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历史文化交流

Ⅰ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例详细

1、班超出使西域

经过准备之后，班超和郭恂率领部下向西域进发，先到达了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国。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致，后来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

班超估计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对部下说：“你们难道没觉察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么？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让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原因。头脑清醒的人能够预见到还未发生的事情，何况现在已明摆着呢！”

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些天了，他们现在住在哪里？”

侍者感觉出乎意料，仓猝间难以回答，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着，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

喝到酒醉的时候，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边地异域，要想通过立功来求得富贵荣华。

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以礼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们绑送到北匈奴去，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吗？你们看这怎么办呢？”

大家都齐声说道：“我们现在处于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司马你决定吧。”

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夜用火进攻北匈奴使者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很害怕，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他们，鄯善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

有人说：“这件事应当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班超大怒说：“是凶是吉，就在于此事。郭从事是平庸的文官，他听到这事必定会因为害怕而暴露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会白白送死而落下不好的名声，这就称不上是壮士了。”部下都一致称是。

这天天刚黑，班超就率领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当时天上刮大风，班超命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方，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又命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

安排完后，班超顺风纵火，一时间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个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三十多人，其余匈奴人都葬身火海。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成语的由来。

第二天，班超将此事报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接着脸上出现了感觉不公平的脸色。班超知道他心存嫉妒，便抬起手来对他说：“你尽管没有与我们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么忍心独占这份功劳呢？”

郭恂脸露喜色。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朝廷作为人质。

二、唐代日本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

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

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三、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国，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啊！”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片的土地交换小的土地，很好；即使如此，我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卫它，实在不敢交换啊！”秦王不高兴。

于是安陵君派遣唐雎出使到秦国。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听我，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秦国已经灭了韩国亡了魏国，而安陵君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把安陵君当作忠厚的长者，所以才不打他的主意。

现在我用十倍于安陵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轻视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并且保卫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仅仅是五百里呢？”

秦王勃然大怒，对唐雎说：“您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倒下的尸体有百万具，血流千里。”

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

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到宫殿上。

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加上我就要成为四个人了。

如果有才能和胆识的人一定要发怒的话，就要使两具尸体倒下，血流五步远，天下百姓都是要穿孝服，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起身想要与秦王同归于尽。

秦王变了脸色，直身而跪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怎么到这种地步！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然而安陵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生存下来，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四、完璧归赵

赵国有一块美玉，叫“何氏璧”。秦王听说后想得到它，就派使者到赵国说想用城池换璧。秦王素来贪婪，赵王知道他只是想将何氏璧骗到手，但忌惮秦国的强大也不敢直接拒绝，以免惹起战端。

正当他为难的时候，蔺相如站了出来并声称自己有办法——要么换回城池，要么将何氏璧完整地带回赵国。

到了秦国，秦王果然只对璧感兴趣，对让出城池一事只字不提。并在一次会面时想以武力夺璧，蔺相如誓死不从，他抓着何氏璧准备撞墙来威胁秦王：要么用出土地城池换璧；要么他就撞墙壁碎人亡，秦王什么都得不到还会因背信弃义而遭人唾骂！

秦王虽爱美玉但并不昏庸，不愿用土地交换，就值得让蔺相如带着何氏璧返回了赵国。

五、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这七次，可以说他下西洋，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很多的意义。甚至他可以帮助中国和东南亚印度，东非，阿拉伯很多人民之间都有很好的往来，促进了这一项，各国的友谊。

更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明朝的政治，以及综合国力强盛和经济上都作出了一定的标志性的事情，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繁荣昌盛。

毕竟他是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去到那里，也是为了宣传自己国家的怎么怎么样的好。更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我们国家的技术，像我们国家那时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技术可以说是天下只此一家，为后来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也是为了展示中国最强大的一面，让很多的国家也臣服于我们的国家之下。可以说他游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我国在古代航海史上，比较壮观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的游船也让他见识到了别的国家的航海技术，和文明，带回国家在进行发展。

也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震慑了这些的倭寇乱党，更是，把蒙元的势力给压制住，保护了国家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威望。可以说，作为现在来说，就等于就是宣传了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海外进口贸易。

Ⅱ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秦始皇派500童男童来女去找长生自不老药
东吴派人出海出使当时罗马，未成功，只到了现在的中东一代。因为当时再过去就不太平了。
……
隋唐时期的遣唐使遣隋使，以及当时的玄奘和尚和鉴真和尚为佛教发展而西游及东渡。
马可波罗来元朝
郑和下江南（三宝太监出使到了现在的非洲地区）
清末中国委派留学生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当时最小的留学生才6到7岁），为当时清朝末年出现资本主义现象提供了良好地开端。当时的一些伟人基本都是出过洋的。

