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请大家帮忙讲一下文艺复兴的经过及意义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欧洲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和文化解放运动,它对欧洲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起因时,总是将之单纯地看成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原因。
当然,我们承认政治、经济的原因,特别是经济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以外,一定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更加直接的思想文化上的原因。只有搞清思想文化上的原因,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文艺复兴运动的性质及其在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编 者
从文艺复兴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我个人将之归纳为“一四三”:“一”指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要求;“四”指中世纪的发展和文艺运动的产生所留下的四大馈赠;“三”指文艺复兴的产生遇到了三大历史文化机遇。
所谓“一个历史要求”,是指随着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发展和中世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中世纪文化和文学中所存在的具有人文性质的要素,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逐渐开始成熟,它们依靠新的机遇、新的条件、新的土壤发展起来。过去我们谈到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始终认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诚然,从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来看,欧洲中世纪的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以基督教思想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占有统治地位,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欧洲中世纪1000多年的历史中,就没有先进文化因子的存在。实际上,在欧洲的宗教文化或世俗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独特形态的人学文化因子,这种强调人的主动、追求、进取的文化因子,必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中世纪的发展,还给文艺复兴和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出现,提供了“四大馈赠”:
第一大馈赠是指中世纪形成了近代欧洲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形式。一般来说,任何思想文化的运动,都是发生在城市里的,包括今天一些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在中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12世纪以后出现了现代艺术获得发展所依赖的城市,文艺复兴运动便是由城市领导的文化潮流。
第二大馈赠是公元11世纪以后,在欧洲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根据现有材料记载,现在欧洲很多知名的学校,特别是大学,都是在中世纪产生的。大学的出现是文化发展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因为大学是知识集中的地方,它促进了科学研究、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的发展。尽管开始时大学以神学教育为主,但是大学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地为文艺复兴的兴起准备了人才。所以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受教育者和人文主义思想家都是在大学受过教育的人,这也是欧洲中世纪给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遗产。
第三大馈赠是在中世纪的神学研究中,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我们知道,中世纪的神学研究非常丰富发达,当时的宗教兄弟们为了说明宗教教育以及天堂地狱等问题,从事了大量的神学研究。在神学研究中,由对天堂的研究发展了对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研究天堂和地狱的构成则发展了物理学、化学,这恐怕是中世纪神学研究始料不及的。
科学的出现,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新的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神学研究中产生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为中世纪的解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特别是思维方式上的准备。
第四大馈赠是13世纪以后,中世纪宗教内部出现了变革的呼声。我们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欧洲中世纪两大运动,一是世俗的文化复兴,一是宗教的改革运动。其实,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宗教内部发生的一场革命。我个人认为,宗教改革其实是宗教领域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标志,而基督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改革也是中世纪给近代欧洲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那么,是不是有了“一个要求”和“四大馈赠”就一定会发生文艺复兴运动呢?当然不是。变革中的欧洲社会的发展,给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提供了三大机遇。第一个机遇。13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即黑死病。据相关材料记载,这场大瘟疫发展得非常猛烈,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大约1/3的欧洲人死去了。这场瘟疫对欧洲人、欧洲社会的影响极其巨大,它表现为人们思想认识上出现的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人们开始对上帝万能的信念产生了怀疑,人们过去认为上帝是万能的,能拯救人于水火之中,但这场大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上帝却无能为力。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便对这一怀疑有所表现;另一种状况是,这场大瘟疫使得活着的人越发感到生命之可贵,因而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要享受人生”的强烈信念。所以,据很多资料记载,在这个时期,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文艺复兴运动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是对宗教、对上帝的怀疑,第二个便是享受人生的思想。文艺复兴蠢蠢欲动前,遇到了这场大瘟疫,使得躲过灾祸的人开始形成一些新的价值观。这样的结果和思想文化上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产生、发展。
