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人口定律

① 中国50年来人口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人口再生产及其思潮演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50、60年代是“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民众生育观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则是主张“人多力量大”。虽然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经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但这一派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这期间中国经历了两次人口出生高潮，期间每年平均出生近2300万。

总体来说，在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论占主流。

当时过高的生育水平，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人为化解的压力。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仅仅是要多养活那么多新生人口，显然超过了国家承受能力。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迅速增长后，1959～1961年便发生大饥荒，并不偶然，除了天灾原因外，人口生产超过粮食生产能力、马尔萨斯定律在起作用，也是一大成因。如果中国一直不采取一定的生育控制政策，而持续放任人口增长，那么，因人口增长过多而超过粮食生产限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也因为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有着世界普遍性。当时很多国家都采取过计划生育政策。最早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是印度，1952年便开始计划生育，不过因阻力太大最后没有成功，而其他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起来也没有中国严厉。

70年代中后期以后， “中国人口太多”思维一统天下，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出生率显著下降。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不增不减，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个生育率称为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按政府人口部门计算，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着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又降至1.8，已位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在这一时期，是“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中国的“适应人口”规模，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这对之后中国人的人口观念起了几乎革命性的塑造作用，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无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9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随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开始浮上水面，一些专家学者转而出现不同声音，要求反思以往人口政策。这些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是有两种意见：一种基本是过去20年来主流人口观念的延伸，认为人口不宜过多，还应严格实行人口控制；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已不可逆转地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已到了可以也应该放开生育的时候。简而言之，一为人口控制论，一为人口放任论。在后一种意见中，比较激进的观念，是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人口越多越好，不需要限制。

中央政府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关注。

200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了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决定》中说，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必须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http://paper.people.com.cn/dd/html/2007-02/15/content_12376648.htm

② 世界发展史上老大打压老二，是什么定律

这个是必然的，从屁股底下的椅子位置来说，老二直接威胁老大，不要说世界上，就是本国历史上也是如此，参考杨勇/杨广，李建成/李世民，赵匡胤/赵光义。

③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定律

1，象牙筷定律。
2，兔死狗烹定律。
3，包围专定律。

4，敌戒定律。
5，朋党定属律。
6，黄宗羲定律。
7，五世而斩定律。
8，权大欺主定律。
9，皮毛定律。
10，枪杆子里出政权定律。

④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要观点是什么，有哪些错误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源于前人的思想。它在客观上提醒了人们注意人口与生活资料比例协调， 防止人口的过速增长， 从而成为现代理论的开端。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是以议论人具有食欲和性欲这两个“本性” 开始的。其主要内容可以用“两个前提、三个定理”来概括。
两个前提：
1、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2、 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从这两个“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 出发，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经济比例：食物或生活资料的增长与人口的增殖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说， 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资料增长的要快，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
但是，马尔萨斯并不认为这两个级数就是人口规律的反映，他提出，保持两个级数平衡的唯一出路就是抑制人口的增长。他把所谓支配人类命运的永恒的人口自然法则， 归纳成以下三个定理。
三个定理：
1、是人口的制约原理， 说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正常的比例， 即“人口的增长， 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
2、是人口的增殖原理， 即“生活资料增加， 人口也常随着增加”；
3、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核心， 称之为人口的均衡原理， 即“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这个原理与前两个原理是紧密相连的，它说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最终将实现均衡， 但是这种均衡不是自然实现的，而是种种“抑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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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不同时期国力竞争和人口兴衰有什么关系

