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的历史意义

㈠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是谁

中国营造学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创建于1929年北京，专朱启钤任社属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㈡ 梁思成的历史功绩和可贵的精神

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梁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出生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返国。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3-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1934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营建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还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教授、普林斯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以他身体和学术的最强壮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站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古建筑文物领导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竭尽了全力。他还多次为文化部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讲课，培训专业人才。
梁思成在二站期间，任站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时，于1944年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战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并将其表明位置的同时，还建议盟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称京都、奈良。把那里的珍贵文物古建筑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此事受到国际上普遍的称赞，日本报刊一再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

㈢ 中学生社团的作用和意义

只记得当时，觉得挺畏首畏尾的吧，这个不敢，那个害怕。看见那些学生会和社团宣传的那么热闹，那些学姐学长们，有的是副部，有的是部长，觉得他们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尤其是还要搞什么面试，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反正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就去了好几个，有些面试的就是一些大二的学姐学长，所谓的副部，问一些无聊的问题，这也就算了，尤其是一些学姐，眼里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就觉得自己是个副部，是个部长十分了不起了。后来是进了一个部门，在那里做小干事，真的是和名字一模一样，就只是做各种事情，说在里面学到了什么，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后来，果断退出了，所以关于学生会和社团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其实这些学生会和社团只是学校的利用工具罢了，因为学校里需要办很多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以及一所大学是否有丰富的校园活动，这些都要依靠学生们的参与，往往都是学生会和社团去举办这些活动。当然，学校肯定是需要给这些参与的人一些好处，所以往往奖学金和荣誉证书都是那些学生会里的人的。对于那些不参与的普通学生，则是什么都没有，好处往往都是老师身边的那些红人的。如果说这是公平的话，为什么那些溜须拍马的才有各种奖励，而那些踏实本分的人却什么都没有。
有些天天混迹学生会的人，只知晓怎么去刻意和他人搞好关系，天天逃课，考试的时候，向老师献殷勤。其实这些人的才华和能力在哪里呐，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特别反感这类人，自己是个部长或是主席就觉得很了不起，高人一等吗。

㈣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童年丧父，但其经事之才被其姨夫瞿鸿机（曾任清廷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发现，遂令随侍左右，悉心培养，举荐为官。清末，朱启钤即被委任京师内城及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务及市政建设。1912～1916年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及代总理，改建北京的正阳门、修筑环形铁路、改造社稷坛为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等等，即其所为。1919年受徐世昌总统委任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中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营造法式》，成为轰动建筑学界的一大重要事件。1925年个人出资创立营造学会，正式启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1929年获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金赞助，随即于1930年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开拓者，他将梁思成、刘敦桢等这些建筑学界顶级领军人物团结在中国营造学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实有其历史的根由。台北的李润海（《中国建筑史新编》作者）说过：“中国营造学社的产生，是对当时‘国学’思潮的一种反映，也适应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设计的实践要求”。至清末，中国积弱已久，面对强势文化的压力和欺凌，中华民族从自身文化寻求出路的文化意识成为必然。中国古代建筑是我们民族的国粹，珍视并全面地研究它，亦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营造学社存在的15年内，由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阚铎、梁启雄、单士元、陈仲篪、王壁文等一大批学社同仁，先后调查了全国15个省的220多个县的历史遗构，测绘、调查、摄影了2000多个建筑，对唐、宋、辽、金代的建筑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自魏晋到明清时期的建筑实物资料；在文献典籍整理方面，他们对浩瀚的古籍进行考辨源流，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为他们未来的研究工作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5年大规模的野外调查及文献典籍整理，实为我国建筑史学界的一大幸事。许多我们现已经见不到的古建筑实物，在当时被抢救性地记录了下来。这些伟大的成果汇集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成为我们永久的财富，也使学社及其后的学界实践“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造将来之新建筑”的宗旨有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抗战胜利前后，学社人员纷纷离去，经费来源枯竭，在朱启钤社长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于1946年宣告解散，学社资料分给清华大学营建系和文物部门。

㈤ 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是

创建于1929年北京，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版。学权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㈥ 西泠印社的历史影响

