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急！！：隶变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回答问题的 是 傻子！ 提出问题的 是 不学无术de 痞子！
⑵ 书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使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从甲骨文发明以来，中国书法的字体经历了由
篆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这些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深厚传统。中国书法在古代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有丰富、完整、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很多理论著作是书法家艺术实践的总结，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
先秦
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一般认为中国书法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汉字的起源时期。原始汉字的面貌和形成时期没有确切的证据被发现，而目前发现的汉字最早的成熟形态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保留有部分象形文字色彩的汉字形态，从十九世纪末人们发现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5万片的甲骨出土。甲骨文开始成为人们艺术欣赏的对象，并从这些甲骨上发现了中国书法的元素：汉字书写的结体、布局等等。
商、周两个朝代，青铜器得到普遍地使用。一些青铜器上还铭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由于铭刻有文字的青铜器的大多是钟和鼎，金文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刻于钟鼎上的文字，大多是记述当时天子、诸王侯、贵族的祭祀典礼、狩猎、征战、诏命、封赐等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一般认为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形态，较早期的金文保存了很多和甲骨文风格相近的特点，后来则渐渐拉开距离，越来越具有独立的风格特征。也有人认为金文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且它起源的时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于周朝人“事鬼敬事而远之”(《礼记·表记》)，主要用来占问鬼神的甲骨文不像商朝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导致了甲骨文的衰落和金文的盛行。
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金文风格厚重雄浑、典雅壮丽，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盘》。其中《毛公鼎》对后世的书法家影响很大，清朝书法家李瑞清甚至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这句话说明《毛公鼎》被认为是学习书法的“必修课”。
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体上铭刻文字开始出现，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石刻文字。石刻文字表现出了某些和金文不同的特点，但是金文和石刻文字都被归入“大篆”的范围。现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和木牍开始广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简牍的廉价，文字从此才可能开始被一般的平民所掌握。文字学习和书写的主要群体，才可能开始由掌握专门技能的人变为一般的平民。而中国书法也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生活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各诸侯国在文字、货币、度量衡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民间和官方两条路线。因此，汉字的具体形态在从大篆向小篆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一致的过程。后来的人们就在这个时期的简牍文字中，发现了最初形态的隶书。
与简牍的广泛使用相适应，毛笔也开始作为主要的直接书写工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主要的书写工具。使用毛笔书写成为中国书法的重要特点，从此中国书法的整体面貌就大致定型了。
秦汉
泰山封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制度差异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同文书”(《史记·李斯列传》)，即把原来各诸侯国所使用的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成为小篆。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这说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由于李斯在书法方面的名气很大，后人把小篆也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李斯一人发明的字体。
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从字体风格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在秦朝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喜爱，几乎历代都有善于书写小篆的大家出现。
此外，小篆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作官用印玺的首选字体，篆刻艺术就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汉朝最通行的字体是隶书，因而“汉隶”被认为是隶书的典范。一般认为，隶书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至战国，到秦朝时已经大致成型。小篆的笔画圆转匀称，写出来很美观，但是书起来比较慢，不能够适应实际生活中快速书写的要求;而隶书简化了小篆的笔画和书写方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
隶书的发明和普及，在汉字形态的发展史和中国书法史都是一项大变革，人们普遍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代的隶书从笔画和结构上，都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实际上，隶书出现之后，汉字的各种字体在整体上都和隶书相近，而与小篆及以前的字体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在隶书出现以前的时代，由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字记录的需求不足，以及书写材料的昂贵等原因，能够掌握汉字的识别和书写的人是很少的。汉字识别和书写的普及促成了隶书的出现，而隶书的使用反过来促进了汉字识别和书写。因此，隶书是一个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字体，这种实用性使得它和以前的字体都不一样。也由于这个原因，隶书在其他字体出现后仍然没有退出日常的实用领域。
现存的汉隶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书简牍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石刻有《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鲁孝王刻石》等;碑文有《石门颂》、《乙瑛碑》、《西狭颂》、《郙阁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帛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作品几乎都无法考证其作者，只有《熹平石经》据传是由东汉书法家蔡邕所书。
此外，除了主流的字体隶书之外，汉朝还出现了草书，以及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汉章帝很喜欢草书，因而这时的草书也称为“章草”。东汉末年的张芝是第一位有名字的草书大家，他把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
三国魏晋
到了三国、魏晋的时候，中国现在流行的大多数汉字字体都出现了。在这个时期，五种基本字体，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其中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从此以后汉字字体上的发明基本停止，中国书法开始了以书法名家和流派为主线的发展历程，也逐渐有了正式的书法理论。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欣赏书法作品的时代，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吴录》关于书法家皇象的记载：“皇象字达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这表明擅长书法已经是一项值得史书记载的技艺。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法家，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被后世尊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之作。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擅长楷书，他的小楷作品《宣示表》，被后人誉为“正书之祖”。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他：“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成就最杰出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他的行书作品《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受王羲之影响，他的儿子王徽之、王玄之、王献之，孙子王淳之都擅长书法;尤其是王献之与其父齐名，两人并称“二王”。除了钟繇、王羲之父子以书法闻名的之外，还有一些当时的名士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例如东晋大臣王导、谢安、庾亮，隐士戴安道;此外，还有出现了一位女性书法家卫夫人，她是王羲之早年的老师。
在书法理论方面，钟繇的《用笔法》，卫夫人的《笔阵图》，卫恒的《四体书势》，王羲之的《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先生书诀》，索靖的《草书状》等，都是书法家从事书法实践的总结;而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则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书法家列表。
