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交响乐发展历史

① 交响乐在中国如何发展

从无到有的根本转变
1949年建国时，各行各业都开始从百废待兴的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作为音乐文化中高品位代表的交响乐，同样受到了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特殊重视，建国不久，一些后来在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乐团先后成立，如北京的中央乐团和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分别于1953年和1956年成立，再加上1953年正式成立的新影乐团以及由老区中央管弦乐团演化而来的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等，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首都交响乐演奏阵容。而在上海，除了早在1879年就已成立的上海交响乐团（1956年正式命名）外，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广播乐团等，也都在上世纪50年代中陆续成立，与此同时，在祖国南方的广州，也于1957年成立了当时的广州乐团（现广州交响乐团的前身），上世纪70年代后，北京市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乐团——北京交响乐团。这些交响乐团的成立，为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
新中国创建后，随着国家建设的高潮迭起，各个交响乐团都在自身的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交响乐团的专业起点低，演奏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乐器的质量也很一般，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老一辈音乐家们本着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我国的交响乐演奏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而当时以前苏联为首的部分音乐发达国家所派来的援华专家，亦对我国交响乐演奏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加快培养交响乐方面的艺术人才，先后选派了若干批优秀音乐家赴前苏联以及前东德等国家留学，用以强化优秀音乐人才的专业素质。这其中，李德伦于1953年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黄晓同于1956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韩中杰于1957年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郑小瑛于1960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袁方于1956年入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这些指挥家学成回国后，迅速成为中国各主要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并很快发挥出了他们各自的重要作用。而除指挥家外，亦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演奏人才分期分批公派出国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也立即成为国内各大交响乐团中的业务骨干。
深入实践与提高的有益步骤
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广泛的艺术交流和深入的艺术实践，当时一批批国外援华专家，以他们的辛勤努力，将世界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艺术经验传授给年轻的中国音乐家，为刚成立不久的各个国家级乐团打下了交响乐演奏的基础，并在这种基础上逐渐发展和建立起系统化的演奏体系。以中央乐团为例，上世纪50年代，这个乐团曾在前东德著名指挥家戈斯林教授的指导下接受东欧学派的严格训练，这段时期乐团掌握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和浪漫乐派的经典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又给中央乐团带来了全新的艺术气息，他那严谨热情的指挥风格和高精尖的指挥技术，使中央乐团的音乐家看到了当时世界先进的交响乐演奏技术并感受到了全新的艺术表现理念。进入80年代后，中央乐团又在美国指挥家大卫·吉尔伯特的一段集中训练下获得了新的提高，这期间，他们开始接触到更加广泛的曲目，其中包括巴托克、科普兰、斯特拉文斯基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这三位只是无数外国专家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正是因为有了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和不断的艺术交流，中央乐团在上世纪的数十年中，一直以国内最高水平的演奏而活跃在交响乐艺术的领域中，当时它举办的星期音乐会吸引了大批音乐爱好者，而作为国家乐团的代表，它亦在几十年中陆续出访过美、日、韩以及欧洲各国。
创作的硕果成为交响乐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各地交响乐团的诞生以及演奏水平的提高上，而交响乐创作上的累累硕果业已成为这项事业发展的催化剂。建国后成立的“国”字号交响乐团，在经过若干年的技术训练和演出实践后，已经能够将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欧洲古典及浪漫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系统完整地演奏下来，这就使其具备了演奏创作作品的技术实力和经验。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专业作曲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乐团的节目单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焕之的《春节组曲》，马思聪的交响组曲《山林之歌》、《第二交响曲》，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罗忠镕的第一、二交响曲，《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朱践耳的《节日序曲》，王西麟的交响套曲《云南音诗》吕其明的管弦乐《红旗颂》等。“文革”期间虽然作品很少，但却出现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改革开放后直至近代，交响乐的创作更是欣欣向荣，一批批杰出的青年作曲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大胆新颖，很多优秀作品已接近和达到世界水平，如陈怡的管弦乐《多耶》，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瞿小松的交响组曲《山与土风》，刘湲的管弦乐《土楼回响》等。还有一批老当益壮的前辈作曲家，更是写出了他们的时代绝笔，如朱践耳的全套十部交响曲，罗忠镕的《暗香》，杜鸣心的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等。
新时期的转型带来的巨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交响乐事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交响乐艺术领域也吹响了改革的号角。1996年，原中央乐团被改编为中国交响乐团，2000年，中国爱乐乐团又在原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基本建制上，通过广泛的社会招聘而组建起来。随后，深圳、广州、青岛、厦门等地，都先后完善和创建了新型的大编制交响乐团，这些交响乐团（包括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都在努力追寻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将原来由国家统管的专业化乐团改成国家与赞助团体共同参管的职业化乐团，乐团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标准职业化乐团的模式，采用艺术总监管理制和业务人员聘用制，创建音乐会演出季，努力使艺术水准得到全面的提高。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各职业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很多乐团的演出季完整、突出而富有特色，这其中，中国爱乐乐团的业绩最显著，他们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国交响乐演奏艺术的巨大跨越，几次高水平的世界巡演，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音乐家的独特风采。而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也分别在各自的出访演出中为祖国争得了光彩。
如今，祖国神州大地上已经诞生了17个职业化交响乐团，这个数字若比起音乐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但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很有吸引力了。然而，中国职业化交响乐团的发展仍有着很多不足之处，每个乐团的固定听众群体还尚未完全成形，而自身建设中又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弊病和缺憾，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牢固而宽泛的音乐艺术氛围与环境，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去认识、提高和完善。

