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史上曾有过哪些文学思潮
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作者：文学研究所 陈伯海
以往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通常切割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几个时段分别处置，较少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尤其对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往往强调它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而忽略其传统根源。本文尝试打破这一格局，将晚明以迄当今400年间的文学变迁看作为一个流程，藉以探索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轨迹和内外动因，这也正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关于这400年来的思潮流变，文章区分为4个段落展开叙述。大致说来，明万历初至清康熙前期(1573—1683)，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变革与动荡，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孕育出近代意识的萌芽，而以晚明个性思潮和明清之交的实学思潮分别标示出了它的肇端。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末(1684—1795)，随着清王朝的巩固和专制主义的加强，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宋学”与“汉学”的旗帜大张于文坛，而具有人文内涵的新思想成分仍不绝如缕地潜滋暗长。嘉庆初叶至“五四”前夕(1796—1915)，时代的急遽变动促成文化观念上的古今更迭和中西交汇，在这双重撞击之下，新倾向开始突破旧传统，旧文学逐渐朝新文学过渡，不过这一蜕变的过程并未完成，“观念滞后”的现象尤其严重。然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当今(1915年以后)，在中国社会革命形势深化发展的直接推动下，新文学也经历了诞生、成长、分化、组合、变异、回归、繁荣、衰谢等曲折演变，并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与不断的自我扬弃，努力探索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航道。
作为400年思潮的贯串线索，文章突出了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文体风貌的变迁。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由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一是伸张自我的个体意识，二是面向民众的群体意识，两相结合，便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而它们之间的分流异趋、此消彼长乃至对立冲撞，不免造成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化中的种种曲折与偏离。由“人本”的变革，又引起了“文本”的出新。在我国传统里，代表士大夫情趣的雅文学和反映市民心态的俗文学，原本是壁垒分明、不相交融的。自晚明以迄近代，由于文学表现个性和面向民众的需要，不仅俗化的戏曲、小说逐渐为一部分文人雅土所关注，连高雅的诗文中也出现了“向俗”的趋势，于是雅俗对流得以实现，再同“西化”影响下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产生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至于雅俗、中西对流中雅化与俗化、个性化与大众化、西化与民族化种种争执，亦因此而长期存在于新文学运动之中。
基于上述理解，文章从400年思潮变迁中归纳出古与今、中与西、雅与俗三对矛盾，作为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对矛盾各方的对立、冲渗、交流、转化和各对矛盾之间的互补互动，展开了一定的论述，并以新陈纠葛、中西错位、雅俗脱节诸现象来显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种复杂与艰巨，更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文章结末试图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途径，来说明新文学人本核心建构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转折，而对中国文学会有辉煌的前景，自是深信不疑的。
本文发表后，曾在《新华文摘》1996年第12期上全文转载。 1998年4月，获得中国鲁迅文学奖。
Ⅱ 什么是文学观文学观和文学发展观，文学创作观，文学艺术观，文学功能观，文学通变观都是什么关系
从近几年到近几十年间，中国人，从学术界到新闻界，直到一般民众，对一些国际性的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奖项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这种情感也许与拿奥运金牌和申办奥运属于同一性质。如果说有什么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意识的话，这也许是。外国人也很高兴，因为一个过去的“中央帝国”毕竟对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在意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世界承认的需要，这种世界的承认反过来又在推动国内的承认。于是，“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个口号失去了诱惑力。你的东西固然是中国的，但只是一心追求它的中国性，而不想“世界”那一面的情况，那只能孤芳自赏。这时，就会另有一些人感到，这是抱残守缺加守株待兔。新的流行口号是，“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挟洋人以自重。外国人都承认了，中国人也就只好承认。体育运动中就是如此，拿一个世界冠军，胜于十个国内冠军。文化上似乎也应如此。这个口号的倡导者们摸准这一点，开创着一个又一个打出去再打进来的事业。这么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来说，赞成与反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澄清这种态度背后的理论意味。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想问这样一些问题：一个为不同文化所共同认可的最高文学或艺术成就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它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普遍的文学与艺术标准？或者说，有没有绝对美与绝对艺术存在？
一、对审美与艺术标准探讨的历史与现状
对文学艺术的世界性评价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美学问题。它包括纵向的美的标准的时间性与横向的美的标准的空间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美学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时间性而展开的。
围绕着美的标准的时间性，形成的是一种关于美的标准的历史变迁的思考。它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浪漫主义式对绝对美的概念的批判，后来则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解读。
为了论述的简便起见，我想以一个例子为焦点来概述这场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的争论。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有一句名言：“弥罗岛的维纳斯大概比罗马法或者89年的原则更不容怀疑。”[1] 普列汉诺夫在回应这句话时，说出下点几点意思：（1）“非洲的霍屯督族人不但完全不知道1789年原则，而且对弥罗岛的维纳斯也是一无所知。如果他看见了弥罗岛的维纳斯，他一定会对她有所‘怀疑’。”（2）“基督教的……圣像崇拜者对弥罗岛的或其他所有的维纳斯都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把所有的维纳斯都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3）“欧洲人愈是具备宣布1789年的原则的条件，弥罗岛的维纳斯在新欧洲就变得愈是‘不容怀疑’了”。（4）“绝对艺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2]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浪漫主义式的绝对美与绝对艺术的观点，一是认为美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观点。
