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下马陵有几个分别在那里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他曾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使儒学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西安和平门内西侧的下马陵就是董仲舒
的坟墓，唐人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风尘女子所说的“家在虾蟆陵下住”，就指的是这里
——这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话题了。可是如果要问：下马陵是否只有这一处？这里是否真是董仲舒墓？说来就话长了。
董仲舒墓为什么叫下马陵？为什么又叫虾蟆陵？据唐人李肇的《国史补》说，这是因为
“昔汉武帝幸芙蓉园，每至此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岁月深远，误传为虾蟆陵”。这段话
，曾被宋人宋敏求的《长安志》、清人张穆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作的《按补》、董*
诚的《咸宁县志》等志书所引用。尽管引文的详略各异，意思还是相同的。这里说的芙蓉园
，在秦代叫宜春苑，遗址在今百安南郊的曲江池东岸一带。“下马”和“虾蟆”，在今天的
关中方言里仍然是容易混同的。
可是，要问下马陵——或者说虾蟆陵在什么地方？回答就不那么简单了：《咸宁县志》的《祠祀志》和《陵墓志》里实际上提出了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沿袭旧志，说董仲舒墓在城内县治东南的胭脂坡下。清代的咸宁县境包括今西安市区的东半部，县治在今东县门街北面的县坡巷；县治东南胭脂坡下的董仲舒墓，就在今和平门内下马陵街北侧的兰州军区干休所前院内。
第二种说法引自《长安志》的《万年县》，说虾蟆陵
陵在县南六里，即唐人韦述《两京新
记》里所说的董仲舒墓。宋代的万年县即清代的咸宁县，城南六里也就是今西安城南六里。
到底在什么地方？具体位置已不可指。
第三种说法引自《长安志》的《唐京城三》，说朱雀街东第五街的常乐坊也有一座虾蟆
陵。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里也是这么说的。唐代的常乐坊，北面以道政坊与兴庆宫
所在的兴庆坊相隔，南面以靖恭坊与青龙寺所在的新昌坊相隔。从解放后发掘的勤政务本楼
遗址（兴庆宫西南隅）和青龙寺遗址（新昌坊南门东面）的位置判断，常乐坊的虾蟆陵正好
应在今兴庆宫公园对面，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南侧的什么地方，墓冢也早已无存。
从以上三种说法看来，唐人和宋人所说的虾蟆陵都在今西安城外。元人李好文的《长安
图记》里，虾蟆陵与胭脂坡画在同一个地方，也都在今西安城外。甚至到了明正德年间（15
公元06～1520年），唐龙为城内的下马陵修建董子祠而写的《碑记》里，还在说董仲舒“葬于兴庆池之南，而今墓土隆然不陷，宿草蓁蓁然”。兴庆池即兴庆宫的龙他，距离南面的常乐坊还隔着一个道政坊，但是大方向一致，可能就是指常乐坊的那座虾蟆陵。城内的下马陵是明朝中叶以后才有的。
那么，这几处虾蟆陵究竟是不是董仲舒的坟墓？哪一座是真的？宋敏求《长安志》里所
说的万年“县南六里”的虾蟆陵，因为早已不存，无从说起。常乐坊的虾蟆陵，清人毕沉的
《新校正》说：“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清人徐松《唐
两京城坊考》里的常乐坊虾蟆陵，张穆的《校补》与前引毕沅的文字完全相同。可见清代的
学者已不相信这里的虾蟆陵是董仲舒墓了。至于明人唐龙《碑记》里所说的董仲舒“葬于兴
庆池之南”，如果是指常乐坊的那座大冢的话，当然也是“误以为”了。
今西安城内下马陵街董仲舒墓前的童子祠，是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重建的，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又加修葺，解放后堂庑还在。70年代末曾对这座墓穴作过初步探源，只发现一把铁剑、一具铜釜，确属汉代遗物。因为没有继续发掘，未能获得准确的文字物证，无从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汉墓，还有万年“县南六里”已不可确指具体位置的虾蟆陵，如果有一座真是董仲舒墓的话，距离墓主的住所茂陵邑，似乎都嫌远了一点儿。董仲舒“以寿终于家”，史有明文。一个人老了，死在茂陵邑的家里。却要埋葬在离家这么老远的地方，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毕沅在《长安志》。《新校正》中提到，“《太平寰宇记》云：‘兴
平县，董仲舒墓在县东北二十里，又未知何据’？”其实这才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今兴平县
东北不到二十里，正好是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再往东便是茂陵邑的所在。董仲舒死后埋葬在
这里，无论是就住地近旁修墓。或陪葬茂陵，都是情通理顺的。茂陵东北652米有一座墓冢
，村民叫做“次冢”，有人认为大约就是董仲舒墓。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只好留待考古发掘
去证明了。
『贰』 西安下马陵
西安文物多，本是西安人的自豪；文物一多，西安人就多少有点儿麻痹，缺乏了对每一处文物推敲考证的耐心———咱一般百姓，又咋能奢谈什么考证？可咱一般百姓如果连某处文物的名字都叫错了，说出一些不沾边的词汇，事后的尴尬却是长期抹不平的。
去年，记者陪一位外地友人乘车路过和平门里的下马陵，车没停，记者的嘴也没停，介绍董仲舒，讲解百官过此地下马的典故，滔滔不绝。朋友走后，记者偶然在某报章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城南还有一个下马陵，那里才是董仲舒的墓。汗颜不已，随后给朋友打电话作了检讨。近日，记者见到市文史馆副馆长蒋纪新，拜读了他的新作《下马陵之是与非》，方知董墓在兴平市，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根本不搭界！
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多么模糊，真相只有一个。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之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在和平门里，后者则称其位于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Ma）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政府曾拨款全面修葺。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责任搞清下马陵的真伪是非。
城内下马陵 以讹传讹