② 交响乐何时传入中国

不太确切吧，如果在“不是”前加“原本”二字便确切了。 二胡，即胡专琴——胡人之琴！ 琵琶属，看过敦煌壁画和一些古陶俑就明白了。 其实，还有扬琴、唢呐、等常见的民族乐器，原本也是外来的。 扬琴原为“洋琴”，而唢呐，直接就是surna的音译。 二胡、琵琶在中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国特有的民族乐器，怎么能说不是中国乐器呢？ 而扬琴、唢呐在国外至今仍然是有的，只是我们在形制和演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③ 简述20世纪现代化交响乐的发展概况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学，而其所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④ 交响乐最早诞生于何时何地

从意大利歌剧序曲演变而成，交响乐是包含多个乐章的大型管弦乐曲，一般是为管弦乐回团创作。交响乐就是答大型管弦乐套曲。"交响乐"的名称源出于希腊语，意即"一起响"。至十八世纪后半期发展成为独立管弦乐作品，通常包含四个乐章(有时冠以慢板引子)，个别也有多于或少于四个乐章的。各乐章的体裁与奏鸣曲极似，只是规模较大，音乐主题有较大发展，管弦乐法也丰富些，适于表现戏剧性较强的内容。交响乐队是近代大型管弦乐队，按规模大小，分为双管、三管、四管，即小、中、大等编制。人数自数十至百余人等。通常由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击乐器等各组乐器组成。有时也根据作曲、指挥的创作意图和具体要求，对乐器有所增减。

⑤ 交响乐最早是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我国来的交响音乐创作开自始于二十世纪20年代。黄自（1904－1938）以其交响序曲《怀旧》和《都市风光幻想曲》的创作成为我国交响乐创作的奠基者。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更以其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炽烈爱国之情的作品对我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5)中国的交响乐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建国以来直到“文革”前，党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中青年音乐家和前辈作曲家们一起创作了一大批交响乐作品，著名的有王云阶的《抗日战争交响曲》、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罗忠铭的《第二交响曲》、施永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等等。

文革以后，交响音乐创作全面复苏，一大批年青作曲家相继涌现，他们一方面坚持交响乐创作的民族化方向，同时随着改革开放、观念更新的浪潮，大胆吸收借鉴西方交响乐创作包括现代交响乐创作的写作技巧，写出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交响音乐作品，如张千一的《北方森林》、刘敦南的《山林》等。

⑥ 中国乐器发展史

1、远古时期

以狩猎及歌舞伴奏为主，用的是打击乐器，如磬、陶钟、铜钟、祝、敔、管、篪、笙、、等，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但遵循著由不定音到固定音、种类少到多、不定型到定型、、等等途径。

2、夏商时期

乐器增多，如婸鼓、铃、编钟、埙、龠、言、、、等，出现的是有定音的击乐器和多管乐器，渐渐地人们也掌握了纯四度、大小三度、大二度及小二度的音程关系。

3、先秦时期

乐器不但增加，如击乐器：鼓、钟、镛、雅、祝、簧、筑、、，吹奏乐器：箫、管、龠、笙、埙、笛、竽、、，弹弦乐器：琴、瑟、筝等，表达的性能更加提高。

4、秦汉隋唐时期

乐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弹奏乐器(如琴、瑟、箜篌、琵琶、五弦琵琶、、、)得到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琵琶则是唐代最为重要的乐器，专以演奏宫廷燕乐为主。汉代开始琵琶类乐器使用了平均律，且急速发展。