这个争论当然远不是从屠格涅夫和普列汉诺夫开始，也远不是到他们那儿为止。在他们之前，欧洲浪漫主义的“纯粹艺术”观与艺术社会学派的争论就显示出了这种差别。[3] 在20世纪中后期的苏联和中国，美学界不约而同地形成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存在着永恒的、客观的美，从无机的自然、植物、动物，再到人，这个进化的阶梯中每一步都有美，都显示出美的发展。[4] 对于这种美，人只能去发现它。一物过去不被认为是美的，而现在却被认为是美的，并不说明美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只是说明，社会为人们对（一种客观存在的）美的认识提供条件。于是，霍屯督人不能认识维纳斯的美，是由于他们缺乏审美能力；圣像崇拜者们宣布维纳斯为女妖，是由于偏见遮住了他们眼睛。
对此相对立的是另一种看法是，即认为并不存在着永恒的美，也不存在着“绝对艺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自己的美的典范和艺术理想。于是，对于霍屯督人和欧洲中世纪的圣像崇拜者来说，弥罗岛的维纳斯并不美。[5]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历史进化论。在不同的时代，由于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人的意识，包括对美的意识也就不同。美是由人的这种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由于人的社会实践具有客观性，因此，美也具有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不是永恒性，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6]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一美学上的争论持放弃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有关美学与艺术的研究在其它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然而，很少有人再回到这样一个在一般人看来太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争论之中。然而，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没有了理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感性的批评和更具现实意味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并将之冒充为理论。
让我们回到霍屯督人、希腊人、中世纪人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这一区分上来。这个例子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形成两种解读：一种解读大致说来，可以说是属于19世纪的解读，另一种则是20世纪的解读。
按照19世纪，或者虽活到了20世纪，但在19世纪形成其基本的思想方法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例如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泰勒（Sir Edward Brunett Tylor, 1832-1917）、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等人的观点，人类的历史社会组织和思维形态必然经历一系列的进化阶段。例如，摩尔根就按照人类的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与人的社会组织形态等标准，将人类的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到文明这三个时期。在摩尔根的笔下，现代原始民族的资料，考古学家所发掘上古文化遗存，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学资料都用来填补一个构造出来的人类总体历史框架中的各个空白点。于是，现代的易洛魁人代表了人类在古希腊以前的一个阶段，前者是氏族社会，后者则经历了氏族社会解体，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的过程。[7] 再如，弗雷泽持人类思想方式的进化主义观，认为人类经历了一个从巫术经宗教再到科学的思维进化过程。[8] 这些人类学家们受到斯宾塞的进化论影响，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认为全世界的人类都会经历大致相似的进化过程，在进化的不同阶段，出现大致相似的思想文化特征。[9]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关于人的审美趣味的社会解读背后，都存在着这种大的理论框架。按照这种框架，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本身并不重要，所有这些空间的差异，都可以被解读成时间差异。一些部落艺术，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上原住民的艺术成了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起源的证据。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或铁器时代这种按照工具区分的时间上顺序关系，而不是种族、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不仅对待所谓的原始民族是如此，对待文明社会也是如此。当人们说美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许多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美。我们曾经非常重视所谓美的阶级性，这种观点的产生，除了当时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之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种普遍性的意识。全世界的无产者具有共同的美，而全世界的资产者具有共同的美。这种阶级论的理论框架，是从进化论发展而来。它们同属于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文化间的差异被忽略不计了。
一种本质上属于20世纪的人类学，则对这种普遍主义的进化论观点构成了挑战。这种挑战本来是从方法上开始的。在19世纪，人类学的研究主要还依赖于第二手的，来自旅行家和传教士的笔记资料，因而被人们称之为“摇椅上的民族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一场所谓的“人类学的革命”[10]。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这时的人类学具有强烈的对田野工作的爱好，认为只有通过田野工作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才是通向可靠结论的惟一途径。这种原本是在科学主义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方法上的变化，却导致了人类学观点和这个学科性质的根本变化。人类学不再用来填补一个巨大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中的缺环，而成了具有描述性，力求避免先入为主的框架的民族志（ethnography）。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文化特征是由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因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器物”的与“习惯”的因素。“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11] 文化以及它所包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构成了一个整体，当我们确定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时，应该从这件艺术品在它所属的文化之中所具有的功能来衡量。“艺术作品总是变为一种制度的一部，我们只好把它置于制度的布局中去研究，才能明了它的整个功能与发展。……只有把某种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12] 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相对应的艺术与文化产品。那种文化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思想，不能解决为什么此文化具有这些而不是另一些特征的具体问题。根据形式逻辑的一些基本规则，研究的对象越是具体，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当研究者从“归根结底”式的哲学思考层面向具体文化的描述层面转化时，更多的因素就必定要被容纳进来。按照马林诺夫斯的观点，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精神“习惯”，这种“习惯”与“器物”相互作用构成文化的特征。[13]
