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20世纪70年代中泰建交的意义
中泰建交后，中泰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泰建交32年来，中泰关系始终顺利稳步发展。中泰关系的层次不断提升。根据1999年中泰两国签署的关于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以及2001年中泰两国联合公报，中泰双方确认将中泰关系提升到"战略性合作"关系。泰国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中泰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典范。
总结中泰关系32年的发展，可以看到中泰关系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1）双方关系已从经贸交往为主发展到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多方面合作；（2）中泰政治关系的顺利、稳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泰经济关系的发展；（3）中泰两国人员往来从高层到低层，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全面展开；（4）中泰一家亲的传统友谊经受住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考验，中泰全方位的、健康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已牢固确立，中泰关系所具有的深厚基础，成为推动中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力量；（5）中泰关系已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睦相处的典范；（6）中泰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对两国的进步与繁荣发挥了促进作用，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当前，中泰关系面临新的发展形势。为了促进中泰关系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巩固、推动中泰关系的发展。
第一，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应对全球化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新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挑战。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泰两国加强了多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泰两国相互帮助，为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早日实现经济恢复进行了积极努力。两国的合作不但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中泰两国在多方面、多领域的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维护共同利益。
第二，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处理国家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使国家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中泰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同。但这并未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中泰建交32年来，两国始终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两国关系进而日益密切，两国人民更加和睦相处。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并以此推动中泰关系稳步健康发展。
第三，从大局出发，考虑长远利益，增进友谊。中泰建交32年来，泰国政府频繁更替，中国也实现了新老领导人交替。不论领导人和政府如何变动，两国都始终从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的高度来处理两国关系，注意维护已建立的友好关系。这对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精神，使中泰关系的发展不受负面的影响和干扰。
第四，坚持互信、互谅、互让，营造有利于中泰关系发展的良好局面~</SPAN>
Ⅱ 中国的文化有影响到泰国吗...
泰国共有30多个民族。泰族为主要民族，占人口总数的40％，其余为老挝内族，华族，马来容族等民族。所以自古受到了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
泰国的建筑受到中国的影响。在不少建筑上你会发现中国的雕梁画栋、多彩的烧瓷和琉璃瓦，甚至能见到成对的石狮子、关公矗立在哪个建筑的门口。可见，泰国和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幡幢画是佛教国家的传统绘画，在佛教盛行的泰国艺术成就很高。目前，这种艺术形式在泰国几乎失传，仅有四十幅存于博物馆或寺庙中，素有该国“国宝”之誉，被列为泰国珍贵保护文物。此间艺术家称，泰国幡幢主要画在麻制品上，工笔重彩画，较艳丽，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已模糊，但看起来更有韵味。它与中国的唐卡、壁画、石窟有相似之处，存在着渊源关系，证明中泰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历史久远。
文化影响的证据当然还有很多
