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环境科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除少数人进入研究生层次继续深造之外,大多数人进入各级环境理论研究机构和生产部门担当研究或咨询人员。在大气、海洋、交通、工业、农业、医学、军事等领域均有广泛分布,在对污染治理、环境规划、人口问题等重大课题上发挥骨干作用。其工作性质涉及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生产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等方面。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近二三十年来发展极为迅速,它几乎与自然、社会的一切学科有联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更加密不可分,故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领域相当广泛。我国目前处于经济政治改革的转型时期,社会生产方式需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中涉及到节约能源、提高效益,就不得不与环境问题挂钩。当前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作为国家基本国策之一,也迫切要求环境科学的相应发展,故国家加强了这方面的扶持力度,理论方面的许多项目被列为重点研究项目。目前国家对本专业毕业生采取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原则,从当前现状来看,不论选择从事环境理论研究和在生产部门从业,都是很不错的,收入中等,并随工作单位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其他待遇。本专业高层次人才会有相当丰厚的待遇,并且从整个环境事业来看,从业人员的收入正在日渐提高。
70年代以来,人们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某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也有所改善。这证明环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环境污染的危害是可以防治的。
随着人类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环境科学这一新兴学科也日趋成熟,并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将从分门别类研究环境和环境问题,逐步发展到从整体上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生态平衡的问题,如果单从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过程来研究,是不能充分阐明它的演变规律的,只有把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彻底揭示生态平衡问题的本质,阐明它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发展规律。人类要掌握并运用这一发展规律,有目的地控制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使生态系统的发展越来越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通过这种研究,逐渐形成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环境科学的方法论也在发展。例如在环境质量评价中,逐步建立起一个将环境的历史研究同现状研究结合起来,将微观研究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将静态研究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并且运用数学统计理论、数学模式和规范的评价程序,形成一套基本上能够全面、准确地评定环境质量的评价方法。
环境科学现有的各分支学科,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这些分支学科在深入探讨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过程中,还将出现更多新的分支学科。例如环境生物学在研究污染对微生物生命活动和种群结构的影响,以及由于微生物种群的变化而引起的环境变化方面,将导致环境微生物学的出现。这种发展情况将使环境科学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庞大学科体系。
由于环境科学的内容较复杂,课程体系除自然环境外,近来也比较注意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在综合分析技术上,强调数学、系统分析、电子计算机模拟。
从目前来看,环境相关单位的人才缺口相当大,不仅仅对高、中等人才有着迫在眉睫的需求,对于普通上岗人员的需求也是相当巨大。在环境问题引起人们重视以后,环境规划、环境管理、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等方面需要综合性的环境科学的专业人员比较多,所以环境科学体系,亦以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为重点。所以总体来说,对这个行业而言,就业范围既广,人才需求量也大,国家政策也支持,是相当有发展前途的新兴行业。
从事工作
毕业后主要从事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工作
研究人员——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环境监测、评价、管理和规划等工作;
环境工程师——从事环保产品的开发,或进行环境工程和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管理;
⑵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发展历史
(1907 年德文医学堂创立,学堂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次年,校名改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意蕴合作共济。1912 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学堂,1927年正式定名为国立同济大学。)
1951 年,私立大厦大学、光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合并到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调整后土木工程系分结构、公路、水利、市政四个专业组。市政组开设给水工程、排水工程课程,在全国首批设立给水排水方向。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同济大学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最大、专业最全的工科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上海地区的土木、建筑、测量等系并入同济大学,新建的上下水道系由著名市政工程专家杨钦教授任系主任,谢光华教授任副系主任,设置上下水道专业,是给排水专业的前身。
1953 年,上下水道专业的28名学生作为第一届本科生毕业,成为国内首批上下水道专门人才。上下水道系重组,更名为卫生工程系。
1954 年,上下水道专业更名为给水排水专业。从1954年起,给水排水专业每年招收本科生均在60人以上,多数年份招生人数超过90人。
1956 年,给水排水专业开始招收本科函授生。
1957 年,卫生工程系并入城市建设系,同年,给水排水专业招收研究生。
1958 年,聘请苏联专家阿普基卡里夫教授(列宁格勒建工学院)来讲学,培养教师和研究生,并帮助给水排水实验室工作。
1959 年,同济大学给水排水教研室主编的全国首批统编教材《给水工程》和《排水工程》出版,在全国高校中使用。同年成立给水排水研究室。
1960 年,增设工业用水与废水研究室,首次把水污染控制和水环境保护列入大学教学系列。
1963 年,重新调整城市建筑系,设给水排水、城市建设和工程测量三个专业。给水排水专业经过10年创业,得到稳步发展,给水排水研究室教师从创业初期的10人增至27人。
1965 年,形成被誉为“四大教授、八大讲师”的科学研究骨干队伍。四大教授为杨钦、谢光华、胡家骏和李善道,八大讲师为严煦世、孙立成、高廷耀、陈霖庆、钱维生、许建华、吴祯东和胡斌。
1972 年,给水排水专业与暖气通风专业合并成立水暖工程系。
1978 年成立环境治理组,高廷耀任组长,把环境保护与治理提到教学日程中。
1979 年,水暖工程系更名为热能与环境工程系,增设环境工程专业。同年,从给水排水专业中抽调学生开设环境工程专业试点班。
1980 年,环境工程专业正式招收本科生。
1981 年,热能学科部分划归机械系,单独成立环境工程系,成立给水工程和废水工程两个教研室,设有给水排水和环境工程两个专业。给水排水专业(研究生专业名称为市政工程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双获第一批硕士学位点资格。杨钦教授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市政工程专业获第一批博士学位点资格,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同时,从校内外引进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治理、环境影响规划与评价、噪声污染防治等人才。
1983 年,招收市政工程专业第一批博士生。
1984 年,环境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学院建成环境实验大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1985 年,市政工程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被批准建立首批博士后流动站。同年,成立同济水处理技术开发中心和国家环保局同济大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1986 年,成立国家环保局同济大学环境保护技术干部培训中心。
1988 年,在国家环保局建议下,经校务会讨论同意成立环境工程学院。
1989 年,经国家计委批准,环境工程学院与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联合建立“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1995 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建立“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996 年,原上海城市建设学院环境工程系并入环境工程学院。同年上海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成立。
1998 年,学院更名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999 年,建立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2000 年,获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环境工程被评为上海市重点建设学科。
