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发展历史文化

『壹』 历史问题

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
明朝虽是汉族政权，但政府却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先是实行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对归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由他们自行管理所辖地方。后来又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辖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这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发展。

明朝：中华各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在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政府主要设置军事机构镇守，例如设置都司和卫所，以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移民屯垦、贸易互市、兴建学校、推行儒学等等举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实现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清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稳固发展
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由於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并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使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

清朝：体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清朝前期以强盛国力所奠定和巩固的中国疆域，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加，在晚清时期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民族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对列强作出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历代相比有那些独特的地方？
从顺治帝起，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首先肯定了汉族文化的先进，采取了向汉族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习俗、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等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在顺治帝之时，几乎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连顺治帝的亲生母亲都不支持他。这或许是顺治帝抑郁而终的原因。
但事实证明顺治帝的作为是对的，康熙不仅继承了顺治的政策，还亲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汉族人的心。从那时起，一品大员，如上书房大臣等，一改无汉臣的历史，重用汉臣。如张廷玉，历三朝，居首辅四十余年。这些做法是空前绝后的。

理藩院

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只设官员兼管，不设专署。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由承政、参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雍正时定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二十六年(1697)，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另有司务厅、银库、饭银处、当月处、督催所及满、汉、蒙、俸四档房掌衙署日常事务。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理藩院的历史作用

首先，理藩院执行了清代比较成功的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鉴于明末对周边地区无力顾及的历史教训，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前期的封建帝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极为重视。他们把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看成是统治中原的“屏藩”，认为“摇惑我外藩”，就是“坏我屏垣”，就会使“疆圉”“不靖”，而“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这势必要危及到全国统治的稳定性。正是基本这种认识，康熙帝在位61年总结了大量的统治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西、北边疆地区的宗旨在于“治之得其道”。他特别指出要加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针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贡物他曾议论：“贡物何足珍贵，正鉴其诚敬之心耳”。为了表示对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康熙还把“柔远能迩”当做“敬天法祖”的实际内容写入遗诏中，令后代子孙永志不忘。雍正帝即位后，亲自为理藩院书写匾额：“宣化遐方”，并在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中提出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乾隆皇帝当政时期，尽管他认为“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从而采用了“宽猛互济”、“恩威并用”的方针，但同时也仍然主张“从俗从宜”、“不易其习”。总之，清代前期统治西、北边疆地区，实际上是采用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

其次，理藩院促进了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17世纪中叶，理藩院的活动保证了清朝的顺利入关，对清朝统一全国起了促进作用。由于明朝腐败导致的中央政权力量削弱，我国17世纪中叶陷于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现象。一方面，因为这种分裂战争连绵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东来，沙俄也时刻窥伺我国北部的大好河山。如果分裂形势继续下去，就可能给这些侵略势力以可乘之机。所以，尽快恢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休养生息，符合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要求，而且对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沙俄侵略势力也有着重要意义。历史证明，统一的历史使命由清朝承担了。清朝所以能承担这一重任，除了别的因素外，漠南蒙古已经成为它的可靠后方和重要的借助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与理藩院有密切关系。理藩院设立后四个月，其官员就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牛录，谳庶狱，禁奸宄”。仅一个月就编成了牛录，造好了甲士清册。这既稳定了漠南蒙古的社会秩序，也为清朝提供了兵源。理藩院设立后八年，清朝入关，漠南蒙古诸部纷纷率师相从。同时，在清朝入关之际，理藩院及时地把清军入关和进占北京情况通知漠南蒙古各部，使他们时刻有所准备。虽然，清军入关后在统一过程中使用了残酷的暴力，对社会经济发展一度造成影响，但是，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抹煞的。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和巩固的时期。有清一代，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与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曾进行长期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理藩院充分发挥了维护统一的作用。有些前已述及。又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当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札萨克图两汗发生冲突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亲往喀尔喀七旗莅盟，竭力促使他们“尽释旧怨”而“交相揖睦，共享升平”。这年八月，阿喇尼又召集喀尔喀两翼汗传达康熙圣谕，令其“同归于好”。当噶尔丹发动内乱、喀尔喀蒙古各部率众南奔时，理藩院立即将情况上奏康熙帝，并负责安排喀尔喀蒙古各部生计。正是在理藩院组织安排下，通过多伦会盟，我国北部边疆很快出现了安定局面。康熙皇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应当说，这种北部边疆的坚固状况与理藩院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又为彻底粉碎噶尔丹内乱、抵御沙俄的扩张侵略准备了条件。

