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历史

『壹』 藏书印的发展与来源

中国古代藏书章对于后人了解文献的收藏和流传以及鉴别古籍版本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西汉时期就已出现藏书章。古代藏书家为辨明图书的归属，征信于人，常在自己的藏书上盖上印章。章上通常刻有姓名、字、号、乡里、祖籍、藏书处所、官职、鉴别、授受、告诫、记事、言志等内容。最早的藏书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李泌“端居”宝印，李煜“建业文房”之印等也颇有名气。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

『贰』 中国历代藏书机构有哪些

各代官府藏书之探微
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
开始出现正式意义的骨质典籍。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古人有意识地收藏、整理甲骨文字，成为藏书活动之真正开始。
早期文献形式除甲骨外，还有青铜器铭文、石器、玉器、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简牍、缣帛等。
商朝储藏典籍处所为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注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
掌管早期图书档案之官吏称为“史官”。史官负责著作、整理、加工、典藏等诸多事务，尤以记录、保存史实为重。
约前1312—前1066年（帝盘庚—帝辛），也就是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至商朝灭亡期间，文字记录的载体以甲骨为主，且集中藏于安阳小屯村，以“龟室”贮藏，到了近现代人们大量发掘，史家称之为“殷墟甲骨”。

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
周朝藏书处所为龟室、图室、太史府、盟府、上庠。其龟室专门贮藏甲骨文献；图室储存青铜器、石器、玉器、陶器，及竹木简牍、缣帛等文献；太史府藏有法典、档案、盟誓、券书；盟府则专收盟约。
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设立搜集保管文籍资料之人员。即所谓“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周代官府中则设置府、史、胥、徒等职，负责管理典藏图册与档案资料。（《周礼注疏》）
周代的还有“司书”一职，专门“掌邦国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礼注疏》）
据《周礼》记载，官府藏书“设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册，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制、军事事务、法律条文、工程建筑等，并由大史总其责。
西周甲骨集中藏于周原一带，即今陕西歧山凤雏村。
周时重要通行典籍为《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流传广泛，亦为官府、私人藏书重点。

春秋（前770—前476年）
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储藏典籍，藏书处所仿照周王室，设于宗庙和太史府，并建盟府以藏盟约。典籍管理人员也一如周王室所设，有天府、太史、小史、府、史、胥、徒等。
国家典籍此时皆藏于宫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国之典也，藏在盟府”。
秦国最早设史藏典，鲁、齐、郑、卫、赵、楚、魏、虢等纷纷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学之士担任，秉笔事君，亦开始自藏典籍。《史记?秦本记》
春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晋侯使臣韩宣子曾于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太史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其为何没有贡物？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又问其姓氏来源，籍谈答不上来，周景王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意为其谈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宗的职守（掌管国家史册）都忘了。此即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
李耳，世称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篇》）。亦有称柱下守藏史（《儒藏说》）或柱下史（《汉书?艺文志》）。按现代意义论之，老子当为最早之图书馆管理员。
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卒。相传其整理《诗》，删修《春秋》，为《诗》、《书》作序，确定儒家经典，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贡献极大。亦善于藏书，以“六艺”为主，各国《春秋》史记达120多种。卒后，藏书被弟子供奉。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民间藏书开始增多。《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前361—前338年（周显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是为秦孝公采取禁止民间藏书之措施，也是藏书史上首次禁书令。
前359年（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此为中国古代焚书最早之记录。
战国纵横家苏秦，有藏书数十匣。曾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狼狈回家，“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战国策?苏秦列传》）。最后佩六国相印而返故里。
惠施为梁国相，博学强记，多私人藏书。《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学富五车”典故之来源。

