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的历史发展

1.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

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3. 简述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你这个问题最好去看看有关经济学说史的书，按照你给出的关键词，大致发展如回下答：
1、经济学史前时期，代表人物：色诺芬，代表作《经济论》，认为经济是家庭管理，提出了最早期的财政思想（《雅典的收入》一书）；
2、15世纪前后，重商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金银是唯一的货币和财富，但是对于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3、17世纪之后——19世纪，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经济学原理》，认为市场万能，边际分析为主流分析手段（形成微观经济学体系基础）；
4、1929，经济危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认为市场失灵客观存在，提出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宏观经济学体系基础）；
5、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经济理论箭头直指凯恩斯，此时基于萨伊的需求决定论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理论抬头，形成了新的理论流派，主要有新自由主义学派，哈耶克，货币学派，弗里德曼等。
6、萨缪尔森综合前人研究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宏微观体系）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4.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5. 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现在就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深深的震撼着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之疯狂。

在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财富，而在早期，人们认为财富就是贵重的金银，而他们又直接来源于流通领域，所以经济学家们就得到了结论要保护流通领域，也就是要保护商业的发展。

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义，也是最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5)论经学的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研究内容：

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的解释为：看不见的手英语为“invisiblehand”。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应由政府干预，而应由整个社会需求进行选择。这种社会需求被认为是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经济学是15世纪经济学产生，18世纪经济学建立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认为是能够说明经济运行和国家调节的重要理论、概念、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和系统化形成的。其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

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主要介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

6. 经济学建立之后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内科学。

经济学发展中产生的学容派：

重农学派
李嘉图学派
马歇尔学派 - 新古典学派 - 新剑桥学派 - 凯恩斯学派 - 新凯恩斯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
奥地利学派 - 新奥地利学派 - 货币学派
供给学派 - 供给面学派
一般均衡学派
芝加哥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
美国制度学派 - 新制度学派

7. 试述两汉经学的历史、文化功能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8. 概括一下中国经学史的发展

经学渊源深远，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始著书立说之时，上下超过2000年。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时期，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

汉代起初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各家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经学自此诞生。
两汉经学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魏晋南北朝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隋唐经学

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宋朝经学

宋代理学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此时期，出现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为超越五经的思想着作。

明朝经学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皆被各粝与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经学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清末基于时代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

民国以后的经学

到民国时代以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学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但仍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胡适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就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1]，胡适因把《诗经》当成文学作品，不是一部经典[2]。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民国二十年代，何键、陈济棠等倡议学校恢复经学课程，遭到不少反对。

两岸分治之后，中国大陆对于经学的打击不遗馀力，特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学在中国大陆上更是受到毁灭与破坏，这样的路线导致一部分后世学者认定“文革为五四的总结”。相对之下，当时的台湾对于经典思想的保存较为完整妥善。今日，中国大陆面对西方人权思想的冲击与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开始重新检视经学内容，企图以经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叶逐渐建立学术研究单位，这个动作引起了东亚文化圈的重视，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国，皆对此价值的建立表现了高度的兴趣。台湾方面则因政党轮替，在去中国化以本土化为主的思维下，经学研究反而显得低调。

中国大陆方面对于经学研究有政治因素必须避讳，起源于建国初期社会运动大力推展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等，对于经学有重大的破坏，经学在政治上被视为思想的毒草。开放改革之后，关于经学的研究多半依附于中文、哲学或是历史系所中。

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设有经学组，各中文系所亦于思想组中论及经学。2003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成立经学研究所，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经学研究所，并与许多中国大陆的经学相关系所、民间的经学推展机关、读经教育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第一任所长黄忠天博士、第二任所长蔡根祥教授成为台湾推展经学最重要的核心人物。2006年，经学研究所提出博士班设立申请，但被教育部驳回。

9. 请简要介绍，经书与经学的历史沿革

古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今文经学”相对。始自汉代。古文诸经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有不同。古文诸经出于孔壁或藏于密府。西汉末，刘歆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他曾请求建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遭博士诸儒反对。古文经传汉代不立学官，只在王莽当政是一度立博士。古文经传重通小学，明古训，因古文经学流传民间，一般把经传当作历史研究，与汉代的政治、现实问题联系不多。古文经学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认为孔子主张从周复礼而不像今文经学者所说的主张变革，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学家，六经皆古代史籍。汉代学者扬雄、桓谭、王充等均倾向于古文经学。东汉以来，古文经学日渐抬头，出现了贾逵、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清代，乾嘉学者治经追踪郑玄、许慎，精通小学，详究名物故训，考订典礼制度，号为"汉学"。近世如章丙麟、刘师培均属于古文经学一派。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儒墨显学

