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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论文

发布时间:2021-02-06 00:14:32

⑴ 求一篇历史人物论文

如何评价秦始皇

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也使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但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正面评价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评价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14]。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⑵ 怎么写历史人物方面的论文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⑶ 历史人物论文600字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里面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诸葛亮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历史上,诸葛亮凭借隆中对博得刘备赏识,又在曹兵南下,刘备大败的时候,请出了吴兵帮助刘备打败了曹操。进而夺取四郡,又进入西川,打败了刘璋。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并多次出兵攻打魏国,最后死而后已。被封为武乡侯、丞相、录事尚书和司隶校尉等职。谥号“忠武侯”。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进一步美化,成为一个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人物。他的出场就颇具神秘色彩。刘备策马越潭溪,偶遇水镜先生司马德操。经过司马徽和后来的徐庶的推荐,刘备才知道卧龙先生诸葛亮,然后就三顾茅庐。三国演义这点十分精彩,连带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只是留了庞统一家,为后文做伏笔。而神仙一般的诸葛亮,一出世就帮助刘备分析了天下大事,奠定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更是出神入化。在曹兵未来以前,便提前征兵御敌。曹兵来以后,诸葛亮用一套神秘莫测的办法火烧博望,火烧新野,两把火烧得曹军闻风丧胆。当阳一战,刘备九死一生,这个时候,诸葛亮挺身而出,随鲁肃来到东吴,请求援兵。东吴诸雄,在诸葛亮的面前黯然失色。雄才大略的孙权、机智的周瑜、老辣的张昭、朴实的鲁肃等等,都被诸葛亮刷的团团转。之后,诸葛亮更是一叶扁舟离开东吴。

孙刘失和后,诸葛亮帮助刘备粉碎了东吴的种种阴谋。并且开始筹划帮助刘备入川。从接纳张松,到警示庞统,最后自己入川,扭转乾坤,终于收降马超,进而得到西川。然后,帮助刘备守住汉中。

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顶梁柱。当时,蜀汉内外交困。诸葛亮先联合东吴,再南征孟获。万事具备,开始北伐。在北伐以前,还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请再读读这篇文章,陈寿、罗贯中以及毛氏父子都知道,没有任何文章能比这篇文章更能体现出武侯的性格志向,所以都收录了这篇文章。我才华不及他们,更必须在写武侯的文章里,收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

诸葛亮在历次北伐当中,身先士卒,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但因为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功。比如马谡失街亭、孟达大意被司马懿打败、粮草不支、李严撒谎、苟安流言等等。最终诸葛亮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死的时候,还任命了两朝丞相,即蒋琬和费祎。所以在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蜀汉还威而不乱。这两个人死后,董厥樊建就差远了。诸葛亮死后,还计斩魏延,死诸葛吓退活司马。

这就是罗贯中,或者说毛氏父子为诸葛亮杜撰的一生。看来是很完美了,但是许多看三国演义的人都是一上来特别喜欢诸葛亮,后来渐渐的就不喜欢诸葛亮了。或者说对演义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不太喜欢诸葛亮这个角色了。这可能是演义作者始料未及的。

作为诸葛亮,我们可以看一看杜工部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对于诸葛亮的定位比演义作者好的多。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悲情英雄,这样的人必定不是完美的。比如项羽,这个人就是优点缺点同样明显,这样的悲情人物,能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而三国演义所设计出的完美悲情人物,就显得漏洞颇多。

第一,诸葛亮既然料事如神,那么为什么在街亭这么重要的位置派出马谡呢?譬如王平、吴懿就能胜任这个位置,还即忠又勇。反过来讲,演义美化的神一样的诸葛亮,在知人善任上,颇有问题。

第二,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过于神话,这反倒不像是一个人。小说能吸引观众,一般都是让观众能在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而诸葛亮这位主人公,显然不是能让人共鸣的主人公。

第三,诸葛亮本来是个很忠厚老实的,至少是个好人,不会去害人。三气周瑜虽然写的精彩,但在全局的角度看,绝对是败笔。还有诸葛亮和诸葛瑾本来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兄弟,各为其主却不互相干涉,但是演义里却也被迫勾心斗角。诸葛亮如果连对自己的兄弟都不好,怎么可能对刘备这么好?

