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历史发展意义

1. 武汉两字的来历及意义

“武汉”的由来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华中地区和长江中游的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
武汉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在离汉口仅30里的府河北岸，就建有古城，遗址在盘龙湖畔被发掘出来。可见，自商、周以来武汉地区即是重要的古城镇。
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的合称，即"武汉三镇"的合称。武汉成为统＿的大城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武汉三镇在历史上形成的时序为江北（汉阳）先于江南（武昌），而汉口在明代以前，不过是毗连汉阳的一个水曲荒洲，因此，在明代以前，所谓"武汉"，乃是武昌、汉阳两地的合称。元代武昌、汉阳均属湖广行省，鄂（武昌）汉（汉阳）并称，是为双城。元代诗人余阙在诗中把武昌。汉阳称为"双城"，显示了武昌、汉阳由单称到合称的趋势。
明宪宗成化（146--1487）年初，汉水改道人江，汉口 始形成市集。但每到夏天涨水之际，江水漫溢，人们仍无 法安居。1635年（明崇侦八年）通判袁倡创筑长堤（上起硚口，下迄堤口）以障水患，此堤名曰"袁公堤"，即今日 之长堤街。此后，居民日增，到清仁宗嘉庆时，汉口居民 已达 36，929户，129，183人，但汉口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一直隶于汉阳县，因此，早期的"武汉"概念仍是武 昌、汉阳双城的合称。如 1822年（清道光二年），范锴所 著《汉口丛谈》中"遂陷武汉等郡"一句，即指武昌、汉 阳等郡（府），汉口是称不上郡（府）的。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其奏章、函牍中常用"武汉"两字，如"武汉为荆襄咽喉"、"若使武汉克复"、"武汉两城对峙"等等，显然也是指武昌、汉阳（当然也包括了汉口）两地的， "武汉"实际上应读作"武、汉"。
汉口的独立地位是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才确立的，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阳、夏分治，改汉口同知为抚民同知，分汉阳汉水以北地段北至摄口，西至娇口，拨归同知管辖，立名曰"夏口厅"。到民国初年，改同知为知事，易厅而为县，于是便有了夏口县。当时，武昌（江夏）、汉阳、汉口（夏口）仍以各自名称为主，而且各有隶属，如清末时江夏属武昌府，汉阳、夏口属汉阳府，民初时夏口属江汉道，故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在历史上， 亦有将汉阳、汉口联称为"阳夏"，将武昌、汉阳联称为 "武阳"，将武昌、汉阳、汉口联称为"武阳夏"者。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次年初，国民政府将汉口市（辖汉阳县）与武昌合并，划为京兆区，作为首都，并建立统一的武汉市政府，此时，武汉才取得了作为政区、市区的称谓。此后，武昌、汉阳、汉口时分时合，直到 1949年解放前夕，汉口作为直辖市，武昌作为省辖市，汉阳作为县而分治。
解放后，政务院将汉口、武昌、汉阳（县府所在地及邻近地区）合并为武汉市（原汉阳县治所迁至蔡甸，保留县的建制），武汉市人民政府设在汉口。至此，武汉三镇才名符其实地合三为一了。
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多次在此卷起巨澜。唐代王仙芝，元末徐寿辉与陈友谅，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清代洪秀全等，都曾亲临武汉。在近代，一举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革命业绩。"二七"大罢工，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八七"会议的召开，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熠熠生辉。
1986年，国务院批准武汉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档案馆

2. 武汉这边有什么地方关于革命的或对武汉历史有见证意义的。

俄国领事馆：建于1904年，位于洞庭街62号，现为省电影发行公司，是历史文物建筑。
季凡诺夫公馆（俄）：建于1913年前，位于汉口洞庭街60号，现为机关住宅，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法国领事馆：建于1892年，位于洞庭街81号，现为机关住宅，属于历史文物建筑。
德国工部、巡捕房：建于1896年，位于汉口胜利街271号，现为武汉市公安局某处，为历史文物建筑。
俄国巡捕房：建于1900年，位于洞庭街54号，现为江岸区委党校，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日本领事馆：建于1929－1932年，位于山海关路2号，现为滨江饭店，属于历史文物建筑。
宗教建筑
首善堂：建于1913年，位于黎黄陂路11号，现为江岸区人民政府，属于历史文物建筑。
广益桥清真寺：建于1925年，位于汉口民权路，现为民权路清真寺。
基督教救世堂：这是年代较早的建筑，建于1867年，位于汉正街434号，现在也为基督教救世堂，属于早期重要的宗教建筑。
博学中学教堂：建于1905年前，位于解放大道171号，现为武汉市第四中学图书馆。
中华循道公会弘道：建于1907年，位于武昌武珞路261号，现为傅家坡小学，是一座在江城教育史、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
文华大学礼拜堂：建于1871年，位于武昌云架桥110号，现为省中医学院小礼堂，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格非堂：建于1931年，位于汉口黄石路26号，现名为“荣光堂”，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建筑。

