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史

A.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产生：

1.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

2.思想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3.从19世纪30年代起，先后爆发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这三次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的发展对自己创立的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外，其后首先是由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现的。

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锐利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构设计；第二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原理设计。

B.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

1.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2.
质变和量变的辩证关系

3.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3.
真理与谬误

4.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5.
价值规律的作用

6.
经济全球化

7.
垄断

8.
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9.
共产主义基本特征

C. 马克思主义 人的发展历史过程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构设计；第二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原理设计。

(3)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

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D.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E. 论述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

1.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又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怀疑，同时又引发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个最基本阶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的条件和基础。

2.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对科学理论的指导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

3.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的发展对自己创立的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外，其后首先是由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现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5)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即为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构设计；第二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原理设计。

马克思主义

F. 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历程

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在给威·桑巴特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看法。
唯物辩证法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崭新的世界观。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这正如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的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所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但是，它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思想武器，又必须同历史上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
哲学史的发展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式行程。对这一圆圈式行程，恩格斯在1875年底至1877年1月之间分别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和《反杜林论》的引论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即从古希腊的辩证自然观到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再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演变过程。但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集大成者，由于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必然要分化。在对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中，产生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然而，费尔巴哈也仍然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时，连同它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也一同抛弃了。
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产生了一个新的、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既继承了唯物主义传统，又吸收了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因此，它不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否定，也不是简单回复。这样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既要与形而上学相对立，又要与唯心主义相对立。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当作抽象的、孤立的、片面的东西去研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乏联系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相反，辩证法则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世界处在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辩证的观点首先是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详细的阐述的。但却是以概念范畴演绎的神秘形式呈现的，是概念的自我分化、自我运动、自我提升、自我同一。即用头立地而不是用脚立地。他把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看作只是概念辩证法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哲学史的发展，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新世界观作出新的概括。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人类学和历史科学的巨大发展揭示了新世界观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占有、利用科学发展的最新材料，吸取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将唯物辩证法概括为：“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构成了哲学史的又一圆圈（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环节，这一环节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统一于自身之内，与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使之贯彻到底，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概括，他们所反复强调的普遍性、客观性，关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观点，充分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与以往的一切旧哲学的本质区别，是哲学发展的最新、最高成果。
哲学本身发展的必然性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作出总体上的概括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结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等一切领域都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从而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总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重视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规律的研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是认识过程中另一方面，即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地方对辩证法的具体规律进行了研究、运用。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一编中有两节专门讲“量和质”、“否定和否定”，并在其中讲到矛盾问题：“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1878年，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拟定的具体计划中，把辩证法的主要规律概括为：“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于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1879年，恩格斯进一步概括为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对辩证法诸规律的运用堪称典范。《资本论》可以说就是一部辩证法著作。他运用辩证法诸规律分析、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对资本运动的规律的分析，非常精辟。从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三条规律之间的关系也有初步的认识。比如，恩格斯说：“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说：“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涉及诸规律之间的同一性，对这些规律之间的区别很少分析。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对立面统一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其论据为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中说：“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在1891年11月1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又说：“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但我认为这里仅仅是就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来说，《本质论》是主要部分。这并不能说明恩格斯已经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诸规律中的地位。1879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
显然，在没有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尤其是它们的区别，并对分析、研究的结果进行再概括、再总结之前，是不可能突出其中某一规律的。事实上，恩格斯的话说明了这点。他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只在说明辩证法的普遍性、客观性，只在说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总观点。
二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学说的思想。他在1913年3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在1915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的关于辩证法的话，并详细列举了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在《哲学笔记》中也有许多地方讲到辩证法的关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如：列宁引用了黑格尔的“……不是抽象的、僵死的、不动的，而是具体的……”这句话后说：“很有特色！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黑格尔无意中流露出的辩证法的标准：‘在全部自然界的、科学的和精神的发展中’——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神秘外壳中所包含的深刻真理的内核！”从列宁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列宁认为这个内核就是辩证法的普遍性、客观性以及关于发展的观点。
然而，总观列宁的《哲学笔记》及其它著作，他特别强调了对立面的同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实质或核心的著名论断。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列宁对哲学问题的研究是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这方面说，列宁提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或实质的论断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他个人的主观臆断。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股思潮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俄国盛行，在孟什维克中形成取消派，在布尔什维克内则形成召回派。1914年又爆发了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纷纷背叛，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变幻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中，产生了革命斗争的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新的实际问题。比如，取消派与召回派的思想根源，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的性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以及如何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于是列宁回到哲学研究工作中去，着重研究了辩证法，认识到矛盾分析方法的至关重要性。
在对辩证法的仔细研究中，列宁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或实质的问题。列宁认为，自然界、精神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世界就是自己运动、自己发展，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反过来说，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自己运动、自己发展的动力、泉源、动因。这是辩证的发展观，这种观点是活生生的。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发展的观点，即认为发展是数量的减少和增加，是循环、重复。这种观点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这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列宁说，只有辩证的发展观“才提供理解一切现成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因此，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分界线，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辩证法的实质。
列宁的这一思想回答了客观世界以及主观概念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以及概念自身的对立面的同一，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思想这一总体特征，从而更深入地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但是，列宁提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或实质，依然是从辩证法体系的整体上概括的，在他的思想论述中，他并没有将辩证法所包含的基本规律概括为几条。他对辩证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14年—1916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于1925年公开发表时列宁已经逝世，他并不知道恩格斯关于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的表述。也就是说，列宁并不是把对立面的统一作为基本规律之一而与其它规律对照来讲的，并没有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根本上决定其它规律。从《哲学笔记》中看，他主要是从辩证法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辩证法的要素的角度来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而且这需要说明和发挥。早在列宁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部分时，他就注意到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的同一的，而不是象恩格斯那样把这部分内容概括为质量互变规律。在读到《概念论》部分时，他又说：“看起来，对黑格尔来说，这里主要的也是把过渡指出来。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关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过渡，并且不仅是过渡，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费解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在总结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后他又将辩证法概括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可见，列宁是把对立面的统一作为贯穿整个《逻辑学》的一根红线，作为辩证法的总规律和同义语来看待的。
列宁的这一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并不矛盾。恩格斯虽然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归结为三条，但他是在同一性的意义上看待它们的。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的每一条规律都是普遍规律，都可以作为辩证法的总规律，都是联系与发展的表现形式，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说明。它们不是互相独立的三种运动形式或三个阶段，而是同一运动过程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世界上的任何运动过程既是质量互变的过程，也是对立面同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恩格斯也经常将其中一条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总规律看待。比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将质量互变规律作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并且说他用否定之否定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世界中的所有过程。
事实上，与恩格斯一样，列宁也经常将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等放在一起论述，将它们等同起来。如他说：“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过渡。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则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和肯定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保存着肯定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由此可见，列宁完全是把它们当作同一意义上的普遍规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列宁把对立面的统一当作辩证法的实质也完全正确。
三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或实质，但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而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接过这个接力棒，并将其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第一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非常赞同列宁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思想，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而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因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如此，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即是思想。
毛泽东认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以来，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即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因此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认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详尽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这就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每一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由于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道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运用矛盾精髓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代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引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到列宁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或核心，再到毛泽东提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清晰地勾画出理论发展的线索是由一般到特殊，由简单、抽象到深刻、具体，内容越来越丰富。在后的概括是对在前的概括的更好的说明和发挥。它们不是互相否定的，而是继承中的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就是最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

