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能告诉我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论文的参考文献 能给我吗
摘要：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思考和部署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是符合当代经济、科技发展规律的重大决策。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词：机遇和挑战 国内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整体分析
1.1 从国内来说
发展的条件可以说愈加雄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结构正在加快转型，市场需求的潜力非常大，目前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但是，国内也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能源，这些资源和能源不是单靠国内就能解决的，这方面的平均优势非常特殊。再如：要扩大内需，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还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再如，现在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和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困难还很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1.2 从国际来说
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经过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在牵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还比较缓慢，尤其是围绕着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
另外，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不断的对我们形成一些冲击，如：美国的宽容量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
2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
2.1 首先，从国内情况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强化了加快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明显改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我国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体来讲，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为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前提条件
近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的持续增长，使许多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另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据测算，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将持续上升，使我国未来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的高中阶段教育得到明显加强，大学的招生人数和入学率不断上升，这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1.2 积极推进的结构调整将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消费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市场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改善、不断升级，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正经历从百元、千元级到万元级的转变，食品、衣着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住房、汽车、电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比重迅速上升。
另外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地区结构优化将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奠定基础。近2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加快发挥比较优势，综合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开始培育出有一定竞争力、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措施，将有力地推进全国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2.1.3 不断优化的体制环境将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
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更加活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集体经济在改革重组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国有经济通过采取新的有效实现形式，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获得显著发展。通过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开始形成。 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使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2 其次，从国际环境看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也为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契机。具体来讲，国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广阔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较之拉美、南亚、中东欧和俄罗斯等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社会比较稳定等方面的优势，更可能得益于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这是我国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因此，要适时、有选择地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接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产业转换与升级。
2.2.2 新科技革命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的日益融合，推动了经济增长、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技术进步的力量将对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3 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3.1 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加剧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决定了我国未来几十年将处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上升阶段。因此，节约资源、增强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特别是重视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水、土地、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保护，成为我们今后要长期面对的战略性课题。
3.2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等方面。
3.3 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目前，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强化，对我国未来出口的增长形成较大障碍。
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从制造业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都将使我们的企业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4 国家经济安全存在隐患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出现较大缺口，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加以弥补。此外，我国的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由于我国工业中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将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甚至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4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讲，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机遇只是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机遇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繁荣昌盛。历史上因丧失机遇而。导致落后、走向衰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心谋划，统筹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求一篇历史的论文（经济对社会的影响）！谢谢！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二、中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
