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注脚

① 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这些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萧山精神、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② 谈谈你对现代文化的象征性的认识

文化，即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文化伴着历史的进步而产生，又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起着作用。象征性是文艺创作的手法之一，文化的象征性是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方面，现代文化在象征性的推动下，在现代社会中不断繁荣，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文化的象征性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文化的象征性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这种文化的象征性并不仅局限于消费领域，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生活与娱乐领域也都充满了新的象征符以及新的象征意义。”④首先在消费领域，在现代社会的消费中，象征价值远远超出了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在广大年轻人疯狂追求李宁、安踏、乔丹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一件具体商品而去，而是为了品牌而去，为了具体商品背后的意义，为了穿上名牌后得到同龄人的赞慕，在这里，现代文化的象征性，一览无遗。与此同时年轻人都喜欢吃麦当劳或肯德基，吸引他们的与其说是麦当劳、肯德基的美味，不如说是通过对这种世界流行快餐文化的认可来标榜自己的时尚行为。正如美国学者J·伯德利亚尔曾说过的“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

现代文化的象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共同的意义空间，换句话可以说，传播者和受众应该有某种共同语言，只有在这种共同的意义空间之上，才能实现传播的目的，真正实现现代文化的象征性特点。

在政治领域，现代文化的象征性，同样在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不久之前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件中，现代文化的象征性，尽显。拉萨的“打砸抢烧”、奥运火炬在法国等地遭受的阻挠、美国CNN对中国人民的公开侮辱、法国的家乐福等事件，在其背后总有一种势力，操纵。国外的藏独分子，不止一次的公开冲击奥运火炬，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是国际反华势力的亡我之心！西方媒体歪曲的报道，使得西方的民众只看到表面的中国，真正的事实，一再被某种势力所掩盖。透过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不仅看到了事件的表面现象，而且透过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用文化的象征性方法去分析这些事情，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巨大冲击。正如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我们要感谢美国的CNN，感谢法国的家乐福，因为是它们——这些负面的东西，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真正受到了一次伟大的爱国洗礼，无论是国外主动护卫火炬的广大华人华侨，还是国内血气方刚冲击家乐福的广大学生，都是我们国家振兴与富强的推动力，经过了这些，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对待这些事情，不应盲目，我们需要的是理智，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之所以我们会达成如此的一致，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意义空间，共同的语言：爱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我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经济领域里，现代文化的象征性，同样广泛的存在着。就拿我们2001年的入世来说，自1986年我国正式提出恢复GATT席位的申请后 ，我们开始了一段加入GATT、WTO的艰苦历程。2001年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入世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中国的入世，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而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在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贸易组织，而世贸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这种公共意义空间下，经过我们15年的努力，真正实现了这种突破——入世。这是现代文化象征性在经济领域的真实表现，如果我们中国和世贸组织没有合作的基础——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及彼此之间发展的需要——这一共同意义空间，我们15年的努力，可能会付诸东流……而正是这种共同意以空间的存在，使得我们中国和世贸组织之间有共同利益，这是传播实现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现代文化的象征性在纷繁的社会中潜移默化的起着作用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影响，诸如现代传媒中爆炸式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对现代文化象征性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现代文化象征性依赖的是象征符，是共同的意义空间，但象征符过滥提供和过频变动也会造成意义、价值和规范的流动化和无序化，使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和行为产生混乱，像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待西方的问题上，曾经有部分人，认为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好的，他们看到了西方优质的产品，先进的民主，进而主张全盘西化，这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现代文化象征性的一种错误解读，一种只看表面的美好，却忽视了本质上别人对我们的同化……总之，现代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现象，现代文化的象征性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会促进现代文化继续起它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纷繁的社会，不同人群的不同理解，现代文化的象征性或许会被短时间的错误理解，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现代文化的象征性也必定会产生大一同的结果。