人类学上的这种转向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曾指出，“对人类学家来说，我们的风俗和新几内亚某一部落的风俗是用以处理某一共同问题的两种可能的社会方案，而且，只要他还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就必须要避免偏袒一方。”[14] 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1942) 则指出，“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的绝对标准的实际应用是没有的。……例如：非洲中部的黑人，澳洲人，伊斯奇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均与欧美人不同，他们对人类行为所给予的价值实无可以比较的，一个认为好的而别个则认为不好的。……因此，一般社会方式的科学研究，依据我们自己文化的调查者，应从一切价值中解放其自己才对。”[15] 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第一，人类学家作为人的状况的描述者，努力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以便得出一种科学的结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科学致力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所研究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人类学与西方宗主国研究殖民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坚持这样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有助于克服当时根深蒂固的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偏见，克服种族中心主义，从而提高研究的质量。第二，这也是研究进入到所研究对象内部层次的需要。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文化的各种要素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一组要素的意义，不能从这些要素的普遍的，或者说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所具有的意义，而是从它在该文化中的功能来考察。
我们从这里再次回到普列汉诺夫的例子。霍屯督人与希腊人的美有没有高下之分？普列汉诺夫没有提供明确的回答，但通过对普列汉诺夫基本思想体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他持这样的一种观点：一方面，霍屯督人与希腊人具有不同的美，并且各自有着充分的理由坚持自己的审美观点；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民族的境况“归根到底受它的生产力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因此它们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的角度具有高下之分。[16] 这个结论可能会被简化成这样一句话：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和艺术，时代进步了，美和艺术也进步。这一似乎合情合理的观点之中，却可能隐藏一种将世界时间化的危险。现存世界上的各个不同的民族的文化产品被转化为一个历史表上的不同时间段，并进而依据这一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来决定其价值。
文化相对主义的魅力正是在这里见出的。它本来是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们的一种在研究中形成的工具性观念，这时却成了不发达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独特性的理论武器。
二、普遍主义标准的现实诱惑、历史起源及其困境
20世纪的文学与艺术在世界范围的比较和评价活动常常以一种普遍主义的面貌出现，似乎在它们的背后，具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然而，我们从什么地方，以什么为依据来建立这种标准？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审美的进步主义观点与相对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在这里都具有适用上的困难。依照进步主义的观点，审美的标准被归结为社会状况，从而最终归结为人在社会中的经济关系。然而，经济上占据着强势的国家和民族并不一定代表着最高的审美标准，而用政治上的强势取代审美标准，或者用政治意识形态置换审美标准，则必然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另一方面，相对主义的观点取消一切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和评价活动的可能性。当各个不同的个人、人群、民族、文化都自美其美时，世界范围的评价活动就是不可能的。
将文学与艺术创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和评价，也许可以与世界性的体育比赛来比拟。也许，这种比较、评价和评奖活动的发展，正是与这种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刺激有一定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会要决出金牌，必须依据普遍的标准。这种标准有不同的情况。有些是由尺子、秒表决定的，有些是由评委评分，裁判吹哨决定的。不管具体的决定方式如何，，有着一个客观尺度。比赛的结果由规定条件下人的能力发挥的情况决定。这些比赛甚至有着一个被称为世界纪录或各个级别的纪录一类的东西，使一位运动员在此时此地的比赛中所达到的成绩与其它时间、其它地点中自己或他人的比赛成绩具有可比性。
体育中有一个口号：公平竞争（fair play）。将来自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人放到一个标准之下来评判，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比性是通过对运动形式本身做出规定而形成的。体育运动中有所谓的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比起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种民族、民间的体育运动项目来说，奥运会项目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一个非奥运会项目要想变成奥运会项目，就要依照奥运会的方式进行改造，制定一整套的规则，从而使公平竞争成为可能。无法公平竞争，从而成为可授予奖牌的项目，就无法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这种公平主要是在一种同质（同一项目）内的量（“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中体现了出来的。
这种公平的背后，具有一个理论预设：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人性。我们都是人，因此可以假定，我们的先天构造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一个场地上，按照同一种客观尺度进行公平竞争。让龟与兔在一道赛跑不公平，因为它们的先天构造不一样。人与人也不一样，于是，为了实现公平，需要做到将男子与女子分开，正常人与残疾人分开，等等。在做出了一些区分后，就假定在已区分的类别之中，所有的人，不分其种族与文化，更不论个人的先天条件，都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放在同一个标准下来衡量他们的能力。体育背后有着人种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这些不能成为衡量的标准。在普遍人性的前提下，这些因素从尺度的基础变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要想证明人种和文化的优越吗？到奥林匹克这个被认定的公平场所来证明你自己吧。恰恰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具有健身强体，而且具有各国家间进行竞争的含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里证明你的力量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甚至被理解为促进了世界和平。
