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历史人物评价的读后感
何为英雄（论项羽）
说到项羽，其人在我小时候的心目中就跟大侠似的，一个人就能杀掉上百人，骑着一匹骏马南征北战，力拔山兮气盖世，还拥有虞姬那样漂亮忠心的美人，就连死都那么有骨气，不肯苟全性命，这样的英雄一易得民心，据说当初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项羽死后，楚地除了鲁地外都归顺了汉王，因为鲁地人恪守礼仪，誓死为项王守节，所以汉王就拿来项王的头，给鲁地人看，鲁地百姓知道项王的确死了，才投降了汉王。
现在，我觉得项羽拥有的更多的是人格魅力，尤其是义和气，但它们不免掩盖了他性格的弱点，在“时”不利时，这弱点自然就显露出来了。
这里有件趣事儿，话说鸿门宴后，项羽率军屠戮咸阳，烧毁了秦宫室，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都没熄灭，有人劝导项王说：“关中地区有山河阻塞四方，土地肥沃，您可以在这里建立都城，肯定能称霸天下。”项王看见秦的宫室都已经被大火烧得一片狼籍，有加上心里怀念故土，只想东归，于是说：“富贵不归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裳在夜间行走一样，怎么能让人看到我的荣华富贵呢？”那人听了，就私下嘲笑项王说：“很多人说，楚国人就像是沐猴戴了人的帽子，装人，果真如此。”项王听了这话，就把那人烹杀了。那人说的话后来被引申为一个成语，叫“沐猴而冠”按照项羽的性格是绝对受不了这样的嘲讽的。
同项羽比起来，刘邦在这方面就作得很好，不管是在鸿门宴偷偷溜走，还是在皋城的“我宁愿斗智，就是不跟你比力气！”等等的事，都体现了他“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性格优势。
由此看来，能称霸天下的英雄，不一定就是才气过人，举世无双的英雄。
从刘邦与项羽的成败看统帅人才素质
据《史记》记载，秦朝末年，刘邦、项羽都曾经亲眼目睹中华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的尊容与威仪。可这两位差距颇大，两个人见到始皇帝也都说过一句好像发誓赌愿的话，话讲得很有意思。刘邦见到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帝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好像只有秦始皇是大丈夫，其他人都是小丈夫了！羡慕之情隐在了话的里面。项羽更直率，他说：“我必取而代之！”。这厮胆子也忒大了，多亏其叔父掩其口逃走，也多亏人多杂乱，始皇帝没听见。否则，项羽就不可能演出那幕“霸王别姬”了，早就“尸、首相别”了。那时代也是一个竞争奶酪的时代，最大块的奶酪就是秦王朝的天下。秦王朝这块大奶酪真诱惑人呀！呵！这大块奶酪！馋得六国后裔以及那些有野心的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刘邦、项羽也不例外。后来，天下归了刘邦那厮，后世很多人鸣不平。那意思就是说，大好天下归项羽还可以，还说得过去！你刘邦算什么呀？人们的不平影响不了刘邦这个流氓“痞子”做大汉的开国皇帝。
粗略分析，这俩位有共同的爱好，都是不愿意读书的人。要是真叫起真儿来，还真值得仔细推敲一番。刚才说了说你眼中的奶酪。下面再说一下奶酪时代的你。你——就是想得到奶酪的那个人。借用刘邦和项羽的成败，阐明其中的道理。
一、刘、项成败对创业和守成的人才观的启示
1、创业人才不必求全责备——项羽输在识人用人上创业和守成难度都很大，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因而重点任务也不一样，完成任务的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距。在创业阶段和守成阶段对人才的评价任用有很大差别：创业时期多倾向于重才轻德；守成时期往往要求德才兼备。
2、顺应时代潮流至关重要——项羽输在对天下形势判断上现在先比较一下刘邦、项羽。两个同一个奶酪时代的人，一个是奶酪时代的“流氓”，一个是奶酪时代的悲剧英雄。两个人的因果结局很能启发人。其个人素质与结局应验了一种因果关系，这结局验证了两句话：
第一句：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
第二句：世界发展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这两句话要理性分析，别感情用事。这个“德”包含现在所说的能力和素养，但更突出体现在统帅人物的品质方面。秦亡，楚（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汉（封刘邦为汉王）相争约四年。刘邦获胜。其实，在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的范增，早就看出刘邦的行为与志向了。所以，在杀不了刘邦时，恨恨的剑斩玉斗，大呼“遂成竖子之名！”
二、两人相比较，刘邦得到秦王朝天下这块大奶酪，顺理成章。
主要原因有： 1、约束行为，以待天时。 刘邦志在获得大奶酪，收敛了自己流氓行为，“妇女无所幸”“观其志不在小……此天子气也”，攻下秦都，封咸阳府库，以待项羽。占天时，积蓄力量，主动作为。项羽则占有刘邦打下的咸阳，焚秦宫室，毁阿房宫，抢劫妇女，掠夺财宝，显示出志大才疏，不重视在百姓中树立形象，军队纪律涣散，逐渐失去人心。
2、约法三章，昭信天下。 汉王刘邦听萧何计策，约法三章，取信于民；项羽焚烧秦宫室，掠美人财物，成为刘氏大仁大义的反面陪衬。
3、屈尊揽才，接受忠谏。 大将韩信、谋士张良、相国萧何，像陈平、周勃、夏侯婴等人才济济，俱为所用。筑台拜将，亲授帅符。对有利于得到大奶酪的要求、计策，迅速决策；项羽则优柔寡断，终妇人之心，用人必亲近，不会用人，加上决策失误，最终失去大好机会。
4、用人以才，不论出身。 刘邦接受谋士的建议，用人不论身份和名声。韩信受辱胯下，陈平盗嫂，樊哙乃杀狗屠夫。至于文化人如郦生、陆贾、李左车、蒯彻等亦尽为之用，以展其才，这叫用人之长，容人之短；项羽任韩信为执戟郎，大材小用，不会用人，不会识人，贤愚不分，任人唯亲，项氏集团奸细内出，终坏大事。
5、能识大体、顾全大局。 刘邦能审时度势，伺机以待天时。这是刘邦认可的比较理性的思考。项羽则刚愎自用，感情处事，加之妇人之仁，不识大体，最终毁掉最可能获得大奶酪的大局。正是，“长城”非他毁，自毁也！
6、隐忍屈辱，不乱大谋。 一个人有野心或雄心谁都管不了，能在巨大的屈辱面前当孙子或装孙子，不是谁都能行！刘邦行！项羽不行！大丈夫能伸能屈，从这一点也可以预见出，谁最后可能获得胜利了！刘邦兵败，蓄积力量，以图东山再起；项羽兵败，认为“天亡我也”，不过乌江，自刎垓下。
7、大的气量，能容他人。 刘邦能容纳那些有个性的人才，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大将军韩信攻克齐地，自立假齐王，并奏报刘邦。刘邦接到奏报，正在犹豫。张良一捅他，刘邦马上反应，“大丈夫要做就做真齐王，不做假齐王！”于是封韩信为齐王。项羽则好大喜功，乱封诸王，引火烧身，四面树敌，成众怨之的。虽然，人们敢怒不敢言，但是义军内部已是貌合神离，只保留着一种可怕的团结局面。
8、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可以说刘邦有用人的专长，加上那些谋士的策划与参谋，基本成功完成了关键的几件大事。刘邦也敢于在登基做皇帝后的大宴群臣的庆功会上公开讲，自己的能力不及“三杰”（韩信、张良、萧何），又很不谦虚但很实在地说道，“我能用之！”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刘邦则善于“将将”（统帅大将）。项羽不懂知人善任，气走了亚父范增，众叛亲离。
以上归纳虽然不完整、不全面。只是简单的一一作了些比较。但从中可以看出：刘邦取胜有因，项羽失败有果。你有什么想法？总之，想创造属于自己的奶酪，还别说大奶酪，要有理性的头脑，如判断能力、应变能力、决策能力、反应能力、用人能力（能团结人抱团打天下）。在用人上不要绝对的在乎知识的多少（我本人不反对知识多）。但不能只局限在知识这一面，尤其是当代用人，不能唯学历。有学历没见识，知识是死的，没用。只要有见识，知识才是活的！