Ⅲ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表铜器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Ⅳ 中埃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埃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亚历山大在两国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早在公内元前120年，中国的汉武帝就容曾首派使者到达亚历山大，开辟了2000多年的中埃交流史。今天，在享有人类文化灯塔盛誉的亚图举行"中国汉字展"更具有特殊意义。这不仅象征了中埃两国都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而且实现了两个古老文明新的交融，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埃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机勃发。当前，埃及公众对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汉语教学方兴未艾，成立不久的中国文化中心必将为增进中埃文化交流作出新的贡献，成为沟通中埃人民的新的桥梁。

Ⅳ 什么是中柬文化交流

外来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东南亚诸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东南亚国家接受的，主要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从沿海到内地，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基层。在广泛接触的基础上，选择并吸纳这些文化中适合自身的因素，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发展为新的文化。柬埔寨属小乘佛教文化圈，因此，比较起来，它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

《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有对扶南、扶南国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扶南人生产与生活的大段描写，详尽而具体：“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指东西的长度）袤（mào，指南北的长度）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人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海边生大箬（ruò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有阁居……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即占城）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hǎn，稀少）至”。

建立于公元一世纪的扶南古国，从一开始便与中国友好相处，密切往来。三国时期，扶南王曾先后三次遣使与东吴通好。东吴皇帝孙权亦曾派朱应、康泰作为正式使者出访扶南等国。当时的扶南，国力强盛，其势力已扩展到今日的泰国、缅甸和马来半岛等地区，控制着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同时，它又是佛教东传的中间站，也是中国通往印度。波斯、大秦和东南亚贸易互市的中心，其地位的重要与西域的于阗、龟兹不相上下。

为了探寻通往大秦的通商航路，朱应、康泰在扶南居住了多年，并把自己到过的和传闻中国家的详细情况记录了下来。朱应所写《扶南异物志》和康泰所写《吴时外国传》，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以及中国和南海交通的珍贵史料，更是研究柬埔寨古代史的珍贵文献。可惜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已失传，今天只能在《水经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通典》等书中见其片断。

从有关记载中可知，中国丝绸早已传到扶南，但在朱应、康泰到扶南时，当地的男人还是裸体的。扶南王接受了朱、康的建议，用中国丝绸和布制成纱笼（即筒裙），才改变了男人裸体的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印两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他们所走的路线不外乎陆路和海路两条。当时在广州和建康（今南京）译经的外国高僧，多是经由海路来华的。位于中印之间的扶南，成了中印两国文化相互传播的重要媒介。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以及名震一时的“扶南大舶”，既是构成扶南王国强盛的原因，又是决定扶南在南海交通中居于要冲地位、掌握海上霸权的物质基础。

扶南境内（包括其属国），几乎汇集了所有重要的南海交通线，形成了一系列明珠般繁荣的港口或贸易城市。这些港口和城市，构成了强大的南海交通网，在人类航海史、贸易史、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zhān）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可能是由于扶南乐具有独特魁力，东吴曾特建“扶南乐署”，以教宫人演习。《隋书·音乐志》中，记有隋文帝下令置乐伎的情形：“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日国伎，二日清商伎，三日高丽伎，四日天竺伎，五日安国使，六日龟兹伎，七日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当时，朝廷曾聘用扶南乐工，用印度乐器演奏音乐，这是因为扶南很早就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乐工多能熟练地演奏印度乐器的缘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也都有对扶南乐的记载。《新唐书》卷二十二对扶南乐有这样的描写：“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扶南乐的美妙旋律在吴都建业的乐署和唐都长安的宫廷里回荡，不仅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艺术享受，而且也为中国音乐增添了新内容。

除了扶南乐，在中国的许多典籍中，还有有关“扶南大舶”的记载。扶南“山有异木”，这种“异木”，是一种质地特殊而优良的木材，很像柚木，细胞纤维中含有脂液，抗水力颇强，且能防白蚁蛀蚀，是制造船只和家具的理想木材。扶南人擅造大船，《南齐书·东南夷·扶南传》中这样写道：扶南人“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八九丈长的船在当时应不算小，而“头尾似鱼”则说明扶南人模仿鱼形造船，为的是取得在水上行驶自如的效果。中国古籍中的“扶南大舶”，体积大，载量多，结构牢固，运转自如，是扶南人聪明才智的结晶。