人们普遍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由于魏晋时期的人们崇尚神韵、气度，后人就用“尚韵”来概括这个时期中国书法的整体风格。
南北朝
印刷和手写的魏体楷书：左上角为印刷字体，其余为碑刻的拓片。南北朝时期开始于公元420年南朝宋取代东晋政权，结束于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朝陈。在此之间的160多年，中国南北方各出现了相继的、或相互并立又相继的若干个政权，一直是一种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成果，继续有所发展，尤其以楷书书法的成就最高。但是南朝和北朝在风格上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
由于这个时期战乱频仍，流传下来的南北朝书法作品，除了少量墨迹和写经，其余大部分都是碑刻和墓志铭。南朝书法更多继承了东晋的遗产，传世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墓志铭有《刘怀民墓志》、《吕超静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墨迹有南朝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尊体安和帖》等;写经是南朝佛教昌盛的结果，主要作品有南朝齐《佛说欢喜普贤经》，南朝梁《华严经卷》、《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北朝碑刻数量众多，其中以魏碑成就最为显著，是汉字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一。例如，被称为“龙门四品”的《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它们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北朝的墓志铭数量更是前所未有，代表作有《元怀墓志》、《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等。
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无法考证其作者，由此却可见书法艺术的繁盛。流传下来有名有姓的书法家也很多，南朝主要有羊欣、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郑道昭、赵文渊、王长孺等。这些人里面，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有名的皇帝书法家;范晔、王僧孺和萧子云是文学家，而陶弘景则是医学家。
南北朝的书法直接影响了隋唐的书风，隋唐时期的书法家智永、欧阳询、虞世南直接取法于南北朝的碑刻，清朝则兴起了推崇南北朝碑刻和墓志的“碑学”流派。
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又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一统时期，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体制度在隋唐时期正式确定下来，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文学方面，诗歌有“李杜诗篇万古传”，散文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样，主要以诗文为文字内容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众多士人的喜爱和修习。
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在风格方面还有很多对南北朝书法的继承因素，但是隋朝的楷书在整体上已经逐渐趋于平正、规整，并且显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书风的气象。智永是隋朝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对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真草千字文》，不但唐朝时学习书法的人很少有不拿来临摹学习，而且现在还是人们学习楷书和草书常用的范本之一。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铭以《董美人墓志》为代表，被人们认为是上承北魏、下启唐朝的作品。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曾经用重金搜罗王书，死后还把《兰亭序》陪葬于昭陵。他的这种喜好有助于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而王羲之一派的书风能够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与李世民对王书的推崇分不开。李世民本人的书法也被后世称颂，他的行书作品《晋祠铭》是现在发现最早的行书碑刻。
柳公权楷书《玄秘塔碑》拓片(局部)。唐朝在楷书方面成就最为后世推崇，“唐楷”以法度严谨的整体风貌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秦篆”、“汉隶”并列，是手书汉字形态的典范之一。唐朝擅长楷书的书法家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并称“初唐四家”，都是擅写楷书的大家。颜真卿的楷书被称为“颜体”，他之前的楷书风格大多以“瘦硬”为特点，而颜体则看来筋骨丰满，笔力雄健，他因此也被视为楷书的改革者、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师。柳公权也是一位楷书大家，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他的楷书被称为“柳体”，也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字体之一。
唐朝书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也有众多书法家和作品产生。张旭和怀素人称“颠张醉素”，是唐朝最负盛名的两位草书大家，他们开创了草书中最挥洒如意的“狂草”。唐玄宗年间，张旭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此外，李邕的行书碑刻、李阳冰的篆书碑额、孙过庭的草书《书谱》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
在书法理论上，唐朝也富有成果：孙过庭的《书谱》既是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也是一部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主要阐述了书法的笔势和结体。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体现了张旭书法修养的全面性，还说明了唐代书法家在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张怀瓘是当时最博学多识的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议》、《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等，尤其《书断》是书法史上最有名的理论著作之一，主要阐述了汉字各书体的发明和演变，品评了自秦汉至当时的书法家共一百二十余人。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则是一部中国书法理论著作总集，辑录了中国自东汉至唐朝元和年间的书论法理著作三十多种。
唐朝书法是晋朝以来的有一个高峰，因此后人多以“晋唐”并称，而后来学习书法的人也有很多先是从唐人入手，向颜、欧、褚、虞等人学习，然后上溯至晋人，直接取法“二王”。整体上，唐朝书法崇尚法度，对于后世学习书法的人而言一方面有规律和方法可以依据，另一方面对法度的过分强调又会抑制人们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907年-960年)。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民生凋敝，风流扫地，后来苏轼评论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五代十国的书法创作也相对冷清。大体继承了唐朝的书法风格，但是已经有所变化。代表人物杨凝式本人是唐朝的进士，在书法上早年学欧阳询、颜真卿，后来取法王羲之父子，书风由规矩变为放逸，让人耳目一新。宋朝的书法家大都对杨凝式评价很高，因此杨凝式在唐宋书风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明显。杨凝式的代表作《韭花帖》，已开宋朝书法崇尚“意趣”之先河。
宋朝和辽金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混战局面。宋朝立国长达300余年(960年-1279年)，大部分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由于朝廷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军事方面，宋朝经常无法抵挡北方政权的侵扰，但是在文学、艺术、科技和哲学思想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朝初期，持续战争对民生造成破坏余绪未平，宋太祖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虽然在大臣的建议下，实行重视文官治国的制度，但是文艺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文学家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相继出现，被后人合称为“宋四家”，宋朝书法一时变得光辉灿烂。
面对唐朝的书法成就，宋朝的书法家有所变革和突破。苏轼总结自己的书法特点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与唐朝书法崇尚法度的做法相反，信手而来，追求个人的自由创造。黄庭坚早年学习周越，俗气未脱，后来师从苏轼，“乃得古人笔意”，擅长行书和草书，和苏轼齐名。米芾在继承传统上用的功夫最深，自称他的书法是“集古字”。他先是遍习唐朝颜、柳、欧、褚诸家，后来接受苏轼的建议，开始学习晋朝人的书法。这种转益多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的书法是传统的法度与自己的个性兼备，因此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蔡襄的书法由于恪守晋唐法度而显得创新意识不足，但是他辈分最长，书法成就全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关键人物。
“宋四家”之外，宋朝的许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长书法。例如欧阳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秦桧、岳飞、范成大、陆游、张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的楷书瘦直挺拔，自成一体，被后人称作“瘦金体”。