但是总体来说，由于泰国本身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相比于朝，日，缅甸等我们的周边国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Ⅲ 中国文化对泰国的影响大吗他们的发音里有中文化的发音吗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中国文化特别是闽南人潮汕人广府人对泰国文化影响相当大.
泰语里的一到十基本上跟中国的南方汉语方言一致.在文化生活领域中国文化处处可见.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是潮汕人郑氏建立了的吞武力王朝.
我找了些材料你看看吧,以闽南人为例http://210.34.3.199/zxkw/nywt099/12.htm
中泰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汉武帝时，中国海船就经过泰国境内的邑卢没（华富里）、谌离国（佛统），航往印度的黄支国（康契普拉）[1]。在素可泰王国建立（1238年）之前，泰国境内有许多小国，各自为政，但都与中国有外交、经贸关系，如盘盘、罗斛、堕罗钵底等等。宋元时代，闽粤海商已频繁到泰国贸易，元代的泉州舶商“其所涉异国……若[“门”里加“者”]婆、罗斛，……”[2] 因贸易原因滞留或移居泰国的东南沿海人也随之增多。明朝前期，因与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正式建交，由暹罗王室垄断的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发展迅速，而明后期因月港开禁，中暹私人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导致更多的东南沿海居民、特别是福建人移居泰国。明嘉靖年间，泰国已出现华侨聚居地，“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3]。清初，厦门又因大米贸易的兴盛而成为中暹贸易的主要港口。因此，十八世纪中叶前，福建沿海港口与暹罗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促使福建人大批移居泰国，福建籍华侨人数一直占泰国华侨的绝大多数。十八世纪中叶后，原籍潮州的达信王特别优待他的同乡，“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4] 使潮州掀起了往暹罗的移民潮。相反，闽暹间的贸易，因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限广州一口通商令的颁布、中暹大米贸易的衰落、广东沿海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逐渐衰落，闽籍人士移居泰国日益减少。故潮州籍华侨华人人数逐渐超过福建籍的华侨华人而稳居泰华人口的绝大多数，此种格局至今没有改变。但从地域上看，泰南地区的福建人人数一直比较稳定（许多是从马来亚再移民到泰国的），在普吉、董里、拉廊等城市尤其占重要地位。
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载体的福建人移居泰国，把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泰国，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泰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丰富了泰族文化。本文仅从五个方面论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文化在泰国传播的情况和福建移民所起的作用。
一、福建移民直接输入了凝结着中华先进文明的各种商品，满足了泰国人民的生活需求，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输入泰国最主要的商品就是丝棉织品，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暹罗境内的暹国、罗斛、罗卫从中国输入青布、印花布和狗迹绢，费信的《星槎胜览》中也记载了中国的色绢、花绢、色缎、锦缎、缎匹等各种丝织品传入暹罗，成为暹罗各阶层人民都喜爱的衣料。除了丝绸，瓷器也是最热门的产品，尤其是明清时期，瓷器是中暹海上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仅公元1626年就有4艘从福建起航的商船满载瓷器到泰国[5]。据1698年6月28日的一项备忘录记载，一个北大年的中国人自中国携带了108200件瓷器到泰国，其中有奶油深盘、细盘、大盘、大细碗、小碗、酒壶、有把壶、盐碟等等（6）。泰国人把湄南河出海口的水域称为“海底陶瓷博物馆”，这里已多次打捞上各种中国瓷器[6]，附近的居民除捕鱼外，就打捞瓷器及其他物品出售。泰国海底考古专家沙扬·帕叻沙彻特先生在《从泰国湾打捞的商船对13——16世纪古瓷的研究》的学术报告中谈到，北大年、那空是贪玛叻、帕塔耶等地都发现了中国历代古瓷，包括明清时的德化瓷[7]。尤其到清朝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纪，中暹贸易有了新的发展。据达信朝以后访问暹罗的首批欧洲人之一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估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每年约有222艘中国帆船（平均每艘为200吨）在南洋从事贸易活动，其中航往暹罗的占89艘[8]。中国出口到暹罗的商品不仅是一些供王室和贵族使用的奢侈品，更大宗的是一般民众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种类繁多，如罐、坛等陶器，粗瓷杯、碗、盘等瓷器，即使碎了还可以用来镶嵌图案、装饰墙壁，还有普通的本色布、丝织品、纸、伞、玩具、砖瓦、茶叶，暹罗红木乌木做成的家具，蜜饯、糖果、腌菜等食品。
在商品的输入与出售中，福建移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泰国福建移民的主要职业是商人和海员。而在明清时期，海员也常常兼有商人的身份，他们在船上占有一定的舱位，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叶羌镛《吕宋纪略》中记载了来往于中暹等国家的海外贸易船上的水手们都带有自己的货物。史金纳也谈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曼谷的市场情况：大部分中国帆船一到曼谷就变成了零售商店，船舱两旁设起临时货摊，中国商品陈列得引人入胜[9]。福建籍商人不但带来了满足和改善泰国人民生活的中国货，而且带来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带来了重商重财、敢于冒险的华南文化精神，促进了泰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的普及。
