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个人

⑴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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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简介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家庭背景
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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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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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用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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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鲁迅简介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1918年5月）始以“鲁迅”为笔名。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6部。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编辑本段]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故乡》、《风筝》、《孔已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编辑本段]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清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青年鲁迅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1～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闲居在家。因肺结核而死。
母亲：鲁瑞（1858～1943）当地举人鲁希曾三女，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平桥村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挂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子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始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鲁迅全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钟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 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 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 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 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 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鲁迅曾在《野草》中写了一篇关于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这篇文章叫《风筝》，初中七年级上册有选这篇文章。
[编辑本段]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一家人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鲁迅相貌普通，浓眉大眼，眼神透有几分深邃。浓八字胡，头发整齐肃起，颇为沧桑。脸型方正，幽默。照片上的鲁迅多很严肃，但实际鲁迅很爱笑，有时笑起来烟斗都拿不住。
[编辑本段]鲁迅名言
诗句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悼杨铨）
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评《史记》）

⑵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随便一个人，

近代出了一位伟大的人物林则徐，一位带给中国革新思想的人物，近代看世界第一人。近代鸦片毒品横行，贿赂横行，黑白颠倒。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行为横行。林则徐是在中国毒品最黑暗的年代，上至王爷以及首席军机大臣，下至凡夫走卒都有受贿，外有强大的毒饭子英国，船尖炮利，内外交煎的情境下，与毒品一战，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一肩挑起天地重担，风云变色。他的非常可贵之处，是在于他的下场已在意料之中，仍然不惜个人高官厚禄，生死荣辱，一心为国为民。他被公认为近代史的始祖。他的精神酝酿着中国革命的开始。他的思想带领着中国人用奉献改变中国。林则徐不但是中国人的英雄，他也是全世界的英雄。星火燎原，正能量从林则徐开始，燎遍了五州四海，林则徐被全世界公认为英雄，是载入世界史册，属世界文化一部分。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纪念日，联合国大会[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中国没有任何一位英雄是全世界公认的，除了林则徐。林则徐超高境界的至诚名言：茍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中国凝聚了多少正能量，多少英雄因他感召，舍身就义，前仆后继，扭转乾坤，昭示着中国将步入康庄大道，此去无穷尽景。

⑶ 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

1、孔子的故事：逆境识颜回

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时，有一段时间的处境非常悲惨。

有一次，孔子师徒被人困在陈国境内的荒野里，粮食吃光了，连续七天没吃上饭，以至于孔子饿得昏昏沉沉地睡在车上。

孔子的弟子颜回为了救师傅，不惜拉下脸皮求乞于人，四处奔波，找来一点粮米，便赶紧拾柴燃火，烧起饭来。在饭快要煮熟时，锅里飘出的香味使孔子来了精神，不禁抬头观看，正巧，他看见颜回正在用手抓出一把米饭填入口中。

过了不久，饭熟了，颜回首先盛来一碗，恭恭敬敬地捧给孔子。

孔子假装没看见颜回偷食之事，坐起来说：“刚才睡梦中见到我的父亲，这饭若是干净的话，我想先用来祭奠一下他老人家。”

颜回闻言忙说：“不行，不行，这饭不干净。刚才烧饭时，有些烟尘落入锅中，弃掉沾上烟尘的米太可惜，我便抓出来吃掉了。”

孔子闻言大吃一惊，深为自己错怪了颜回而内疚不已，这才知道“颜回偷吃”的真相，十分感慨。

孔子当即把弟子们召到跟前，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

从此，孔子更加信任颜回。

哲理点拨：即使是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也还得加以仔细分析才能避免出差错。

眼睛看到的只是表象，如果仅凭对事对人的表象就妄下结论，有时也难免出错误！

⑷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1.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这个大背景中去，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

2.要对历史人物的功和过进行全面的分析，一分为二，切忌绝对化，任何绝对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得出正确的论断。