赵佶“瘦金体”楷书作品《秾芳诗帖》。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了晋、唐的高峰在前头，宋人面临着丰富的书法作品遗产要整理和继承，而他们在这方面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刻录于公元92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的《淳化阁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法帖总集，被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帖》收录了从三代到唐朝一百多位书法家的四百余幅作品，原刻本深藏于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家，后来以翻刻本的形式流入民间，并且引起其他书法丛帖的大量出现，对后世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淳化阁帖》为滥觞的各种法帖，就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这种“帖学”独大的局面直到清朝“碑学”兴起才被打破。
辽、西夏和金都是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的前身契丹建国时间还在北宋之前，而金和西夏的立国则都早于南宋。这些政权和汉族的宋朝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在文化方面都受到汉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辽朝的契丹文是参照汉字创制的，但是只通行于契丹族人中，而且辽朝统治阶层的人大多通晓汉文，所以汉字文化也在辽朝受到推崇，不过尽管如此，辽朝并没有出名的书法家和作品流传下来。西夏和金的情形和辽朝相似，由于他们的文字都只通行于本民族中间，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灭亡之后，其民族文字逐渐变得无人使用，遑论文化的传承。
元朝和明朝
300px-Zhaomengfu_Xingshu.jpg蒙古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于公元1279年消灭了南宋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统一中国。元朝在军事上的强大，使得它拥有广阔的疆域，然而能够排除外患的干扰，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元朝在其统治初期就恢复了科举制度，尊崇属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但是，在元朝实行的种族制度下，一般汉族人却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很多汉族的士人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潜心于书画等技艺;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受他们影响，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
元朝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是赵孟頫，他出身于赵宋宗室，却在元朝出仕。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成就非常全面，篆隶真行草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楷书，风格典雅秀美，人称“赵体”，与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欧阳询的“欧体”齐名，至今仍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典范之一。
赵孟頫行书自作七绝诗。其辞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子昂为中庭老书。赵孟頫主张学习书法应广泛汲取古人的长处，在他的影响之下，元朝的士人学习书法多以“复古”为尚：一方面，元朝的书法家以晋、唐人的作品为榜样，重视书法基本功的训练，与宋人作书崇尚“意造”的旨趣大异;另一方面，和赵孟頫本人的成就相似，元朝的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朝的多样性，不但行书、草书出现了成就很高的书法家，楷书的成就也高于宋朝，更难得的是，像章草这种几乎绝迹的古书体也有书法家下功夫研习，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赵孟頫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除去赵孟頫的自谦，也可见鲜于枢草书成就之高。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頫，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秋天，明朝将领徐达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明朝初年，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民生得以好转。不久，便恢复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后来更要求科举考试必须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八股取士的做法不但对文章的格式规范有特定的要求，而且对书写文章所用字体的风格也有明确导向，也就是倡导“台阁体”。台阁体并不是以某个书法家的作品为范本，而是明朝官方所提倡的书法风格，即一种端庄雍容、规范整齐的风格。由于科举是普通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写八股文、练台阁体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倡导台阁体的结果，就是造成书法风格的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受此影响，明初书法除了擅长章草的宋克等少数书法家之外，整体水准不高，能够代表明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还没有出现。
明朝中期，以吴中四家——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和王宠——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书法成就。祝允明、文征明和唐寅都是当时的才子，以诗文名动天下，而文、唐二人在绘画上也是当世巨擘，王宠则擅长篆刻。这些人艺术修养全面，书法风格方面追求个性，与仕途必修的台阁体书风截然不同。祝允明的草书成就最高，清朝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评价他：“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丰致萧远，庶几媲美褚公。”文征明小楷名动海内，代表作《千字文》被认为可比肩王羲之《圣教序》。唐寅书名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但笔力稍弱。王宠晚年书法大巧若拙，自成一格。总体而言，他们学习书法多从近朝书法家入手，向赵孟頫、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学习，然后循唐代大家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而上，最后取法二王、钟繇，而且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由近而远的师法路径，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效仿。
董其昌用行草书写的杜甫诗歌。晚明书风又有所变化，倡导个性的发扬，最著名的是“南董北王”。“董”即董其昌，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仕途亨通，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董其昌艺术修养非常全面，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成就，并擅长书画鉴定和收藏，且精通禅理。他的书法综合了前朝历代各家风格而能自成一路，其书风飘逸空灵，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变化多端，被认为是“集古法之大成”。清代初期康熙、乾隆两朝皇帝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书法，使得当时追逐功名的学子大多学董书以求仕。“王”即王铎，又称“神笔王铎”。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其狂草以势取胜，与魏晋风度大不同。王铎在明亡后出仕清廷，所以世人对其人品多有贬抑，但他的书法在日本受到极度推崇，以致有“后王胜先王”(王铎胜过王羲之)之说。
书法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文人学士遭遇仕途不顺，或本来就不愿出仕，转而醉心书画等艺术，有的甚至以卖书鬻画为生。他们多从学习前代大家的作品开始，到后来则形成自家的风格，各人都能依据其性格偏好，发扬个性。到明末，以董其昌为代表，这种发展路径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直至清代碑学兴起。
清朝和民国
明末清初，很多书法家慢慢放弃学习晋唐的帖本风格，反而学习更古老的汉朝碑刻的隶书体。汉隶碑刻属于左规右矩，法度森严一派，为官定的标准书体。
清初著名的书法家有金农。他原名司农，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虽然金农以卖书画为业，名噪江南，但亦善于书法，他的隶书古拙厚重，楷书自创格调，自称“漆书”。他的代表作有《隶书诗》。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属兴化县人，他有诗、书、画三绝，“扬州八怪”之一的。他十分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用诗文为画点题，并穿插于画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郑簠，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主攻诗词，擅书法，精篆刻，临汉碑三十余年，博采汉碑各体之长，成了清代隶书名家。
清代的方朔在《枕经台题跋.曹仕碑跋》
“ 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 ”
到了清代中期，书法受到考据学的影响，书法家追求年代更久远的篆书。于是篆、隶书体得以复兴，而书法家更利用篆、隶书法的线条趣味来写楷书或行书，这种新的书法风气，被称为“碑学”。.......
⑶ 中国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张芝的书法对王羲之有一定的影响，而市场上为什么找不到张芝的书帖呢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回人，字伯英，善章草，答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
其代表作有：《冠军帖》、《终年帖》、《二月八日帖》、《今欲归帖》、《秋凉平善帖》
（这些都收在《大观帖》里了，所以要买买《大观帖》就好啦）
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⑷ 关于书法的名词解释： 1书道自然 2字居心后 3势尽力收 4 横鳞竖勒 5欲书先散怀抱 6道法自然 7四体书势