5、辽、宋、西夏与金时期

承隋唐乐器，广泛地应用弦乐器(如嵇琴、轧筝)，另有新乐器的产生，如义手笛、羌笛、箫管等吹奏乐器以及葫芦琴、、等弦乐器，还有流行在西北边区的马尾胡琴。

6、元代时期

在元统治初期的对内外战争，客观上引起国内各民族间，及本国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这时期出现了新的乐器，如三弦、火不思、七十二弦琵琶、鱼鼓、云璈、、、等。

7、明清时期

乐器有较大发展与集中，特别是胡琴类擦弦乐器(如二胡、京胡、板胡、马头琴、、、)与唢呐芦簧乐器。笙与古琴两类由於复古势力的勃兴，加上其古典价值，在国家音乐方面占了重要地位。

(6)中国的交响乐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乐器历史：

乐器是人类早在原始时期已拥有的文明财富之一。围绕乐器的来历，自古以来中外均有许多传说和神话，并长期被据为乐器的起源与发展之说。

如中国许多古书记载：“女娲作箫”、“女娲作笙”、“伏羲作箫”、“伏羲作琴”、“庖犠氏作瑟”、“倕作钟”、“伶伦入昆伦山采竹为笛”、“黄帝命伶伦铸十二钟”、“黄帝杀虁以其皮为鼓”等。

所述均为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事，尚未或刚刚进入铜器时代，不可能有笙簧和铸钟等工艺很复杂的产品。那时的人对绝对音高可能有些概念，但对乐律未见有多少认识，象上述那些复杂的旋律性乐器不可能出现那么早。

那些传说中的人物，是否实有其人，至今史学上仍存疑待探索。所述乐器实有其物，但任何人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那样完美的乐器。乐器都是逐步演进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乐器，是无疑的。据考，中国在远古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前），已有一些土鼓、磬、钟铃、骨哨、苇籥、埙等。

可能还有苓、管、篪、笙。至夏商（公元前21世纪前至前11世纪），除此前的乐器得到发展，如出现定音的编钟、编磬，以及鼗、言（大箫）、笙等，说明已有初浅的音高音程概念。

到周代，见于记载的乐器约近70种（有重名的），出现了对乐器分类的“八音”，有了琴、瑟等拨弦乐器。

⑦ 简述中国交响音乐史发展的4个阶段

中国的交响音乐,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它从开回始的全盘介答绍外国作品,到稍后的运用西洋音乐技法来挖掘整理中国民族音乐,并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交响乐、管弦乐作品;从全部由外籍音乐家组成的乐团,到今天全部由我国自己培养的演奏员和指挥组成的乐团,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里所说的交响音乐,管弦乐是泛指由西洋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曲、交响诗、组曲、序曲等不同体裁的乐队作品。

⑧ 交响曲的来源与发展

交响乐的起源

交响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分遥远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名称源于古希腊，是当时“和音”和“和谐”两个词的总称。到了古罗马时期，它就演变成为泛指一切器乐合奏曲和重奏曲的代称。

15、16世纪，也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交响乐这一名称被当做了一切和声性质的、多音响器乐曲的标志。而到了巴洛克音乐的初期，它又主要指歌剧、神剧和清唱剧等作品中的序曲及间奏曲。

18世纪初期，音乐艺术在欧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随着欧洲产业革命的进程，音乐艺术也开始逐步地走向平民化和社会化。

到了18世纪中叶，德国曼海姆乐派的作曲家们，以一系列积极而富有创新性的创作，使交响乐的基本形式得以进一步的完善。

交响乐队的真正形成是在近几百年内，严格来说就是在维也纳古典乐派所兴盛的时期。

在这之前，交响乐队的结构组成并不完善，还只是一些编制不全的管弦乐队。如在海顿和莫扎特的创作中，乐队的编制和规模也仅仅限于室内乐特征的小型乐队。

交响乐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主义时期交响乐

古典主义交响乐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音乐大师为代表，以当时西欧文化名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中心，故有时也称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其时间跨度一般以海顿在维也纳开始他音乐生涯的1755年为始，而以贝多芬辞世的1827年为下限。