关于项羽的成语故事
项羽是我国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和他有关的许多事迹后来逐渐演化为成语。在一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成语故事，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取而代之——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巡游经过会稽（今江苏苏州），项羽也随众人前往观看。观望中，项羽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只此一语，就表现出项羽的宏伟大志和英雄气概。
先发制人——陈胜起义后，会稽太守殷通也想乘机反秦，他于公元前 209 年 9 月召见项羽时说：“现在是灭秦的好时机。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则被人所制，我想和你早点共同起兵。”出身贵族的项羽岂肯委身于人下，按照计划，项羽杀死了声称“先发制人”的殷通，收集了他的部下，公开树起了起义大旗。
破釜沉舟 以一当十——公元前 208 年，秦将章邯指挥秦军主力合围巨鹿，项羽率兵前往解救。为了表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项羽带领全部军队渡过漳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项羽率军断秦军粮道，与秦军进行了九次激烈的较量，“楚战士无不以一当 十” 。秦损兵折将，项羽乘胜追击，逼使章邯率其残部投降。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秦朝被推翻后，项羽在鸿门（今陕西临潼附近）设宴招待刘邦。在宴会上，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几次示意项羽击杀刘邦，但项羽因不忍而不予理会。于是，范增便让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想借机刺杀刘邦。刘邦的谋臣张良看到形势紧迫，就出外召樊哙说：“现在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常在沛公。”于是樊哙带剑拥盾进入宴会厅，指斥项羽不守信义，项羽被樊哙的气势所折服，刘邦借机脱离险境。
沐猴而冠——灭秦之后，项羽引军入咸阳，大肆烧杀，咸阳火三日不绝。谋臣劝项羽说：“关中山河四塞险阻，土地肥美，可以作为霸王之都。”而项羽以“富贵不归故里，如同夜间穿锦绫走路，没有人知道”为借口加以拒绝。劝他的人感叹道：“人们说楚人是沐猴而冠，果真不假。”项羽闻听此言，就杀了说这话的人。
四面楚歌——因刚愎自用和性情残暴而失去谋臣和百姓的支持，项羽最终在“楚汉之争”中败下阵来，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南）被刘邦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夜间军营四面皆楚歌，项羽大惊，见大势已去，率众杀出重围，逃至乌江边，因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有船不渡，自刎身亡。
此外，还有“坐不安席”、“秋毫无犯”、“不拘小节”、“暗渡陈仓”等成语与项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贰』 中国历史人物读书笔记4篇
读书笔记是写戚继光抗倭的时候他说写出了他的英雄事迹他说我们国家的民族英雄你就可以写出来是戚继光的英雄事迹加你的读后感可以跟他学习的时候就是第一篇。
『叁』 三本历史人物传记的读书笔记
《秦始皇大传》《司马懿大传》《拿破仑传》等等。
『肆』 关于近代历史人物读后感
《张学良传》读后感
张学良，堪称传奇的一生，中国历史上闻名的人物，他传奇的一生经历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深深吸引了我，所以我阅读了《张学良传》。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对张学良将军一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那时中国的历史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张学良传》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张学良将军公正评价，是一部很优秀的历史著作。这本书叙述了从张学良将军的青少年时期一直写到他住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包含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众多，书中展现出了张将军的曲折坎坷、又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并从多方面角度表现出了他那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揭示出了他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成长为一个杰出爱国将领的过程，他的一生，更是从民国初年至今的一部历史画卷的缩影。在我看来，张将军面对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国破家亡的局势，主张爱国一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力谏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改弦更张，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1928年，在张将军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后，也就是“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张学良将军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背负国耻家仇的他，为国家的统一和对外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学良将军在个人利益的与国家利益选择中，选择中选择了国家利益；在个人安危与祖国安危的选择中，选择了祖国安危，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安危与祖国安危的关系，使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企图变为泡影，使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他这种顾全大局的行为以及他将民族、国家放在首位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都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我认为张学良将军能成就一生，还在于其优秀的各种品质。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之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张学良一直在探求着救国救民的出路，为了追求一统的中国，爱国情怀一贯始终。