不论哪个时期，人口枯荣左右国运兴衰。

一、先从国际情况说起：
1、美国。美国从一个不毛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领袖，首要因素是其人口扩张。
拥有足够数量和高素质人口质量是美国最终主宰世界的根本之一，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连马尔萨斯在构筑他的人口理论时，也把当时的美洲视为例外，认为其丰富的资源可以使人口不受马尔萨斯定律的限制而增长——因此，早期美国在人口学上被称为“马尔萨斯边疆”。
从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判断，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其霸主地位绝难撼动。
2、再看英、法、德国的人口战略差异和国力兴衰。
自拿破仑后，法国在欧洲霸权争夺战争中几乎没有独立打赢过一场主要战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200年里法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远远落后于其竞争对手——英国和德国。而战争拼的是人和物资（即国力）。
3、亚洲。小岛日本为何鼓励生育？事实上，世界上鼓励生育的国家非常之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等。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国家却都不是人口稀少的国家。
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英国的人口密度都远超中国：中国的人口密度为141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88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0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58人/平方公里。即便去掉我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仅仅与英国和德国相当，远不及日本和韩国。
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这样一个面积比我国云南省还要小的岛国已经养了1.3亿人，而且竟然还在鼓励生育。因为他们早已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在导致日本经济长期持续衰退的最根本的原因中，首要原因是日本社会的老龄化。
与美国的持续人口引进政策不同，日本执行严格的移民政策，导致没有外国的劳动力对日本老龄化进行补充，日本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

二、再看中国：
1、古代和近代连绵不绝的战争，究其原因是为了争夺资源，扩大疆域，增强国力。战争毁灭人口，又减弱了国力和劳动力优势。彼强我弱，因此战争无法避免。
2、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初期，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口减弱到4.5亿，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那时的鼓励生育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但过犹不及，人口过度膨胀而土地产出不足，资源消耗多，国力不能发展。所以又提出独生子女政策。
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低成本的人口和劳动力优势，其中出生在50—70年代的中国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蓄水池效应造成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中国工资较长时期保持在较低增长水平。
随着70年代后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们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劳动力局部短缺的局面开始初露端倪，“民工荒”愈演愈烈，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从2008年的1340元上涨到2011年的2049元，四年间的涨幅高达53%。
未来，随着“90后”、“00后”独生子女的长大，中国“农民工”阶层将彻底消亡。中国制造业的人口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整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将在2020年即下滑至70%以下。
201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28%，美国的18%！相对人力资本低廉的其他地区，我国逐步丧失了比较优势；相对印度而言，中国将不再有人口优势；而相对美国和日本，中国却是已经未富先老了。所以，二孩政策的推出，要积极响应。

⑥ 历史学定律有哪些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麽？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麽？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⑦ 历史的发展是周而复始的吗

历史的发展其实是有规律的,并不是说历史会和现实完全一样,从各朝各代的经历看,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有章可寻的,你可以仔细想想,现在发生的很多事都是历史的影射.

⑧ 人口法则概念是什么 经济适度人口概念是什么

马尔萨斯认为抄,人口在无所妨袭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这就是所谓的"人口法则".
适度人口,一般是指在一定目标和条件下区域能够供养的最优人口数量.它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区域各种自然经济承载力和区域人口对这些承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平衡,也取决于不同的研究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口学家素维（A.Sauvy）将"适度人口"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并将适度人口分为以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经济适度人口”和以达到最大实力的“实力适度人口”。

