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试论中国古代皇帝传承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意义。
浅议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制度
皇位继承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世袭君主制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君主专制、万世一统的政治制度。它是皇权得以承袭的唯一途径,直接关系到君主专制统治能否巩固和延续,因而得到中国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皇位继承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皇位继承制度的形成、演变
中国的皇位继承制度源于西周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皇帝制度确立后,皇帝高踞于权力的顶峰,皇位的继承问题更成为封建国家的核心问题。它关乎皇统的延续,关系政局的安危。最初的皇位继承制,沿袭了宗法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嫡长子预立为太子作为法定继承人。《汉书·叔孙通传》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历代皇帝都把预立太子继承皇位看作是国之大事。从汉代以后,封建法律就开始确立了皇位继承制度。
自从汉代确立皇位继承制以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长子便成了确立君主继承人的法定标准。自汉以后,皇帝在位时就都预立太子,指定好自己的继承人。预立的太子是国之储君,在册立太子时都有很隆重的仪式,如选定吉口,告知天地宗庙,文武百官奉迎、朝拜,并昭示天下。以嫡长子制预立太子来继承皇位的办法,—直延续至明代。其目的在于求得政局的安稳和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替,历代君主也都煞费苦心,竭尽全力想巩固这一皇位继承制度。
清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既保存有满族本身发展的特点,同时又要照顾到对全国统治的需要。所以其初期的皇位继承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原有的军事民主会议制的痕迹。如顺治继位是由各亲王、贝勒、文武大臣会议决定的。康熙继位是顺治在特殊情况下,用遗诏的形式确定的。雍正废除以嫡长子制为前提预立皇太子的制度,改行密建皇储的制度。
二、皇位继承的各种形式
皇帝制度中第一要紧者就是皇位继承问题。皇位继承制度,是封建专制的皇统得以延续的保证,对皇帝制度得以延续二千多年起着重要作用。经过历史的演变与发展,中国古代皇储继位制度形成几种形式,即嫡长子制、兄终弟及制、立子杀母制、密建皇储制。
1、嫡长子制
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避免皇帝诸子互相争夺,结合宗法制度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具体地说,就是在皇帝众多的妻子中,皇帝的正妻即皇后叫做“嫡”,其余的嫔妃统称为“庶”,庶当然也有贵贱之别。皇位必须由嫡妻即皇后的长子继承。至于这个嫡长子贤与不贤,不在考虑之内。如嫡长子早殇,有子即立其子,形成皇太孙成为皇储的局面,若早殇的嫡长子没有儿子,皇位再由嫡次子按顺序继承,只有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的皇子,但原则上要立贵妾之子,这就是嫡长子制的主要内容。
2、兄终弟及制
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
3、立子杀母制
为铲除可能妨碍皇位继承的政治势力,有些皇帝甚至采取某些断然措施。如汉武帝刘彻欲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为防止女主及外戚专权,于是将其母赐死。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效法汉武帝,将明元帝拓跋嗣的生母赐死后还振振有辞地说:“昔汉武帝将立义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吾故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太平御览》卷148《皇亲部》)。因为“立子杀母制”的残酷性不能为一般人接受,北魏之后,此制停废。
4、密建皇储制
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皇位继承者的培养教育
为培养太子的才德,扶植太子政治势力,为其承继大统预做淮备,大多数朝代建有东宫府僚系统。这—系统的设置,是皇位继承制度中最关键的一环。太子宫属主要有师傅保和詹事府。皇储德性的好坏和能力的高低,关系列封建王朝江山的稳定。因此,历朝统治者都把皇储的培养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1、皇储“治道”理论的培养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封建礼法和历史知识的教育。封建礼法和历史知识主要从儒家经典的教育中获得。为了把皇帝造就成为地主阶级的理想代表,从汉代起,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其二,自身统治经验的传授。皇帝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方式,以自己的统治经验,对皇储进行教育。
2、皇储资政实践的培训:
统治者在加强对皇储“治道”理论培养的同时,加强皇储的政事实习,即给太子—定的从政实践的机会、让他熟悉政情,使其从实践中锻炼治国才能。其方式主要有三种:其—,让皇子皇孙旁听或参与议政。其二,皇储“监国”。当皇帝离京出巡或出征时,往往让皇太子留京监国,既全权处理朝中的一般事务,也预防紧急事变的发生,使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其三,派皇储出巡或让皇储随皇帝出巡。
四、皇位继承制度的弊端
回顾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皇位之争,储位之夺,不是某一朝代的特有现象,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寻其病根,主要是皇帝制度本身。由于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多数皇子觊觎皇权,追求储位,因而立储之争,几乎是摆在封建帝王面前一个难以处置的棘手问题。每当皇位交替的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势力就都趁机而起,阴谋策划,制造事端,甚至引发全国性动乱。为了争夺皇帝宝座,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纲常,都统统不顾了,至于君臣大义,仁义廉耻更是置于脑后。
皇位继承制度的另一弊端是:皇帝所选定的继承人不一定都是德才兼备者,除了少数开国或守成之主比较能干,富有韬略,在生活上注意节俭外,历数世代的皇帝,大多为昏君庸主或暴君幼童,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按照继承的规定,只有皇帝最亲近的血亲才有继登皇位的资格,而这些所谓天璜贵胄、帝子龙孙几乎都生于官闱之中,自幼习惯于骄奢淫逸,对社会和民生休戚一无所知,对兵韬政略更是一窍不通,让这样的人担任一国之君,要求他们能妥善地处理好国家政务,实在是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毫无益处。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贰』 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以史为镜,珍惜今天!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
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有很多中不同的诠释,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大英网络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苏联大网络全书》:“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尽管历史研究倾向于一些专门的地点、时间和主题,历史学家也同时会关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内容。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现在更兴起了一门所谓的广义历史。过去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应用或者理论的目的,而现在还多了一条:那就是对人类过往的好奇。
『叁』 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朝代变迁的意义
