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知识点框架
一、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夏商的政治形式
1、早期“国家”的出现:
(1)时间与地区:距今大约五千年前,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原始居民开始迈入早期国家起源的历史阶段。
(2)标志:金属器具的使用、贫富分化的产生、文字的成熟、城的出现和礼制的初步形成。
(3)政治形势:传说中的黄帝以战争手段平定四方,安抚万民,又分置官员,确定了初步的政治管理秩序。
2、夏商政治文化:
(1)夏朝:王位世袭制的形成,政治权力由“传贤”演化为“传子”,“家天下”的制度由此开始,宗族关系从此成为基本的政治关系。(《礼记》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往古的“大同”时代,“天下为公”;现在的“小康时代”,则是“天下为家”。这说明了从“天下为公”到“家天下”的大致演化过程。)
(2)商朝:商代贵族以血缘为纽带,实行宗法制;神权和王权的密切结合。
二、西周分封制
1、前提:在牧野一战中,周击败了商王朝的军队主力,建立了西周。
2、内容:
(1)周武王将子弟和功臣分封于各地,使他们成为各领一方的诸侯。
(2)诸侯的权力与义务:诸侯国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对周天子定期朝贡并提供军赋和力役。
3、分封对象:子弟、功臣和亲周的商朝旧贵族。
4、评价:西周的分封制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但后来随着实力的变化,诸侯国之间出现了强国兼并弱国的形势,从而使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削弱。
5、瓦解:受封的诸侯权力较大,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随着诸侯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王权衰弱,分封制走向崩溃。
三、西周的宗法制
1、渊源:有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
2、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
3、实质:是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一种等级制度。
4、核心:嫡长子继承
5、内容:
(1)同宗族内部最高权力地位的传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
(2)确立大宗、小宗的体系;
(3)形成“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等级。
6、特点:
(1)按照血缘宗族关系的亲疏来分配政治权力;
(2)将血缘关系纽带同政治关系结合起来,是“国”和“家”的统一。
7、维护工具:礼乐制度
8、影响(评价):
(1)积极:在当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有利于政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对后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孝悌观念,利于培养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2)消极:对中国封建社会来说,中国封建政治呈现宗法色彩,表现为等级制、绝对的君臣隶属原则、极端的皇权主义、亲贵合一、裙带作风、反智主义倾向等。
二、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
一、“六王毕,四海一”
1、统一条件:
客观上:
(1)政治:长期割据战乱,百姓渴望安定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
(2)经济: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实力最强。
(3)思想:法家的思想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对秦的统一起了促进作用。
主观上:
个人:秦王嬴政雄才大略、善于用人。
2、统一经过: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相继攻灭了东方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战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3、版图拓展:
(1)北方:将军蒙恬率军北击匈奴,收回了河套地区;修筑长城和“直道”,加强北部边防。
(2)南方:开凿了沟通湘水和漓水的灵渠,统一岭南,设置郡。
(3)西南:在西南夷,开辟“五尺道”,并在其中部分地区任命官吏。这是该地区进入中原统一政权版图的开始。
4、意义:不仅扩大了统一帝国的规模,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二、海内为郡县
1、实行: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确定以郡县制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制度。
2、结构(内容):
(1)“郡”是直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区划。“郡”设郡守、郡尉、监狱史等职官,分掌行政、兵事、监察职责。
(2)“县”隶属于郡。
(3)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同级地方行政机构称为“道”。
(4)“县”级以下有“乡”、“里”两级地方基层行政机构。
(5)负责地方治安并兼管公文传递的“亭”。
3、特征:郡县制与周代以来“分土建邦”的分封制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形式。郡县长官一概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
4、意义: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5、汉代地方制度:西汉王朝继续推行郡县制。汉初曾分封诸侯王而形成“郡”、“国”并存局面,后逐步消除与中央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使“大一统”政体更为巩固。
三、百官公卿
1、秦朝中央政权的基本结构:
(1)皇帝制:秦王嬴政采用“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并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总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并世代相传。
(2)三公九卿制:
①“三公”:丞相——协助皇帝处理政事;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丞相的助手,负责监察系统。
②“九卿”:奉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事务;郎中令——主管宫廷警卫;卫尉——主管宫门屯卫;太仆——主管宫廷舆马;廷尉——主管司法;典客——主管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宗正——主管皇室事务;治粟内史——主管国家财政;少府——主管皇室财政。
(3)朝议制度:“三公”与诸卿以“朝议”等方式讨论国家军政要务,成为皇帝裁决的依据。这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但是秦始皇晚年,朝廷大臣参与议政的制度遭到破坏。
2、历史影响:
(1)积极: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基础。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2)消极:秦王朝依靠皇帝的专制权威,加强了对人民的压榨,使人民的处境日趋恶劣,造成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秦王朝统治十几年后土崩瓦解。
3、西汉的官僚制度:
(1)继承:西汉王朝大体沿袭了秦王朝的官僚制度,历史上称此为“汉承秦制”。
(2)发展:汉武帝时设置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政权的巩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
一、法令出一
1、创立:秦始皇确立的“皇帝”制度为历代王朝所继承。
2、特点与演变:
(1)皇帝有天下独尊的地位,集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于一身。国家的法律、政策,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的意志。
(2)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权带有独断性、随意性的特点,往往影响封建国家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决策。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政治成为一个人的政治。
(3)后来,历代官僚体制虽有所变化,但是都以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为基本原则。
(4)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二、君权和相权
1、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国古代王朝的丞相或职务相当的高级官员,他们是帝王的政治助手。在执政过程中,帝相之间难免发生矛盾,希望有所作为的帝王往往采取限制相权的方式独揽行政大权。
2、历代限制相权的措施:
(1)汉:
①汉武帝频繁更换丞相。
②汉武帝特意从身份地位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让他们能够随侍左右,参议要政。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往往参议机要。于是,与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得以形成。“中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
(2)唐:措施:中央设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作为三省宰相共同议定军国大政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议会的其他官员,身份也等同于宰相,相权实际上有所分散。