2001 年,环境工程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2 年,为加强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同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2003 年,教育部批准立项成立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环境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正式运行,成为国内首批实现本科生环境科技创新培养普及化的高校。
2004 年,学校批准成立了市政工程系、环境工程系和环境科学系,同年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通过专家论证。
200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揭牌。
2006 年,长江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教育部验收。
⑶ 环境地质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环境地质学的酝酿与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及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世界上除局部军事冲突外,没有发生全球性的战争。长期的和平氛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各种资源过量消耗,环境破坏日趋严重,其已给社会的安定,以及后代应享有的资源、环境的基本权利造成了威胁。
据统计,全球人口从人类出现到1830年达到10亿用了近百万年的时间,从10亿增长到20亿用了百年的时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每增长10亿所用的时间由30年减少到15年;目前增长速度还在加快,总人口已突破67亿。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排放废物。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每年采掘、运移的岩石和土壤总量达1360亿吨(有人认为达到1710亿吨),其已超过岩石圈表层通过大洋中脊而新生成的年物质总量(约300亿吨),更大大超过每年由地表水流搬运到海洋的岩土总量(约165亿吨);现在人类建筑面积已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6%~8%,到21世纪中期很有可能达到15%;人类活动的垂向深度也在不断加大,目前高层建筑物的基础深度可达30m,地下工程可超过100m,矿山工程可深至2000~3000m,人工开挖的最高边坡已超过600m。除此之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量也是惊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水资源的年使用量已达到3×1012m3,较300年前增长了35倍。
如此空前大规模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地下空间资源和水资源,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短缺、水盐失调、岩土体变形失稳、生态退化等诸多问题。事实表明,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系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危害,已达到与自然变化相当的量级;在局部地区,甚至几倍于自然的变化。在许多水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地区,水文循环节律和循环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的巨变,导致河水断流,湖泊萎缩、干涸,湿地消失。缺乏合理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工程活动正激发或加剧着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塌陷等地质环境问题的发生。大量废水、废渣、废气的随意排放,则是土壤污染、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的主要“元凶”。
可以说,人类目前生活在一个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地球上。我们的地球显得比任何时候更狭小、更肮脏和危机四伏。大自然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类在加速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其放任的各种活动也正破坏着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环境。
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已成为当代全球关注的焦点,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要求扼制这些危机,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更是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在此形势之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围绕“人与环境”这一主题,召开了各种会议,成立了众多机构,国与国之间也联手达成了种种协议,制订行动计划,为改善当今的环境状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懈努力。
在联合国的倡导下,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世界性的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已成为人类一项迫切的任务……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之后,第27届联合国大会接受并通过了环境会议的建议,规定每年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这次大会引起了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各国政府相继作出了反应:①成立了官方的专门行政机构;②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手段和严格的立法措施;③控制环境污染和各种灾害的技术研究得到迅速发展;④一些发达国家还兴起了环保产业。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使环境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严重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些国家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未摆脱经济落后、人口增长过快的窘境,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环境问题仍日趋严重。鉴于此,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定于1992年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同时提出“国际减灾十年计划(IDN-DR)”,我国也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积极响应这一行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次大会有183个国家派代表参加,102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并发表讲话,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大会除重申了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外,还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及若干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我国政府从当代国际关系的高度阐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立场,并率先签署了两个公约,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全球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改善我国环境状况的决心。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以此为契机,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开始全面启动。这次大会还对20年来世界环境保护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唤起了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人们已经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尊重自然规律,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因为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社会实践是科学发展的源泉。任何学科都是随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要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在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积极活动的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也都投入到这一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事业中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环境科学应运而生。虽然到目前为止这门科学还比较年轻,仍处于发展阶段,但研究范围之广泛、出版物之多、资料之丰富、学术会议之频繁,都为科学史上所罕见。