文学艺术的评价与评奖活动，是不是也可以这种共同的人性为理论预设？中国古代就有人提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17] 康德也将美的普遍性建立在共同人性之上，然而，他就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不像古人那样理直气壮了。康德所讲的是“主观的普遍性”，即不管事实上是否具有普遍性，主观上要求普遍性。[18] 今天的国际美学界，艺术与运动的关系已经被维希（Wolfgang Welsch）这位具有挑战性的所谓后现代美学家提了出来。[19] 他说，“运动是一种艺术”。我曾经对他说，这不对。但我认为，将运动或游戏与艺术作比较，会有助于我们对艺术特性的认识。[20]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还很少有少将艺术与体育运动作比较，但在实践中，体育运动式的比较是无所不在的，只是人们将这种比较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就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停止了。这种比较就是以普遍主义文学观为理论预设的，同质之中的量的比较。
量的比较的第一种可能性是词汇量。对于一门外语的学习者，我们通常都以所掌握的词汇量来衡量该学习者对这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词汇范围，同样的标准也被一些评论家与文学史家用于对作家掌握语言的能力的评论上。例如，人们常常评价说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大，能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语言都包括到作品中去，并且能够熟练地而巧妙地运用。与此相反，词汇贫乏则是一位作家低能的标志。
第二种可能性是一位作家怎样纯熟地运用各种创作技巧，对于诗人来说是全面地用各种韵律、音步和格式写诗；而对于小说家来说是全面掌握各种叙事方法和手段，并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形成有机结合。
第三种标准是，人物众多，生动有个性，不雷同。读文学史，我们常见到对巴尔札克与狄更斯人物刻划才能的称赞，我们甚至见到有人判定《红楼梦》优于另外某个作品，例如《水浒传》，理由是前者人物个性众多、丰富、完整而又有发展，而不像后者个性平面而单一化。
第四种标准是，一位作家怎样将一个时代的宏大画卷史诗般地描述出来，在他的作品中，融合进了社会、历史、经济、政治、人的心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使之成为一个时代的网络全书，同时，这种描述又是生动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于是，托尔斯泰成为一面镜子，而欧洲的每一位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一面镜子。
这些标准的设定，都有使比较成为可能，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标准都具有局限性。这些标准，当它们不是仅仅对某一个作家的称赞，而且也是这位作家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时，具有一种对个人才能衡量的特点。它们可能成为一些文学评论的说辞，成为我们对这些作品赞扬的理由。它们也确实体现了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但是，它们似乎都不足以成为普遍标准。所使用的词越多就越好吗？使用的手法越多就越好吗？人物越多越丰满就越好吗？成为镜子就好吗？文学史家与文学评论家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反证。在文学中，存在着种种客观的尺度，但是，文学评价似乎既依据这些尺度，又不完全是。在一些表面的尺度之后，总是有着某种更高的尺度或标准在起着作用。
除了这种量化的考察以外，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并不脱离文化传统但又被假定具有普遍性的衡量尺度？当然，这种尺度是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定过这样一个尺度：“富有理想倾向”，这是一个具有德国古典美学色彩和道德主义色彩的标准。然而，实际上，这一尺度很难坚持下去。在20世纪初一些年里，评委们坚持这一尺度，结果却起了相反的效果，评出一些思想上保守，艺术上平庸的作家。后来，这种理想被自由地解释，一战后被解释为人道主义倾向，二战后，评选的标准实际上换成了文学性和文学上的创新精神，尽管负责评选工作的人仍小心地避免与诺贝尔遗嘱直接对抗。[21] 任何评奖都会有自己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像奥林匹克运动那样对文化因素忽略不计。只要文化因素成为标准，评价相对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这时的相互比较已经不再是同质中的量的比较，而是不同质的对象之间的相互比较了。体育中也有从欧文斯奖到中国的十佳或二十佳运动员评选，那属于不同质之间的比较，这时，就有某些运动项目比其他项目更为人们所看重的情况。只是在体育中，这一类的评选既没有奥林匹克式的比赛重要，也以奥林匹克式的比赛为基础，是一种对比赛结果的跨越具体项目的承认。
文学与艺术在世界范围的评价和评奖活动，常常是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中的评价活动的延伸和发展。在一个社区以至一个国家之内的评奖活动开展的动机，本来并非评出一种在审美意义上，或其它一般意义上的最好的作品，而是一种对文学与艺术生产活动从外部来进行影响的方式。文学艺术创作既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也是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文学与艺术家总要生活，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中，他们的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作家艺术家寄食于宫廷、贵族、官僚和商人门下。到了近代社会，支配职业的作家艺术家的是双重的力量，一种力量是市场，另一种力量是作家艺术家对艺术的理解和热爱。评价与奖励行为所要刺激和推动的，正是后一种力量，它对市场起平衡作用。[22] 对没有遵循正确的途径取得成功，从而成了市场的奴隶的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奖励向市场挑战的文学艺术家（如文学奖励一些被认定具有艺术价值但一开始并不畅销的作品），通过这种奖励行为影响市场（如一些电影奖本身即可为电影创造票房价值），所有这些评价与奖励活动，都是以文学艺术的现实存在状况为前提的一种对它们的影响方式。它们具有通过举着金牌往人们脖子上套而对人施加影响的特点。这个金牌与奥运金牌具有不同的性质，距离以一种对文化因素忽略不计的普遍人性标准要遥远得多。
我们曾经讨论过审美标准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空间上的差异。这种讨论方法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认为古代社会或现代原始民族之中也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的统一的审美标准，只是它们的标准与我们不同而已。美学史上的事实告诉我们，一种统一的关于艺术的观念，一种普遍的美的观念，以至一个以美与艺术的一般特性为对象的学科，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今天，许多研究现代性的学者都重视民族国家的产生一类的话题，其实，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话题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与民族国家的各自独立相反的跨越国界，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美与艺术概念的形成。这种概念构造出一种文学艺术的共性，使文学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成为可能。
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在古代社会中，文学艺术是为着较为单一的对象和目的而制作出来的，受着当时当地的情境性制约。当时人们没有产生要将这个或那个作品从这些情境中抽取出来，形成一个一般性概念的需要和动机。将不同的作品放到一道进行比较，这是一种后起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需要对作品进行抽象。也就是说，将文学作品从具体情境制约下出现的语言性和文字性活动抽象出来，按照一种被称为文学性的标准来寻找其共性。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推动力。这与艺术作品从实用性中抽象出来，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类来对待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世界历史向现代的大转型。在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日益活跃，形成一种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艺术生产“作为艺术生产出现”[23] 的情况。市场本身，正如马克思在讨论经济活动时所指出的，将一些过去不可比较的东西放在一道比较了。不同物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可比较的，但是，它们作为商品，又有着交换的需要。于是，在千差万别的物品的使用价值中，它们作为商品所包含的抽象劳动的量，构成了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可比较性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展开而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并为人们所认识。马克思曾举过“劳动”这个简单的范畴为例，说明重农主义只承认农业劳动，而资本主义生产最为发展的地方，人们才形成抽象劳动范畴。因此，抽象劳动范畴的“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24] 这种经济方面的思想，当然可以成为理解文学艺术间相互可比较性形成的基础。千差万别的劳动产品本来也是不可相互比较的，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方式的发展，它们才变得可以相互比较，从而形成一般性的价值观念。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文学艺术的生产，具有与一般商品生产不同的特点，一般商品生产与流通的经济规律并不能成为文学艺术评价的标准。这种评价的普遍性要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但并不能直接从价值规律来寻求解释。