(3)宋:设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为行政机构,长官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职务相当于宰相。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利,曾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设枢密院,管军事,长官为枢密使。设三司以总理财政,长官为三司使。
(4)元:元朝中央政府的组织大都沿用宋制。
3、历代帝王限制相权的目的:
(1)防范宰相擅权。
(2)力求加强统治、提高行政效率。
(3)弥补政事繁多而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
三、中国古代王朝的监察体制
1、演变:
(1)秦朝:监察机构的设置,在秦代已经受到最高执政集团的重视。在中央政府和郡一级行政机关内,都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
(2)汉武帝时代: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称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3)西汉时期:中央行政机构的监察主要由御史大夫属下的官员承担。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御史大夫主管的机关是当时最主要的监察机构。
(4)唐代:御史台定期到京都各监狱视察执法情况。
(5)宋朝:提点刑狱司是专职监察邢狱的官员。
(6)元朝:规定人命重案以公文移送御史台,由监察御史复按。御史在纠举官吏时,可以采取拘捕、审讯甚至先斩后奏等手段。
2、评价:
(1)积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官员规范执政,防止官员贪污腐败。
(2)消极:专制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监察体制的实际效能必然是有限的。监察官员并不代表社会履行职责,而只是帝王的耳目和工具。监察官员乃至监察机构贪赃枉法的情形司空见惯。
四、选官制度的历史变化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大体经过了“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阶段。
2、主要选官制度:
(1)“世官制”:将官职限定在贵族范围内,由贵胄子弟世代继承祖上的权位。
(2)“察举制”:
2. 中国历史发展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危险,即来自北方(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勒尼·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曾指出,在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巳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余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后也指出,自从人类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临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胁。原因是:“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所以,他认为,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几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则”支配下南下,对南方诸文明帝国压迫以至于征服的历史。
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正与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正如汉代的扬雄所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人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600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人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有效对付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的政治形势,是中国传统边疆经营艰巨而经常性的任务。因为,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存在,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定,对大一统局面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保护边疆,则中央的威信势必难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面临动摇和被打破的危险。所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边疆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
对于这种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从历史上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条:一是认为游牧民族“虏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晋书·刘曜传》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二是归之于气候变化或地理环境因素;三是认为草原地带人口的过度膨胀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扩张;四是认为缘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受阻,如林恩显先生就认为“北亚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动机,多数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农业朝廷对北亚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属于政治性”;五是认为掠夺对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认为游牧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发动战争;七是认为源于双方的文化隔阂和冲突。这些观点有的从人性论出发,有的归之于地理环境或文化,有的归之于经济贸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现象而未触及本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条件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致——草原与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亚洲腹地草原于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不可能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经济与定居农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极大反差,生产力技术构成的低下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转化产品途径的过于狭窄,使得他们的周期南下成为草原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于是,“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刺激游牧民族向农业区掠夺,而经济上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欲望,“于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历史上某些时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凭军事实力或行之有效的战略,扼制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或与之达成和解,解决“边患”,但这仍然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被当地居民的反击,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样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相对于农业民族的军事优势。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军作战固然骑马,平时也“逐水草而迁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严酷的自然环境又磨练了其人“耐饥冻,习劳苦”的性格。因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马背上民族的这种空前的灵活机动性和善战在向中原进犯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因为狞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民族,在军事战术上超过农业民族的步兵,能够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准远远高于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组织更增强了其军事力量。游牧帝国不像中原农业帝国行政与军事分离,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氏族部落体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无疑都是部落的战士,所谓全民皆兵。部落首领平时组织部民游牧狩猎,战时即为军事长官,便于动员,能够做到“指麾而令从”。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朝使者辩论时就说,匈奴军政合一的优点在于“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可见其部落组织也就是军事组织,基本不存在向战时体制转变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同时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力量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军事动员复杂而困难。同时,定居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负担,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是破坏性的影响,比如,没完没了的兵役使农民难以忍受,并影响到农业生产,军队数量的无限制扩大又会增加纳税者的负担,使农业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因频繁发动边疆战争而导致亡国的王莽、隋炀帝等,给后代统治者留下的是不尽的教训,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往往居于主动,而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却有着先天的困难。
