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历史

㈠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历史沿革

1、从建国初期到1958年大跃进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普及和大发展时期。

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提出首先在华北试办信用社（部）。1951年5月，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人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等。

2、从1958年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农村信用社的跌宕波折时期。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年代，信用合作事业受到“左”的思想严重干扰，先后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又交由贫下中农管理，最后来交由国家银行管理。

3、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行社脱钩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84年，国务院转发《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恢复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

4、从1996年行社脱钩到2003年深化改革试点前，是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和快速发展时期。

1996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农村信用社进入了自我管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

5、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是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试点推进时期。

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的综合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彻底摆脱了发展缓慢，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1)农村金融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

1、农民和农村的其他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业务经营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由社员指定人员管理经营，并对社员负责。其最高权利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经营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

2、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留存的公积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其成员的资金需求。起初主要发放短期生产生活贷款和消费贷款，后随着经济发展，渐渐扩宽放款渠道，和商业银行贷款没有区别。

㈡ 中国农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中国农业银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年—1952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促进土地改革后农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实现，经政务院批准，于1951年8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其任务是按照国家计划办理农业的财政拨款和一年以上的农业长期贷款，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农业合作银行成立后，对所赋予的财政拨款和长期贷款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1952年由于精简机构而撤销。
第二阶段(1955年—1957年)：
为了贯彻国家关于增加对农业合作化信贷支援的要求，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和参照苏联做法，经国务院批准，1955年3月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其任务主要是办理财政支农拨款和农业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贷款对象主要限于生产合作组织和个体农民，贷款用途限于农业生产，其他农村金融业务仍由人民银行办理。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
第三阶段(1963年—1965年)：
1963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国家采取加强农业的措施，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支援。为了加强对国家支农资金的统一管理和农村各项资金的统筹安排，防止发生浪费资金和挪用资金的现象，1963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建立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决定，这次农业银行机构的建立，从中央到省、地、县，一直设到基层营业所。但是，在精简机构的形势下，经国家批准，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合并。
第四阶段(1979年—1994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提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决定正式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的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农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第五阶段(从1994年4月起)：
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密切配合、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部署，1994年4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中国农业银行分设成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等政策性业务与农业银行分离，农业银行开始按照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逐步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营机制。1996年8月，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合作经营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经营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认真贯彻执行《决定》的有关精神，在矛盾多、时间紧、压力大的情况下，统一思想，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1997年，农业银行基本完成了作为国家专业银行“一身三任”的历史使命，开始进入了真正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㈢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之路

[摘要] 本文分别从宏观的农村制度安排以及微观的农户需求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对合作金融的需求，并指出使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回归合作制，存在着“路径依赖”障碍，应结合我国的农村实际，重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
[关键词] 农村金融需求合作金融

一、前言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主导。在农村金融市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使其大范围的撤离农村领域，农村的邮政储蓄也是只存不贷（2007年将成立的农村邮政储蓄银行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就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开始信用社被强制纳入国有金融体系，走上了“官办”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曾多次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希望恢复其合作原则。但实践表明，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权的下放最终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并没有恢复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建立适应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农村合作金融，应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分析

1.从农村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我国历史上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呈现集中的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保留了名义上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却分散给了农户，农户成为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这种制度安排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附于土地，他们不是绝对的无产者，即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也不是城市的定居者，大多数在农村还保留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没有社会动乱，都应归因于这种制度安排。
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即农业不可能有规模收益，农业的产业化也受到了阻碍。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限制于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投入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也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村和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人口和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既然我国的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且长期存在，我国的金融制度也有必要按照二元结构来分别安排，不能用商业化来同时满足城市和农村的金融需求。
商业金融资本的逐利禀性决定其必定追求“规模效应”，资本的积聚会降低单位资金融通的费用。我国目前的农村制度安排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农业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低于其他产业。与这种制度对应，分散的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其所需贷款额小，单位资金融通成本较高。我国农村的制度安排决定商业化的正规金融必定会退出农村领域。在正规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为防止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有必要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