由于人类环境涉及的领域广泛,影响要素众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服务功能多样,所以,有人认为目前没有哪一个专门学科能够对环境领域提供一个较完整的论述。环境科学作为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具有多学科性。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问题。然而,采用近代科学那种条分缕析、分门别类的“分割式”方法研究人类环境问题,尽管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造成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片面性。而以这种割裂的、片面性的认识来利用和改造统一的、整体性的“人类环境系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正是基于这一点,系统科学为环境科学走向整体化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的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标志,并在以后几十年中逐渐完善的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系统科学方法论、系统工程三大组成部分)以其普适性和科学思维的先进性,横贯于所有的科学领域,并将现代科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对此,俄罗斯学者H.И.茹可夫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系统科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受系统科学的影响,目前,环境科学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宏大体系。它要求各相关学科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上得到统一。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分支学科之间的概念移植、理论渗透、类比推理,还是专业间协作攻关与交叉,都已显露出环境科学向立体化、综合化和整体化的发展态势。若追根溯源,可以这样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为环境科学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而系统科学的发展与成熟则用崭新的科学方法论武装了环境科学,使之步入了现代科学的行列,并带动和影响着各分支学科未来的发展。
环境地质学是伴随环境科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它也经历了与环境科学相似的发展过程。尽管环境地质学在30多年的探索中,继承了传统地质学的无数成果和理论精华,但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必然也必须汲取相邻学科的最新理念和方法,尤其是在科学方法论上。它不应仅仅被视为地质学内部分化、重组和拼合的产物,而应站在全新的视角上,把握环境地质学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和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在这些方面,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或许已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完善指出了方向。
⑷ 急:我国环境科学专业的发展历史
环境来科学系成立于1993年5月,师资力量自雄厚,是我国最早从事环境教学与科研的单位之一。近年来,在继承和发展环境保护科学这一主导方向的同时,注重对环境、资源、生态等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并就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城市与区域环境规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质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归宿与生态效应,污染物质在水体、大气中扩散、降解规律,土壤污染及防治,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等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
⑸ 地球科学的发展简史与未来展望
地球科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其古老,是因为有关地球科学知识的萌芽与积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已开始;说其年轻,是因为地球科学的主要学科的真正创立只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情,并且迄今为止,地球科学虽已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科学体系,但其中仍存在许多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未获解决,并且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球科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地球科学知识的萌芽与积累阶段(17世纪以前)、地球科学的主要学科的创立与初步发展阶段(17~19世纪)、地球科学的革命与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至今)。现今地球科学正处在一个革故鼎新的关键时期,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科学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更成熟的发展新阶段。
(一)古代地球科学知识的萌芽与积累(17世纪以前)
有关地球科学的知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其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地球科学知识也得到了不断积累。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地球科学思想萌芽之早、知识积累之丰富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比拟的,现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禹贡》、《山海经》、《管子》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的最早一批有关地理、地质、水文、气象的著作。《禹贡》记载了公元前21世纪大禹治水时候所了解的全国各地的矿产情况和山川地形。《山海经》除记述了山岳、河流、湖泊、沼泽、气候与气象等之外,还记述了岩石(矿石)及矿物(金属与非金属矿物)72种,矿产地440多处,此书把矿产划分为金、玉、石、土四大类,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矿产分类。《管子》一书曾对金属矿床与找矿知识有精辟论述,指出了利用矿物共生组合及“铁帽”等作为找矿标志的科学方法。该书还曾对河流的横向环流、侧蚀作用形成河曲的过程进行了正确分析。
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于公元132年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公元138年在洛阳用这台地震仪正确测出了发生在650 km外的陇西地震(图0-5)。
《水经注》是南北朝卓越的地学家郦道元在研究前人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考察,于公元512~518年编写的著名地学著作。书中涉及地域广泛(包括中国及部分邻区),记述内容包括河流、瀑布、湖泊、风沙、溶洞、火山、地震、山崩、地滑、温泉、陨石、化石、矿物、岩石和矿产等多方面的地质、地理及水文等内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图0-5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及简要原理
(引自徐邦梁,1994)
宋朝沈括(1031~1095年)所著《梦溪笔谈》是一部网络全书式的光辉著作,其中涉及地球科学领域的包括陨石、地震、矿物、矿床、化石、河流、地下水、海陆变迁、地形测量和制图等多方面。例如,书中论述了流水的侵蚀作用与沉积作用;推断华北平原是由河流自上游搬运泥沙到下游沉积而形成的冲积平原;沈括还根据太行山东麓山崖间所见海生螺蚌化石,推断东距大海千里以外的该地在古代曾经是海滨;他还根据化石推测古地理、古气候的变迁。沈括对化石的正确认识比意大利人达·芬奇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要早400年;他在分析地质问题时使用的古今类比法比莱伊尔《地质学原理》所应用的“将今论古”的方法要早700多年。沈括还首次使用“石油”这一科学术语,该术语被一直沿用至今。
《徐霞客游记》是明朝徐宏祖(1586~1641年)撰写的一部考察纪实性著作,书中对我国许多地区的岩溶、火山、温泉、水文、地貌及矿物等作了极有价值的记述。
《天工开物》为明代宋应星(1587~1661年?)所著,书中详细记载了非金属矿物的产地、形状及性质;并根据煤的硬度与挥发性提出了世界上较早的煤分类法;特别是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我国采矿工程技术,对矿藏开采、井下支护、通风、矿井充填、矿石洗选等都有细致描述。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地球科学思想非常活跃,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成就当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后期)的闭关自守,重视习文读经,轻视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搞文化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使近代地球科学的一些主要学科没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诞生。
国外古代地质知识的萌芽与积累主要集中于欧洲。
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9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42年)、狄奥弗拉斯特(公元前370~公元前287年)等都曾对火山喷发、地震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进行了观察和解释,并根据岩层中的贝壳化石得出海陆变迁的概念,他们还对部分岩石、矿物作了初步分类和描述,还对一些天气现象作过适当的描述与解释。
古罗马的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0年)著有《地理学》,书中论及了有关化石、海陆变迁、火山、地震、河流的搬运与沉积作用等许多方面的地质问题。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于公元77年著出《自然史》,书中曾对矿物进行了专门论述,包括当时使用的各种矿物、建筑用石材、矿石及矿床、采矿及冶金方法等。同时代的西尼卡(Seneca)著有《自然问题》等书,论述了有关地震、地下水和地面水问题,认识到河流对山谷的侵蚀作用。