在他28岁的时候他以少帅身份成为东三省的领袖，按理他完全可以独树旗帜称霸一方，但他深明大义，以统一祖国为己任，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拒绝日本顾问要他做满洲的皇帝，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游历欧洲期间，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影响，相信领袖至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救国，可以实现统一，但在后来的实践中他发现，单单的领袖至上，仅仅依靠蒋介石是不能救中国的，必须联合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敢于承认错误，知错必改，敢于承担责任，胸怀坦荡。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团结，他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顾全大局。晚年的张学良，他反对台湾脱离祖国，期盼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答记者问时，借于右任的诗“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表达思乡之情。
看了这本书，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有雄才有大略，可是一辈子因为一个西安事变再也无法为祖国的建设出力，这怕也是他的一生的遗憾，看完张少帅，突然联想起三国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觉得这两位在气质上到真有些相仿---“出身官宦，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壮志未酬。”但是，张学良将军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也是十分重大的，其为国贡献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实践的。
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暇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将军的历史，也是中们，但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为一名入党积极份子，要时刻以他为榜样，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为祖国的繁华民族近代史的一个缩影，读完整部书，让我看到了在那个年代，一个铮铮青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兴亡的顽强拼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张将军已经离开了我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时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随时响应国家号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新的年轻一代，我们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也很遥远，但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为祖国更加强大，更加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祖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挑战，努力学习，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读完这本书，深深感受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作为个人一个时时将民族、国家放在首位，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真正的站起来。
希望采纳
『伍』 介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读书笔记300字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1): 怎么觉得有古教科书的味道~？
其实以陈寿的三国志来做史实根据分析刘备曹操，可信度也未必高过演义。
（蜀汉未亡时，陈寿曾任蜀观阁令史，他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书写的有多精彩，而是因为他没有因为诸葛亮杀了他爹他就在纸上给孔明来个遗臭万年。所以别人往往引他为“秉笔直书”的典范；其实真的有没有“直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以个人看来，三国志的字里行间，作者对刘家的回护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不管从文学上，军事上，政治上，刘备的段位，都去老曹远矣。
曹操和刘备都是名人，曹操的名人靠实力拼出来的，刘备的名人是吹出来的。刘备自称是皇亲，说自己是汉景帝儿子中山王刘胜的后代。且不说在汉武帝的时候，刘胜的儿子因为点进献给太庙的酎金问题就已经被除国，再到东汉末年，鬼才晓得他的子孙到了哪里。何况中间经历了王莽代汉，不和王莽合作的刘家子孙不是给杀了，就是和刘秀似的造反；刘秀复辟成功后和王莽合作的刘家子孙也不会有好下场，跟着造反的怎么也该有块封地。纯种的刘邦后代在民间是剩不下几个了。刘备就是也姓了一个刘，他爷爷当过一任县令，他早死的爸爸当过衙门里的小吏。他没有什么依靠，就从小和现在幼儿园小朋友姓孙就说自己和孙悟空沾亲似的，到处跟别人吹他是皇亲。不过幼儿园小朋友长大了会知道不好，不会再说。可刘备是一直执著地说，说到自己也有些相信，就跟有的巫婆神汉先说自己有神灵附体来骗钱，骗到最后连自己也有些相信，结果把病人和他自己的命都给害了。刘备就是这样逐渐在心理上把自己当成汉室的代表，正义的化身，逢人就是那么一句："备虽汉室宗亲"，整个一神经病。
可按照中国的老例是："与其慢也宁敬"的，一般老百姓就想了，没有影子的事情他怎么会这么执著呢？多少总归刘备应该和皇帝家有点联系吧。以讹传讹，别人就觉得他有可能真和皇帝有些关系，略略给他些尊敬，随后刘备和他的支持着们也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宣扬，别人也就觉得越可信。人们心理的这个弱点，到现在也没有改过来，所以那些邪教和骗子才能够得逞。有时我忽然想，要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年轻女子带上一副墨镜站到王府井的街头，她的几个同伴假装是她的保镖和影迷去请她签名，相信能够在王府井造成一场混乱的，大抵如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是人们上当的根源，也是骗子得以成功的根源。
刘备除了喜欢神经质地把“汉室宗亲”挂在嘴上外，一般还是很沉默寡言的，以示稳重，好让别人和他自己更加相信自己是汉室宗亲。现在有些不懂或者反应迟钝的人，也和大耳朵一样故作深沉状。最初刘备的生计是汉朝认为的贱业，半工半商，弄些个草鞋席子什么的卖卖，后来遇到中山的大商人张世平等人，靠着一张嘴，骗得张世平拿出钱来给他组织黑社会。一向很回护刘备的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在得到大商人资助后“得用合徒众”。那时候黄巾还没有起事，刘备的一帮想来不会是什么爱心捐助机构，说轻点是大商人的保镖，说重点就是斧头帮之类的帮会。
