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历史文化志论文

Ⅰ 请问如何研究浦东早期的历史

浦东辉煌的现代，有目共睹，世人皆知。但浦东的历史，特别是浦东的早期历史，包括一些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不少说不清、道不明。这与浦东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组织力量，进行系统研究，很有必要。这也是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
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书中曾说：“我实在浅陋，想不出今天我们来研究吴越当时的历史生活，除了勘核前人的文字记载，还有什么其它办法。”有关上海（包括浦东）早期历史的资料很少，所以对其研究极其困难，正因如此，至今少有人涉足，留下很多谜团。倒是研究上海近代百年历史，成为热门显学，且成绩斐然。
但历史是承前启后、无法中断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研究。特别上海已跻身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连自己的“身世”都搞不清楚，不免令人耻笑。作为浦东的文史工作者，把浦东早期历史搞清楚，应该责无旁贷。本人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大家都来研究。
一、关于浦东的成陆
这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但现在就众说纷纭。众所周知，浦东是个冲积平原，总体而言由西向东逐渐成陆。而几条海塘正是展示浦东成陆的最好“年轮”，所以搞清它们的修筑年代十分重要。但唐代开元捍海塘和下沙捍海塘的位置，至今不清楚；老护塘到底是北宋皇祐年间修筑的，还是南宋乾道年修筑的？《上海通志》说是前者，可南汇博物馆和《浦东大型历史人文展》却说是后者。对此应该探讨，有个定论。
二、关于浦东名称的来历
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说：“因在黄浦江之东，故名浦东”。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此话百分之百正确——因为“事实”摆在眼前。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此话百分之百不正确——因为那时还没有“黄浦江”。
“浦东”一名，最早出现在上海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云间志》里，此书编著于南宋至今已有八百多年。书中称，华亭有五大盐场，其中之一为“浦东盐场”。但是它的区域范围，只是盐场一个“点”；它的位置在上海最西南角的金山卫城附近（据明正德《金山县志》地图），似乎与今天的浦东也“不搭界”。
南宋范大成《吴郡志》所列吴淞江上游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条，下游南岸有大浦十八条（小浦肯定更多），从理论上讲，每条大小“浦”的东面，都可以叫“浦东”。所以笔者认为，“浦东盐场”之“浦东”，与我们今日所称之“浦东”，没有渊源关系，不能作为现在“浦东”名称的鼻祖（它们只是巧合而已，就像川沙南面也有高桥地名一样）。
顾炳权先生就认为：浦东是指上海浦以东地区（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浦东”：“‘浦东’这一名称的出现，早于明初黄浦江水系形成以前，所指的是‘上海浦’以东地区”）。
再说浦东之名早已有之，而“黄浦江”这三个字的称谓，鸦片战争后才始见，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先有“子”、后有“父”？说不通啊。今天的事实，并不代表历史的事实。所谓“因在黄浦江之东，故名浦东”，只是后人根据后来的地理状况，主观臆想出来的。那么，浦东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待大家探索。
三、关于浦东历史的起点
到底是“千年浦东”、还是“百年浦东”？这也是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1990年版《川沙县志》还有“古代的川沙是戌卒屯垦的海疆，唐天宝十年（751）属华亭县；到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归属于上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后分隶南汇和上海两县；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设川沙抚民厅”等记载，可以说是“千年浦东”。
但《浦东大型历史人文展》以及南汇博物馆的建置沿革，却是从雍正三年（1725年）南汇建县才开始的，给人的感觉是，浦东历史不到三百年，一下变成了“百年浦东”。浦东单独成为县的建置比较晚，之前可不可以算浦东的历史？南宋时期，华亭县的长人乡和高昌乡（这两个乡的名称和范围，一直延用到清代晚期），覆盖了高桥镇以南、老护塘以西的整个浦东新区和上海老城厢。当时浦东与浦西的地位是一样的（还没有设置上海县），难道它们都不能算作历史？浦东历史从何时起算，应该有个明确、统一的说法。
四、关于浦东早期的江河
古代的吴淞江是整个太湖流域最大的河流，它曾经穿越整个浦东大地，直泻东海。由于年代久远，史实湮灭，人们搞不清楚它的位置和出海口。浦东有关史书也没有吴淞江条目。
1990年版《川沙县志》中，关于南跄盐场的位置，其说法前后矛盾。其93页“概述”说南跄盐场在淞南：“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以吴淞江古道为界，淞南有南跄盐场，时为华亭县高昌乡滨海之地；淞北有清浦盐场，时为昆山县临江乡滨海之地。今属川沙辖境”。其12页“大事记”又说南跄盐场在淞北：“南宋乾、淳年间（1165—1189年），下沙盐场北部和淞北的南跄盐场在今川沙境内”。
为什么前后矛盾？其实质是吴淞江的位置搞不清楚：不知南跄盐场在其南面还是北面。近来关于吴淞江古道位置的讨论更是热闹：有的说就是高桥界浜，有的说在高桥南面二十多公里。孰是孰非，有待探讨。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节著《史记正义》就有：吴淞江“至南跄浦口入海”。南跄浦口是浦东地区见之文献的最早地名。
南跄口是吴淞江的出海口，对此大家普遍认同。但对南跄口的位置，人们则众说纷纭。（一）庆宁寺说。如《浦东老地名·庆宁寺》。（二）复兴岛说。如1998年《虹口区志》第一篇概述。（三）浦东中部地区说。如2004年第2期《上海地方志》《青龙觅踪》。（四）江湾说。如2006年第6期《上海地方志》《上海的出海口》。（五）吴淞口说。如2001年《上海港志》航道工程。2008年《高桥镇志》也从其说。（六）顾路说。如《上海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淞浦二江变迁及上海港的发展。（七）黄家湾说。如1990年《川沙县志》。
以上种种关于南跄口位置的描述，东西南北近者相距数里，远者相距几十里，根本无法统一。那么，南跄口到底在哪里呢？也有待探索。
五、关于浦东早期的名人
原来都说沈都远是宋室南渡时到高桥定居的，是高桥早期历史的开发者，他的墓是宋墓，沈氏家祠是宋祠。实际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他是张瑄同时代人，而张瑄本是海盗，元代招安当官后，才把沈都远接到高桥定居的。既然他是元代才到高桥定居的，自然与宋室南渡无关；他也不可能是高桥早期历史的开发者，因为高桥南宋已有一寺五庵；他的墓和家祠也不是宋代的，因为不可能墓和家祠在先、人死在后。
总之，浦东早期历史还有不少待解之谜，等待大家研究探索。