本人认为：书道自然是意思就是崇尚自然，不刻意造作。书法是“写”字专，不是“画”字属、做“字”。2、这就是说写之前要做到胸有成竹，不能小诶的时候再考虑这个字怎么写、那个字怎么写。3、写书法要的就是一种情绪，《文心雕龙》语：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创作需要激情，激情没有了也就出不来好作品了。4这是说写书法时要用笔沉实不漂浮，有一种屋漏痕的笔法写。5、就是写前不要紧张，开阔、放松自己的胸怀。6、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阐述事物的本源。7、楼上已经说了，不再解释了。
⑸ 书法演变历史
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书法演变简史：
一、商至西汉
1、甲骨文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
2、金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
3、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
4、简帛墨迹秦代开创书法先河。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由于李斯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二、东汉汉代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
二、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 张芝为代表，张芝创立草书。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艺术
1、三国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
2、两晋时期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两晋行书的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3、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
四、隋唐五代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唐代书学鼎盛，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时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张旭和怀素的狂草。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五、宋至明中宋朝的书法，此乃朱熹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代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是这时期书法的代表。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诗、书、画的结合，是艺术品的形制上的突破。
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六、明中至清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赵佶的“瘦金体”书法艺术，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书法艺术，金农的“漆书”书法艺术，都是非常富有个性、富有艺术特色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开一派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
拓展内容
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⑹ 名称解释：1书道自然 2字居心后 3势尽力收 4横鳞竖勒 5欲书先散怀抱 6道法自然 7四体书势 1如何理解“夫书
就解释这几题还可以，1书道自然 2字居心后 3势尽力收 4横鳞竖勒 5欲书先散怀抱 6道法自然 7四体书势。
可是后面还有那么多，网络管理员在考我们呢？
⑺ 汉字的演变历程，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在历史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你好,时间先后顺序: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
隶书 起源于秦朝的小篆，晋朝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隶书者，篆之捷也。”
草书 起源于汉代，梁开帝萧衍《草书状》认为，今草的产生是由于：“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说明了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 历史上第一次提到草书之名的是《说文解字•叙》，叙中明确指出“汉兴有草书”。从汉到唐，先后出现了章草、今草和狂草等主要形式。“章草”具有严格的条理法则，所以人们把汉代隶书笔法的草书称为“章草”，把后来带楷书笔法的草书称为“今草”。通常所说的草书就是指“今草”。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草书书法家张芝，字伯英，他的书法精妙绝伦，人称“草圣”。唐人张怀瓘《书断》则把张芝的章草、今草列为神品。到了唐朝，又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草书书法这张旭，字伯高，首创“狂草”，人称“草仙”。
楷书可作为习字的法式楷模，所以叫楷书。楷书是在汉隶基础上省改波磔、增加钩挑而成的一种书体也叫“正书”“真书”。楷书由汉隶蜕变而来，所以历史上还称它为“今隶”。至三国魏钟繇和晋王羲之，进一步规范体势，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书体。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单间的一种书体，也是日常最常用的一种书体，因此又可以说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唐人张怀瓘说：“不真不草，是曰行书”。事实上，行书正是为了补救草书难以辨认和楷书书写太慢而产生的。
⑻ 在楷书史上,皇帝的推崇对书家和书体有什么推动作用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使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从甲骨文发明以来，中国书法的字体经历了由 篆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这些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深厚传统。中国书法在古代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有丰富、完整、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很多理论著作是书法家艺术实践的总结，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
先秦
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一般认为中国书法的历史最早可以溯源到汉字的起源时期。原始汉字的面貌和形成时期没有确切的证据被发现，而目前发现的汉字最早的成熟形态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保留有部分象形文字色彩的汉字形态，从十九世纪末人们发现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5万片的甲骨出土。甲骨文开始成为人们艺术欣赏的对象，并从这些甲骨上发现了中国书法的元素：汉字书写的结体、布局等等。
显然，把文字刻写到坚硬的甲骨远比写到竹简、缣帛或纸张上，要难得多。人们大多认为，在使用甲骨文的时代，能够同时掌握文字识别和刻写技术的人是非常少的，而这些人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书法家。尽管如此，在当时书法也不大可能从生活实用中区别出来，人们还没有有意识地去创造和欣赏书法作品。
商、周两个朝代，青铜器得到普遍地使用。一些青铜器上还铭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由于铭刻有文字的青铜器的大多是钟和鼎，金文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刻于钟鼎上的文字，大多是记述当时天子、诸王侯、贵族的祭祀典礼、狩猎、征战、诏命、封赐等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一般认为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形态，较早期的金文保存了很多和甲骨文风格相近的特点，后来则渐渐拉开距离，越来越具有独立的风格特征。也有人认为金文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且它起源的时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于周朝人“事鬼敬事而远之”（《礼记·表记》），主要用来占问鬼神的甲骨文不像商朝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导致了甲骨文的衰落和金文的盛行。
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金文风格厚重雄浑、典雅壮丽，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盘》。其中《毛公鼎》对后世的书法家影响很大，清朝书法家李瑞清甚至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这句话说明《毛公鼎》被认为是学习书法的“必修课”。
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体上铭刻文字开始出现，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石刻文字。石刻文字表现出了某些和金文不同的特点，但是金文和石刻文字都被归入“大篆”的范围。现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和木牍开始广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简牍的廉价，文字从此才可能开始被一般的平民所掌握。文字学习和书写的主要群体，才可能开始由掌握专门技能的人变为一般的平民。而中国书法也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生活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各诸侯国在文字、货币、度量衡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民间和官方两条路线。因此，汉字的具体形态在从大篆向小篆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一致的过程。后来的人们就在这个时期的简牍文字中，发现了最初形态的隶书。
与简牍的广泛使用相适应，毛笔也开始作为主要的直接书写工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主要的书写工具。使用毛笔书写成为中国书法的重要特点，从此中国书法的整体面貌就大致定型了。
秦汉