二、福建移民也把各种生产技术传播到泰国，直接促进了泰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旧式农业国，积累了丰富的农业技术，而出国移民大多数来自农村。在十九世纪，有许多中国人在暹罗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某些农村定居，其中大部分是潮州人，相当一部分是福建人。他们带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种植技术，胼手胝足，变荒山为田园。在他们的园地里，杂草除得很干净，使用死鱼、猪粪、废菜、尿肥等作肥料，并开沟引水进行人工灌溉等等，被称为出色的农艺家。得自伦敦大学的有关普吉城的历史文献记载，1790年（佛历2333年），普吉一位公爵给槟城一侯爵的一份公文中说：“余措理安排中国瓜、鸡，馈送阁下，权充菜肴之用。……”[10] 可见福建人传入普吉的中国瓜已成为泰国上层人物的馈赠佳品。其他如大白菜、芥菜、莴苣、萝卜等多种蔬菜都由中国移民传入，在泰国市场上出现，改变了泰人以鱼类为主缺少蔬菜的饮食习惯，增加了蔬菜摄入，有利于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此外，他们还生产胡椒和甘蔗供应西方市场，生产棉花供应中国市场、生产烟叶供应当地和马来亚市场[11]，不但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也增加了泰国出口商品的种类。
泰国另一主要产品橡胶，也是由马来亚移入的中国移民、主要是福建移民首先开始种植的。1891年，原籍福建龙溪的许泗章的六子许沁美从马来亚取了胶枳移植泰国，并回家乡招募华工到董里种植橡胶，大获成功。从此开创了泰南的橡胶种植事业。1908年，另一位祖籍福建的华侨陈清发在泰东试种橡胶，也获成功。至二十世纪初，华人在橡胶的生产、加工、出口方面一直占主导地位。泰南的闽南人集中于橡胶业的现象持续至今。今天，泰国生产和出口的天然胶已经居世界第一，泰国南部的橡胶产量占泰国橡胶总产量的89%，而闽南籍李氏家族的德美行则居整个泰国天然胶生产和出口之最[12]。
三、随着中暹贸易的发展，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也传入泰国，促进了泰国造船业的发展。
暹罗有着王室垄断贸易的传统，当然，统治者本人并不亲自航赴外国经商，也不经办港口的具体事务，主要是雇佣航海经验丰富的中国人，尤其是福建广东人为实际营运者，管理皇家船队的所有业务，从事朝贡贸易或私人贸易。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管驾暹罗贡船来华的郭奕逵等156人[13]，雍正二年（1724年）为暹罗国王前来朝贡的徐宽等96人[14]，都是原籍福建广东的华人；福建籍华人吴竟和杨由曾替暹罗国王驾驶“金协顺”号到中国贸易。这种情况的普遍性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注意，1807年12月就颁布了一道谕旨，禁止暹罗国王雇佣内地中国人替他从事贸易事务。暹罗《国家图书馆藏官方文献，曼谷第二王朝》第15号（1813年）列举了二十余艘航往中国的商船，其中十一艘均以“Kim”(厦门方言“金”的发音）作为船名之首[15]，足可窥见暹罗与福建贸易往来之密切。
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中国的航海技术传播到了泰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船只上几乎都使用中国的罗盘。
中国人还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开展持续性的造船活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国内木材短缺，造船费用很高，一艘476吨的（约8000石）的帆船在厦门的造价约为21000元（银元），而在木材质好价廉的暹罗仅需7400元[16]。克劳福德说，曼谷每年建成6——8艘大帆船，由中国匠头指挥建造，许多暹罗人参与[17]。这个过程中，中国船匠把中国的造船工艺传播到泰国，有些技术还被当地所采用。曼谷造船中心制造的暹罗船只大部分与中国帆船相似，式样仿照中国船的模式，如拉玛一世时仿照广东福建洋船的式样建造了一种“tuakang”帆船，其船头也装饰成红色或绿色，类似广东福建的红头船、绿头船[18]。十九世纪上叶访问暹罗的厄尔见到40艘战船，船身象马来人的叭喇唬船，帆具又象中国船，至本世纪前半期，暹罗帆船的桅杆及风帆仍采用中国式的帆具[19]。
四、华人也将中国的建筑技术传播到泰国，丰富了泰国的建筑艺术。
泰国各地至今仍存有许多中式建筑，建于1889年的挽巴茵宫内的威哈甲隆殿（天明殿）就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宫殿。登殿石阶中央的长方形大理石上刻着太极图，殿前悬着中国式的灯笼，殿内设御坐，正殿上刻着“天明殿”的楷书，还有两对中文长楹联。地上铺着中国式的烧瓷花砖，壁上挂着十七首墨书中国诗，祭坛的神龛中放着中国式的神主牌，内外装饰及瓷器、家具等都来自中国。历代皇像中，第三、四、五世皇穿着清朝王侯的服装[20]。福建会馆包管的仙公巷福莲宫古庙则颇具闽南神庙的风格，大门上是俩门神，两边是一付中文对联，并有十二幅梅竹之类的图画，一对红灯笼高悬门前，庙顶屋脊是龙尾翘起的两条卧龙[21]。这个古庙与宋艾哥乐的护国宫相似，护国宫也有对联、灯笼，及两龙戏珠的屋脊，另外门前还站着两石狮，左右大墙上各有龙头、虎头，两个圆内写有龙、虎两字[22]。其他如宋卡的城隍庙、清线的本头公庙、福建会馆的顺兴宫、普吉的天后宫等都是有着闽南风格的中式建筑，就象史金纳所说的那样：在暹罗湾一带以及河流三角洲上的贸易城市，仍然可以见到福建人的古庙，但自大城以北就找不到一座福建庙宇了[23]。
五、福建移民把中国的风俗习惯，尤其是闽粤一带的习俗传播到泰国，影响到泰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泰人本无祭祖的习俗。从拉玛四世时起，王室开始仿效华人设立先王牌位。后人继续仿效，把拉玛三世、四世、五世及王后的牌位设在天明殿内，牌位用檀香木制造，中间竖写着国王王后的中文名字，周边雕刻着中国式的花纹。每年农历除夕，由国王或王族代表主持祭奠仪式。