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给地球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为地球科学的一些主要学科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哥伦布、麦哲伦等相继环球航海成功,证实地球是球形,并对大洋和大陆的轮廓有了初步了解。1530~1540年,哥白尼写成了《天体运动》这一伟大著作,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这对该时期的地球科学研究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1452~1519年)早年曾领导开凿运河工程,他对化石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认为,现今内陆或高山上发现的海生贝壳化石,是原先生长在海水中的生物,后来埋藏在泥沙中而形成,并由此推测海陆变迁历史。他还明确指出,地球是一本书,这本书早于文字记载,科学的任务就是辨读地球自身的历史痕迹。
德国的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年)一生著有七部地质专著,除了叙述德国采矿业的发展以外,还根据矿物的物理性质对其进行分类,对矿物与金属矿床的形成及相互关系作了论述,并涉及古生物学等问题。后人誉之为“矿物学之父”。
(二)地球科学的主要学科的创立与初步发展(17~19世纪)
对于气象学,从古代到16世纪只限于零碎的定性观察和描述,还谈不到独立的科学。17世纪,由于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的成就,使较精密的气象仪器相继发明,有关气象学的理论也得到很大提高,使气象学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
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于1593年发明了温度表,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1643年发明了气压表。由于有了温度表和气压表等气象仪器,年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气象观测站,以后许多国家也相继建立气象台站。由于广泛的气象观测,获得了丰富的资料,气象学的研究逐步深入。此后,随着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气象观测结果能很快地传到各地,给予编制和研究天气图以可能性。1860~1865年间天气图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末,在小范围内已开始了高空探测的高空气象学。
在地球科学中,地质学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欧洲18世纪开始进入产业革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近代工业化的急速发展,对矿产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促进了找矿和地质调查工作,使地质知识与资料迅速积累,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地质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于是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了。
在地质学的创立过程中,学术思想论战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的论战是在“火成论”者与“水成论”者之间及“均变论”者与“灾变论”者之间进行的。
“水成论”者认为,组成地壳的所有岩石都是从原始海洋物质中结晶、沉淀形成的,他们否认地壳运动的存在,主张地球从取得现有形态以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水成论”者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弗莱堡矿业学院矿物学教授魏尔纳(A.G.Werner,1750~1817年),他对矿物学的研究有卓越贡献,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和口才,使他驰名欧洲,对传播地质学起了重要作用。魏尔纳1775年在弗莱堡开始讲学,“水成论”兴起,由于他的声誉和拥有众多门生及崇拜者,加之教会的支持,使得“水成论”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占据统治地位。
“火成论”者的代表是苏格兰地质学家赫顿,他发现花岗岩脉穿插在沉积岩中呈侵入接触关系(有烘烤及冷凝边),认为除沉积岩外,还有岩浆岩和变质岩,并认为地壳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这一过程是缓慢的,过去发生的变化和现代进行的演变过程是类似的。他较正确地论述了三大岩类的成因及地壳运动的影响。赫顿1785年发表最初的《地球理论》论文,提出“火成论”,1795年重新发表《地球理论》著作,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该书为地质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自此,“水成论”与“火成论”的论战愈演愈烈,随着人们了解到更多的地质现象,到19世纪初,“水成论”观点逐渐被抛弃,“火成论”取得了胜利。
“灾变论”者的代表是法国学者居维叶(D.G.Cuvier,1769~1832年),他在研究巴黎盆地地层中的生物化石时发现,在相隔很近的岩层中动植物化石群的种属有显著差异,曾经一度出现的古生物种属,后来竟完全绝灭而代之以新的种属;他还看到较老岩层发生褶皱,上面盖以水平的沉积岩层。于是他便认为地壳曾经发生巨大变革,产生世界规模的大灾变,致使地形改变、生物灭绝,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又重新创造出新的动植物来;地球上曾经历了多次这样的大灾变和再创造过程;最后一次大灾变发生在五六千年以前,并造就了地球的现今面貌和生物特征。居维叶的“灾变论”强调地质发展过程中的突变阶段,虽有合理成分,但他否认地球的渐近发展过程,并把其演变历史归结为古今没有联系的一系列不可知的突然事件。居维叶的重复创造与不可知的观点,特别是最后一次灾变的时间与圣经中论述的“大洪水期”和“诺亚方舟”神话一致,因而受到了教会的欢迎,得到广泛传播。
与“灾变论”针锋相对的是生物进化论和地质学的“均变论”。法国学者拉马克(Lamark,1744~1829年)在研究巴黎盆地第三纪古生物化石时,发现生物的种与种之间有过渡关系,某些种属是由另一种属发展而来的,并有由低级种属向高级种属演变的规律。他认为生物进化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它与地球的演变历史同时进行。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继承了赫顿的思想,经过与“灾变论”的多次论战,在结合前人成果及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于1830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册中明确提出了地质学的现实主义原则(即“将今论古”),指出地球的发展历史是漫长的,解释地球的历史用不着求助于上帝和灾变,那些看来非常微弱的地质动力,经过长期缓慢的作用过程,就能使地球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均变论”的主要思想。
随着《地质学原理》一书的问世,“均变论”的思想逐渐取代了“灾变论”,现实主义原则也成为了地质学方法论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均变论”强调“古今一致”与渐近发展的同时,本身又存在忽视在地壳发展过程中有飞速发展阶段(突变)的片面性。
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共三册)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确定了地质科学的概念,总结了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地质科学的体系,是地质科学创立的标志。自此以后,地质科学进入初步发展时期,到19世纪末已获得了很大进展。在研究地壳的物质组成方面,用显微镜研究岩石和矿物的方法得到充分发展,地球化学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在研究地壳的演化历史方面,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相对地质年代表。北美学者霍尔、丹纳根据对美国东部造山带的研究,提出了“地槽”学说,对地质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地质学的应用方面,矿床学进一步发展,并诞生出了石油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等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17世纪德国地理学家瓦陵尼阿士(1622~1650年)的《普通地理学》开始介绍哥白尼、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提出专论地理学和通论地理学的区别。前者描述特定地区,后者阐述一般原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洪堡德(1769~1859年)与李特尔(1779~1859年)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基础。
洪堡德的代表作是《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概略》,共五卷。他最早采用计算气象要素平均值的方法研究气候,提出等温线的概念,1817年绘制出第一幅世界年平均温度分布图,提出大陆东西两端的气候差异和海洋性气候、大陆性气候类型。他观测了地势升高100 m气温下降0.6 ℃的垂直递减现象,研究气候与植物分布、类型的关系,提出平原植物分布的水平地带性和山地植物分布的垂直地带性。他最早运用地形剖面图和地理比较法研究地理现象的规律性,奠定了自然地理学特别是气候学与植物地理学的一般原理。
李特尔通过区域描述和地面现象综合比较,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他强调地理学要以人地关系为主旨,提出比较地理学的概念。1817年李特尔的《地理学》第一卷出版,到1859年共出版19卷。
此后,地理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地理学界比较著名的学者和学派有拉采尔的“地理环境论”、赫特纳的“地理学方法论”等。法国比较重要的地理学派有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等。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说有戴维斯(W.M.Davis,1899)的“地貌侵蚀循环说”,该学说主张陆地自然面貌是由侵蚀造成,认为地表形态是连续的,又有阶段的,是地球内部结构与外部营力的结合。他把河流发育分成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地壳上升使河流复活。他的学说奠定了自然地理分析的基础。