3.要对这一人物的所有事例全面地了解，不能以点带面。

4.要史论结合，不能空下结论。先要叙述史实依据。然后得出结论，做到有理有据。

5.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看其历史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或个人品质是优是劣来进行评价。然而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充满矛盾，评价时要看其主流（主要方面），依据主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4)历史人物的个人扩展阅读：

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

1.一分为二的原则：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即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成功与失败、优点与缺点……杰出历史人物也不例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而在评价杰出人物时也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辩证的分析。

2.时代性原则：这一原则就是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这种特定的背景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例如，对于商鞅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他积极变法的历史事实，其改革的结果是在秦国建立起封建制度，使之走向强大。

3.阶级性原则：历史人物大都生活于阶级社会中，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不应停留在个人动机上面，而要深入揭示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特定的民族关系的环境。

4.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学生在明确评价标准和原则之后，要将其观点表达出来，就必须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即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以历史事实或者具体史料为依据，才能得出相应的观点，既不能主观臆断、空穴来风，也不能堆砌材料和历史事实。

历史人物，它指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历史上有记载，对人类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的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考古学佐证。历史简单的概括：以前发生的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的重要要素，构成历史的要素有很多，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果单讲事物，在事物里面，人便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参考链接：

网络-历史人物 （史学名词）

⑸ 举例说明个人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

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个人发展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社会是个人的社会，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会是与个人在同一历史过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不仅有完整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有深刻的个人形态理论，本文试以论之。
一
个人形态问题研究不同历史条件下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结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个人是历史的个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形态，是一个不断生成、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正如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同狭隘的、一定的共同体形式相一致，因而同狭隘的、一定的个人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相应品质，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而这个前提本身又是生产力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宏伟地叙述了分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相继更替的历史，实际上表述了个人形态与分工、所有制形式相一致的思想。他们认为，分工决定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个人隶属于阶级“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现象”，个人的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是把所有制形式与共同体形式和个人形式结合起来研究的，并且以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为参照，把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统称为“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把从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未来社会称为“自由个性”社会形态。
可以根据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以及关于分工、交往、交换等生产力状况决定所有制形式，并决定与所有制形式相一致的共同体形式和个人形式的思想，把个人形态划分为与个人对作为实体的自然血缘共同体和宗法的或政治的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对作为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的货币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对作为真正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依赖关系相对应的依附的个人、独立的个人和个性的个人等三种历史形态。
二
（一）依附的个人
总的说来，在独立的个人形态出现以前，个人发展都属于依附的个人的历史形态。但是，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而有文明的历史不过短暂的六、七千年，既然“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那么，就不能把依附于自然发生的血缘共同体的个人与依附于历史地形成的宗法的和政治共同体的个人简单混同起来，而是应当区别地加以研究，这正如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处就特别强调的那样：“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事实上，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氏族公社的共同经济形态中，分工“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还没有发展为一般意义上的以不发达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建立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基础上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还远未形成，个人尚处于对自然血缘亲属关系的依赖阶段。只是在野蛮时代晚期，人类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私有制的孕育和产生使共同经济活动遭到破坏，氏族公社为个体家庭所代替，动产由公共占有变为个人占有，“由于人的个性的发展以及当时个别人拥有的大量财富的增长，便产生了贵族；使一部分居民永远处于卑贱地位的奴隶制，促使形成以前各文化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立状态‘’，依附于历史地形成的宗法的和政治共同体的个人才逐步形成。因此，根据个人在其中活动的共同体的性质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历史形成的，可以把依附的个人分为依附于自然发生的血缘共同体的个人和依附于历史地形成的、建立在对个人的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的和政治共同体的个人两个阶段或类型。