指先秦时期以孔子和墨子为代表的儒墨两家著名而有极大的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两个学派在如何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墨家主张“兼以易别”，即以平等的无差别的兼爱去取代墨家所倡导的区分亲疏厚薄的亲亲之爱。孟子批评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认为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张去做，势必从根本上否定父子关系。墨家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糜费财务、厚葬久丧、繁饰礼乐的习俗。荀子批评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认为墨子只看到功利的一面而不懂得文化的作用，只片面强调社会的均等齐一而抹杀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儒墨两家是先秦最早形成的两个学派，他们的争论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墨家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失无闻。

思孟学派

指以子思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思孟学派的思想核心为五行说。有的根据宋儒的说法，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等观点，为孟子所继承，发展为一种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心性之学。此外，有些学者则根据史料考辨，认为荀子所说的五行难以确指，《中庸》与《孟子》书中并无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疑难多而论据少，从而断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谓思孟学派。

孙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后世名为《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善为《易》、《诗》、《礼》、《春秋》，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孟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说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为仁政学说提供论证，从而把孔子思想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唐代韩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北宋时，《孟子》一书上升为经，被列为《九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中庸》、《大学》合并称为《四书》，从而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近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颜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虽未有典籍存世，但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颜回的记载，可见其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颜回谦恭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被困于野，粮绝七日，弟子饥馁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当子路等对此一时产生怀疑时，只有颜回能以理解，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赞其德行与学问，引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据此可以推知，颜回及其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肯定，而他却始终以“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为平生志愿（《公治长》）。这种道德精神，便成为尔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

子思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郑云注：“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据此，子思毕生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其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子张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据《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师也辟”），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向孔子“问干禄”、“问行”、"问仁"、"问政"、“问明”、“问十世可知”、“问善人之道”、“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但未列出其根据。近人郭沫若从子张与孔子问对的资料中得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过从时间上看来，墨子应比子张迟，应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见《儒家八派的批评》）。

乐正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后“儒学为八”中列入“乐正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乐正氏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当属思孟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说乐正氏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当属传曾子学一系（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为《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良一派：“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说为汉代人辑《小戴礼记·檀弓上》所载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引有仲梁子语，认为仲梁子亦传《诗》，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未有典籍存世，仅从史书有关漆雕开的记载，可见其概。《韩非子·显学》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藏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论衡·本性》记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依此，近人研究认为：（1）漆雕开不愿做官，任侠好勇，属孔门任侠一派。（2）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3）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录于《汉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后世名为《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善为《易》、《诗》、《礼》、《春秋》，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孟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说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为仁政学说提供论证，从而把孔子思想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唐代韩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北宋时，《孟子》一书上升为经，被列为《九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中庸》、《大学》合并称为《四书》，从而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近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颜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虽未有典籍存世，但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颜回的记载，可见其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颜回谦恭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被困于野，粮绝七日，弟子饥馁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当子路等对此一时产生怀疑时，只有颜回能以理解，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赞其德行与学问，引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据此可以推知，颜回及其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肯定，而他却始终以“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为平生志愿（《公治长》）。这种道德精神，便成为尔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

子思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郑云注：“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据此，子思毕生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其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子张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据《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师也辟”），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向孔子“问干禄”、“问行”、"问仁"、"问政"、“问明”、“问十世可知”、“问善人之道”、“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但未列出其根据。近人郭沫若从子张与孔子问对的资料中得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过从时间上看来，墨子应比子张迟，应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见《儒家八派的批评》）。

乐正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后“儒学为八”中列入“乐正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乐正氏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当属思孟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说乐正氏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当属传曾子学一系（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为《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良一派：“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说为汉代人辑《小戴礼记·檀弓上》所载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引有仲梁子语，认为仲梁子亦传《诗》，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未有典籍存世，仅从史书有关漆雕开的记载，可见其概。《韩非子·显学》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藏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论衡·本性》记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依此，近人研究认为：（1）漆雕开不愿做官，任侠好勇，属孔门任侠一派。（2）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3）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录于《汉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