蒋纪新查阅大量史料，认为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说到其具体位置。
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
宋敏求的记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异议。
蒋纪新把历代史籍按时间顺序略作比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史实：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异议，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中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也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蒋纪新再作考证，获悉事情初起于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与朝廷鼓吹倡导，董仲舒被炒作抬举到了骇人的高度，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谓“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与董仲舒墓本来也并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做出决定：下令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
进入清代之后，这场造假戏仍然继续。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附近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这就是当今下马陵履历的全部。
城南下马陵 真名虾蟆陵
接下来，蒋纪新又对南郊常乐坊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叫下马陵还是虾蟆陵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
唐人李肇的《国史补》称：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马陵的名称在虾蟆陵之前，后者为讹传。而唐代诸多诗人却都将那里称虾蟆陵，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之说。此外，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上三位诗人大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们都只承认虾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虾蟆陵是正确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虾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生疏了。
董仲舒墓地 兴平茂陵
既然城内下马陵、城南虾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在兴平市这个史实又是如何考证出来的？
蒋纪新认为，董仲舒的晚年归宿史实清晰。按汉代礼制，皇帝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陪葬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市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他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陪葬皇陵不仅是皇帝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儒家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礼。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一向以严守儒家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陪葬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
蒋纪新查阅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
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他们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蒋纪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
转自 陕西旅游网
『叁』 下马陵在那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在西安。
有两个。
来历：
西安两个下马陵之谜
来源：韩勋 (2005-3-17 11:00:33) 本文章已被查看：261
西安文物多，本是西安人的自豪；文物一多，西安人就多少有点儿麻痹，缺乏了对每一处文物推敲考证的耐心———咱一般百姓，又咋能奢谈什么考证？可咱一般百姓如果连某处文物的名字都叫错了，说出一些不沾边的词汇，事后的尴尬却是长期抹不平的。
去年，记者陪一位外地友人乘车路过和平门里的下马陵，车没停，记者的嘴也没停，介绍董仲舒，讲解百官过此地下马的典故，滔滔不绝。朋友走后，记者偶然在某报章上看到一则消息，称城南还有一个下马陵，那里才是董仲舒的墓。汗颜不已，随后给朋友打电话作了检讨。近日，记者见到市文史馆副馆长蒋纪新，拜读了他的新作《下马陵之是与非》，方知董墓在兴平市，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根本不搭界！
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多么模糊，真相只有一个。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之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在和平门里，后者则称其位于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Ma）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政府曾拨款全面修葺。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责任搞清下马陵的真伪是非。
城内下马陵 以讹传讹
蒋纪新查阅大量史料，认为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说到其具体位置。
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