福建民间广为传播的天后圣母、清水祖师等也随福建移民在泰国中部、南部各地落脚，不同神灵同处一庙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庙会活动也颇具中国特色。例如，瑰丽壮观的顺兴宫清水祖师圣殿除供奉清水祖师外，还供奉天后圣母及玄天上帝神位，中泰各方的善男信女都来上香朝拜，九皇胜会斋期更是盛况空前，配有舞龙等中国传统节目、十天左右的剧团演出，文唱武打，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福莲宫除了供奉天后圣母外，还供奉关夫子神位、如来佛祖、注生娘娘神位及本头妈。其他如福兴宫、宋艾哥乐的护国宫，普吉的天后宫都供奉天后圣母。每逢农历三月廿三日，为庆祝圣母诞辰，各地都举行盛大的游神盛会，表演舞龙等中泰民间娱乐节目。除了参与泰族的各种节日活动外，华人在农历春节、元宵、清明等节日进行的一些习俗活动，也吸引了泰族人士的参加，夹杂了泰族的节目，渗入了当地的色彩，中泰文化相互影响、交融，难以截然分开。
总之，福建人在往来中泰进行贸易，继尔移居泰国的过程中，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泰国，为当地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医中药等等都传播到泰国，对泰国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以致于有人评论道：印度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是表现在宗教，西方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是表现在物质，而中国文化对泰国的影响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泰人的中心深
Ⅳ 中泰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有哪些
据专家考证，中泰两国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上溯到青铜器——铁器时代。发源于中国云南的湄公河沿岸，不光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各种新石器工具和陶器，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来自中国云南的青铜器。比如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甚至在泰国中、南部的一些地区就曾发现有铜鼓。日本学者杉木直冶郎认为，中世纪时在云南广泛使用的贝币，产自南海，是从泰国传人的。这种青铜文化自北向南和贝币文化从南向北的相互传播，说明中泰两国自古就有了陆上交通。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原来交通艰难．沿途政治情况复杂的中泰陆上通道便逐渐失去了作用。
泰国文化，除了自身的文化之外，主要是从印度的佛教文化与婆罗门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印度文化对泰国人的宗教信仰影响很大，而中国文化传播并影响泰国的，除了衣、食、住、行，更表现在于支历法、语言文字、建筑艺术乃至医药、文学、戏曲等各个方面。
干支纪年法传入素可泰泰国开始用泰文记载历史，是在素可泰王坤腊马甘亨（Khum Rama Kham Heng）时代。公元1282年，素可泰王创造了古泰文，从公元1292年至公元1518年间所发现的20块素可泰碑铭来看，其中有7块是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和纪日的。这是素可泰王朝吸取中国纪年纪日历法的历史见证。泰文和历法的出现，标志着泰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素可泰人善于吸取外来文化，曾经使用5种方法（大历、小历、佛历、十、生肖、千支）纪年，使用3种方法（阴历白分黑分纪日法、七曜星期周、干支）纪日。素可泰人把干支纪年和干支纪日明确注明是泰式或泰日。所谓“泰式”或“泰日”，是指泰族人按自己的方式来称呼日子。碑铭上，同时还把十二生肖纪年和七曜（yào、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星期周注明吉蔑式或吉蔑年、日，与泰式干支纪年、纪日相对应。据学者考证，泰国人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是从中国传人的，它与和泰国毗邻的中国广西壮侗语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dǎi）族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完全相同。据研究，素可泰人、兰那泰国的泰人，以及中国西双版纳的傣族人，都借用古汉语词来称呼干支。在十大干和十二地支的22个读音中，子寅（yín）卯辰巳（sì）未申戊（Wù）亥甲己庚（gēng）癸（guì）等13个字的读音显然来自古汉语。另外9个字的读音也与古汉语有关系。专家由此推断，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省西部）流域和云南一带的壮侗语族先民，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干支历法；后来，他们陆续迁徙到近代所分布的区域，当然也带走了干支纪年、纪日的传统历法。至于14世纪素可泰石碑中称干支为泰族人的传统历法，那是因为中国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早已完全地融会在泰人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之中。
语言文字中泰两个民族频繁接触的结果，出现了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的相互假借现象。从古泰文碑文可知，泰族的文字创立于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时期，距今已有700年的历史。当时，统一了的王朝拥有一套复杂的行政机构，迫切需要文字来沟通这些机构。此前，原来泰人聚居区的那些首领，只是仿效邻近文明民族的文字即孟文、吉蔑文、梵文和巴利文在石上刻字，用以记述他们的功绩、重大历史事件、民族习俗和片断的经文。坤腊马甘亨王召集了一批文人，沿用孟·吉蔑的文明模式，在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古泰文。古泰文的字形与古吉蔑文十分相近，但与后来经过改革的泰文差别却很大，以致今天懂得现行泰文的人也难以释读。