信义公所：建于1923年，位于洞庭街77号，现为武汉市物资局，是具有较高宗教意义的建筑。

里 份

里份，一般都是红砖清水墙，按一条主弄贯通，一侧连接支弄。汉口的里份民居是近百年民居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汉口开埠之后西方低层联排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的结合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它的建筑时间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到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之前。近代里份民居其实是典型的“汉派”风貌。西方学者曾称汉口是“五方杂处”的城市，这就是说，汉口有浓厚的文化宽容特性。

咸安坊：建于1915年，位于汉口胜利街南京路。

大陆坊：建于1931年，位于中山大道南京路口。

同兴里：建于1932年，位于汉口洞庭街3号口。

江汉村、六也村：建于1931年，位于汉口洞庭街，现称“江汉村”。

金城里：建于1930年，位于中山大道南京路交叉路口。

工商业和教育建筑

大汉口的繁华，造就了工商业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工业、商业建筑多了起来。

国货商场：建于1929年，位于汉口江汉一路57号，现为武汉市中心百货商场，是重要的早期商业建筑，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汉口总商会：建于1920年，位于中山大道949号，现为武汉市工商联合会，是抗战纪念地，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英文楚报馆：建于1924年，位于胜利街99号，现为省轻工进出口公司，属于特色建筑。

华商总会：建于1922年，位于江汉二路157号，现为武汉市科技情报处，属于历史文物建筑。

华商赛马总会：建于1919年，位于汉口汇通路20号，现为武汉市公用事业局，属于阶段性标志建筑。

新泰大楼：建于1924年，位于汉口沿江大道108号，现为国家储备局设计院，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建于1936年，位于中山大道912号，现为省交通厅，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

西商赛马俱乐部大看台：建于1905年，位于解放公园路，现为解放军通讯学院，属于历史文物建筑。

汉口电灯公司：建于1905年，位于汉口合作路22号，现为武汉供电公司修试厂，属于早期的工业建筑。

平和打包厂：建于1905年，位于汉口青岛路10号，现为武汉市商储公司青岛路仓库，是早期重要的工业建筑。

文华大学文学院：建于1915年，位于武昌云架桥110号，现为省中医学院办公楼，是早期重要的教育建筑。

瞿雅各健身所：建于1915年，位于武昌云架桥110号，现为省中医学院体育馆，属于历史文物建筑。

文华公书林：建于1910年，位于武昌云架桥110号，现为省中医学院图书馆，是武汉最早的图书馆。

文华大学学生宿舍：建于1871年，位于武昌云架桥110号，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汉口新市场：建于1918年，位于中山大道919号，现为民众乐园，属于有较高建筑艺术的文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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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汉历史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要说武汉历史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当然是武昌起义啦,
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内首先是敲响了清容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 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4. 武汉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全国的地位

武汉，简称汉，是中国湖北省的省会，常住人口858万人，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为112万(2007年8月)，武汉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两岸，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属华中地区的最大都市，中国大陆七大中心城市之一。
邮政编码：430000 区号：027。
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城”。在清代末期、国民政府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武汉经济繁荣，一度是中国内陆规模最大的城市,位居亚洲前列，故武汉曾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武汉也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

得名
武汉有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其发展的历史、规模、速度各有不同的特色。
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

旧时的武昌手工业发达，以造船、冶金、铸造钱币为主，武昌的陶瓷名叫影青瓷。另外，在武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黄鹤楼的屡次兴废，从三国时代至今已历十余次，每次重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反映出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

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

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

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历来是长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唐宋元明各朝代，商业手工业很是繁华。同时，汉阳还是游览胜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是武汉市佛教丛林保护得最好的一处，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昌和汉阳筑城起始于同一时期，约有1800年历史。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汉水改道（汉水在历史上改道不下8次）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汉阳、汉口很早就筑有城墙，分别被当作过县治之所在。