理藩院除在政治军事方面促进了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巩固外，还程度不同地促进了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多伦会盟之后，理藩院派遣官员去山西等地准备耒耜，帮助喀尔喀蒙古于膏腴之地种植农作物。理藩院还按照清代帝王的意志，协助组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建立“常平仓”，贮积粮谷，以备赈济，“其收放实数”，“每年秋后造具印册报院”。仅漠南蒙古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3盟26旗就额存谷246100多石。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吴喇特镇国公达尔玛机里弟属下游牧地方，因风雪之灾，人畜伤损。理藩院派遣官员按户赈济，共计大小15385口，6个月时间用米7240.1石。在救灾过程中，理藩院官员因地制宜，在有河流的地方帮助蒙古人民造船、结网、捕鱼。此外，理藩院管理的驿站把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联成一体，这对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多少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在评价清代理藩院、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时，应当说明，理藩院终究是清朝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它维护的是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利益，维护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受“厚敛重徭”的剥削，被“纳之于阽危之域”，生活极为贫苦，遇有灾荒，清朝经理藩院虽有赈济，但由于上层王公们“苟且塞责”，广大劳动人民“并不得实惠”。统治阶级需要的“纳赋”、“贡徭”像两根绳索，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紧紧捆绑住，使他们难以逃脱“重赋苛役”的苦海。因此，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迫于饥寒，以致离散”的现象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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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杀戮以及满族是明朝人的证据
很多人的对于清朝的残暴不满，指责清朝杀戮太过。可是纵贯所有封建王朝，那有不沾血腥的呢？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

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很是洋洋得意啊。
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还把人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误杀了。

再说满人本来就是明朝子民，怎么能用日本来比拟？

明成祖永乐年间,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

宣德时期,童猛哥帖木儿为东海女真杀害.其弟凡察,其子童仓,董山率部西迁,经佟家江(今浑江),进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于呼兰哈达山(又叫烟筒山)下,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筑城定居下来.

正统时期,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孙子李满柱为建州卫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三卫"之称由此而来.建州三卫是明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抚绥属部","看守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袭,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担各种义务."有所征调,闻使即从,无敢违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极所云:"我祖宗与明朝看边,忠顺有年."这生动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卫所的亲密关系。
① 《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

明初,太祖朱元璋颇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1370年),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八年(1375年),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理辽东25卫,138所,二州一盟.

永乐七年(1409年),在黑龙江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所辖的著名卫所有建州卫,海西卫,兀者卫,囊哈儿卫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尔儿干都司进行慰问与巡视,增进了边区民族与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洪武到正统年间,先后在东起库页
岛,西至斡难河,北自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等广阔地区,建置了184卫.这对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边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东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长,首领充当卫所长官,申明职守,给予敕书,又称玺书."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各卫所要对明政府履行各项义务."时以朝贡",卫所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奏报地方治乱.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从开原入京朝贡,贡品主要有人参,貂皮,海东青,马匹,珍珠等地方名贵土特产.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①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

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

『贰』 外蒙古的历史概念

蒙古民族不是“单一文化和血统”的民族。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就是有四种宗教和七种语言的民族，因此他的文化差异从来就是很强的。

俄中蒙三地分别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的，所产生的文化都是现代蒙古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蒙古民族从来不是靠“某种文化”实现民族的凝聚的，也不是依靠文化存在和发展下来的，因此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可能会越来越大。

蒙古文化有其随遇性，所谓“蒙古人如一片叶子，随风飘在哪里，就在哪里安家”。

八百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如果没有这种随意发展的模式，蒙古民族反而可能会不再存在了。

对于蒙古民族来说，重要的是人，而不是文化，对于蒙古人来说，重要的是人的亲情，而不是人的差别。

另外：
内外蒙的问题是在清代留下的，最早拥护清朝的是所谓元来忠于北元王朝的蒙古部族，主要代表是科尔沁和察哈尔，他们与清朝有世婚的亲缘关系。
而其他部族，就被称为外蒙古，外蒙古跟清朝的关系比较远，双方合为一体，是通过康熙年间的“多伦会盟”。

明朝的时候，所谓外蒙古还不存在，当时蒙古人还处于“北元”的统治之下。北元是元朝的后裔，最终投降于清朝，但是北元降清的时候，除了一颗代表中国最高统治权的“传国玉玺”（明朝皇帝没有得到玉玺，属于“白板皇帝”）在实质上，已经没有什么本钱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都已经不服从北元大汗的号令了。

而明朝因为是推翻了元朝建立的国家，因引始终对北元这一元朝的正统继承者怀有敌意，一方面在史书上不承认北元的存在事实，另一方面多次出兵讨伐北元，甚至不惜采用屠杀平民的手段。
这样导致了蒙汉仇恨很深，所以在明代也不存在汉人去内蒙地区开荒的事情。

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汉人才开始大举进入今天内蒙地区开荒种田，但是这对生态的破坏也很大，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叁』 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属于两山理论范畴吗

