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历史故事

㈠ 贵州历史上都有什么名人

张之洞、何应钦、王阳明、杨龙友、周渔璜等。

1、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2、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

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

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1945年9月，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一个中国军人所能享有的最大荣耀！

3、王阳明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

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4、杨龙友

杨文骢（1596年—1646年），字龙友，贵州人，明代画家。流寓金陵（今南京）。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人，六次会试不中，崇祯七年（1634）选为华亭县教谕，后迁青田、江宁、永嘉等知县。

为御史詹兆恒参劾被夺官。杨文骢博学好古，善画山水。为“画中九友”之一。生于贵筑，独破天荒，所作台蕖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雅去其佻，出入巨然、惠崇之间。

5、周渔璜

周渔璜，清初著名学者，诗人。父亲周国柱有四子，渔璜排行第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渔璜22岁乡试第一。三十三年（1694年），29岁时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三十六年（1697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四十四年（1705年）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九年（1710年）擢升翰林院侍读。五十年（1711年）简任顺天学政。

五十一年（1712年）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1713年）晋升詹事府詹理，奉命祭禹陵、明太祖孝陵，检阅浙江、江南两省兵。五十三年（1714年），终因操劳过度，年近半百即逝世于任上。

㈡ 贵州历史的由来是什么

贵州，又以贵山得名，由于贵州这一块地盘古代叫做黔中，所以也简称为黔。贵州的省会是贵阳市，位于我国的西南地区，东边是湖南省、南边是广西、西边是云南省、北边是重庆市与四川省。

贵州建省纳入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那是在1413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郑和下西洋，第二件大事就是贵州设立布政使司，正式成立了省级自治区，被划分入十三个行省之一。这样，贵州才真正属于中原王朝的领土，纳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于是，明成祖朱棣下决心解决土司与中原王朝的矛盾。在永乐十一年派大军攻打贵州，解决了土司的战乱事件。之后，把思南、思州宣慰司都废除，将其分设八府四州。同时，在贵阳正式设立贵州布政使司。

这样，贵州建省，纳入了中原王朝的历史。

㈢ 求一些贵州的历史事迹`````

贵州历史

在中国，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远古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遗存发现颇多。据考古发现，中国南方主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差不多都是在贵州境内发现的。这说明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在劳动生活中创造了贵州远古文化。

贵州建省虽然只有500多年，但是从文献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当时在今贵州境内有牂牁(音zang
ke)古国，并与中原有交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后)，贵州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和象郡管辖。

“贵州”名称，始于宋朝(公元960—1127年)。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

贵州简称“黔”。今贵州的部分版图，战国时(公元前475—前221年)就属于楚国的黔中地方，地域面积在今贵州沿河到榕江以东，包括铜仁地区和黔东南部分县。秦王朝在此设立黔中郡。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今贵州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代代相因，直至贵州建省。这就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

贵州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全省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贵州高原，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参考资料：贵州旅游港

红飘带上最绚丽的一段――红军长征在贵州

本刊记者 唐福敬
2006年12月21日08:1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编者的话：7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

贵州，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胜地和福地。贵州有太多中国革命史上最鲜亮的记忆。遵义会议，工农红军得以从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上扭转，开始自主而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四渡赤水、乌蒙山千里回旋，红军以一连串的雄奇手笔，奇迹般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

贵州的山山水水都留有红军的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时润泽着后人。湍急奔腾的乌江，突转盘旋的赤水河，都波光澹澹，闪着历史的眼睛，看护我们前行；“万夫难开”的娄山关，逶迤磅礴的千里乌蒙，亦雄风阵阵，响着时代的号角，催逼我们奋进；遵义会议，黎平会议，熠熠生辉的思想，指引我们开拓、创新。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在我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贵州目前总体上仍比较落后、各方面条件比较差、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回顾历史，寄予未来。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刊采编人员把这段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粒粒“珍珠”，加以拾掇、归纳并成篇。这是本刊在对长征及长征精神进行诠释时的一次尝试。其间，也得益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安勇同志、省委党史研究室杜黔同志的指导和支持。值此，本刊谨向两位同志致以谢意。（策 划: 本刊编辑部 □ 执 行: 顾海凇 唐福敬 谭仕伦 张 波 刘开津 张 蓓 执笔：顾海凇）

如果将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贵州。

在这段最诱人的皱褶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

许多年来，循着红军的足迹，贵州的山道上走来一拨又一拨重访长征路的旅者。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总是说得出奇的一致：贵州境内的长征路，是一段隐藏着答案的旅程。

这个答案是什么？

70余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艰难行进，突破四道封锁线，西进贵州。

解放军档案馆现存的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表明，在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8.6万人共有枪支33244支，平均每支枪不到56发子弹。加上6101支梭镖和882把马刀。意味着踏上远征的红军士兵中赤手空拳者超过一半。他们面对的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突出重围。有人甚至开始对红军的前途产生怀疑。多年以后，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回忆道：“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国民党军的40万重兵，又已经在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路上摆好架势。巨大的牺牲并没有让中国革命走出危局，在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红军进入了贵州。

在黎平这个湘黔边界的贵州小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原定行军计划，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远离敌方重兵屯积的湘西，进军川黔边界，避免了全军覆没。

紧接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不过乌江”和“回头东进”的错误主张。中央红军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区域迅速机动，攻克九县，突破天险乌江，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最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三占遵义，娄山关战役和遵义战役取得长征以来两次大捷；士气空前高涨的红军又直逼贵阳，巧渡北盘江，威胁昆明，在金沙江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终于奠定胜局。

中国工农红军几进几出贵州，留下军事史上惊心动魄的以弱胜强系列范例。长征，这一人类远征史、军事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它的战略转折，是从进入贵州的那一步开始揭幕、到走出贵州的时候完成的。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完长征路后，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如果将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这条飘带最诱人的皱褶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贵州。