从这可以看出东汉政局的紊乱，黑社会得以存在并横行的时期，都是一个政府行政权萎缩的时期。黑社会所行使的就是政府的原始功能，保护一定集团的利益、制订并维护一定的秩序。黑社会最初所填补的都是政府的真空地带，利用的往往是政府保护不力的弱势群体。在东汉，商人是一个政治上受歧视的群体，在与地方豪强的争斗中，往往受到士大夫集团为主体的官吏的不公正对待，因此就会培养刘备这样的势力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可以说，根治黑社会的要诀就是在于政权的公正性和广泛性。这点，毛主席的时代为根治黑社会提供了典范，在中国猖獗几千年的黑社会在新政权下的覆灭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政府最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以商人集团为主要支柱的刘备帮会本来是要被东汉的士大夫集团镇压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观念看来，刘备之流应该是属于无赖子弟的。而此时，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开始起事，说的比刘备的皇亲来头还大：“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刘备等一帮无赖子弟一向以打架著称，就被征召为民团配合官军作战。刘备的帮会，欺行霸市还可以，对付武装起来的黄巾就不大顶用了。刘备很窝囊地被打翻在地，跟着就是装死，看来黄巾没有割对方耳朵记功的章程，刘备就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一对引以为豪的大耳朵。
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刘备，算是镇压黄巾的功臣，在黄巾的张氏兄弟破灭后当上了汉王朝的安喜尉，算是正式国家公务员编制。得了官的刘备更加正经了，帮会是不搞了，立志要当汉王朝的好官。可是他的好官没有当多久，汉王朝要搞减人增效，刘备怀疑他是属于在裁撤之列。因为他知道，汉王朝的减人增效裁撤的未必是没有本事的，可肯定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八个人的编制，其实只需要五个人来干，因此裁撤上三个人，减人增效，乍看起来有理。执行起来却未必，因为八个人的编制，可能只有三个人干活，而那五个不干活的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原理，想必是有背景和有关系的，到最后剩下的可能就是这五个不干活的，减人未必是增效。
有自知之明的刘备，不再拿着一副喜怒不行于色的劲了，做了一件有血性的事情，就是把郡里派来的督邮绑在树上，用鞭子痛打了一顿，然后把自己的官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而去。比起后世的陶渊明听说督邮要来，长叹一声：“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间小儿折腰”。回老家去种菊花看南山的潇洒来，刘备的所为倒更有些男子气概。初次官场失意，让刘备知道仅仅是自称皇亲是没有用的，仅仅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官也是没有用的，要想出人头地，或者就是活得体面，要有自己的靠山，要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赏识他，重用他，给他机会。在那样一个世界，替朝廷卖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朝廷是虚幻的，皇帝是不知道的，替某个具体的官员卖命才是现实的。想通了这个道理后，刘备开始了自己的投奔生涯。
四处投奔
刘备投靠的人确实不少。在离开安喜县后，他碰巧遇到了奉何进命令出来募兵的都尉毋丘毅，当时都尉大人在下邳碰上了强盗。刘备戴罪立功，打退了强盗，又当上了芝麻官。可乱世里的芝麻官不好当，没多久，刘备就“为贼所破”，投靠老同学公孙瓒去了。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讨伐什么董卓，以至于有“三英战吕布”的辉煌，不然一向很回护他的陈寿一定会在《三国志》里给他记上一大功。
随后，刘备就是跟着公孙瓒的同盟青州刺史田楷混，和袁绍打仗，有了些战功，被公孙瓒委任为平原相。到了兴平元年的时候，陶谦把曹嵩杀了，引来了曹操的疯狂报复。陶谦就向田楷求救，刘备作为田楷的下属，一起去援助陶谦。当时刘备的手下有包括乌丸骑兵在内的千把人，另外“略得饥民数千人”，就是田楷手下的一个小跟班。陶谦为了让刘备替他卖命，给了刘备四千丹阳兵作为收买条件，于是刘备就不跟田楷了，改跟陶谦混。郯城一战，刘备大败，退守徐州。恰巧这时候陈宫叛迎吕布，曹操后院起火，曹军被迫回师兖州。此刻在徐州城里的陶谦和刘备因为此前的惨败，已经没有能力对撤退的曹军进行追击。这年冬天，陶谦在忧急中死去，刘备捡了现成便宜，在当地大商人糜竺等人的拥戴下，占有了徐州。看来刘备确实有商人缘。
兴平二年初，刘备还没有找到当一方封疆大吏的感觉，被曹操打败的吕布就来投奔刘备，从而使刘备很有些忘乎所以。骤然大阔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人绝大多数只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才认真审视自己，有畏惧感。其实非常之福和非常之祸一样，都是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范围和把握能力，在非常之福或者非常之祸中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非常之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非常之祸更可怕，非常之祸不过是几块石头向你砸来，你还可以闪避；非常之福则是裹胁着你撞向石头的洪水，逆水行舟顶多不进，顺风顺水把握不好会触礁身亡。刘备以一个外来户兼名微之辈占有徐州，自然有很多陶谦的旧将不服气，可刘备真以为自己是汉室宗亲，别人都应该支持他。他把自己看成了正义的化身，对淮南谋划着称帝的袁术虎视眈眈；当然四世三公的袁公路连他的庶兄袁绍都看不起，何况一个大耳朵？于是双方在盱眙对峙，陶谦旧将，也就是当年和刘备一起镇守郯城的曹豹向吕布献出了下邳城。刘备军心大乱，加上后勤匮乏，先是士兵逃往，后是败给袁术，进退不得，只好投降吕布，大耳朵的故主算是又多了一个。
到了建安三年，曹操在下邳把吕布给抓住了，吕布向曹操服软，想改给曹操当将军。在旁边的刘备想起了老婆两次落到了好色之徒吕布手里的遭遇，就不失时机地向曹操进言，让他吸取吕布两个故主丁原和董卓的教训，曹操听了他的话，把吕布给勒死，带着他回到了许昌。
从毋丘毅算起，加上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应该算是刘备的第六个上司，刘备对这位上司不是很满意，因为他自认为是皇亲，而曹操是赘阉遗丑，所以他比袁绍袁术更妒忌曹操。于是他就和没落贵族董承等人谋划着杀曹操。 心怀鬼胎的刘备为了显示自己胸无大志，平时关起门来种芜菁，想让曹操丧失对他的警惕。可这番做作是瞒不过曹操的，曹操象看耍猴一样看大耳朵自作聪
『陆』 急求2篇2000字的历史人物读书笔记1·
岳飞传》读书心得
人们都说岳飞是抗金大英雄，很伟大，开始我一直不相信他有多大能耐，而且就算他再厉害，最后还不是死在奸人手中，并且因愚忠而死，实在很没有价值。他如果真是为人民好，那就应该自立为王，邀集一帮好汉，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但是看了<岳飞传>后,我终于懂得了岳飞的伟大,他所看中的是为百姓谋福,也不在乎谁掌权,谁夺利,他是个老实人,也是因为这一点,才让那么多的英雄好汉拜服在他的脚下吧.
岳飞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河南相洲汤阴县岳家庄,他一诞生就有一位如神仙般的老道说:我看令郎相貌不凡,长大后必然前程万里,远举高飞,我再给他起个字叫鹏举吧!但一出生的第三天,岳家就天降洪水,突如其来,最后只剩岳飞母子活了下来,漂到河北大名府内黄县的麒麟村被王员外救起,让岳飞与其子一起长大.