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属于两山理论范畴
历史文化街区首先得益于其独特的历史，世易时移，历史岁月沉淀为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标志，并融入当地人独特的习俗，在居住生活之余，渐渐成为当地人时常光顾的休闲场所，最终因为本地人的活动，增加了地域化的独特生活场景和氛围，然后就对外地人构成了旅游吸引力。这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同样也是历史文化街区今后保护和发展的依据和规律。

历史文化街区不同于新建的所谓文旅小镇，新文旅小镇要么挖掘文化，要么植入文化，但由于时代变迁，即使复原了建筑景观，附会了历史文化，也给人物是人非的感觉，缺少的就是前人遗存的历史场景，尤其是人文情境。历史文化街区大都都处于城市的核心区，拥有地域特色或独自的个性特征、民族风情、地域文化。一般具有历史、地域、市井三种机理，并由此衍生出文化性、独特性、生活性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基本体现了历史文化、生活化与生活景观化、旅游化。要在现代城市发展环境下保护并打造好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必然要从这三个特征入手。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都是历史孕育出的、因深厚的文化底蕴或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而青史留名的城市。这些城市不论曾是王朝都城，还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重镇，抑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一般都拥有珍贵的文物遗迹，而这些遗迹大都集中在历史文化街区内。上海和青岛是两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城市，也都存在一些现代历史文化街区。

多伦路，号称文化名人街，作为虹口区“抢救文化遗产、保护故居遗址”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成为上海都市文化旅游引人注目的新景点。街上林立着古钱币博物馆、奇石馆、藏筷馆、藏钟馆、左联会址和纪念馆、夕拾钟搂、鸿德堂等，其中景云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活动过的地方，多伦路因此有了“现代文学重镇”的地位。多伦路的路面用石块铺成，路两边的各式洋楼门面洞开，雅商云集，一路过去，褐红色的呈几何型图案的弹阶路饱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婉蜒地把人们引向尘封许久的历史深处，很是风雅。

『肆』 多伦股份,是什么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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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构成分析】
【2011年度概况】
┌────────────┬─────┬─────┬───┬──────┐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占主营业务收｜
｜ ｜万元) ｜万元) ｜(%) ｜入比例(%) ｜
├────────────┼─────┼─────┼───┼──────┤
｜房地产(行业) ｜ 9183.98｜ 4553.43｜ 49.58｜ 99.14｜
｜合计(行业) ｜ 9264.09｜ 4633.54｜ 50.02｜ 100.00｜
├────────────┼─────┼─────┼───┼──────┤
｜商品房(产品) ｜ 9183.98｜ 4553.43｜ 49.58｜ 99.14｜
｜合计(产品) ｜ 9264.09｜ 4633.54｜ 50.02｜ 100.00｜
├────────────┼─────┼─────┼───┼──────┤
｜福建地区(地区) ｜ 9183.98｜ -｜ -｜ 99.14｜
｜合计(地区) ｜ 9264.09｜ -｜ -｜ 100.00｜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综合开发和物业管理，目前公司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就改造与开发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社区事宜达成合作意向，推进上海多伦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与改造二期项目的实施。
截至11月30日，东平焦化的资产总额为5.3亿元，负债总额为2.2亿元，净资产为3.1亿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多伦股份将持有公司4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机构对东平焦化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不仅如此，东平焦化公司此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全部没有房屋所有权证。另外，评估范围中的土地3宗、房屋建筑物约9项，面积约为5154.25平米，以及所有生产设备全部抵押给吉木萨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牵头的贷款社团，抵押期限从2010年10月20日至2013年10月19日，抵押的贷款本金为7000万元。而公司作为"门外汉"进入煤化工行业，还将面临来自经营管理和行业本身的各种风险。公司在房地产主业发展受制政策调整时积极转型本来无可厚非，但其新涉足的煤化工也是受到政策调控的行业，也存在较大风险。
公司也表示，我国煤化工行业内重复布点、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仍然存在，近几年来，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新建产能也在进一步扩张，可能会对东平焦化的销售形成一定的压力。同时，东平焦化二期工程完成后，对原煤等原材料需求大增，若相关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伍』 西口文化的历史意义

地理位置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1]
具体含义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 杀虎关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文化背景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陆』 内蒙古的历史

内蒙古地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摇篮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据文献记载，古代曾在这里活动过的游牧部族有10多个，其中维系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额尔古纳河畔是蒙古族的历史摇篮。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逐渐统一各部落后才演变成了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开始向西部蒙古草原迁移。回纥建立起了一个新汗国，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并成为如今蒙文的先锋。

12世纪时，这部分人繁衍子孙氏族分出了乞颜、扎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当时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刺、蔑儿乞、斡亦刺、克烈、汪古诸部。

(6)多伦发展历史文化扩展阅读

近代内蒙古：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内蒙古的各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正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建立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深刻历史原因。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 召开，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纪念日，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第一个得以实现，时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盟，计32个旗、1个县、3个县级市，面积54万平方公里。自治政府驻王爷庙。