（1）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
（2）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
（3）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
（4）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5）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3. <<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论文，1500字以上
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水深火热。
内忧：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各种问题也暴露无疑：党大于政，政大于法的独丨裁式统治偏离了政府做为“为民服务”职能的方向。使得改革开方的经济利益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也因为政府的经济中的过多干预，中国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实是逼于无奈的做法：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经济利益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导致国民消费（内需）严重不足，国家从2002年起不再公而基尼指数（一个判断贫富差距的参数，国际通用的），据民间数据统计来看：中国2010年基尼指数已达0.56.而更有学者说中国的基尼指数超过0.6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直接导致内需疲软，当然，内需一直不是中国这种畸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公权力失衡，政府权力无人监督的前提下，国企成为垄断行业，不但垄断资源和市场，还垄断银行贷款。这一点更让民营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在健康发达的经济体中，民营企业一直是市场鲜活的主力，但在国有政治偏袒国企的境况下，民营企业在2009年至今的数次货币紧缩政策下遭受巨大打击。市场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大量倒闭的同时，热钱为寻找保值的处所而大量涌入地产市场。抬高了房价。从表面上看。这倒也为中国GDP做了贡献。但深往里看，就发现这种畸型经济的隐患：社会财富并没有因实体生产的物品而增加。仅是靠抬高物品价格（房价）而实现了GDP的大量增加。这样水涨船高还间接导致物价上涨.所以在这两年的货币紧缩政策下，我们并没有看到物价的下降（在世界正常的经济体中，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会降低物价）。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经济：货币紧缩了，通货却膨胀了……。
外串：1990年日本经济大崩盘，1999年亚洲四小龙金融风暴。这都是华尔街一这群银行家的杰作。手段：：：通过金融手段迫使本国货币升值。使热钱大量涌入。同时通过货币升值打压出口，像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极大程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方略，正中这些金融家的下怀。出口受到打击。而人民币升值必然大量外国热钱涌入。出口受打击。国内消费又因通货膨胀受打击。货不单行之下。国内实体生产企业必然大受打击。这样国外热钱和国内实体生产企业因为不搞生产而多出来的钱，加上央行降息的货币宽松政策。三方面的热钱必然大量涌入不用实体生产的虚拟金融业。房地产和股市，所以若不出我所料，中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房价上涨和股市牛市，而通货膨胀还将加剧。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在、上海开新闻发布会时说到明年6月将富士康员工的工资 由2200元提到4400元？凭什么？我想。这应该是人民币国内贬值的信号吧？所以我认为，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马上会拉开序幕。
所谓斟酌使用权衡性，只是央行饮鸩止渴的做法，其实现在无论是什么金融手段。都不足以扭转中国经济被“国际银行家们剪羊毛”的结局了。只是看他们什么时候下手了，哎。中国经济。因为政丨治体制的问题，已是积重难返了。
4. 求一篇论文：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 （经济社会历史）
我们说，所谓事物发展整体（整体论），就是事物的一切方面与一切局部的总和，就是事物的一切方面与一切局部的总和的动态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就是事物至少经历了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的全过程，经历了一个分析发展阶段与一个综合发展阶段，就是事物的现实的横向整体（静态）与历史的纵向整体（动态）的总和，就是事物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这就是综合哲学对‘事物整体’的最科学最准确的定义，这是一个全新概念。
在这个概念里，我们首先是把事物至少经历了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的全过程当做事物整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事物发展全过程中的本质——分析与综合发展规律。在过去的人类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人们之所以没有发现哲学总规律，有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社会整体的本质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人类社会还没有经历一个分析与综合的发展循环，还没有经历一个分析发展历史阶段和一个综合发展历史阶段，这就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本质还没有暴露出来，人类也就根本无法认识它。只有在现代人类的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才能发现哲学总规律，因为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分析与综合的发展循环，人类社会整体的本质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人类完全可以认识它了。我们正是通过对全部人类历史实践和经验的概括总结，发现了哲学总规律。
在这个概念里，我们也把事物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是因为，事物的分析与综合的发展，是反复循环进行着的，每经历一个循环，都会把事物推向到一个高级的程度，直至该事物消亡而变为新事物。这样，我们就把事物的发展当做了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发展过程，这就存在着继承性的问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继承性（肯定性）与否定性相统一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否定人类的一切缺点和过时的东西，不断继承和发扬人类的一切优点，不断创造出更多的新优点，人类才能不断走向更高级的程度。当我们把人类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实践当做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之后，就发现了哲学总规律；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人类经历了多少个分析与综合的发展循环，就是经历了几亿年几十亿年甚至几百亿年之后，直至永远，我们也都必须把它当做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来看待，当做唯一的一个分析与综合的发展循环来看待。这样我们就看到，它在最后一个循环中的综合历史发展阶段，就是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所构成的一个最大的分析与综合发展循环中的总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而在此阶段之前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就构成了这个最大循环中的总的分析历史发展阶段。与这个总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相比较，人类在此前所进行的一切综合发展就都是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综合发展。这就是说，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的，水平是越来越高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幅度是越来越大的。也只有把人类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才能更全面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不断加深对哲学总规律和一切哲学分规律的理解，使人类历史的发展更具科学性，少犯甚至不犯错误，至少是不犯重大的历史错误。
我们把一个事物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事物整体，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在过去的人类对地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人们主要是从静态上去认识事物的。人们往往都是把一个事物看做是静止不变的，然后去认识它的本质，这就使人们往往只把事物的横向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局部的总和当做事物整体，而看不到事物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不到事物的一切方面与一切局部在它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因而也就不能认识事物整体的全部本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和哲学总规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想认识汽车的生产过程的本质，就必须去了解汽车生产的全过程。生产汽车要经历一个一切零部件的生产过程和一个组装出整台汽车这样两个具体过程。我们只有了解了生产一切零部件的过程，又了解了总装的生产过程，才能掌握和指挥汽车生产全局。如果我们只了解生产一切零部件的过程，或者只了解总装的过程，就不能了解汽车生产的全局，因而也就不能指挥汽车生产全局。在这里，如果我们把生产一切零部件的过程与总装过程相比较，那么，生产一切零部件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发展过程，而总装过程就是一个综合发展过程。这就表明，我们要想认识事物整体的全部本质，就必须把它的分析与综合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行，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我们只有把过去的人类对地球自然（人类社会）的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与现代人类的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能认识地球自然整体和人类社会整体的全部本质。只有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全过程，经历了一个分析历史发展阶段和一个综合历史发展阶段之后，人类社会整体的全部本质才能全部暴露出来，我们才可能认识人类社会整体本质，发现哲学总规律和哲学的一切分规律。所以我们才说，在过去的人类对地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一切认识其中包括哲学认识，都是人类对地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本质认识，从总体上看都是一种感性认识，只有在现代人类的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才能产生真正全面的理性认识，才能产生综合哲学和哲学总规律这样的科学理论。
