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文化研究

㈠ 有哪些比较好的介绍新疆历史的书籍

1、域外关于西域研究的作品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羽田亨《西域文明史》）（中华书局）
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
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

2、突厥、回鹘史著作
沙畹《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
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
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均涉及突厥史

3、民族史、社会史著作
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拓和提《中世纪维吾尔社会》（人民出版社）
《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

4、中亚史、阿拉伯史著作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
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外一种：伯希和《高地亚洲》）（中华书局）
《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卷本《中亚文明史》
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5、汉籍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
陈诚《西域行程记》（中华书局）

另外，波斯文化对维吾尔文化有深刻影响，如果涉猎一些，对理解新疆问题大有裨益。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很难读到维吾尔学者关于新疆本地文化和历史作品，原因不难理解。

㈡ 《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的内容是什么

《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的内容是：切实肩负起主体责任，大力培内训各级党员容干部、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广泛宣传教育群众，确保领导责任到位、思想教育到位、工作落实到位。各部门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积极担当，主动作为，理清工作思路、明确任务目标，谋划好下一步工作。各地要加大对纪要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更多了解新疆、认识新疆、支持新疆。

纪要明确阐明：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

拓展资料：

《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的提出，为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

㈢ 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的作者简介

耿世民，男，1929年生，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人。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版维吾尔等突厥语。权195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系。主要研究的领域为古代突厥一回鹘文献和古代西域一中亚语文、历史文化。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㈣ 新疆史料学在历史研究中意义

曾经有一种偏向，似乎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违背历史主义原则倒无所谓，就是害怕说违背了阶级观点。似乎只要表面上强调阶级观点，就是革命的，是“左”派，而如果强调历史主义的话，就会被看成不那么革命，而是右倾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也来一个“宁‘左’勿右”，只提阶级观点，不提历史主义。这也是对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的一种表现。
其实，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一致的。
坚持阶级观点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坚持历史主义同样也是必要的。坚持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阶级观点。如果在研究工作中对阶级观点有所忽视的话，应该说那不是历史主义原则本身有什么过错，而只能是研究者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正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是不会违背阶级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它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客观主义表面上标榜不带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它要求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不是颂古非今，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它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历史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绝不是兼收并蓄。如果认为历史主义态度就是不加分析鉴别地把历史上的陈年老账统统摆出来，那是对历史主义的曲解。绝不能把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看成是不讲阶级观点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
列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
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正确的，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出的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难道能说他们没有阶级观点吗？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
应该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认识和评价，也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而不是站在任何别的阶级

的立场上来看。尽管历史上的一些阶级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某一时期内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进步性，但是比起无产阶级来，他们都有着自己的阶级偏见或者阶级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却不存在阶级局限性的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毫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于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根本不需要美化、夸大、掩盖或缩小，而是把历史现象弄得越清楚越能从中发现规律，因而对推动历史发展也就越有利。在无产阶级看来，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并不是简单的痛骂一顿，对于历史上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不仅仅只是流下一些同情的眼泪，就算完事了。这样作虽然无可非议，然而阶级观点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无产阶级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事物的。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就应该肯定；反之，就应该否定。我们歌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不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简单地表示同情，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恰当地指出它的局限性。可以说，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历史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如果离开了无产145阶级的立场，则既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也没有真正的历史主义，或者只会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正是历史研究中产生种种错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
李鸿然艾力云
史论关系问题，是史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曾开展过多次讨论，其间有一定收获，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问题更被搞得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因此，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和史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建国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力图用它指导史学研究，使史学领域面貌一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于是史学界便自然地开展了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不少同志都用“史论结合”的提法表述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史学工作者们当时能否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但都愿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九五八年，在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有同志片面地强调理论的作用，把史料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有人把史料同资产阶级史学划上等号，谁强调史料，谁成了“白旗”，就要受到无情的批判。这场运动之后，“史料”被批臭了，因而出现了研究历史的人避讳史料的怪现象。那么，历史课怎么教呢？历史科学如何研究呢？一些抱有善良愿望的同志，想在山穷水尽的史学研究绝路上凿出一条通道，于是迎合批判者的心理，提出了“以论带史”的主张。
“以论带史”的主张曾左右过当时的史学论坛，并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过不可小视的影响。怎样看待这一主张呢？我们认为，这一主张在反对那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然而，这个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主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以论带史”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正确的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出发点；只有史料才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史学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地掌握充分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论带史”颠倒了这种研究程序。
它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将实践充当理论的图解；不是从史料中得出结论，而是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简单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它先有观点，后套材料，史料不过是某种观点的注脚，而这种观点又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论带史”不是唯物主义的治史主张，而是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
这种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历史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而不能撇开研究对象去发空论。这