宋高宗赵构即位以后，岳飞经人介绍参加了赵构统帅的军队，因作战勇敢，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岳飞在澶州(河南濮阳附近)和曹州山东曹县西北两次小胜金军。因赵构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企图避地东南，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请赵构返回东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触怒了赵构及黄、汪等人，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被革职。三个月后，岳飞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不久升为统制，随都统制王彦渡河收复新乡，在太行山刺杀金将。旋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宗泽死后，从杜充南矿。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牙术率军大举南侵，攻入建康(今南京)。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北进，在清水亭、静安等地袭击北撤金军，连连获胜，金几术险被活捉。并一举收复建康，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接着，他受命领兵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在承州三次大败金军。岳飞的部队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岳家军”，深得百姓爱戴。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岳家军大破伪齐刘豫军队，收复了襄阳府及唐、邓、随、郢州、信阳六郡，岳飞被提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兼管襄阳府路，不久进封武展郡开国候，时年三十二岁。是年冬，金齐联军攻陷滁州，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告急，岳飞接旨率军东下，又一次大败金军。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秦桧以宰相身分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诏书，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子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岳飞向朝廷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坚决表示愿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赵构为了取得武臣对和议的支持，授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岳飞连上四奏，表示不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只可引以为危而不可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岳飞屡次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和秦桧的痛恨。
绍兴十年，金撕毁“和议”，大举伐宋。岳飞接到赵构“乘机取胜”的亲笔诏书，立刻调兵遣将，挺进中原，在河南郾城，大破兀术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金军全线崩溃。此后，又乘胜进军朱仙镇，以猛将带领背嵬军骑兵五百名出击，杀敌金军。朱仙镇之捷，更增强了岳飞乘胜渡河收复河北的决心，他再次上书赵构，要求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亡国之耻。北方忠义军纷纷来归，士气高涨，以“直抵黄龙府”相激励。赵构、秦桧一天之内用金字牌发出十二道诏书，催岳飞班师。岳飞明愤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被迫下令撤军。岳飞在撤军前，故意放出风声，说明天渡河，几术害怕城内百姓作岳家军内应，连夜弃城，北逃一百余里。岳家军班师后，金兵乘机夺占了郑州、顾昌、陈州、蔡州等地。
岳飞回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权被夺。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七月，秦绘竣使右满议大夫万侯桌首先发难，上书指责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的志向，日渐颓情”。这年八月，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被免，改任万寿观使的闲职。之后，秦忙唆使岳飞手下的副统制王俊出面诬告，说岳飞部将张宪准备谋反。十月，朝廷张榜，说张宪一案“其谋牵连岳飞，遂逮捕归案，设召狱审问”，并将岳飞及儿子岳云逮捕入狱。十二月，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当天，大理寺执法官遵旨作最后处决，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时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一生出入疆场，英勇抗击侵掠，坚决反对国族压迫，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敬仰，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他虽愚忠,但忠的有骨气,他的好身手,对人民对祖国的爱让我们感动,但他的死却是一遗憾,没有使他的伟大升华到更智慧的境界,始终是一个遗憾啊,我们只有把对岳飞的感叹实现在学习他的忠和勇,让他的精神保留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流传……
蔡伦（61—121）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今湖南耒阳市）人。汉和帝时，蔡伦入宫做皇帝的侍从，后来升任“尚方令”，负责管理皇室工厂，监造。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洛阳发明了用树皮、破鱼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合适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蔡伦约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生；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卒。耒阳地处今湘江支流耒水流域，是谷米之乡。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蔡伦，从小随父辈种田，但他聪明伶俐，很会讨人喜欢。汉章帝刘旭（公元56～58年）即位后，常到各郡县挑选幼童入宫。永乐十八年（公元75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太监，当时他约15岁。他读书识字，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公元76年）任小黄门（宦官中职务较低者）。此后作黄门侍郎，掌管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安排就座等事。正宫窦太后无子，指使蔡伦诬陷章帝妃宋贵人“挟邪媚道”，通令她自杀。宋贵人所生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窦后又指使人投“飞书”（匿名信）诬陷章帝妃梁贵人，强夺其子刘肇为养子并立为太子。章帝于公元88年卒，10岁的刘肇登基，为和帝，由窦太后听政。蔡伦因功被提拔为中常侍，随侍幼帝左右，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秩俸二千石，地位与九卿等同。中国历史上宦官干预国政，也正由此开始。 永平九年（公元97年），窦太后卒，和帝亲政。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立邓绥为皇后，蔡伦立即投靠邓皇后。邓绥喜欢舞文弄墨，蔡伦为投其所好，甘心屈尊兼任尚方令，主管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在此期间，他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布）、麻头、鱼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纸张，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受到和帝称赞，造纸术也因此而得到推广。