由于深受印度文化儒染，历史上，柬埔寨在佛学研究和造型艺术方面，都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扶南在东南亚宗教上的地位颇与于阒在西域宗教上的地位相似，“为佛教东被（及、遍及）之一大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公元502～549年）时期，中国佛教大盛。梁武帝笃信佛教几近狂热，经常亲登讲坛，现身说法，而且还亲自执笔，诠释佛经。其间，他曾下诏延聘扶南高僧，并在台城（遗址在今南京鸡鸣寺后）内建扶南馆译经道场。

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扶南遣使到金陵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扶南高僧曼陀罗亦于同年携梵本佛教来献。梁武帝接受献品后，曾以厚礼酬答，并封赠耶跋摩“安南将军、扶南王”荣号。此后，耶跋摩的后继者也曾数次遣使与梁通好。

梁陈之际，有四位扶南高僧先后来到中国传经弘法，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四位高僧是：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和真谛。他们的业绩，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僧伽婆罗，又名僧铠，是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的弟子。他广习律藏，佛学造诣精深，能解数国书语。听说中国南朝崇信佛教，他便乘船泛海来到金陵。接受梁朝政府的聘请，曾在金陵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经论。他花了17年的时间，先后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书11部48卷，深得梁武帝赏识。

曼陀罗，又名曼陀罗仙。他于公元503年到金陵，曾与僧伽婆罗合作翻译《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经》等重要佛经三部。

须菩提，又名山吉。他接受陈朝政府聘请，在扬州至敬寺翻译了《大乘宝云经》等经籍。

真谛，又名亲依（音译“波罗末陀”，意译“亲依”），本是天竺人。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46年）携经卷到中国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公元548年才抵金陵，受到梁武帝的隆重礼遇。因时局不宁，真谛曾流寓今苏、浙、赣、闽等地，最后到广州，在那里潜心翻译佛书，至陈时，已译出经籍200余卷。他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三卷），对中国的佛教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与后秦（十六国之一。公元384年至417年）高僧鸠摩罗什和唐代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译家”（中国佛教史上，也有“四大译家”之说。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唐代佛教密宗高僧不空）。他们传译的佛书，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

真谛在中国居留20多年，一面译经，一面弘法，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献给了中国的佛教事业。他治学态度严谨，佛学造诣精深，深受世人推崇。陈大建元年（公元569年），真谛在中国圆寂。他的学说由弟子们传于建业、九江、江都（今扬州）、循州（今广东龙川县）、广州、彭城（今徐州）、长安等地，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朱应、康泰二人出使扶南1000多年之后的公元1296年，即元成宗二年，浙江永嘉人周达观奉旨随外交使团出访柬埔寨。使团2月离明州；（今宁波），从温州港乘海船出发，3月抵占城。因遇逆风，行程受阻，直到8月才抵达吴哥王都。在那里，周达观逗留了将近一年；于次年6月踏上归程，8月返抵宁波。

在柬埔寨，周达观不辞辛劳，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了《真腊风土记》一书，为极盛时期的柬埔寨吴哥文化留下了一份真实记录，成为研究吴哥王朝历史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献。

《真腊风土记》全书虽不足万字，但却涉及到柬埔寨历史、建筑、语言、文字、宗教、物产以及人民生活、习俗、劳动、服饰等各个方面。在卷首的“总叙”之后，又分40则（即40个小专题）加以记述。全书脉络分明，文字简洁质朴，内容翔实可靠，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文学作品。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的历史瑰宝，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周达观在自己的书中，把吴哥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对这座艺术宫殿的全貌，作了极其生动逼真的描写。紧接在“总叙”之后的，便是“城郭”一节：

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开一门。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城皆叠石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坚固，且不生繁草，却无女墙……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

15世纪末叶，吴哥古城被废弃后，昔日的巍峨宫殿和雄伟寺庙湮没在修藤巨树的热带丛林之中，从此再也无人知晓。

19世纪初，《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出版，当时没有人相信书中的描写，没有人相信那“城郭”真的存在过。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篇游记，当时统治柬埔寨的法国人，才起了寻找这个废墟的念头，井把它作为寻觅和勘探的指南。1850年，有人在密林中发现了废墟的一角，引起了轰动；接着，吴哥古迹被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奇迹。这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作用颇为相似：《大唐西域记》曾指导英国人和印度人成功地发掘了那烂陀寺遗址。

周达观出访柬埔寨时，还带去了中国的荔枝种子，并把它种在一座山上。柬埔寨能够生长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但据说，只有在这座山上，荔枝才能成活，因此人们便称这座山为“中国荔枝山”。几百年来，柬埔寨人民一直深深怀念着周达观，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雕塑家还在吴哥为他雕造了塑像。