③ 有人光知道骂明朝政府,却不关注明朝文化

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真正了解历史，人云亦云
《明史》虽然是清人所编写，但是在《成祖本纪》里这样写道：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孝陵有个巨大的石碑，上面有四个大字，是康熙题写的“治隆唐宋”
一句“远迈汉唐，治隆唐宋”可以说明清朝的统治者对明朝还是有正确认知的，明初的太祖，成祖的确是雄才大略，明孝陵在清代一直有所祭祀，明朝的确是欣欣向荣的朝代，各种近代萌芽相继产生，同时明代经济总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大的，郑和7下西洋，军事国力全世界无出其右，文化方面也繁荣，永乐大典巨著成书，无疑都是明代文化繁盛的注脚，不可否认明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一代。

但是也应该看到明中期以前的确欣欣向荣，但是与所有王朝一样中后期以后吏治腐败加剧各种丑恶层出不穷（参看《潜规则》与黄仁宇相关书籍），东西厂特务机构出现，皇帝十几年不上朝。尤其是明末天灾频繁，明朝政府为镇压国内起义，边关满蒙入侵导致经济面临崩溃，民不聊生。这些也是事实。这里面有人为因素也有制度本身难以克服弊端。
其实那个朝代都是这样，汉唐强盛其末年一样是乌七八糟民不聊生的。清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然而汉族的长平之战秦国一次坑杀40万赵军难道就是人道吗？对于历史还是要有历史同情心的，站在当时人的认知上去理解，以后世者嘲笑前代一切和以民族差异论述评价历史，我觉得都是不可取的。

以上个人观点，如不同意，勿喷，欢迎平心静气交流

④ 吴越文化的起源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⑤ 90年代的电视剧文化，是如何发展的

90年代的电视剧文化的发展，这种再现机制因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而始终呈现出相当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天然带有强调个人审美经验而非总体性权力斗争的"后女性主义"色彩，甚至被一些激进的评论者称为"女性重新拥有自身的性别神话"，"与中国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无关"，"有可能掩盖或忽略妇女的实际生存状况"，但与《北京人在纽约》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同理，理论上的阐释不能取代我们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对历史事实本身做出的价值判定，通过逆来顺受并不断以无原则牺牲来赚取观众同情之泪的刘慧芳所代表的所谓"传统女性"没有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荧屏形象的主流。

恐怕是90年代电视剧文化领域一种十分积极的现象，势必为女性观众重新认识自身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改编自文学名著的电视剧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十分引人注目，且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无一例外地引发已是老生常谈的"尊重原著与否"的讨论，但讨论的热度显然已无法与精英话语盛行的80年代相比。"四大名著"中的两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被搬上荧屏，总体而言前者比后者口碑和反响均要好得多。

但实际上，就如同80年代的《红楼梦》与《西游记》一样，文学名著的电视改编不能被视为一个单纯的电视传播现象，其采用高度"反电视"的表现形式却在电视荧屏上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实折射出主流的文化观念对于电视所代表和倡导的通俗文化始终存有戒备之心。对于改编剧应当充分尊重原著的强调在90年代仍乏善可陈地进行着，王扶林担任总导演的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甚至将原著中大量半文半白的人物语言照搬至对白中，但观众们对此欣然接受。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在体制上高度一元化的中国电视业即已呈现出地域性文化差异的端倪，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发达工业城市的上海以及毗邻港澳的广东成为各具特色的三种电视文化的代表。在完全实现"上星"之前，各省级台制作的节目除选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外宣之用外，主要面向本地观众播出，因而势必要在文化上尽可能追求本土特征。

如果说京、沪、粤三地电视业的风格差异在80年代仍体现得较为含混的话，那么90年代所确立的更为灵活的电视体制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日趋成熟的电视产业则为上述风格差异提供了更为丰沃的土壤。电视剧是艺术创作色彩最为鲜明的一类电视节目，因而必然成为电视文化地域差异的直接承载物。对于各地制作的电视剧而言，本地观众是收视率的主要贡献者，本地工商企业则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和赞助者，因此电视剧的制作必然要迎合本地文化独有的审美需求。