这是红飘带上最绚丽的一段。

在这段最诱人的皱褶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

一路三城，转折之地。个中历史意蕴何其深长！因为转折，黎平、茅台乃至整个贵州、整整一条长征路都与遵义一样，具有了思考的价值和魅力。

70年过去了。重温红军将领当年以质朴文字记载的遵义和贵州，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豪情和难忘的眷念。陈云回忆：“红军进入遵义城，遵义城之上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在遵义）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而生龙活虎。”“……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彭雪枫回忆：“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油软的蛋糕。……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每天总要扩大百儿八十个新战士来的。”

红二、红六军团的开创黔东根据地、乌蒙山千里回旋战，同样写下辉煌篇章。挥师黔东，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转战乌蒙，创造了长征途中摆脱强敌、运动歼敌的又一成功战例。困牛山上，百余红军战士弹尽粮绝，宁死不屈，最后齐齐跳下悬崖，壮举惊天地泣鬼神。

长征期间，在贵州，有近万名各族群众参加红军；在贵州，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了唯一一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在贵州，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红军精神影响深远。

一路三城里，那些影响和改变了历史的事实已经广为人知；实地踏访，也许你还会有意外的收获。走出黎平县城城东二郎坡52号的黎平会议会址，在老榕树间的街道漫步，没准儿会听到当年的知情者讲述留在黎平的百余名红军伤员的人生故事。

在遵义古朴的街巷深处徜徉，从那些爽朗的笑声和自然的笑容里，可能会忽然悟到这座当年仅有3万人口的城市为何曾有3000子弟随红军北上，稍后几年又有数十学子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

在茅台镇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三渡渡口，四渡赤水纪念碑下，品一杯茅台酒，可以听听当地人讲述茅台酒为红军战士清洗伤口的佳话。

在困牛山麓，拜谒烈士墓，或许会惊叹一户农家几十年间的义务守墓，更可能会心里油然浮上那句“青山有幸埋忠魂”。

在这里，历史是生动的，鲜活的，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在这里，对人生的感受是极易有顿悟一般的收获的。

所以，贵州的山道上，一拨又一拨的旅者来了，用他们的心灵走路，用他们的重访，来寻找这片山水成为心中的圣地和福地的原因。

你看，眼前乌江湍急，红军欲渡却苦无船只，何等焦急！不要紧，这山水间蕴藏的答案已经出来：砍下江畔的竹子，扎成竹排，就是渡船；把十口八口的行军锅用绳、竹绑牢，就是渡船。

你看，传承红军精神，息烽集中营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为革命者的壮烈散。

是啊，在善于思考的大脑、坚强的意念面前，困难何惧之有，挫折更并非只能郁积为一蹶不振。

寻访贵州的红色遗迹，正是这样的心灵之旅。

有人说，看看贵州的山水，那答案早已沛然其间。

山有坚毅，才有了高入云端的挺立；水有遇百折而不回的柔韧，才有了从高处跌落偏偏神采飞扬的千姿百态。这，不正是面对挫折时所应秉持的精神吗？

这个答案是，面对挫折，如何能把握机会，选择路径，迎来转折。这个答案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至关重要，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又何尝不充满启迪？

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70735/70737/5195519.html

㈣ 贵州历史名人 及其主要事迹

1、赵旭：

（1812-1866），字石知，号晓峰，清朝贵州桐梓县人。幼年丧父，青年时代随其叔至山东腾县祖父官署居住。先后游学吴楚，阅历学识极富。回桐梓后，曾九次乡试不第。长期居家课读，与"西南世儒"郑珍、莫友芝情谊深厚。曾任桐梓、荔波教谕。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任荔波县教谕时，以实绩加翰林院孔目衔兼署都匀府教授。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民起义军攻破荔波县城，旭受重伤后投江死。赵旭博学多才，关心桑梓的文化事业，曾采访桐梓掌故，编成《桐鉴》6卷、《被桐鉴》1卷、又编成《桐梓耆旧诗抄》1卷、《桐梓艺文志》4卷、《文学尔雅注》1卷、《琴鹤堂先泽拾遗》1卷、《蜀碧补遗》6卷。赵旭一生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著有《播川诗抄》8卷，选诗500余首。又有《播川全集》50集。一生坎坷，长期居住在农村，对贫苦农民的生活较了解。他写的诗，多反映贫苦老百姓的疾苦，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大胆揭露清军的腐败的社会的黑暗。语言朴质无华，通畅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2、汪承潮：

字小瀛，号祖龙坑外人，贵州贵阳人。画家。工山水人物，能写真。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绘黔中名胜。

3、王立中：

清朝贵州平越（今福泉县）人。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入翰林院。

4、 安淦辛：

清朝贵州水西人。奢香后裔。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他禀请为奢香立碑于墓前，又修奢香祠于墓侧，立"奢香夫人故里"石柱标志于路旁。

5、陈钰：

（1814-1869），字二如，号一指山人，清朝贵州贵阳人。贵州籍指画名家自幼不喜科举，醉心水墨绘画，未到中年画名即已遍黔中，因用心过度，40度后双目失明，经数年治疗，重见光明。擅长指画，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最精。书画造诣甚高，可惜局于黔疆，无缘与海内外名家交游，难显其名声。陈钰的人物画，到民国年间仍有为其族人保存者。计有《一指山人行乐图》、《十八罗汉册》等。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其画数种，有《钟馗破扇图轴》、《墨笔山水花卉散页》（十页）等。

6、何德胜：

（1814-1867），字安国，本姓刘，呼为刘二、何二，清朝贵州黄平木老坪人。农民起义军黄号军首领。生性倔强，好打抱不平，对清政府滥征捐税，强行"折征"的政策极为不满。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在瓮安天文组织起义，用黄布扎头，史称黄号军。建立有上大坪、轿顶山等根据地。九年（公元1859年）十月攻入开州，十年（公元1830年）四月拟攻贵阳，已进占乌当，击毙守备戴雨先，因提督田兴增援，遂退至开州、平越、贵定等地与官军进行争夺战。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相继击毙后补道赵国澍、守备袁学先、千总孙德胜、副将何显士、知府戴鹿芝、知县白婪蟾，游击商肇淮、郭开贵等文武官员，攻占修文，与另一农民起义军潘名杰联合拟再次攻贵阳，已进兵至小关、茶店等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又攻破长顺、长寨、定番、其势力达到安顺、安平，击毙守备王三锡、游击田庆宜、黄德正、都司李洪林、唐万全、千总苏一相等。同治四至六年（公元1865-1867年），又破清镇县，入息峰，击毙副将叶有贵、倪朝荣等。征战黔境十三年，纵横数百里，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使清政府为之震慑，视为"腹心之患"。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十月，病逝于轿顶山军中，其起义队伍由其妻领导继续坚持斗争。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清朝廷调集大军前来镇压，黄号起义军最后失败。