(三)地球科学的革命与全面发展(20世纪至今)
20世纪以来是现代地球科学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地球科学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固体地球科学(包含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等)的革命。
固体地球科学的革命主要是大地构造理论上围绕活动论与固定论发生的思想革命。传统的地质观念认为,大陆及海洋只在原来的位置上作垂直升降运动,其相对位置未发生显著变化,故被称为“固定论”,“地槽”“地台”说是其典型代表。“活动论”者认为,大陆曾有过长距离的水平运动,大陆和海洋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化的。代表“活动论”的大地构造学说是“大陆漂移—海底扩张—板块构造学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争论,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现代地质及地球物理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板块构造学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由此推动了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以来的地质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高温高压实验技术、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大陆超深钻与深海钻探技术等给地质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地质学逐步由定性描述与分析向半定量、定量分析与研究发展。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方法在研究地球及地壳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及运动特征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推动地质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航天技术在地质学上的应用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航天技术为基础的新兴的天文地质学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些研究将为人类最终了解地球起源与演化、解决许多重大地质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地质学的应用是促进地质学发展的动力,20世纪以来除传统的矿床学不断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理论之外,石油地质学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震地质等的研究也发展迅速。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环境地质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20世纪以来在地理学上也发生了重要的革命,特别是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革命,通常称为地理学的计量革命。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开始采用现代数学方法分析地理问题。195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在加里逊主持下开设第一个应用数理统计研究班,推动计量地理学发展。1963年,伯顿提出“计量革命”口号,使这一趋势推向欧洲和全球。地理学计量革命的实质是用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机,运用模型和模拟,使地理学的理论精确化,计算快速化,从传统的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过渡。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计量革命的推动下,人们把地理环境和区域看作是一个系统,大量地应用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方法,对系统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模式化、公式化,用数字、图像等定量表达人地关系,说明区域差异与变化,从而对地理环境的演化进行科学预测,以期达到人地关系的最优化。这就是“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成功开发与广泛应用。这样,使地理学由以前的现象描述发展到科学解释和定量预测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需要,应用性的地理分支学科大量涌现,如工程地理学、环境地理学、资源地理学、应用景观学等。
20世纪以来气象学的革命性变化更加突出。在20世纪的前50年,气象观测开始由传统的地面观测向高空发展,主要以风筝、气球等为高空观测工具,其所达到的高度是有限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观测系统有了激光、雷达、人造地球卫星等新技术与新手段,大大地推进了气象学的发展。大规模的综合遥测、遥感,使得几小时的短期灾害性天气预报不再是纯预报问题,而变成了对实况的跟踪与真实预报。计算机的大量利用,使得对大气现象定量地进行数值模拟成为现实。这些研究的进步也大大促进了气象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地球科学的全面、飞速发展,还使得20世纪以来诞生了一些新兴的分支学科,如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海洋学、环境地学、地球系统科学等。海洋学与环境地学都与人类现今的生活、生存及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因而受到科学工作者及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它们在地球科学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20世纪后期,随着地球科学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深入,地球系统科学这一分支学科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地球系统科学把地球看成为一个由多个层圈子系统组成的统一、复合系统,强调用系统论的观点综合性、整体性研究整个地球系统(包括各子系统)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行为。
(四)地球科学的发展展望
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时代。现今地球科学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建立新知识体系的重大转折时期。
长期以来,地球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研究地球,指导寻找矿产、能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以保证人类和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而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应用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由此建立起来的地球科学知识体系可概括为“资源型”的知识体系。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当代社会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灾害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它直接威胁着今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生存条件。在这些挑战面前,地球科学除要解决能源和矿产问题外,还必须帮助解决当今社会生活中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减轻自然和人为灾害、寻找和保证充足干净的水源、安全处理有毒有害和放射性废物以及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为保护生态环境、为国土整治和农业发展等等提供地学知识和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将促使地球科学从“资源时代”进入“环境时代”和“社会综合应用时代”。因而要求其社会功能由“资源型”拓宽到“社会型”。与此相适应,地球科学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都将会发生相应变化。例如,1993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表了指导美国地球科学发展的战略报告,即《固体地球科学与社会》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固体地球科学今后的主要任务是:①了解全球系统所涉及的过程,特别注意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②提供充足的自然资源(水、矿产和燃料);③减轻地质灾害;④调节全球和区域的环境变化。这份报告强调,地球科学研究的目标是了解整个地球系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行为,以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条件。