第二个机遇。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代文化的发现,为当时的人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了,帝国中收藏的一些古希腊、罗马的手抄本、典籍、雕像,开始流传到整个欧洲,这使得经过漫长中世纪的人看到,原来历史曾经这样活过。如果说大瘟疫以后他们形成的还是那种朴素的享受生活的思想的话,那么在古代典籍、古代文化遗产中,他们找到了享受人生的依据。这导致了文艺复兴进一步的产生、发展。第三个机遇。文艺复兴开始后,人们不断地向外界探索,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发现,又给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使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形成并成为整个欧洲一个大的思想文化潮流。地理大发现这一重大事件,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力量和能力。过去,宗教思想总是强调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只是上帝的羔羊,而通过地理大发现、通过哥伦布等,人们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上帝,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这进一步坚定了文艺复兴运动以人为本的观念。
以上就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文化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欧洲独特的世界观和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并带来了文学的巨大进步。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在文学方面的体现,或者说文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使得以神为本的思维模式被以人为本的现代思维模式所取代。在文学领域,则初步形成了以人性论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这为后代欧洲文学的发展,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以后,以人为本的现代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强调世界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人是宇宙的精华,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人越来越发现自身的能力,人成为世界的主角,这是文艺复兴进步的一个方面,即以神为本的思维模式被以人为本的思维模式所取代。
第二,文学和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一样,也开始向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的两个向度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与哲学等其它学科一样,一方面要继续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奥秘,另一方面要探索人的自身。这两个向度,隐含着人类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人文主义文学家越来越看到,在人身上其实存在着多重因素,即他们对人的认识开始深化,在社会发展中对人自身的复杂性也有了较为深刻的揭示和表现,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一个巨大进步。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我们发现,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强调人是宇宙精华、万物主宰的思想的同时,也越来越看到人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性:人身上既有天使,又有魔鬼;既有崇高的境界,又有卑下的动物本能。因此,他们揭示了人类的复杂性。
整个欧洲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以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强化为标准的。如果没有人对自身认识的增强,就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反过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恰恰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为人新的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所以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人的思想的出现和文学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文学上的巨大的进步。但是,文艺复兴运动毕竟是发生于中世纪晚期的一个社会现象,从现实上说,毕竟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及其人文主义思想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② 写<<荷马史诗>>的荷马对欧洲历史或文明的影响有哪些
我们现在所读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根据当时民间和宫廷歌谣重新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这两首史诗记述的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一些轶事。其中《伊利亚特》记述的是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因阿喀门农夺其女奴之故,愤然退出战争,导致希腊军惨败,直至他挚爱的战友阵亡后,他才重返战场杀死特洛伊的将领赫克托。而《奥德赛》则叙述了希腊英雄奥德赛漂泊十年,历尽磨难的经历。荷马史诗所记叙的情节、细节等方面,同迈锡尼时代的文明有密切的关联,但在某些方面则反映了公元前1100年至前800年被史书称为黑暗时代的社会历史的真实情景。荷马史诗不仅是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材料,而且是古希腊民间口头文学的完美结晶。人们把“荷马史诗”所表现的时代,称为“荷马时代”。荷马时代指的夜是古希腊迈锡尼文明被多利亚人毁灭后的那段文化没落、文明沉寂的低潮期,其间没有特别优秀的建筑和文字的应用成果。它可以说是古希腊历史的倒退期。但在这一时期,铁器已得到广泛的使用,农业耕作也有极大的发展。史诗中有许多情节,如奥德赛与别人比赛犁田割草,还有《伊利亚特》中描写的奖励优胜掷铁饼者以圆形的一块生铁,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文明的发展程度。可以说,荷马史诗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史诗精品。它本身就是当时的口头文学,读起来就是当时的口头文学,读起来通俗上口,听起来神采飞扬,文学性的细节描写形神兼备。由于经过荷马精心而刻意的艺术再创作,因此荷马史诗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③ 欧洲中世纪手抄本设计有哪些特点
公元5-15世纪,欧洲主要的文化和艺术载体。其内容以圣经、福音书、祈祷书、文回典、历书见多,也有涉及历史答、文学等。媒介由早期的纸草逐步演变成皮纸。其历史大概可分为古代晚期、岛屿手抄本、加罗林手抄本、奥托手抄本、罗马式手抄本、哥特式手抄本。早期设计制作者多为修士,中世纪晚期,手抄本的制作商品化,有女士参与抄写制作。
插图手抄本中通常有以下特色:由贵金属和象牙雕版的华丽封面修饰,有些还会镶嵌宝石;内页有时会有框边风格,每一页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特别修饰的大写体。经常有彩色插图,大部分叙述宗教故事,例如圣徒的传记,较特别的是也会有制作手抄本的图片说明。使用相当多的颜色,而且都是天然颜料做成的。
④ 欧洲中世纪手抄本有哪些设计特点
插图手抄本中通常有以下特色:由贵金属和象牙雕版的华丽封面修饰,有些还会镶专嵌宝石;内页有时属会有框边风格,每一页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特别修饰的大写体。经常有彩色插图,大部分叙述宗教故事,例如圣徒的传记,较特别的是也会有制作手抄本的图片说明。使用相当多的颜色,而且都是天然颜料做成的。
⑤ 印刷术的历史意义
隋唐之际(7世纪左右),出现雕版印刷术。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
北宋时期(11世纪左右),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业的一次革命,对中国、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传入欧洲后,有力推动了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进行。