7、舒光富：

(1814-1855)，乳名舒大，民间称他舒裁缝，清朝贵州遵义人。幼读私塾，成年随父业盐商。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参加独山杨元保农民起义，拉开了贵州咸丰同治年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起义失败后回家。是年八月，与桐梓九坝场杨龙喜率千余人起义，攻占桐梓县城，以"除暴安民"为宗旨，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场）为中心，包括兴州（桐梓）、新开（仁怀）、遵义城周围的根据地，尊舒光富为江汉皇帝，杨龙喜为都督大元帅，改咸丰四年为江汉元年，开仓赈贫，得到了广大农民拥护，队伍发展很快，壮大到两万多人。后率军南下，攻娄山，战板桥，占仁怀，并准备攻打遵义，并出击黔西、绥阳、正安等。因朝廷派云南总督罗绕典率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官兵围剿。起义军失利，南退归化（紫云）、罗斛（罗甸）、都匀、独山、麻哈（麻江）、平越（福泉）、瓮安、余庆、石阡等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4月，杨龙喜举家殉难于石阡的葛彰河边。舒继续率队奔松桃，过思南，回桐梓，后在遵义土窑失败被俘，壮烈就义。此次起义，对川楚震动极大，为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起到了奠基作用。

8、 谌厚光：

清朝贵州织金人，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进士。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任山西大同府知府，勤奋有为，玉河涨水时他组织修堤护城，平市商限息调剂，其盈虚缓急定为每年三限，商民称信。至仕归。

9、胡万育：

字仁山，清朝贵州黎平人。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贡生。遵义黎柏容为开泰校官时，胡万育与之唱和颇多。著有《容膝山房诗集》二卷。

10、何开瀛：

字莱仙，清朝贵州清镇人。书画家。生活于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曾为贡生，善书画，尤精兰竹。

11、赵钟域

字省三，又字友莪，清朝贵州普定人。画家。生活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曾为廪生，善画蛱蝶鱼虫。

12、杨沂秀：

字鲁川，贵州镇远人。为果勇侯杨芳之侄。系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曾任陕西鄂县知县等。其女儿杨林贞工书画。

13、田溥：

字雪樵，清朝贵州绥阳人。画家。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年间贡生，工水墨山水画，师法董、巨。

14、徐樗：

清朝贵州铜仁人。清道光（1821-1850年）中监生。《黔诗纪略后编》录有其诗，并称善画。

15、史荻洲：

字胜书，清朝贵州黔西州（今黔西县）人。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与黔西诗人、书法家张琚结"桐荫诗社"。十五年（公元1835年）中举人。他与清镇诗人戴粟珍同为黔西知州、著名诗人吴嵩梁之学生，二人结下终身情谊，不仅诗赋文章出类拔萃，而且情同手足，二人同赴京城任职，同到吉林大安从政。当地称诗者，赞誉戴、史二人"才名不相上下，交情亦最深"。后来荻洲客死辽宁任上，粟珍安葬荻洲后，每岁必以荻洲名义为荻洲之母致书奉遗金，及至史母仙逝时也不知儿子已死。这种至深至厚的情谊至今传为美谈。史、戴的诗，曾载于都中，后刊于黔。史荻洲著有诗集《秋灯画荻诗抄》。

16、任必达：

字裴然，清朝贵州清平县（今凯里）人。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1850年）。初参幕务，后杜门不出，居家著述。著有《清平县志稿》四卷。又工诗文，书法亦重笔墨外间韵味，远近识者，无不赞赏。

17、杨开秀：

字实田，号云卿，贵州绥阳县人。应乡试久不中，直到五十岁才中举人。一生以教书为业。道光末年到遵义禹门寺设私塾，各乡学生多慕名来读书，寺中房舍全住满。黎庶焘、庶番、兆铨、光普和庶昌等都是他的学生。黎庶昌为文，多得力于杨先生。此时的禹门寺私塾盛况足以与乾隆年间黎安理执教时相辉映。晚年力学古文奇字，撰有《古文异训》，成一家言。惜未完成而逝，终年67岁。

18、郭超凡：

（？-1858），字小袁，贵州清镇人。幼时聪明好学，十七岁时就很有文名，学者徐光文给他起名"超凡"。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中进士。先在贵州兴义府任教授六年，兴修试院，擢拔人才，张之洞皆出其门下。鸦片战争后，于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调广东作官，历任饶平、东莞、香山知县和广州知府。他不畏强暴、不惧洋人，平息地方械斗，擒杀海盗"天公大王"，矫正考场弊端，多次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欺凌和攻打，从而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刘訚誉其为"名儒"、"名将"。只因广东总督叶名琛忌才，被其压抑，不能大展雄才。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5月30日，终因积劳成疾，抑郁早逝。死后，朝廷赠"太仆卿
19、 莫庭芝：

（1817-1890），字芷升，别号青田山人，清朝贵州独山县人。"西南世儒"莫友芝之弟。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历任永宁州学正、安顺府学训导、思南府学教授、贵州学古书院山长。一生执教四十年，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和黎汝谦还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三十三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壁之誉。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他著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黎莼斋在日本为他刻印，风致真朴。工小篆及八分书，自得天趣，与同时书画名家孙竹雅、吴茗香相知，故诗词集中题画之作亦不少。