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正是地球科学为适应上述新形势而发展的结果。由于地球系统科学与地球的环境、资源、全球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结合紧密,代表着地球科学新的研究前缘和学科生长点,因而受到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及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地球系统科学目前所涉及的重点研究内容主要有地球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动力学、全球变化、数字地球、地球系统科学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已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可以预见,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应用前景将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地球系统科学并不能代替传统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相反要求它们能更深入精确地研究和提供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自身的特征与规律性认识,以便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系统科学与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由上可见,未来的地球科学将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地球科学的前景是光明的,它在社会发展中和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将会更加提高。因此,一些科学家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地球科学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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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法学的特征环境法学,从狭义上讲是研究环境法这一新兴法律部门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从广义上讲是研究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环境法学的基本特征如下:(一)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环境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法律法规方面讲是环境法这一新兴法律部门,从法律关系方面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谈到三种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发展或人的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自然关系即物与物的关系,“凡是有某种(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社会)关系都是为我(指为人)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社会)关系’,而且根本没有‘(社会)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它物的(自然)关系不是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1]。同时还指出: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2],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3]。这三种关系在法学理论或法律上都有反映。据考察,在古罗马人看来,法律规定的地役权是土地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具有永久性;人役权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具有暂时性的特点;[4]债权是人与人的关系。“罗马人从直观出发,认为地役权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需役地与供役地之间的关系”,[5]故需役地是地役权不可或缺的条件。自古以来的通例是,地役权的设立必须以有一需役地为前提,否则便不能成立;需要设立地役权者,自然享有需役地。从法律关系上看,全部人类法律可以抽象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的法律;二是以调整自然体与自然体的关系为主的法律;三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的法律。第一类法律包括传统的各种部门法律,如民法、商法、刑法、经济法等,又称“人为法”,基本上都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这里说的是“为主”,不是说“唯一”,在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的部门法律中,有时也涉及或也调整一些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对第二类法律是否存在或包括哪些法律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法学家认为在人类活动的初期,那时人与动物没有区别、都是自然体,那时人与动物或人与自然体活动的共同规则就是属于调整自然体之间的法即“自在法”,又称初级自然法;有的新自然法学家认为,将来人类通过自身的进步和人类意识的升华,发展成为大自然中与其他自然体和谐共处的一员或人与自然溶于一体,那时人与自然活动的共同规则即是调整自然体之间关系的法律即自然法,又称高级自然法。第三类法律包括现代各种新兴的环境资源法律,如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土地法等,基本上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同时也调整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同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人在同构法”(即自在法与人为法的综合);这里说的也是“为主”而不是说“唯一”,“为主”是指环境法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同时调整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上述3种法律关系,主要存在两种法学理论。第一种法学理论是专门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传统法学理论,它们只承认、只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将法律规定的所有关系一概称之为“社会关系”,即使奴隶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中规定的人与动物、人与土地的关系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视为或拟人化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理论是见人不见物、将法律规定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人与人的关系,不仅看不见也不承认环境法学的特点。第二种法学理论是既承认、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又承认、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这两种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可以同时存在于法律之中。这种理论既吸收了传统法学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和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科学成分。当代环境法学就是这样的法学理论。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独特性质,是区分环境法学与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传统学科的主要特征。(二)环境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法学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环境保护活动的日益加强、以及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古代或很早以前就有有关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但那时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环境法和环境法学。以往有关解释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的学说,大都以“极端的人类中心论者”的意志、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将这些法律法规仅仅作为保护人、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的手段和工具,甚至仅仅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的手段和工具,排斥“人与自然和谐论者”的意志,否认将这些法律法规用于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动机和功用,没有认识到这些法律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这些问题引起了有关学科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1954年,美国一批学者最早提出了“环境科学”这一名词并成立了“环境科学学会”;不久,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于1968年设立了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同时,环境问题的严重和环境管理的强化,也对环境立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为了适应环境立法的理论需要,在新兴的环境科学的带动下,包括新自然法学派在内的法学家们开始研究对环境问题实行法律调控的理论,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在六十年代兴起了关于环境权理论的学术讨论。这种对环境权理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理论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促使许多国家开始形成以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为中心的环境法体系;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讲授和从事环境法实务的专业环境法工作者队伍,他们成立环境法研究机构、创环境法杂志、在大学开设环境法课程,纷纷出版、发表有关环境法的论文、教材和学术著作,从而加速了环境法学的形成。随着环境问题的深化、环境伦理的普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始出现一门用法律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新的理论和学说,这就是当代的环境法学。起步晚、发展快、新问题、新理论、不少问题正处于研究阶段,这些是作为新兴学科的环境法的重要特点。