Ⅱ 上海的历史

上海的历史：

上海历史悠久，系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批38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上海西部在6000年前就已成陆。市区成陆约在10世纪前叶才全部形成。

春秋时期的上海，属吴国，战国时期的上海先属越国，后属楚国。楚考烈王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上海是他封邑的一部分，上海的别称“申”就源出于此。

上海的另一个别称“沪”，源于“沪渎”，古时，上海地区的渔民发明了一种竹编捕鱼具“扈”，当时还没有上海这个地名，这一带被称为“沪渎”。

“上海”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始于宋代，当时的上海，已开始成为我国的一个新兴贸易港口，那时的上海地区有十八大浦，其中一条叫上海浦，在今外滩至十六铺的黄浦江中，它的西岸有个上海镇，这些便是“上海”这一名称的由来。

元代的上海镇已有很大的发展，并设立了市舶司。此后，上海镇又升格为上海县。明代的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商业经济日趋发达。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海关。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1843年，在鸦片战争后，上海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开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英国首先在上海设立了租界。之后，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

1849年，法国也在上海设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后，上海实际上被划分为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部分，自1843年以后100多年里，上海成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钱财的主要口岸，上海因此也有了“冒险家的乐园”之称。

1925年1月奉军进人上海，当时的北京政府将上海改为淞沪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宣告成立。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租界收回。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经过上海历届政府与人民长期不懈的改造和建设，上海成为新中国的重要的工商业基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仍为中央直辖市。上海市划分为20个市区和10个郊区。