20、柳天成：

（1817-1871），清朝贵州都匀府人。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贫苦，饱受压迫，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五月在都匀坝固领导苗族起义，进军鸡贾河，建立根据地，众推柳天成为王。柳天成足智多谋，勇敢善战，他领导的义军活动于都匀、独山、荔波、都江、八寨、麻哈、大塘、贵定、平越、瓮安和罗斛等地。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攻战麻哈，击毙提督佟攀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六月，在羊安与贵州提督张文德激战，歼敌近万名，使总兵、副将当场毙命，使张文德负重伤，取得了自张秀眉义军黄飘大捷之后的又一大捷。由于清廷调重兵围攻，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四月，鸡贾河根据地失陷，柳天成退守内外套，不幸被叛徒暗杀身亡，起义失败。

21、周灏：

字子纯，清朝贵州贵阳人。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举人，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先后任沙河、定兴（保定）、正定知县。后因遭弹劾落职讲学，昭雪后复职，署甘肃故城。因罹瘟疫，卒于任所。灏性廉爱民，总督刘长佑疏闻，奉旨于正定建专祠。

22、吴寅邦：

字清臣，清朝贵州永宁州（今关岭县）人。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拔贡。历任安顺、清镇、贞丰书院讲席，参与纂修了《安顺府志》。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秋，曾亲到贵州关岭县境内红岩碑古迹岩下，将红岩碑再拓了一道，分别分送各处，红岩碑的真面目，始比较容易与社会见面，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古迹红岩碑的研究作过贡献。

23、黄国宾：

号西樵，贵州铜仁人。书画家。道光十二年（公元1837年）拔贡。善书画，喜作米家山水画。

24、付寿彤：

（1818-1887），原名华赓、更昶，字青余，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年）举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进士。入翰林院、历任归德、南阳、开封知府、河南汝光道、河南按察使等。工书法。著作有《孝经述》、《古音类表》、《孔庭学裔》、《淡勤室诗》、《湘漓别志》、《十六国年表》、《吴越游记》、《吴越归程记》、《淡语》、《真录篇》、《古文辞》等。善书法，幼年随宦粤中，服膺许郑之学，乡试时为学使何绍基赏识，何书"实事求是"赠之。寿彤书法师何绍基，四体皆工，中年精研晋草运腕这之妙，尤得道州真传。晚年居长沙，该地书家甚多，而傅氏书名特彰，求书者应接不暇。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卒于长沙，与妻刘氏合葬于浏阳南乡渡头市淡庄。

25、傅有赓：

贵州贵阳人。学者。他于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撰写了《三国志音证》。古代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编写了一部《注三国志》，成为人们研读《三国志》不可缺少的辅助与参考材料，但它亦非完美无缺。傅有赓的《三国志音证》，为其补缀音义之不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26、萧尚卿：

清朝贵州平越（今福泉县）人。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进士，入翰林院。

27、潘新简：

（1819-1869），清朝贵州荔波县人。水族农民起义军领袖。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三月发动水族农民千人在九阡、莪蒲起义。提出"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口号，他们吸取了太平军的一些好政策，建立了九阡山根据地，号称辅德王。他们支持战斗十多年，义军发展到四万人，在太平军别遗队余诚义、黄金亮以及都匀柳天成，都江罗光明，张秀眉义军部将高禾、九松等各路义军的积极配合下，转战于黔桂边区，控制了大半个荔波县，曾五占荔波县城，南窥思恩，北图都匀、独山，打死荔波守备更玉麟,千总王代龙等。义军的强大，引起了清廷的不安，派广西、贵州清军围剿，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九阡失守，因叛徒出卖，潘新简被俘，牺牲于桂林。

28、胡长新：

（1819-1885），字子和，贵州黎平县人。幼受业于莫友芝、郑珍，学有根柢。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举人，次年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因受其父被降官职的影响，淡于荣进，弃知县不就，改任贵阳、铜仁等府教授。学使以学异推荐他，擢升翰林院典簿，又不受。遂辞职还乡，主讲于黎平书院，终老不倦，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著有《籀经堂诗钞》、《籀经堂文钞》等，校刊《三忠合编》，擅小篆，得秦汉古玺遗意。其《闻升京官》诗，描述了作者闻调升京官消息后思想感情的波动和变化，抒发了作者对升迁官职的淡漠，流露了对官场的厌倦，表现了作者恬淡自守的情操。

29、戴粟珍：

字禾庄，别名吴兰雪，清朝贵州清镇县人。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举人。他与黔西举人史荻洲同为黔西知州、著名诗人吴嵩梁之学生，因而结下终身情谊，不仅诗赋文章出类拔萃，而且情同手足，二人同赴京城任职。道光中期，二人到吉林大安从政，当地称诗者，赞誉戴、史二人"才名不相下，交情亦深"。后来史荻洲客死异乡，粟珍安葬荻洲后，每岁必以荻洲名义为荻洲之母致书并奉遗金，及至史母仙逝时也不知儿子已死。这种至学至厚的情谊直今传美谈。戴、史的诗，曾载于都中，后刊于黔。粟珍著作有《对床听雨诗》、《诗钞》、《补遗》、《南归草》等。

30、杨元保：

（？-1854），清朝贵州独山人。布依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初，杨元保之父带众抗捐被捕入狱，惨死狱中。杨元保怀着深仇大恨，在太平军推动下，于二月份领导布依族、苗族、水族、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数千人在上司起义，提出"顺天成道，打富济贫"的口号，连续击败八寨游击和独山州牧，攻克都匀平舟司，占据通往独山、罗甸、大塘和广西南丹的要道。声震独山、都匀和荔波三地。因贵州巡抚蒋蔚远调集官军围攻，力量众寡悬殊，不到三个月，起义失败。杨元保在广西南丹州属昔里山被俘，在贵阳英勇就义。这次起义点燃了贵州各族人民咸同大起义的烈火。

