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壮强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
(一)基本特征:蒙昧时代
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主要情况
1.中国人种及文化独立起源。大量考古发现有力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南来、东来诸说这类论断。我国境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址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未发现西方人种的参入,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源论缺乏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一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2.农业起源的中心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石。经历了一百多万年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栽培和家畜驯养。中国无疑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由此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许多实质性特点。
3.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中国前文明期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极多、分布极广,恰似“满天星斗”,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然而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内,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就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二、雏形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一)基本特征:文明奠基,元典创制
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明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两千多奶奶许多特征在此阶段已初步显现。尽管这一时期华夏组的宏大空间(“中国”)还很有限,尚没有对南北四方产生足够的作用力,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二)主要情况
1.文明初兴。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这与文献所载古史系统中的夏代相当,目前在豫西、晋西南进行的考古发掘正在揭开童年时期(夏代)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
2.青铜文化独具特色。中国青铜时代的诸特点,如铜锡合金、块范铸法、有特征性的器物类型及其组合,这些都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王权和等级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战争维护政权,而不像其他文明中那样主要用做生产工具。
3.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终追远、重史立言等。
4.中国文化第一次转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私有经济迅速发展,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宗法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私门”,“士”阶层兴起,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元典时代”)。
5.元典创制。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三、定型期:秦汉
(一)基本特征: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和文化模式基本定型
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合着政治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试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汉语、汉字、汉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汉时代基本定格。
2.儒家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汉代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经学”成为至尊之学,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并用,这也成为后代专制集权统治的一般方略;士大夫间流行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3.中央集权政体、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形成并固定下来。这一模式对后来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传承影响甚巨。这种模式是,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度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轮流做”的局面。农民战争或豪强夺权导致的改朝换代反复重演。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后代的专职理论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尽管后继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化接力,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是如此,后来历代也是不是如此。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四、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一)基本特征:胡汉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里神学弥漫,儒、道、玄、佛各擅胜场,影响着思想意识各文化门类。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折。魏晋以降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变,呈现出有别于秦汉的时代特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崩溃,门阀制度和贵族政治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一大特征。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上下文化干预弱化。文化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转向内部,对个人生命意义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给此后几百年见玄学和佛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至唐代中叶的文化主潮。儒学陷入困境,其后发家和名家虽曾一度受到重视,但最终代之而起的却是“玄风独振”,佛学兴盛。玄学的发达,可以视为两汉思想禁锢以来的一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复归;儒家思想“独尊”局面被打破后,儒、玄、释、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形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度的思想学术大繁荣。
2.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有别于秦汉的是,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减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游牧文化无疑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复壮和补强作用,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又一帝国文化高峰,不能不说得益于充满阳刚精神的北方民族“胡气”的熏染,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3.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这六百年间的又一主题。 佛教传入之初,也曾经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终于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隋唐时期,佛学宗派林立,禅声缭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峰异峦。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将中国学术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那么其中三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直接因为佛教影响而形成学术大势的,而其中的二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就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潜伏于此。
4.中国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这一过程大规模展开与东晋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还没有最后实现,这六百年间正好是南移过程中的过渡和调适期。
五、强化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一)基本特征:近古文化定型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它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等地文化也相继发生变革。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将此次转折看作是中世纪(或称“中世”)向“近世”的转型。中国学者陈演恪则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唐代前后期的转折,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一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韵语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可以称之为近古文化期。
(二)主要情况
1. 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带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政治上亦是如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的特色,与封建时代的西欧、日本大相区别。
文官政治形成
2.市井文化勃兴。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这种功能的变化被有的学者谓之“城市革命”)。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渐显。