2.从农户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需要合作金融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说，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原则行事的。斯科特则认为，小农经济关注的是生存，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不能用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来分析农户的行为。
与西方不同，我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农村，是以家庭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续向外延伸形成“圈层社会结构”。在这种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圈层社会结构”内，农业生产和平滑生活支出的金融需求通常以“人情借贷”的方式获取。这种借贷基本上是以无息的、互助的方式进行，适应于小农经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借贷”不足以满足具有商业性质的金融借贷需求，农户也会寻求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单个农户面对金融机构会面临以下限制:
一是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贷款缺乏未来收入作为偿还保障。
二是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在“人情借贷”中，贷款者和借款者有着较广泛的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在进行信贷决策时，缺乏有关农户特点和活动的私人信息，形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在利率受到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只有实行信贷配给。正规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农户对贷款的使用，形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加大了信贷风险。
三是缺乏有效的抵押物。一般来说，具有确定价值的抵押物会增加借款额。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抵押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变现容易程度。农户一般缺少用于贷款的抵押物，即使能提供抵押物，大多为房屋、农具或农产品，正式金融机构由于其与农民生活之间实际距离的存在，在接受的抵押品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劣势。
四是履行贷款契约的形式单一。农户的产出都为实物，正规金融机构是不接受实物偿还贷款的。农户在偿还贷款时要把实物转换为现金，需要经受市场风险，分散的农户更愿意持有实物以回避市场风险。
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组织相比，借贷双方具有较广泛的联系，资金提供者对农户的私人信息有相当的了解，借贷双方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对抵押物有较高的认同，契约的履行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应农户的信贷需求。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合作化成为有效的选择。
三、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安排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以合作制原则为标准，以金融资产形式参与，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金融活动的经济形式。合作金融在西方国家已有140多年的历史，同时，农村合作金融也是一个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

1.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的形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5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背离了合作原则。历次改革经验表明，使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会遇到“路径依赖”的障碍。
首先，经过历次改革，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农村信用合作社已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脱离了合作原则。要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回归合作原则，就必须归社员所有，社员享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使用权、让渡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这样，必然会削弱地方政府调配金融资源的能力，地方政府必定不会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
其次，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依附于国有银行，与国有金融机构及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强的“亲和力”，一旦要回归到信用合作制原本的道路上来,仍需要经一个较长的艰难“学习”过程。
最后，信用社的员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不再同属于一个利益群体，前者的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后者。恢复信用社的合作制，意味着信用社从国家银行附属机构的位置上降格为农民自身的金融机构，自然会受到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抵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回归”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因此，有必要重建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

2.重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 真正的信用合作制度生长于农业经济体系内部，是农民自发的联合，而不应是一种外生金融制度安排。内生的农村合作金融应符合自愿原则、互助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以及非盈利原则。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应从我国的农村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用社。
首先，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模式应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推行全国统一的农村金融合作模式，应当倡导具有多样性的地区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市场化，应推动市场化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按照股份制原则建立商业银行模式。对于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部分农村，同样应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应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欠发达的地区，主要以低收入的农民为主，重新建立合作性质的信用社，解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的资金需求。
在农村合作金融的规模方面，不应一味地追求规模效应。新建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服务于低收入的社员，如果组织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社员金融资产数量的提高，那么组织的客户层次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不再是原来的低收入群体，这样组织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如果来源于低收入社员数量的增多，那么组织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都有可能上升，合作金融组织不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的特点。
在组织体系方面，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可以建立金字塔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在较小范围内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基层合作金融组织，满足农户小额的资金需求，基层合作金融组织由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成立更高层次的联合组织，增强服务能力，即形成农村信用社——县（市）信用联社-——省级信用联社的形式，自下而上层层入股，形成多极法人体系。各级信用联社本身是具有资金运营能力的独立法人，可以独立向农户提供较大数额的贷款，除此之外，还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调剂、异地支付等服务，还可以对基层信用社进行风险监督。
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坚持社员代表大会是信用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真正代表社员利益。在基层信用社，严格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决定信用社的业务类型、人事任免和重大经营决策。由社员代表大会从社员中选举产生信用社的管理者及常设机构，处理社员平常的小额贷款，较大数额贷款必须由社员代表大会集体决策。社员都可以监督信用社的日常活动，信用社定期向全体社员公布信息以确保广大社员的知情权
在业务经营方面，基层信用社服务对象就是参加信用社的社员，主要以低收入的农户为主，其金融需求形式比较单一，一般只进行存贷业务和与之相关的结算。针对不同农户的具体情况，基层信用社可以提供灵活的信贷契约。在合作化初期，基层信用社主要考虑的是为农户社员服务，而不是盈利。除为农户提供存贷款服务，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还应提供诸如教育培训等公益产品服务，这是信用合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取向。
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是弱势农户的互助组织，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其生存和发展，利用信贷和税收等经济杠杆，通过低税或减免税收，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方法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有利的支持，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