㈤ 贵州历史上的一些故事40字

贵州故事7：撤省之争

贵州建省后，“财赋不及江南一县”，每年收的田粮都不够发“工资”。朝廷要从四川、湖广等省调拨粮饷来支援贵州，当时称之为“协济”。这个外来“协济”银粮若不如期运到，贵州财政就发生恐慌。历任贵州巡抚、总督都以催促协济为首要任务。加之有些地方官吏又不断对当地老百姓索取无度，贪污腐败也时有产生，不少府县的少数民族常常发生骚乱。这当然又不得不增加了军费支出。这些复杂因素加在—块，使明王朝对于如何治黔产生了不同看法与争论。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已经死去26年，贵州建省已经37年，朝廷也已换了几茬皇帝，轮到明代宗即位。当时，有个吏部侍郎叫何文渊，他上了一个奏折，提出撤销贵州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退回洪武年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状况。他的理由是，明开国之初，贵州只设三个宣慰司，由土司管理少数民族，中央只在贵州设都指挥镇守其地，“事省民安，远人畏服”。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结果是：官多民少，官索民财，土民受逼，以致生事激变，兵疲民困，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筹运粮饷，劳苦万端。加以贵州地方“山岭高峻，林木深奥，虽然有雄兵猛将，急难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无常”，所以，他主张放弃对贵州的直接行政管理，只派一大将镇守，赏赐招抚少数民族。等西北安宁以后，再研究贵州建制问题。

何文渊的奏折，明代宗皇帝批转给兵部研究。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坚决反对何文渊的意见。他认为，贵州虽然僻在一隅，人多“顽犷”，但是那块地方是太祖高皇帝开创于前，太宗文皇帝经营于后，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法制已定，地方无虞。这些年主要是因为边将处理问题失误，加上征南之师数出，兵疲于久戍，民困于运输，才引发了一些地方趁机生乱。但是，贵州地方各级官员还是能够效力死守，不曾将贵州遗弃。何况土地是祖宗之土地，人民系祖宗之人民，岂可轻易弃置。应当让贵州总督等官员认真研究，提出“上不违祖宗之成法，下不贻边境之后患”的处置意见，并建议派何文渊去贵州处理有关问题，因为何文渊曾经出差贵州，熟谙本处山川险易，夷情向背。这样，又把球踢给了何文渊。皇帝基本上倾向兵部的建议，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态度，批示：“不必差官”，只发个文书，给贵州总督等人相机处置就行了。建省与撤省之争，就此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何文渊与于谦互相对立的意见，都没有抓到贵州作为西南几省的枢纽战略区位有无建省之必要的实质。

到了清康熙年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才对贵州区位的战略意义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在该书《贵州方舆纪要序》中，顾祖禹一开头就写道：“贵州蕞尔之地也；其形势有可言乎？”“蕞小”是非常小的意思。开门见山提出这个问题，意思是说，对贵州这样小小地方，其地理形势有什么可说的呢？顾祖禹这话说得也对。按现在贵州省的土地面积在全国不算“蕞小”，它大于江西、河南、山西、山东、辽宁、福建、江苏、浙江、宁夏、台湾、海南等省区。但在顾祖禹写此序时，贵州土地面积在十三个布政司中是最小的，大约为云南省的三分之一，四川省的四分之一，广西的二分之一。初建省时贵州所辖地域仅11万平方公里、今遵义市及天柱、荔波、罗甸、册亨等许多地方都不在贵州辖内。然而，顾祖禹引《孙子兵法》说道：“孙子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地之形势，亦安有常哉？!”这儿，他明确了一个立论原则，即一个地区的形势，要与整个全局的形势演变相联系来观察，区位战略重要性是要随大格局的变动而变的。接着，顾祖禹详细考察了贵州的历史地理形势，他说：“常考贵州之地，虽然偏隅偏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今玉屏）、清浪（今镇远）以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他把贵州在西南地区所处形势，比做如同一个人体的“胸腹”与“两臂”那样，进可攻，退可守：他说，“守偏桥（今施秉）、铜鼓（今锦屏），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今安龙）、乌撒（今威宁）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今福泉）、永宁（今四川叙永），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争也。……”他反过来问，如此看来，还能说贵州小小的蕞尔之地不重要吗？

他是从贵州作为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的重要交通枢纽，使整个西南连成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观察贵州区位的重要性。贵州这个地理区位，在西南是独一无二的，对沟通西北，沟通华南，东出华中，都是一个不可逾越、不可梗塞、不可忽视的战略腹地。

事实上，贵州建省在全国不算晚，明十三个行省有贵州，清十八个行省也有贵州。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贵州省十七万多平方公里的疆域。何文渊撤省之说，不仅被历史事实否定了，而且省域还扩大了三分之一。

（摘自《贵阳日报》。标题中“贵州故事”为本博所加）

㈥ 贵州有那些历史文化

1、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辉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以为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历史空白”。自从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试掘了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贵州历史的线索，突然向前延伸二三十万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2、关于夜郎文化。贵州既然背了多少年代的“夜郎自大”的包袱，讲贵州历史，实在应该讲讲夜郎。夜郎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出现在祖国西南地区的以夜郎为名的地方政权。古代夜郎,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概念。

(6)贵州的历史故事扩展阅读：

夜郎国的发现

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夜郎族的文化。夜郎一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汉时夜郎族是西南夷中较大的部族，居地在今云南昭通和贵州赫章、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带。1976～1978年，在赫章、威宁发掘了大批夜郎文化的墓葬。

这些墓都是小型土坑墓，无坟丘。有的有简陋木棺；有的以铜鼓或鼓式釜为葬具，内放人头骨和牙齿，或将多具骨架零乱埋在丛葬坑中。

一般只随葬少量陶器、青铜器、铁器、珠饰等。既有民族特色的长条形铜锄、宽刃无胡戈、鼓形釜、宽边手镯、长发钗、牛头形带钩等，又有与中原内地相同的铜镜、印章、半两钱、五铢钱以及铁兵器和漆器。 要说夜郎文化，必须了解夜郎国的历史。

约战国初期，濮人建立了夜郎国。近几年，区文化部门通过多次深入贵、川等地实地考察，组织有关人员研讨，成立夜郎文化研究会等形式，初步对夜郎文化进行探讨与挖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夜郎风情表演团，主要适应景区景点及宾馆等涉外场所的演出。

两千多年来，古夜郎的历史面貌，始终是一个未曾解开的“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几乎成了一个神话的国度。

“夜郎自大”贻笑百代，引起世人对夜郎产生浓厚的兴趣，它正在成为人们来“夜郎故地”观光和探秘的吸引物，也是社会科学界研讨的大热点。

不管怎样，夜郎国在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数十个社会实体中“最大”之一，具有充分的史实记载，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属夜郎的辖地，也是不争的史实。