3. 简述中国历史的发展三大框架
中国古代史的断限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840的鸦片战争前夕,包括原回始社会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中国的古代社会与其他国家的古代社会相比,既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也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裂割据时期,但长期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明显趋势。所以我们最重要要把握好时间概念,然后在时间轴上面添加重点的历史时间。就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了。
4. 中国古代史框架
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046年)和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史的断限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840的鸦片战争前夕,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封建社会又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战国到秦汉之际是封建社会的形成确立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代。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4)论中国历史发展框架扩展阅读:
如果想做到对中国古代史整个阶段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就必须从某个朝代的的社会历史概况做起,也就是说对某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几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比如:要掌握唐朝的社会历史概况,在政治上,唐朝中央的三省六部制,地方州县两级制,同时将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等10道。
科举制度、府兵制、唐律等。在经济上,均田制以及赋役制度相对于隋朝的变化,经济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概况等。
在思想文化科技方面,这一类知识也要重点把握,因为这几年加大了对思想文化科技的考察。在民族关系方面,要重点掌握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
5. 谁能简述中国历史的发展
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楚吴
二晋前后沿
南北朝并立
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完太多了说不完只能挑重点了时间你网络一下就知道了,不懂可以继续问我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建立汉朝,然后就是文景之治,导致汉朝强盛,汉武帝时期是最强盛时期,然后由于汉武帝多次西伐西域,北伐匈奴,连年战争导致国库空虚,其后逐渐衰落,到王莽篡权,西汉结束,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导致东汉再次强盛起来其后就是宦官专政,外戚夺权,最后被魏所灭。宋朝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夺权,然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格局,建立了北宋,宋真宗统治时期,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其实北宋刚建国军事是非常强大的,不过宋太祖由自己的事例出发于是开始了倾向于重文轻武,同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灭了辽国建立了非常强大的金,多次南侵,最终俘虏了宋朝的两位皇帝,北宋名存实亡,史称靖康之难。后来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最后被蒙古所灭。南北宋朝的划分应该是靖康之难之后,宋高宗建立南宋开始,或者按疆域,北宋是在黄河以北。南宋是在大散关--淮水一线。清朝是在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乾隆时期最为强盛,史称康乾盛世。同时从乾隆后期乾隆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而地方更是腐败横行,逐渐开始衰落,最后太平天国起义,外强入侵,最终与1911年爱新觉罗·溥仪退位结束。中国历史真的太多了,全部手打,先说这么多吧,否则打一年也打不完
6. 中国古代史框架,详细点
中国古代断代史
夏朝
政治: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建立者:禹
暴君:桀
都城:阳城,今河南登封
世袭制:启继承禹的王位,取代禅让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商朝 又称殷朝,殷商
政治: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建立者:汤
暴君:纣
都城: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都到此
文化: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
司母戊鼎是世界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西周
政治: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建立者:周武王
暴君:周厉王
都城:镐,今陕西西安
制度:分封制——目的:西周为了巩固统治。
内容:周天子把土地和平民、奴隶,分给亲属、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义务: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平时镇守疆土,战时带兵随天子作战。 作用:西周通过分封诸侯,开发了边远地区,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东周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政治:春秋五霸:春秋时期著名的霸主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其旗号是“尊王攘夷”)。
思想文化:
孔子:春秋晚期。 主要贡献:①创立了儒家学派。政治思想:他提出“仁”的学说,“仁”包含一切美德。他主张“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②教育思想:他注意“因材施教”,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他要求学生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整理的《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的言论。
孔子地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武: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
战国时期
政治:战国七雄:七国名称:齐(史称田氏代齐)、楚、秦、燕、赵、魏、韩 (史称三家分晋)。
商鞅变法:时间:公元前356年。(战国时期) 支持者:秦孝公。
主要内容:①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②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
③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
④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作用或意义: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商鞅变法的目的和效果达到了统一,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的需求,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动力。
经济:都江堰:秦国 李冰在岷江中游修筑,是闻名世界的防洪灌溉工程。
材料:“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使成都平原有“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之称。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后人认为李冰的功劳胜过大禹。
指南针:战国时,我国就制成“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
思想文化:百家争鸣
派别 战国时期代表 代表作 主张或思想
墨家 墨子 《墨子》 主张“兼爱”、“非攻”,希望人们互助互爱,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支持正义战争。
儒家
创始人:孔子 孟子 《孟子》 提出“春秋无义战”,反对一切战争,要求统治者用“仁政”治国,轻徭薄赋。主张不要过分捕捞鱼鳖,要按时令进山伐树,这样自然资源才能持续利用。
荀子 《荀子》 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认为人能认识自然规律,并要按自然规律办事。