秦代（前221——前206年）
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政府藏书机构，掌管图籍秘书之官员封为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所言明堂、石室、金匮均为秦朝国家藏书之所。
秦官府藏书已有较大规模。其图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秘藏。以儒家经典、百家之言、秦国史记、典章律令、舆地户籍、兵家秘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树诸内容为主。
秦朝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井然有序。其宫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阅览、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藏书按职能部门分掌，郡县图籍、户籍、计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图书藏于御史府；各国史籍、盟书由史官分掌，《诗》、《书》及百家书由博士官管理。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因方士侯生、卢生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任狱吏”，博士“备员弗用”，并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问案，诸生竞相举发，460余人受牵连，皆坑杀于咸阳。

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始皇于宫内大宴群臣，商议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皆采纳之，焚诗书，禁私学，杀儒生方士，史称“焚书坑儒”。
孔鲋收其家所储《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中，隐居嵩山。至汉武帝时，破孔宅旧壁，得见其所藏之书，皆古文儒经。

前206年（秦二世三年）
楚王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宫府所藏典籍，随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十月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藏。有《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西汉（前206—25年）
高祖时（前206—前195年）
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西汉一朝藏书基础。此外，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处也有藏书。
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

前124年（元朔五年）
武帝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致使数十年后，书积如山，各类典籍增至33090卷，从而巩固了皇家藏书的基础。

前93年（太始四年）
于孔子故宅墙内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竹简之记载。

前73年（本始元年）
文不识家富藏书，尝给予匡衡图籍以助其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葛洪《西京杂记》）

前66年（地节四年）
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将国家藏书借与大司马霍山抄写，遭免官。霍氏欲“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帝终不允，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

前32—前7年（成帝时）
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
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

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
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刘）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汉书?经籍志》）
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领校国家藏书，并撰成《别录》20卷。其为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由刘向校书时将所著录图书简要内容抄奏皇帝后，又另抄留一份，积累而成。

前7年（绥和二年）四月
哀帝使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典领《五经》，于是歆将藏书迁至天禄阁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除辑略外，另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6大部（大类），38种（小类），634家，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
王莽败死后，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军攻陷长安，其他宫阙典籍也被焚烧无遗。

东汉（25—220年）
25—57年（光武帝时）
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极力搜讨。“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集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图书），云会京师（洛阳），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至。”自此以后，藏书三倍于前。《后汉书》

58—75年（永平间）
贾逵为《左氏传》、《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显宗（汉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

58—75年（明帝时）
建兰台、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兰台令史（官府藏书机构之管理官员）等掌管藏书事务。又设仁寿阁皇室藏书，其后再设辟雍、宣明、鸿都等藏书，命班固、傅毅等典掌。
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携带《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归国，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内。是为政府收藏佛经之最早记录。

62年（永平五年）
班固升迁为兰台令史，主持校理国家藏书，贾逵、傅毅、孔僖、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历时20余年。由此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汉书?艺文志》1卷，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七略》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

67年（永平十年）
蔡愔于大月支请得叶迦摩腾、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及释迦牟尼立像1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即今白马寺），经书则藏于兰台、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在中华大地传播之标志。

76—88年（章帝时）
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王充《论衡》）。是为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

107—122年（安帝时）
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

159年（延熹二年）
桓帝设置“秘书监”。为政府藏书管理机构，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东观汉记》）

170年（建宁三年）
蔡邕是年拜郎中，校书东观。

175年（熹平四年）
蔡邕始刻“熹平石经”。灵帝许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190年（初平元年）
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其半道“复弃其半数”。（《后汉书?儒林传》）

192年（初平三年）
藏书家蔡邕卒。尝校书于东观、兰台，聚书近万卷，多得之于帝所赏赐或秘阁所抄，且有世所罕见之本。晚年将藏书载车数辆，合6000余卷，赠予王粲。

216—220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为魏王时，设秘书令、秘书丞。其中秘书令充中书之任而兼管图书秘籍。
曹操搜采东汉官府遗书，藏于三阁，以建立魏国官藏体系。
蔡邕之女蔡文姬应曹操请求，“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蔡文姬传》

三国（220—265年） 220—265年（曹魏）
崇文馆设为魏国藏书处。魏兰台（即外台）所藏书籍由御史典掌。
郑默主管曹魏皇家藏书，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成藏书目录《魏中经簿》，记载魏国一朝藏书情况，从此国家藏书朱紫有别。