人类每认识一个宇宙自然范围整体本质，都必然会经历一个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与一个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人类每经历一个分析与综合认识发展的循环，都会向宇宙中扩大一个实践范围，做为人类在下一个发展循环中的认识对象。当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发展过程结束之后，人类就会大批向太阳系空间和地外行星移民，把人类的实践范围扩大到整个太阳系。人类在下一个发展循环中的认识对象就是太阳系。人类每向宇宙扩大一个实践范围，都会对它进行一次分析与综合认识，经历一个分析与综合认识的发展循环，经历分析认识与综合认识这样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循环是不断反复地无限交替发展着的，直至人类灭亡。
我们不仅要把人类的一个分析与综合认识循环的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且在以后的任何一个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都要把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当我们站在以后人类的任何一个发展循环中的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往前看，都是一个分析与综合认识发展的全过程。这最后一个循环中的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就是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总的综合认识历史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以前的一切循环与最后一个循环中的综合认识历史阶段相比较而言，都是人类对自己在最后一个循环中所认识的自然范围整体的总的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人类在此前一切循环中所进行的一切综合认识就都是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综合认识。例如，当人类认识了银河系所在的星系团的整体本质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此前我们所进行的一切综合认识，就都是对这个星系团整体本质的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综合认识。因为我们此前所认识的一切自然范围，都是这个星系团整体的一个局部，无论是地球、太阳系还是银河系等等，都是银河系所在星系团整体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局部。所以，我们在此前对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等等的一切局部自然范围整体本质的一切综合认识，相对于人类对银河系所在星系团整体本质的综合认识而言，就都是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综合认识。可见，无论人类所认识的相对独立的宇宙范围整体有多大，相对于我们对比它更大的宇宙范围整体的本质认识而言，都是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本质认识，都是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综合认识。所以，我们认识一切事物都应该如此，不仅要认识事物的一个发展循环，而且也要认识该事物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把该事物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唯一的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全过程来看待，直至该事物灭亡。这就表明，人类认识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范围是越来越大的，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幅度是越来越大的，人类在宇宙中的自由发展水平是越来越高的。
人类认识发展的总的历史趋势是不断向全面性方向前进着的，人类认识是越来越全面的。但是，人类认识又永远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全面的，人类认识永远都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的。从绝对意义上说，人类认识发展的全面性是相对的，而片面性则是绝对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事物的分析发展是绝对的，而综合发展是相对的。人类认识的分析发展是绝对的，人类认识的综合发展是相对的。无论人类认识了多么广大的宇宙范围整体的本质，也都只是认识了宇宙整体的一个局部，而且是整个宇宙的一个无限小的局部，既使在人类看来自己所认识的宇宙范围几乎是无限大的，但与无限大的宇宙相比较，也还是有限的，也还是无限小的。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认识宇宙整体的本质，而只能认识宇宙的一个无限小的局部本质，这就使人类认识的发展必然永远存在着片面性。从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循环内看，人类分析认识的发展必然是片面的，人类综合认识的发展必然是全面的，这也是绝对存在着的事实。在过去的人类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一切认识其中包括哲学认识都是片面的，只有通过现代人类综合认识的发展，才能使人类的一切认识走向全面。综合哲学的诞生就是人类哲学由片面走向全面的集中理论表现。我们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现代人类综合认识的发展，人类认识必然会不断向全面方向发展，这就会使人类的一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生重大革命。所以，我们说现代是人类科学大革命的发展时代。
在人类的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一切片面性，有些是人类已经认识到而又无法克服的，但更多的则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或无法认识到的，只有到了人类的综合认识历史发展阶段，才能使人类全面认识到自己的片面性，进而全面克服一切片面性。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只有认识了人体的本质，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猴体的本质。我们只有首先认识了事物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局部各自的本质，然后才能认识事物整体的本质，也就是只有首先对事物进行分析认识，然后才能进行综合认识。也只有完成了综合认识，认识了事物整体的全部本质之后，才会使我们发现过去的人类分析认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切片面性，从而使我们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局部各自的本质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人类虽然必须首先对事物进行分析认识，以认识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局部各自的本质，但是，人类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局部各自的本质认识，却只有当人类完成了对事物的综合认识而认识了事物整体本质之后，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局部各自的本质认识才能更清晰、更明确、更深刻、更全面。在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发展过程中，人类就会不断发现自己的片面性，到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发展过程结束时，人类就会发现自己的一切片面性并克服一切片面性。例如，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问题，自从人类产生那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开始时还不那么严重。随着过去人类分析认识的不断发展，由于人类分析认识发展的片面性，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了，但在过去人类的分析认识发展历史阶段，人们对此几乎根本就没有什么认识。直到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发展历史阶段开始前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类才认识到了环境污染问题，这是人类开始发现自己认识的片面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人类克服自己认识的片面性的开始。到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发展过程结束时，人类就会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人类分析认识发展历史阶段的一切片面性并克服一切片面性，使人类对地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认识由片面走向全面。这就意味着目前的一切污染全面消除了。环境污染是人类认识发展片面性的必然产物，消除污染则是人类认识发展走向全面性的必然产物。大同世界时代的地球自然，是一个经过人类精心打扮的更典型化的大花园，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动物园，是一个更全面适应人类发展需要的天堂。