道家
创始人:老子 庄子 《庄子》 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法家 韩非子 《韩非子》 主张改革,反对空谈仁义,提倡法治。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被秦始皇采纳)
兵家 孙膑 《孙膑兵法》
秦朝
政治:秦统一: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定都:咸阳。
秦朝巩固统治的措施:
一、政治上:创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①皇帝制度的创立:皇位世袭、皇权独揽、皇位独尊;
②建立了完备中央官制:中央政府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分管行 政、军事和监察,最后由皇帝决断;
③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设36郡。郡县制的推行,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二、经济上:统一货币、度量衡。(统一使用半两重的圆形方孔铜钱。)
三、文化上:统一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文字,后来,又推广笔画更为简单的隶书。
四、思想上:“焚书坑儒”。(民间只许留下有关医药、占卜、种植的书,其他都要烧掉。)
五、军事上:派大将蒙恬大举反击匈奴,修筑了 “万里长城”;并且统一、开发了南疆。
作用:秦朝巩固统治的措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 流,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个
和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格局,以后中国社会格局没有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长城:起止点: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城防。 修筑目的:为了抵御匈奴。由蒙恬负责修建。
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9年。 大泽乡(在今安徽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经济:统一货币、度量衡。(统一使用半两重的圆形方孔铜钱。)
思想:思想上:“焚书坑儒”。(民间只许留下有关医药、占卜、种植的书,其他都要烧掉。)
军事:灭六国,反击匈奴,攻越族 筑长城,修灵渠
民族:派大将蒙恬大举反击匈奴,修筑了 “万里长城”;并且统一、开发了南疆。
文化:统一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文字,后来,又推广笔画更为简单的隶书。秦陵兵马俑
西汉
政治: 政治上: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削藩”,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推恩令)。
经济:汉武帝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
军事:卫青、霍去病破匈奴:公元前119年,经过漠北战役的沉重打击,匈奴无力再与西汉对抗,给了匈奴沉重打击,从而解除了北方边疆的危患,实现了军事上的大一统。
思想: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民族:张骞通西域:第一次时间: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时间:公元前119年。 意义: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密切了汉与西域的联系。
昭君出塞:公元前1世纪中期(西汉元帝时)。作用(地位):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为汉匈的友好相处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材料: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亡(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
对外:丝绸之路: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
作用: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和平、友谊、文明之路。
文化: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
发明造纸术:西汉早期, 用麻做的纸。 甘肃天水汉墓出土的麻纸,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
佛教的传入 :西汉末年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
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代表作是《史记》。 内容:《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东汉
文化:蔡伦改进造纸术: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后人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意义:
造纸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
《九章算术》:成书时间:东汉时期。 内容:这部书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数学成就。其中某些内容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华佗:汉代著名医学家华佗制成全身麻醉药剂“麻沸散”,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他还编了一套医学体操“五禽戏”。擅长外科手术。
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后人尊称他为“医圣”。
道教的兴起: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道教在民间兴起。
三国时期
政治:赤壁之战:208年 曹操和孙刘联军。 结果:曹操大败。意义: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2、三国鼎立的形成:
三国 建立时间 建立者 国号 都城
魏 220年 曹丕(称帝) 魏 洛阳
蜀 221年 刘备(称帝) 汉(史称蜀) 成都
吴 222年 孙权(称王) 吴 建业(今南京)
经济:江南的开发:开发时期:主要在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
东晋
政治:317年,司马睿建立,定都建康。
经济:江南的开发
文化:王羲之 代表作:《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 王羲之被后人称为“书圣” 顾恺之 代表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南朝
政治:宋、齐、梁、陈
经济:江南的开发
文化:祖冲之和圆周率:祖冲之是我国古代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主要成就: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7位数,这项成果领先世界近一千年。
北朝
政治: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迁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以后,进一步实行改革,主要的措施包括:
①说汉语: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②穿汉服:官员与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③改汉姓: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姓氏,把皇族由姓拓跋改为姓元。
④与汉通婚: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
⑤用汉制:采用汉族的管制、律令。
⑥学汉礼: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等。
作用: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民族:出现民族大融合
文化:贾思勰和《齐民要术》:贾思勰是北朝农学家。 代表作:《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郦道元和《水经注》:郦道元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 代表作:《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学专著。
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了宣传佛教。 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龙门石窟——位于今河南洛阳。 地位:石窟里宏伟精巧的雕像,吸收了外来文化,继承了秦汉以来造型艺术的传统风格,同时吸收了佛教艺术的优点。
隋朝
政治:大运河:目的: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时间:605年。人物:隋炀帝。 三个重要地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地位: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作用: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材料一:古人赞颂大运河的历史功效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材料二:“天下转漕,仰此一渠”
科举制创立: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政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正式诞生。
文化: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了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
唐朝
政治:
1、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国力逐步加强,民族和谐,对外友好,使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历史上称唐太宗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名句:“舟所以比人君,谁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承载船行走,也能够把船掀翻。)——唐太宗
2、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当政期间,继续实行唐太宗发展农业生产、选拔贤才的政策,使唐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们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3、开元盛世:唐玄宗前期的年号。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材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
4、科举制的完善: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武则天时开始进行殿试,并开武举。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经济:见上面蓝字部分
民族:唐太宗民族政策: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各少数民族尊奉为 “天可汗”。
材料: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郑独爱之如一。(意思是过去的统治者重视中原的汉族,请示边疆的少数民族,我与他们不同,我对各族一视同仁。)——唐太宗
文成公主入藏:7世纪前期(唐太宗时)吐蕃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吐蕃,意义:文成公主入藏,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对外:
1.遣唐使:贞观年间日本派遣唐使到中国。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遣唐使回国后,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即日本的大化改新)。日本人受唐朝文化影响很大,他们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还保留着唐朝人的某些风尚。
材料: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场需达。(意思是唐朝是文明发达,值得珍视的国家)——《日本书纪》
2.鉴真:唐玄宗时,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传播了唐朝的文化。
3.玄奘:唐太宗时期,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学习佛法,取佛经。并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是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文化:唐朝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李白,被称为“诗仙”,代表作《早发白帝城》《蜀道难》等;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白居易;代表作《秦中吟》《新乐府》等
颜真卿的书法人称“颜体”,代表作《颜氏家庙碑》
柳公权的书法人称“柳体”,代表作《玄密塔碑》。人把柳书和颜书并称为“颜筋柳骨”。
阎立本,代表作《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吴道子画技高超,人称“画圣”。
莫高窟坐落在今天甘肃西部的敦煌,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上。
北宋
政治: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北宋,以开封为都城,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民族:与辽、西夏并存。与辽有站,澶渊之战,和是〈〈澶渊之盟〉〉。与西夏议和
文化:活字印刷术:北宋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优点:经济、省时,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欧洲出现活字印刷比我国晚约四百年。活字印刷发明作用:使文化传播的程度范围加大,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指南针:北宋时,制成了指南针,并开始用于航海;
材料:宋朝人记载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作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
火药:宋元时期,火药武器广泛用于战争。13、14世纪,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阿拉伯和欧洲,为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提供了条件。
司马光: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编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叙述了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
苏轼:北宋文学家、词人,是豪放派的代表。代表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材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东坡
《清明上河图》: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画。描绘了北宋东京卞河沿岸的风光和繁华景象。
社会生活:瓦子:是宋代东京城内的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瓦子中圈出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宋代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但宋代称春节为元旦。春节活动有祭祀祖先、迎神供佛、挂年历、贴“桃符”、放鞭炮等。
材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 《元日》
南宋
政治: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都城临安。
经济: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中心的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
民族:与西夏(党项族)、金(女真族)并存,与金有战有和。
对外:对外贸易频繁,国家主要税收源于此
文化:南宋时,指南针广泛用于航海,还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为后来欧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动,创造了条件。
李清照:两宋之交的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
材料: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
辛弃疾:南宋的词人,把豪放的风格发扬光大。
材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元朝
政治: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1206年,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蒙古国建立。
材料: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蒙古史书记载的12世纪情况。
忽必烈:于1271年定国号为元,都城为大都(今北京),忽必烈就是元世祖。
行省制度。西藏正式成为元中央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民族:元朝民族融合:表现: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等杂居相处。原先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族,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已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唐朝以来,不少定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形成回族。影响:元朝境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材料:元末反映蒙、汉人民的融恰关系:胡人有妇解汉音,汉女亦解调胡琴。
对外:元的对外贸易繁荣
马可•波罗来华,〈〈马可•波罗行纪〉〉。描写了元朝大都的繁荣。
文化:火药:宋元时期,火药武器广泛用于战争。13、14世纪,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阿拉伯和欧洲,为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提供了条件。
古典小说:
①《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罗贯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②《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明朝
政治: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明太祖即位后,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权力。
(1)在地方上,废除行中书省,设立直属中央的三司。
(2)在中央,废除丞相,撤消中书省,由六部分理朝政。(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3)建立侍卫亲军锦衣卫,成为特务机构。
(4)采用“八股取士”选拔官吏。
2.明成祖加强君主权力
(1)1421年迁都北京,加强中央对北方的控制。
(2)进一步强化君权,继续实行削藩政策。
(3)增设特务机构东厂。
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置,是明朝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一种表现。