220年（黄初元年）
魏文帝曹丕即位，设中书令典尚书奏事；改秘书令为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中书与秘书分开。置秘书监、秘书左、右丞、秘书郎中官职。其中秘书丞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秘书郎中又称秘书郎，掌管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写事务；后又设秘书校书郎，专掌校勘残缺，正定脱误之事。
魏文帝曹丕诏令修茸因遭董卓之变而受损毁的熹平石经。又命秘书监王象等学者，以三阁藏书为依据，将儒家经典分门别类，重加排列，编成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庋藏于秘阁。并从此开官修大书之先河。

221—263年（蜀汉）
刘备称帝后，鸠合典籍，依汉制建“东观”以藏书。又设秘书令、秘书郎、秘书吏诸官掌管秘府藏书。任用王崇补东观，郤正为秘书郎

222—280年（孙吴）
孙权称王，建都南京。亦仿汉制设“东观”，为国家藏书之所。

240—248年（魏正始间）
洛阳太学刻立“正始石经”。所刻三体经书有《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至庄公中叶止。石经分刻于35枚石碑上，碑高192 厘米，宽96厘米。

西晋（265－316年）
265—275年（泰始间），国家此时有藏书29945卷。
晋沿袭汉魏旧制，以秘阁为内阁，以兰台为外台，加崇文院，同为政府藏书处所。
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晋书?职官志》）。并“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晋起居注》）。
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各地呈献典籍，以充实政府藏书。有凉州刺史张寔遣使护送图籍赴洛阳，各州郡亦纷纷响应，献书尤多。

274年（泰始十年）
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晋官府藏书。历时数年，至太康间年间完成。荀勖先后复核、检对图籍10万余卷，据此编制出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全书正文14卷，附佛经2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分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仅录书名、卷数、撰人及简略说明，为我国第一部四部体系分类目录。今佚。

279年（咸宁五年）
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有大批竹简出土。共计装载数10车，约10余万字。因全为竹书，地在汲郡，故史称“汲冢竹书”。晋武帝司马炎命将全部竹简运至京师，收于秘阁庋藏。武帝时下令整理“汲冢竹书”。著名学者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晳等参与此事。后于晋惠帝时，再次进行整理，终得史料价值极高之《竹书纪年》。

280年（太康元年）
晋六路大军直取吴都建邺，王浚、司马★入“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其后悉数运至洛阳庋藏。《晋书》

281年（太康二年）
置“石渠阁”，储藏官府藏书。

290—312年（惠帝、怀帝时）
惠怀之乱[惠帝时（290—306）有八王之乱；怀帝时（307—312）有刘聪陷洛阳之灾]使西晋秘阁所藏29000余卷尽毁无余。《隋书?经籍志》载：“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291年（元康元年）
惠帝“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唐六典?秘书省》）。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属于外”（《通志?职官志》），成一独立政府机构。

292年（元康二年）
惠帝下诏，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由是秘书省不仅典掌图书专籍，且从事著作之务。

311年（永嘉五年）
匈奴首领刘聪攻入洛阳，焚烧都城，魏晋官府藏书化为乌有。

东晋（317—420年）
317年（建武元年）
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后，为兴学治国，诏令各地官民，征集图书。东晋国家藏书处为“秘阁”。因藏书量骤减，官府仅此一处庋藏典籍。
为积聚图籍，政府向私人藏书家借抄图书，充实秘阁所藏。张尚文、殷允、郗俭之、桓石秀等众多藏书，均被借去誊抄，故使秘阁藏书稍有增加。
东晋大著作郎李充整理官府藏书，编纂出东晋国家藏书目录《四部书目》，又称《晋元帝书目》。著录图书仅3014卷。然其确定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即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以为永制。

375年（宁康三年）
前秦（建元十一年）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又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将士皆诵儒学。尚书郎王佩犯禁读谶，苻坚斩之，学谶者遂绝。