宋敏求的记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异议。
蒋纪新把历代史籍按时间顺序略作比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史实：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异议，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中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也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蒋纪新再作考证，获悉事情初起于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与朝廷鼓吹倡导，董仲舒被炒作抬举到了骇人的高度，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谓“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与董仲舒墓本来也并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做出决定：下令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
进入清代之后，这场造假戏仍然继续。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附近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这就是当今下马陵履历的全部。
城南下马陵 真名虾蟆陵
接下来，蒋纪新又对南郊常乐坊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叫下马陵还是虾蟆陵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
唐人李肇的《国史补》称：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马陵的名称在虾蟆陵之前，后者为讹传。而唐代诸多诗人却都将那里称虾蟆陵，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之说。此外，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上三位诗人大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们都只承认虾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虾蟆陵是正确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虾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生疏了。
董仲舒墓地 兴平茂陵
既然城内下马陵、城南虾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在兴平市这个史实又是如何考证出来的？
蒋纪新认为，董仲舒的晚年归宿史实清晰。按汉代礼制，皇帝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陪葬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市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他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陪葬皇陵不仅是皇帝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儒家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礼。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一向以严守儒家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陪葬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
蒋纪新查阅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
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他们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蒋纪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
『肆』 西安地名文化探求
西安，是一个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城市。在这座千年古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几乎处处都可感受到一股股浓郁的古代文化气息。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在这种背景下，西安诞生了像“尚勤路”、“尚德路”、“尚朴路”、“尚俭路”、“尚爱路”。这些体现中国人传统美德的街名，一直沿用至今。
西安人很讲究礼节。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端履门和下马陵。端履门大街，是明朝修建的一条直通秦王朱棣办公地的大街。地方官员进秦王府前到此必先端履整衣，此习俗至今仍传为美谈。下马陵，在今西安城内和平门处，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陵墓位于此地。汉武帝时，所有文武百官每经过此处都要下马，故名。今西安人到此均以注目礼以示对这位大儒的尊敬。
西安人注重教育，故而至今还保留着三学街和书院门这样的古名。所谓三学即太学、府学、县学三学并处，故名。今天下闻名的“书法故乡”---西安碑林，就在此处。书院，足指明清之际“关学”的教育基础---关中书院。当年考上状元的冯从吾先生在此创立全国著名学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今这里已开辟成仿古一条街，游人在感受到笔墨之香外，还领略到西安的文化底蕴。
朴素无华的西安人，也不乏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位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七贤庄，便是生动体现。遥想魏晋时代，七位旷达的知识分子(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相与友善、游于竹林的举止，令人无比羡慕。而今，随其自然的西安人，荣辱不惊，正是“魏晋风度”的今世再现。
西安人对为西安做出贡献的英雄也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玉祥门，就足为怀念冯玉祥将军解西安之围而命名的。1926年，“二虎 (杨虎城、李虎臣二将军)守长安”抗击军阀刘镇华之际，仅有20万人口的西安，在短短的8个月之内，死难军民就达5万之多，没有冯将军率军解围，不知还要死多少人。