泰山封山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制度差异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同文书”（《史记·李斯列传》），即把原来各诸侯国所使用的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成为小篆。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这说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由于李斯在书法方面的名气很大，后人把小篆也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李斯一人发明的字体。
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从字体风格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在秦朝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喜爱，几乎历代都有善于书写小篆的大家出现。
此外，小篆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作官用印玺的首选字体，篆刻艺术就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汉代隶书碑刻《曹全碑》拓片局部。局部所示文字为：“……后旧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闵缙绅之徒不济，开南寺门，承望华……”。汉朝最通行的字体是隶书，因而“汉隶”被认为是隶书的典范。一般认为，隶书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至战国，到秦朝时已经大致成型。小篆的笔画圆转匀称，写出来很美观，但是书起来比较慢，不能够适应实际生活中快速书写的要求；而隶书简化了小篆的笔画和书写方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
隶书的发明和普及，在汉字形态的发展史和中国书法史都是一项大变革，人们普遍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代的隶书从笔画和结构上，都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实际上，隶书出现之后，汉字的各种字体在整体上都和隶书相近，而与小篆及以前的字体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在隶书出现以前的时代，由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字记录的需求不足，以及书写材料的昂贵等原因，能够掌握汉字的识别和书写的人是很少的。汉字识别和书写的普及促成了隶书的出现，而隶书的使用反过来促进了汉字识别和书写。因此，隶书是一个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字体，这种实用性使得它和以前的字体都不一样。也由于这个原因，隶书在其他字体出现后仍然没有退出日常的实用领域。
现存的汉隶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书简牍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石刻有《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鲁孝王刻石》等；碑文有《石门颂》、《乙瑛碑》、《西狭颂》、《郙阁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帛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作品几乎都无法考证其作者，只有《熹平石经》据传是由东汉书法家蔡邕所书。
此外，除了主流的字体隶书之外，汉朝还出现了草书，以及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汉章帝很喜欢草书，因而这时的草书也称为“章草”。东汉末年的张芝是第一位有名字的草书大家，他把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
三国魏晋
到了三国、魏晋的时候，中国现在流行的大多数汉字字体都出现了。在这个时期，五种基本字体，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其中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从此以后汉字字体上的发明基本停止，中国书法开始了以书法名家和流派为主线的发展历程，也逐渐有了正式的书法理论。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欣赏书法作品的时代，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吴录》关于书法家皇象的记载：“皇象字达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这表明擅长书法已经是一项值得史书记载的技艺。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法家，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被后世尊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之作。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擅长楷书，他的小楷作品《宣示表》，被后人誉为“正书之祖”。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他：“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公认成就最杰出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他的行书作品《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受王羲之影响，他的儿子王徽之、王玄之、王献之，孙子王淳之都擅长书法；尤其是王献之与其父齐名，两人并称“二王”。除了钟繇、王羲之父子以书法闻名的之外，还有一些当时的名士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例如东晋大臣王导、谢安、庾亮，隐士戴安道；此外，还有出现了一位女性书法家卫夫人，她是王羲之早年的老师。
在书法理论方面，钟繇的《用笔法》，卫夫人的《笔阵图》，卫恒的《四体书势》，王羲之的《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先生书诀》，索靖的《草书状》等，都是书法家从事书法实践的总结；而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则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书法家列表。
人们普遍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由于魏晋时期的人们崇尚神韵、气度，后人就用“尚韵”来概括这个时期中国书法的整体风格。
南北朝
印刷和手写的魏体楷书：左上角为印刷字体，其余为碑刻的拓片。南北朝时期开始于公元420年南朝宋取代东晋政权，结束于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朝陈。在此之间的160多年，中国南北方各出现了相继的、或相互并立又相继的若干个政权，一直是一种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成果，继续有所发展，尤其以楷书书法的成就最高。但是南朝和北朝在风格上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
由于这个时期战乱频仍，流传下来的南北朝书法作品，除了少量墨迹和写经，其余大部分都是碑刻和墓志铭。南朝书法更多继承了东晋的遗产，传世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墓志铭有《刘怀民墓志》、《吕超静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墨迹有南朝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尊体安和帖》等；写经是南朝佛教昌盛的结果，主要作品有南朝齐《佛说欢喜普贤经》，南朝梁《华严经卷》、《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北朝碑刻数量众多，其中以魏碑成就最为显著，是汉字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一。例如，被称为“龙门四品”的《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和《魏灵藏造像记》，它们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北朝的墓志铭数量更是前所未有，代表作有《元怀墓志》、《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等。
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无法考证其作者，由此却可见书法艺术的繁盛。流传下来有名有姓的书法家也很多，南朝主要有羊欣、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郑道昭、赵文渊、王长孺等。这些人里面，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有名的皇帝书法家；范晔、王僧孺和萧子云是文学家，而陶弘景则是医学家。
南北朝的书法直接影响了隋唐的书风，隋唐时期的书法家智永、欧阳询、虞世南直接取法于南北朝的碑刻，清朝则兴起了推崇南北朝碑刻和墓志的“碑学”流派。
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又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一统时期，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体制度在隋唐时期正式确定下来，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文学方面，诗歌有“李杜诗篇万古传”，散文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样，主要以诗文为文字内容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众多士人的喜爱和修习。
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在风格方面还有很多对南北朝书法的继承因素，但是隋朝的楷书在整体上已经逐渐趋于平正、规整，并且显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书风的气象。智永是隋朝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对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真草千字文》，不但唐朝时学习书法的人很少有不拿来临摹学习，而且现在还是人们学习楷书和草书常用的范本之一。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铭以《董美人墓志》为代表，被人们认为是上承北魏、下启唐朝的作品。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曾经用重金搜罗王书，死后还把《兰亭序》陪葬于昭陵。他的这种喜好有助于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而王羲之一派的书风能够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与李世民对王书的推崇分不开。李世民本人的书法也被后世称颂，他的行书作品《晋祠铭》是现在发现最早的行书碑刻。