一方面，文学艺术的生产与相互比较固然遵从某种经济活动的规律，但另一方面，文学艺术相互比较还为另外一些非价值的，并且与价值相对立的因素而推动。这就是人们由于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对这种产品生产的有意识地操纵和调节。文学艺术的批评、评价、评奖等等的活动，就是在这一个层次上展开的。这些活动不完全等同于商业性活动，如果那样的话，那只是广告的延长而已。广告不可做比较，而评价则是一种比较活动，原因在于，广告活动不是以评判者的身份出现，而评价以具有评判资格为前提。
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曾对文学作品的价值(value)与评价(evaluate)作出了区分。[25] 这种价值，实际上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即作品的效用。在历史上，文学的存在并不从评价开始的，而是从价值开始的。文学在一开始可以没有评价，但必须有价值。只有这种价值才能为文学艺术的生产提供动力。评价的出现表明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自觉。通过评价，一文学作品开始与其它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与其它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一民族的作品与其它民族的作品进行比较，一文化
Ⅲ 历史上曾出现了哪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科学理论发展观，它们有哪些内容
. 关于文学存在历史上曾出现的代表性观点有：（ ）。
A. 文学存在于作家的心理中
B. 文学作品的存在就是印刷品
C. 文学的基本存在形式是作品
D. 文学存在于读者对文学文本的阅读活动之中
答案：ABCD
Ⅳ 西汉时期文化得以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有哪三种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结构与特征1． 赋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它借鉴楚辞，、战过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有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发，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体来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2． 楚辞体作品楚辞体作品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都是在摹仿《离搔》、《九章》。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楚辞重在咏物抒情。发展中慢慢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被称为骚体赋。3． 两汉叙事散文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汉书》继承了它的体例，并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
Ⅳ 文学的起源，有哪几种学说请详细介绍。谢谢
在文学起源的问题上，主要四种学说，即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发生说、劳动说。“劳动说”比其他诸说有更大的合理性。
(1)巫术发生说：所谓巫术，就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有目的和意义的行为方式系统，也可以说是一套前文明的世界观。其特点是总要采用一定仪式，使巫师由人过渡为神火具有神性的人的表征。巫师发证说并不是说文学直接来源于巫术，而是认为无数意义的生产过程对文学创作有某种启发意义，升值，巫术活动的仪式化还为某些文学类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如在“金枝”传说中，杀“国王”的仪式就已经有了戏剧艺术的胚芽。
(2)宗教发生说：在历史上，宗教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市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些学者因此得出文学院与宗教这一结论，宗教发生说认为文学源于宗教，宗教活动的内容形式直接导致了文学的发生，早期的文学与宗教密不可分。
(3)游戏发生说：最早理论上系统阐述游戏说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认为，艺术活动是人类想象力的游戏，是“自由的游戏”，其本质特征就是合目的性和无目的性、有意图性和无意图性、艺术和自然地统一。康德的游戏说在席勒那里被系统的继承并加以发挥，席勒认为，人的艺术活动是一种以审美外观为对象的游戏冲动，并提出了“过剩精力”这一概念，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类除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外，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人们打发时间和精力的方式就是游戏，它是艺术发展的早期形式和艺术本质。
(4)劳动说：是关于文学起源问题的诸种学说中的一种。这种学说认为，劳动是文学发生的起点，劳动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劳动对于文学活动的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劳动说不仅是文学发生学诸说的一种，而且还能合理的说明其他诸说，这一学说包含了更毒的真理性成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坚持并发展了文学起源的劳动说。
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Ⅵ 历史上关于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有哪些重要观点
研究文学的起源，
不仅能从发生学角度来解释文学产生之谜，而且能由此
阐明文学与社会生活、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正
确地认识文学的本质。
中外关于文学起源的理论自古以来，许多文艺理
论家对文学起源的问题发表过见解，比较有影响的说法
有以下几种：
①模仿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
于对自然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诗歌
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而模仿的本能植根于
人的天性之中。古罗马的卢克莱修、贺拉斯，和亚里士
多德的观点相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佐尼，既把
诗看成是模仿的艺术，又把诗看作是游戏，实际上把文
学的起源归之于模仿的游戏。稍后英国的锡德尼，通过
对印第安人原始文学的论述，指出文学产生于含蕴着教
育和愉悦意味的模仿。这些说法，承认文学的源泉是自
然界和社会生活，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光采。但他们把
模仿解释为人的某种天性，忽视了社会实践在形成人的
心理能力上的巨大作用。
②神示说。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把诗歌的产
生解释为神的灵感在诗人身上的凭附。欧洲中世纪的托
马斯·阿奎那则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而心灵是上
帝的形象和创造物。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
如薄迦丘认为，诗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发源于上帝的胸
怀。甚至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培根，也流露出诗
歌产生于上帝启示的观点。“神示说”随着近代文明的
