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钱穆

『壹』 无锡钱家有哪些名人啊像钱穆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说，他是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钱家的后裔。祖父钱鞠如，是庠生（秀才），长于音韵学，留下批注本《史记》，钱穆爱读《史记》是受祖父影响。父亲钱承沛，“县试入泮，以案首第一名为秀才。”祖、父均中年早卒。钱穆为钱承沛次子。长子钱挚，字声一，在荣宗敬、荣毅仁家办的荣巷中学当教员，擅文史书法，有诗集传世，也在四十岁即病逝。钱声一即名闻海内外的钱伟长之父，钱伟长的名字是钱穆起的。钱穆字宾四，其女为今清华大学教授、环保专家、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钱易，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世家。
至于钱基博，他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的父亲。根据钱基博纂录的无锡《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这一支世居无锡梅里堠山。钱基博之父钱福炯，“附贡生，试用训导，加捐五品衔”，家世业儒，但钱福炯实际改学贾，开典当，有四子，长子基成，48岁卒，无子，以钱钟书过继。次子基博（1887-1957）历任圣约翰、清华、光华、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中山，浙大、华中师院等大学教授，未闻在复旦任教。基博有三子：钟书、钟纬、钟英。三子基厚。（另一子基全早殇）基厚子七人，钱钟韩、钟汉、钟毅、钟仪、钟宣、钟禄、钟宁。钱钟韩是有名的物理学家，原江苏省政协负责人。至于钱钟书一家，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记载甚详，无庸赘述，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文化世家。但是在钱基博家，决无钱穆这个侄子。
据我所存《钱氏家乘》（钱文选辑，1995年上海书店重印），钱基博一支是吴越国王钱十一世孙钱迪在宋理宗年间即从浙江嘉兴迁无锡梅里堠山。至于钱穆一支，据他家家谱记载，其十八世祖有子七人，沿啸傲泾建七座大宅，泾东千步有一桥，这一带遂名七房桥，从明代开始，均聚居于此。至于何朝何代从浙江迁来无锡已无可考。但钱伟长知道他是吴越国王钱后裔。从嘉兴北门外迁无锡南坊前镇，入赘陶氏，有子二人，一姓陶，一仍姓钱，即七房桥远祖。现在钱陵园尚在浙江杭州郊区临安县，已组织了一个“钱研究会”。据他们了解钱伟长是钱？三十三世孙。钱穆应为三十二世孙。据《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见《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钱基博自称是“吴越武肃王三十二世孙”（但据《钱氏家乘》推算，钱基博为钱三十五世孙）不管如何均不能得出钱穆是钱基博侄儿之说。

『贰』 高中历史著名人物

1、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改革

①内容：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

②结果：使齐国强盛，齐桓公确立霸业。

2、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

评价：

①以法律形式废除了井田制，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

②秦国逐渐强大，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③商鞅实行的严刑酷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秦朝产生消极影响

④商鞅主张的法家思想，成为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3、北魏孝文帝改革（略）、后周周世宗改革（略）、庆历新政（略）

4、王安石变法（1069年，宋神宗时）

①内容与作用：

A、理财措施

a、青苗法→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b、募役法→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

c、农田水利法→各地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为良田

d、方田均税法→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

e、市易法→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国家收入增加

B、军事措施

a、保甲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抵御辽和西夏进攻主，减少了军费开支

b、将兵法→加强了军队训练，充实了边防力量

C、教育措施

a、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考律令、断案等

b、整顿太学，重新编纂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考试成绩优秀者，可直接做官

②成效

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各地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为良田，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③失败原因

a、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

b、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c、宋神宗后期的动摇和去世，改革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④评价

a、变法是在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地主阶级改革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不可能使北宋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

b、王安石能针对统治积弊大胆改革，这种面对封建统治危机勇于改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王安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5、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1581年）

①目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收入，挽救统治危机

②内容：，

a、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征收银两

b、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

③意义：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附：

1、我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分类

①富国强兵的改革：管仲改革、王安石变法

②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

③封建王朝内部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

④少数民族学习先进汉族文化的变革：北魏孝文帝改革

2、决定改革成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是否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②改革派与反对派力量强弱对比

