调的婚房，还有中西合璧的花烛夜……然而一切的一切没能打动邵荃麟的革命心，每当夜幕四合时，他准抱着马恩著作，鲁迅、高尔基的文学作品离开新房，到后面的柴间看书写文章，为重返战斗第一线准备着。
笔墨为刀枪 案头遗佳作
1933年，邵荃麟病愈回到上海。
这之前，他辗转于江浙两省，先后担任了江苏省团委常委、浙江省团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常委等职。在1928年5月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邵荃麟认识了周恩来……因此，返沪后，他以“交中兄”的名义向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请求恢复工作，地下组织就让他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长。由于工作不多，邵荃麟主办了“西门书店”出版社，拉开了以一管笔墨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的生涯。由于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西门书店办得有声有色。1934年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入狱。
邵父再次得知儿子不幸的消息，惊愤交加，想到他的“不孝”行为，他真想撒手不管，但又听说关在警察局看守所的儿子即将被解往南京雨花台时，做父亲的心也就软了下来，他凑足3000元大洋，走路子将荃麟保释出来。谁料，出狱后的邵荃麟又一头钻进亭子间，继续他的革命工作。此时，上海的地下组织几近瘫痪，而邵荃麟没有失望，一面寻找组织，一面创作小说《糖》、《车站前》，翻译高尔基的《怎样写作》。
与组织联系以后，邵荃麟先后在浙江、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做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经他主编的刊物有《东南战线》、《浙江潮》、《东南文艺》、《青年团结》、《东南儿童》、《新女性》、《文化》、《大众文艺丛刊》。期间，他一直与活跃的文艺界人士在一起。茅盾在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在港的文化人转移到桂林，当时的桂林住房十分紧缺，邵荃麟将住房让给茅盾和他的家属。由此茅盾在《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文中回忆道：“幸亏葛琴把她家的一间小屋让给我们，才解决了问题。邵荃麟和葛琴住在楼房的朝北的一小间，虽说在楼上，但不见太阳。邵荃麟在文化供应站工作，编《文艺杂志》，还领导桂林的一些青年组织讲演会。我觉得他当时实在太忙，虽然很想和他多谈谈，却又实在不忍心再剥夺他休息的时间……”“他身体之弱，也使我惊骇。他大概比我小十来岁，但是他骨瘦如柴，常常咳嗽。可是他抱病工作，一丝不苟。”
正如茅盾所说的那样，邵荃麟体弱多病，又坐过监狱，咳嗽、低热伴着咯血折磨着虚弱的身子，但他对此不屑一顾，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文化斗士以笔作刀枪，奋战在没有硝烟的书桌上。
在领导桂林文化界抗日统战工作时，他和杜宣、田汉等策划并上演的《英雄的插曲》轰动了全城。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论》一发表，主编《文艺杂志》的邵荃麟首先宣传解释毛泽东的这一新著，以至当局查封了此刊，还要通缉他和夫人葛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之际，邵荃麟竭诚做好香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
邵荃麟曾经说过：“‘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被历史淘汰了，又有多少勇猛的战士是随着历史前进而愈战愈悍。”邵荃麟正是勇猛的战士之一，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除了工作外，他还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述，用手中的笔讴歌时代，赞美低层的劳动大众。据统计，他留下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喜酒》、《宿店》；创作的剧本有《吉夕》、《麒麟寨》；翻译著作有《意外的惊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除了创作和翻译方面的成就外，他的文艺理论著述较多，有《话批评》、《大众文艺丛刊评论专集》、《论主观问题》、《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百万字理论专论，结集有《邵荃麟评论选集》等。
邵荃麟的代表性的文艺主张，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文艺报》召开的两次会议和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文艺观点。这一观点的宗旨是文艺创作不仅题材要多样化，人物描写也应多样化，不能只写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忽略了中间人物。而且这一观点曾引起了持续两年的文艺争鸣，以至在“文革”中居然成为对他的全面批判的依据。