西安人还懂得含蓄。唐时，年年有貌美的各地女子被选入京城长安。因各种原因未能进入皇宫的女子，只好聚集一处等待机会。西安人为她们云集之处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花路”也就是今天的金花路。
西安人大气，从不欺生。唐时，有近三万多外国客商云集长安，形成了著名的人文风景线，即“胡戴汉帽、汉戴胡帽”。今西安的胡家庙便是最真实的再现。走到这里，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吟唱“五陵少年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
『伍』 虾蟆陵的来历
虾蟆陵
虾蟆陵在西安城东南曲江附近，此地的一条小街的东北角有下马陵，故此街名曰“下马陵街” 。据说下马陵的来历与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有关。他因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和宣扬“大一统”思想以及提倡“三纲五常”而深得汉武帝器重。死后，汉武帝下诏为他修建陵墓，并在陵前建起董子祠供人凭吊。唐人韦述在《西京记》中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皇帝尚且如此，臣子及董氏门生自不别说，渐渐地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官民，骑马乘轿者，凡途经董仲舒墓前，必下马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又因关中一带的人们说话时“下（xia）”“哈(ha)”音近而传讹，后来当地人口语上也就把下马陵称作蛤蟆（虾蟆）陵了（据《唐国史补》）。
《长安志》卷九也有类似的记述：“（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唐诗中也有提及：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白居易《琵琶行》）
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皎然《长安少年行》）
可见此地在当时即是歌姬舞妓聚居之地（据《唐国史补》），让人想象出一幅车水马龙，公子王孙出入于灯红酒绿的金粉楼台之中的，夜夜笙歌不息的繁华场景。唐以后，随着都城的变迁，此地逐渐衰落，到了明初，朱元璋的一个儿子驻守关中，因朱家崛起于阡陌，素不闻诗书而厌及儒生，在重建长安城时硬是把“下马陵”拒之城外（据《民间文学读本》）。随着时世变迁，虾蟆陵失去了独享的荣尊，落尽了昔日的繁华，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而“独留青冢向黄昏”。
『陆』 西安的下马陵在哪
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多么模糊，真相只有一个。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两个下马陵之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在和平门里，后者则称其位于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Ma）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政府曾拨款全面修葺。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责任搞清下马陵的真伪是非。
城内下马陵 以讹传讹
蒋纪新查阅大量史料，认为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说到其具体位置。
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
宋敏求的记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异议。
蒋纪新把历代史籍按时间顺序略作比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史实：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异议，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中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也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蒋纪新再作考证，获悉事情初起于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与朝廷鼓吹倡导，董仲舒被炒作抬举到了骇人的高度，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谓“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与董仲舒墓本来也并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做出决定：下令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
进入清代之后，这场造假戏仍然继续。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附近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这就是当今下马陵履历的全部。
城南下马陵 真名虾蟆陵
接下来，蒋纪新又对南郊常乐坊的那个地方，究竟是叫下马陵还是虾蟆陵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
唐人李肇的《国史补》称：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马陵的名称在虾蟆陵之前，后者为讹传。而唐代诸多诗人却都将那里称虾蟆陵，最著名的莫过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之说。此外，谢良辅的《忆长安》诗中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皎然的《长安少年行》诗中也有“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行”等诗句。以上三位诗人大致与李肇同时代，其中，谢良辅、皎然稍早些，白居易与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们都只承认虾蟆陵。蒋纪新查阅历史资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带实地考察，认为虾蟆陵是正确的名称，下马陵为误。随着历史的演变，常乐坊已经不复存在，今人对虾蟆陵这个名称也日渐生疏了。
董仲舒墓地 兴平茂陵
既然城内下马陵、城南虾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在兴平市这个史实又是如何考证出来的？