演进，逐渐失去了说服力。还在18世纪，便有一批哲学
家（如赫尔德尔等人），驳斥了它的荒谬。
③游戏说。16世纪的马佐尼，在倡导模仿说的同时，
披露了“文艺是游戏”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康德，进一
步把诗歌看成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到了席勒，正
式形成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席勒认为人在现实生
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
力去达到自由，这就是游戏；而艺术活动，即在游戏中
导源。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补充，
指出艺术和游戏的本质是人们发泄过剩精力的自由模仿
活动。著有《人类的游戏》等书的格鲁斯，则批判地接
受席勒的“游戏说”，认为游戏不是因为精力过剩，而
是对实用活动的准备和练习。“游戏说”曾经受到居约、
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当心理学家冯德提出“游戏是
劳动的产儿”观点后，普列汉诺夫又在这个观点上部分
肯定了“游戏说”。
④心灵表现说。把艺术看成是人类心灵（包括思想、
情感等等）的一种表现，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露出端倪。
19世纪,它广泛地为浪漫主义艺术家、理论家所提倡。雪
莱在其《诗辩》中说，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
感发他的感情”，是一种“想象的表现”。柯勒律治也
认为，诗歌发源于并不反映现实而又能自身完美的想象
力。这种“想象表现说”，还得到布拉德雷、王尔德等
人的支持。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则认为艺术是人类表达感
情的工具，起源于人们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这种“情感表现说”，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著有《艺术
的起源》一书的希尔恩，把艺术说成是“交流思想的重
要手段”。近代美学家理德、艾伯克朗龙比、理查德等
人，都赞同这种“思想表达说”。意大利唯心主义美学
家克罗齐，反对艺术表现任何理性思想，宣传“直觉即
表现”、“直觉即艺术”，实际上把艺术的起源归为低
级的、只能反映个别意象的直觉。克罗齐的“直觉表现
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风靡一时。奥地利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则用精神分析主义观点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
人的心理有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存在于潜意识
中的性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性本能总受到现实
的压抑，当人们把它转移到所希望的幻想生活创造中去
时，就产生了艺术，所以艺术实质上是以性本能为核心
的无意识表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与弗洛伊德
近似。他们都拥有大批信徒，迄今还在西方盛行。以上
各种观点，都从一个侧面抓住了艺术表现人的心理的特
征；但他们总把人的心理看成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先验
的东西，并未能真正解决艺术起源问题，只是把这个问
题抽象化、神秘化了。
⑤巫术说。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最初谈到了
原始诗歌与原始宗教的密切关系；但他还没有明确地指
出诗歌起源于巫术。19世纪以来，以泰勒、弗雷泽、哈
特兰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现存原始部族的巫术进行
了深入研究，为艺术起源的“巫术说”提供了丰富材料。
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就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提出艺术起
源于原始人交感巫术的论点，认为原始艺术实际上是巫
术的一种，目的是祈求狩猎的成功。这一论点在20世纪
以来颇为流行，当代许多美学家（吉德逊等人）都加以
赞同。但马林诺夫斯基等民族学家则提供了某些原始部
族只有艺术并无巫术的资料，使得“巫术说”难以自圆
其说。
⑥劳动说。明确地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实
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一批民族学家、艺术史家。德国
的毕歇尔在《劳动与节奏》中指出，劳动、音乐和诗歌
最初是三位一体地联系着的，它们的基础是劳动。梅森
认为最原始的诗歌是劳动诗歌，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劳动
的效果。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也谈到了诗歌与
劳动的关系，但他认为劳动诗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劳
动，而是为了使劳动变得更轻松。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
《没有地址的信》中，论述了许多“劳动先于艺术”的
实例，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
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若干年来，
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苏联和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盛行；
但有时简单地寻求劳动与艺术的“直接的联系”，不能
完满地解释一切原始艺术的起源。对艺术起源的“劳动
说”，应防止其简单化和绝对化。
除了上述各种观点之外，19世纪以来，还有其他一
些关于艺术起源的学说。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文
学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要
素，他和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等人被称为“社会学派”；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艺术(特别是音乐)起源于从鸟
类动物就有的性的吸引，这种艺术起源上的“性爱说”，
如今已被大多数美学家摈弃；当代美国史前考古学家马
沙克认为最早的艺术乃是原始人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体
系，等等。
Ⅶ 请问有谁可以告诉我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Ⅷ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几种文学文学发展观。（进化论、退化论、综合辩证，葛洪、梁萧子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哥们，什么叫做文学文学发展观啊！进化论、退化论、综合辩证是国外传过来的术语吧，何苦强加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呢？
Ⅸ 文学理论有哪几种基本形态其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有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等七种。 文学哲学，是从哲学角度对文学的阐述和解释。它的特点是从哲学的高度对文学是什么作出总体解释。 文学社会学，是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属于文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基本特征为对文学与社会作多维研究，从而阐明文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更新的基本规律 。 文学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介于文学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它着力探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人类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揭示人类作为文学创作主体与鉴赏主体的心理奥秘，从而提高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鉴赏主体的审美心理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 文学信息学，是以信息的文学加工，文学信息的形态，文学信息的功能，文学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利用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文学价值学，是对文学进行价值论研究的理论。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是一种效用关系。文学价值论把文学视为主体为了满足特殊需要而有目的的创造精神价值的活动。 文学文化学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研究的理论。文学文化学是一个综合各种理论、方法，从各个具体不同视角宏观研究文学，从广度与深度对文学研究的理论。 文学符号学是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出现的，是运用符号理论对文化的研究。 文学接受学则突破传统的文艺批评模式，将视角探入文学阐 释学、接受美学、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活动的特征和规律 。 这些现象说明，文学理论的形态是多样的。
