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独尊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级历史意义

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汉时独尊儒术的影响利弊，对今天的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大一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之一。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汉武帝时，儒家才得以独享尊荣，孔子才被视为千古第一圣人，并流被后世。

其实，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即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参考资料： http://..com/question/2315505.html

㈡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是什么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2)儒学独尊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扩展阅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㈢ ‘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简单说尊奉儒家，废掉其他的思想！
汉代初期，儒、道两家在政治、思版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权。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汉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因为实行了这种废除别家的思想，推崇儒家思想的统治政策
汉武帝时因为多年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家实力逐步强大。统治者可以改变无为而治的策略，开始有所作为。董仲舒提出了这种方略，以统一思想，并且为政策寻找合理解释。他改革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宣扬统一。被皇帝接纳。所以独尊儒术了，其他家的思想被拒绝在国家的主流思想之外。

㈣ 儒学独尊

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政策，挖掘了一批批有见地的谋士，包括董仲舒，他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意见很受汉武帝的重用，因为他鼓吹“天人合一”“君权身受”，顺应了当时统治者的要求，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儒术逐渐处于独尊的地位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3]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㈤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汉武抄帝在位时,百家袭争鸣的局面还在持续着.汉武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为正统学说,其他各家均被排斥.汉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我国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儒家的"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的学说.

㈥ 论文: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内容摘要]nbsp;“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帝国确立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但统治集团的标榜、口号是一回事，而其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仅武帝本人没有真正做到独尊与罢黜，武帝之后，儒学也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儒术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董仲舒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得那么深远。[关nbsp;键nbsp;词]nbsp;汉武帝nbsp;nbsp;大一统nbsp;nbsp;董仲舒nbsp;nbsp;罢黜百家nbsp;nbsp;独尊儒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刊载了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一文。读了该文，不免让人疑窦丛生，随便举几例：“汉代产生经学”就能证明“汉代是独尊儒学的”吗？孔子在鲁国只做过“委吏”、“乘田”之类的小吏，何以谈得上“在鲁国执政”？秦始皇长子扶苏“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的根据何在？司马迁真的“听过董仲舒的讲学”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三个核心问题质疑于周桂钿教授：汉武帝本人果真独尊儒术了吗？董仲舒真的“受到汉武帝赏识”过吗？由此延伸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汉武帝思想大一统的政治决策能起因于作为一介书生的董仲舒吗？看来，问题还得从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说起。nbsp;一nbsp;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方面，从秦亡到汉兴，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长的反省。建汉之初，对前朝政治作一个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不妨将之看作是一场有关汉室王天下基本路数的“大讨论”。陆贾应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则写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过秦论》，其著名的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国家主导意识形态选择与确立的问题便提上了帝国君臣的议事日程。秦灭六国、兼并诸侯所依靠的是铁硬的手腕和绝对的军事强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还是这套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秦王为政的错误，首先发生在思想认识上。即，没有能够对获取天下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估计，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彻底从战争状态下走出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变策略、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并天下可以凭借一时强盛的武力和法家的严刑酷律，但治理国家却需要换一种手法，即通过安抚怀柔、顺服感化、仁义规劝、舆论引导等途径来赢得民心，增强统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毕竟不同于“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于“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义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关键。贾谊的论点在汉初时代几乎赢得了学界与政界的广泛认同。这可能为不久将来的所谓儒学独尊大造了舆论。贾谊指责秦政废王道、酷刑法、任暴虐的潜台词是希望当朝皇帝能够摈弃霸道、知权识变而实施仁义之政。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激烈辩驳和残酷的社会选择之后，流落到秦汉之际，所盛行的主要是黄老、刑法、阴阳与儒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曾分别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作了评判。按照司马谈的理解，尽管诸子之间存在着不同门派的差别，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终归是大势。这就强调了各家学说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融合，彼此沟通、统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帝国思想的大一统趋势已经从一个史学家的思考中露出了端倪。汉初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思想界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高帝建汉之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amp;#8226;艺文志》）的直接灾祸就是学术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后，才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曾遍寻治《尚书》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诸子传记博士、《诗》博士。又任用贾谊、晁错、公孙臣等为朝臣；一度还酝酿改制度、易服色。幸免于秦焚的古籍，此间多有出现。自吕后至文、景之世，由于当政者奉行黄老之学，所以在思

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董仲舒提出抄罢黜百家，独尊袭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 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内涵及影响

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这个措施确立了儒家容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影响的话就是接下来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㈨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是什么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就是让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其实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独尊儒术是一件进步很大的事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提出来的，之后为了满足实际发展需要，汉武帝实施了这种思想。

因此这个时候董仲舒提出来了，独尊儒术，这个时候的如数并不是春秋时期的单纯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多种思想，这个时候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理念和君臣纲常，已经很合汉武帝的胃口和想法。于是汉武帝就很高兴的，把儒家奉为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此后儒家的影响从上而下深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