是连古人都懂得的常识。孔子就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史料问题，并把史料看成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反对不研究史料而先有结论的空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按照“以论带史”的方针治史，“无济于事”的“空话”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坛上出现了不少这种讲空话的文章。有些人以为摘引几条经典作家的语录就是有了“论”，不掌握史料也可以写史学论著了，甚至强求别人的文章必须有语录，认为没有语录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史料挂帅”，语录成了“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成了检验史学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能不能代替史学研究呢？当然不能。世界上的事物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经典作家告诉了我们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或对某些特定的具体问题作了概括，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作专门研究，对每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把经典作家的言论当作标签到处乱贴，把史学论著变成语录汇编和语录注释，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它使“以论带史”逻辑地走向了“以论代史”。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它失去了应有的创造性。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不少史学家否定了这种治史之道，但是当“左”倾思潮居于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治史之道总在困扰纠缠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史学研究只能固守在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点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封建社149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看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某些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采取的让步政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又该怎样进行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答案，经典著作中没有写的，须以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作依据。若是有人提出一个经传未载的新观点，即使有十足的史料根据，也会被视为异端。要是谁发表了和领导人某一论点有出入的见解，更象是触犯了天条，便可能遭到讨伐。
这种本本主义的治史之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使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和分辨力。十年内乱中，从所谓“史学革命”到什么“评法批儒”，为什么总有一些同志上当受骗，随声附和？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但是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把本本视为神圣教条，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乃至领袖人物的一两句话看成金科玉律，所以当林彪、“四人帮”一伙高举本本整人或凭借领袖言论骗人的时候，这些同志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俘虏，接受他们的反动谬论，并以此为依据去宰割历史实际。我们决不能把革命队伍中的本本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混淆，也不能把“以论带史”与“影射史学”等同起来，但是应当承认，前者确实具有可供后者利用的地方，这就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同志失足落水。因此，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影射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分析“以论带史”的谬误与流弊，屏弃史学领域中一切形式的本本主义。

二、“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以论带史”的口号出现几年之后，史学界一些同志从实践中初步看到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于是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锋相对，一个强调“论”，一个强调“史”。所谓“论从史出”，是说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结论或观点应当出自史料。它的本意在于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研究历史不但需要有丰富的确凿的史料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论从史出”这个口号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所以它也有片面性，不宜作为一个全面的治史口号。
我们尊重历史学家在记录整理史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重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那些带有科学意义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表现了作者所属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集中地反映在“君子曰”，“太史公曰”、“臣光曰”和大量的“论”、“赞”、“评”里，而且也反映在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上。有时甚至简单到一个字或一个词，如“侵”、“伐”、“围”、“弑”、“诛”、“杀”等等，也都包含着作者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我国古代史学中确曾有过“秉笔直书”，它是可供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之一。
所谓“秉笔直书”，是指某些优秀的史学家真实地记述了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记述并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且大多数旧的史学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刘知几慨叹道：“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事实上，大量的旧史料都带有阶级烙印，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了。面对这样的史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分析研究，片面强调“论从史出”，那怎么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呢？
有人曾说，只要掌握了大量史料，然后加以科学的考订，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如果问题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如果问题超出这个范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历史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的，其中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史料的考订。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考订等等，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发现历史的规律性。诚然，掌握足够的可靠的史料，才谈得上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这不等于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又恰恰在于后一方面。我们衡量历史研究的水平，不单看它拥有多少史料，主要还是看它根据这些史料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深度与广度。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史学家，曾对不少史料作了考订和排比，对不少历史事件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对不少历史人物作了相当中肯的评价，但是从全局来看，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对许多历史现象，他们或者感到惶惑不解，或者表现出阶级偏见；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要么是茫然无知，要么就是作些主观武断的臆测。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不能摸到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深刻认识历史的本质，真正掌握历史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才达到科学的高度。这就启示我们，要发展历史科学，单讲“论从史出”
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史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史料；也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轻视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掌握大量的确凿的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两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两项基本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是毫不相干或彼此对立的。不从史料出发，搞本本主义，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匍匐在史料上，搞唯史料主义，也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这个指导和没有这个指导是大不相同的。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等许多优秀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卓越的贡献，他们都是史料、理论并重的。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所使用的史料，大多仍然是前人所用过的史料，然而他们却得出了崭新的结论。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对这些史料作科学分析，因此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的本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讲“论从史出”，他们就无法超过前人，不可能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论著更能说明问题。恩格斯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中，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料材，都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一书中借用的。戚美尔曼热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为被压迫阶级辩护。恩格斯公正地指出：他的著作，“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他是从史料出发论述问题的，论述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就整体来看，他的论述缺乏内在联系，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在有关问题上没有提供新材料，然而却深刻地阐明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进程，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战争的起源和结局，透彻地论述了参加这次153农民战争的党派的立场与理论，又一次发挥了由马克思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部著作从同样的材料出发，结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却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同样应当从作者有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方面去寻找。“论从史出”本是可以作为唯物论口号的，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个口号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
三、还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的提法好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批评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学风，批评了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他对“实事求是”作了如下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