⑨ 人口迁移的理论综述

人口迁移和人口迁移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和不完善。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Law of migration）”是公认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从人口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相比之下，国内人口迁移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大多停留在国外理论框架之中。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
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 1889））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1938年，赫伯尔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概念，他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迁移者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推力——拉力理论的成立包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二是认为迁移者对原驻地和迁入地的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两地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从比较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选择。Lee（1966）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4个方面：（1）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2）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3）各种中间障碍；（4）个人因素。
推拉理论还有许多量化模型，美国社会学家吉佛把“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应用于人口迁移研究。他认为，两地之间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之间距离成反比，并基于此提出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式中，Mij为i地与j地之间的人口迁移量，Pi、Pj分别为两地的人口规模，d为两地之间的距离，k为常数，a为距离衰减系数。
引力模型还存在多种形式的修正，该模型的提出使人口迁移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但是，传统的引力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模型只包括迁入（出）地的规模变量，不能反映人口迁移随地区间社会、经济差异要素的变动。因此，国外许多学者对引力模型做出了改进，引入了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等社会经济因子。在模型的具体运用方面，Fan（2006）利用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GDP和移民传统因子，衡量地区经济差异和社会网络关系对移民规模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Courchene（1970）通过对加拿大各省区的调查，发现迁移率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Cebula & Vedder（1973）发现在美国39个都市统计区中，人口净迁入量与人均收入呈弱正相关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以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为代表。刘易斯）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高低而引发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城市工业部门因为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劳动力成本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宣告完成。
刘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显然，刘易斯模型难以对此现象做出解释。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于1969年提出以农村人力资源进城所获“期望收益”大小来解释这一问题，这就是“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且城市失业率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
托达罗模型对城市已经存在较为严重失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继续流往城市的问题上，给出了较为满意的答案。但是，该模型只考虑了迁移成本，未考虑生活成本；另外认为“扩大中、高等教育投资会冲击城市就业”的论断也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不符，因此，在运用托达罗模型时应具体分析，使之适合研究地区基本情况。 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开展较早，除了理论体系研究较为系统和成熟，相关实证研究也比较丰富，国外人口迁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1）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如Zhang & Song（2003）认为农村至城市的移民对中国城市化率的增加起主导作用。Williamson（1988）通过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指出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归结于城市内生增长的“制约”，以及城市外在环境的内部事件（土地的稀缺）和外部事件（对外资和国际市场过分依赖）的影响。
（2）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如利用人口属性的相关指标对人口的分布形态进行度量（Shen, 1996; Otterstrom, 2001）；也有学者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进行描述（Fan, 2005）。
（3）人口迁移的政策研究。主要就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以及户籍政策展开相应研究。如Shen（2002）发现经商、学习培训、医疗活动是中国的省内移民迁移的三大因素，而省际农村移民则倾向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还建议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来改善迁移人口的居住状况。Zhu（2007）通过对福建省沿海城市的问卷调查，指出省内迁入人口多从事批发零售和服务业，而省际迁入人口主要从事制造业；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应仅仅关注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而应对他们的工作收入及稳定性加以保障。
（4）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迁入地的“拉力”作用和迁出地的“推力”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地区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Johnson, 2003; Fan, 2005）；也有研究指出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以及迁移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也有较大的影响（Shen, 1996; Liang & White, 1996; Zhang & Song, 2003）。在“推力”和“拉力”谁占主导的问题上，Engels（1974）通过曼切斯特早期城市快速扩展和晚期城市衰退与工业布局的紧密联系，认为“拉力”为主导作用；而Redford（1968）则认为迁入城市的移民是由于农业用地紧缺和圈地运动引起，“推力”是主要因素。 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既包括国家尺度，也有以某个地区或者特定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单元的划分上，在讨论国家尺度迁移人口的空间格局时，一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最小研究单元；但是也有学者对各地级市流动人口的点格局分布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上，包括对人口统计指标空间特征的简单描述以及较为复杂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有基于迁移流的流场格局的探讨。