3.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到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
4.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尽管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
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故尔有识者多重视两宋文化,如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而对西方文化来说,“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所接触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总之,这一阶段构筑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六、转型期:明末迄今
(一)基本特征:中西文化交汇,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化
这一阶段,已先期完成现代转型的工业西方以炮舰加商品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到“高势位”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调适、融合过程异常艰难也异常痛苦,但这一过程也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发展际遇,中国文化在制度、物质、行为、精神诸层面进入现代转型期。
(二)主要情况
1.早期启蒙思潮。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观念意识层面,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一批先进人士非君崇“公”,高倡“民本”,开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
2.西学东渐。此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是继否叫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满洲人入住中原建立清王朝,其初期并未中断西学东渐,但雍正以后则大体使中西文化交流停顿下来。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又一轮西学东渐的历程。
3.朴学兴起。清朝前中期,基本沿袭宋明以降的文化路径,只是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得到空前发展,对两汉以来经学的神圣性起着“解构”作用。
4.内力、外力共同作用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清代晚期以降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和产物。曾经颇有影响的“冲击——反映”模式,充分肯认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作用,以及中国固有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但仅仅认识到这一侧面时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诠释获得了新的生命,转换为近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等,推助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至于自宋明以来隐而未彰的原发性近代文化因子,更被纳入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因系统之中。如果对此估计不足,必将导致对中国近一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的片面理解。
5.两广、江浙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所以两广、江浙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闽粤等地以及宋明以来就已成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重心,其文化能量不断地向内地辐射、推进。此种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文虎啊传播路向,与两宋以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南的文化传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势。而两湖地区则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会的要冲地带,所以际会风云,人问荟萃。这些都构成中国近现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6.文化变革剧烈空前。20世纪以来的文化变革,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剧烈程度上,都比中国文化史上的前两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和唐宋之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决裂,可以看作诗对明清之际以来启蒙思潮的一个完结,对中国文虎啊传统有所厘清。此后,中国经历了对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扬弃。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经历着变革,从而把清中叶以来百余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化转型推向高潮。这种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一过程自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正在赢得加速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二是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改轨与上述经济形态变化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的种种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呈现于尚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面前,如信仰危机、生态危机、能源枯竭、文明冲突等等。当下日益深化的现代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激荡、挑战和提供的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史正在揭开蔚为壮观的新场景。
思考题:
1.“百家争鸣”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如何评价秦汉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3.隋唐文化多元化的原因是什么?
4.如何理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5.中外文化的二次大交汇的特点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㈡ 日本医学发展历史
1、汉方医学
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两国交往月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8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鉴真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僧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曲直漱道三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1571年,曲直濑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曲直獭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江户中期,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非常活跃,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明显的学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临床上注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以方剂为单位。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名符其实的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
2、“兰学”医术的传入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井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嚆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举趣。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仅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汉兰医学折衷派”。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末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山田正珍以及丹波氏家族。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训诂、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明治以后西医的强势
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
㈢ 汉方药草茶的历史来源
药茶的制作,最初始于唐代,在《外台秘要》的“待茶新饮方”一节中就有药茶回的制作、使用法和答主治疾病的记载,开创药茶正式制作之先例。《食疗本草》中也有以药茶治疗“腰痛难转”、“解毒下痢”的记录。但根据史料《广雅》记载,西汉前,就有人们把采摘的茶叶制成茶饼,调煮时,将之烤成红色、捣成粉末置入瓷器中,注入热开水、加上葱、姜、橘为配料后饮用,用以提神醒脑之用。此为制作药茶的最早记载。
而后的宋朝《太平圣惠方》中有八首药茶方,如“葱豉茶、治伤寒头痛壮热”、“石膏茶、治伤寒头痛烦热”。到了明清、关于药茶方的著作,已经愈来愈多,尤其以清代沈金鳌的《沈氏 尊生书》中,根据温病学家叶天士茶方修改的“天中茶”最有名,至今仍受到国家的推崇。另外加《食监本草》、《本草纲目拾遗》中也都为药茶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且药茶在清朝宫廷中也被当作延年益寿的茶饮饮用,可见药茶对宫廷饮食生活的影响。
㈣ 汉方元公司发展历史久远吗
从曹氏中医世家成立以来,已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经过所有人的不断探索研究,对中药理念的融合理解不断发展,现已成功进入世界的目光中。
㈤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华文化大致上经历了三个时期,上古三皇五帝身先士卒保卫领地,应该是一种推选强者,造福苍生的弱肉强食文化,我们的祖宗为我们创造了语言文字文化,为我们创造了家园饮食文化,母系向父系转变的社会秩序结构等文化。这是一种高度自由竞争的时期,发展到后期已经相对成熟,百家争鸣!第二时期秦皇汉武为中国选择了独尊儒家,孔子设计了这个封建家天下的孝道文化!这就确立了东方和西方文化发展的分道扬镳,中国重政治人文精神世界的开发,西方重物理,因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在尼罗河流域,每年洪水冲刷大地需要丈量界限,也出重金悬赏航海导航技术,这种社会需要造就了物理技术的蓬勃发展!他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开发日益发达!中国祖先改善了生态环境适宜居住,所以安居乐业提高了产量养活了更多族群,也并不是没有物理发展,墨家就精通机关,还有鲁班书,做的机械鸟可以飞起来!这是什么概念?可惜被压制消灭了!封建地主为了稳定,废除了民间甚至全社会的科技,选择了精神方面的治理技术,所以整个封建时期科技上极大的落后了!当代文化是毛泽东选择的社会主义文化,现在还在融合形成,但是邓小平等革命家是从西方学习的,毛泽东是在中国学习的,擅长的手段就有明显的方法论的区别,无法判断对错,历史本来就是辩证轮回发展的,所以为什么外国技术上封锁,但是留学生洗脑就很高兴,这是文化的争夺!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我希望是包容并蓄,顺其自然,让造福苍生者掌权力,让科技者受尊荣,这不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吗