Ⅹ 文学的起源有哪几种
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研究文学的起源，不仅能从发生学角度来解释文学产生之谜，而且能由此阐明文学与社会生活、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正确地认识文学的本质。
中外关于文学起源的理论 自古以来，许多文艺理论家对文学起源的问题发表过见解，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①模仿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诗歌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而模仿的本能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古罗马的卢克莱修、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佐尼，既把诗看成是模仿的艺术，又把诗看作是游戏，实际上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于模仿的游戏。稍后英国的锡德尼，通过对印第安人原始文学的论述，指出文学产生于含蕴着教育和愉悦意味的模仿。这些说法，承认文学的源泉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光采。但他们把模仿解释为人的某种天性，忽视了社会实践在形成人的心理能力上的巨大作用。
②神示说。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把诗歌的产生解释为神的灵感在诗人身上的凭附。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而心灵是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如薄迦丘认为，诗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发源于上帝的胸怀。甚至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培根，也流露出诗歌产生于上帝启示的观点。“神示说”随着近代文明的演进，逐渐失去了说服力。还在18世纪，便有一批哲学家（如赫尔德尔等人），驳斥了它的荒谬。
③游戏说。16世纪的马佐尼，在倡导模仿说的同时，披露了“文艺是游戏”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把诗歌看成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到了席勒，正式形成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席勒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力去达到自由，这就是游戏；而艺术活动，即在游戏中导源。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补充，指出艺术和游戏的本质是人们发泄过剩精力的自由模仿活动。著有《人类的游戏》等书的格鲁斯，则批判地接受席勒的“游戏说”，认为游戏不是因为精力过剩，而是对实用活动的准备和练习。“游戏说”曾经受到居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当心理学家冯德提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观点后，普列汉诺夫又在这个观点上部分肯定了“游戏说”。
④心灵表现说。把艺术看成是人类心灵（包括思想、情感等等）的一种表现，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露出端倪。19世纪,它广泛地为浪漫主义艺术家、理论家所提倡。雪莱在其《诗辩》中说，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感发他的感情”，是一种“想象的表现”。柯勒律治也认为，诗歌发源于并不反映现实而又能自身完美的想象 力。这种“想象表现说”，还得到布拉德雷、王尔德等人的支持。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则认为艺术是人类表达感情的工具，起源于人们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这种“情感表现说”，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著有《艺术的起源》一书的希尔恩，把艺术说成是“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近代美学家理德、艾伯克朗龙比、理查德等人，都赞同这种“思想表达说”。意大利唯心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反对艺术表现任何理性思想，宣传“直觉即表现”、“直觉即艺术”，实际上把艺术的起源归为低级的、只能反映个别意象的直觉。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风靡一时。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用精神分析主义观点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人的心理有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性本能总受到现实的压抑，当人们把它转移到所希望的幻想生活创造中去时，就产生了艺术，所以艺术实质上是以性本能为核心的无意识表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近似。他们都拥有大批信徒，迄今还在西方盛行。以上各种观点，都从一个侧面抓住了艺术表现人的心理的特征；但他们总把人的心理看成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先验的东西，并未能真正解决艺术起源问题，只是把这个问题抽象化、神秘化了。
⑤巫术说。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最初谈到了原始诗歌与原始宗教的密切关系；但他还没有明确地指出诗歌起源于巫术。19世纪以来，以泰勒、弗雷泽、哈特兰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现存原始部族的巫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艺术起源的“巫术说”提供了丰富材料。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就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始人交感巫术的论点，认为原始艺术实际上是巫术的一种，目的是祈求狩猎的成功。这一论点在20世纪以来颇为流行，当代许多美学家（吉德逊等人）都加以赞同。但马林诺夫斯基等民族学家则提供了某些原始部族只有艺术并无巫术的资料，使得“巫术说”难以自圆其说。
⑥劳动说。明确地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实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一批民族学家、艺术史家。德国的毕歇尔在《劳动与节奏》中指出，劳动、音乐和诗歌最初是三位一体地联系着的，它们的基础是劳动。梅森认为最原始的诗歌是劳动诗歌，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劳动的效果。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也谈到了诗歌与劳动的关系，但他认为劳动诗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劳动，而是为了使劳动变得更轻松。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没有地址的信》中，论述了许多“劳动先于艺术”的实例，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若干年来，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苏联和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盛行；但有时简单地寻求劳动与艺术的“直接的联系”，不能完满地解释一切原始艺术的起源。对艺术起源的“劳动说”，应防止其简单化和绝对化。