一项调查显示，早在1990年各地方电视台制作电视剧所需的资金便已高度依赖本地企业的支持，用财政拨款拍摄电视剧的数量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左右。例如，安徽电视台1990年获拨款30万元用于拍摄电视剧，实际开支则为100万元，所缺70万元经费通过"赞助""合拍"等经营方式从当地企业获得。

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每年获拨款35万元用于电视剧拍摄，实际开支则超过135万元，需要从社会上筹集100多万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资本得以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电视剧的生产，进而对电视剧所呈现出的文化气质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90年代末省级台"上星"完成之前，除中央电视台外，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均有十分浓郁的地域色彩。

⑥ 对历史还有温情和敬意出自哪里

我们不是凭空诞生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生命流之中。我们和孔子等诸多先人已经有了一种历史的亲缘，我们的血管里也跳动着他们的血液。

近日，接连读到徐友渔文《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9月27日《新京报》）和鄢烈山文《谁要玩祭孔，就让他们玩去》（9月28日《新京报》），我同意他们的一些分析和批评，我也相信，与祭者多有不懂其礼仪者，更勿论其精神，这种仪式后面可能羼入了商业的动机或政治的考虑。我不喜看到儒学过分的政治化、商业化、仪式化以至庸俗化，而认为儒学新生的主要希望是在民间，是出现越来越多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信仰者，而与权力或市场结盟则反易损害自身。

但是，读完他们的批评和讥弹文字，我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因为我觉得文中透露出缺少足够的、对于我们自己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钱穆在抗战中撰《国史大纲》，他在书前写道：一个在知识平均水平线之上的人，应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我们现在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孔子也属于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人格象征和标识符号。

孔子思想的确是支配性地影响了中国汉朝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而且，他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人格和精神代表，故20世纪的反传统也始终是与反孔相伴而行。如唐君毅所言，孔子的伟大还是一种层累的伟大，是不断有推崇孔子的人如朱子、阳明将自己卓异的人格加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德业比霸业更伟大，难道我们愿意让一个政治人物来替换孔子，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或人们感怀追祭的对象？

不过，我首先来谈谈“祭孔”在今天是否具有危险或不适宜性。我觉得友渔文可能高估了这次祭孔活动的地位和性质，它还远非是“举国同庆、全民公祭”，甚至有多少国人知道祭孔这件事都是一个疑问。可能有些地方政府比较热心，也有一些官员参加仪式，但还谈不上是“国祭”，至于“独尊儒术”则更谈不上。还有一个判断是看这种祭祀是否有强制的因素，是否运用了政治权力要国人必须参加或观看仪式，规定国人从此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或有关文件，但显然是没有这种强制。而央视直播也没有什么奇怪，央视直播过多少各种类型的节目？

而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今人为什么还要视“尊孔”为洪水猛兽？儒学早已与政治体制脱钩，又经过反复批判，尤其以“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为高峰。儒学及其影响下的民俗，其实恰恰是在中国大陆被破坏得最为彻底，反倒在港台乃至韩国等地保留较多。经过这样的百年摧残，儒门早已淡泊、儒学花果飘零，稍有一点恢复，视作“死灰复燃”可也，视作“劫后重生”可也，但远谈不上是“全面复辟”。而现在的一些祭孔仪式和活动，也可说是对多年来孔子思想和形象一直被压制和批判的稍稍反弹，纵有被利用之嫌，或其中人有激越之语或过高期望，是否就值得大动干戈、讨之伐之？我虽不会热心参与有些仪式，但也乐观其成。总之，这种祭孔活动离“国祭”还差得很远，孔教更非“国教”，今天也并非一个倾向“政教合一”的时代，退一万步说，倘若孔子之道真的作为“国教”，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它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说儒家主张的纲常是赞成等级制，那么，人类诸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都生活在公开的等级制下，而古代西方即便是在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也还同时存在着奴隶制，并且是将妇女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我们并没有见西方人激烈地否定和批判古希腊，更别说成为一个百年不衰的运动，相反，西方进入近现代倒是以对古希腊的“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里如此激烈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否定自己的祖先。而在西方以外的后发国家中，像韩国、日本也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激烈地反传统，而它们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就比中国更坎坷。具体到人物，西方哲人并不因柏拉图主张等级制就否定或轻慢他的哲学，且多为其“注脚”；今天的美国人也不因华盛顿、杰弗逊等也是奴隶主就不尊他们为“国父”。