(2)浦东历史文化志论文扩展阅读

上海，简称“沪”或“申”，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沪杭甬大湾区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G60科创走廊核心城市。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北、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

上海市地处东经120°52′至122°12′，北纬30°40′至31°53′之间，面积6340平方公里，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

上海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资源，建筑石料也很稀少，陆上的能源矿产同样匮乏。70年代以来开始在近海寻找油气资源，在多口钻井中获得工业原油和天然气。

据初步估算，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约有60亿吨，是中国近海海域最大的含油气盆地。附近的南黄海，经过调查和勘探，也发现油气资源，估算有2.9亿吨储量。东海海水中化学资源丰富，在长江口浅海底下，还发现一些矿物异常区，有锆石、钛铁砂、石榴石、金红石等重要矿物。

上海市境内天然植被残剩不多，绝大部分是人工栽培作物和林木。天然的木本植物群落，仅分布于大金山岛和佘山等局部地区，天然草本植物群落分布在沙洲、滩地和港汊。栽培的农作物共有100多个种类，近万个品种。蔬菜多达400多种，居全国之冠，瓜果和观赏花卉品种也很多。

上海市地处长江入海口、太湖流域东缘。境内河道（湖泊）面积约500多平方公里，河面积率为9%～10%；上海市河道长度2万余公里，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公里～4公里。

上海市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相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

统计显示，2015年末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相比2014年末，外来常住人口减少14.77万人，同比降幅为1.5%。

Ⅲ 上海世博会营销方法（论文）

成功营销杂志对2010年大事件的营销有一个详细的阐述，其中就有宝马和腾讯对世博的营销。
博会作为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承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全球性展览会。主办国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推向国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和技术合作，寻求更大发展；可以扩大国际交往，提高主办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可以开阔眼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拓展本国的创造途径；可以带动、促进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借举办世博会的商业机会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2010年世博会花落上海，将会助推上海各方面的发展，各种新的发展机遇便随之步入，形成世博经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一、历史文化价值与上海世博会文化营销

文化营销是市场营销理念发展到新阶段，以消费者文化精神需求为导向的营销观念，以文化创造和文化渗透为手段的一种营销方式，更是一种营销理念。它的核心是文化价值交易。它的理念是以文化理念带动文化营销。文化营销行为是通过文化渗透，以满足消费者核心价值的产品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满足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层需求的营销理念与营销过程。文化营销作为新的营销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具体包括：历史文化营销、创新文化营销和特色文化营销。
上海在开埠以前，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她于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灿若群星的名城古都中，有些黯色。不曾做过一国、一省甚至一府的政治中心，也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冲险隘以成军事重镇。开埠以后，其地位重要到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地步。经济方面，她是中国外贸中心，中国金融中心，中国工业中心。政治方面，因其特殊的地位，为各派政治力量所必争。社会方面，她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人口85％来自中国各个地区，还有不少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侨，涉及近40个同家。文化方而，她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融合的基地。

