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积庆历史意义

Ⅰ 卓尼寺的卓尼寺历史沿革

相传十三世纪初，这里建有一座宁玛派小寺。约1269年，八恩巴赴京，途经此地，留其随行萨迦格西·希日益西宏法。后经萨迦格西·希日益西努力，将原寺改为萨迦派寺院，并委任协地（系杨土司始祖）为寺主。明天顺三年（1459），卓尼第二代土司之弟仁钦龙布（1439一？）从西藏学成归来，改卓尼寺为格鲁派寺院，并担任了首任法台。自此，该寺发展很快。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卓尼第10代土司罗桑敦珠（杨威）次子阿旺赤列嘉措任该寺法台，康熙五十二年（1713），随长兄杨汝松赴京觐见康熙帝。康熙帝封他为“崇梵净觉禅师”，敕赐“禅定寺”匾额。从此，卓尼寺又称禅定寺。此后，于1714年建参尼札仓， 1729年建居巴札仓，约在乾隆年间建萨里哇札仓（天文学院）和崇巴札仓（法舞学院），从而发展成一座正规的格鲁派大寺，寺僧最多时达到3000人。1912年，该寺毁于兵燹。1931 年，在卓尼第19代土司杨积庆主持下重建，历时6年竣工，规模小于从前。1958年前夕，全寺有僧众300余人，该寺1966年拆毁，近年来重修大经堂和一部分僧舍，现有寺僧近200人。

Ⅱ 杨积庆的第19代卓尼土司——杨积庆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甘南迭部俄界，当时甘肃军阀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驻防岷县、甘南，卓尼土司杨积庆的两万藏兵也长年在此防守巡视。如果双方联合起来对红军进行夹击堵截，腊子口天险不仅不能顺利突破，而且将使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
当红军长征到甘川边界时，杨积庆就得到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报，要他在沿迭部达拉沟一线各峡谷关口部署堵截红军，坚壁清野。协同鲁大昌的十四师将缺衣少粮、疲惫困乏的红军围歼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杨土司假意受命，虚张声势调兵遣将，将手下的二万藏兵分布各处。指示下迭部仑官杨景华：红军来了不要堵击，把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峡木桥修好，让红军通过。严饬群众不得向红军放冷枪，秘密与红军联系，粮食不必坚壁清野。杨景华接土司手令后，即刻召集迭部各旗总管、头人，按土司命令分派任务，由尼傲总管率部抢修达拉沟、尼傲峡栈道。由杨景华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开仓放粮，给红军每人一斗粮（小斗，10市斤），支援红军粮食30多万斤。
党中央和红军在甘南藏区不仅没有受到阻击，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食、军鞋等物资补充，9月14日，主力红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迭部最大的佛教寺院旺藏寺。毛主席住在旺藏寺附近的次日那村阿尼家的二楼厢房里。藏区同胞从土司到百姓都为红军“打下腊子口，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而珍贵的支持。
1936年，当年红四方面军沿红一方面军线路进入甘南藏区后，杨土司仍然是让路护道、开仓放粮，使红四方面军顺利再克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当红军离开藏区后，杨土司又部署手下，收留、安置未能随大部队走的伤病员、小战士200余人，使其不遭国民党毒手。
杨积庆做的这一切，被国民党鲁大昌部所知，鲁大昌阴险诡诈，视杨土司为大患。密谋策划，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利用土司内部矛盾，策动土司手下团长姬从周、方秉义叛变，将杨土司一家包围，杨土司等人挥枪抵抗，然而终是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7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这天是1937年8月25日，卓尼县志史称：“博峪事变。”
杨土司和藏族民众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结下的深情厚谊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卓尼的最后一代土司是杨积庆先生的次子杨复兴，1949年杨复兴率部起义，终结了土司制度，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代土司成为了甘南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民族团结的楷模，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历史佳话。
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致信杨积庆先生次子杨复兴先生，对当年杨土司让道济粮表示感谢。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杨成武将军题写碑铭：“杨积庆烈士之墓”。卓尼县在县城修建的“杨积庆烈士纪念馆”，现已成为全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Ⅲ 范长江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初，成都的革命报人王达祚、杜浮生等，受设在汉口的由周恩来领导、范长江负责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委托，发起和筹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是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新闻文化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当时成都新闻界最活跃的抗日救亡团体。范长江极为关注成都的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在汉口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范长江会见了成都分会的代表、《新民报》记者邓名芳。邓名芳向范长江递交了大会提案；一、呼吁政府，巩固团结，动员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取缔违反抗战、破坏团结之一切言论和行为，将抗战进行到底。二、改善新闻检查制度，呼吁扶持抗战爱国言论、放宽这方面的检查，慎选新闻检查人员，给救亡宣传予以便利。三、加强各地分会的联系，筹办统一的通讯社和刊物。

一九三九年五月，范长江为了加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和成都分会的联系，专程由重庆赶往成都指导成都分会的工作。当时成都分会的王达非、孙文石、苏幼农、游元亮等创办了《时事新刊》，范长江甚为关注，指示他领导的国新社向该刊发一些特约广告、专电、专论，使《时事新刊》版面活跃，成为一张抗日态度鲜明的报纸。由于报纸的消息来得快、来得多，比较吸引读者，发行量很快上升到一万份以上，这在当时的成都是很可观的。

范长江由重庆去成都路过内江时，找到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内江县委书记闻化鱼，在桂湖街梅英家中聚会，商讨在内江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内江分会事宜。梅英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适逢“文协”内江办事处负责人刘石夷（后任内江市政协副主席）来此，而范长江又是该协会全国理事，目标完全一致，因此无话不谈。范长江首先介绍参会者加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青记”内江分会，一致推举闻化鱼担任常务理事。并仿于右任的字体，刻制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内江分会”的木制吊牌，醒目地挂在沱江中学（现内江二中）校门口，特别引人注目，进一步激发了内江民众的抗日激情。后陆续加入“青记”内江分会的还有吴天古、廖友桃、周文成、肖晴天等。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新闻文化战线先锋战士的作用，在夏衍创办的《救亡日报》、王达非任社长的《工商导报》等进步报刊上，均有“青记”内江分会会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