http://www.verylib.com/QiKan/92922Y/199706/5615218.htm
还有

㈣ 农村信用社的历史

1、合作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农村信用社应立足于“三农”不是凭空定论，而是有着真切朴实的历史根源的。中国民间有古训叫做“翻身不忘本”，官方也有名言叫作“富而思源”。农村信用社虽已成就农金巨头并统领农村金融市场，但其原身胎生于“三农”，本质上与“三农”共承相同的血脉。中国是一个网状的农业大国。经济底子薄弱，经济结构粗放而不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农村经济框架定格为“一体两翼”。即农业生产合作是主体，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是两翼。由此可见，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典型股份制也即合作制金融组织。其股东也即社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兄弟。股金自然不是“官方”的资本。<
2、合作制确定的市场定位。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偏低，最广大农民太需要通过资金互助，以期实现合作化农业生产，推动社会化经济发展。于是，党和政府从融通区域社会资金、防止民间高利贷剥削的宏观计划出发，领导人民群众组建合作金融组织，发挥调节资金余缺的互助服务功能，共同建设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至此，由农民自愿入股组成，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合作金融机构即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因其充分体现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且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而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至此，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便确立起来。<
3、合作制运行的历史进程。1951年至1959年，农村信用社资本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信贷为社员提供，合作制性质明显，是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金融力量。1959年至1980年，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农村信用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交给贫下中农操作，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1980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管理，合作制“三性”基本恢复，期间设立了县级联社，但实际上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由人行监管。现又进行新一轮改革。<
农村信用社在曲折中发展，与“三农”有扯不断的渊缘。即使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多变，但合作制性质不变，客户群体不变，最广大的信用合作伙伴始终是纵横在农村经营着农业的农民。因此，农村信用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应该立足于“三农”。