当我们把人类种族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之后就发现，人类种族也是按照分析与综合规律发展着的。无论人类种族经历了多少个发展循环，我们也都必须这样看。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人类种族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发展战略。在人类种族一切循环的分析发展历史阶段，我们都要把人类血缘科学地划分出多个层次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局部——各个相对独立封闭发展着的血缘子系统（种群），在保证一切人们的身体都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让每个种群都相对集中地发展人体的一个系统和器官，这也就是要使每个种群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血缘优点。在人类种族的一切综合发展历史阶段，人类都必须科学地使人类的一切种群之间融合为一，使全人类一切人们都吸收人类一切种群的一切优点并加以综合化发展，创造出人类种族以前所没有的许多新优点，并普及到全人类一切人们。人类种族每经历一个发展循环，都会使人类大脑和身体产生一次飞跃。这样就会使人类身体对自然的适应性越来越强，适应的宇宙自然范围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们不但要使人类种族的每一个种群在每一个分析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个发展的重点，同时也必须使人类种族做为一个整体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每一个循环或几个循环中都有一个发展的重点。从目前循环看，人类种族虽然是自发发展着的，但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出它做为一个整体的发展重点。任何事物在其发展中，都会有一个主要矛盾（重点），人类种族也必然如此。目前循环人类种族做为一个整体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大脑和神经系统，因为只有这样，人类大脑的智力才能高度发达，人类的生理认识能力才能极大增强，人类的实际认识能力才会极大发展，从而使人类全面彻底脱离动物界，变为真正的人类——自由文明的人类。在任何一个发展循环内，人类种族整体都应该有也必然会有一个发展重点，无论人类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都必然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自觉这样做。人类种族做为一个整体在下一个循环的发展重点就很可能是血液循环系统和心脏。人类也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把几个循环当做一个阶段来集中发展人体的一个系统和器官。这样，当人类种族经历了许多发展循环之后，人类身体就会获得更全面的提高。这就会使人类的智力不断全面发展，人类能力不断全面提高，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性更强更全面，这就能使人类向更广阔的宇宙范围扩散发展，人类寿命会更长。从目前看，人类种族产生以来只经历了一个发展循环，人类的历史经验还很有限，这就使人类制定的人类种族的发展战略会产生某种偏差。人类种族经历的发展循环越多，人类的历史经验就越丰富，人类制定的人类种族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偏差就越小。这种偏差的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小的，但永远也不会消失。
人类种族整体在任何一个发展循环内，都绝对地存在着一个分析发展历史阶段与一个综合发展历史阶段。但是，从人类种族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看，这种分析与综合发展同时也是相对的。这就是说，无论人类种族经历了多少个发展循环，我们都必须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当做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来看待。这样，当我们站在以后的人类种族的任何一个发展循环中的综合发展阶段往前看，那么，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就只是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的循环，在此前的一切循环与阶段合在一起就是它的分析发展历史阶段，我们人类现实所在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就是这个由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所构成的最大循环内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人类种族在此前的一切循环中所进行的综合发展，与人类种族在最后一个循环中所实现的综合发展相比较而言，就都是一种个别局部性质的综合发展。这就表明，人类对人类种族的自我改造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水平是越来越高的，也表明了人类种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以，我们在未来的任何一个发展循环中，都必须把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唯一的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全过程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种族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科学性和全面性，同时也使人类种族整体在任何一个发展循环或几个发展循环中都能有一个发展重点。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当我们把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之后，我们就发现，过去的人类分散分裂时代是人类社会的分析发展历史阶段，现代是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过去是人类社会的分散分裂发展时代，现代是人类社会走向世界统一和大同世界的发展时代；过去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发展时代，现代是人类社会走向全面平等的发展时代；过去是人类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发展时代，现代是人类走向生产生活全面自动化和航天化的发展时代；过去是人类艰苦奋斗的发展时代，现代是人类走向全面享受的发展时代；过去是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转化为真正人类的量变发展时代，现代则是它的质变发展时代。当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发展过程结束时，人类的生产生活就全面实现了自动化和航天化，人类的社会平等就全面实现，这里主要是指人类全面消亡了民族和阶层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不平等，全人类就都进入了全面的享受时代，真正的自由文明人类诞生了。在大同世界以后，就永远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全面自动化和航天化的发展时代，而且是越来越自动化和航天化的发展时代，这就必然是人类的永久享受时代。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循环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人类是越来越会享受的，人类也是越来越有条件享受的，人类的社会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永远存在着的。在人类社会的分析发展历史阶段，人们的社会差距是有所拉大的，而在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则会全面消亡这些社会差距。人类的社会差距是永远会存在着的，如果没有了一定的社会差距，人类社会就无法发展了。只不过在大同世界以后，人类的一切社会差距都是在人们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基础上产生发展着的，而且这种差距也是很小的，它已没有了任何对抗性。人类的社会差距是波浪式向前发展着的，在人类社会的分析发展历史阶段，它是在个别局部方面不断增大着的，在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它是不断减小以至消亡着的。它的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不断减小着的，但永远也不会变成零差距。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一定差距，也必须要有一定差距，只有有了差距，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发展。
我们在以后人类的任何一个发展循环中的综合发展历史阶段，都必须把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当做唯一的一个分析与综合发展全过程来看待。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人类的社会管理和人际关系是越来越简单的；人类制造的一切机器是越来越复杂的，人类使用机器的方法是越来越简单的；人类是越来越会享受的，也是越来越有条件享受的。
由上可见，我们必须把任何一个事物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尤其要把人类认识、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无论人类历史发展到什么时候，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必须这样看。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站得更高更高，看得更远更远，明确人类的长远又长远的发展目标，进而使人类能制定一个更长远的科学发展战略，并能不断科学地修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科学性和全面性。人类经历的发展循环越多，人类的历史经验也越丰富，人类对哲学总规律和哲学的一切分规律的理解也会越深刻越全面。这就会使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精确，人类所犯的历史错误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但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定会有某种错误，只有人类灭亡了，才会没有错误。当现代人类综合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结束后，人类就开始了全面自觉地创造历史的全新发展时代，从此以后，人类社会的一切就都是人类自觉地有计划地发展着的。人类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它必须也必然会按照人类意志来发展，它就应该象人类制造的一切机器一样，一切听从人类安排。当人类全面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和一切分规律即哲学总规律和一切分规律之后，人类的意志就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它们之间就完全融合为一了。这时，人类的意志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类意志，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它们究竟谁是谁了。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但这实质却是人类全面自觉地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发展自己的集中表现。