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东汉以后,石碑盛行。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
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凡此种种,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印刷术的传人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因国家不同而有变通,罗马教会再不能保持国际性的划一形式。新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纠正教会的弊端,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自从印刷术应用到大量的印刷赎罪券以后,出售赎罪券成为一种谋利手段。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克服愚昧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虽然已有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问世纪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终于成为死的语言。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例证说明,印刷术帮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们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如在早期德国的教会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铁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师。这充分说明印刷术能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凡此种种,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印刷术的传人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因国家不同而有变通,罗马教会再不能保持国际性的划一形式。新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纠正教会的弊端,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自从印刷术应用到大量的印刷赎罪券以后,出售赎罪券成为一种谋利手段。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克服愚昧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虽然已有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问世纪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终于成为死的语言。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例证说明,印刷术帮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们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如在早期德国的教会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铁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师。这充分说明印刷术能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⑥ 印刷术在欧洲推广过程及产生影响(对历史有研究的人请进)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沈括比毕升小十几岁,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毕升制造的陶活字后来归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是翔实可信的。
然而,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归功于谷腾堡。谷腾堡是西德人。他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公元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升发明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象任何发明创造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它的社会需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中国社会进步到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传播信息。活字印刷术正是为解决这个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印刷术必须用纸和墨。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纸和油烟、松烟两种墨。纸和墨的发明为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秦汉以来出现的印章和拓碑等复制文字、图画的方法又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
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东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公元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简便。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这和雕板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
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板印刷术。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杨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模勒”就是刊刻。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板印刷术的最早记载。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板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这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 6尺,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只树给孤独园说法的情景。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随着印刷品种和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印一种书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于是,就向人们提出寻求一种更简便、更经济的印刷技术。至迟到唐代后期,已经有了用单个佛象印连续重复印制的千佛象手卷。过去英、法、德、日等国家的考古队在中国新疆各地曾发现过大量的这种千佛像手卷。英国博物馆藏有一幅这样的手卷,全长17英尺,约合5.18米,上面印着468个佛像。另外,在雕板过程中,刻错字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刻错一个字就废掉一块板太可惜、太浪费了。聪明的工匠们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用凿子将错字挖掉,再用一块同样大的木块刻好字补上。这些都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经验、借鉴。由此可见,虽然活字印刷术是毕升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前朝历代很多劳动者的智慧。