随着中泰之间友好交往的日益频繁，泰人便吸收中国语言中的词汇来丰富泰国的语文。明清之际，闽粤籍移民大批迁徙泰国，很自然地也就带去了闽粤的各种方言。于是广东人的客家话、潮州人的潮州话。海南人的海南话，便都成了泰语中的日常用语。如泰人称“牌”为“‘”，属海南音；称“字号”为“yìhào。”，称“税”为“sui”，属潮州音；称“鸡”为“kai“银”为“gbgun”、“金”为“kham”、“仔”为“chy”，发音与广东方言相同。其他如“行”（hang）、“茶”（cha）、“瓜”（gua）、“仓”（cang）等字的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相近。数词三、四、六、七、八、九、十的发音，都与中国语音相仿；二、五的读音也与中国语有关。泰语把“二”渎成“爽”，源于广东话“双”，至于“五”，泰语渎成“虾”，与广东音“五”也颇相似。此外，泰语中还杂有大量源于中国音的词汇，例如把“太阳”说成“日”，把“墨水”说成“蓝墨”等。一些名词如猫、马、男、帝、匠、路、声、脚、官、母、伯、铁、炭、药、桌、象牙、妇人，人称代词如我、你、他，动词如拭、斩、憎、拾、剥、指、拓、住、请、送、分、醒，形容词温、鲜、少、公、平、白、熟、闷、幼等的发音，也都与汉语相同或相似。更有趣的是，泰国人干脆借用潮州话“叔”的原音来尊称侨居泰国的“唐人”。泰语中大量汉语词汇的出现，构成了中泰两个民族问思想交流的纽带。
泰语中杂有这么多汉语词汇，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中，就已提到中国文字备受泰国举国上下重视的情形。为了学习汉语，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泰国就派出留学生人中国的国子监学习。清人谢清高18岁时就随外商海舶出洋，游历了许多国家，并习其语言，记其岛屿、城寨、风俗和物产等。谢清高航海14年返国，后双目失明，流寓澳门，其同乡杨炳南依据他的口述，录成《海录》一书。书中也谈到了他在阿瑜陀耶所见到的景象：“土人多力农，商贾多中国人。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延聘、搜罗）之，而供其饮食。”
由于中泰朝贡贸易的日益发展，中国对暹罗语文的学习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明朝廷在南京设四夷馆，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暹罗遣使来贡，当时四夷馆内尚无人懂暹罗文，于是阁臣徐溥建议，由广东布政司访取谙（ān，熟悉）通暹罗文字者赴京备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暹罗又来朝贡。四夷馆内仍无人翻译暹文，阁臣梁储便建议选留暹罗来使一二人为四夷馆教习。教习来馆先学汉语，然后教授暹语。学生学习期满后，教习回国。公元1577年，明延聘通事握文源和暹罗使者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来京教授暹文，并介绍暹罗的风土物产等国情。第二年，政治家张居正建议在四夷馆内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学员12名，向握文源等学习暹文。《暹罗馆译语》是当时暹语教学的教材，它是中暹师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暹（泰）汉对照词典。暹罗馆建立后，培养了大批暹语翻译人才，其中有人还被派去暹罗宫廷工作。
广布于泰国的中国建筑艺术公元1767年，缅甸军队攻陷暹罗都城，历时417年的阿瑜陀耶王朝遂告灭亡。这时，暹罗各地的封建军阀乘机拥兵割据，国内一片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华裔郑信起兵抗缅，开展复国斗争。凭着他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很快便取得了胜利，公元1771年，郑信登基为暹罗王，建立吞武里王朝。
在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后，公元1781年（清乾隆46年），郑信亲拟国书，向清廷要求“换取建筑材料，以备兴造王宫之用”。在郑信执政的15年中，他实行对华侨的优惠政策，并公开招徐华人移居暹罗。许多闽粤移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迁入暹罗的。曼谷王朝建立后，又有大批华人移居暹罗，并且形成了移民暹罗的一次高潮。中国的建筑艺术也随之传人暹罗。
据史书记载，曼谷王朝皇帝拉马一世的皇宫和城墙，都是由中国工匠负责建造的。围绕皇宫的是龙城，龙城之外还有城围，其所仿效的就是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拉马一世所建的“庵玛遴威尼彩”宫殿，采用的是泰国佛寺式样，而所有建材中的石料，又多是来自中国。宫殿周围有墙，共有四个宫门，门口各安置一对比人还高大的、由中国工匠雕刻而成的大石狮；门顶还镶嵌了潮州工匠用碎瓷片嵌成的龙飞凤舞瓷花案。与宫城同时建造的，还有位于湄南河畔柴珍的越坡佛寺和佛寺西面的一座佛足迹宝殿。这两处建筑也是潮州工匠的杰作，如今，虽然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佛寺和宝殿的建筑与装饰，依然光彩照人，辉煌如初。
受中国建筑艺术影响最大的应是泰国大城府挽巴茵御苑。挽巴茵原是一个小岛，位于故都阿瑜陀耶城和首都曼谷之间。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它便已是皇家御苑，后来一度荒置达80年之久。拉马四世巡视大城后，特谕令将大城建成水中行宫，以纪念阿瑜陀耶王朝拍昭巴塞通皇帝。到拉马五世时，行宫扩建，特从中国聘请精于建筑艺术的工匠，完全按照中国宫殿式样进行建造。御苑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红墙绿瓦的中国式皇宫，屋脊上镶嵌有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以衬托琉璃瓦飞檐。宫门口建有一块雕刻着凤翔龙舞的大照壁。宫内的门窗、屏风、圆柱、画栋都显示出中国建筑的风貌。天明殿正殿内的厅室，悬挂着中国历代名家书写的中文木刻楹联，几案上置有中国名贵古瓷，墙上挂着蒙固王和朱拉隆功大帝头戴翎毛帽、身穿中国皇帝“龙袍”的巨幅画像。泰国皇帝亲笔临摹的中国字也保存在那里。