历史就当以历史识之。而且，我们不仅要看到制度，还要看到制度后面的精神。

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大敌是什么？倒有可能是极端的反传统者。我并不认为从儒学能直接开出上述价值原则，但我认为儒学完全可以和它们相容，甚至对这些核心的价值给予某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它就像是罗尔斯所说的那种不必在其上建立政治共识、但却是一种包含了人生哲学和宗教意蕴的合理的“广泛理论”。

而它除了可用来支持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它也可以被人们信仰，信仰者是可以由此引出一种有德有思乃至有诗意的生活的。如果说儒学历史上也曾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一种相当宽容的意识形态。儒学在历史上被“独尊”之后，其实也还是容有释、道等学说和信仰发展的颇大空间，在中国历史上也极少见大规模的源于宗教信仰的流血冲突和迫害。所以，为以上目标奋斗的人今天不仅不应该再反对儒学，再反对孔子，而是应该与之携手。

简言之，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就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而非别国的历史。

我们不是凭空诞生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生命流之中。

我们和孔子等诸多先人已经有了一种历史的亲缘，我们的血管里也跳动着他们的血液。而孔子之道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有温情、有敬意、重追思和感怀的智慧，是与我们亲近、切己的智慧。它重视亲情、主张慈孝、揭提恻隐之心、提倡忠恕之道、致意中和思想。它尊重祖先，尊重历史、敬天亲人、慎终追远。人类早期的几大文明，迄今或是湮没、或是换人，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不能不说其功厥伟。而如果今天的中国不想往暴戾和失敬的社会走，而要向有温情和敬意的社会走，还正有赖于孔子之道多多。

⑦ 时代的注脚是什么意思

注脚 同义词：注解 词义：用文字来解释字句。
时代的注脚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定义或者解释的意思

⑧ 建安七子 征文 热爱家乡篇

许昌来是三国胜地，曹魏故都自，三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国家命名的“三国文化之乡”、“陶瓷文化之乡”、“蜡梅文化之乡”、“烟草文化之乡”。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尤其汉魏时期的辉煌历史早已成为许昌独特的人文资源。曹操“挟天子以令大臣”，迎汉献帝都25年，“修耕植以蓄军资”，使许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历经千年，历史犹存，传说故事、遗迹遗址比比皆是，“灞陵桥”、“受禅台”、“运粮河”等等，成为三国文化最为真实、多彩的注脚。
大家一定知道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霸据一方的人物曹操吧。说到曹操，就一定会想到七个人——建安七子。

⑨ 想做一个关于毛泽东文学成就方面的专题，好心人帮忙找下影音方面的资料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横空出世，莽昆仑”，这是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中的突兀峥嵘的破题词句。论坛上，好多诗论者也把毛泽东诗词拟作为诗国中“横空出世”之“昆仑”。毛泽东诗词是否诗国中的“昆仑”暂且不说，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毛泽东诗词确实超绝非凡！不然，穷其量也不盈百首的诗词怎么能倾倒如许中外读者呢？诚然，这与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及其伟大业绩的意念影响有关，但凡是品读过毛泽东诗词的读者，都会或多或少、或自觉不自觉地为其诗词那种所谓“横空出世”的独特魅力所激动所感染……那么毛泽东诗词的独特魅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毛泽东诗词用典之妙？想象之奇？构思之巧？声韵之美？气势之豪？非也——李太白、苏东坡的用典；李白、李贺的奇想；李商隐构思的精巧；苏轼、辛弃疾的豪势皆可与其比伯仲。至于声韵明眼人心中都有数，毛泽东诗词之声韵实在不敢恭维……毛泽东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于其蕴张着一股撼五岳，荡四海的势不可挡之“力”——精神力！