当历史翻到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文艺论述，发现它们恰恰体现了这位率真的文化斗士对生活的冷静思考，对文艺现状和理论现状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悉心携后学 常念家乡情
1949年以后，邵荃麟调任政务院（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计划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作为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他的通情达理、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大批文化人。尤其是在是是非非的关键时刻，他还敢于用孱弱的身体为文艺家们抵挡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雨。20世纪50年代初，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发表后，遭到质疑，邵荃麟连夜赶写近万字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的学术评论，分析肯定了这是一部较好的作品。几年后，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遭到否定时，在王蒙的新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视为毒草而被讨伐时，邵荃麟都能仗义执言。王蒙为此评价说：“他像一颗大树，把自己摆在防风前哨上，努力减轻身后树木的灾难。”
1946年，在汉口工作的他得到一本从武汉办事处转过来的新四军战士的日记本。这是一本没有署名且写得十分潦草的战事日记。他很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日记本，每天挤时间抄编一点。一直从汉口带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香港，抄编成《八面山上》一稿，在《群众》刊物发表，得到读者的好评。邵荃麟善于发现文艺新作和新人，刘绍棠、王愿坚等许多文学新人就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脱颖而出的。
邵荃麟是受文学作品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他和他的作品也影响了他人，尤其是对家乡和家人的影响。对此，他的侄子邵济鋆回忆说：“我们村里特别是邵家人都以有伯父那样的共产党人而自豪。1950年村里有3人报名参军，人们希望他们能像伯父那样有出息。后来他们真成了海陆空三军相当级别的干部。伯父对我家的影响更大，大哥读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是当时竹洲中学（今宁波二中）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二哥也做通父母工作，参军入伍，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说到这儿，邵济鋆又忆起了第一次碰到伯父的情景。那是1952年初夏，邵荃麟南下到杭州的莫干山疗养。期间，他请弟弟一家去杭州会面。在汽车站见面，邵荃麟第一句询问的便是家乡庄桥的情况，之后，他陪同弟弟一家四口游览杭城的景区。在虎跑泉边，他给侄子们变戏法；当吃白枇杷时，他又讲解枇杷的种类及药效；在花港观鱼时，他边看边吟诗，俨然是一位平和亲切的长辈，然而当看到两侄儿吃馒头，只吃一层皮，将雪白馒头芯扔掉时，他脸色马上变得凝重了，轻声指出：“这种吃相不好，你们知道一只馒头经过多少人的劳动！”
邵荃麟就是这样，于细微之中教育侄儿们。邵济鋆回想自己的人生轨迹，十分感激是伯父和他寄的书籍给他的影响。在青岛读书时，邵济鋆又几次与伯父相处，邵荃麟留给他的印象是：伯父生活很简单，每天上班时，由嬷嬷把香烟和手绢装到他口袋里，每顿饭也由嬷嬷请叫吃饭，才知到了吃饭的时间。他烟瘾很大，但一与人谈话就忘了手上的烟，由此而熄灭。此外，伯父留给他的印象还有满口的宁波话。为此邵济鋆的母亲曾问邵荃麟怎么没忘宁波话。这位离开宁波已有30多年的游子，深情地说：“家乡不能忘，乡音不能忘。”只可惜，念念不忘宁波、不忘庄桥的邵荃麟没有留下一张与故乡的合影。据他的女儿邵济安介绍：“……父亲曾珍藏过一张青年时代在庄桥车站拍摄的照片，但‘文革’时它和父亲一样未能逃脱厄运，照片被抄走了。父亲被反复批判和斗争，秘密关押，备受折磨，1971年6月在狱中饮恨而死。”
不仅如此，就连他的骨灰也被勒令不予保留，以至这位少年离家的游子难归根。好在历史是公正的，1979年9月21日由胡乔木主持追悼会，为这位杰出的文化斗士昭雪平反。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同志送了花圈，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周扬同志在悼词中称颂：“荃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他的逝世是我国文艺界的重大捐失。”党和人民对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邵荃麟评论文集》等书。