二、历史文化价值在世博会中侧重的方面

时间使一些事情发生，使另一些事情没有发生，这就使这个和那个变得不一样。历史使一些事情开始，又使另一些事情结束，这种时间的参差，使一些东西称为稀有。那些开始以后便永远结束的东西就更有价值了。那些开始以后仍旧存在的东西，使首先开始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值钱。因此，上海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世博会中可以侧重为：历史古迹与文物、革命史迹与文物、文化艺术、饮食风味、历史建筑等。
上海的历史古迹有黄道婆墓，文庙，徐家汇天主堂，静安寺，老城隍庙，豫园，鲁迅故居，宋庆龄故居，中山故居，中共一大会址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当时上海某一方面的剪影，展现上海的独特魅力。
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陈化成抗英斗争，清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起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蔡元培和邹容的反清统治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等，都发生在上海。
上海于1866年建成第一个现代剧场兰心戏院。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用电灯照明、自来水，乘电车、火车，上海居民的生活率先走人现代化。
上海饮食风味有代表性的饭店是：上海老饭店，老正兴菜馆。德兴菜馆，燕云楼，杏花楼，梅龙镇酒家，功德林蔬食处等。这些都是上海发展的某一方面的缩影，带有历史文化价值并足以让人驻足品味。
外滩和南京路是上海最佳风情胜地，作为最佳景观之一的和平饭店是其最理想的景观胜地。和平饭店的历史比南京路还要长，孙中山在这里发表过著名的演说；蒋介石、宋美龄在此举行过订婚典礼；卓别林(Chaplm)、萧伯纳(Bernarcshaw)等数百位世界名人曾在此人住。在情感的、艺术的、精神的价值日渐上升为人们的主流需求时，住在这里，可以依稀感受到他们的身影，感受到历史的伟大、生活的繁华；读到何为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生机盎然的上海滩。和平饭店只要打开尘封的历史和故事，铺展高贵与浪漫，就能够将其转换成产品和服务，并足以让客人在情感和思想上印象深刻。和平饭店的景观、文化和风情都是不可复制和再造的，并且这些文化资源在全世界都是独有的。它是感受上海历史最深刻，风景最浪漫，故事最动人，美食和房间最具情性的去处。这些颇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方面，将会在世博会中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无形效益。
世界博览会这一大型活动日益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作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大事件”为举办者带来了诸多机遇。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第41届世博会将在上海举办。作为北京奥运之后中国的又一项大事,世博会的各项策划准备工作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门票是世博会的第一道风景,也是最重要的一张名片,历来各界世博会都十分重视门票的设计和营销策略,世博会门票营销策划和宣传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上海世博会能否顺利进行, 本文在介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分析国内外大型活动门票工作的经验借鉴入手,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分别对北京奥运会、爱知、萨拉戈萨、汉诺威三次世博会的门票工作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分析搜集到的大量数据资料,对北京奥运会和这三届世博会与上海世博会在门票营销设计和推广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分别比较,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文章围绕营销学经典的4P理论重点介绍了上海世博会门票的营销管理工作,包括门票的产品策划、价格体系、销售渠道和推广策略等。最后通过对世博会门票策划工作的总结,揭示了其对我国大型活动门票运营的借鉴意义。

谢谢我吧，逗你玩那，有帮助吗？

Ⅳ 浦东说书的历史渊源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一直视浦东说书为粗俗，史志记载极少，文人亦鲜考据，起源回沿革少答有文字资料，但二十世纪初光绪年间的《图画日报》曾载有“说因果画”，并题打油诗曰：“手敲小钹说因果，口唱还将手势做，多人环听笑迷迷，只为乡音说得真清楚。”可见浦东说书在当时已十分兴盛。另外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颐安主人所著石印本《沪江商业市景词》中的记载，“茶寮每有说书人，海市蜃楼幻作真，一扇一瓯聊佐讲，偷闲争听味津津。”可见当时“说书”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据1936年版川沙志记载，清乾隆年间，高桥镇就有浦东说书的书场了。

Ⅳ 浦东的过去与历史

南北朝时梁大同元年（535年），隶属于昆山县信义郡。唐天宝十年（751年），立华亭县后，为华亭和昆山县东境的海滨之地。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析昆山东境立嘉定县后，分属华亭、嘉定2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华亭县东北部分立上海县，分属上海、嘉定2县。

清雍正三年（1725年），上海县析东南部立南汇县，嘉定县析东境地区立宝山县，此时分属上海、南汇和宝山3县辖地。嘉庆十五年（1810年），由上海、南汇两县析设川沙抚民厅。

辛亥革命（1911年）时，改川沙厅为川沙县，直隶江苏省。民国十六年（1927年），成立上海特别市后，南起杨思北至高桥的沿黄浦江地区划归上海特别市。

1950年，南汇县北部地区（29个乡）划入川沙县，此时为上海三区（杨思、洋泾、高桥）2县（川沙、上海）所管。1952年，从杨思、洋泾区划出沿江一带设东昌区。

1956年，杨思、洋泾、高桥3区合并成东郊区。1958年，东郊、东昌2区合并成立浦东县；同年，上海、川沙2县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这时即为上海市的浦东、川沙、上海3县之地。