在过去的人类分散分裂时代，是人类社会支配人类、统治人类的历史发展时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人类能力有限和人类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外，主要就是因为人类的分散分裂发展。人类能力低下，使人类没有能力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类能力高度发展之后，也就是只有人类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之后，才能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没有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人类没有科学方法去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类全面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后，才能运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人类分散分裂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或阶层都不能左右全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方向，而只能被人类整体的自发发展所支配。一切民族和一切阶层都是身不由己，谁都想支配自己甚至全人类，又谁都不能支配自己和全人类，其结果就是谁也支配不了谁，大家都被历史所支配。人类的分散分裂发展使人类的意志分散了，所以人类的意志就不可能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在人类统一的大同世界全面实现之后，全人类做为一个统一整体发展了，人类的意志完全统一了，人类意志才能完全支配人类社会发展，或者说，人类社会才能完全按照人类意志发展。在大同世界，只要通过全民公决，人类社会的一切具体制度和道德原则都是可以随时改变的。没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原则，只有人类生活的不断美满和幸福快乐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发展目的实现了全面的历史回归——追求人类种族的全面繁荣——人类生活的不断幸福美满和全面享受。
5. 革命与改革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历史论文
（）联系工作实际
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
（2）选题适当
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选题要适当包括有两层意思：
一是题目的大小要适当。题目的大小，也就是论题涉及内容的广度。确定题目的大小，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如果题目过大，为了论证好选题，需要组织的内容多，重点不易把握，论述难以深入，加上写作时间有限，最后会因力不胜任，难以完成，导致中途流产或者失败。相反，题目太小了，轻而易举，不费功夫，这样又往往反映不出学员通过几年大学阶段学习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也失去从中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的机会，同时由于题目较小，难以展开论述，在字数上很难达到规定字数要求。此外，论文题目过小也不利于论文写作，结果为了凑字数，结尾部分东拼西凑，结构十分混乱。
二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题目的难易程度，也就是论题涉及的深度。确定题目的难易，也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量力而为。题目难度过大，学员除了知识结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外，资料搜集方面也有局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论文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中途要求另选题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要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去选一些自己不可能写好的论题；又不能贪图轻便，降低要求，去写一些随手可得的论题。
（3）选题要新意
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
6. 有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论文2000字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创造了开埠以来辉煌的业绩。然而上海在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曲折，在邓小平关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以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上海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构想
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他的基本构想是：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来振兴上海；通过抓上海的发展，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邓小平运筹帷幄，提纲挈领地指出上海加快发展的关键是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成为上海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和先行区，使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得到调整和改造，使上海能够扩大对外开放度，这就为上海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由此来带动上海的振兴，并把上海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振兴上海，加快上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的开放开放，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即这不单单是关系上海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甚至不无遗憾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段话固然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恭谨的胸怀，但也点出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上海的发展，让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有利于先进技术沿长江由东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有利于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邓小平统筹全局的英明决策。邓小平在明确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还为上海指明了加快发展的具体做法。第一，上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第二，上海要发展金融业。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对上海金融业寄予厚望，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第三，上海要遵守国际惯例。邓小平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虽然上海起步晚了，但是邓小平却对上海加快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上海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详细分析了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即：第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样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主力军。上海的改革开放得到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第二，“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建设人才，迄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近百万人。上海还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较好。这些都是上海加快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第三，“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是上海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人文优势。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处，经历了兼收并蓄、重炼再铸的过程，使人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随之增加，善于包容和转换各种事物，形成了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和灵活性，产生了具有鲜明的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这就使“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第四，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亚太地区经济又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特区开发已获得经验。因此上海遇到了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最好的环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强调，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又着重强调了抓住机遇的问题，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7. 运用具体的世界或中国经济史说明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