G.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育目追随者和鳖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罗—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沦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这栅栅来迟的开放态度仍嫌为时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头就天折了。

60年代末，举国上下大学“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曾经狂热和盲从的一代人中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潜流。上述内部书刊广泛地散落民间，被飞快地传阅并热烈地讨论。“文革”的非人环境，“文革”理论的空前武断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的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魅力，首先就在于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战斗口号。

时代毕竟在前进，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开放。到了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说，专业研究者不论态度是严峻还是宽容，始终在理论领域做文章的话，g15么如年代初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则更有意义，更值得注意。如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
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当然，动力的源泉和武器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同时操这两种型号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另外，不少人并未淡忘“文革”中“批判资本主义道路”那难忘的一课，而细究起来，“文革”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也确实有共通的思想渊源(比如阿尔都塞对“文革”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的支持以及后现代主义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继承)。于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抱后现代主义，并为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新生事物”作辩护甚至唱赞歌。[page_break]

依我之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在本土进行批判的灵感，是给它派上了最好的用场。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迷失了、甚至丧失了自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付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线、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作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

有人对问题转换反应迟钝，或者囿于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市场经济继续搞下去，一切道德、文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更有人担心，对社会上种种弊端奋力抨击，会不会导致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确实，否定改革和现代化的吵嚷声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与批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现代化社会从前现代中脱胎而出，发展至今，始终逃脱不了批判；还有人自感无法在替新体制除弊与替旧意识形态招魂之间划清界线和掌握分寸，因而放弃责任。问题的微妙和麻烦在于，从典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看，厌恶物欲横流、痛斥斯文扫地、批判机器统治时代的人物，如巴尔扎克、劳伦斯者流，多半是能看清历史潮流的守旧派，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还有停滞甚至逆转的可能，人们如何忍心用批判的解剖刀指向那并非筋骨强健、甚至还是伤痕累累的现代性躯体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从欧美扩大到当代的亚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地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是否现代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如果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门阀政治、族权经济，是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是精神文化价值的丧失，那么现代化将引起社会动荡和民众的诅咒，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使忍无可忍的人们宁愿受过去的苦而不愿遭现在的罪。