周达观在真腊首都吴哥屡有奇遇。比如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吴哥街头，时有盛装的柬埔寨妇女前来献媚，连躲避都来不及。听华侨说，此种人十数成群，游于市间，最喜“唐人”（华侨），其意并非谋取唐人钱财，而是企望得到唐人的宠爱，且以此为荣耀，对唐人反有馈（kuì）赠。

周达观听说，当地土人有猎取人胆的奇俗，不免担心，于是就此事求教于老华侨。老华侨告诉他：“确有此俗，猎取人胆者，往往于夜间对独行人下手，先用网兜蒙住人头，再用利刃于右肋下取其胆。每年要猎取千余枚，置于一瓮（wèng，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中，以供占城国王之需索”。周达观听了，真是不寒而栗（1ì，发抖）。但老华侨告诉他：“士人对唐人特别恭敬，不会猎取唐人之胆。你自可放心。”

柬埔寨人对唐人确实特别恭敬，这一点周达观深有体验。从古代起，中国航船便为贸易而来，带来柬埔寨人极需的商品，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文化。正因如此，在柬埔寨，中国文化的影响随时可见：比如12生肖，比如废弃鸟葬而实行火葬，比如效仿唐人卧于床榻之上而改变席地而卧的习俗等等。

《真腊风土记》也留下了许多有关华侨的记载。古代，因其地米粮易得，妇女易求，屋室易建，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到了柬埔寨的华人便往往居留不归，并在那里娶妻生子，长期定居下来。周达观在自己的书中记道：“（真腊）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有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亦利其能买卖故也。”柬埔寨巴戎寺的浮雕中，就有华侨与当地籍妻子生活的场景。

华侨带去柬埔寨的，多是当地人急需的金银、丝绸、瓷器、水银、硫磺、菽（Shū，豆类的总称）麦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如铁锅、铜盘、雨伞、席子、木梳、针线等，以换取当地的特产如象牙、犀角、黄蜡、豆蔻、胡椒等。华侨在中柬互换互补的贸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Ⅵ 中外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使者

那种走出去的都可以称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如张骞、王昭君、玄奘、鉴真、郑和等。甚至近现代的李小龙成龙都可以算得上文化交流的使者。