材料: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
对外:.郑和七下西洋:明朝宦官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前后七下西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远航意义: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加强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郑和的远航是主动的、和平的外交,朝贡贸易,与新航路的开辟有本质区别。
材料: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郑和描述船队远航的情景
戚继光抗倭:明朝中期,明政府派戚继光到浙东沿海抗倭。民族英雄
材料:封侯非我意,但源海波平。——戚继光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付年华。——戚继光
葡萄牙于1553年攫取在澳门的居住权。直到1999年12于20日回归。
荷兰于1624年侵占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回
文化:北京城:明成祖朱棣时期,修建了北京城,城中心是紫京城(今故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也是世界建筑之林的瑰宝。
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
古典科技巨著:
①《本草纲目》: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医药学的重要文献。
②《天工开物》:明朝末年的科学家宋应星所著,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网络全书”。
材料: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意思是:天地之间物以万计,人类要做的事情因此也就很多,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生产出种类齐全的物品,这并不单是靠人工的力量,也有自然力的作用在内。——《天工开物》
③《农政全书》: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的代表作,是一部农业网络全书,这是我国农学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书籍。
古典小说:
①《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罗贯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②《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③《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中期,作者吴承恩,是一部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神话小说
清朝
政治:军机处:清朝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集权的进一步强化,达到顶峰。
材料: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与其间。』——清代史学家赵翼
文字狱: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还从思想领域严密控制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材料: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
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朝大臣胡中藻
清朝疆域:清朝前期,我国的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成为亚洲最大的国家。
经济:实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
民族:册封达赖、班禅:顺治赐予西藏的达赖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康熙帝又赐予另一位西藏佛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此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
设置驻藏大臣:1727年(雍正时),清朝开始设置驻藏大臣,明确规定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
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乾隆帝
伊犁将军:乾隆帝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
清朝设立台湾府:1684年,清朝设置,隶属福建省。台湾府的设置意义: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祖国的东南海防。
对外: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年初,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的手中(38年)收复台湾,台湾从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在两次雅克萨之战中,康熙皇帝击败沙俄侵略者。1689年,双方平等协商签定《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闭关锁国”政策:
含义:严格限制对外贸易。
实施原因:①清朝统治者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②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稳定,统治者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需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流。
③当时西方的殖民者正向东方扩张势力,清朝统治者担心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外国侵犯。又害怕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影响:积极作用: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到一定的自卫作用。消极作用:清朝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落伍了拉大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闭关锁国政策是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决定,也是其实施的根本原因。
材料: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乾隆帝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信函中的几句话。
文化:④《红楼梦》:成书于清朝,作者曹雪芹,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材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19世纪初年的流行语。
如果不够详细,还有。。。
7. 中国钢琴历史传承论文框架
钢琴最早进入中国仅仅只是两百年前,且只是作为摆设而已,钢琴真正被内汉人使用则是在容19世纪初,但由于战乱和动荡,并未普及化,距今仅100年时间,而钢琴真正开始大量进口且成为乐器流行,则是19世纪90年代,至今不过20年,因此钢琴在中国实在谈不上什么历史。
另外,传承一词仅适用于本民族的器物及文化继承,钢琴是300年前17世纪意大利人的发明,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因此并不存在传承的问题。
8. 古代中国经济史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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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述中国古代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你对宗族制度的理解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这是有关学者们最为普遍接受的关于宗族的定义,也是本文所采用的定义。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但是,宗族聚居的程度,宗族的形态却是流变的。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族或家族,其形态是宋代以后形成,至明清达到全盛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指谓的所谓“传统宗族”或“宗族传统”并非上古的传统,而是宋代以来的传统。本文将阐述中国历史上宗族聚居情况的变化,对不同时期具有普遍性的宗族形态加以简单的比较,描述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的强弱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
1、宗法制宗族
如前所述,宗族是“父之党”,“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当然没有宗族。一般认为,宗族发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考古资料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许多小屋与个别大屋并存,显示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小家庭,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组织。例如,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一文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并推断,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之际,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系群体开始形成,这种群体曾经是介于氏族和家庭之间的一种次生的血缘组织,也就是说,当时有家庭、宗族、氏族三层组织。从传说中部落间战争的频繁情况看,当时在氏族、宗族、家庭三级组织中,是以氏族组织为主导的。至少可以认为,氏族强于宗族。不过,在文字史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以至有了甲骨文的商代,历史的细节已失。