③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④改革的策略方针与用人是否得当

⑤是否触犯人民的利益

3、古代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①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与产物

②革除社会弊病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改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③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是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

④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必将遭到旧势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充满着尖锐的斗争

这些高中历史都讲过的 。

望采纳 谢谢！

『叁』 无锡有哪些历史名人

一、倪瓒

倪瓒（1301年—1374年），初名倪珽，字泰宇，别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江苏无锡人。元末明初画家、诗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

倪瓒家中富有，博学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门。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倪瓒擅画山水和墨竹，师法董源，受赵孟頫影响。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变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

洪武七年卒，时年七十四岁，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著有《清閟阁集》。

二、冯其庸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24年2月3日出生。中共党员。著名红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

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2015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7年1月22日12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17年5月，当选第27届全国书博会“致敬读书人物”。

三、王赓

王赓（1895-1942），字受庆，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高级军官，中国陆军中将。1911年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军校，在西点一贯成绩优异。

1918年西点毕业时为全级137名学生中第14名。王庚回国后曾任职于北洋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并晋升少将。王庚和陆小曼以及徐志摩在当年是热门新闻，王将军以优雅的绅士风度主动退出了纠纷，并一生独身。

四、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五、钱钟书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肆』 列举中国近代史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光绪帝进行改革，后被慈禧罢黜归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记》。是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研究清末历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书在学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几年被上海图书馆（貌似）购得。
光绪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清朝皇帝。四岁入宫，接受皇帝教育，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逐渐成长。经过帝师翁同和的细心教导，虽居深宫却能够关心民间疾苦，较早接受西方科技文化。一位美国学者称其为“他是第一位身座龙椅，却面向未来的开明皇帝”后主持维新变法，虽有救国之心，却无救国之力，变法失败后被软禁。1908年“因病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后，慈溪也去世。光绪帝真正死因成为一个迷案。
晚清政府中,这些人物也是应该注意的：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陈宝箴。
民国：
钱穆：近代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研究范围甚广。主张对“本国以往历史满怀温情与敬故”。
吕思勉：近代史学家。曾是上面钱穆先生的老师。和钱穆先生一样，也颇有点自学成才的味道。是一位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皆精通的学者。
此时期的学者还有很多，陈寅恪，傅斯年，吴宓，胡适，顾颉刚，费孝通，王国维等。
此时期的杰出女性有宋氏三姐妹，林徽因等。
日本的伊藤博文也应该好好研究。

『伍』 中国近代史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光绪帝进行改革，后被慈禧罢黜归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记》。是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研究清末历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书在学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几年被上海图书馆（貌似）购得。
光绪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清朝皇帝。四岁入宫，接受皇帝教育，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逐渐成长。经过帝师翁同和的细心教导，虽居深宫却能够关心民间疾苦，较早接受西方科技文化。一位美国学者称其为“他是第一位身座龙椅，却面向未来的开明皇帝”后主持维新变法，虽有救国之心，却无救国之力，变法失败后被软禁。1908年“因病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后，慈溪也去世。光绪帝真正死因成为一个迷案。
晚清政府中,这些人物也是应该注意的：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陈宝箴。
民国：
钱穆：近代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研究范围甚广。主张对“本国以往历史满怀温情与敬故”。
吕思勉：近代史学家。曾是上面钱穆先生的老师。和钱穆先生一样，也颇有点自学成才的味道。是一位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皆精通的学者。
此时期的学者还有很多，陈寅恪，傅斯年，吴宓，胡适，顾颉刚，费孝通，王国维等。
此时期的杰出女性有宋氏三姐妹，林徽因

『陆』 钱穆的人物生平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 1901年，入私塾读书。1904年，进果育小学就读。1905年，父逝。1906年，入常州中学堂。
1910年，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年，任教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年，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年，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年，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年，转任教苏州中学。1928年，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1937年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 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4年，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年，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8年，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孙鼎宸乃王耀武舅子）数次访问钱穆 。
1949年4月，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春假，抛家赴穗，曾以家事相托孙鼎宸。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年，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新亚书院，出任首任校长。
1953年，创立新亚研究所任所长。 孙鼎宸举家来港，记录钱穆讲座，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 。1953年秋，孙鼎宸入新亚研究所，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为该所诸生第一书 。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王耀武之母（孙鼎宸岳母）辞世，登门吊唁 。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钱先生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必须为华人担任为宗旨，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素书楼”。
1969年，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7年冬，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
1978年，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1980年夏，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一女（钱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长侄（钱伟长）相见。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钱松）孙女（钱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同年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年6月9日下午，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
1989年，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纪念会。
1990年，发生素书楼事件，钱穆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于杭州南路寓所过世。
1992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柒』 从《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看历史人物研究