1958年8月，浦东县下设耀华、艾镇、严桥、孔桥、泾南、二塘、海滨、凌桥、金桥、陆行、张桥、东沟、高东、高南15个乡和高庙、塘桥、周家渡3个街道。浦东首次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得到确认。

南汇、浦东沿江区域行政变迁图1961年，浦东县撤销建制，其农村地区划归川沙县，并将沿黄浦江边的高庙地区划归杨浦区。

1984年，再将沿黄浦江的塘桥、陆家嘴、洋泾一带划归黄浦区，把周家渡至杨思等沿江地区划归南市区。此时，除沿江地区由上海市的南市、黄浦、杨浦3区管辖外。

其他地区仍隶属川沙县、上海县（1992年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成立闵行区）。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浦东。1992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

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1993年1月，浦东新区正式成立（党工委和管委会）。

3月，杨浦区歇浦路街道、南市区浦东地区的周家渡、塘桥、南码头、上钢新村4个街道及杨思镇、原上海县的三林乡及黄浦区的浦东部分正式划归浦东新区。

2009年5月，国务院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驻花木街道世纪大道2001号。2018年5月，浦东新区大力支持农业领域创业创新。

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基地和孙桥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依托，营造农业农村创业创新深厚氛围，农业领域现有3个科技部“星创天地”，1个市级众创空间。扶持5家农业企业在新三板上市。

(5)浦东历史文化志论文扩展阅读：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28年来，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浦东，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

着力推进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等领域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5年来，累计总结了1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分领域、分层次在全国进行了复制推广。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目标开启新征程。浦东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努力把浦东建设成为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的核心承载区，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标杆。

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科技馆、东方艺术中心、浦东图书馆等标志性文化设施先后投入使用，丰富了浦东市民的文化生活。

成功复评全国文明城区，上图东馆、上博东馆、世博文化公园等一批重大文化设施开工。设立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和文化创意（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举办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大会等重要活动。2017年浦东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1056.03亿元，增长19.9%。

Ⅵ 高分求中国历史文化1000字论文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2、【毛泽东评秦始皇】 (1)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2)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3)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4)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5)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6)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

Ⅶ 上海的历史文脉

近代上海历史文脉，最重要的有以下六个方面：
1.近代租界的典型
近代中国共有过26个租界，上海租界最具有典型意义，时间长、面积大、制度完备、人口多、影响大。西方人将租界作为自己的家园来经营，因此，所有他们觉得有必要引进的西方文化，都被陆续引进了。这里是西方不同风格建筑的展示区，也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沙逊、哈同为其著者。这里还是流氓、大亨逞凶肆虐的地方，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最为著名。
2.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
在整个中国，上海是市政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各种先进的市政设施，如煤气灯、电灯、自来水的使用，不但远比内地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
3.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上海开埠时人口二十多万，到1949年，已超过500万。在1935年，上海已是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各地移民将中国不同区域饮食、戏曲等文化带入上海，在上海建立了众多同乡组织，到1911年，上海已有此类会馆、公所60多个。
4.多功能经济中心
在19世纪中后期，上海就是中国的航运中心、外贸中心、金融重镇，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
5.近代中国文化事业中心
上海是近代中国文化事业中心，新式教育、报纸、新型出版业、广播、电影等，出现时间都比较早，而且数量多。近代上海也是全国文化人才最多最为密集的城市。日后在中国教育、新闻、出版、学术、艺术等方面有所造诣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上世纪初都在上海活动过。
6.政治活动大舞台
晚清时期，强学会、农学会、自立会、中国教育会、光复会、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同盟会中部总会；民国初年，成立或主要活动在上海的党团至少56个，包括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联合会、中华民国自由党等。1919年，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正式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还有很多政治团体相继成立或者活跃在上海，如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国民党改组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等等。