历史上的所谓“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才完善并达到全盛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中断定商人无宗法制与嫡庶制。陶希圣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商末以前,嫡长继承还基本是自发的,并未自觉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代王位继承中时有发生,其他贵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礼”是“不下庶人”的,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具备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当然,贵族的宗族之下也有小家庭,但按照宗法制度,宗族对这些小家庭具有支配地位,小家庭依附于宗族。至于平民,则只有小家庭,无宗族聚居,也不行宗法,而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依附于贵族宗族。
西周的宗法社会是与分封制相联系的。在分封制下,最高统治者为周天子,天子将其诸弟、诸子及一些功臣等分封为诸候,诸侯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士。各级当权者同时也是宗族的宗子,并实行嫡长继承制。各级宗族对上称小宗,对下称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这样,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结构。各级宗主同时领有封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等各种权力。天子的领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和士的领地称为家(在这里,与国对称的士大夫之“家”同时是一个政治单位,拥有对领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各种权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之说)。各级领主形成层层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隶属关系。从而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
进入春秋时期,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宗法制度随之松驰。西周末年,一些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征伐诸侯之力,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进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离析,乃至正当其时的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慨。诸侯之间征战不已,强者吞并弱者,“王道”渐为“霸道”所取代。实行“霸道”并在与其他诸侯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上对周天子不敬,甚至问鼎之轻重,下对士大夫实行严厉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于是,各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变贵族封地为郡县,乃至实行“编户齐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因为,只有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维护国家的集权统治,并在对外征战中动员全国力量,战胜同样实行“霸道”的其他诸侯国。显然,实行这种“变法”改制最为彻底的是当时的秦国,而正是秦国,最终在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
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编户齐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汉初,除少数六国旧族外,中国很少有大规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很少强宗大族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的基干是征发到渔阳屯戍的闾左;项羽集团的主力是“江东子弟”。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萧何、曹参、卢绾、王陵、周鲽、樊哙、夏侯婴、任敖、周昌与周勃等人都是刘邦的同乡或故旧,绝少刘姓宗族子弟。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诸侯王中,与刘邦同宗姓者只有刘贾和刘泽二人。不过,异姓功臣封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只封刘姓王,不封异姓王。
2、士族、世族宗族
西汉二百余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环境,养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为官的刘姓皇族不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刘姓宗族,其他权贵的宗族也逐渐形成,构成了一种豪强势力。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的独尊也促进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复苏,而对儒学的吸收,使豪强宗族的成员文雅化,一些豪强大族的成员进入了国家官僚体系,把持各级政权,“士族”开始形成。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宗族的力量已经显露出来。与秦末不同,这一时期,很多武装集团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队构成的。例如,由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领导的武装集团中,就有许多刘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宾客先后归附刘秀的河北豪强,则是这一集团最终取得政权的有力支柱。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的同时,且对豪强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让步,豪强大族也进一步“士族化”。又经东汉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长,到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特别是一些成功地实现“士族化”,把持各级政权的豪强大族已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宗族的力量更加显露无疑。在各大武装集团中,无不包容了诸多强宗大族。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孔融等集团是这样,魏、蜀、吴三国也是如此。在曹操集团中,曹氏宗族、司马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如有关文献中常被引述的许褚、李典宗族。陈寿着《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云,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孙吴政权的基础是江东大族。而刘备的蜀汉政权除利用现成的宗族力量外,还采用了刘关张三结义的拟亲形式。
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宗大族聚居格局更是达到了全盛状态。和平时期,这些大族聚居一处,经营财产,兼并土地,吸纳部曲,出仕为官,不断壮大宗族势力。战乱时期,则或者构建坞堡,聚结自保;或者举族流亡,迁移他乡;或者投入更大武装集团,一些宗族成员成为一朝一国的文臣武将。当时的中国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一逢战乱,则坞堡遍布,由北向南迁移的宗族大队部众不绝于途。如《晋书》所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苻坚载记》下)。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晋末“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晋书·祖逖传》)。《太平御览》上则有:“冀州郡县,堡壁百余”。这类聚居、屯聚或举族迁徒者人数常达数千,乃至数万。
对这一时期的一些强宗大族,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士族”或“世族”。这些豪强大族常常与政权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名门望族为官者众多,并且世代迭出。与春秋以前不同,这一时期的官职并非世袭,而是一种举荐制的选官制度。但是,名门望族相互联姻,结为世交,相互护持,举荐者与被举荐者通常都是世族大家之人,甚至根据门弟选官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以至牒谱之学大兴,“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除这些与政权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士族、世族外,一般百姓也多有举族聚居者,称为庶族。也就是,宗族聚居是西汉至唐相当普遍的人口聚居格局。不过,“士族”、“世族”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