柳公权楷书《玄秘塔碑》拓片（局部）。唐朝在楷书方面成就最为后世推崇，“唐楷”以法度严谨的整体风貌著称，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秦篆”、“汉隶”并列，是手书汉字形态的典范之一。唐朝擅长楷书的书法家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并称“初唐四家”，都是擅写楷书的大家。颜真卿的楷书被称为“颜体”，他之前的楷书风格大多以“瘦硬”为特点，而颜体则看来筋骨丰满，笔力雄健，他因此也被视为楷书的改革者、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师。柳公权也是一位楷书大家，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他的楷书被称为“柳体”，也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字体之一。
唐朝书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也有众多书法家和作品产生。张旭和怀素人称“颠张醉素”，是唐朝最负盛名的两位草书大家，他们开创了草书中最挥洒如意的“狂草”。唐玄宗年间，张旭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此外，李邕的行书碑刻、李阳冰的篆书碑额、孙过庭的草书《书谱》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
在书法理论上，唐朝也富有成果：孙过庭的《书谱》既是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也是一部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主要阐述了书法的笔势和结体。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体现了张旭书法修养的全面性，还说明了唐代书法家在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张怀瓘是当时最博学多识的书法理论家，著有《书议》、《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等，尤其《书断》是书法史上最有名的理论著作之一，主要阐述了汉字各书体的发明和演变，品评了自秦汉至当时的书法家共一百二十余人。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则是一部中国书法理论著作总集，辑录了中国自东汉至唐朝元和年间的书论法理著作三十多种。
唐朝书法是晋朝以来的有一个高峰，因此后人多以“晋唐”并称，而后来学习书法的人也有很多先是从唐人入手，向颜、欧、褚、虞等人学习，然后上溯至晋人，直接取法“二王”。整体上，唐朝书法崇尚法度，对于后世学习书法的人而言一方面有规律和方法可以依据，另一方面对法度的过分强调又会抑制人们创造性的发挥，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907年－960年）。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民生凋敝，风流扫地，后来苏轼评论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五代十国的书法创作也相对冷清。大体继承了唐朝的书法风格，但是已经有所变化。代表人物杨凝式本人是唐朝的进士，在书法上早年学欧阳询、颜真卿，后来取法王羲之父子，书风由规矩变为放逸，让人耳目一新。宋朝的书法家大都对杨凝式评价很高，因此杨凝式在唐宋书风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明显。杨凝式的代表作《韭花帖》，已开宋朝书法崇尚“意趣”之先河。
宋朝和辽金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混战局面。宋朝立国长达300余年（960年－1279年），大部分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由于朝廷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军事方面，宋朝经常无法抵挡北方政权的侵扰，但是在文学、艺术、科技和哲学思想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朝初期，持续战争对民生造成破坏余绪未平，宋太祖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虽然在大臣的建议下，实行重视文官治国的制度，但是文艺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文学家欧阳修曾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相继出现，被后人合称为“宋四家”，宋朝书法一时变得光辉灿烂。
面对唐朝的书法成就，宋朝的书法家有所变革和突破。苏轼总结自己的书法特点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与唐朝书法崇尚法度的做法相反，信手而来，追求个人的自由创造。黄庭坚早年学习周越，俗气未脱，后来师从苏轼，“乃得古人笔意”，擅长行书和草书，和苏轼齐名。米芾在继承传统上用的功夫最深，自称他的书法是“集古字”。他先是遍习唐朝颜、柳、欧、褚诸家，后来接受苏轼的建议，开始学习晋朝人的书法。这种转益多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他的书法是传统的法度与自己的个性兼备，因此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蔡襄的书法由于恪守晋唐法度而显得创新意识不足，但是他辈分最长，书法成就全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关键人物。
“宋四家”之外，宋朝的许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长书法。例如欧阳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秦桧、岳飞、范成大、陆游、张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的楷书瘦直挺拔，自成一体，被后人称作“瘦金体”。
赵佶“瘦金体”楷书作品《秾芳诗帖》。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了晋、唐的高峰在前头，宋人面临着丰富的书法作品遗产要整理和继承，而他们在这方面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刻录于公元92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的《淳化阁帖》，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法帖总集，被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帖》收录了从三代到唐朝一百多位书法家的四百余幅作品，原刻本深藏于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家，后来以翻刻本的形式流入民间，并且引起其他书法丛帖的大量出现，对后世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淳化阁帖》为滥觞的各种法帖，就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这种“帖学”独大的局面直到清朝“碑学”兴起才被打破。
辽、西夏和金都是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的前身契丹建国时间还在北宋之前，而金和西夏的立国则都早于南宋。这些政权和汉族的宋朝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在文化方面都受到汉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辽朝的契丹文是参照汉字创制的，但是只通行于契丹族人中，而且辽朝统治阶层的人大多通晓汉文，所以汉字文化也在辽朝受到推崇，不过尽管如此，辽朝并没有出名的书法家和作品流传下来。西夏和金的情形和辽朝相似，由于他们的文字都只通行于本民族中间，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灭亡之后，其民族文字逐渐变得无人使用，遑论文化的传承。
元朝和明朝
蒙古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于公元1279年消灭了南宋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统一中国。元朝在军事上的强大，使得它拥有广阔的疆域，然而能够排除外患的干扰，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元朝在其统治初期就恢复了科举制度，尊崇属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但是，在元朝实行的种族制度下，一般汉族人却遭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很多汉族的士人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潜心于书画等技艺；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受他们影响，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
元朝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是赵孟𫖯，他出身于赵宋宗室，却在元朝出仕。赵孟𫖯在书法方面成就非常全面，篆隶真行草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楷书，风格典雅秀美，人称“赵体”，与颜真卿的“颜体”、柳公权的“柳体”、欧阳询的“欧体”齐名，至今仍是最受人们喜爱的楷书典范之一。
赵孟𫖯行书自作七绝诗。其辞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子昂为中庭老书。赵孟𫖯主张学习书法应广泛汲取古人的长处，在他的影响之下，元朝的士人学习书法多以“复古”为尚：一方面，元朝的书法家以晋、唐人的作品为榜样，重视书法基本功的训练，与宋人作书崇尚“意造”的旨趣大异；另一方面，和赵孟𫖯本人的成就相似，元朝的书法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朝的多样性，不但行书、草书出现了成就很高的书法家，楷书的成就也高于宋朝，更难得的是，像章草这种几乎绝迹的古书体也有书法家下功夫研习，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鲜于枢与赵孟𫖯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赵孟𫖯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除去赵孟𫖯的自谦，也可见鲜于枢草书成就之高。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𫖯，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秋天，明朝将领徐达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明朝初年，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民生得以好转。不久，便恢复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后来更要求科举考试必须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八股取士的做法不但对文章的格式规范有特定的要求，而且对书写文章所用字体的风格也有明确导向，也就是倡导“台阁体”。台阁体并不是以某个书法家的作品为范本，而是明朝官方所提倡的书法风格，即一种端庄雍容、规范整齐的风格。由于科举是普通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写八股文、练台阁体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倡导台阁体的结果，就是造成书法风格的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受此影响，明初书法除了擅长章草的宋克等少数书法家之外，整体水准不高，能够代表明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还没有出现。