『柒』 中国50条历史文化名街有哪些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为了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后由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中国文物报社举办的一项评选推介活动。该活动已于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举办五届。
①第一届：北京市国子监街、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南大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央大街、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安徽省黄山市屯溪老街、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山东省青岛市八大关、山东省青州市昭德古街、海南省海口市骑楼街（区）（海口骑楼老街）、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街。
②第二届：江苏省无锡市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传统历史文化街区、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江苏省扬州市东关街、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江苏省苏州市山塘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罗西亚大街、北京市烟袋斜街、福建省漳州市历史文化街区（漳州古街）、福建省泉州市中山路。
③第三届：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晋商老街、浙江省杭州市清河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渔梁街、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工业遗产街、江苏省无锡市惠山老街、上海市徐汇区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广东省潮州市太平街义兴甲巷、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店头街、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古街、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翘街。
④第四届：福建省厦门市中山路、四川泸州尧坝古街、西藏江孜县加日郊老街、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古城老街、江苏省南京市高淳老街、山东青岛小鱼山文化名人街、浙江省临海市紫阳街、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广东省深圳市中英街、安徽黄山市休宁县万安老街。
⑤第五届：广东省广州市沙面街、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河南省濮阳县古十字街、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明清古街、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龙川水街、广东省珠海市斗门镇斗门旧街、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永宁老街、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松口古街、江苏省泰兴市黄桥老街、四川省大邑县新场古镇上下正街。

『捌』 上海多伦路的来历

多伦路概况：
位于上海苏州 河以北的虹口区中部的鲁迅公园板块内。南傍四川北路商贸闹市，北邻鲁迅公园、虹口足球场，背靠内环高架、轨道交通3号线和8号线，动静相间一里有余。原名窦乐安路（Darroch Road），以曾受到清朝光绪帝接见的英国传教士窦乐安命名。

历史渊源：
多伦路修建于1912年，虽在理论上隶属华界，但却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的产物。多伦路全长550米，呈L字型，东、北两端都与四川北路（1945年以前称北四川路）交汇。这条小街曲折幽静，街边的小楼风格各异。夹街小楼，栉比鳞次，风格各异。

20世纪初的多伦路，还是上海宝山县一条荒芜冷僻的小河浜。
在随西方列强炮火而涌入中国的淘金者队伍中，有一个叫窦乐安的英国传教士（他曾受到清朝光绪帝接见），在当时虹口公共租界地块上，象征性地花了些钱，买下了这片土地。
窦乐安看中这里中、美、日三不管的宽松环境、便宜的地价和淞沪铁路近在咫尺的交通，填河造路，干起了招商引资的营生。于是，新的路名便叫窦乐安路。

多伦路与上海的豫园老街、静安寺、南京路相比，没有他们的奢华辉煌，显得有点不起眼。然而这条外观看似平凡的观光景点，它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卧虎藏龙之地，二十世纪初文化界重地，也是许多彪炳史册的文坛名流曾经工作与居住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等，台湾作家白先勇也在这里的白公馆里度过童年。

『玖』 多伦路文化街的设计原则

多伦路的设计试图以文化、旅游为主线，带动沿线相关商业的发展。在路面及环境整治、修缮原有人文景观的同时，创造新的城市开放空间，形成多功能、多层次的集旅游、文博、商业、休闲为一体的环境，赋予多伦路地区以新的城市活力。针对多伦路地区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定位，本次设计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
沿用近代历史
多伦路地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近代历史遗址群落，设计中充分发挥这一地区优势，利用沿线的历史名人故居、纪念馆、艺术馆，与步行系统中有机布置的一系列文化名人纪念小品（碑、雕塑、喷泉、亭、铺地）一起，道出“文化名人与您同行”的主题，继承和延续该地区特有的城市文脉。
多元化文化功能
作为一条文化名人街，多伦路的开发与普通的商业街开发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着重于文化与展示的功能。沿线的一系列名人故居、遗址、美术馆、博物馆，充分体现了多伦路的文化特点；而与之相辅的各类特色餐厅、民俗商店、咖啡馆、古玩店、书店、影剧院则为其增加了新的商业活力，使地区功能更为有机、丰富、多元和完整。
以人为本的思想
现代城市设计理念更加尊重人的便利和舒适。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设计中，从街道尺度、绿化的布置、开放空间的安排、小品的陈设、建筑的细部、直至地面的铺装，都意欲使购物、观光者体会到“步行者的天堂”这一概念，并充分提供通讯、纳凉、集会、休憩、公共卫生等服务设施，体现对人的细致关怀。
商业文化相结合
作为“四川北路后花园”，多伦路地区的良好的休憩空间能够促进四川北路商业街的繁荣，而宜人、优雅的城市环境亦能增进本地区特定的商业活动，从而形成多伦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