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目前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核算的难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许也正因为此，交易费用才长久的被人们所忽视。虽然诺思曾说他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少。但是，如果连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认可的话，最终所得到的数据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很自然的，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认可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毫无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现在人们所信奉的科学是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模糊意义上的“很多”和一个精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字，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产生一套公认的对于交易费用的核算体系不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对交易费用进行核算，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能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概念。有学者曾试图去做到这一点：交易费用其实就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但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并不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核算要求。我认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论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把众多繁杂的论题纳入自己的解释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使别的论题能够自觉地归入此框架之中。（打个比方：在一个有着很多小企业的市场之中，每一个小企业都可以被称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收购与兼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制度的变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它的成本还非常的高昂。那么，如何来度量这个成本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连交易费用的度量都是极为困难的，那么要度量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诺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你才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人们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这一行为。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预期”与“估算”说的都是很牵强的。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属性，如阶级性，公共性，正负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实是方便了一些人钻空子）等等。有鉴于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究竟是减少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还很难说。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在解释历史时陷入困境后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觉是这一理论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但这样却又给这一理论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在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将会在下面单独讨论。
制度重于技术？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源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与政府盖了多少钱，掉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吴敬琏
可以看出，这和诺斯的论调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同样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忽视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认识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对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具有很大的长期意义（参看下面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与此相比，一项“好”的技术一旦的一发明，便会被迅速的推广使用，且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会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说制度重于技术。 诚然，制度为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的进步则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争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哪一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就如同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虽然诺斯证明了在产业革命前是先有一场制度的变革的，然后才导致了第二次经济革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制度的变革呢?）。如果跳出制度与技术谁是更为根本性的争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从经济的增长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共同为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并且只有当把制度与技术的贡献转化为经济的时候，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我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制度重于技术）。 这就需要人们（往往指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如果由技术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大于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那么，国家就应该先想办法发展技术，以此来带动制度变迁，然后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为经济的增长服务；反之，就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当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制度变迁或是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成功与否，也并不严格符合上面所作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这种决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不服从因果决定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三 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1 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
2 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 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不属于这两者的则不予考虑）
4 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大多数制度变迁都属于这一类）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如法国大革命），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所谈到的制度变迁其实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而，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事与愿违）。因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强制型制度变迁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这又于制度是具有差异性的有关，简单的说，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如法律必须由国家来制定。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也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但是，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国家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上。
（在这一段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制度变迁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还有很多超过字了....