Ⅷ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论文3000字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
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
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Ⅸ 历史论文《传承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既要从历史的财富中寻找源头，要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凸显爱国主义的当代价值。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既凝聚了民族传统，又富有时代特征。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不朽的灵魂和血脉延续的根本，也是中国历来认同国家与否的重要标准。胡----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如爱家”“爱国如饥渴”的光荣传统的传大民族，爱国主义自始至终贯穿在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中，也历来是凝聚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邓小--同志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谆谆告诫我们：“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在开放的环境和视角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是国家和民族增强国际竞争力、真正繁荣昌盛的源， 而它历来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中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基础之上。只有保持了民族的独特性，才能在世界文化交融中保持独立鲜明的自我，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柱。因此，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充分重视引导广大师生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传承和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归属感。
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经常集中体现在为祖国为人民全心全意、赴汤蹈火、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的崇高气节上。同时，也表现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对国家政治、历史发展的关心和忧患的态度与朴素感情上。回顾一下我国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既唤起、聚集和引导了一批前赴后继、以死明节的民族英雄，又使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进取，奋发图强，从而使我们这个饱尽忧患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尽战乱而不气馁、屡遭挫折而不懈怠，终于建立起了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孕育、抒发、蕴含历代民族精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方面，其载体作用和枢纽效应功不可没。那种气贯长虹、一脉相承的鸿论远识更是余音绕梁，不胜枚举：古代有屈原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李白的“国耻未雪，何由成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诗篇箴言无不表现出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神圣责任感。到了近现代，反映爱国主义的诗篇时代性更加鲜明、凝重性尤为突出：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孙中山的“中国非革命不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到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五四时代“科学民主”的时代强音，到抗战时期“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无不思潮激荡、气吞山河，无不把“救亡图存”作为爱国主义的核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本源泉，始终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这种精神，寄托着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注了对中华大地的兹兹之念，凝聚了对国家富强的殷殷之望。国家强盛，百姓幸福，这是爱国主义最为朴素的价值指向，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以下几种精神：

1、人本精神。儒家文化强调的人是指社会的人，社会性是人的主要内容。重视做人、以义为上、推己及人、学者为己等处世做人的传统美德每每出现。儒家文化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人禽之别”，专门讨论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指出“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有“义”。人“最为天下贵”，强调人之所以为人是在于人有人伦、有道德。儒家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代学者学习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做秀，给别人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处世做人的观念是我们民族道德精神的精华，今天仍有批判继承，赋之于时代内容的价值和必要，对于培育“四有”新人有借鉴意义。

2、华夏民族主义精神。历来爱国者从来都是把忧国与忧民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屈原的上下求索虽九死其未悔，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无一不是这种爱国精神的典型写照。爱国主义有着不可割裂的继承性和历史延续性，到了近代这种忧国忧民思想内涵愈来愈深刻，湖南留日学生卫种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曾深情疾呼：“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礼而忭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于是近代的爱国者“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实现了伟大的升华。强调以民族、国家、家庭利益为主，正是这种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气质，从而给世界以觉醒、自尊、凝聚、奋斗的崭新形象。

3、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孔子强调要实践，乐而忘忧。《易经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句话，凝炼地道出了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

4、和谐精神。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中的人组成，而维持人与人之间和等级间关系的核心就是保持平衡，取得协调，追求和谐。强调天下大和谐局面的到来，在于普天下人修身律己。《易·乾·九三》中有“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必须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修睦”、和谐统一，并不排斥自然，而是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一体”。这种“和为贵”，求和谐于对立的政治伦理思想，从辩证法角度讲有其积极的一面。

爱国主义教育要重点培育年轻一代的大国胸襟。中国要在新世纪成为和平崛起的大国，首先，它要求广大青年一代应在全面了解国家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性地看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权益的关系，培养与我国经济、政治、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成熟的大国民心态，即一种科学、理性、自信、宽容、开放、博大，具有创造性、贡献性和责任感的国民强势心理和人文精神。其次，能够主动、积极地汲取 3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以一种开阔的国际视野、宽广的胸怀、昂扬的精神风貌，积极面对国际化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善于学习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奋力推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再次，既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又要在全球化浪潮对传统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国家主权等观念的冲击中，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客观形势下加强民族国家意识、强化主权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捍卫领土和主权，保护国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