不管你是否赞成，不管你左顾右盼、进退两难的心情是否有根据，批判的旗帜一定会打起来，问题只是由什么人举这面旗，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以什么理论为武器。

中国文化传统中，批判的精神相当稀薄，要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事批判，更是资源难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现存的武器库，而且以其深刻锐利，以其唯美主义的风姿令人倾倒。
使有些中国文化人首先感到惊喜的是，诸如勒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的揭发与批判，竟与自己对当前现实的感触相差无几。比如，他们指出，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匮乏，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page_break]

大众文化、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享受(实质上是文化消费)摆脱了贵族化限制，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深刻而尖锐地揭露厂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乃至消失，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一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它们的价格越便宜，内容就越贫乏，品质就越低劣。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他们警告说，自然界对人类的侵略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会进行报复，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最终吃亏的还是人。他们主张重建新的经济模式，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种批判在西方社会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中国更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积一个多世纪以来援引西学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未经消化的生搬硬套，不加甄别取舍地平面横移，总会造成一些“假洋鬼子”式的问题。依我之见，目前中国文化界中一些“西马”式的批判和主张，就有鹦鼯学舌、拾人牙慧之嫌，以下仅略举几例。

在科技落后，理性精神难于彰显，启蒙屡屡受挫的中国，有人大肆否定科学、鄙弃理性、嘲笑启蒙，将其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中国还有上亿的文盲，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有人认为过上现代生活(实际不过是稍微像样的小康日子)的人实质上是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他们认为现代生活的一切都是异化、孤独、分裂t变态，鼓吹回到人与自然难于区分，朦胧、混沌、自由的家园，也不知这样的家园是存在于奴隶时代，还是远古的洪荒时代。

当中国还努力挣脱闭关锁国的藩篱，大力争取利用外来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走向世界时，有人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容成为跨国资本提供机会的场所，正面临变成新殖民地的危险。

应当看到，不论“西马”在当下如何有其魅力，不论我们多么有必要在其武器库中借用一二，它本身作为理论形态就是大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在西方由盛而衰，现今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而将其从西方语境搬弄到中国语境中来，更应加倍小心，只能取其神髓而决不能用其皮毛。

这里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剖析“西马”理论的问题，只能对其阙失面随意点触一番。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但“西马”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在中国照葫芦画瓢，更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比如，阿多诺认为乐曲的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他一会儿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表达了矛盾冲突，是辩证的因而是进步的，一会儿又认为十二音系使后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从而必须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味推祟精神，否弃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三，他们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只不过表明了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加 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特征相当明显，与德法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美国也不在话下。他们把现代性当成西欧这棵枯树上熟得开始腐烂的果子，他们的论调是否全部适用于现代化刚刚起步并且步履维艰的中国，值得认真思量。[page_break]
即使他们观察新问题得出的言之有理的看法，也不能与我们在新旧交替中面临的问题混为一谈。比如，工业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异化机制可能使人丧失自由选挥和自我决断的本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打破了单位所有制的束缚和铁饭碗的禁锢，使人的主动性、选择性，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商品化到底促使人获得自由还是丧失自由，就至少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笼而统之作答。

“西马”极度推崇价值理性，极其贬斥工具理性，在其偏颇的眼光中，西方社会的一切游戏规则，不论是法律体系还是经营方式，都纯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也抱着这种心理，那就无法充分借鉴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财富了。另外，“西马”从政治斗争策略到文化批判，其中包含无奈的成份，但这种批判愈是得心应手，愈是火爆，愈容易使人认为它是惟一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容易将人带到文化决定论的歧路。“文化解决根本问题”、“重价值理性，轻工具理性”，这两条和中国正大行其道的新儒家路向不谋而合。那边只谈异化，这边醉心于终极关怀，现实的、严峻的历史可能少有人顾及，制度革新和制度建设有无人问津之虞。

大陆一位“西马”专家在他的台湾版著作中作序告诫台湾人说：当你们想伸张台湾不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可以从“西马”出发，这会使你们对自己的社会环境有深刻的透视。但是，当你们伸张台湾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不能以“西马”为出发点了。诚哉斯言，深得“西马”其中三味：此书名曰《从“新马”到韦伯》，表明了作者探索和思想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