㈤ 农村金融发展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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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解释
“农村金融发展”在逻辑上既是“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经济发展”[i]在“农村金融”上的体现。但简单地将“农村金融发展”定义为“农村的金融发展”或“农村金融的发展”无助于深入领会其本质含义。研究发现，和“农村金融”定义一样，我国既有“农村金融发展”也是在Raymond.W.Goldsmith“金融发展”[ii]上冠以“农村”的简单定义。无疑，Raymond.W.Goldsmith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极为深刻的，但本研究同时也注意到，这一定义侧重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的数量方面，是基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发展”外在表现的反映[iii]，没有真正揭示金融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与Von Mises和Hayck“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以及Douglass.C.North“发展就是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并不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增长”意义上的“农村金融发展”。
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内涵，不仅要借助Raymond.W.Goldsmith范式，把握其“量”的方面，而且“金融发展应力求解说金融机制、金融制度总体如何发生变化，金融结构应包含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或交易机制”。因此，还必须从交易视角，深入到制度层面把握其“质”的方面。本文在定义“农村金融”概念内涵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交易的扩张，农村金融交易扩张不仅表现在交易量和交易活动范围或空间领域的扩大，以及交易手段--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且更表现为农村金融交易主体对交易的“规模收益”与风险损失权衡后的选择。在农村金融交易通过“规模经济”获得的收益大于交易的风险损失和用于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的交易成本之和，即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正时，农村金融交易就扩张。换句话说，农村金融发展是以规模净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当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零时，农村金融发展停滞。因此，“规模经济”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动力，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是农村金融发展根本限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规模经济”的收益和降低风险损失与交易成本。
农村金融交易的每一次扩张，都使得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或风险随之加大，进而使交易的“信任程度”难以得到确认和保证，判断农村金融风险和收益的难度增加，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增加。为降低交易成本，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任关系从交易双方发展到对交易对象——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从而推动了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对不断出现的农村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风险的判断，需要依靠具有专门化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来提供服务。这样，对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转化为对农村金融中介——“专家”的声誉和其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信任，农村金融交易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信任程度越高，委托——代理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农村金融的“规模效益”越好，农村金融规模净收益又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交易发展和扩张，为了持续维持这种发展和扩张，就必须监督和强化委托——代理中的信任关系。这种监督无非是“自我监督”、“双向监督”“第三方监督”。这样农村金融监管以及相应的规则——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实施制度的专业化农村金融监管机构便产生了。农村金融便从原始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活动，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体系——依靠制度增进信任，促进农村金融交易活动不断扩张，追求规模净收益最大化的资金集中、流动、分配和再分配系统。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iv]向“普遍主义信用”[v]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同样，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1）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农村金融发展必须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分散小农和农村中、小企业，不仅交易规模小、次数频繁、缺少担保或抵押，难以获得建立信用所必须的信息，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还要求金融服务简便、灵活、及时，加上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不稳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比较利益低下等特征，使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风险高，而收益又比较低。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在追求规模经济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并不表现为金融机构、工具和制度的现代化，而是表现为与农村经济的适应性。（3）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干预，在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宏观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的条件下，出现干预过度，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4）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农村金融发展”尽管有其自身逻辑，但无法超越经济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而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则取决于经济发展目标、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所需资金只能来自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必须服从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国家对金融实施控制的强制过程，后者是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市场自发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外生于农村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依赖，农村金融发展的上述过程并不能持续，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样，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也必然客观地存在，“二元金融结构”就变得十分自然。内生于工业化战略的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因其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就会不断要求政府压制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非正规金融，进而在城乡金融呈现“二元”结构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也表现出“二元”特征。除此以外，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审慎态度和外部金融发展后果的影响，也通过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影响着农村金融发展。我国建国后的重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上的现实表现，都是理解“农村金融发展”内涵的最好的例证。
[i]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全方位变革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而且意味着随产出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收入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对经济发展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等方面，而这些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Douglass C.North,1990）。奥地利学派的Von Mises和Hayck等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即哈耶克称之为“合作秩序”的市场制度扩展或演进过程。在当代，“经济发展”又赋予了“追求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的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
[ii]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将金融现象归结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综合，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必须研究金融结构，并尽可能从数量关系上描述，而不是满足于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描述性说明。
[iii]R·I·Mckinnon和Edward.S.Shaw（1973）则将Raymond.W.Goldsmith的“金融发展”称之为“金融增长”。彭兴韵（2003：P181）把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的功能不断得以完善、扩充并进而促进金融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
[iv]指建立在对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人格化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通过血缘、亲缘、情缘、地缘、业缘等特定关系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基础上的农村金融通常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狭小范围，可以主要依靠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来保障。
[v]指独立于交易者或交易物身份特殊关系的，建立在对非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在外在力量有效的监督、强制与激励约束下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通常可以在一个较广泛的范围发生，其范围大小受制于外在力量监督、强制和激励约束的有效性，必须主要依靠法律规章和政策等正式制度来保障。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发展课题组，2008年10月）：农村金融在我国一般是指在县及县以下地区提供的存款、贷款、汇兑、保险、期货、证券等各种金融服务，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即民间金融。限于农村金融服务主要由正规金融提供（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2008）以及本文研究目的，文中农村金融机构专指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类、非银行类和其他形式金融机构。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商业银行在县域内的分支机构或网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内的分支机构或网点，以及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在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其他形式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小额信贷组织、典当行等。
Rural Finance and its Development: Conceptional Reconstruction at the Angle of Trade
Xiong Deping
(Business College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Zhejiang 315211)
【Abstract】In the light of the conceptional defect of “Rural finance” and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Rural fina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conceptional connotation of “Rural finance” and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from the angle of trade and with the methodolog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attempts to deepen the comprehension of “Rural finance” and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ional base for the rural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Rural finance;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the angle of trade