386—534年（北魏）
北魏辟秘阁、东观为官府藏书之所。并仿南朝之制，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及校书郎等职，掌管国家典籍。
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说明此时开始出现专门的“建楼藏书”行为。

386年（太元十一年）
北魏登国元年道武帝问博士李先何以收集书籍，增益学问。李先答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魏书?李先传》）。于是道武帝颁制天下，经籍稍聚。

391年（太元十六年）
徐广奉孝武帝之命校书。其检校秘阁四部藏书，共计36000卷（包括复本）。

393年（太元十八年）
王谧为秘书丞，表请向多书之家采借图书。尚书殷元、中书郎张敝、太子后率郄俭之、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

403年（元兴二年）
桓玄代晋自立称楚帝。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不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简策自此废除，简帛时代亦宣告结束，图书进入纸写本时期。

417年（义熙十三年）
刘裕入长安，平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尽归江左。”（《隋书?牛弘传》）

南北朝（420—589年）
420年（刘宋永初元年）
刘裕代晋自立为宋（史称刘宋），收东晋官府全部藏书。
因典籍有限，刘宋承袭东晋之制，将四部图书仍藏于秘阁之内。

423—479年（刘宋景平元年—刘宋末年）
刘宋置秘书监1人，秘书丞1人，秘书郎4人，以管理典籍。藏书处增置“玄”、“史”二馆。
殷淳为秘书郎，校理秘阁藏书。并撰写四部书目（《南史》作《四部书大目》），共40卷。后协助谢灵运编著《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淳出力最多。

426年（刘宋元嘉三年）
文帝命秘书监谢灵运统领，整理秘阁图书，补足阙文。其后于后废帝元徽年间，由王俭负责，再行整理秘阁藏书。

431年（刘宋元嘉八年）
秘书监谢灵运撰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是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共著录图书1564帙，14582卷，佛经55帙，438卷。（近世姚名达认为谢灵运为殷淳误。）

466—467年（北魏天安元年—三年）
魏献文帝天安间，秘书郎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献文帝从之。“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谧传》）

470年（泰始六年）
刘宋朝廷设“总明馆”，移置部分官府藏书，并征学士以充之，下设儒、道、文、史、阴阳五学部。

473年（刘宋元徽元年）
后废帝命王俭等人，再行整理秘阁藏书。王俭由此主持撰成刘宋国家藏书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4卷，共著录图书2020帙、15074卷。

478年（刘宋升明二年）
王俭撰成《七志》30卷，进呈皇帝。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道经、佛经9大类。

479—502年（南齐）
南齐仍设置“秘阁”，以储藏四部图籍。管理书籍官员，也秉承刘宋体制。

483—493年（南齐武帝时）
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等整理官府藏书，撰成《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8010卷，较之刘宋时书目增加3000余卷。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
南齐武帝废总明观，并诏“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南齐书?王俭传》）。俭奉旨从秘阁中选择善本，与总明观原藏四部书合为一处，同纳入家府。王俭家遂成为齐朝最高学府与学术典籍庋藏之地。

495年（太和十九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于是年诏求天下遗书。凡“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并编制《魏缺书目录》至南朝借书，致使中国北方典籍收藏达到一定规模。孝文帝又命崔光兼秘书郎，校理国家藏书。

500年（景明元年）
北魏秘书丞卢昶编成《甲乙新录》（此处“甲乙”代表四部），是北朝政府第一部系统藏书目录。

500—515年（景明元年—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奏议，“求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获准后，由其统领进行了北魏规模最大的一次藏书整理工作。惠蔚见新旧典籍混杂，首尾不全，呈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补残缺，损并有无，以为定本，并编出《缺书目录》1卷，以便收求补足。

501—502年（南齐中兴年间）
南齐末年，秘阁经籍因兵火延烧，大都遗散。

502—557年（梁朝时）
梁朝藏书处除“秘阁”之外，增设文德殿、华林园、东宫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机构由秘书监改称“秘书省”，置监、丞各1人，秘书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另有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撰起居注。此时梁东宫藏书已达3万卷。