古典主义交响乐是在以往欧洲音乐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审美要求，在更高的阶段上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平稳，严谨完美的形式与深刻思想内容的结合，放眼于追求客观的美，注意音乐形式的严谨平衡，音乐风格的庄重和谐。

古典主义交响乐的特点在巴洛克音乐的顶峰期中已经孕育，只是到海顿，才最终确立了交响曲四个乐章的结构形式，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交响乐队编制，为后来交响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浪漫主义时期交响乐

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至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文学艺术新思潮，首先反映在文学中，继而波及到包括音乐在内的整个艺术领域。

19世纪20年代直至19世纪末，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包括浪漫主义交响乐迅猛发展，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和它所处的时代及社会思潮分不开。

革命的失败、封建王朝的复辟及其奉行的高压政策，迫使作曲家们以消极的态度对待黑暗的现实，他们寄希望于未来，沉浸在企盼美好未来的梦幻之中。

因此，浪漫主义交响乐的突出特点是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多来自个人的感情世界，来自对大自然的种种微妙感受，或借助于文学作品、绘画、诗歌、戏剧以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启迪，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感情色彩。

⑨ 中国的交响乐团发展史

中国交响乐团（CNSO）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所属的文艺演出单位，是中国最优秀的职业乐团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中央乐团，

⑩ 交响乐从开始到现在的发展

交响乐的发展史

提起乐器和集体的演奏，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国家——埃及、亚述、巴比伦、中国以及西欧的古希腊。大约在四千多年前，在古埃及所采用的许多原始乐器中，已经包括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了；这些乐器当时不但用来独奏和作为歌唱的伴奏，而且也用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合奏中。希伯来民族的乐器，根据圣经的记载，远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代，即在三千年前左右，也已经有三十六种乐器，他们在祭神的时候除了鼓钹、鼓瑟和弹琴的人之外，同时还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古希腊神话描写过阿波罗和大潘比赛音乐，也描写过奥菲士借音乐的力量驯服鬼魔而从冥国救出他的妻子，在这些故事中都介绍过古希腊的竖琴、笛和七弦琴等乐器。从某些古代墓刻、瓶画以及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中，我们可以确定东方文明古国的乐器和乐队，主要是用于民间节庆舞蹈、行军和宗教仪式中的。

中世纪的音乐艺术，不论是宗教的(教堂圣咏)或是世俗的(流浪艺人、游吟诗人和恋歌诗人的艺术)，都以声乐为主，乐器只是用来作为歌唱的伴奏，或者用来替代缺少的声部，乐器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作用——中世纪的乐器除了教堂常用的风琴之外(由于构造尚未完备，还不能用来独奏)，还有一种叫做维沃尔(viol)的古提琴。这是游吟诗人最喜欢用来伴随他们自己的歌唱的弦乐器。在这类歌唱性的弦乐器第一次被用来作为主要乐器之后，弦乐器的意义和作用便大大地加强起来，因此也大大地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

交响乐队的萌芽实际上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即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交响乐队中的乐器大多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现代的交响乐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一共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复杂发展过程才最后定型。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和发展，由于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进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文主义的形成，因此对艺术创作也提出了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基础。蒙特威尔第的另一个功绩还在于：他对乐队有着新的理解，认为乐队就是各种不同的音色的结合，因此他开始使不同的乐器进行对置，相互对比，让各组乐器轮番演奏等，这些做法在当时都还是一种意外的新发现。总的说来，这一个时期在乐器的采用和配合方面仍不断地在变换着，有时候甚至还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巨型提琴、风车和大炮等用在乐队中，以造成某种特殊的效果。

十七世纪是交响乐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时期。随着主调和声风格的发展和数字低音的采用，羽管键琴因为便于奏出和弦便在乐队中占据很稳固的地位；其次，由于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例如阿玛蒂和斯特拉蒂伐利等人在提琴的改良和最后定型方面所获得的辉煌成就，提琴族乐器在乐队中的数量便逐渐增多，并最终把诗琴和其他一部分古老的乐器排挤出乐队之外。但是这时候的乐队还不能算是新型的乐队，因为它的基础仍然是羽管键琴，而且乐队中还有不少是古老的乐器。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对乐队的兴趣在整个欧洲逐渐蔓延开来，乐队也从它诞生的摇篮——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城市走出国境，在巴黎、伦敦、柏林、汉堡和维也纳，都相继出现不同类型的早期乐队。到十七世纪末，不但在歌剧院和教堂有乐队演奏，还有专门供乐队演奏音乐的新场所应运而生。1672年，第一个公开收费的弦乐队音乐会在伦敦举行，1686年荷兰开始有定期的公开演奏会，并即遍传欧洲其他国家。