首先，就研究目的来说，钱穆先生提出：“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好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简单地说，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人物是要向这些历史人物（当然是流芳千古的历史人物）学习，见贤思齐，提升境界，终至成为一历史人物。
其次，就研究选择而言，不当偏爱成功英雄，而要能彰显无所表现者之大表现。钱穆先生指出：“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 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这般取舍，原因有二：一、“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在衰乱世，更无事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知识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个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上，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二、无表现的人，“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
突然想起恩师张新民先生指导我研究邹元标时曾说：“你研究邹元标时，要如同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邹元标的为人你也要学习。

『捌』 如何理解钱穆先生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

按照传统语境的标准，这里借用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看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六种：

第一类是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都生于乱世，总体来说，治世盛世的人物要少于和弱于衰世乱世的人物。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中国古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国古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德”指的是人格，“功”指的是事业，“言”指的是思想与学术。盛世治世的人物，其表现往往在“功”；而衰世乱世的人物，其表现往往在“德”和“言”。“功”，也就是事业，主要限于当时，而人格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学术和思想可以传承久远，所以衰世乱世的人物，其影响和作用不仅仅限于当时，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往往比治世盛世的人物更高。

第二类是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往往对后者的评价比对前者评价更高。比方说，中国古代的两大圣人周公和孔子，周公得志，奠定了周代八百年的江山。孔子不得志，其学说在当时不为各国采用，孔子超高的地位是从汉朝才开始的，但孔子对此后历史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成功的人物，像刘邦、卫青、霍去病，评价比不上项羽、岳飞、文天祥这些失败的英雄。项羽是失败的，可是汉高祖刘邦出现在影视剧里的形象里总是不如项羽。同样，以“三不朽”来评价，这些成功者的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而失败者虽然事业失败，却令人感到他们的精神和人格特别突出；按照历史哲学的话说，成功的事业会把人的伟大的真性减色，反之事业的不圆满可以衬托出人的伟大的真性。所以岳飞、袁崇焕、史可法这些失败的英雄更容易感动后人。

第三类是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之处表现在其无所表现。这话似乎很令人费解，但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比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事迹仅此一件，但《伯夷列传》冠《史记》七十列传之首；三让天下的太伯，事迹不过尔尔，但《吴太伯世家》冠《史记》三十世家之首。不仅太史公如此，孔孟也对伯夷和太伯的评价极高。颜渊，也就是颜回，看似孔子的弟子中最无表现的，主要事迹就是住在破巷子里，吃粗茶淡饭，但孔子对他评价最高。东汉末年的徐庶，最大事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南京明孝陵里有林和靖的塑像，此人最大事迹是“梅妻鹤子”，但中国古代文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诸葛亮的评价在历史上分两个时间段，后人对他在辅佐刘备之后的评价要远远低于他卧龙隐居的时代。这里同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论其人的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史书，但在其无表现的背后，卓然有种精神、人格在，这种纯粹的精神和人格风靡后世，较之掺杂了时代、地位、机缘、遭遇等等的事功，更加使人想往。

对照钱穆先生所分的三类六种人物来看，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既要关注盛世治世的人物、得志成功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也要关注衰世乱世的人物、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无表现的人物，他们共同构筑了中国历史文化。对话这两类人物就好像看悲剧和喜剧，有时悲剧更加具有魅力和震撼力。以最受后人崇拜的三位文学家为例，屈原是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是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是想有所表现但没有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的文学是表现内心意志的文学，因此具有特别的力量和感染力。

『玖』 钱穆的人物轶事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举家来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录 。因其不惮絮烦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竟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 。1953年秋，新亚研究所成立，孙鼎宸入所学习，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出书之第一部 。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 “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