502—519年（梁天监间）
梁武帝登基后，下诏向民间求书。“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阙。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梁书?王泰传》）
武帝为保存典籍，防止书厄，决定增加官藏副本。天监初年，命张率等人主持抄写乙部典籍，其后，于天监二年（503）抄甲部书籍，天监七年（508），又抄丙丁二部图书。
秘书监任昉受命竭力搜集图籍。曾在文德殿内列藏群书，共23106卷，又将佛教典籍专藏于“华林园”。
武帝应秘书丞王泰之请求，准其校定缮写官府藏书，进行典籍整理。

503年（梁天监二年）
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刘孝标、殷均、贺纵等人参与其事，典校用功，使秘阁藏书焕然一新。

505年（梁天监四年）
武帝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并于二馆储部分藏书，供学士研读，派朱异、孔子祛、贺琛等学者赴馆讲学。武帝也曾亲临学馆讲经、听讲，大开建康学风，为一时佳话。

510年（梁天监九年、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宣武帝诏，重求遗书于天下。

526年（梁普通七年）
阮孝绪约于是时编成《七录》12卷。此目体例仿《七略》、《七志》而自定法，分为内外2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44521卷。阮孝绪所编《七录》，在外篇中专设“佛法录”一类，分为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五部，共收录各类佛典2410种、2595帙、5400卷。

528—532（北魏武泰—太昌间）
北魏尔朱荣之乱，官府经籍大多散落民间。

530年（北魏永安三年）
孝庄帝诏令御史中尉高道穆领儒学之士校理秘阁图书。是为北魏最后一次整理藏书。

531年（梁中大通三年）
萧统卒。其为梁武帝萧衍之长子，收罗古今图书3万卷，藏于东宫（梁朝国家图书馆）。建藏书楼名“文选楼”，召诸名士讨论坟籍，获称“高斋十学士”。根据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成《文选》30卷，选秦至梁代诗文700余篇，分为37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

537年（梁大同三年）
侯景兵火烧洛阳城，文化典籍均遭损毁。

539年（西魏大统五年）
文帝命寇俊选置令史，抄集经籍。致使四部群书，稍得周备。

548年（梁太清二年）
侯景之乱，大兵洗劫金陵（今南京），东宫起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太平御览》卷619引《三国典略》）

550—577年（北齐天保元年—承光元年）
秘府（即秘阁）、文林馆、麟趾殿为北齐政府藏书之所。其中，秘府藏四部典籍，文林馆主要储藏史部、集部图书，麟趾殿则为官藏校雠之地。
北齐秘书省典司经籍。设监、丞各1人，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又领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2人。

具体请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3e9ef0100diab.html

『叁』 我国古代的藏书情况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两干多年前。从周朝的王室文库到秦汉时期的石室、金匮、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等等，都足国家级的藏书楼。历代统泊者和学者都非常重视书辅的收藏、研究和整理，版本目录、校勘集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到了清朝此项事业引非常发达，清政府拥有七大藏书楼，皆以文字为首，第二个字为水字旁，象征着中华文化源流流长，即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溯阁、文谰阁。\搜集了当时几乎全部的书籍。随着封建文化的繁荣，在官府藏书之外，从南北朝时代起，出现了私人藏书家建造藏书楼的现象。到唐代，私人藏书家开始为藏书楼命名。到了宋代书院大兴，又出现了书院藏书的现象。在当时最著名的四人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里均有大量的藏书。

但是不论上述哪—．类藏书机构都足以藏为主，书只供皇帝、王公大臣享用，只供士大夫阶层著书立说而用，一般儒生和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而且所藏的书籍因受到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结构的制约，读经、解经的书籍占了压倒多数，自然科学、工艺技术方面的书籍很少。

由于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和范围受到限制，占代藏；t5楼的图；t5利用律极低，社会教育功能缺失。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打破传统藏书楼的格局，创办带有社会教育功能的公共图书馆，足近百年的事。是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 个创举，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在实现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进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这就是西方传教士所办图书馆的示范作用和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作用。