曼谷几所大型佛寺的建筑，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以拉马五世朱拉隆功1899年建造的云石寺为例，其建筑材料采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而屋顶却与中国的佛寺建筑相类似。他真河出口处的重要口岸龙仔厝（lóng zǎicuò），原是华侨最初定居的城镇，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就建造了一座越艾宗巴塞古刹。这是一座中泰建筑艺术合壁的寺庙，以门窗雕刻精美、工艺超绝而闻名于整个泰国。
在泰国，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中国石雕艺术品。一般认为，这些石雕品是泰国皇室从中国定购的，主要用于王宫和寺院的点缀。据记载，从拉马一世起，许多来自中国宁波的颇有价值的物品中，就有石狮和石雕人像。中国输入泰国的石雕品雕刻得十分精细，尤其是雕像的面部、服饰和姿态，细致人微，一丝不苟。这些石雕艺术品形象地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雕人像的高度为普通人的两倍，与中国帝王将相陵墓前所设置的雕像相一致。庵玛威尼彩王宫大厅中间的武将像，身穿铠（hǎi）甲，手执兵器，形象威猛，便属此类。吞武里越阿浓兰佛寺中，列有常可在中国佛寺中看到的十八罗汉石像。越阿仑寺有素通玛诺拉故事中半人半鸟的金娜丽石像，身着泰国传统服装，留着泰国发式，但其面部却是中国美女容貌。这种艺术品显然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拉马三世统治末期，中国大帆船从远航贸易中退出，标志着中国石雕艺术品出口泰国的终止。
医药古代，随着华人的不断涌人，中医中药也逐渐传人了暹罗。早在阿瑜陀耶城创立之初，迁居于此地的华人就开始出售中国的药材药品了。当时，阿瑜陀耶城最受人尊敬的医师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泰国民间称中医师为“摩精”，称泰国医生为“摩耶泰”，两国医师在行医中取长补短。例如在泰国医生使用的药物中，中药占30％；同时，他们也采用中医望、闻、问、切（qiè，切脉、诊脉）的诊断方法。而中国医师同样采用泰医的草药，以丰富草药的品种。为了适应中医治疗的需要，泰国药材业蓬勃兴起。来自广东汀（tīng）海县东里乡的李松青，是“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施诊”的华侨。他在曼谷创办了李天顺堂药材店，生意兴隆。其后代继承他的事业，成了颇有名气的“药业世家”。
中国医药界人士推断，中医使用泰国药物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在两国长时间的朝贡贸易中，许许多多的泰国货物运进了中国，其中，除了香料之外，还有不少东西是当做药物加以使用的。例如降真香（即降香），它有理气、止血、行（疏通）瘀（yū，血液不流通）、镇痛的作用；胡椒（jiāo）有温中（温暖脾胃）。下气、祛（qú，祛除）痰、解毒的功效；玳瑁（dàimào，爬行动物，形状像电，甲壳是黄褐色）可以散热、解毒、镇惊；乳香可以活血、祛疾、镇痛；槟榔（binlāng）可以杀虫、破（破散）积（留滞）、下气、行水；龙涎（xián）香可以行气止血、散结止痛、利尿通淋；大枫子则可医治大风症（即麻风病）和皮肤病。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不但重视临床实践，也十分重视药物的研究，经过27年的艰苦劳动，终于著成《本草纲目》一书。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就有出自暹罗、爪哇（古国名）的乌爹泥和苏木。中国的针灸（jiǔ）术也流行于泰国，从事这种医业的绝大多数是华侨和华裔中的医务工作者。
文学、戏曲从18世纪末叶起，中暹两国经济文化往来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厦门、潮州等地开往泰国的商船多达50艘，随船到泰国经商的华人每年达数千人。在海上旅途中，华商们常以阅读和谈论《三国演义》来消磨时光。后来，三国故事也逐渐为泰国人所熟悉，所喜爱。公元1802年，遵照拉马一世的指示，在精通暹中两国文字的本隆大臣主持下，《三国演义》被译成了泰文（泰文音《萨姆柯克》，意即《三国》）。泰文本《三国》译笔流畅，行文优美，用语通俗，形象生动逼真，因而自成一种文体，即“三国文体”，在泰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小说经广泛传抄，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从拉马二世起，又先后有几十部中国古典小说被译成了泰文。如《西汉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东汉通俗演义》、《封神演义》、《西晋》、《东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演义》、《五代史评话》、《五虎平西前传》、《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英烈传》、《大红袍》、《小红袍》、《包龙公案》、《清史演义》、《元史演义》、《武则天外传》等。
早期，泰国尚无泰文印刷机。被译为泰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多以手抄本流传，未能印刷出版。公元1865年，西人在泰国创办冒叻莱（叻：lè）印刷公司，才第一次印刷《三国演义》95部，在上层社会传看。直到拉马六世（公元1910～1915年在位）时，泰文报纸、杂志大量发行，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才被各种报刊竞相登载而流传于整个泰国社会。
《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给予了泰国文学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泰国诗人顺吞蒲（公元1786～1855年）创作的长诗《帕阿派玛尼》约10万行，其主人公是个吹笛能手，虽是平民百姓，却以其精湛的艺术感染力最终制服了敌人。诗人大量采用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描写手法，如水战一节，尤其是叻威娘施计火烧帕阿派玛尼船只和帕阿派玛尼攻打新城两段，与《三国演义》中孔明和周瑜设计火烧赤壁的情节极其相似。诗中还有这样一段：“请来医生治伤痛，毒汁祛除用刀刮，止住伤痛用药敷，粘合伤口用针缝”，这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如出一辙。除了文笔和内容，“三国文体”还表现在修辞方面，无论在泰国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某些成语的痕迹，例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吉人天相”、“火冒三丈”、“有眼无珠”、“百闻不如一见”等。