印刷术的发明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根据明朝时候邵经邦《弘简录》一书的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编写了一木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土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贞观十年是公元六三六年。《女则》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这一年,也可能稍后一些。这是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从这个资料来分析。可能当时民间已经开始用雕版印刷来印行书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则》印出来。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则》出版的年代更早。到了九世纪的时候,我国用雕版印刷来印书已经相当普遍了。
唐朝诗人白居易把自己写的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白氏长庆集》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八二五年一月二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给《白氏长庆集》写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说:当时人们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贩卖,到处都是这样。从前人们把刻石称为“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称为”模勒“了。这里的“模勒”两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旧唐书》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另外一些古书的记载情况是这样:当时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历书,在街上出卖。每年,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民间印刷历书的也不止一家。黄巢起义的时候,唐僖宗慌慌张张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当然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因此,江东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编印了历书出卖。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有两个人印的历书,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一个地方官知道了,就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历书怎么可以差一天呢?那个地方官的说法真叫人笑掉了牙。这件事情却告诉我们,单是江东地方,就起码有两家以上印刷历书。当时跟着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训》的序里也说,他在成都的书店里看到好多关于阴阳、杂记、占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见当时成都的印刷业比较发达,不但印历书,还印其他各种书籍了。唐朝刻印的书籍,现在保存下来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 咸通九年是公元八六八年,离开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
这本书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书籍。图画也是雕刻在一块整版上的,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
到了五代时候,有个封建官僚叫冯道。他在短短的五个朝代中做过四个朝代的大官,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看到江苏、四川等地人民贩卖的印本书籍,各种各样都有,单单没有儒家经典,就在后唐长兴三年向皇帝建议雕版印刷儒家经典。
当时共印九种经书,经历了四个朝代,直到后周广顺三年,先后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刻成。因为这次刻书影响比较大,后来竟有人认为印刷术是五代时候冯道发明的,这当然是错误的。
到了宋朝时候,印刷业更加发达起来,全国各地到处都刻书。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印经史方面的书籍,刻板十多万块。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书籍,现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后来一直为我国人民所诊视。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铜板雕刻。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版,可见当时也掌握了雕刻铜版的技术。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未,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有什么办法改进呢?
到了十一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我国有个发明家叫毕升,终于发明了一种更进步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把我国的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毕升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单字,再用火烧硬,这就是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予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蜡之类的东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满一铁框为一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蜡等熔化。另外用一块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压一压,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为了提高效率,他准备了两块铁板,组织两个人同时工作,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排字;等第一块板印完,第二块板已经准备好了。两块铁板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毕升把每个单字都刻好几个;常用字刻二十多个碰到没有予备的冷僻生字,就临时雕刻,用火一烧就成了,非常方便。印过以后,把铁板再放在火上烧热,使松香和蜡等熔化,把活字拆下来,下一次还能使用。这就是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种胶泥活字,称为泥活字,毕升发明的印书方法二和今天的比起来,虽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术的三个主要步骤一制造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经具备。所以,毕升在印刷方面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专门记载了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鲜人民又开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书,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十三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我国使用铜活字印书比朝鲜稍晚。朝鲜人民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
然而,真正利用油印技术印刷文件的人是旅居英国的匈牙利人盖斯特泰纳。1881年左右,他用涂蜡的纤维纸作为模版,用铁笔把要印刷的资料刻于其上,铁笔刻写之处,纤维便出现微孔,然后将油墨刷于版上,用滚筒压紧推动,使油墨透过蜡版,粘附在下面的纸上。