二

西方传教士早在明末清初之时就有过在中国创办图书馆的尝试，最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康熙十九年(1700年)所建的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所属图书馆．据1938年国民政府整理该馆时的统计，北堂图书馆存有西文图书5．000册，中文书籍Q000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但由于清政府在康、乾、雍、嘉等前几代闭关锁国，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致使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无法开展活动，孕育中的近代图书馆萌芽也被扼杀，延缓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紧锁的国门，西方传教士们伴随着侵略者的步伐和西方文化纷纷来华，并在中国一些城市的教堂和教会学校建起厂．座座新式图书馆。从新开启了中国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的进程。其中最著名的有1847年耶稣会教士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共藏图书资料20余万册(西方图书8万册，中文图书12万册)。此外还有1849年西侨会社在—[海创办的“丁部局图书馆”，<1851年改称上海图书馆)。1871年英国牧师伟烈亚历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系统地收集有关东南亚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曾被西方学者称为“是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图书馆”，1874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上海格致书院和书院藏书楼，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图书馆”等等。

西方传教十创办的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新式图书馆，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业产生的参照系。其启蒙和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它带来广与我国古代藏书楼，藏而不用或藏而难用的保守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公共、开放、共享、服务的西方图书馆新观念。如早在1849年创办的工部局图书馆就规定：

“午前九时至下午‘时，午后二时至八时，为开馆叫间。馆内设有新闻室，普通人都可入阅，交纳会费者可借出，以四册为限。”在办馆的宗旨中写到：“为谋公众之广大的利益，努力于造成此图书馆为——公开的书林，以供中外居民教育娱乐之需”。又如]871年创建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则标榜：“无沦何人均可阅览，无拘束限制”，“可自由查阅书库，借出书籍，每次规定三册，以二十一日为期”。这些新观念的实施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对古代藏书楼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客观上推动了图书馆业的近代化。

其次，它带来了新式目录分类法和新式管理方法。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藏书楼或图书馆一般都有较完整的组织力式和较系统的分类目录体系，大都采用了由西洋分类法，特别是杜威千进分类法税变而成的兼顾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一种中西结合型的分类方法。如以收藏中文图书为主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对旧籍就仍沿用四部法分类，而对新书则划分为科学、算子等三十六类法。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则是使用杜威法类分中文图书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图书馆。其方法是用杜威法中——些使用律不高的空号码容纳中文图书。这些方法虽然不尽合理，但影响却很大，在几部新的中文分类法问世之前，国内许多图书馆都采用这种办法来类分中文图书。以至于影响到后来大规模的改革旧分类法运动。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注目录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三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传人与扩散。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深感奋起图强的紧迫。1890年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们认为变法要从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启迪民智入手，主张在设学会、办学校、开报馆的同时，把开设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作为传授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措施。维新领袖粱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出“开办图书馆”是强学会的五件大事之一。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一些开明大臣也纷纷向朝廷建议设置新型藏书楼。1896年，吏部尚书孙宅鼐奏办官书局，第一条就是要求设新式藏书楼，同年礼部尚书李端芬奏请变法的第一件事也是开设大藏书楼。为实施变法方略，维新领袖康有为等人首先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的维新学会中办起了学会藏书室，所藏图书以西书、新书为主，管理制度也比较完善，对图书采访、分类、编目、流通借阅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读者对象，除了维新派成员，还包括—般士大夫和普通市民。可见，学会书楼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会文化机构的性质，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萌芽。