明朝中期，以吴中四家——祝允明、文征明、唐寅和王宠——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书法成就。祝允明、文征明和唐寅都是当时的才子，以诗文名动天下，而文、唐二人在绘画上也是当世巨擘，王宠则擅长篆刻。这些人艺术修养全面，书法风格方面追求个性，与仕途必修的台阁体书风截然不同。祝允明的草书成就最高，清朝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评价他：“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丰致萧远，庶几媲美褚公。”文征明小楷名动海内，代表作《千字文》被认为可比肩王羲之《圣教序》。唐寅书名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𫖯但笔力稍弱。王宠晚年书法大巧若拙，自成一格。总体而言，他们学习书法多从近朝书法家入手，向赵孟𫖯、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学习，然后循唐代大家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而上，最后取法二王、钟繇，而且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由近而远的师法路径，至今仍被人们广为效仿。
董其昌用行草书写的杜甫诗歌。晚明书风又有所变化，倡导个性的发扬，最著名的是“南董北王”。“董”即董其昌，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仕途亨通，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董其昌艺术修养非常全面，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成就，并擅长书画鉴定和收藏，且精通禅理。他的书法综合了前朝历代各家风格而能自成一路，其书风飘逸空灵，布局疏朗匀称，用墨枯湿浓淡变化多端，被认为是“集古法之大成”。清代初期康熙、乾隆两朝皇帝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书法，使得当时追逐功名的学子大多学董书以求仕。“王”即王铎，又称“神笔王铎”。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其狂草以势取胜，与魏晋风度大不同。王铎在明亡后出仕清廷，所以世人对其人品多有贬抑，但他的书法在日本受到极度推崇，以致有“后王胜先王”（王铎胜过王羲之）之说。
书法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文人学士遭遇仕途不顺，或本来就不愿出仕，转而醉心书画等艺术，有的甚至以卖书鬻画为生。他们多从学习前代大家的作品开始，到后来则形成自家的风格，各人都能依据其性格偏好，发扬个性。到明末，以董其昌为代表，这种发展路径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直至清代碑学兴起。
清朝和民国
明末清初，很多书法家慢慢放弃学习晋唐的帖本风格，反而学习更古老的汉朝碑刻的隶书体。汉隶碑刻属于左规右矩，法度森严一派，为官定的标准书体。 清初著名的书法家有金农。他原名司农，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虽然金农以卖书画为业，名噪江南，但亦善于书法，他的隶书古拙厚重，楷书自创格调，自称“漆书”。他的代表作有《隶书诗》。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府属兴化县人，他有诗、书、画三绝，“扬州八怪”之一的。他十分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用诗文为画点题，并穿插于画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郑簠，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主攻诗词，擅书法，精篆刻，临汉碑三十余年，博采汉碑各体之长，成了清代隶书名家。 清代的方朔在《枕经台题跋．曹仕碑跋》
“ 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联扁大书，则又笔墨俱化为烟云矣。 ”
到了清代中期，书法受到考据学的影响，书法家追求年代更久远的篆书。于是篆、隶书体得以复兴，而书法家更利用篆、隶书法的线条趣味来写楷书或行书，这种新的书法风气，被称为“碑学”。
⑼ 赵壹为什么要非难草书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
东汉赵壹《非草书》理论价值的思考
在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审美自觉的那个时代，在书法批评史的开端。有一篇文章，着实令学书者们忍俊不禁。它第一次以一种专论式的批评方式论证草书的“不足学”、“不配学”、“学无用”。然而他的这篇反书法的书法论文。却在书法史，尤其是书法批评史流程中发出了一闪耀眼的强光。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思、深思——这就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
赵壹，字元叔，东汉汉阳西县（今甘肃水南人），光和间文学家、辞赋家，很有才气。《后汉书·文苑传》中有传。由于他恃才傲物，因而为乡里世俗所不容。据《后汉书》所记，赵壹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气宇非凡。曾作《穷鸟赋》，以“思飞不得，欲鸣不可”自遣，说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又作《刺世疾邪赋》用以抨击当时奸邪当道的社会黑暗，抒发自己的怨愤。而且，据说赵壹那种桀骜不逊的个性至死不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尽管赵壹曾一度得到一些达官贵人的赏识，但他不善于逢迎，加之性格刚烈，终究没有做成大官。《后汉书·赵壹传》中载：“时诸计吏多盛饰东马惟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旁”。这样的生活态度和“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很有些相似。我想正是赵壹愤世疾俗的性格和不事文饰的生活态度，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认识。
与崔瑗、蔡邕正好相反，赵壹没有对草书书法艺术给予肯定和赞扬，而是反对人们习草。从本质上讲，赵壹的《非草书》具有非艺术化的反书法倾向，这就使得他不可能从书法本体立场去观照审美的书法。然而，赵壹却以一个儒学思想经典捍卫者的身份将书法纳入儒学系统，强化了书法艺术的文化性格。我们知道，书法艺术在汉代是审美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在书法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为什么赵壹的一篇《非草书》，却能在反书法的言辞中被人认可，流传至今呢？那么，他反书法，反对学习草书又是根据的什么呢？
在他的《非草书》中，他主要向我们揭示不能学习草书艺术以及其反草书的三点理由。
其一，他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只是由于在秦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其产生的理由是“趋急速耳”。既是“趋急速”之书。只是“示简易之指”，终“非圣人之业”。他的书法发生学立场是什么，我们尚且有论。从文字学起源意义上讲，赵壹所信崇的是儒家学说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即文字是仓颉、史籀这些圣人所造。这里的文字是指大篆古籀。而草书根本不是“圣人所造”，故不足学。况且，圣人不能以此为平治天下的事业。
其二，赵壹讲到草书是由于“趋急速”而产生的。可现如今，却“失指多矣”。因为“本易而速”的草书在当世的学习者那里变得“难而迟”。的确，草书的起源是由于实际功利的需要，但在崔瑗、杜度、张芝等草贤大家的努力下，草书显然已被社会承认为艺术。此时的草书已由原来的实用行为变成了审美追求，就不应该再用“趋急速”的实用要求来衡量。所以导致赵壹对后学追慕杜、崔、张子的草书现象无法理解。但他并没有否定张芝、崔瑗 ，其论道“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于是，一言出之，便将杜、崔、张子划到了孔子门下，指出他的并非浸淫细技，而是“博学馀暇，游手于斯”。这样，在符合了儒学中“游于艺”的精典古训和肯定杜崔，张子之余，他又对后世学草者表示担心。“惧其背经而趋俗”，并斥责“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甚至，在他以为，后世众愚根本不能学习草书。
其三，赵壹从儒学的实用功利立场出发，认为草书学了毫无用处。而且摆出了一大堆具体的论据。“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这样看来，草书乃至整个书法似乎细小低微得很。因为赵壹认为，几乎所有的“正规”事情都不用草书。不仅如此，书法也不过是“为字”而己。所以他将研习书法比作“扪虱”、“俯而扪虱，不暇见天”。
当然，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赵壹及其《非草书》时，就会深切地体会到几乎他的每一条阻止习草的理由都是他儒学正统思想和倨傲性格的表现。我们认为《非草书》从书法论文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一篇难得的论文精典。尤其在那个以汉赋文体充斥着人们艺术思想和行为的时代。这样富有逻辑推理，具有思辨性格的文章的确非常珍贵。只可惜，他的论述完全基于儒家实用目的，以功利的眼光审视了草书和书法艺术，几乎没有体察人们如此如痴如醉追慕杜、崔、张子草书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不过，我们还可以把思考的触角延伸得再远一些。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赵壹的《非草书》并不是反文字，而是反书法。这是否可以说明在赵壹那里，书法与写字已有某种区别。尽管他没有进一步界定书法与写字的内涵，区别它们的异同。但对于专心追求书法之“小道”的行为，他是非常不理解的。我前面说到，他的《非草书》是让人忍俊不禁的。从书法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一篇“反动”文章，与书法历史的演进是相背的，这是从他所述的书法内容来讲的。如果从书法批评的角度，我们应该明确，《非草书》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如果说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作文化观是《非草书》的第一大贡献。那么，《非草书》在当时来讲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介入书法理论之中则是它的第二大贡献。