㈦ 贵阳的民间故事

贵州镇远祝圣桥
镇远有座老大桥，这是通俗的喊法，其实它叫祝圣桥，是明朝洪武年间修建的。说到这座桥，还和张三丰有关哩!
修这座桥的时候，给桥墩下脚就碰到了难题：河底淤泥太厚，挖不到底。众石匠苦苦思索，无有良策，工程停下多日。张三丰见了，却哈哈大笑，说；“基脚挖成这样，已经行了，只是差一样东西垫在下面。”张三丰找了个竹篮，去到街上买了一篮豆腐，晚上来到桥基地方，往每个基脚坑里撒了一些豆腐，口中还念念有词。
第二天，众人出工来到工地，往基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采基坑底是整块的大青石，稳稳当当。就在青石上砌上了桥墩，所以镇远人都说祝圣桥是张三丰用豆腐垫的底。
几个月后，祝圣桥眼看就要完工了，桥面中间的两边还各缺一块石料接不拢。石匠们打一块料石抬去试，长了，把料石打短一点再试，又短了。反复多次，不长就短，不短就长，众石匠无可奈何，又想起了张三丰。张三丰来到桥上看了看，说道：“这有什么难?来几个人，随我去铁山溪沟里抬两块毛石安上就行了。”有几个人随张三丰来到铁山溪，张三丰选了一块大三角岩脑壳，让他们抬到桥上，往缺口里一安，不长不短，恰好合适。另一边还缺一块，张三丰叫刚才那几个人，再去铁山溪，把他选上的那块再抬来。不一会，又抬来一块岩脑壳，把它安在缺口上，又是恰好合适。这两块岩脑壳都是没有打整过的毛料，现在到祝圣桥上去都还看得出来。
那时，镇远的知府老爷是个贪官，搜刮民脂民膏，吃成个大胖子，老百姓都恨死他了。修祝圣桥时，他又侵吞了一些钱财，现在桥修好了，却又要“踩桥’，想表一表自己治理地方有“功”，抖一抖老爷威风。所谓踩桥，就是新桥落成，第一个人过桥后，其他人才能通过。
张三丰知道了这件事，急忙来到桥头，看见知府老爷一摇三摆，装腔作势，正准备踩桥。他大喊一声：“不准你踩桥!”胖老爷见有人拦阻，怒吼道:“好个大胆刁民，你敢阻拦老爷踩桥，小心吃棍子!”张三丰上前答道：“请老爷息怒，只因有位仙人即刻由此路过，清你先退到后边的岩坎上回避一时，仙人过后再请你踩桥。”胖老爷听说仙人要过路，连忙爬上桥西头的一块岩坎坎后面，还探头探脑地张望，想看看是哪路仙人。这时，张三丰施展法力，说声:“定！”知府老爷就再也不会动了，慢慢变成了一块岩石。这块岩石有头有身，肥肥胖胖，年长日久，有大截身子已经陷入泥土中了，露在外面的脑壳上有眼有嘴，’过去还可以看见头发丝，由于日晒雨淋，头发脱了，只剩下光脑壳。至今它仍在祝圣桥西头的岩坡上。

茅台酒的故事传说
千年间，赤水河畔的茅台村，才十几户人家。一家富人，三间大瓦房，座落在河畔的高处，特显眼；其余都是穷人，住的是茅草棚棚，分布在河边。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有酿酒的习惯。可那时，不管富人也好，穷人也好，酿酒的技术都很平常。
有一年的腊月，四季气候温和的茅台村，破例地下了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从晚上下到天明，从早晨下到黄昏，还没有一点停住的意思。这时，在风雪中，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蓬头赤足，手里拄着一根木棍，从山上下来，跌跌撞撞向茅台村走来。
她走到富人家门口，见几个帮工忙忙碌碌，正在酒房烤酒，便停住了脚步；“烤酒大哥，我周身发冷，要口酒喝，暖暖身子御御寒。”
帮工们见她冷得像筛糠，牙齿嗑牙齿的，忙停下手中活计，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一个帮工顺手拿起个土碗，从缸里满满地舀了一碗酒，递到她面前：“快喝了走吧，等会主人就要来了。”
说来也巧。姑娘刚接过碗，主人从房里出来了。他板起面孔，连忙夺过姑娘手中的土碗，就势将碗里的酒往缸里一倒，气势汹汹地说：“快给我滚，少在这里罗嗦！”
姑娘不屑地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吭，扭头就走了。
她沿着从山腰伸向河边的石板路，径自向那片茅屋走去。在一间茅屋檐下，她停住了。屋里一个白胡子老头正在用篾条箍酒甄，灶门前，有个老婆婆在生火。姑娘便迎了上去：“老人家，行行好。”
老头抬起头来，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姑娘立在门口，怪可怜的，便说：“外面风雪大，快进屋里来！”
姑娘走进屋里，老头将她带到灶门前，吩咐老伴将火再生大一点，让姑娘在火边坐下，自己便进房间里，把剩下的一点酒倒出来，盛在碗里递给姑娘：“先喝口酒暖和暖和吧!”
姑娘也不推辞，接过酒一饮而尽，连声赞叹；“好酒!好酒!”
老婆婆刷锅弄碗，打算炒饭给她吃。姑娘站起身来，连忙制止，做出要走的样子。老头忙说：“天已经黑了，外面又冷，哪去?”
姑娘说：“没个家，走到哪里算哪里。”
老婆婆丢下手中的刷把，走上前来拉住姑娘的手说：“我们都是穷人，讲啥客气，恰好我闺女到她舅舅家去了，你就在她屋里住下吧！”说着，把姑娘带进自己女儿的房间里。
不一会，老婆婆也睡了。白胡子老头继续箍酒甄。箍着箍着，不知不觉地依着酒甄，昏昏沉沉进入了梦乡。他恍恍惚惚地看见一个仙女，头带五凤朝阳挂珠冠，身穿缕金盲蝶花绸袄，下着翡翠装饰百褶裙，脖上挂着赤金项链，肩披两条大红飘带，袅袅婷婷，立于五彩霞光中。只见她手捧夜光杯，将杯里的琼浆玉液向着茅台村一洒，顿时出现了一条清清的溪流，从半山腰直泻而下，注入赤水河中。忽地，仙女手中的夜光杯又不见了，手里捏着一根木棍。她用木棍在富人的三间大瓦房和那片茅屋之间的溪流中，划了一下，便消逝了。随即，老头的耳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就用这条小溪的水酿酒吧。快，水进屋了!”
白胡子老头一惊，睁开眼，已是天亮了。他忙进自己女儿房中，姑娘不见了，一切依旧。大门也关得好好的。这时，他老伴也起床了：“老头子，你说怪不怪，昨晚我梦见一个仙女……”
老头二话不说，忙开大门一看，只见东方朝霞万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村边出现了一条清清的溪流。
老头兴冲冲地拿着水瓢，提起水桶，在小溪里舀了一桶，将这水用来酿酒。不几天，酒酿出来了。一品尝，色香味俱佳，真是绝色天香。老头把穷哥儿们都找采，你尝一口，我尝一口，大家连声赞叹：“好酒!好酒!”
从此，茅台村的人们就用这条溪流的水酿酒。说来也怪，富人家酿的酒，质量越来越差，好像放了醋一样，坛坛都是酸溜溜的，不久便衰败下去了。穷人们酿的酒，质量越来越好；清彻透明，芳香扑鼻，味醇回甜。至此，酒业大兴，许多达商巨贾慕名而来，争买这里的酒到各地销售。
后来，茅台村的人们为了怀念这位“仙女”，便将“仙女捧杯”作为茅台酒的注册商标，并特意在瓶颈上系两条红绸带子，以象征仙女披在肩上的那两条红飘带。