㈥ 中医的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㈦ 中医的发展历史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
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
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极低。
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上世纪90年代发起的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革命。
中医新哲学观中医三个哲学观:整体观、辨证观,及新挖掘出的中医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新纳入的中医传统医学的相关信息将写入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第26章内,该章节主要阐释传统医学的分类体系,将于2022年在世卫组织成员国实施。
(7)汉方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中医文化的发展-历史名医:
一、中医的起源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炎帝部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今山西河南一带),与黄帝结盟击败蚩尤。中华儿女将炎帝和黄帝奉为华夏始祖。
“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描述了神农氏为了医学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奠定了中国医学的基础,后人为纪念他。
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医源自于原始社会,发源于黄河流域。
二、中医理论的奠定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少时学医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擅长各科。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
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著有《难经》。开启了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方式的医疗里程,并一直沿用至今。
三、中医临床的灵魂
张仲景(约公元150——约公元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四、中医的变革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
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华佗发明了茵陈蒿治疗黄疸病的方法。
创办了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五禽戏”,发明了麻沸散用作临床麻醉,比西方麻醉剂早1600多年,又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可以说华佗开启了中医临床的重要变革。
五、中医理念的进步
孙思邈(54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
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他是第一个提出对妇女和儿童单独设科的,(这也是最早的提倡妇女儿童保护意识的)。
他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医德”的人,也是第一个麻风病专家,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的,第一创建巴豆排毒的,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
六、中医的完善
李时珍(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
考古证今,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于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本书收集药物1518种,其中植物1195种,记录古代医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种。
附药物形态图1100多种,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不足,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学著作。
㈧ 中医的发展史是什么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中医,即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中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且内涵丰富的称谓。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 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后来的中医学和养生学则在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在国际上,针灸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极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发起的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革命。中医新哲学观中医三个哲学观:整体观、辨证观,及新挖掘出的中医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新纳入的中医传统医学的相关信息将写入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第26章内,该章节主要阐释传统医学的分类体系,将于2022年在世卫组织成员国实施。
㈨ 中医的历史有多少千年了
中医学,亦称“汉医”,是一种起源于中国汉族,由汉族创造的传统医学,以古代中国医学实践为主体的传统医学,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法、治疗方法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根源。主导中医几千年,现代专业中医院校都是教和学古典中医理论,千年不变,功力深厚,定力无边。
(9)汉方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中医学目前是否为最早的传统医学还无法确定。中国的中医学自称其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神农炎帝更是尝尽百草,并且用茶来解毒。
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祝由科》。
在中国, 后世人在《黄帝祝由科》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世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从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
在周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院和医疗制度,周代的医疗机构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若干人。下面又分食医(管饮食卫库)、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
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与医和,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
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
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
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
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
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
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
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
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
北宋年间,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之间贸易的高度发展,阿拉伯香药也开始大量输进中国,一次输入的阿拉伯乳香竟以万斤计,伊斯兰医药学也随之对中国产生明显影响。
传统中医自古不分科,但在北宋年间,太医院在培训医生时也如古希腊和阿拉伯医学那样,分成了内、外、妇、儿、口腔等十三科,这可能是受到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横向影响。
传统中医以汤药为主,但北宋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却大量增加了丸、散、膏、酊的处方,如《乳香圆》、《阿魏圆》等。
在明朝(1368年-1644年),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著,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及越南等亚洲地区,在公元17、18世纪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
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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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汉方的历史
日本汉方药与中药应属于同根同源。汉方药在秦汉时期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从根本上排斥汉方医学,导致其几乎灭绝。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对此束手无策,且西药对人体副作用大,价格昂贵,因而汉方医药又逐渐兴起。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即批准可以使用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汉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
西方医学传入日本真正受到注意并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汉方医学与当时急需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医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至此,汉方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