在我国,由于十年动乱等历史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开始把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但是,十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法学发展相当迅速,并且一直是我国法学界最活跃的一个领域。目前,这门在古老的法律学中最年轻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基本规范和理论体系,并日益显示和发挥出它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三)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学科门类越来越多、越细,这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无限性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交叉、边沿、综合性学科的不断出现,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合并越来越多,这是客观物质世界相互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必然结果。环境法学是环境科学与法学相互渗透、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科学,是综合各种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法、资源法、能源法、区域发展法、土地法的产物。它既是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特点。环境科学是以“人类与环境”系统为对象,而研究其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的科学。环境科学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既从宏观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又从微观上研究环境中的物质特别是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及其运动规律。它包括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医学、环境工程学和生态学等环境自然科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法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等环境社会学科。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是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包括理论法学(如中国的法学基础理论、外国的法律哲学或法理学)、国际法学(如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军事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可见,环境法既被纳入环境科学,也被纳入法学,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关。三、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包含很大发展空间和余地的科学。在这个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始终都在坚定而持续地进行。怎样才能将法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知识、思想和智慧,用于分析和解决人类环境核心问题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学习环境资源法学的最根本的理由。我们学习环境资源法学不仅旨在理解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环境,而且旨在用新思维理解那些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改革者们始终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一)环境法学研究的内容环境法学的研究内容即研究对象,概括地说是环境法这一新兴法律部门及其相关问题、人与自然的法律关系及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法律关系,具体地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领域:⒈环境法学的基本理论。主要研究环境法的理论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以及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与环境法有关的自然法学理论和其他有关法学理论,环境法与环境道德、环境政策、环境管理的关系,环境法与相关法的关系,环境法和环境法学的发展史(涉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规律和解决方法,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环境法、环境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环境法的体系和构成、性质和特点、地位和作用,自然资源权属理论和环境权理论,环境法律关系,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行环境法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等理论问题。⒉中国环境法。主要研究中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中国环境法的特征、体系、原则和制度,中国各种环境法规的条文解释和行政执法、司法实践,港、澳、台的环境法等。⒊外国环境法和比较环境法。主要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法,各国环境法与中国环境法的比较等。⒋国际环境法。主要研究各种国际环境公约、条约和协定,国际环境组织与国际环境会议,国际环境合作与环境外交,国际环境法的渊源、原则和制度,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环境法。⒌其他。除上述几个方面外,环境法学还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环境政策(包括环境政策科学的基础理论、中国环境政策、比较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政策等)、环境管理(包括环境管理的基础理论、中国环境管理、各国环境管理比较研究等)、环境科学(包括环境科学的基本原理、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等)、环境与发展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等。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将环境法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环境理论法学和环境应用法学,环境实体法和环境程序法,以防治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保护法,以自然保护为主的生态法(或自然保护法),资源法(包括土地、水、气候、森林、草原、矿产、海洋、生物、旅游等资源),能源法,国土开发整治法(包括城市规划建设法、乡村规划建设法、区域流域发展法、灾害防治法)等。目前我国有的高等学校已设立环境法学专业。例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开设的环境法学专业,曾先后招收中国环境法、环境政策和环境法、环境管理和环境法、外国环境法、比较环境法、国际环境法等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自1998年开始按照学科、专业目录的名称招收“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生,但习惯上仍简称为环境法学专业。(二)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上看,环境资源法学与传统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特点。环境法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即从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法制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的思想、关于法的理论和现代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分析环境法规和环境法律现象,促进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
⑺ 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哪几个阶段
分四个来阶段:萌芽和形成阶段,探源索阶段,巩固阶段,成熟阶段。
学习目的:
1.为维护环境质量、制定各种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2.为国家制定环境规划、环境政策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提供依据。
⑻ 简述环境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 谁能来答.
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最早提出了生态学这一名词。它标志着生态学的诞生。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尔逊女士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标志着环境生态学的诞生。
目前大部分的生态类学科研究的重点仍属自然学科的内容。而这种以自然学科的利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城市规划)的方式显然并不适合作为景观设计这样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生态问题。
传统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将生物放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研究的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周围环境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学科。
它包括原生生态学、亚原生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他们之间的划分是以人这一社会主体为标准的。
原生生态: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形成相对稳定的不需要人类长期干预的生态系统称为原生生态