中国古典小说情节生动、人物鲜活、故事引人人胜。许多泰国作家于是便将其中的某些精彩内容编成舞剧或歌剧上演。舞剧始于拉马三世时代，是不用面具的泰国古典剧，分为宫内、宫外和民间三种。其中民间戏剧是舞剧中最早流行的形式，在泰南称为玛洛拉戏，由男演员表演，有对白、歌唱和舞蹈。泰国作家帕耶玛吉特叻塞和功帕叻差波窝维才都编过不少舞剧，除了取材于《三国演义》的一些故事外，有的还取材于《封神演义》、《说岳全传》和《新编五代史评话》等。
早在明代，中国福建一带的地方戏种就有很多，其表演也各具特色。艺人们常组织戏班越洋赴暹罗演出，受到当地居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演出的剧目丰富多彩，有喜剧。悲剧，还有木偶剧。婉转的唱腔、动听的音乐伴奏、优美的舞台动作，给观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公元1602年，随荷兰航船抵达泰国西南部港口城市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目睹了由富商出钱请来的中国戏班在当地一个庆典上演出的情景：戏班“在街头建台，给公众表演古装剧……（演员）行头上的刺绣十分华丽，歌唱响遏（è，阻止）行云……
Ⅳ 用写篇中泰文化差异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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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中泰建交后的关系
中泰建交后，中泰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泰建交32年来，中泰关系始终顺利稳步发展。中泰关系的层次不断提升。根据1999年中泰两国签署的关于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以及2001年中泰两国联合公报，中泰双方确认将中泰关系提升到"战略性合作"关系。泰国已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中泰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典范。 总结中泰关系32年的发展，可以看到中泰关系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1）双方关系已从经贸交往为主发展到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多方面合作；（2）中泰政治关系的顺利、稳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泰经济关系的发展；（3）中泰两国人员往来从高层到低层，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全面展开；（4）中泰一家亲的传统友谊经受住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考验，中泰全方位的、健康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已牢固确立，中泰关系所具有的深厚基础，成为推动中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力量；（5）中泰关系已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睦相处的典范；（6）中泰关系的顺利发展，不仅对两国的进步与繁荣发挥了促进作用，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当前，中泰关系面临新的发展形势。为了促进中泰关系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巩固、推动中泰关系的发展。 第一，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应对全球化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新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挑战。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泰两国加强了多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泰两国相互帮助，为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早日实现经济恢复进行了积极努力。两国的合作不但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中泰两国在多方面、多领域的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维护共同利益。 第二，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处理国家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使国家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中泰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同。但这并未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中泰建交32年来，两国始终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两国关系进而日益密切，两国人民更加和睦相处。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并以此推动中泰关系稳步健康发展。 第三，从大局出发，考虑长远利益，增进友谊。中泰建交32年来，泰国政府频繁更替，中国也实现了新老领导人交替。不论领导人和政府如何变动，两国都始终从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的高度来处理两国关系，注意维护已建立的友好关系。这对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精神，使中泰关系的发展不受负面的影响和干扰。 第四，坚持互信、互谅、互让，营造有利于中泰关系发展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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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中泰习俗的相关论文