1，依附于自然血缘共同体的个人
直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人类开始冶炼铁矿石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前，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力极端低下，使“单个人的力量太小”，只能“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因而生产是共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氏族公社。与氏族共同体和公社所有制形式相适应，个人的最初形态是依附于自然血缘共同体的个人。在这里，既没有后来出现的共同体对个人统治和强制，也没有个人社会关系的物化，因而在个人发展史上保留着永恒的不可超越的价值意义。
依附于自然血缘共同体的“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12]，正象植物根植于土壤中一样，个人与氏族共同体牢固而紧密地长在一起，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还“带有动物的性质”， “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这就使个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狭隘性：“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第一，氏族公社内部狭隘的自然血缘亲属关系是唯一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单个人是氏族公社的附属物，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仅仅是“个体”；个人不是共同体的独立成员，而是原始群体的相同因子；生命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氏族公社；个体生命和生活不是独立的特殊过程，而是历史祖先逝去往事的无穷复现和简单的循环往复过程；个人之间的仅仅是自然差别或自然差别的扩大，而没有社会差别。第二，个人对自然界是一种纯粹外在的、绝对地服从和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第三，动物式意识。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与自然界以及自然形成的氏族共同体直接同一的，“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显然，个人的意识还只“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纯粹的畜群意识”。
2，依附于历史地形成的宗法的和政治共同体的个人
与由自发分工所决定小土地私有制和宗法的或等级的共同体相适应，产生了个人对各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专制家庭、国家等狭隘地域性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关系，由此产生了依附于历史地形成的专制家庭、国家等宗法的和政治共同体的个人。
首先，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的关系。个人既是所有者又是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生产的目的是创造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生存的使用价值，这就使“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而正因为社会建立在人身依附的基础上，所以一切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清楚地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
其次，个人活动的原始丰富性。不发展的分工使个人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物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从而使个人本质力量达到了与其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原始全面性和丰富性。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农业或工业的“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养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
再次，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性。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狭隘性”，个人在直接的强制劳动中处于孤立分散状态，总是“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虽然个人在一定范围内有很大的发展，个别人甚至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依附的个人的典型——法国小农——所作的分析那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代表他们。”
最后，个人对共同体形成了紧密、半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由牢固趋于松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亚细亚公社是完全的公有制，单个成员一直处于与公社的客观的经济的关系中,与公社牢固地长在一起,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最强；在古代的公社中, 已经产生了私有财产和公社财产的分离，公社成员是平等的，公社成员和公社互相保障对方的存在，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较弱；在日耳曼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占主导地位，公社财产只是个人私有财产的补充，共同体是一种松散的联合而不再是联合体，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已经很小。马克思认为，既然单个人对共同体的原有关系的再生产，“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人口的增长、战争、同外地人交往、奴隶、交换剩余产品、债务等等——共同体就“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从而走向没落并最终瓦解，使个人挣脱共同体的束缚而走向独立。
（二）独立的个人
随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为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所代替，货币成为支配个人的普遍的、抽象的和虚幻的共同体，与之相适应，形成了独立的个人形态。独立的个人的形成，“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
第一，个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使个人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成为每一个个人的生存条件，交换价值成为个人之间唯一的社会联系，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上，个人的活动和产品才能成为实现自己私人利益的形式和手段。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那么生产就仍然是对个人的强制和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这就使个人的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被否定和消灭了，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转化为物的、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相应地，个人能力也转化为物的能力，因为个人只有成为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才能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利。这样，个人内在本质的普遍的物化过程，就表现为全面的异化，即为了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了个人的目的本身。
第二，个人的独立化、片面化和偶然化。个人之间关系的物化，使个人摆脱了原来那种狭隘的地方性联系从而独立化。但是，在货币共同体中，一方面由于货币“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使个人成为片面的个人；另一方面，由于“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纯粹偶然的关系，”[27]成为个人达到私人目的的手段，并作为一种个人无法控制的偶然的、强制的、异己的力量同个人相对立，这又使个人成为偶然的个人。