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段三十九年前的话，今天听来何等亲切！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这段话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本来就是针对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等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对史学研究无疑完全适用：”理论和实际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史论结合。据此，我们认为，治史方法还是概括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为好。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要求我们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史料，并且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对史料，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不可抓取片断的事实去适应某个现成结论，而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同时对这些事实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还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被无数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是应当严格遵循的，违背了就会犯误错；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问题所做的个别结论，是根据特定的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因此我们不能死抱住这些结论不放，而应当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及时地改变那些必须改变的部分；同时，我们还要敢于从新的历史材料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后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为我们提供过伟大的示范。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在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一八九一年第四版里，他又吸取了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理论观点，对这本书的论点进行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时，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列宁说：“我
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一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
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各项事业的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需要用新的结论和新的原理来代替那些过时了的旧结论和旧原理。这原是经典作家们生前用以发展他们理论的方法，也应是我们发展他们理论的一155个必要途径。今天，史学领域中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做到“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史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既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也需要努力做好资料工作，更需要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建国以后，史学领域出现的空谈理论、不务
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和满足于史料罗列、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倾向都没
有得到彻底纠正，十年内乱中“影射史学”造成的严重创伤也没有最后痊愈。
这几年虽然理论探讨逐步活跃，钻研史料日益认真，但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很，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㈤ 关于乌鲁木齐历史研究 最有价值的是哪方面的研究