㈥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在什么时候起步重大的发展政策或措施是什么

一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从“大一统”框架到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农业银行面向“三农”的股份制改革开始实施，农业发展银行“一体两翼”业务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经营机制和服务效率发生重大变化，各类资本投资设立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涌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挂牌开业，以股份制主导、政策性与合作制为补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二是农村信贷资金从国家计划供应到按市场原则优化配置。农村信贷资金的财政划拨和计划供应体制机制彻底打破，信贷规模由总量的指令性控制和层层下达指标，逐步转向总量的指导性控制并根据风险指标实施市场化调节。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经过持续改革，公司治理架构初步建立，经营机制发生重大变化，风险管理明显改善，支农资金由事前计划、定向投放，逐步发展到适度错位竞争、按客户需求和市场信贷条件实施商业化配置，农村信贷资金市场化配置程度和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三是农村金融服务从简单的“存贷汇”到多元化拓展。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从无到有、由点到面，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以农村小额贷款、本外币结算、银行卡等品种较为丰富的产品体系，贷款上柜台、ATM、网上银行等较为便捷的服务方式，以及共同体担保模式等符合农村实际的有效担保途径，政策性农业保险广度和深度逐步拓宽，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度明显改善。

四是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从各个机构的分散运行到系统性整合完善。农村地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成效显著，农户信用档案和信用评价系统电子化建设启动，覆盖全国、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支付系统和支付手段逐步向农村金融机构延伸，农村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加强，农村信用环境逐步改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资金汇路日趋畅通，“三农”支付日趋便捷。

五是农村金融监管从一般财政性管理到专业化的外部监管。农村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框架初步形成，明确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新理念，践行“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持续监管思路，农村金融监管制度逐步完善，分类监管和差别监管措施充分运用，上下集成联动以及内部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协作机制畅通，农村金融监管有效性明显提升。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农村金融已由最初的动员储蓄、提供结算便利，逐步发展为配置“三农”资源、调节农村经济、分散农业风险、打造诚信环境的重要行业。截至2007年末，全国县域金融服务网点为12.4万个，县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9.1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23.4%。截至2008年9月末，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7.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2.8%，其中农户贷款1.6万亿元，农户贷款覆盖面达到34.6%，受惠农户3亿多；农业保险保费收入91.7亿元，农作物承保面积3.4亿亩，承保大小牲畜3700万头（只），承保家禽2.9亿羽（只），为支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㈦ 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史

1920年，中国许多省份遭受严重旱灾，尤其是华北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受灾农民达2000万，为抵抗灾情，当时各省纷纷成立义赈团体筹措赈灾款救灾。然而到了1922年华北各省又告丰收，但当时义捐的赈灾款尚有将近300万的剩余，如何继续使用这笔赈灾款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当时负责管理赈灾款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认为，救灾不如防灾，防灾不如组织灾区群众生产自救，在这种理念确立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又将目光转移到发展合作事业上来。
1923年,由华洋义赈总会组织设立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在河北香河县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人股、入股农民民主管理、主要为人股农民服务的金融组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1951年至1959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的第一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货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上保持了制的性质，成为农民生活上的参谋助手，以及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1959年至1980年，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1980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恢复和加强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此后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下。农村信用社在民主管理、业务经营、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县级联社的设立，对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的发展和内部管理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农村信用社成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里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1996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管理的政策措施，农村信用社得到长足的发展。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15129亿元，各项货，110489亿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56倍、134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的征程，新的形势，农村信用社面临着新的任务，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因地制宜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只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农民的需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改善服务，农村信用社就一定能够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