第三，个人自主活动的异化。私有制使共同体分裂为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并列的物的世界——私有制，另一极是同物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劳动者。劳动者个人由于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偶然的个人，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这样，作为个人本质力量发挥的生产力，对个人本身来说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个人在生产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生产活动与自主活动完全分裂，生产活动不是个人的自主活动，而表现为个人本质力量的完全空虚。
第四，个人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独立的个人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尽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外在的、隔离和偶然的，但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又必须以交换价值的交换为手段，这就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从而使个人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化的个人：打破了一切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确立了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和意识；摧毁了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摆脱了过去的狭隘的民族的地域的地方性联系，克服了在一定界限内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建立起人们之间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为个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发展出个人之间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个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把个人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广泛的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开创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的新时代。
（三）个性的个人
独立的个人，仍然只是个人发展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因为在这里，社会关系不是个人自愿地而是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自然形成的自发的联系，不是个人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与个人的异己性表明，独立的个人存在的暂时性和个性的个人产生的必然性。
作为对独立的个人的积极扬弃，个性的个人是与个人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形式和自由人联合体形式相适应的未来社会的个人形态。个性的个人既不是依赖于自然血缘共同体和宗法式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依赖于货币共同体，而是在汲取了以往一切历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依赖于作为个人的个人自身。马克思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这就是说，只有当个人依靠作为个人的个人即自己而存在的时候，才能实现“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完成个人“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达到个人发展的崇高境界。
个性的个人，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的个人。一方面，是个人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成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并受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具有与物的依赖性关系中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完全不同的属人性质。另一方面，是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消灭由社会关系的物化造成的个人能力的物化，“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个性的个人，是全面地把握劳动和享受、物质和精神、类与个人等关系，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完全的个人。一方面，由于消灭了个人完全屈从于分工的奴隶般状态，“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达到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自主活动、劳动和享受、物质和精神的一致。另一方面，消除了社会关系的异己性质后的个人，不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与自己对立起来，而是与社会融为一体：社会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社会，个人是作为社会的个人的个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个性的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必然伴随着个人本身的发展，那种“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是破除了民族的和地域的狭隘地方性束缚，建立了世界范围上广泛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以世界历史眼光处理个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以及个人自身关系的个人。
个性的个人，是自主活动的自由的个人。独立的个人以自己“类本质”的丧失取得了表面的独立性和自由，然而，由于个人完全屈从于物而不能自主，所以，这种个人自由实际上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相反，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私有制的消灭，随着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作为个人的个人能够“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因此，只有当个人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的时候，所有的个人将作为个人的个人参加社会交往，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个人将获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偶然性的物的限制的自主活动,实现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一致，从而成为自主活动的个人；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个人将“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生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三
研究表明，自然的个人、依附的个人、独立的个人和个性的个人是在典型意义上对个人发展历史形态的划分，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共同体形式的多样化而造成的三种形态的个人并存并不矛盾。事实上，中国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根本上动摇，没有形成产生独立的个人的生产力和共同体条件，更不要说个性的个人的发展了。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个人被定格为依附于家庭、村社等等狭隘的和地狱共同体的的互不联系的“单位人”或“社员”，极大地束缚了个人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发生向现代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依附的个人也随之迅速向市场体制下的独立的个人转化，而且涌现出一批个性的个人，这就预示着一个个人普遍的独立化，进而使每个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并成为个性的个人的新时代的来临，展示着社会主义在促进个人发展上的光明前景。