具体地讲，所谓的“精神力”是以诗人“主观”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为底蕴，由诗趣“客体”所辐射的透彻力、鼓动力、征服力等有机组成的。也正因为有了这股无坚不摧之力的蕴张，才使人们在品读毛泽东诗词时，往往会有一种“惊世绝伦”之感，“横空出世”之撼——这就是毛泽东诗词的魅力精髓所在。下面例举几则以阐述之。

桑梓之情

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事业的成就，往往在于其性格的伟大”。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哲学等领域之业绩是不必说了，这确实得归功于他的“性格的伟大”；其在诗词艺术上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也同样离不了他的“性格的伟大”。翻过来讲这种伟大又“时时处处”的荡漾于其诗词的字里行间。譬如《七律·到韶山》是一首题材寻常，久客异乡，返回故里的感赋诗。此类诗词中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算来是千古名篇了，诗意“动人心弦，人情味浓足”，然却“哀婉备至”徒有感喟。刘邦的《大风歌》是写出了其统一天下的豪迈气概，是有几分“吞吐宇宙气象”的王者风范。然而，结句写的“守业艰难”透出了“安得猛士”的惆怅茫然。故此，若把其全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影射到笛卡尔坐标平面上的话，得到的只是一条“自得自大”、末端却有所倾势的曲线。而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桑梓之情”引发出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超伦绝特而又平易近人、震世骇俗而又耐人寻味的奇响。作结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正如郭沫若在其《桃花源里可耕田》中所言的：“劳动英雄们在田园中、在工地上，银锄连天，铁臂撼地，‘挥汗成雨’。这样便把自然界和精神界扣合了起来，表现出了大跃进的气势。”不究历史，就诗论诗，尾联两句是对颈联发出“奇响”的绝好的注脚，绝好的充实，从而使这“奇响”更丰腴、更有底气，更具鼓动力、更具征服力！若也把该律影射到笛卡尔坐标平面上的话，则能得到一条蓬勃向上，挑战日月的劲挺曲线。

写景状物

“山，是毛泽东诗词涉及最多的素材”。不奇怪，有关描写“山”的诗词古来多之。辛弃疾的《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韩愈的《南山诗》“崎岖上轩昂，始得观览富”等都是较优秀的篇章。《蜀道难》是李白一举成为“诗仙”的力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之山道山势的写照不是不雄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山道山势的刻划不是不险赫……其中虽然融入了“诗仙”那雄浑瑰丽，豪迈潇洒的精神情感，但终究只是对奇丽惊险、磅礴气势的蜀地山川壮秀的描述，无以感受透彻、鼓动、征服等等的力度。说句唐突的“画外”话，犹如“花拳绣腿，中看而不中用”。就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首》而言，其第一首是写山之高兀“离天三尺三”；第二首是写山之旷莽“倒海翻江卷巨澜”；第三首是写山之坚峻“刺破青天锷未残”——真可谓是词约义丰，奇情壮采。词中山、人，物、我，物质、精神……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地活力奔放，让人仿佛看到了群山在奔腾，云海在奔腾，战马在奔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奔腾；高耸入云的山峰是那样地锐不可挡“刺破青天锷未残”；高耸入云的山峰又那样地坚挺有力“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凡此种种折射出的不就是冲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那“倒海翻江”般革命的精神力吗？！