同年，和帝卒，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二年又卒。邓后再立13岁皇侄刘祜（公元94～125年）嗣位，为安帝。刘祜是清河王刘庆之子，但由于他即位初期仍由邓太后把持朝政，蔡伦继续受到重用，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洋县），从此进入贵族行列。由他监制的纸被称为“蔡侯纸”。约于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19年）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成为邓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受到满朝文武的奉承。 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之际，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卒，安帝亲政。蔡伦因为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蔡伦自知死罪难免，于是自尽而亡。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4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上升，身居列候，位尊九卿，却以惨死告终。但他在兼管尚方时，推动了手工业工艺的发展，被称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因而留名后世，得到史学家的首肯。
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主管尚方期间，曾“监作秘划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近代考古发掘的实物也证明确实如此。尚方令本来是少府属官，主管刀剑等各种宫廷御用器具的制造，与中常侍高位根本不相称，但蔡伦尽力讨好，凡是帝、后喜欢的器物，都在尚方精制。邓后喜欢文史和纸墨，曾令各州郡岁贡纸墨。蔡伦也正因此而成为促进东汉造纸术发展的关键人物。由于职务上的关系，蔡伦得以有观察、接触生产实践的条件。每有空闲，他就闭门谢客，亲自到作坊进行技术调查，学习和总结工匠们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他自己的聪颖创新，对发展当时的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如当时的钢刀制造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百炼成钢。当时所制造的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实是精工制造，堪为后世仿效。 但是。蔡伦对工艺技术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在造纸方面，大致可从三个角度来评述。第一：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第二：促进皮纸生产在东汉创始并发展兴旺。第三：因受命于邓太后监典内廷所藏经传的校订和抄写工作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大大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柒』 历史人物传记读后感
多给点分嘛才5分
屈原-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拿破仑传读后感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叫他拿波里昂尼。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女子，也是一位严酷的母亲。
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从阿雅克肖港出发前往法国。从此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始改变他的人生。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仅9岁的他便深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军校时，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成功。为了毫不怀疑的取得成功，他充分利用军校提供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卑也在所不惜。
1784年，15岁的拿破仑进入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由于扎实的数学功底，他成为了14名精选出来的非贵族炮兵学员之一，开始了真正的军训生活。
拿破仑沉默寡言、勤奋好学。他对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自如，其数学和地理知识扎实。他安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傲慢自大、雄心勃勃和抱负不凡。
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改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勤奋与荣誉。
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门是向有才华的人敞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对于我来说，如果可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足和大胆的欲望可以归类到野心。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永恒实质，它是如此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
法国人视拿破仑为民族英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拿破仑的征服下深受凌辱，表示憎恨。
《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
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捌』 历史人物的读书笔记
夜半想到《曾国藩》一书的若干问题，遂起床开空调，挑灯夜战。【文摘】
清朝于军队的管理至严。凡须用兵，由朝廷供兵供饷粮，战役结束，将领功过赏罚完毕，便将军队交回政府。但当太平天国乱起时，朝廷的八旗、绿营兵已腐败透顶，无兵可调；又兼以次第而来的赔款条约，也无饷粮可调，才由着曾国藩以湘兵起家，几乎养为家私而朝廷竟调不动其一兵一卒，后攻克金陵，湘兵的威势于斯盛矣。
可惜罗泽南早亡，曾国荃一介武夫，曾国藩又以骨肉之情，听之任之，于军队纪律丝毫不加整束，于金陵城中无恶不作。每尝读到此类史事，总不禁叹“杀中国人最多，实则是中国人自己”。
湘勇初创时，以金钱作饵，许以城破纵掠三日，以此来维系湘勇的士气，从当时朝廷对他们不闻不问的情况，也是无可奈何的举措，却也因此将辛苦所募的朴实农民，驯成道德尽失的野兽，以纪律换战斗力，只是短期内的红利，长此以往，则必然导致湘军战斗力的丧失，走上与八旗与绿营相似的老路。
后世将湘军捧得甚高，实在于捧曾国藩捧得甚高。1894年，湘军在牛庄与日军死战，全军覆没，至此湘军告别历史舞台。或以为其亡于日军，或以其亡于清廷，实则当年金陵城破之日，即是湘军灭亡之始。只能以金钱拢络，而不能以纪律整束，缺乏一以贯之的信仰，任何强盛的部队，都只能于历史上昙花一现。湘军如此，国军亦然。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劳苦大众的理想天堂，曾经在中国掀起过滔天巨浪。因此曾国藩剿平天国，为颇多人诟骂。但站在任何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说，凡遇有造反的，绝无乖乖就此下台的道理，此事古今中外必然。发兵围剿，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如果一个政府只懂“剿”而不谙于“抚”，那么这个政府的“剿”，不仅无法延续其统治，也必将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何为“抚”呢？就是在平乱之后的总结。乱由何起？如何正本清源？政府有“剿”的权利，也有“改”的义务。以为一剿而天下太平，不知悔改如晚清者，虽然躲过了太平天国，却逃不过辛亥革命，其历史结局，就只有在国人轻视与仇视的目光中，黯然下台了。
近日有杂志作了一期有关“曾氏家族”的专题，曾氏后人颇为兴旺，名流也多。但未想历史的曾国藩与曾国荃，却曾杀过那么多人。中国人说“杀降不祥”，在曾氏身上，倒是异数。