发明家爱迪生在20世纪初也对孔版印刷进行过研究,他把铁笔与马达配合起来,通过控制马达来使铁笔在纸上刻划,制成油印版。虽然这处方法当时未得以广泛重视,未能投入实用,但其原理却启发了后人。
1888年,盖斯特泰纳用打字机代替铁笔,他将打字机上的色带卸下,使字直接打在蜡纸上,字迹在蜡纸上留下痕迹。卸下蜡纸,铺于纸上,涂墨压印,获得了成功。
10余年后,奥地利人克拉博发明了旋转式油印机,使得油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
凹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大约产生于15世纪中叶,其原理是使印版的图文低于空白部分,版面结构类似于我国古代的拓石,只是着墨部位正好与拓石相反。由于用这种印刷方法印刷出来的成品表面墨迹微微凸起,易于辨别,难以模仿,所以多用于印制钞票,邮票等有价证券。
凹版印刷的印版可分为雕刻凹版,蚀刻凹版和照相凹版。
雕刻铜凹版印刷是意大利人腓纳求赖发明的,1477年,曾有人用此方法印制过地图。到19世纪初叶,欧洲开始用此方法复制名画,印有价证券,使凹版印刷术逐渐地发展一种独具特色的印刷方法。
现代胶版印刷与照相凹版印刷:胶版的画线具有亲油性,可吸附油墨;湿滚筒供应水分的非画线部分则不附沾油墨。版上所沾附的油墨是用来印在胶质布卷筒上,再转印在纸面上的。此即为胶版印刷。在照相凹版印刷的铜上有经腐蚀而产生的凹洞可制作画线,由凹洞的容积来决定画线的浓淡。先将滚筒涂上油墨,再用刮刀刮过,只留下凹洞的油墨,当压过时凹洞中的油墨就印到纸上了。
凸版印刷术──凸版印刷就是印刷的图文部分高出空白部分,印刷时,图文部分涂墨,然后覆纸、加压,油墨就从印版上转印到纸面上。
⑦ 德雷斯顿抄本的抄本历史
皇家图书馆抄 (Royal Library) 馆长于1739年购得这袭本书。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末,盟军 (The Allied) 的轰炸毁灭了这座城市,也毁掉了这本书的原稿。今天学者们研究它时,只能使用该书自19世纪以来的副本。目前现存的只有三个手抄本,都收藏在欧洲的图书馆中。一本在马德里,一本在巴黎。
⑧ 四大发明的重大意义各是什么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抄的历史意袭义:
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经济、便利的书写材料,掀起了一场人类文字载体的革命。
印刷术的出现,加快了文化的传播,改变了欧洲只有上等人才能读书的状况。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欧洲航海家进行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大陆提供了重要条件。
火药武器的使用,改变了作战方式,帮助欧洲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堡垒,加速了欧洲的 历史进程。
⑨ 分析人文主义史学对西方历史学的影响
1、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抛弃了基督教史学的神学史观。 人文主义史学家不再用上帝的意志解释历史,重新又把"人"放到了历史发展的中心,力图通过研究人的活动来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他们反对把《圣经》中的传说当作历史,反对把犹太史和教会史看成是世界历史的中心。
人文主义史学家力图用古代的文化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文化传统。他们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集并整理、注释、出版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等人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从形式上看,人文主义史学似乎是在复兴古典史学,但实际上它却是西方近代史学的开端,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2、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由于人文主义史学家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把"人事"当作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以探求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为己任,又由于当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着世俗政治反对神权政治的斗争、以及日益强大起来的市民阶级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呼声有越来越强烈,再加上人文主义史学家基本上都受过12、13世纪以来日益兴起的世俗教育,甚至很多人本身还都是政治家,因此他们在从事历史著述的时候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内容、注重历史著述内容与社会现实政治的结合。在这一方面,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也是表现得最为典型的。
3、随着考古学的兴起而出现了真正的古代史研究。欧洲的考古学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这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学术界的一大贡献。意大利考古学是在14世纪以来人们崇尚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在不断认识到古代铭文、古代钱币等古物所拥有的史料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使得人文主义史学家有条件在注重当代史研究的同时,也注重研究以往的历史。
同时他们对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抱有浓厚的兴趣,还企图从古典文化中找到可以对抗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史学的思想武器,为自己主张社会变革服务。人文主义史学中的这种自觉的历史反省精神,是专注当代史的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所不具备的,也是与中世纪史学中那种追求虚妄的人类古代历史起源的宗教性布道行为格格不入的。人文主义史学中所出现的古代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兴起、以及可信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因而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古史研究著作,比昂多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4、疑古精神的发展与文献校勘学的兴起。在考古学兴起的同时,在基本相同的背景条件下,随着人们怀疑精神的日益增强,文献校勘学也随之兴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之所以要这样做,最初只是为了整理、刊布古典文化名著和揭露基督教会对历史的伪造,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和一门学问。
它与考古学一起,成为当时学术界进行史料批判的2种主要形式,并为日后欧洲历史辅助学科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意大利文献校勘学的兴起是与洛伦佐·瓦拉对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这一历史文件的辨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5、历史传记体空前盛行。人文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史著的方法方面,也恢复了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盛行的叙述体,抛弃了单纯罗列史实的、简单的编年体;与此同时,他们还极为推崇历史传记体,以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为楷模、创作了很多传记作品,其中较为出名的作品有:佩特拉克的《名人传》、卜伽丘的《但丁传》、腓·维拉尼的《佛罗伦萨名人传》、伊·锡尔维阿斯的《名人传》、以及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等等。这种历史编纂体裁的盛行,既是古代历史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等人传统的复兴,更是当时社会重视"人"的社会地位这一时代精神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