Ⅶ 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目录列表

卷首语：永远的接力棒
第一章导论：文明、文化与文化交流
一文化与文明
二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
三文化交流的特殊状态：暴力与战争
四文化交流中的“作伪”与“误读”
五和平交流：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旗帜
勾勒篇
第二章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陆上丝绸古道的形成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三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三章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隋唐至明清时期
一陆上丝绸古道的发展与式微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
三唐宋以降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四章西学东渐与欧洲科学在中国的传播（1582-1793）
一明末传人的西方科学知识
二康雍乾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
三明清时期西学传播的社会因素
中国-东北亚篇
第五章历史悠久的中韩（朝）文化交流
一古代文化交流的独特历史环境
二古代的中韩（朝）文化交流
三近代中韩（朝）文化交流
四面对新世纪的中韩（朝）文化交流
第六章高潮迭起的中日文化交流
一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前后
二中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以第二、第三次高潮为中心
三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第四次高潮的兴起和消退
四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第五次高潮方兴未艾
中国-东南亚、南亚篇
第七章悠久绵长，交相辉映——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交流
一中越关系的源头与早期经济文化联系
二越南立国后中越两国经贸与文化关系的广泛发展
三中越两国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密切联系
四和平、友好、互惠的中老文化交流
五睦邻互助、高潮迭起的中柬文化交流
第八章和睦友好的中泰文化交流
一历史悠久的古代中泰交往关系
二丰富多彩的中泰文化交流
三现代中泰文化交流
四中泰文化交流的因缘
第九章中缅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一中缅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
二战国秦汉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四唐宋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五元朝的中缅文化交流
六明清时期中缅文化交流
七民国时期的中缅文化交流
八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文化交流
第十章流光溢彩的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
一宗教
二语言和文学
三音乐、舞蹈和建筑
四医学、陶瓷和生产技术
五中印尼文化交流的特点
第十一章中印文化交流两千年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二唐宋元时期
三明清至近代
中国-西亚-非洲篇
第十二章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伊朗的文化交流
一历史回眸看伊朗
二古代中伊友好交往
三经由伊朗向中国的宗教传播
四文化交流结硕果
第十三章丝绸之路长长城通天方——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
一阿拉伯世界
二中阿往来关系史勾勒”
三古代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四《古兰经》的翻译
五阿拉伯文学在中国
第十四章关山难越中非文化传真情
一茫茫大海曲甘英欲渡无船
二两大古文明在希腊化世界面前尴尬的“接触”
三中国丝绸与东地中海服饰文化
四中国与非洲直接联系的纽带——海上丝绸之路初通
五唐宋时期中非交流区域显著扩大，
六中国“四大发明”传人非洲和埃及在交流中的地位
七陆道海道俱畅通的元代中非文化交流
八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与非洲交往的新时期
九近代中国与非溯的文化交漉
十薪火相传，文化交流友好合作传万世
中国-欧洲篇
第十五章中法文化交往历史启示录
二中华文明对法国启蒙运动的贡献
三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法文化的大规模互动
四近期的发展：中法文化大融会及其他
第十六章龙与鹰——历史上中德民族的文化交汇
一“向中国”：汤若望-莱布尼茨肘代
二罗可可风：中国文化情结
三“视线所窥，永是东方”：歌德-代
四文化碰撞：“图象”的变化
五文化兼容：“向东方压进”与“向西方学习”
六文化传奇：“赛瓦公案”与《孽海花》
七文化交汇的结晶：同济大学和中德学会
第十七章转变的世纪——18世纪中英文化与政治交往
一18世纪以前的中英交往
二18世纪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18世纪中期英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四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华及其影响
第十八章中俄文化交流
一从古代至17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二18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三19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四20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
第十九章中国与西斑牙——文学的交流与互动
一中国文学在西班牙
二西班牙文学在中国
中国-美洲篇
第二十章跨越太平洋——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
一对中拉古代文化接触的探索
二马尼拉大帆船开辟了中拉早期文化交流的太平洋通道
三美洲农作物的传人及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四“苦力贸易”和华工、华侨对拉丁美洲开发的贡献
第二十一章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
一中国文化对美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二中国农作物和植物向美国的传播
三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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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Ⅷ 简述新疆历史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形式的单一性，决定了它必然积极发展与周邻地区，特别是同中原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顺应东西方各地人们彼此间联系交往的要求而出现的“丝绸之路”，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一部分路段就途经新疆境内。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有“赛里斯”的传闻，“赛里斯”是“丝”的音译，后来变成当时人们对于传输丝绸到西方的中国人的称呼，说明华夏先民的步履早已进入新疆，新疆各地同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交往联系。新疆境内的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的墓葬里曾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相同物品也为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部地区巴泽雷克古墓随葬品中发现。新疆哈密七角井细石器文化遗址以及罗布泊地区的古墓葬中还发现了用海贝类制作的装饰物，如珊瑚珠等，此类物品显然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我国先秦古籍里，诸如《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中都有关于古代新疆地理、山川、河流的记载，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原人民对于新疆已经有所认识和了解。在商王武丁之妻的墓中，人们发现了用新疆玉石制成的陪葬器物竟多达756件，这是天山南部的于田等地与中原地区进行玉石贸易的证明，为此，有人又将“丝绸之路”称为“玉石之路”。我国古籍《穆天子传》里关于公元前1000年周穆王率部远涉流沙的西巡传闻也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曲折地反映了远古时期中原地区同新疆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述事实都是秦汉时期以前新疆同内地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证明。远古时期新疆各地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为后来汉朝对新疆的统一管辖奠定了一定基础。
汉朝统一“西域”之前，由于戈壁大山相隔和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天山南北各地仍处在分散闭塞、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中，这种分裂局面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显然不利于新疆的社会进步。该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始有了超越氏族范围的区域性统一的要求。而这种统一局面的形成仅仅依靠该地区自身的努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事实证明，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天山南北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从我国历史上的西汉王朝开始并且逐步完成的。它同先秦时期两地之间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讲，西汉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一和经营是此前这种密切往来关系的必然结果。

Ⅸ 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
5世纪，大和国统一了日本，积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7世纪初，日本遣使与隋通好。唐朝时，日本共派来遣唐使近20次，最大规模时一次派遣约650人，最少时也有120人。赴日本的唐朝僧人鉴真和尚几经波折，终抵日本，带去了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医药及文学方面的知识。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经学、佛学、医字、叉学艺术、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社会的全面发展。如大化改新，利用儒学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

三国时期，诸葛亮把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经西南边境少数民族，传入缅甸，诸葛亮因而受到缅甸人民的尊敬，缅甸境内还建有供奉诸葛亮的武侯庙。在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中，传教士起了巨大作用。在众多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突出的。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来华，为了结交中国的学者和官吏，他苦心钻研儒学，易僧服，改作儒生打扮，并自称儒者。利玛窦在华共生活了28年，其中在北京住了10年，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方文字的文本。孔予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于16世纪末传入意大利，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继利玛窦之后，大批意大利传教士接踵来华。

元朝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达20年，回国后写出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有史以来西方人撰写的详细介绍中国的第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