以曾国藩自述，所谓“乱世用重法”，似乎“杀”，也实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最起码当初的另一杰出人物胡林翼，也有和曾氏相同的看法，世人称作“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还记得那期杂志上曾氏后人提到过曾国藩的一句家训——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想来嗜杀的曾家兄弟，有如此兴旺辉煌的家族后代，功夫全在这一句话上吧。
哪一对今日怒目相视的夫妻，会回忆婚礼宴上，情意绵绵、两两相望的男女？
有哪些痛斥儿女不孝的父母，去回味婴儿床边，满心欢喜、憧憬幸福的自己？
幸福的开始，只是开始。如果你的人生不能如电视剧般在此刻顺利结局，那么请谨慎小心些吧。
【文摘】
在稀里糊涂地将《胡雪岩》读完后，感觉胡老爷神乎其神，命好的不得了。俗话“经商就读胡雪岩，为官就读曾国藩”。
唐浩明先生所著的《曾国藩》，相比之下，倒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
故事从曾国藩丧母回家奔丧开始。
此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战事已经波及到了长沙。而曾经能征善战的绿营、八旗兵已经腐朽不堪。当地的官员十分恐慌，为了打持久战，参考先前镇压白莲教的方法，准备在地方办团练。
长沙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了一番。小设计谋请出了在家守丧的曾国藩，曾国藩一介书生，至此开始募湘勇、办团练，创建水师，建奇功伟业……
直行转而迂回
曾国藩虽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悍的性格。
在我的固有观念中，特别佩服湖南人，湖南人能吃辣的，所以感觉脾气刚烈，争强斗狠。毛主席就是一个不怕打仗的领导人。在清末的时候，湖南出了一个叫黄兴的辛亥革命起义领袖。大清的那些官员们都无奈了：怎么又是一个湖南人？！
曾国藩一上任就显示了令人叹服的铁腕，为了大清朝的安定用残酷的手段去镇压起义者，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正是如此，地方上的绅士官僚十分看不惯这位湘勇统帅的残酷手段，有辱孔孟之道。
另一方面，曾国藩本人也心怀高远，处处不让，以至于处处掣肘，步履维艰。在前期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几次险些丧命。直到曾国藩父亲病逝，他再次回乡守丧。此时的境遇坏到了顶点。
那些曾经的忍辱负重、勾心斗角一股脑儿的反上来，嘲笑、责难、使曾国藩忧心忡忡，脾气变得焦虑和暴躁，整个人都似乎一下子老了很多。
曾国藩日益消沉，在这时，当年设计谋劝曾国藩出山的道人又出现，点了曾国藩一记药方——老庄之道。曾国藩回想着过去的种种磨难，似乎一下子贯穿了起来，找出了答案，突然心胸开广。
再次出山，已经大改以前为人处事作法，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次他胸有成竹，不畏妄馋，一一打通关节，在官场上自上而下，在湘军里自上而下，这次才是真正的有条不紊的运作起来。
为什么呢，原来世人不畏“理”，而讲“礼”，礼贤下士，礼尚往来，说白了就是要给足面子。官员因为彼此的呵护而不断财路，士兵也不是因为要保家卫国而去玩命，都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发达，光宗耀祖。
这套行事准则，也就成了曾国藩能够保身安命的不二法则。
人生的选择
在曾国藩声望日隆之时，身边的许多亲近之人都明示暗示他自立为王，像当年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曾国藩并非不心动，但因为性格使然，既为君子便不能落下一个不忠君的骂名。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小心翼翼，这也不奇怪，官做的越大越要小心翼翼。正如他自己所说：“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待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曾国藩一介书生，为什么能够凭借征战太平天国的的功绩而封侯拜相。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自己一介书生，不能带兵打仗，感概自己没有王阳明的一样能够挂帅立功，而且每逢大战，只要有他在场，就是败仗，而他不在场，必然大捷。曾国藩对此深有感触，一旦有大的军事行动，他就不出现在现场。
但是曾国藩会识人，手下将领个个是能才，并且忠贞不二。当然，能让一大批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肯定要个人的人格魅力，还有那套行事准则。
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曾国藩手握兵权，盘踞东南，朝廷如何能安心？还有各方面的势力，或是怂恿，或是谗言，开始了一场博弈。
曾国藩是一枚大的砝码，他在哪边，哪边便占据有利的优势。无论在辛酉政变，还是垂帘听政，曾国藩都奉献一个“贵柔守雌”的原则，自己消减自己的力量，而不参与这些纷争，因为参与这些纷争是高回报，但也是高风险。虽然世人看来，他有九成的胜算（那一成在天），但他永远觉得实际不成熟。
曾国藩在重大的抉择上，智慧地选择了第三条路。
成圣化道能有几多？
以洪杨为主，从广西出来的起义军，辗转大半个中国，最终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与摇摇欲坠清朝对峙。
但是最终是却夭折，是清廷的军事力量庞大嘛？正如曾国藩自己的感概，剿灭太平天国哪是他的功劳，是太平天国气数已尽。
开始的愤青洪秀全，建都之后就不思进取，贪图荣华富贵。而绝顶聪明的杨秀清也虎视眈眈。从军事上讲，不再继续北伐，就意味着没有坚持推翻清政府的决心，而最要命的是自己的窝里反。
杨秀清逼洪秀全册封，洪指使韦昌辉屠杀了杨秀清家兵两万多人，一时间天京血流成河，许多被诱骗的士兵手无寸铁，被屠杀掉。这个宣传众生平等的天国，怎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再愚昧的百姓也能懂得其中的虚假。
太平天国里面除了王可以三妻四妾，其他的士兵都要男女分开，在一起就是犯罪，这违背人欲的规定，也见证了宣扬平等的伪装。
从兢兢业业到滋生腐朽是一个过程，大清朝是这样，湘军是这样，太平天国也这样。只不过有是压抑的过久，就如塑料袋包裹着一样，臭得越快。
好一个门生
在曾国藩的众多门人中，唯有李鸿章让曾国藩格外赏识，后来李鸿章自领淮军，在上海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
李鸿章显然具备了曾国藩所不具备的素质。李鸿章不惧人言，坚决不裁自己的淮军，正所谓“英雄不自剪羽翼”。李鸿章手段凌厉，其“杀降”的行径不比“曾剃头”的名号差。
梁启超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说道：圆通者为利也，变达者为名也，弱者扫舍人之门，强者滕公车之章，不外此二字而已。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
李鸿章绝不像曾国藩一样，如一个老学究一般，他更加实际，手下肯卖命，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人又圆滑，不得罪人。这点确实要比曾国藩强，也比曾国藩少走弯路。
能有几人如此
在中学的历史书上听说过左宗棠这个名字，其实他也是一个神人。四十多岁，没过几年便封侯拜相。
书中描述的左宗棠智谋过人，在四十岁之前并未出仕，是一个乡野村夫，后来赶上长沙被围，左宗棠被请出来当师爷，显示了其军事才能。左宗棠这个人恃才傲物，但又确实才高八斗，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代，大清的江山要仰仗这位左大人。左宗棠相对于曾国藩来说，更有魄力，更具野心，只是为人太过于张狂，让小人又怕又恨。只是在乱世之中，才能成就一番作为。
后来左宗棠自领楚军，成为了晚清又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人生如下棋，越到后来越谨慎
道学都是假，如果是真就成了傻。曾国藩如此有原则，也得罪了很多人。如果坚持如此有原则，恐怕没被太平天国打败，反叫大清朝官员的勾心斗角而整死。
曾国藩也有私心，特别是对其九弟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曾国荃能够成为进入南京的第一人。这可是一个光宗耀祖的天大荣誉，于是曾国藩将最好的硬件都给了曾国荃。
曾国荃虽然也是一个文化人，但是似乎他就是上天注定的攻克南京那个人。在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大功之后，曾国荃并没有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最后还是守着掠夺来的财富回到了故里。
曾国藩在剿捻失利之后被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人小心翼翼，也肯定对圣意能把握得几分。后来在天津发生了火烧望海楼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前去处理这件事，因为考虑到英法各国联合施压，避免再起战事，只能让步赔款。