名门望族互相标榜,把持高级官职的情况至唐遗风犹存,甚至有些名门望族特别是山东望族不愿娶公主入门,因为李氏虽为皇族,但门望不足与山东名门相抵。但是,士族、世族毕竟还是走向了衰落。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尽管士族尚称兴盛,但毕竟战乱频仍,特别是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迁,汉胡杂居,难免在文化方面融入“胡风”,宗族意识开始弱化。战乱本身也使宗族陷入不稳定状态,一些宗族离散甚至消亡。自隋代始,开始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从而剥夺了旧世族的部分特权,弱化了强宗大族与官职的联系,加之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世族权势开始衰落。但在隋末的战乱中,宗族力量仍然存在于各路武装集团之中。入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唐朝历代皇帝又有目的地抑制名门望族,因此,唐中期后,士族、世族进一步衰落,已经不能起支配性作用。唐末的战乱则又给了门阀士族致命一击。唐朝后期,藩镇割锯之势已成。唐王朝一旦崩解,便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十个地方性政权)。战乱时期,武力称尊,除战乱本身的影响外,文人、儒术的地位也自然降低,况且五代中有三代统治者(后唐、后晋、后汉)为北方少数民族沙陀人,对宗族起支持作用的意识形态大大削弱。尽管宗族聚居之风犹存,却失运河了以往士族与政权相联系的权势,内部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弱。
3、庶民宗族
北宋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后,为宗族的重新发育成长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宋儒及其明清两代的后继者则为宗族的重建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为宗族复兴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行动的空间,宗族自身利益的诉求则为其提供了微观动力。由此,宗族聚居在一些地区得到了复兴,并在明清两代有所发展,宗族的形态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面对社会结构松散,秩序混乱,人情谈漠的现实,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提倡重建宗族,以便“敬宗收族”,为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微观基础。朱熹更是将这一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与古代宗族制度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制度和组织模式,包括祠堂、族田、祭祀、家法、礼法、族长等宋代以来民间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此后,直到清末,宗族一直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各级士绅的支持。从宋代到明清,以至到民国时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大批着名文人、大臣,如宋代的朱熹、明初的理学名臣宋濂、清代的曾国藩,大都积极参与宗族活动,他们不但是自己所属宗族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乃至领导者,而且参与亲朋好友宗族的诸如修谱、立碑之类的活动。
宋以后,历代政府也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很多文献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到县为止”。这一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自中国实行郡县制后,秦汉时期,曾设有“三老”、“亭长”等“乡官”。此后,乡里制度不断变化,但在很多时期,仍有“乡官”。只是到宋代才“完成了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化”[10]。且不论秦汉至唐代的“乡官”是否属于官,至少可以认为,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以后的乡村与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联系更为间接,“乡官”的地位也逐渐下降,说“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是道理的。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由士绅治理的。这些士绅当然是与其所属宗族相联系的,在宗族聚居的地区,士绅通常也是宗族的代表,并且常常同时具有族长等宗族领导者的身份。因此,士绅的治理也即宗族的治理。而国家政权实际上认可了宗族的某些地域性治理权,包括赋役的组织、教化活动的实施、某些司法权力。当然,其中一些权力并非政府明确宣布,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治理权常常给以一定的尊重,“无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11]。在某些时期,国家甚至明令给予宗族某些权力。如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12]。翌年,雍正帝更在实际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族人的生杀大权,谕曰:“嗣后凡遇凶悍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之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着定议具奏”,刑部随遵旨定例[13]。
宋代以后历朝政府宗族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允许庶民立祠。在宋以前,只有皇家、贵族以及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立家庙,祭祀祖先,而且对家庙的规格、祭祀祖先的世代也有一定之规。宋代对庶民建立祠堂的限制虽未明令取消,但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大松驰。到明代嘉靖年间,经过朝廷的“大礼议”之辩,国家正式废除了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庶民得以置祠庙及追祭祖先。这一政策的改变对宋以来平民化的宗族形态重要支柱之一的宗族祠堂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对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还常常对族田、义田、祠堂等宗族共有财产提供保护,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提供了各种支持,如对其成员有重大“忠孝节义”行为的宗族给予精神鼓励,如赐予匾额、赐建牌坊等。而科举制度的完善无疑也间接地促进了宗族的发展。当然,当宗族活动干扰了国家行政,构成对政权组织的威胁时,国家就会对宗族采取抑制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联宗或联谱的方式跨地域建立的宗族祠堂”,其活动“超越了国家的行政建制”,越出了“国家划定的框架”的宗族,国家会采取抑措施加以抑制。“但大体上在承担赋役、思想教化、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地域化宗族是与国家保持一致的”[14]。
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改变了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首先,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通过仕途向上流动的契机。但是要使机会变为现实,需要对应举者提供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支持。普通民众的小家庭显然无力支持子弟长期脱离劳动,没有收入,且需要有不菲的花销,一心准备应试。此外,要在科场上取得成功,需要得到充分的书籍,请更好的老师或进入更好的书院(塾),与更高层次的同学切磋,乃至在科场上舞弊。而这些不能仅靠财富换得,或者单纯用收买的手段成本太高。因此,应举者需要联宗为族,举族为之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拓展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宗族中有人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可以给全族人带来荣耀,提高其声誉和社会地位,并为宗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而且,这些宗族的“收益”中,如荣耀、政治保护,并不严格地随宗族的规模而递减。因而,有条件者也愿意联宗支持族内子弟应举。其次,即使不考虑应举,联宗成族,通过修订族谱复述、宣传或伪造宗族历史也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上曾被视为“贱民”、“蛮夷”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对此,科大卫、刘志伟、萧凤霞、叶显恩等人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15]。再次,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地权流转增加,社会流动性加大。而在多子平均析产制度下,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个富有的家族很容易在两三代间由于析分家产而变为贫民。联宗为族,不仅可以提供经济上的互助,而且设立其产权转移受到严格限制的族田、义田、祠产,可以避免财产流入其他宗族,为宗族成员提供一种保险。复次,宗族可以聚集人、财、物,为全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如修桥造路等。还可以联合同族举办各种需要超出小家庭组织规模的农田开垦和工商业事业,增加全族的经济收入。如明清时代广东沙田的围垦[16]。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也普通地利用了宗族的组织力量、聚集力量。最后,在宗族林立的地域中,各宗族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引发宗族间的械斗,其惨烈程度有时不亚于敌国异族间的战争。联结为族则可以与其他宗族相抗,保护甚至扩大本族族众的利益。因为在这种争斗中,族众多的宗族常常会占有上风。当然,强大的宗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来自地方官吏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