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同时,过去的朝代变迁也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经验终究只是经验。
代代都想千秋万代,谁也没能千秋万代。
『肆』 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如何理解历史指什么
历史哲学属于交叉学科,它形成于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点上,而“什么是历史”即使哲学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聚焦的问题,并构成了历史哲学的永恒主题。
有二义:广义指研究社会历史最一般规律或研究认识这些规律的方法的边缘性学科;狭义指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一词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就广义而言,历史哲学的内容和范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很大变化。中国古代有过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的变迁是由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反复循环更替决定的;欧洲中世纪有过上帝决定论,认为人们仅仅是历史的话剧演员,上帝才是他们的导演。这些思想反映出了当时对社会历史发展根由的看法,但还没有构成历史哲学的专门学科。最早把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作为专题,在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方面做出贡献的是18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G.B.维科,他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明确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意指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应超越堆积的史实,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性的认识。之后,历史哲学渐渐成为人们专门研究的知识门类。近现代西方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讨论:①历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②历史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对前者的回答形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后者的回答形成了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它们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力求从总的联系上把握这个过程,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在思想发展史上有积极的贡献。但是,它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而是从一般抽象原则出发来描绘历史;不是从客观事实中去发现,而是在头脑中臆造历史的联系;不是从社会的经济生活而是从社会意识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为历史哲学提供了真正科学的理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却不用“历史哲学”一词来表述。
思辨的历史哲学 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德国 哲学家 I.康德把历史纳入一个富有辩证因素的思辨体系中,并预言未来。他在《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指出,人类历史,整个说来,可以视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的实现,因而人类历史就同时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随着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性就可以逐步获得完美的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就是历史,但它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只能在人类集体的历史之中完成。G.W.F.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把历史看作是理性自身发展的过程,从而给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哲学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黑格尔虽然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却认为它是精神的体现,即自由的扩大,这一点对后来的历史哲学,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长足进步,使许多历史哲学家致力于在历史学中探求象物理科学中那样的因果律,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原则上并无不同,一切科学的性质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观点对20世纪在美国出现的新史学派等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19世纪在西方风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主义,同时也使思辨的历史哲学出现了新的变化。战后不久,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本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文化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即脱胎于斯本格勒。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一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这种所谓历史形态学的基本概念,如文化单元的划分以及所谓“挑战与应战”等,缺乏明确的科学规定性。
分析的历史哲学 从20世纪初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逐渐被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所代替。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分析并通晓历史理解的性质。于是,历史哲学的重点就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从探索历史是在怎样运动的,转移到人们是怎样认识历史运动的。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程》,通常被认为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开端。该书讨论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问题,作者既反对当时实证主义的乐观主义,也反对怀疑主义。此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成为历史哲学家讨论的焦点。生命哲学的创始人W.狄尔泰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德国的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继续发挥并强调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认为历史学中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反对者指责这一论点割裂了历史和自然。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B.克罗齐和英国的R.G.柯林伍德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自然科学是从外部考察自然界,历史学所研究的人类经验和思想必须从其内部考察。一切人类的历史活动都渗透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过去的思想进行反思。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分析学派中的大多数人强调,思想是历史连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倾向于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或否认历史可以预言。英国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K.R.波普尔认为,一切思辨的历史理论都是伪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不能预言的,而知识又极大地作用于历史,所以历史不可预言。波普尔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缺乏为严谨的科学推论所必需的两个条件,即概念上的确切性和观察上的可验证性。