这种“忍”的策略，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有失尊严，有失大清国的颜面。在这件事上，这位一向被人敬仰的湘籍官员甚至被同乡后生所不齿。当时，在京城中有处是这位曾大人题写的对联，被湘籍门生摘下来砸烂了。
与之相比的，在此案中受惩罚的几个静海当地官员，反而成了青天大老爷。怎奈曾国藩的一番苦心，为了避免战争、为了维护飘零欲坠的满清统治，为了天平天国之后能过几年消停日子，为了避免再起兵戈，百姓蒙难……
委屈向世人谁诉，后悔也无计可施。
故事中的故事
“刺马案”是满清四大奇案之一。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被迎面上来的张汶祥一刀刺中，流血身亡。杀人者张汶祥却不慌不忙，束手就擒。
一个大清朝的一品大员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刺杀，真是前所未有的大新闻。慈禧太后坐在帘子后面，问道：这件事岂不是很奇怪吗？曾国藩诚惶诚恐的回答：确实很奇怪。慈禧表示马新贻办事很好，然后让曾国藩去办理这件事。
自从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曾国藩的威望日益高涨，而曾的手下，尤其是那位曾家九爷（曾国荃）一直怂恿曾国藩“黄袍加身”。曾国藩这个人胆量不行，而且是典型的孔孟之道的读书人，对皇帝尽忠，是最大的事情，他的一行一言都以此为准则，让别人不能抓到一点把柄。
当然，这是“面儿”上的事，其心中是否有“取而代之”的心就不得而知了。
朝廷里高坐的两宫太后，其实也心里很清楚。曾国藩的声望日隆，湘军又能征善战，这东南的半壁江山坐了一直猛虎，朝廷着实寝食难安。
朝廷一再明示暗示曾国藩“裁兵”，而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以做出了要挟的姿态。曾国藩还是硬着头皮裁了湘军，“英雄自剪了羽翼”。曾国藩最有实力的时刻结束了。
太平军的残部和捻军会合，终于打败了羽翼不如先前的曾国藩，取得代之的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朝廷始终不放心将曾国藩放在离朝廷那么远的地方，让他任了直隶总督，而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一个马新贻怎能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决定，不公平的决定就意味着有人不满，而且江宁是湘军的江宁，湘军盘踞多年，岂容一个外人来享受这胜利果实？
世人说“天下无湘不成军”，湘军能征善战，敢玩命。为什么玩命？肯定不是为了保卫大清的江山。人为财死嘛，正是湘军将领纵容士兵烧杀抢夺，士兵才那么卖力。天国被攻陷的时候，举天下之人都对里面的金山银山而垂涎。但曾国藩却报了一个“一把火都烧光了”。
谁也不会相信！既然他曾国藩已经裁兵，就不再是个大的威胁。于是慈禧召见了马新贻，对曾国藩来了个调虎离山。马新贻给慈禧办事去了，事情办得快有眉目的时候，被人杀死了。
无凭无据，不可以怀疑任何人。慈禧也不例外，如果真是有人谋划暗杀两江总督，那这个人也定不是善类……
曾国藩刚处理完“天津教案”，被慈禧派去处理“刺马案”。
“刺马案”一发生，就立即成了老百姓的谈资，甚至书场都有了关于刺马案的评书。现在看来，百姓们所讲得都是江湖故事。流传最广的就这样：马新贻有两个义结金兰的兄弟，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张汶祥。马新贻在这两个兄弟的帮助下屡建战功，后来因为贪婪曹二虎的美妻，而杀曹二虎夺其妻子。张汶祥苦练武艺而为曹二虎报仇。
如今看来这绝对是一个有预谋的刺杀行动，舆论的导向就早已经设置好，掩人耳目，而让人忽略了真相。
在许多资料中，说张汶祥是捻军，捻军杀清朝大员也是顺理成章。但《曾国藩》一书中写道张汶祥先前正是湘军！这种情况下，事态更为复杂。
特别是广为流传的张汶祥杀夺人妻的马新贻，即使如此有辱大清一品大员的声誉，但还是广为流传了，难道真相比这个更可怕？
《曾国藩》感觉是读一部战争书，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行军打仗，整个连贯起来，你会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在乱世之中，不仅安身立命，并且成就伟业。
【文摘】
读《雍正皇帝》，从中受益很多，做人、做事，为人、处事。虽然一直以来都不喜欢雍正这大清国的第五位皇帝，觉得他攻于心计，过于阴险，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同时又相当敬重他当皇帝后，改革积弊，加强集权，巩固边疆的一系列改革活动。的确，雍正帝，善于用人，勤于治政并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虽然不及康熙与乾隆与生俱来的天赋，但大清国十几位皇帝中他算得上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康熙去世前的几年由于广施仁政，导致国库亏空，贪污腐败严重，加上天灾人祸，此时的国家早已外强中干，可以说，没有雍正继位后的励精图治，也就没有了日后大清国的“康乾盛世”。
这样的一位皇帝，我该如何评价？看过很多对雍正的评论，和预想中一样，褒贬不一，的确，对于他的皇位继承有太多的悬念，对于他继位前的半生有诸多说法。究竟历史是怎样的？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比起说他谋权篡位，篡改圣旨，我更愿意相信是康熙爷因喜爱弘历而爱屋及乌，将皇权传位于他。毕竟，作为一国之君，他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皇位传于何人，而是整个江山社稷，要高瞻远瞩看到以后。
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康熙十七年，在储君之战中他与众皇子一起角逐，最终获得胜利。他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看书中对他前半生的描写，他的母亲是宫中贵妃的随身丫鬟，虽因生下了胤禛而母以子贵，但在这个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后宫，胤禛一出生就被抱离母亲身边，而他太过卑微的出身，也使得他从小性格孤僻内向，不善言谈，也使得他与生母关系过于僵硬，孤立无缘的在宫中长大。成年后，满怀抱负的他虽然处处章显才华，却始终不被康熙正视。不知道康熙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个四皇子的，他虽口口声称希望家庭和睦，兄弟间相互友爱，却在对待每个儿子的态度与方式上各显不同：对老大的刻薄，对老二的纵容，对老八的不温不热，对十四的喜爱。尽管之子莫若父，康熙却始终没有明确的让每一个孩子看到自己在这个家的位子，以至于大家处心积虑的明争暗斗。也许不是出生在那个时代不是身处那个位置，谁也不会明白当时的胤禛，究竟他的刻苦与努力换来的是康熙的称赞还是白眼。
记得曾经与同宿舍的姐妹谈论过康熙的这几个儿子，那时候也是看过一本以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为背景的小说，当时我们几个有喜欢四爷的，有喜欢八爷的，更有十四爷的。那时候我似乎更希望八阿哥胤禩能继承大位，他为人和善，又知书达礼，对于胤禛更多的感觉就是冷。当看过《雍正皇帝》才明白，“和所有人都能相处得很好之人和谁都不能相处得很好，因为他取悦于任何人，和谁都不会深交，也就没有真的朋友，关键时刻谁都不会帮助他，这种人最危险。”这是邬思道对尚未继位的雍正说的话，告诫他不要过分在意八阿哥胤禩，与此同时不要过分轻信年羹尧。不知道是不是后人写古人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崇敬，还是知道了结果推断过程时不自觉地夹杂了对结果的肯定，怎样都好，只是如果真能看到与人交心的这一层面，邬思道也的确过人。如果他说的是真理，那么八爷这个人也就不具备继承大统的素质，那么康熙自然也会看到这一层面，不传位于他也就顺理成章。那么对十四阿哥胤禵呢？康熙一直以来对这个儿子都喜爱有佳，他对于军事管理的能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推崇“马背上打天下”的康熙，胤禵这一才能当仁不让。那为何在康熙最后几年要派他远征，而没有留在宫中传位于他？也许是因为所有人对于这点的想不通，无从考证，便有了后来雍正夺宫将遗诏“十四子”改为“于四子”之说。
的确，雍正城府很深，心计算尽，却也相当知人善任，这也成就了日后。不知道康熙是不是看到了他身上的这些优缺点，然后委以重任？当然，我希望如此，毕竟在选用人才方面，雍正慧眼识人，比胤禵要强上许多。治理一个国家，才华不可或缺，要执政有道，治理有方，更要用人得当。雍正也许算不得千里马，他没有千里马无限量的潜力，但起码算一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由此看来，康熙选他做接班人也不无道理，尤其是他在临终前传位弘历，成就日后的“康乾盛世”。
『玖』 历史3000字的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