泰国“三忌”
俗话说：“入门问讳”、“入国问忌”。泰国的民间禁忌有很多，我熟知的有三方面：“佛忌”、“头忌”和“足忌”。
泰国是名副其实的佛国，所以有很多“佛忌”。如“佛日”这天，市场上一律禁止出售鸡鸭鱼肉，因为这天全国各地都禁止杀生。遇到“佛日”，泰国一些带有暴力倾向的比赛如斗鸡、拳击、斗鱼等，一律停赛。在曼谷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黄袍僧侣，行人走近他们时，必须留心脚下——不能踩了人家的身影。佛教的说法：身影即僧侣本人。踩了僧侣的影子，就等于踩到了僧侣本人，这是大不敬的。泰国佛寺很多，观光游览时，绝对要衣冠整洁。团内有好几名团员在游览曼谷的黎明寺时，就是因为天热穿着背心短裤，而被拒之于寺门之外，费了一番口舌也没能进去。
泰国人对头颅非常看重，视之为“圣物”，神圣而不可侵犯。所以在泰国，不论多么熟悉的亲友，都不可以用手碰对方的头部，否则，人家就会和你急，觉得你侮辱了他（她）本人及其先祖。孩子的头部更是了不得，除了国王、僧侣和父母外，任何人不得碰一下，连理发师给孩子理发时，都得一连说几声“对不起”，然后才可以动剪子。在公共场合下，递东西也不能从别人的头上经过。我曾经在玩羽毛球时，不小心让球从一泰国人头上飞过，害得我再三地向那位泰国人道歉才求得原谅。
泰国天气较热，过去，泰国人喜欢赤脚走路，所以他们认为脚是最肮脏的部位。因此，在泰国，睡觉前必须洗脚。在当地居民家中睡竹楼时，如果让人看到客人未洗脚而就寝，主人有权将客人逐出家门；此外，不能用脚指着东西、踢门。无论是在竹楼里闲坐，还是用餐时席地而坐，都要避免脚底向着别人；闲坐翘“二郎腿”时，脚底也要注意向下，不能对着别人，万一脚心对向了谁，人家当场就要跟你急……诸如此类的禁忌，如一本大书，让人读到了泰国文化的多彩和多元。
Ⅷ 中国和泰国的关系如何
1949年至1970年期间，泰国比较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这其中有泰国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因素，但是在中国方面，当时对东南亚不断输出革命，收容泰国反对派，组织支持泰国的共产组织，公会和华侨和泰国对立。
苏浙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中泰关系也开始峰回路转。到了1975年，中泰建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停止对东南亚的革命输出，中泰之间的最大障碍消除。还有就是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依仗武力在中南半岛咄咄逼人。1979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双方在柬泰边境和老太边境（越南在老挝驻军，事实上控制着老挝)不断冲突，紧张对峙。而此时中越关系也急剧恶化。中泰双方为了共同对付越南，迅速接近。中泰两国关系在80年代升温到事实结盟的程度。
即使在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泰双边关系也继续保持友好密切。
泰国和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友好，经济上密切，在军事上也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泰国是东南亚国家里购买中国军备的唯一国家。
总之泰国和中国不接壤，没有现实地缘利益的冲突，而且历史上也没有矛盾和宿怨。
当然泰国对华友好，不代表他们可以完全倒向中国去和美国对抗。
从二战以后，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盟友，泰国甚至派兵参加越南战争。尤其是美国在泰国军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为几乎所有泰国军方高级将领都曾经在美国上学和受训。
Ⅸ 中泰为何数千年皆无战争
你这个提问就不对，泰国见载的历史总计也未超过千年，何来数千年之说？而且泰国无力对华作战，不止因为中国离泰国太远，或中国历代有恩于泰国。
不妨先说说历史。从近往远……
就从清代开始好了。时有广府华人郑信（达信），创立吞武里王朝，击退缅甸统一泰国，但随后被却克里王朝杖毙，子孙无一幸免。毋论初衷如何，郑信大一统并完善了泰国版图是实，否则今日很难说会出现类如印巴那样的问题。或者再严重些，就是无暹罗之国，而有暹罗之名（个人认为缅甸有这个能力）。
而在明代，曾被缅甸灭国的创国者叫乌通王，在受到明太祖/成祖二次册封认可之后，他才得以从吞并素可泰王国的身份，成了较一统的暹罗国国王。而在当时大明的天朝之名，尤其涉及郑和这样的事迹，真的是威慑诸国，所以无人质疑，也因此暹罗之名得见史册。
再早些，元代。当时有两个国家，在《元史》中一名暹国，一名罗斛。当时元人广征海外，此二国也未能幸免。不过因各种需求，出现了“命何子志为管军万户，使暹国”这种记载。客观说，这些事延续了暹国的寿命。直至元代至正年间，暹国才被罗斛吞并（暹国地瘠多旱，不似罗斛农耕常丰少灾，而今也能发现这点，但泰北民风悍勇，所以若非元人介入，此二国只会出现更多的杀伐征战）。
宋代。南宋末年时，有贤相陈宜中兵败后遁走，从占城（越南）入泰终老，他与那些南宋兵将间接的推动了当地的人文发展（细说麻烦略过不谈了）。再前溯……那就没啦，泰国历史就这么短，继续说就是真腊/扶南这些古国了。
到最后可以发现，与其说泰国嫌弃路远/知晓恩情，不若说他们的历史太短，而且分裂日久，总计加起来，也只有约800年左右。而在其他时间，泰国属于长期被周边诸国统治和剥削的对象，直至二战结束为止。所以泰国拿什么和中国打呢？连缅甸都打不过的国家……而且在1939年之前，泰国可是连泛泰主义都没有的，也就是没有形成国家/民族意识。他们的人文，七成靠印度（五为南传佛二是印度教），两成借中国（陈宜中/郑信），余下一成才是自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