评价 20世纪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在西方哲学界占有极大优势,西方历史哲学把注意力转移到分析研究历史学命题的语言和逻辑意义方面。他们特别攻击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能认识到历史的自律性。但自律性和客观必然性是否只互相排斥而不相容,分析派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在企图把历史的经验世界纳入一个逻辑结构时,失之于武断。但某些古典的思辨历史哲学触及到历史哲学根本问题的某些方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及其洞见的深刻性。分析派把历史的理解局限于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无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物质动力。尽管分析学派对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澄清和认识的深化,但它终究不是而且不能代替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正如分析哲学的分析研究不能取消或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问题。
『伍』 历史进程中词意义的演变的
空穴来风,我国古代成语,原意为“消息和传说是有原因的”,现多用来比喻“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
『陆』 历史的演变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专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属清后,皇朝至此完。
夏——启,商——汤,西周——武王(姬发),东周——平王(姬宜臼),秦——始皇帝(嬴政),西汉——汉高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魏文帝曹丕,蜀昭烈帝刘备,五大帝孙权,西晋武帝——司马炎,东晋——元帝司马睿,南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东魏孝静帝袁善见,北齐文宣帝高洋,西魏文帝元宝炬,北周孝闵帝宇文觉,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五代——梁太祖朱晃(又名朱温),唐庄宗李存勖,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暠(本名刘知远),周太祖郭威,北宋——赵匡胤,南宋——高宗赵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柒』 研究历史的意义何在
1、研究历史可以资治。
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最典型的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周烈王五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记录了1362年的历史。
其内容不限于政治,在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其实,从《春秋》到“二十四史”都具有资治功能。资治也不限于大部头著作,一篇论文、几句铭文都能起到资治作用。
2、研究历史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提起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国人都会很自豪。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五千年连续不断文化传统的只有中国一家。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研究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古籍浩如烟海,所记内容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都是中华各族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仍有重要意义。
例如,儒家以民为本的伦理文化和仁政文化,不仅对中国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文化,“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文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文化等,都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和素质。
历史研究可以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代替的。
3、研究历史可以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多半是就事论事,不重视或不太重视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更不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学家才重视研究历史发展规律。
只有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给人们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也是历史研究必须承担的使命。
中国历史学家除了探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探寻中国人民在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事实上就是在探讨历史规律问题。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探讨会增强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历史作为反映过去事实的工具,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从而为人类整个阶段的发展进程奠定基础。因此,合情合理的历史应具有以下特点:
1、有一定的史籍史料为依据。人们了解古代的历史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内容翔实的古书大大提高了历史的透析性,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有古物或遗址可以做比较。从古墓中发掘的古物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使人们了解古物所属年代的风土人情。而对于遗址(如三星堆遗址)而言,科学家通过化学元素分析法(如C14检测法),或对地质层进行研究,就可以对历史有一段明晰的了解。
3、符合人们的普遍意愿。即使是神话传说,也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经过长期的生产过程中,被广大劳动人们一直接受的故事。而对于童话而言,是人全凭自己的思想编造的故事,并非历史。
『捌』 世界的原貌是什么样子历史演变的终点又会是什么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类只是历史演变的工具
世界的原貌是你用眼睛所看到的,历史演变的终点是如一个环一样,不停的周专而复始,人类存在属的意义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追求自己所向往的永恒。人类不是历史演变的工具,而是创造历史的人,是可以改变,结束历史的终点和起点。
『玖』 “史”与“历史”含义的演变
“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与“事”相似,指事件。“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历史”一词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