徐霞客在贵阳的故事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明万历年间，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在他晚年的西南行中，曾两次进入贵州，历时51天，行程1500余里，历尽艰辛，中途病痛、绝粮、遇盗，丧尽川资，几乎送命，但都没有动摇他前进的决心。他先后考察了今独山、都匀、麻江、福泉、贵定、龙里、贵阳、长顺、平坝、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兴义等十六县、市的部分地区，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写成《黔游日记》。这不仅为人们留下了研究岩溶地貌的宝贵资源，也为我们了解明末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史实。
徐霞客的贵阳之行也不顺利。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十一日，他取道龙里，赶到贵阳龙洞堡时，已经天黑，他很想到龙里观尝一下前人题咏以及传说中建文帝的栖身之所，可是洞内一片漆黑，就连洞口上郭子章所题斗大的“见龙洞”三字也模模糊糊，为了赶路，只得忍痛离去。行至霁虹桥（今称南明桥），已时过三更，南明河流水潺潺，不远处的甲秀楼，在月光照耀下，轮廓清晰，分外妖娆。然而徐霞客早已疲惫不堪，近在咫尺的甲秀楼他也不能仔细观赏，只好在南门城边找客栈住下。
第二天，徐霞客醒来，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在贵阳买一条“蓝纱”。早年，徐霞客曾向妻子许氏许诺，要买一条给她，可是直至许氏病逝，都没有遇上。他漫步贵阳街头，四处找寻蓝纱作坊。许氏生前最喜杏花，可惜作坊没有此种图案，选来选去，只得挑了一条以怪石为背景的腊梅来替代。
回到客店，徐霞客向店主吴慎所打听贵阳的名胜古迹，恰巧吴慎所要到古佛洞（今黔灵公园之苦佛洞）还愿，并邀徐霞客同行。吴慎所叩拜了苦行佛，主客二人又沿游人踩出的羊肠小道，北行去观赏麒麟洞。小道陡滑，徐霞客脚有伤残，吴慎所只得搀扶着他回店休息。
吴慎所详细地向徐霞客介绍了贵阳的历史及山水名胜，特别是当吴慎所讲述到明天启二年（1622年），安邦彦挟持安位谋反，亲自领兵围困贵阳长达十个月之久，造成城内饿殍载道，尸横遍野，知府周思稷自杀飨军的惨境时，徐霞客听得尤其专心，不时还插话发问，这是他从书本里无法得到的知识。
徐霞客在贵阳住了三天，足伤稍好，就急着启程，告辞了吴慎所，经太子桥（今太慈桥）、岜堰塘（今甘荫塘）、华仡佬（今花溪）、独木岭（今桐木岭）至青崖屯（今青岩镇）投宿。住下以后，他忘了旅途疲劳，聚精会神地赶写日记，把贵阳之行的所见所闻，通通写进了日记。

黄果树的由来
传说吴三桂败退时，将一十八抬金银丢入犀牛潭中，从此，人们都想获得这些宝物。
过了若干年，这里首先搬来了一户人家，只是老两口。有一天。一个洋人来到犀牛潭边，用他的魔法看到潭中的财富，然而不知如何避开潭水捞取，因此在潭边徘徊三天。一天他突然发现瀑布上方侧面的悬崖上长的一棵黄树上结了一个仙果，此果是吸干潭水的神物，但时日不到，神功尚差，必须养足百天才行。于是，将钱请二老看守仙果，便回去准备取宝的工具了。
三个月过去了，仙果越长越大，形如升斗。然而未见洋人回来。到了九十九天仍不见洋人来，二老摘下仙果，抛入潭中试探。仙果入潭，只见光华四射，吸水有声，瀑水停落，潭水下跌。不到一个时辰，潭水全无，果见潭底金银财宝。正当他们惊喜无计之时，突然潭中响起天崩地裂似的巨声。哧得二老魂飞魄散。立刻瀑水下落，潭水涨满。一切恢复了原样。
第二天洋人到此，不见树上仙果，追问原因，才知情由。逐悔叹道：“仙果尚欠一日之功，可惜！可惜！”
后来这个地方的人多了，为了纪念这棵古老的黄教仙树，便把这个地方取名“黄果树”。