除了上述各种观点之外，19世纪以来，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艺术起源的学说。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要素，他和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等人被称为“社会学派”；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艺术(特别是音乐)起源于从鸟类动物就有的性的吸引，这种艺术起源上的“性爱说”，如今已被大多数美学家摈弃；当代美国史前考古学家马沙克认为最早的艺术乃是原始人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体系，等等。
在中国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艺术起源或原始艺术的记述。中国古籍一致认为文学艺术的起源很早。汉代郑玄在《诗谱·序》中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把“诗之兴”定于传说中的虞舜时代。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认为诗歌“必不初起舜时也”，“讴歌自当久远”。南北朝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然则歌咏所生,宜自生民始也。”和他同时的刘勰也持有同样看法。可见,1500年前的中国古代学者,已经得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结论。同时，中国古籍也记述了几种艺术起源的观点。《吕氏春秋·古乐》谈到原始的乐歌是“效八风之音”、“听凤凰之鸣”而产生的；《路史·后记十》写道：帝尧“命质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风。”晋代阮籍在《乐论》中也指出原始乐歌具有“体万物之生”的特征。这实际上是一种艺术
起源于模仿的观点。《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些观点与西方的“表现说”相似。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诗言志”的观点占有统治的地位。《吕氏春秋·古乐》记述了传说产生于上古时代的“葛天氏之乐”的篇名，其中的《奋五谷》大约歌唱农业生产，《总禽兽之极》大约歌唱狩猎生活。《吕氏春秋·淫辞》与《淮南子·道应训》记述了“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在《史记》索隐引《三皇本纪》和《古今图书集成》引《辨乐论》中，还记述了伏羲时代的“网罟之歌”。大概是基于这种情况，《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释里提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观点,蕴含着劳动生产诗歌的思想。《周易》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周礼》说:“大合乐以致鬼神示。”《汉书》说：“乐者歌九德，诵六诗,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享之。”《路史·后纪八》说：“……为圭水之曲，以召而生物。”这些记述，揭示了诗歌乐舞与祭祀巫术的密切联系。可见在中国古籍中，关于艺术的起源也进行了多方面探讨。以上列举的各项见解，均属猜测性的假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都未能全面占有资料，各自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今天，在研究文学艺术起源时所应依据的资料有以下几种：①史前考古学资料；②现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学资料；③古籍中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记述；④可供参考的儿童艺术心理学资料。对比起来看，史前考古学资料最为可靠。但基本上凭借口头流传的原始文学，同音乐、舞蹈等时间艺术一样，极难在史前考古学资料中留下痕迹。因此，在20世纪初还保留原始特征的澳洲土人、南非布须曼人、爱斯基摩人（他们大体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渔猎民族）、太平洋各岛屿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波里尼西亚人、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大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农牧民族），以及中国的鄂伦春、鄂温克、佤、纳西、独龙、怒、布朗等少数民族，就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此外，各民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古歌、史诗，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族的民俗资料，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产生，不会比原始造型艺术产生的年代晚很多。据放射性同位素碳的测定，绘有巫术仪式图像的马格德林期洞画，约出现于公元前18000年至11000年之间。这个年代，可确定为原始诗歌起源的下限。实际上，原始诗歌起源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
文学起源研究的新趋向 尽管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但并不能像冯德那样把原始诗歌看成是舞蹈的衍生物。原始诗歌自有独特的、多元的起源途径。最初，原始人进行体力劳动，会在劳动呼声中嵌进一些没有意义的单词，如“邪许”之类，目的是减轻劳动的紧张，获得因声音的重复而产生的愉快。在有些情况上，它相反地又能协调大家的劳动动作，成为组织集体劳动的信号。更进一步,人们不满足于声音的简单重复,就会进入到韵律阶段。韵律和节奏一样，都能给劳动者以听觉的快感。开始时因为缺少足够的词汇，常常运用没有意义的衬词来押韵。鄂伦春族一首原始狩猎歌曲：“阿索亚，阿索亚，黑色的毕拉尔河呀！阿索亚,阿索亚,沿着河道游猎呀！……”这里的“阿索亚”，就是用来押韵的衬词。尔后衬词取消了,人们把叶韵的生活词汇组合在一起，像《吴越春秋》记载的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那就是一首完整的诗歌了。由此可见，原始人的劳动呼声和劳动号子,乃是产生原始诗歌的胚基。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人们在劳动胜利后用诗歌来表达狂欢的心情。例如南美波托库多人的一首歌：“今天打猎打的好，一只野兽被杀掉；现在有了食物了，吃的美来喝的饱。”再如鄂温克族的《欢喜歌》：“蹦蹦跳跳的狐狸，欢喜嫩绿的草地；各处来的客人们，一起玩乐最欢喜。奔跑嬉闹的狐狸，喜欢山高林子密；各处来的客人们，一起唱歌最欢喜。”可见单纯地表现情感，也能产生原始诗歌。但这种情感并非先验的“人之天性”，而是与原始部族人的劳动或生活紧密相连的。原始公社后期，部族间的战争愈益频繁，一些诗歌是用来激昂士气的，如澳洲土人的一首战歌：“刺他的额，刺他的胸；刺他的肝，刺他的心；刺他的腰，刺他的肩；刺他的腹，刺他的肋！”在鼓舞战斗激情同时，带有演习操练的意味。流传在贵州剑河地区的苗族古歌唱道：“用石头当锄头，折树枝当钉耙，划竹蔑当撮箕，到山上去开田。”诗歌伴随舞蹈，也有操练生产动作的意味。因此，最初产生的原始诗歌，大都与实用性目的有关。那些在巫术中咏唱的诗歌，表面上看来是荒诞迷信的，究其实质，仍然是为了征服异化的自然,谋取生活的资料。而且巫术中的许多细节,正是变相的劳动动作。所以，战争诗歌、模仿性的操练诗歌、巫术诗歌，全没有同劳动生活绝缘，鉴于这些理由，也鉴于劳动的诗歌起源最早，可以把劳动看成是文学起源的初始的、核心的原因。
然而,其他一些原始文学样式的起源,不能都简单地归之于劳动。原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发展。比劳动诗歌较为晚起的性爱诗歌，应认为是从原始部族人的炽烈情欲发端的。在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鄂伦春人中搜集到的吟咏自然美、吟咏爱情的诗歌，出现得更晚，它们达到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品格，是由复杂的原因形成的。神话、传说、史诗、动植物故事、谚语、童话等文学样式，大约在原始公社后期产生。它们产生的原 因也是多方面的，或者是想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或者是记录部族的斗争史，或者是向后代传播知识经验，或者是用英雄祖先的精神激励部族成员，甚至把它们充作少男少女举行“成丁式”的考试科目。有些诗歌、神话与史诗，被列为氏族的经典，只能由氏族酋长和巫师来掌握。但也有不少诗歌、神话、故事、谚语，成为全部族共有的精神财富，通过口头方式流传。因此，就总体来说，原始文学起源的契机是复杂的。近代几名专门研究艺术起源的学者，如分别著有《艺术的起源》专著的格罗塞、希尔恩，著有《艺术的演进》的哈顿及普列汉诺夫、柯斯文、德索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多元论倾向。今天，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以劳动为核心的多种社会实践，形成最新的理论研究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