『肆』 藏书的历史沿革

南齐陆澄藏书万余卷，王俭称之“书橱”。
南朝梁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一说十二万卷；任防则藏书三万卷。
穆子容“录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
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 天一阁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私家藏书楼，如今藏书30万卷。
潘曾纮“有意汲古，广储缥缃，视学中州，罗致更富”。 清初钱谦益取得刘凤、钱允治、杨仪及赵琦美四家藏书，累积有七十三大柜的书籍，多宋元版。
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馆”，搜罗全国遗书，得13781种。
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总量“都计所得约六十万卷，费逾三十万。”
严可均“著书不辍，藏书至二万卷”
许宗彦“藏书三十六橱，类多精善”
严元照“所居芳椒堂，聚书数万卷”
陆心源“书凡四千部为卷二十万有奇，为册四万四千余”
张钧衡“罗集宋、元、明、清各种精品十余万卷”
清末的藏书家仍不少，多集中于苏州之域，如潘祖荫建有“滂喜斋”与“功顺堂”，金天翮建有“天放楼”，吴梅建有“奢摩他室”与“百嘉堂”，邓邦述有“群碧楼”，莫裳有“铜井山房”，胡玉缙有“许庼”，江标有“灵鹣阁”，叶昌炽有“奇觚庼”等。

『伍』 中国书籍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陆』 古代有哪些藏书家和藏书楼。藏书又什么特点

藏书家：韦述、苏弁、赵明诚、司马光、李清照、元好问、杨士奇、王世贞、黄宗羲、胡震亨等等。

藏书楼：明代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晚清四大家的聊城杨以增及其海渊阁、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 、吴兴陆心源皕宋楼、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等。

我国古代有明确记载的藏书家约为4000余人。大部分属于私人藏书家。他们建造的藏书楼始于北魏，距今已1500余年。我国藏书家大多生活在交通便捷、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一部分生活在历朝政治、文化中心。虽然关于“藏书家”的标准或定义，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但江浙地区是中国历代藏书最繁盛的地方，明清两代是我国藏书家发展的高峰，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古代藏书家虽然将藏书“密不示人” ，却将藏书用来治学、修身，甚至治国平天下。其对藏书的利用是有进步意义的。
清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5种：其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所谓掠贩家。洪氏所说的考订家等，无一不具有专门之学，就连他最瞧不起的“掠贩家”也大多有“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的过硬本领。其实洪氏所说仍有偏颇，古代藏书家除了具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的功夫，许多人同时还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版本目录校勘学家。

『柒』 书的发展过程

1、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2、简策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

3、帛书

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4、卷轴

公元前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

5、活字印刷术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

6、平版印刷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7、口袋书

指开本小于小32开，印张大致不超过10个印张的书。口袋书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这套丛书3年间销售2500多万册，获得巨大成功。

8、电子书

单纯文字形式的书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因此，CHM和HLP格式的电子书应运而生。

(7)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古代书籍代称

1、青简、韦编、青编

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2、芸帙、芸编、芸签

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3、缥缃、缃帙、缃缥、缥帙

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黄色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4、坟典、坟籍

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5、二酉

代指丰富的藏书。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捌』 藏书阁的历史

最古老的藏书阁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天一阁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因它走过了一段极端艰难的藏书历程，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和文化奇迹，从而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为全面展示范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识之士、历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阁发展史上倾注的心血，引导人们更好地畅游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时空之旅，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陈列作了彻底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藏书文化为核心、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在范氏最早藏书处－－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学藏书楼－－尊经阁、千晋斋等天一阁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展示了天一阁不同发展时期藏书文化。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天一阁430多年的故事，力求营造一种书香盈溢的氛围。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卷，至解放时因战乱等原因散失减至1．3万卷，后经天一阁文物工作者悉心访求和宁波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又寻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会征集的古籍，新天一阁现已有藏书30万卷。历了430年的风雨坎坷，我国现存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之一的天—阁，经整修后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天—阁博物馆总体布局有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这次整修，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的陈列做了彻底的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以藏书文化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

『玖』 书籍的发展史

1、概述

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2、简策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3、帛书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4、卷轴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5、活字印刷术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

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网络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6、平版印刷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

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拾』 中国古代藏书包含哪四个分支

经史子集
我国古代来图书分自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具体划分如下：
经部：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即有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纪》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因为次于经书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归入子部。
集部：凡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所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