8. 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000字论文 拜托高手给个写的思路 主要从哪些方面阐述
提你参考----文如下
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发展模式的优劣日益成为国家和谐发展、维护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为此，中国选择了走建设创新型国家之路。
1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建设创新国家的迫切要求
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发展历程，是一部创新活力不断转化的历史。各种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各种新发现、新发明不断涌现，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不断涌现，各种新的社会生产、科研组织方式不断涌现。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要素，又最终汇聚成大量的科技成果被不断地、大规模地转化为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活动，持续支撑着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
在创新活力转化现实生产力过程中，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都表明，新产业的兴起、新兴国家的强盛，都依赖于一批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突破和商业化的运用。例如，美国工业化时期，通用和福特等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开发和转化获得长久的发展，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了美国工业国际竞争力；20世纪末，微软、苹果、英特尔等新兴的高科技公司，通过不断技术创新不仅获得自身迅猛发展，也引领了美国经济发展。再如。日本和韩国也正是由于有一批象索尼、NEC和丰田、三星、现代和LG等这样的大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才创造了经济复兴的神话。还有，芬兰原本是个林业资源国、正是由于诺基亚公司在通信领域成功的技术创新活动，才带动了芬兰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信息产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曾推断：生产资料的资本品工业（重工业）将成为主导产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来获得。但历史的轨迹并非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使西方发达国家可不再完全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大来驱动经济发展。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一大批企业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活动，使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改善了资源、环境利用方式，使这些国家保持了持续的发展活力，同时也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企业的普遍技术创新行为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些国家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稳定以及新兴国家的兴起都离不开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总之，技术创新活动活跃的企业群体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转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我们要把握技术创新这一中心环节，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使企业成为推进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
9. 求一篇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的论文,谢谢
社会实践报告的写作方法[附实例]
作为学生练习写作用的“社会实践报告”，它的体例、写法目前还无定论，可以参考“调查报
告”的体例和写法。我个人认为，“社会实践报告”应该有以下几部分：
标题：可以是公文式标题，即《关于……的实践报告》；也可以是观点式标题，例如《社会是大
课堂，实践长真知识》。
前言：写出社会实践的参加者、实践的主题、时间、地点。然后用“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
情况报告于下从而过渡到正文。
正文：写实践者根据学校要求应该和自己想要报告的内容，例如：活动内容，经验体会，理性
思考，问题和建议。作为学生应该着重写自己的认识，特别要写出自己的体会，思考后的理性认
识，对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评价。
结语：可以写出作者对此次活动的意见、批评或者建议。
落款：署名和报告时间。写上参加实践者的个人或群体（如班、组），报告完成的时间。
应该注意的是，写作时可以按以上几部分构思，但行文时不要写上“前言”、“正文”、“结语”、“落
款”等字，而要写标题，如“基本情况”、“主要体会”、“几点思考”、“问题和建议”等。
实例：
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为使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家乡建设做贡献，过一个祥和、文明、充实而有意义的寒假，根据团中央、团省委、学校党委、团委有关文件精神，在院党总支、团总支的总体部署下，经济学院积极开展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 活动的主题
今年寒假经济学院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以“强化社会责任感，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题。共组织学生干部、入党积极分子两支团队近300人分赴全省各地进行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围绕我校学生的培养目标，突出国情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广泛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强化社会实践经历，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学习、宣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在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素质，落实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学生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今年寒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仍然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原则，充分发挥了青年学生的智力和人才优势，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强化对国情和省情的认识，传播科学技术和文明新风，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活动的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真情助困进万家”为主题，充分发挥大学生知识技能优势，以分散为主，按照就近、就地、就便的原则，进一步深化“三下乡”活动和“四进社区”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群众中去。