蒋纪新认为，董仲舒的晚年归宿史实清晰。按汉代礼制，皇帝一上任就要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陪葬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市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他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陪葬皇陵不仅是皇帝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儒家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礼。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一向以严守儒家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陪葬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
蒋纪新查阅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
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他们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蒋纪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
『柒』 汉武帝下马陵的具体故事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因为年老，寿终于家。他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路过内其墓地，容为了表达对这位具有卓越才华且忠心耿耿的老臣的敬意，特地下马步行，自此以后文士路过此地莫不下马，董仲舒的墓地由此又称“下马陵”
『捌』 董仲舒不是皇帝但为什么墓叫下马陵
仲舒墓（下马陵）在西安南城墙东段内侧，有一条小街道，叫“下马陵街”。它东至和平门，西通柏树林街南 口的碑林博物馆。在这条街偏东北侧就是董仲舒墓所在。董仲舒墓也叫下马陵，这条街因此而得名。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据说他从小就接触儒家经典，可谓饱读圣贤诗书，小有名气。传说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仙气和灵气。虽是传说，也不奇怪，人们一般都喜欢把名人小时候描绘成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童”或“小天才”， 否则他怎么会成为名人呢?汉景帝时，董仲舒便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儒学博士，类似于 我们今天的教授或顾问。在这期间，董仲舒几乎闭门不出，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读书苦研，甚至连窗外的“美景”也不看一眼，故有“三年不窥园”之美谈。“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几年过去后，董仲舒的学问愈加精深，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学大师。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献举“贤良”之策，加之他极力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纲五常”，对汉 武帝的封建统治很合用，因而颇受青睐。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在中国文化思想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 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后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估计这与关中方言有关。现在的关中一带仍把“下( xiɑ)”发为“hɑ”音，“蛤蟆”与“下马”发音相谐，顺手拈来，与词义无关。还有 写作“虾蟆”二字的，是否讹误，至今各执一是。如何写法无关紧要，实际上都是一档子事。
『玖』 为啥说下马陵是董仲书而不是卫子夫墓
卫皇后的没有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抛尸荒野，汉书说的很明白，葬于长安城南的桐柏亭附近。 汉宣帝即位后，将其曾祖母卫皇后改葬于长安城覆盎门外南北大道之东，其陵墓称“思后园”。又“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追谥曰“思”。又称“孝武卫思后”。空棺的是勾弋夫人，昭帝欲为她改葬，开棺发现无尸体，只有鞋子。
根据史记和汉书，卫后生一子三女，只有卫长公主和卫太子刘据确定为卫皇后所生，其余两女并没有注明。根据索隐注其他两女为诸邑公主和石邑公主，汉书记诸邑公主死于巫蛊之祸，石邑公主史书无事迹记载。
被传为董仲舒之墓的下马陵很有可能就是卫皇后的墓，考察现在下马陵的位置，第一，下马陵如果正南下去，则正好是考古探明的杜城的范围，下马陵的位置也正好在汉长安南边，不过相距很远， 第二，无论说卫子夫葬在长安城哪个城门外的大道东边，下马陵的位置都是符合的，因为杜城在今天西安的东南方向，而汉长安城在今天西安城的西北方向。
若董仲舒的墓为下马陵，疑点就在于，汉武帝虽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搞独尊儒术，但是董仲舒的核心学说天人感应，却没有得到武帝的足够赏识，董仲舒死后，以董仲舒的地位，武帝是否会让官员在他墓前下马，很成问题，若下马陵为卫子夫的墓，那么按照后陵制度，官员下马是肯定的，至于说为什么偏偏在诸多汉墓中要讲这座墓为下马陵，很可能它在西汉时期的封土就不如正常后陵那么高大，位置又如此远离帝陵，故有可能特别用下马陵这样的名字来突出它。
『拾』 下马陵的故事
下马陵又称蛤蟆陵，位于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东起今天的和平门，西至今回天的文昌门，全长答有800余米。
由来：00
相传，汉朝时著名改革家董仲舒死后，安葬在长安城南曲江附近。一日汉武帝经过这里时，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由于陕西话中“下马”二字与“蛤蟆”同音，所以几经流传，便被称作了蛤蟆陵。
后世情况：00
唐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名句“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蛤蟆陵由此闻名遐迩。00
从明代开始，从文庙到关中书院到蛤蟆陵一直是文人墨客流连之处。00
抗战时期，下马陵曾是西安最重要的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