众所周知，汉代的汉赋是最富盛名的。在书法理论文章中，有《草书势》、《笔势》、《九势》、《书赋》、《四体书势》等均为赋体姘文。语言非常精美，辞藻华丽，读起来也通篇顺畅。然而，从某种角度上讲，正是这些文学描绘使书法艺术审美自觉的进程在一度快速的进程中减缓了，尤其是对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因为众多书赋中的形象化、拟人化、拟物化的比喻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完全因着欣赏者的个人看法、偏好以及生活体验而各有异同。有时甚至是迥异。当然，我非常的赞同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些必要的过程。就书法而论，在经过了先秦和秦末汉初的滥觞之后，应该由上古的朴拙特征走向华丽流美倾向，而且也要由被动的行为变成主动的追求。汉代，尤其是东汉是有这个基础改变书法艺术价值取向的。在《非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划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这是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狂热追求的心态。可以看出，此时的草书已进入了审美经验领域，这使人们的认识已经从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的隶草、藁草中更替过来。草书已经作为艺术出现，它摆脱了实用的牵绊，主体的意识自觉化了。诚如赵壹所述：“ 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般汹涌的艺术狂潮，它的出现与东汉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接受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还没有实行“大一统”的思想格局。黄老之学、阴阳之说、儒道法墨，纵横家作为思想流派交互影响存在。后世作为万世之宗、百代之尊的儒学在西汉初期还只是一个思想流派，其地位甚至还稍逊于黄老之学。到了西汉中期，随着西汉国势的加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才产生了大一统的要求。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置五经博士，儒学这才定为一尊。由于董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融合了阴阳、道法等各家学说，因此董氏的“天人感应”学说就成了西汉儒学的核心。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儒学神学化，并进一步发展为~~纬经学。此时的今文经学在上层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极大的桎梏了汉代文化和艺术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则除在王莽篡汉时被短暂列于官学外，它仍是一门私学。但到东汉时期，今文经学逐渐趋于迷信繁琐，古文经学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至东汉末期马融、郑玄等在古文经学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经学最终走向衰绝。这对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书法艺术也在此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自觉。赵壹《非草书》的时代背景也就处在东汉经学衰颓，文化艺术趋于活跃的时期。赵壹作为正统文人对士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法，当然不满。
花这样一段笔墨对汉代经学作一番回顾，我不仅只是想强调赵壹及其《非草书》的生存背景，更想去看看汉代文学在这样一个复杂背景中的发展。
我们说赵壹的《非草书》大体上是“尚用”的。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如何呢？是“尚用”还是“尚美”？只要有点文学基础的人都知道，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赋。汉赋显然是“尚美”的，因为汉赋所采用的是一种排比精当、对偶成句的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文字技巧。汉赋在东汉后期走向了鼎盛时期。但就在此时，一批文学家看到它即将趋于衰落和僵化，于是就有了“尚用”文学的倡导和“尚用”精神的呼吁：“诗言志”。赵壹写《非草书》即是在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文体来与汉赋的对仗、排比、炼字技巧作斗争。从文字的角度，“尚用”相对于“尚美”应该是一种反文学、反艺术表现的现象，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文学本身来讲，都是它健康发展的大道。我们也可以这样看，赵壹的《非草书》是在以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表达他新的文学艺术趣尚，其目的是在文学，而书法不过是他用以表达目的的载体。从纯文学表现意义上讲，文学内容的正确与否是否可以次要一些？就像我们创作书法时汉字是载体一样，我们关注的并非是汉字（或文学意义）的正确与可否识读，重要的是这些用以表情达意的载体的空间构筑和时间流程，关心的是线条的质感和节律。当然，这似乎绕远了一些。那么，如前所述，书法在当时是“尚用”还是“尚美”呢？很清楚，应该“尚美”。可是，为什么文学史与书法史在同一时代却会发生偏差呢？而且偏差如此之大！难道书法在当时应该是“尚用”的？或者说文学应该是“尚美”的？
仔细地想一想，就会知道，从文学和书法各自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是相悖的。那是因为至东汉为止，书法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不一样。文学有过华美精致的时代，而书法还缺乏。文学有着自己的审美追求而且走到某一极致，但书法缺乏。所以书法艺术在那时应该坚持“尚美”。这是书法的需要，这样看来，每一门艺术的发展可能有一种社会的规律制约，也有其本身的“自律”要求。如果不尊重自律要求，书法史就很有可能流为简单而概念化的苍白文本。这便是赵壹采取这种批评方法的文化背景。
我们认为赵壹的《非草书》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它以一种全新的专论式的批评方式在讨论着书法（具体指草书艺术），尽管它的批评内容是反书法，是有悖于书法自律要求的，但它仍具有无可估计的贡献，除了提出一种批评方式，使书法批评具有了思辨性格外，至少还有以下一些贡献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他细致描绘了当时人们研习草书的现象。在“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等语句的背后，让我们能很清楚的联想到当时人们研习草书的情景。那种场面是何等的壮观！这对理解书法审美自觉意识在汉代时期的觉醒是很有价值的。它至少可以作为论证史实的佐证。另外，这些文字 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书法理论走向实践的一种趋向.与汉代大量书赋相比,《非草书》至少反映了当时学习书法的真实史实。尽管它是反书法的，但不经意中却因保留了这此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具有实践意义.读书赋是无法体会,联想到学草书者在当时划剧性的场面的。
第二,赵壹将书法艺术与人的禀性,才气联系在一起.强调书法当自然天成、个性发挥.我不知道这对后来南朝书法家王僧虔对“神采”、“天然”等美学范畴的提出有无启示,但作为赵壹本人来讲,能将艺术与人联系起来,着实功不可没.他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言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赵壹看来是相信艺术家的禀赋、气质对艺术创作有着重要作用的.尽管他也认为这种气质禀赋是自然天成、不可相若的,但他却仍然又回到儒家学说的正统立场上来,强调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即重视“博学”,并告诉后世和时人这也是杜度、崔瑗、张芝等书贤草圣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赵壹促使了书法艺术理论中“游戏说”的诞生。例如，他在肯定杜、崔、张子草书成就的时候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他这样说一方面是想将杜、崔、张子归位于孔子门下；另一方面，是想让人们知道“游于艺”的儒学古训。他把书法视作“伎艺之细”，但并没有将艺术与伦理教化等同起来，而将两者作了区分。他认为草书好坏无关宏旨，“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既用不着对此作狂热的追求，也没有必要像孔子恶郑声一样痛心疾首。在这一点中，赵壹的“游戏说”与儒家“成于乐”的艺术主张又有些许不同。
第四，如前文所述，赵壹《非草书》的出现还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与崔瑗、蔡邕所不同的是，赵壹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了文化本位，而崔、蔡二人的贡献则在于以书法本体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二者的结合和相互补充正好为东汉书法理论及其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东汉草书艺术对经学构成强大冲击的情况下，赵壹大力倡导书法对儒学的遵循、服从，并将其归入儒学体系。这种将书法到想文化本位导向文化本位的做法与崔、蔡二人在书法理论本体化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相比，看似相悖，但其实从书法理论的发展来看，两者必不可少。失去崔、蔡的审美理论，书法理论的本体发展就难以在审美追求上自觉化；若是失去了赵壹的文化本位理论，则会大大减缓书法理论本体的成熟。因此，我们说在书法理论本体构建中，不仅仅只有审美主体和形式自律，还应该有个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赵壹可以说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五，赵壹的《非草书》还潜在的向人们揭示了两个概念，即“草书”和“草藁书”。《非草书》中所说的“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其实前一个“易而速”的草书应该是实用的“草藁书”，而后一个“难而迟”的草书则是指草书艺术。当人们“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把“易而速”的实用性抛弃后走上精心结构，追求“一画不可移”、“难而迟”的道路后，赵壹就不能理解了。这个现象本来应该是体现人们艺术自觉的进程，可赵氏却坚守实用，坚守“易而速”的草就之书。后来有一段公案，就是关于张芝“匆匆不暇草书”一句话的断句。不同的断句，会形成全然相反的两种意思。依此论，赵壹应该是赞同“匆匆不暇，草书”的。而张芝出于艺术本体立场，自然应该理解为“匆匆，不暇草书”。那么，也就是说赵氏是站在草藁书的立场上否定草书艺术。
对赵壹《非草书》的理解完了。可是他在《非草书》中所给予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史的贡献却没有消解，这将作为一种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永远影响后世。尽管赵壹是在以一种歪曲的形态否定草书、反书法，但是他却反映了当时草书艺术的自觉和人们的审美追求。在其反美学的文本中也潜藏着不少的美学思想，赵壹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反对草书艺术，但他却又不时的回到自己的对立面上，不知不觉中已将矛盾隐匿在文本里。他留给我们一长串的思考和问号。或许，我们还有可能去作些更深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