三、活动的重点内容和形式
经济学院今年的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经济学院学科和专业优势，采取点面结合、集中组队与就近就便分散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形式重点以社会调查、志愿服务为主，由各年级（部）围绕以下主要内容组织青年学生就近就便参加。
（一）社区文化服务与社区需求调研活动。下学期，经济学院即将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社区行动计划。为确保此项工作有效开展并建立长期机制，各个学院要利用学生返乡的机会，深入所属社区开展社区文化服务和社区需求调查活动，重点掌握城市社区的各个类型、现状以及对志愿服务活动的需求情况，总结了以往大学生开展社区服务的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我院开展大规模的社区服务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各学院不仅发动广大同学深入调研，写出调查报告，各年级、班级还专门组织力量开展了专题调研活动，开学后组织了学生召开座谈会，汇总掌握有关情况，向院团总支提交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我院开展好社区服务活动提供政策依据。通过各个年级的汇报情况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一次调研显示了青年大学生的社区优势，知识优势以及年龄优势，通过调研同学们知道了一些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所不为所知的东西，获得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信息。
（二）基层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考察访谈活动。我们组织青年学生进行基层落实科学发展观考察访谈活动，青年学生在学习考察访谈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科学思想的伟大精神力量转化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的生动现实和杰出成就，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认识，学习领会了党的十六大的精神实质。我院青年学生进行基层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考察访谈活动要充分发挥青年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专业技能优势和优良的政治素质，通过发放张贴宣传品、开展社会调查等形式，积极为农民群众开展支教扫盲、文艺演出、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等多种服务，把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送到农村基层，在服务中宣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寻访党的革命历史旧址、走访老党员、考察农村改革开放成就、与地方党政干部座谈等形式，重点了解了基层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发生的积极变化，使广大青年学生学习、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从中学习和借鉴新鲜经验，接受正面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1）组织留校学生深入学校附近的社区，宣传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引导社区群众积极参与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来，为社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好事、做实事；（2）组织返乡同学依照“就地就便”原则，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开展法律咨询、支教扫盲、环境保护等科技、文化、卫生服务等活动，为城市、乡村的发展做贡献。
（四）“繁星计划”基层文化建设专题调研活动。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共青团山东省委的统一部署，在去年暑期组织大学生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基础上，继续利用了寒假的时间，深入研究分析社会各方面状况开展文化建设调研活动，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和对策建议。开学后各年级抓紧汇总了有关调查报告，择优上报院团总支参加评奖。
（五）寒假社会调查和大学生就业见习活动。为进一步深化“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竭诚服务大学生成长成才，大力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学生利用的返乡机会，自主的进入企事业单位进行就业见习和社会调查等活动，增加了大学生职业体验，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同时以论文或调查报告形式进行总结与归纳。
（六）“挑战杯”科技创新活动专题调研活动。“挑战杯”山东大学第九届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已全面展开。参赛学生充分利用了寒假时间，做好课外学术科研项目立项准备，并投入项目运作。经济学院的各个系、各个年级重点准备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类作品，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和科技发明制作类作品。做好了重点项目的论文撰写、调查实施和实验测试、实物制作等工作。下学期初，学院将选择部分优秀项目予以立项资助，备战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四、活动的特点
1、我院的本次活动将宣传实践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入学习、宣传、实践，积极结合起来，利用大学生的思想优势、知识优势和群体优势来推动农村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服务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2、把社会实践与个人青春创业活动结合起来。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企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为今后学生创业打下良好基础。
3、自发性和有组织性结合。本次社会实践出现了许多同学通过自发组织的形式去实践“三个代表”及科技下乡知识宣讲活动。
五、 总结
我们通过精心组织，认真发动以及同学的自发组织，各系、各年级的高度重视，充分发动，保证了大多数学生投入到活动中去，使活动搞得扎扎实实、丰富多彩。实践活动结束后，各系、各年级写出了活动总结，通过开展“实践归来话成就”主题活动，组织了参加“三下乡”寒假社会实践学生展开交流，选树典型，加强宣传，扩大教育成果。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积累了经验，获取了各方面比较全面真实的材料，对以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素材。
10. 求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有关于经济变化的的（）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