Ⅸ 世上最伟大的皇帝及事迹

各位帝王文治武功简历
黄帝——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领土面积70万平方公里了黄河流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
周武王——统一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势力达到了燕山脚下，使中国的领土面积飞跃到150万平方公里，

秦始皇——使六合混一的千古一帝！统一度量衡，使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同时进一步向南北扩张版图，北方将过去群狄活动的大部分地区都收入版图，建立万里长城防御最北的匈奴。南方将两广，福建纳入版图，势力抵达南海，总计领土面积增加到了350万平方公里！

雄才大略汉武帝——在军事上，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西通西域及西南夷，东平朝鲜，初步奠定汉初版图。武帝时期是中国领土的第二次大规模扩张。这一时期的关键是击败了匈奴，夺得了东亚的霸权，西北面夺取河西走廊，置武威等四郡，使之永久成为中国郡县治理的区域，并征服西域36国，控制今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北面收复内蒙黄河以南地区；东北面击灭古朝鲜国，将今北朝鲜大部纳入版图；西南面恢复楚国庄桥旧业，并占领今云南几乎全部；南面不仅恢复对两广的直接管辖，而且伸展到今越南中部。版图达600万平方公里，其中新疆和甘肃、海南岛地区第一次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范围。在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调。开办了太学——中国第一所大学。中国人口最多的华夏族开始自称为“汉族”。

“百王之冠”唐太宗——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突厥二十万大军兵临长安，汴桥，外交舞台成为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唐太宗与侍卫六人赴汴桥巧辩突厥，签定了汴桥之盟。此后，在短短的23年间，唐太宗就把天下丧乱、人心不安、经济萧条、财力凋敝的乱世，治理为国威大振、民物蕃息、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的贞观盛世，使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王朝。后人谓“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唐太宗成就了空前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大唐王朝的鼎盛时代。在武功上，唐太宗也不输历代前人，灭东，西突厥和高丽，百济，置安北，安西，北庭，安东等都护府，最盛时版图加控制区域达9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广、国势最强的国家。在此期间的版图：已超过西汉的全盛时期。1.东：起自朝鲜半岛。2.西：抵中亚的阿拉伯。3.北：至今蒙古北部。4.南：达越南印度

宋太祖赵匡胤——使中国文化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武功上仅仅是平定了中原没有大的建树。领土面积，北宋疆域是历代统一的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东北失去辽宁和河北，山西北部；西南面不图恢复，“宋太祖鉴于唐之祝基于南诏，乃弃越西诸郡，以大渡河为界”，甚至龟缩到四川凉山以北；南面原中国本土一部分的安南乘中原纷乱之机独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武功上达到了顶峰！建起了西起乌克兰、地中海，东到太平洋，北达西伯利亚，南至南中国海的空前规模的大帝国，面积当有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其中，以今中国地域为主的元帝国是蒙古四大帝国之一，面积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

明洪武帝朱元璋
在其带领下，汉族终于收回了对中国的统治权。这个最后的由汉族王朝把中华文化发挥到一个极至，建立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明朝版图只有360万平方公里，为纯汉族规模的国家，其国土轮廓翻开现在的中国地图依稀可见，其本土的北部和西部边界基本就是今天内地与蒙古、维吾尔、藏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分界线。

康熙、乾隆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顶峰，其繁荣景象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远胜于前朝。康乾之际实现了中华民族规模空前的“大一统”，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是对当时盛况的一种写照。
在武功方面，康熙攻取了台湾，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断用兵西北、西南，将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纳入版图，加上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及以北、以东地区，形成中国历史上由中原统治者实际控制的空前规模的大帝国，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帕米尔，西南抵喜马拉雅山，北到外兴安岭，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至此，中国达到历史上最后一个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