亚原生生态:需要人类长期干预才得以维持的生态系统称为亚原生生态系统。
人文生态:人文生态作为上述两者的补充强调软环境的构建。它包含人类文明的一切。强调文化的地域性。
原生生态、亚原生生态、人文生态均属社会生态学的范畴,强调生态的社会性,它坚持以人为纲,强调设计的人文性,注重人文关怀
亚原生生态主要包括两大实体(城市和乡村)和联系他们的通道(公路、铁路)。
亚原生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形成、规模不断的壮大。
零散建筑——村落——小城镇——(规模化)城市——卫星城市——城市群——地球村——大宇宙空间(空间站)
亚原生生态统的历史演变
亚原生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亚原生生态系统是以建筑为中心,向周围不断的扩展,其人工化程度随着离建筑中心的近远而衰减。
亚原生生态系统对周围环境最重要的影响是从周围不断的吸取资源并向周围释放消费物。
亚原生生态系统除包括三个生态实体外,它还包含着若干个小的生态实体。例如:居民小区、公园、河流、公路等都可看成亚原生生态系统。
文化是一种存在状态,它是人类社会所特有。传承文化的载体众多,但它有三大基本载体:
1、语言 2、文字 3、历史实物
国家历史的传承方向:
传统型:在建筑、服饰、礼仪风俗、文字、语言等历史符号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几千年前的特征,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处处开到这些传统。如:日本,今天的日本人穿着和服,遵循着几千年的礼仪,保留着古老的风俗,尽管他们的经济已十分发达,但许多传统依然保留在他们的生活中。
突变型:虽然保留了一些历史实物遗迹,但在服饰、礼仪风俗、文字、语言等方面与传统上却与几千年前截然不同。如:埃及:历史上的埃及曾使用过楔形文字,有自己神秘的巫术宗教,创造过辉煌的尼罗河文明,但今天的埃及已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穿着伊斯兰服饰,使用阿拉伯文字等等,可以说,除了那高耸的金字塔和底比斯的神庙,我们很难从今天的埃及寻找到那一段历史的痕迹。
重组型:一些年轻的国家,它是各个民族的大杂烩,吸收各种文化形成自我。如美国,在美国的社会中你可以看到任何肤色,任何种族的人,而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们原有传统的文化的同时(阿拉伯裔社区、亚裔社区、犹太人社区等),也在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并得到传承。
政治传承方式:分权政治,在这种体制之下实行政治邦联,崇尚民主。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之后在欧美国家不断传承,演变成今天的欧美政治体制。强调民主。在政治体制上多实行邦联,权力分散在各个行政区域。如美国和英国。
集权政治: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在秦朝确立,之后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各国。强调中央。权利的集合点在中央。中央象一个原子核牢牢的将它周围的电子吸引,持续几千年,牢不可破,直到今天。
乡村庄园化:理由——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模式,随着生产力的改善,社会的发展必然会被组织化,系统化的庄园经济所取代。美国、英国等西方各国的农业发展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以色列。他们的农业模式是现实中最接近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模式。
地域特征——有故事的地方
村里的老人总会给小孩讲许多的故事,一些他们小时侯听老人讲的故事;一些关于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
但慢慢的这儿变成了一座城市,高楼林立的城市。各家都居住在宽敞明亮的水泥壳里,对面而居数载却不相识。
于是故事不在被流传,也不在被创造;有的只是被固定在书本上的经典。于是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一样的建筑,一样的生活方式。
1)生态学萌发阶段(时期)
公元16世纪以前:
在我国:公元前1200年 《尔雅》一书;
公元前200年《管子》“地员篇”;
公元前100年前后,农历确立了24节气,同时《禽经》一书(鸟类生态)问世;
《本草纲目》。
在欧洲:公元前285年也有类似著作问世。
(2)近代生态学阶段(公元17世纪—19世纪末)
建立时期:
17世纪后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开始成长。
1792年德国植物学家C.L.Willdenow出版了《草学基础》;
1807年德国A.Humbodt出版《植物地理学知识》提出“植物群落”“外貌”等概念;
1798年T.Malthus《人口论》的发表;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1866年Haeckel在他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首先提出ecology一词,并首次提出了生态学定义。
1895年E.Warming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以植物生态地理为基础的植物分布学》(1909年经改写成《植物生态学》)。
(2)近代生态学阶段(公元17世纪—19世纪末)
巩固时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
(1)动植物生态学并行发展,著作与教科书出版。
代表作:C.Cowels(1910)发表的《生态学》;
F.E.Chements(1907)发表的《生态学及生理学》;
前苏联苏卡切夫的《植物群落学》(1908)、《生物地理群落学与植物群落学》(1945);
A.G.Tamsley(1911)发表的《英国的植被类型》等;
R.N.Chapman(1931)的《动物生态学》;
中国费鸿年(1937)的《动物生态学》;
特别是W.C.Alle(1949)等的《动物生态学原理》出版,被认为是动物生态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2)近代生态学阶段(公元17世纪—19世纪末)
巩固时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
(2)学派的形成:主要有
①北欧学派:以注重群落结构分析为特点。代表人物:G.E.Du Rietz
②法瑞学派:注重群落生态外貌,强调特征种的作用。代表人物是J.Braum-Blanquet
③英美学派:以动态和数量生态为特点。代表人物是Clements和Tansley
④俄国学派(前苏联学派):植物(群落)与地学结合。代表人物:B.H.Cykayeb
(三)现代生态学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现在)
⑼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1978年江苏省革委会决定成立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1983年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版所更名为:城权乡建设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业务方向:农村生态环境。
1988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撤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1998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升级为国务院直属总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
⑽ 管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一、中国古代管理的发展、内容和策略。
1、中国古代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管理。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
2、中国古代管理高度重视管理活动过程中人的因素。
管理过程中的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很多管理者在管理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管理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并且有许多实例可考。中国古人十分强调管理者强调管理者自身的修养,《孙子兵法》认为为将要具备的品质包括智、信、仁、勇、严等各个方面。战国时期的士人就是管理者的人才储备群体,后来的秀才举人乃至整个的学校和科举制度,所有的学习和修养都是为未来的帝国培养合格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准备的。另外,在选材方面,许多先贤更是有大篇幅的精彩论述。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诫执政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切不可任人唯亲,而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晏子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应当让人专司一事,不能要求他无所不能。用人的优点,不用他的短处;用人所擅长的,不用他所不擅长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北宋王安石对以上的几个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学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才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 “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才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才之道,即根据专长任用人才。这样完备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其借鉴意义的。
3、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会有十分高超的管理策略。
通过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进行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的看到,中国的封建社会出奇的稳定和统一。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古代管理者高超的管理水平。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诸如此类的管理实践不胜枚举,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