⑹ 普通个人与历史人物的差别

历史唯抄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袭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在肯定群众作用的同时，就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作用的肯定。如果群众中的个人对创造历史没有作用，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历史活动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人活动构成的，每个人都对社会历史起一定的作用，只不过作用有大有小。在参与历史活动的一切人中，按其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可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人物中，按其对历史影响的性质（促进或阻碍）又分为杰出人物和反动人物。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论述的是那些政治上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作用。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另一方面，杰出人物又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组织者和领导。

⑺ 历史人物的简介和事例，同一个人

例：王泽鉴（1938年6月2日－），台湾台北人，台湾法律学者，前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成功高中毕业，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学士、硕士，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就读，半年后转学至慕尼黑大学，1968年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
王泽鉴系师承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其民法专长系台湾之权威。曾担任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教授、系主任、法律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长、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1994年起由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任命为司法院大法官，于2003年时卸任。其后曾任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暨马汉宝法学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并获聘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近年来，王泽鉴时常访问大陆，为大陆法学院传道授业。2009年5月，访问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在该校进行了为期二周的学术系列活动，在长宁和松江两校区共做6场专题民法学术讲座及1场民法论坛，并与该校民法教研室的教师进行教学与科研研讨活动。2009年9月，访问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为研究生讲授一学期“比较侵权法与人格权法”。
王泽鉴著作较多，其中《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堪称经典，在台湾法学界向有“天龙八部”之称，为法律系学生必备民法教材。其余各书亦十分有可观之处，主要包括“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民法概要”、“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原理（一）”、“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法”、“民法物权”等，亦广为各校法律系教师指定为教材。其自Larenz引进之“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思考解题模式，已成为台湾民法学界之主流。然王泽鉴于著作中经常表现出不拘泥于法律之技术性规定、重视价值权衡及判断之精神，经常引述“法之极，恶之极”，勉励学生勿成为仅知法条技术操作之法匠。 虽王师生性谦和不喜招摇，然其学说于海峡两岸均广受推崇，称之为海峡两岸当代民法第一人，谅不为过。

⑻ 区分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的标准是

A对历史发展作用的大小（对！贡献度是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被后人流传的重要因素）专 B对历史发展的属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错！消极的如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大汉奸：秦烩） C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错！事物的发展是有主次之分但并不能代表次要的就没作用，往往很多时候次要部分会随外因改变成为主要部分，如：红军在国民党围剿过程中中共内部的“博古”等人错误思想差点导致红军全军覆没，幸好毛泽东面对博古等人错误思想果断作出正确决定才确保了后面反围剿的成功，此后毛泽东的革命方针才被中央给予了肯定，这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 D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必然还是偶然的（错！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如我们都知道的小小英雄救火少年：赖林，他的行为完全出于偶然他更不知道自己牺牲后会被大家给记住还成为了英雄）

⑼ 历史人物的故事

这个命题不太成立吧。赵云并没有受到诸如排挤被雪藏，所以谈不上不被重用。前期刘备没根据地时，赵云就是刘备的重要将领，到后面刘备据荆益两地后，无非是赵云没有成为一方封疆大吏，难道这就算不被重用了？论地位，赵云肯定比不得关张，毕竟恩若兄弟的待遇可是关张的特殊待遇，马超本身就有地位，且来投后立了大功，黄忠斩夏侯夺汉中。这四人作为军中领军人物无异议。而封疆大吏的挑选上启用魏延不是赵云，刘备也没看走眼。可见刘备的确是慧眼独具。毕竟黄忠也没有当封疆大吏嘛，刘备是只选合适的。所以最终结论就是：刘备势力拥有的名将太多而已。

死之其二就是胡军儿，胡军儿武功也十分高强，曹操对此人也敬佩三分。在一次出征中，被刘备军中招远埋伏，胡军儿为护曹操，被赵云斩与马下。曹操为此心痛不已。更有当时青州有名的四将，在战役中与赵子龙对阵一一落败。更有曹营之说，听子龙二字，如听鬼差抓人，惊吓不已。

那赵云的武功又出自何处呢?武功世家还是高人指点，历史自有分晓。据历史记载，赵云小时，对武就有极强的天赋，也曾拜访过一个叫童渊的高人。童渊仙风道骨一身白衣，在赵云眼中有一种仙人的感觉，此时的童渊也打量着赵云，看出赵云之武术天分，心中自由计算。毅然收下赵云为徒，传授武功。赵云天资聪慧，并能够学以自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套枪法，并在公孙瓒的战役中运用此枪，从此走上三国名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