寄志抒怀

诗是言志趣达性情的，其中歌咏梅花的诗词尤能说明这一点。千百年来，那些封建士子们以梅托孤，或抒幽愤、或鸣清高、或表疏狂、或寄牢愁。“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墨梅》）——堪称千古不朽，但就其诗趣而言只有“守势”而无“攻势”；“帘幕东风寒料峭，雪里香梅，先报春来早”（欧阳修《蝶恋花》）等也都脍炙人口，但其势也只是点到算数，也无伸展的后劲。“一树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的陆游可谓是歌咏梅花的“大户”了，然而其基本风调同样不例外。也正因为此，才有“反其意而用之”之说。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是在“美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正在甚嚣尘上，国内又连年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的历史背景下吟成的。词中文词俏丽，刚柔兼陈，隐秀错采，意旨蕴藉，“树立起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英雄形象，创造出了时代先驱者的崇高意境”。不是吗？慧眼独具的“梅花”透过“悬崖百丈冰”已看到了春的信息……她报春不争春，慷慨坦荡，注望大众，注望未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何等宏旷又何等超然的一种境界呵！由此放射出了真知灼见的透彻力和激扬众志的鼓动力。因而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的最末一个谦谦之“笑”，就足以敌过太白的“直下飞流”，东坡的“东去大江”，稼轩的“铁马金戈” ……其实，广为传咏的毛泽东诗词之字里行间无不蕴张着博大恢宏、奇恣纵肆的精神力，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细述之。

因果探讨

诗词不是檄文，向来用以涵泳玩索是不必讲究有无精神力的。然而毛泽东诗词却往往在凌云健笔、兴会淋漓之处蕴藉着激奋锐进的精神力，给人以回肠荡气、清神新魄之撼。当然诗词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执著图强的信念、如果没有百战风云的经受、如果没有瑰伟豪雄的胸襟、如果没有含英咀华的修养那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以一个旧秩序的挑战者和反抗者的姿态出现。他就曾以与宇宙万物为友、以人间哀乐为怀的胸襟与气度，用诗般语言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战斗呐喊。他不同于并超越于历史上一切伟大诗人之处，在于其不止于求索，不限于抱负，不只是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浩歌，更不会兴起“旌旗未卷头先白”的慨叹。他指点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革命，他缔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开辟的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现当代中国和世界波诡云谲石破天惊的生活实践便是他辉煌诗篇的灵动源泉。换言之，他不只是一般的诗人、哲学家，更是一个革命统帅、人民领袖。基于后者，他会把“政治目标”放在首位……“诗品出于人品”——有了如许底蕴，才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的震聩诘问；才有“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贺新郎（挥手从兹去）》）的离情别绪；才有“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采桑子·重阳》）的洒脱感赋；才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的壮言哲语……才有富于精神力的毛泽东诗词……也才有毛泽东诗词的独特魅力。

⑩ 江南吴文化中文化发展的内因是什么

一、吴越文化的分布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如南京的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这说明吴文化 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考古学界或称其为墓葬，或说是住宅，还有的说是军事堡垒。不论其有何用途，这一大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屋建筑。从其形制、出土器物相同看，它们应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迹。而在吴文化遗存较密集的宁镇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迹。这说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太湖地区属越文化的范围，而宁镇地区则是吴文化的中心。

二、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 ，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

在太湖地区也可找到吴文化的踪迹。吴国于春秋早期开始进入太湖地区，并向东部挺进，于春秋晚期占有姑苏并以此定都。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就是春秋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器增多。在太湖地区武进、无锡、苏州、昆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的特点，时代都在春秋晚期。青铜器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较多，往往是上层贵族 的标志。太湖地区在春秋晚期出现大量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的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吴人何时定都姑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应在春秋晚期，可能为吴王阖闾时。吴国虽然在姑苏建都较晚。但吴、越两国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吴文化的始创者应是周人。太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蛮夷化，形成了吴文化。当地的土著属何种系。据文献记载应属谁夷的一支。他们与邻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争战不休，其结果当然是文化的互相渗透。（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吴文化、越文化

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四。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五：吴越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目前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