第四,人都是挑剔的,再完美的人物也会被挑出毛病。所以,在演义的角度说,捧诸葛亮的越多,打击诸葛亮的人就越多,这也就是演义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诸葛亮智而近妖,刘备忠而近伪。”这句评论十分到位。也就是说,三国演义虽然完美的创造了诸葛亮,但是却真的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诸葛亮让人敬佩。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诸葛亮为核心和纽带,把三个国家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尤其是诸葛亮,三国演义把他的忠、智、义、情写的相当到位,让一个全新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栩栩如生。提到诸葛亮,人们就会想到足智多谋、鞠躬尽瘁这两个词语,三国演义的功劳毋庸置疑。戏剧舞台上也多借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把活生生的诸葛亮展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失空斩。所以,在文学角度上讲,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绘相当成功,不仅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诸葛亮,也创造了一个争议的诸葛亮,使诸葛武侯不仅仅是一个伟人,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名人,这就是雅俗共赏。三国演义不仅仅使自己流传千古,也令诸葛亮万世流芳。

⑷ 求关于中国近现代上某一历史人物的论文,3000字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
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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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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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历史人物论文

东汉末年,复曹操“挟天子以令制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

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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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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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
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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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词总能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安静的感觉,她的词或清新明丽、意境优美,或沉重忧虑、沉郁感伤,但总是以朴实自然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音律、至情感性的感情代代流传着,带给人美的感染、带给人至高的艺术氛围,带给人难以忘怀的共鸣。因为她写的是自己亲身感受与内心体验,因此她的词就格外真挚细腻、委婉动人。她从女性的心理出发,挑选女性怅惘悲愁时所容易联想到的事物,以女性细腻的笔法加以组织,因而别有风致,所谓“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者也。

清照的一生以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她的词作也随着她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南渡前,其作品主要是对大自然的描绘,对真挚爱情的抒发,清新明丽,意境优美。南渡后,悲伤于自己身世和失去的幸福,又面临着民族的灾难, 故而其作伤时感世,悼亡思乡,沉郁感伤。

记忆最深的便是那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是李清照早年的闺中词章的一首代表作,反映了清照悠闲风雅的生活情调。词以白描入手,先写她春晨觉醒,犹记昨夜醉梦中听到的风雨交加之声,从而引起对花事的关切。继而用卷帘侍女问答的方式,写出海棠花在暮春雨后,叶茂花残的景象,深婉曲折地表达了女词人惜春怜花之情,从中也透露出青春易逝,红颜易老的淡淡哀愁。结尾“应是绿肥红瘦”句,语新意隽,形象奇美。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词人的心思细腻和多愁善感,以及侍女的粗心大意。

如果说早期的清照不知道何谓“愁”,那么自从和丈夫分别后,她的生活便失去了重心,无论看到什么,都能触发她心中的悲情别绪。即使是毫无关联的事物都能引起她对丈夫的眷恋,最具代表的便是通过悲秋伤别来抒写词人的寂寞与相思情怀的那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薄雾”“浓云”秋天的凉意本就让人感到不舒服,不由的悲从心生。“瑞脑消金兽”却不仅写出了时间的漫长无聊,也烘托出了环境的凄寂。却偏偏适逢重阳佳节,本应家人团聚,可丈夫却不在身边,自己独自一人,自然而然愁字升起。半夜的寒意将作者冷醒,却发现枕边无人陪伴,心中的寒意不由的更加深了一层。末句的“人比黄花瘦”更是将作者的相思之苦表现的淋漓尽致。
清照就是这样一个将所有感情都倾注于她的作品的才女,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是喜是悲,是爱是恨,是思念还是痛苦——她就是她,是封建女子的另类,她集才情和感情于一体。正是这个弱女子凭借自己的才气成为了婉约词派的著名代表人之一,使她的作品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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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可以吗?
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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