乌鲁木齐的历史其实也就是新疆历史在新疆历史研究中有五个重大问题——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历史定位。 按上述5个基本问题可以分为：治理篇、民族篇、宗教演变篇、文化交融篇和屯垦戍边篇。而最有研究价值的就是文化交融篇。 综观新疆文化的发展史，多种文化的并存、交融与互补是其显著的特色。 1. 新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新疆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四个阶段。 早在3000年以前，南疆的绿洲和北疆的草原使新疆文化在形成时期即呈现出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为主的多元特色。现有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已经证明，这些文化是最早活动在新疆地区的塞人、羌人创造的。这种多元文化的汇集，为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奠定了基础。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阶段，以高昌、鄯善、于阗等文化为代表的绿洲文明凝聚了当地、中原和南亚及中亚乃至欧洲众多的文化因素，使新疆文化在多元中得到发展；在北疆地区，乌孙、匈奴、嚈哒、柔然、突厥等游牧文化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影响，使北疆文化在游牧文化状态下也呈现出多元的特色；而随着更多的汉人和吐蕃人的进入，中原文化和吐蕃文化也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使新疆文化在众多文化因素的交融中更加绚丽夺目，不断发展。宋至明时期，新疆文化依然呈现多元的特点，一方面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先后进入新疆，为新疆文化带来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开始在这里汇集、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新疆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随着维吾尔等民族的形成使新疆文化具有了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清代是新疆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阶段，以绿洲维吾尔文化、草原卫拉特文化、满汉文化为主体，包括众多其他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最终确立。 2. 多民族的共存是产生多元文化的前提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得益于新疆历史上多民族共存格局的不断演变和相互影响，这种多民族的共存格局是新疆多元文化产生的前提。 新疆的早期文化是由塞人、羌人创造的，而依据学者对古人类遗骨的研究，史前新疆古人类具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及两类人种的混合型三个不同的类型，这反映着新疆的古老居民已经有了多元的特征，由此也决定了史前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进入汉代以后，众多绿洲城邦民族的分布使南疆地区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绿洲文化，而随着中原汉族的迁入和印度犍陀罗文化的传入，南疆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东西文化交融为特点的高昌文化圈和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于阗—龟兹文化圈，以及两种文化体制并行的鄯善文化圈。北疆则由于乌孙、匈奴、嚈哒、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存在和迁入，文化尽管具有一般游牧文化的特征，但由于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一时期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所导致的多元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因为汉唐时期大量汉人和吐蕃人的迁入而更加丰富多彩。唐代以后，回鹘人的西迁和伊斯兰教的传入虽然导致了南疆地区文化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多元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但由于多民族的并存，尤其是契丹、蒙古等民族的迁入，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并没有消失。进入清代，新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确立，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世居民族的并存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新疆文化依然具有多元的特征。因此，多民族的共存是新疆文化呈现多元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3. 交流与互补中汉文化、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以及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卫拉特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 多民族的存在和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不仅决定了新疆文化的多元特点，而且也决定了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补是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在这种交流和互补中汉文化、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以及集游牧文化之大成的卫拉特文化是新疆多元文化的主流。 汉文化是较早进入新疆的文化之一。《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先秦典籍记载了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即有交往。西汉统一西域之后，伴随着大量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不仅传入西域，而且对西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凿井技术、礼仪制度、语言文字、书籍等在西域的传播，使汉文化一方面成为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对其他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昌文化的兴起即是明显的例证。进入唐代，汉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不仅更加明显，而且也成为了西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大量的汉文文书的发现以及史书的记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宋代之后，虽然突厥化、伊斯兰化成为新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但汉文化的因素也并没有消失，表明汉文化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清王朝统一新疆之后，随着汉人的又一次大量迁入，汉文化在新疆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得以确立，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伊斯兰特色的维吾尔文化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和维吾尔民族的形成而形成的。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为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朝辖有，由于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族居民占多数，这一地区居民的回鹘化成为一种趋势，伊斯兰教传入并取得了主导宗教的地位，至15～16世纪，伴随着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文化也最终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蒙古文化进入新疆是随着蒙古汗国对新疆的征服开始的，虽然元朝灭亡之后察合台、叶尔羌等汗国的蒙古人融入到了维吾尔族之中，但具有蒙古文化特点的卫拉特文化因其在明清时期对新疆历史的影响而成为新疆文化主体之一。卫拉特是明末清初准噶尔、杜尔伯克、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的合称，卫拉特蒙古和在清代迁入的察哈尔蒙古构成新疆蒙古族的主体。卫拉特蒙古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文字——初为回鹘式蒙古文，后为托忒蒙古文，经济则以游牧为特点，是集游牧文化之大成者，卫拉特蒙古文化不仅为新疆文化增加了新的内涵，而且成为新疆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4. 文化交融才能促使文化繁荣，文化排斥只能造成文化衰败回顾新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最值得总结的是新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这也是新疆文化之所以灿烂夺目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是导致文化出现差异的主要因素。应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无先进与落后、优与劣之分。诸如北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是众多游牧民族创造的，这种文化和北疆适宜牧业生产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完美的结合；而南疆地区的众多绿洲则适宜农业生产，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则创造了绿洲文化。文化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文化的发展却需要借鉴乃至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增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促进文化的发展。高昌文化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吸纳了游牧文化因素而形成并繁荣起来的；维吾尔文化不仅传承了回鹘文化、融合了塔里木盆地原有的一些文化，而且吸收了众多伊斯兰文化的成分，是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新疆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因文化排斥所导致的文化衰败乃至消失的现象，诸如于阗文化就是在喀喇汗王朝积极奉行单一文化政策，对佛教文化进行排斥，进而发动对于阗的宗教战争中毁灭的。 总之，新疆文化是由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构成的，这些民族文化本身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承认这些差异，并积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一方面是新疆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与前提.