“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因地邻西湖西泠桥而名。“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西泠印社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最负盛名的民间学术团体。
篆刻艺术是中国独特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融书法与镌刻艺术于一炉。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由实用走入艺术领域，则是在唐代以后了。
一代巨匠吴昌硕先生曾说：“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来由矣”。印社的产生得益于浙派的形成。清乾隆时，以一代宗师丁敬为首的浙派印人“西泠八家”崛起，风格古朴苍劲，力追秦汉，开一代新风，于乾、嘉、道时期，称雄印坛100余年，成为印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百年以来，印社在社员的苦心经营下，已形成规模。在孤山西端尽头营造出一个精巧雅致的园林景观，印社北枕孤山，南望湖中三岛，为湖山绝胜处。更融人文意趣山水园林于一体，“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可谓人杰地灵。
印社范围内各类建筑数量不少，但由于印社总体构思精巧，尺度合理，给人以一种亲切可人的感觉。竹阁、柏堂、山川雨露图书室、宝印山房、四照阁、观乐楼等俱依山辟建，掩映在绿树丛中，又以金莲池、印泉、闲泉、石坊、华严经塔、阿弥陀经幢、石交亭、剔藓亭、小龙泓洞等点缀其间，巧妙布置，如治印般，疏密有致，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众多的匾联、门额、碑刻、摩崖、造像、壁龛，让人目不暇接，于山水园林中又透出浓重的金石之气。
在印社之仰贤亭、凉堂、题襟馆、三老石室等处则收藏了印社社员历年收集的诸多碑刻精品，尤其是存放在苍劲古朴的三老石室中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这是浙江迄今发现的历史上最早的一通碑，距今已近2000年，这在江南地区十分难得。
文人结社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之一，如晚明的复社，近代则有柳亚子、陈三立等诗人的南社，梁思成等人的中国营造学社等。他们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播先进思想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印社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开中国印人结社之先河，故有“天下第一社”之称。百年以来，西泠印社已由一个纯民间学术团体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继吴昌硕后任社长的先后有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期间历代名人辈出，如来楚生、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钱君陶等等。
作为一个学术社团，西泠印社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不但在国内外印学界和书画界独树一帜，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更是颇具影响，已为《辞海》、《新华词典》等多种权威辞书机构所记载和认定。其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内涵，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声誉，全国只此一家。
作为一个民间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成立之始就具有独特的号召力，其原因是社员多为名家，且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就连日本的篆刻家也慕名远涉重洋前来入社，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近百年来，西泠印社共有社员近400人，现有社员250余人，分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多为全国和各地著名篆刻家、书画家、鉴定家及学者。社员中还包括小林斗庵、梅舒适、金膺显等日本、韩国、新加坡的20多位国际篆刻书画界知名人士。

㈦ 中国营造学社的大事记

时间 大事记 1930年2月 中国 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是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 1931年 学社设文献和法式两部，前者重资料收集，后者重事物测量和法式整理。 1932年春 梁思成首次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建于辽代的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起宋式营造，是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和《营造法式》的宝贵资料。 1933年 调查山西大同应县级河北正定赵县等古建筑，发现多出宋辽金时期的古建，包括应先佛宫寺木塔和赵州桥。 1934年 调查山西河北多出古建。同时，应浙江建设厅之邀，计划杭州六和塔的修建计划，并调查浙江古建。 1935年春 故宫文物整理委员会聘请学社为技术顾问，学社得以修葺北平许多古建。又筹划了山东曲阜孔庙重修计划，同年还调查了河北河南苏州北平等多出古建。 1936 调查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多出古建。同年，日寇侵华在即，学社同志将在华北地区的古建筑测毕，为中国古建筑遗产留下尽可能多的宝贵资料。 1937年 继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山西等地开展调查。其中，山西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被确忍为唐代建筑，其发现意义重大。 1938年2月 学社临时迁往昆明。10月，对昆明古建进行考察。11月赴滇西北部进行考察。 1939年9月 开始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调查，调查古建包括汉阙，崖墓，摩崖石刻，乐山大佛等。这是学社同仁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1940年冬 随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 1941年以后 学社无力组织野外考察，集中精力整理资料，其中梁思成编写了《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与中国建筑史》。 1944年 梁思成率罗哲文编写《战时文物建筑保护目录》，使许多古建幸免于难。 1945年抗战胜利 学社经费来源已经枯竭。教育部建议将学社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馆合并。梁思成遂决定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也随梁思成到清华大学。

㈧ 中国营造学社的贡献

中国营造学社来还有大量专业著源作刊行，共撰写和出版了有关我国古建筑专著30多种，包括：
《中国建筑参考图集》
清 李斗著 《工段营造录》
梁思成编订 《营造算例》
明 计成著 《园冶》
梁思成著 《清式营造则例》
等珍贵资料。此外营造学社的会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史料。
李庄镇“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华网2006年9月5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网址。

㈨ 李庄的营造学社

抗战时期，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知名学者云集于此，这个长江上游的千年古镇一时间成为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大后方文化中心，据说在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中国，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字即可准确无误地送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在此时来到李庄，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道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时光。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随同史语所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60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竹林深处的上坝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距李庄镇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梁思成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名字。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幸亏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李济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才不至于有冻馁之苦。由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薪水大都买了昂贵的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拮据起来，最后实在山穷水尽了，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典当衣物，衣服当完了，便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但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即便如此，梁思成夫妇仍然不改其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提着两条草鱼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梁思成、林徽因的窘境让朋友们伤心，傅斯年瞒着两人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费正清和费慰梅也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非常感激朋友们的关心，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对此也是记忆犹新，当时他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从北平辗转越过日军的防线到李庄探望兄嫂，随后费正清也接踵而至。在朋友和亲人的陪伴下，他们度过了漫漫的长夜，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胜利。1946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搭乘西南联大的包机飞离重庆，回到了阔别9年的北平，而伴随他们走过艰辛岁月的那座扬子江畔的古镇，在为后人留下许多温馨记忆的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当年那段难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