多数学者集中研究了国家尺度下人口特征和人口迁移分布格局。Shen（1996）对中国各省区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所占比例等15个人口统计指标进行分析，通过变异系数的数值，揭示人口分布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Otterstrom（2001）利用人口集中指数，对美国1790-1990年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进行量测，结果表明，美国经历了从边疆地区逐步西进至“阳光海岸”地带的人口迁移过程。俞路（2006）也进行了类似研究，认为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平均的情况下，人口重心的轨迹可以反映出人口迁移的进程。通过对我国1953-1995年的人口重心计算，发现我国人口重心变化较为稳定，伴有小幅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朱传耿（2001）提取出1996年中国流动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节点数据，利用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内插，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三维模型和等值线。
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分析是刚兴起的研究领域之一。Fan（2005）通过中国各省区迁移流强度的计算，认为中国的迁移流指向大多从经济落后地区指向发达地区，并且邻近省份的短距离迁移流比重较大。丁金宏（2005）利用“五普”迁移流数据，认为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并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西部边缘区四大辐合流场以及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辐散流场。
在以特定地区和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迁移人口空间格局研究中，中国的三大都市圈成为研究的热点。乔关民（2004）认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南北翼之间在人口流动联系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上海与北翼苏州、无锡的联系，比与南翼嘉兴、湖州的联系紧密许多。俞路（2006）通过对中国三大都市圈迁移流的迁移距离、平均方向和环形方差的考察，衡量三大都市圈对外联系强度和开放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京津唐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李亚丽（2004）通过研究河南省人口密度等值线的变动状况和人口分布洛伦茨曲线的变动情况来考察河南省人口分布的集聚趋势。郑明媚（2006）构建了县域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选择县域内独立的居民区片为计算单元来评价乡镇的人口吸引潜力和人口最大可能迁移目的地分布，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 1、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综述
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对人口迁移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Zhang（2003）认为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促进迁移人口的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他还构建了人口迁移量模型，揭示出GDP增长率与人口迁移规模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Fan（1996）利用“四普”数据，建立了广东省人口迁移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资投入、地区间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吸引作用。此外，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女性的“婚姻嫁娶”和“务工经商”迁移流分析，认为传统女性因社会原因多进行短距离迁移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的长距离迁移（Fan, 1999）。朱传耿（2001）对流动人口大于5万的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提取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投资和消费4个因子，通过相关分析得出流动人口与经济增长和投资关系密切。
2、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综述
尽管以往文献中没有明确指明区域通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学者们从交通距离、干线布局等方面对通达性的影响作用展开了研究。如Fan（1999）认为因“婚姻嫁娶”迁入广东的女性，其原住地大多沿着从广西、四川至广东的铁路线分布。李亚丽（2004）认为河南省交通线路和交通枢纽的布局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国平（2004）以深圳为例，利用重力模型进行回归，认为人口迁移规模与深圳距各省市的交通距离成反比，其他学者也通过各种模型验证了距离因子对人口迁移的负面影响（童玉芬, 1994;杨云彦, 1999）。曾智超（2005）通过对上海市地铁沿线行政区的调查，指出大都市轨道交通促使了沿线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转移。
3、其它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相对于经济因素，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影响非常小，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朱传耿, 2001）。Fan（2005）利用重力模型对中国“四普”、“五普”各省区共812条迁移流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四普”时期，距离因子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而“五普”时期，距离的阻碍作用减弱，由移民传统（Migration stock）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成为影响迁移的首要因素。也有研究表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对人口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Shen, 1996; Zhu, 2007）。 应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发展模式，现行的研究大多借鉴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变化模式，如Hall（1984）的大都市圈变化模式、Klassen（1981）城市发展阶段模式以及小长谷（1981）生命周期模式等。彭际作（2006）对1850-1970年纽约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指出其经历了由核心区至内圈再到中间圈、外圈的人口增长阶段。王桂新（2006）利用“五普”数据揭示出中国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认为长三角区内人口迁移空间上形成了江苏和浙江两个相对独立的迁入目的地选择空间模式。

⑩ 假若古人想象的轮回为真，那为何人口能够持续增多

一、所谓的六道轮回并不一定是在人间一直轮回。这是所有主流宇宙学家都同意的观点。在以前的几年当中，宇宙学家们共同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所在的宇宙，仅仅就是无数个宇宙中的一个个体。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其他数十亿个宇宙。以及那些宇宙中是否都有着相同的物理学定律还不得而知。而人口增多那时自然规律，生态平衡呀。

四、也许未来的科学已经发现了六个轮回，可以摆脱时空的束缚，任意交换时空，就像我们现在的科学发现地球是圆的，能够摆脱地球的引力而登上其他行星一样。在几千年前的古人眼中，这些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佛教不仅有对宇宙和生命终极真理的系统描述，而且有对如何突破生命意识局限性的各种方法的描述，供我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