十八世纪是大转折和大革命的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哲学观点、美学理想以及艺术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交响乐队的转折时期也随着到来了。在交响乐队史上的这个转折，应该以海顿的《第一交响曲》问世的1759年为标志。

巴赫和亨德尔都是复调音乐作曲大师，他们的乐队写法依然遵循着过去的传统。不过，他们作品的乐器组合还是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形成的音乐趣味的变化。首先是他们总结了过去作曲家的成果，最后确立了弦乐器一组在乐队中的地位，即在乐队中使用小提琴一族乐器，与此同时，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的胚胎也出现了——双簧管和大管成为听众的宠物，横笛取代了竖笛；法国号和小号成为乐队的常用乐器。此外，巴赫在乐队中往往加用抒情双簧管和猎角；亨德尔则加用竖琴。但是，巴赫和亨德尔都还没有意识到各种乐器、特别是整个弦乐器组、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各自独有的特点、而且，对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的采用往往有偏多的倾向；其组合之不定规也特别突出。

巴赫的乐队完全建立在多声部和复调结构的基础上，正如他的声乐创作一样。他的乐队中的键盘乐器、木管乐器、弦乐器、甚至部分铜管乐器的表达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种单一的、彼此间极其相象的方式——他让木管、铜管与弦乐器演奏同一类型的乐句，即用一种乐器接着模仿另一种乐器的乐句。巴赫的乐队采用各种自由的乐器组合，例如，他的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使用的乐队。没有一首采用同样的乐器组合。巴赫使各种不同方式的组合在各种巧妙的连续程序中互相对比，在音响上造成了非常多样化的感觉。巴赫的乐队所具有的这种特征，不但使他的每一部作品具有不同的色彩，甚至每一乐章都在变换色彩。

亨德尔的创作非常多样化，特别是因为他还创作了大量‘应时。的作品、因此他时常要求扩大乐队的组合，并不断加用一些在当时已属古老的乐器(例如诗琴和低音古提琴等)和一些刚刚开始在乐队中争地盘的乐器(例如竖琴和曼陀林等)。他为庆祝英国的某次战争胜利而写的《焰火音乐》，为供大型乐队在露天演出起见，除了弦乐器相应地增多之外，管乐器方面竞用到九个小号、九个法国号、二十四个单簧管、十二个大管和三个定音鼓。亨德尔是惯于运用这种规模过分庞大的乐队的。像这样扩充的乐队后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又有了新的发展。

十八世纪中叶，主调和声的新风格取代了多声部的复调音乐，出现了交响曲和协奏曲这一音乐新体裁，随着音乐风格本身的转换，在乐器组合方面，已经渐趋合理的所谓“古典时期乐队”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这时候的乐队已经从长期妨碍它发展的数字低音和羽管键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木管乐器组和铜管乐器组在乐队中的地位还没有确立，海顿的《第一交响曲》所用的乐队除弦乐器组外，只有两个双簧管和两个法国号。由海顿所创始并由莫扎特最后确立的“古典乐队”，实际上是取法于曼海姆乐派的双管乐队。曼海姆乐派的代表人物——定居在德国的著名捷克作曲家斯塔米茨，在海顿的《第一交响曲》之前已经写了近五十部同类作品，可惜他的功绩几乎全为后世所遗忘。斯塔米茨的乐队除长笛、双簧管、单簧管、法国号和小号各用一对外，大管却用四个；莫扎特则完全确立管乐器的双管关系，把大管也缩减为一对。随着这种乐队的形成，各种乐器也开始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能在乐队中起着互不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像以前的乐队那样让所有的乐器都演奏同样的旋律，例如华丽的乐句从这时候开始便很少交给铜管乐器演奏了；乐器的组合方面也不像从前那样一个乐章只限于采用一种组合方式，而是随时在变换着，这样一来，乐队的色彩可以随时地、而不是逐乐章地变换着。海顿和莫扎特为这种古典乐队创作出许多非常有名的交响乐作品，并为交响音乐领域的新纪元奠立基础。总括地说，交响乐队的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现代的弦乐器出现开始(在十七世纪，后来逐渐组成弦乐队)，第二个时期则以取消数字低音、建立古典乐队算起，因此也有人认为现代乐队的形成过程是从古典乐队的确立开始的。