㈥ 关于新疆文化的论文一篇

~~~~~~
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1]。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蒙元时期。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第二,宗教仪式简化。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第二,穆斯林人口多。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第三,宗教职业者多。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第四,学经人员多。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第五,朝觐人员多。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 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民族服饰。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民族歌舞。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即都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显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民族文化的几个元素,除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族际交往外,那么民族风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现。总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可谓“十八般武艺”,个个精彩、个个绝妙,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这必将对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产生巨大影响

㈦ 新疆的历史文化到底是什么

提及新疆的历史文化，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丝绸之路，但是这只是新疆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新疆的历史文化主要分为丝绸之路的文化、游牧民族文化、以佛为信仰的宗教文化。其中丝绸之路的文化最为重要。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其他洲的商业贸易之路。它把亚洲、欧洲。

非洲连接起来，进行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当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就是丝绸之路的最初形态。丝绸之路的起始地位于当时的洛阳，在到达新疆之后，分为了北中南三路，到达了地中海东岸，东罗马帝国等地方。

(7)新疆历史文化研究扩展阅读：

新疆文化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关周穆王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

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的发展。

1995年10月至11月，民丰尼雅遗址3号棺出土色彩斑斓的锦被上织着“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8号棺木出土的一只色彩艳丽的锦袋上有篆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唐代诗人岑参、骆宾王、洪亮吉等撰写的雄浑的大漠、壮丽的山川、奇特的气象、悲壮的征战奇观等奇妙绝伦的诗篇，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

随着佛教由印度沿丝路传入西域乃至中国内地。佛教文化成为当时西域的最重要的内容。龟兹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来到内地讲译佛经、著述佛学经文。东晋高僧经西域赴印度取经，著有《佛国记》。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中国最早的诞生在西域的戏剧文学剧本。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等在隋唐时期乐曲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乐曲外，琵琶、箜篌、鼓、角等西域传统乐器也传入内地，成了唐代以及后世音乐演奏中的主要乐器。西域舞蹈如：胡腾舞、胡旋舞、拓枝舞等传入中原宫廷乃至民间。

宋元明清时期。喀拉汗王朝（9世纪末～1211）时期，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并逐渐扩展，伊斯兰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

著名突厥族学者玉系甫·哈斯·哈吉甫编著了反映当时社会及精神文化生活的诗体网络全书《福乐智慧》，著名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著有突厥语工具书《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阿吉著有爱情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

蒙元时期有著名文学家马祖常；著名散曲作家贯云石；著名农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明代旅行家陈诚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

㈧ 新疆有什么历史文化

新疆，汉称西域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新疆大部自西汉便属中国，今天新疆大部分从中国西汉一直到西晋都属于中国版图，唐朝再次纳入中国版图，元朝时为蒙古族察合台汗国地，清朝时再次纳入中国版图。最后一次被侵占是在明清换代时期。1757年，清乾隆帝再次收复故土，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
近代新疆各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还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型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匈奴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张骞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汉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复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各地。
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出现了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以及回鹘西迁，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 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子阗王国、喀喇汉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
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1271年改国号为元。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 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这对于我国西北疆域的最后界定，新疆各主要民族及其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间、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回归祖国。
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 1840年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分界，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各族人民反地外国入侵，反对分裂以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任务更为繁重。
新疆同祖国的命运越来越密切。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皇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扩张之后，开始蚕食侵占我国领土。1860年到1851年前，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订》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由于清朝衰落，就连毗邻新疆的浩罕小国都有伺机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一些反动和卓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城掠地，无恶不作，给新疆人民带来沉着灾难。
沙俄又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打着保护和代守的旗号，公然出兵占领伊犁。新疆面临为外国瓜分侵占的危险。清政府在经过一场所谓“海防和塞防密瓜”的争论之后，西北防务生新得到清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令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入疆顺应历史潮流，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光绪三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到天山南部诸地，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覆没。光绪七年二月，清政府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经过与沙俄艰苦的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中国以赔款和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作为代价。
1882年，伊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乌鲁木齐。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清朝对新疆的经营，无论是规模和范围皆远胜从前历代，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