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就多找了一些

㈧ 贵州名字由来故事

贵州有悠久的历史，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由黔西南、黔西北到黔北呈曲线分布，无论早中晚期均相互关联。从发现的3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看，贵州距今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栖息繁衍。其中最重要的有：黔西观音洞古人类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距今约五十至六十万年，稍早于北京猿人；桐梓岩灰洞古人类遗址，被命名为“桐梓人”，处于“古猿人”向“古人”过渡阶段，是我国南方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水城硝灰洞古人类遗址，被命名为“水城人”，属典型的中晚期“智人”。是我国南方发现古人类用火最早和最多的遗址，时间约晚于桐梓人；兴义猫猫洞古人类遗址，被命名为“兴义人”， 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时间晚于水城人。属“古人”向“新人”过渡的晚期“智人”；普定穿洞古人类遗址，被命名为“穿洞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较系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活动状况；具有重要考古研究价值的盘县大洞古人类遗址，为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研究远古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古人类迁徙、古人类生活原貌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被列入“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石器时代，贵州发现多处遗址。根据威宁、赫章、毕节、平坝等地发掘研究，贵州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由打制石器转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阶段。农牧业已从狩猎采集中分离出来，进入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4000至5000年。
夏商周及春秋时期，今贵州地区行政区划情况，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属“鬼方”，一说认为属古“牂牁国”。有待出土文物及文献作进一步研究。
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公元前7世纪至前1世纪)，今贵州地属夜郎国，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秦统一中国后设置的黔中郡辖今松桃、铜仁一带。
汉代，牂牁、武陵、巴、犍为四郡分治今贵州地，部分地方形式上纳入中央王朝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羁縻”关系。
秦汉时期，夜郎国逐渐缩小。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至前25年)夜郎王兴因反叛被诛，夜郎国灭亡。
魏晋南北朝，今贵州所辖郡县略有调整。隋代设沅陵等六郡辖今贵州地。唐代基以乌江为界，江以北设经制州，朝廷委派官吏治理，江以南为“羁縻”州，由民族首领治理，仍推行汉代的“羁縻”政策。
宋代今贵州虽分属夔州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潼川路管辖，实际大部分地区仍分布着数十个羁縻州。从汉至宋，贵州成为全国“羁縻”州最多的地区。
元代置行省。今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有八番顺元、播州、思州、思南、亦溪不薛、乌撒乌蒙等六个宣慰司及普定、普安、永宁三路。
明初维持元代土司制度，并先后设立30个卫、140多个所，置屯军镇压威慑少数民族。明代设三司治理行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因思南、思州两宣慰司长期争斗，明王朝杀田琛、田宗鼎两宣慰使，撤销宣慰司，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正式建省，成为全国13个行省之一。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贵州三司齐备，下辖思南、镇远、铜仁、乌罗、思州、石阡、新化、黎平八府；普安、普定、永宁、镇宁四州及贵州宣慰司。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被诛后，撤销播州宣慰司，设遵义、平越二府。清顺治二年(1645年)，原明朝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帝位，年号永历。在清军追击下，永历政权先后迁到梧州、桂林等地，顺治九年(1652年)，大西军余部将领孙可望迎永历帝至贵州安龙并独霸朝政，顺治十一年(1654年)，永历帝支持李定国除孙未遂，孙即于安龙诛杀了参与此事的18位大臣，其墓葬后人称为“明十八先生墓”，并建祠供后人瞻仰。顺治十三年(1656年)李定国军至安龙，移永历帝往云南。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在缅甸被杀。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占贵州，继明代永乐、万历两次“改土归流”，康熙、雍正两朝全面推行“改土归流”。贵州土司制度基本废除，但残存一些长官司，至民国时期仍有土司存在。清初从邻省划进遵义等州县属贵州省，清末贵州省辖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53长官司。
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24年(1935年)，贵州相继为兴义系军阀和桐梓系军阀统治。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贵州，取代军阀统治，建立中央直接控制的政权。民国30年(1941年)，设贵阳市、新增6个县。至民国38年(1949年)全省有1直辖区、6行政督察专员区；1市、78县、1设治局。

㈨ 关于贵州的历史人物故事

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这个历史进程而中国大利之萃也”[8] 。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八月，调署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在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9] 同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
汉阳铁厂
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㈩ 贵州的历史名人

贵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有丁宝桢，奈香夫人；贵州的革命英烈有王若飞，杨再林，贵州的科学家有潘大金［（1937—），科学家。贵州黄平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员。］，龙咸灵［（1911—1993），著名物理学家。贵州锦屏人。原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空间物理研究所所长，原武汉大学物理学教授］。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他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后任翰林院编修。母丧居乡期间，变卖家产，召募乡兵镇压汉族和苗民起义。1860年（咸丰十年) ，任湖南岳州知府，次年调任长沙知府。1863年，43岁的他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宋景诗黑旗军起义，因“擅议招抚”，被革职留任次年迁任布政使，1865年，因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在山东曹州(今菏泽)失败，遭追究。1867年3月由阎敬铭举荐晋升为山东巡抚，与淮军李鸿章部合力围剿入鲁东路捻军。次年，西路捻军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城，丁宝桢率兵驰援，保护了京城安全，朝廷更加器重，数次降旨褒奖。1869年秋，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出京南下采办途经山东，一路大肆张扬，招纳权贿，无人敢触之。至泰安时，丁宝桢以太监出都门违犯清朝祖制为由，将其抓拿，押至济南正法。此事轰动朝野，颇为人称道。同年，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费半而功倍。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1874年，他毅然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时日本挑衅，谋以武力侵略中国，丁宝桢密陈海防计策，在烟台、威海、登州(今蓬莱)等处构筑炮台，加强海防建设。1875年(光绪元年)，奏请在济南北郊新城购买民地，创设山东近代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1876年10月，调任四川总督，整顿吏治，改革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又改良盐法，岁增帑金百余万。任四川总督10年，励精图治，社会得以安定。1885年(光绪十一年)英国侵占缅甸，侵犯云南和西藏时，丁宝桢加紧筹划西南防务，1886年再成都病故。1887年(光绪十三年)，归葬于济南华山南坡。他一生为政清廉，丧归时，靠僚属集资方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