此后，交响乐队的发展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变换而已。十九世纪初的乐队又扩大了乐器的数量，特别是铜管乐器的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变动——起初把法国号增加到四个，构成一个四重奏，稍后又加用了三个长号。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乐队——大交响乐队，也就是所谓“浪漫派乐队”。这种乐队在浪漫派作曲家威柏、舒柏特和门德尔松的创作中才最后完成。贝多芬的某些交响曲虽然也曾采用过类此的乐器组合，但是他只是偶然才用到四个法国号；他的《第九交响曲》的乐队编制；在当时算是特别庞大的，但是在浪漫派乐队中，像这种规模的乐队已经变成正常了。同在这个时候，法国在歌剧方面也形成了一种“大歌剧乐队”，这种乐队在木管乐器组加用了所有的变形乐器，包括短笛、英国管和低音单簧管，但是低音大管却还很少用到。铜管乐器组除了大号还保存它原有的古老蛇形之外，所有的乐器组合已经近似今天的乐队；但是其中加用两个活塞短号以加强两个小号。打击乐器组包括当时所有的乐器，甚至还用到排钟和管钟。此外，弦乐器的数量较多的乐队还加用一个或若干个竖琴。这种大歌剧乐队是由斯邦提尼和梅叶贝尔完成的。后来这种大歌剧乐队还被柏辽兹用在他的交响乐中，并把它扩展到非常不可思议的、甚至现代的乐队部未能超越的规模。在柏辽兹的乐队中。木管乐器起着非常重要的、有时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对铜管乐器的运用也特别加重。例如，他那著名的《安魂曲》的乐队，弦乐器组共有一百零八人，管乐器方面有长笛四个，双簧管和英国管各两个，单簧管四个，法国号十二个，大管八个。整个乐队共由一百四十人组成。除了这个主要的乐队之外，柏辽兹同时还在剧场的四角另外安置四个由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小乐队，以象征“末日的审判”。像这样的乐队规模的确是非常少见的。柏辽兹的这种过分扩大的乐队造成了在音乐会演奏的实际困难，而且也不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他的大型乐队并没有得到后辈作曲家的赞许。但是像柏辽兹这样扩大乐队的做法，对乐队的发展也有影响。瓦格纳对这一类型的乐队就很感兴趣，而且他在早期的歌剧中，特别是在歌剧《黎恩济》中还为这种类型的乐队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后来瓦格纳建立起一种管乐器(特别是铜管乐器)占优势的乐队。瓦格纳把每一种木管乐器的数量各增加到三个，这样便使音色相同的一类乐器得以奏出三和弦中的每一个音，也就是说，可以奏出整个和弦。他还加用英国管、低音单簧管和低音大管，这样木管乐器组便趋于完备了。在瓦格纳之前，上述这三种变形乐器的应用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只是到瓦格纳手里，这些乐器在乐队中的正式地位才被最后确定。铜管乐器方面，瓦格纳新增加了低音小号、低音长号、四个所谓尼伯龙根大号和一个大号。弦乐器方面，瓦格纳在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之后，便把它的总数规定为六十四个。瓦格纳的乐队必须用这样多的弦乐器才足以与管乐器保持平衡。

在瓦格纳之后的作曲家，例如布鲁克纳和马勒，特别是理查·施特劳斯，在运用乐队方面都是继承瓦格纳传统的。理查·施特劳斯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交响诗《英雄的一生》所采用的乐队也非常庞大，其中弦乐器不少于六十二个，木管乐器包括变形乐器在内几乎各有四个，铜管乐器有八个法国号、五个小号、三个长号、一个中音大号和一个低音大号、打击乐器有定音鼓、大鼓、小鼓、军鼓和钹等。

现代的交响乐队的基础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多半已确定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木管和铜管乐器的改良上有很大的成果，特别是回旋式活塞的发明和这种新机械的普遍采用。二十世纪的乐队的发展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继续扩大乐队的编制，另一种则截然相反，倒回到十八世纪室内乐型乐队的模式中去。总的说来，在交响乐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历代作曲家所采用的乐队是非常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种类繁多的乐队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那就是小交响乐队和大交响乐队；这两种乐队都包括有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等四组。现在先谈小交响乐队。

小交响乐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形成，这种乐队在当时的作曲家看来并不觉得它是小型的乐队，直到十九世纪初，绝大多数的歌剧和交响乐作品都是采用这种乐队。小交响乐队使用的乐器通常包括有：

弦乐器：第一小提琴六至八个，第二小提琴四至六个，中提琴二至四个，大提琴二至四个，低音提琴二至三个。

木管乐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大管各两个。

铜管乐器：法国号和小号各两个。

打击乐器：定音鼓一对。

小交响乐队使用的乐器有时候往往还有所省略，例如省略单簧管和小号等。莫扎特的后期交响曲创作有时候省略小号或定音鼓，有时候省略双簧管。相反地，小交响乐队有时候也有所扩充，甚至接近大交响乐队。这种扩展的形式时常被用在当时的歌剧乐队和清唱剧乐队中，交响乐作品应用这样的乐队的就少得多。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般的交响乐、歌剧和舞剧作品，多半应用大交响乐队，大交响乐队使用的乐器通常包括有：

弦乐器：第一小提琴十二至十六个，第二小提琴十至十四个，中提琴八至十二个，大提琴六至十个，低音提琴六至十个。

木管乐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大管各二至三个，此外往往还加用这些乐器的变形乐器，例如短笛(偶尔也采用中音长笛)、中音双簧管(或英国管，偶尔也采用抒情双簧管)、低音单簧管(偶尔也采用小单簧管、中音或倍低音单簧管)和低音大管等。

铜管乐器：法国号四个，小号二至三个，长号三个，大号一个或两个。

打击乐器：定音鼓、三角铁、小鼓、钹和大鼓等。

除了上述四组乐器外，往往还加用竖琴，而且多半是用两个。大交响乐队大约由六十至九十人组成，但也有一百人以上的。这种乐队有时也压缩一部分乐器的数量，特别是减少弦乐器的数量、但有时也扩大某一组乐器中的个别乐器的数量或全组乐器的数量，以及加用一般乐队少见的个别乐器，如钢琴或管风琴等。

从小交响乐队和大交响乐队使用的乐器种类上可以看出，长号是决定乐队所属的类型的标志。缺少长号的乐队只能算是小交响乐队，因为一个大交响乐队必须有三个长号和一至两个大号。如果只有一个长号，也只能算是小交响乐队。

最后，再简单地谈一谈关于“双管乐队”和“三管乐队”的名称和它的含义等问题。所谓“双管”或“三管”，是指木管乐器组中的每一种乐器的数量，如果每一种木管乐器都用两个(包括变形乐器在内)，这样的乐队便叫做“双管乐队”，前面所说的小交响乐队便是双管乐队。每一种木管乐器都用三个，便叫做“三管乐队”，用上四个，便叫做“四管乐队”。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种木管乐器的数量越多，所用的变形乐器也越多。大交响乐队一般都是采用三管制的，但也有采用四管制，甚至五管制的。采用五管制的乐队，铜管乐器也要相应地扩充，但是数量必须与木管乐器保持一定的比例。一般说来法国号最多可以扩充到六至八个，小号最多用四至五个，长号最多可以用四个，大号最多只能用两个，因为铜管乐器用得过多，很容易破坏乐队中各组乐器的音响平衡。

在上述各种正常的双管至五管乐队中，作曲家往往还喜欢省略或加用一些乐器，像这种变形的乐队通常改称为“混合乐队”。此外还有若干种常见的特殊结合方式，顺便也在这里谈一谈。大交响乐队有时在某一部作品的某一部分中结合着另一个铜管乐队同时演奏，这种情形在戏剧音乐中比较常见，因为这种做法往往是配合剧情发展的需要的。这种临时参加进来的铜管乐队，有时候直接安置在舞台上作为剧中人物出现，但一般都是把它安置在舞台的后面。在交响乐作品中也有临时结合铜管乐队或结合某些铜管乐器同时演奏的，当然这种情形还比较少见。还有一种更为罕见的情形，那就是把人声(合唱队)结合到乐队中来，但是在这种时候合唱队往往只是闭嘴哼唱，或者只是发某一个音，而不是唱歌词，这种合唱队在整个乐队中只是起着乐器的作用。此外还有结合曼陀林、吉他、手风琴、萨克管以及其他各种民族乐器的，但是这些结合都极为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