汉口后来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名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武昌和汉阳，明末清初，汉口已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海外誉为“东方芝加哥”。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吴琪诗）状其景，“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颇能反映其盛况。清乾隆年间，汉口更盛于世，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在汉口修筑张公堤。这条堤对逐年降低后湖一带的水位，使荒湖野洲形成陆地，对起初狭小的汉口扩建面积提供了方便条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5. 武汉的历史介绍

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年—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其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鱼叉。

市郊黄陂境内的张西湾古城遗址为4300年前古人类生活的重要遗存。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属楚国管辖。

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为江夏郡沙羡县地。东汉末年，在今汉阳先后兴建却月城和鲁山城，在今武昌蛇山兴建夏口城。时荆州牧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却月城”遂成为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

吴黄武二年（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瞭望塔，取名黄鹤楼。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

(5)中国武汉历史发展意义扩展阅读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和蒋介石一道举起了屠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年轻的共产党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

1949年5月16日，武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翻开了新篇章。“一五”期间，全国156项基本建设中，布点武汉的就有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7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武汉一直行进在共和国城市方阵的前列。

1992年5月，武汉成为沿江开放城市。此后的七八年，武汉市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被经济界称为“武汉现象”。这一年，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上市，吸引了无数惊奇的目光。短短几年，武汉走出了5支商业股。

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百家最大零售商场武汉竟占7家，居全国之首。跨国商业巨头家乐福、麦德龙、沃尔玛……争先恐后抢滩武汉。对外开放带来外商投资热。全市4000多家“三资”企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50多家。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30亿美元，其中2003年17．8亿美元，高居内地城市之首。

6.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的主要背景以及历史意义是什么

大桥特色
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武汉市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也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我国第一座复线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成之后，成为连接我国南北的大动脉，对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当时苏联政府的帮助，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指导，但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政府就撤走了全部专家，最后的建桥工作是由茅以升先生主持完成。大桥建成之后，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的促进了武汉的发展。从全国的宏观角度来看，大桥的建成意义更是在于将京广铁路连接起来，使得长江南北的铁路运输通畅起来。毛泽东于1956年6月首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当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建设）所作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句，正是描写武汉长江大桥对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大桥自建成以来，一直都是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武汉长江大桥全长1670.4米，正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木结构梁桥，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身共有八墩九孔，每孔跨度为128米，桥下可通万吨巨轮，八个桥墩除第七墩外，其它都采用“大型管柱钻孔法”，这是由我国桥梁工作者所首创的新型施工方法，凝聚着我国桥梁工作者的机智和精湛的工艺。
大桥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由此实现了连接（两线也因此而改称为京广线），南北交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 武汉市铁路枢纽建设进程，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大桥通车后，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巨大，仅通车的头5年，通过的运输量就达8000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2400万车小时，节约的货运费超过了整个工程造价。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大桥的通过量也不断增加，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更难以计数，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2002年八九月间，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首次大修。中科院专家测评，该桥的寿命至少在100年以上。
如今武汉的长江江面上已经屹立着六座大桥，分别是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长江二桥、武汉长江三桥（白沙洲大桥）、军山长江大桥、阳逻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另有二七长江大桥在建。
[编辑本段]桥梁建筑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筑设计，极富中国民族建筑的特征，在桥面两侧，是铸有各种飞禽走兽的齐胸栏杆；大桥的两侧是对称的花板，内容多取材于我国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有“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玉兔金桂”等，极具民族气息；在大桥两端是高约35米的桥头堡，从底层大厅至顶亭，共七层，桥头堡的堡亭为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桥头堡内有电梯和扶梯供行人上下，大厅之中有建桥英雄群像大型泥塑展列其中，供游人观看、欣赏，追忆逝去的岁月，感触英雄的博大气概。与武汉长江大桥一并落成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和观景平台，他们与武汉长江大桥相互依偎，碑高6米，重20余吨，南面镌有毛泽东同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观景平台则是游人赏长江、看大桥的最佳位置之一。 武汉长江大桥凝聚着设计者匠心独运的机智和建设者们精湛的技艺。八个巨型桥墩矗立在大江之中，米字形桁架与菱格带副竖杆使巨大的钢梁透出一派清秀的气象；35米高的桥台耸立在两岸，给大桥增添了雄伟气势。大桥从晴川阁、龟山、莲花湖、龟山电视塔、古琴台到蛇山、黄鹤楼、首义园、彭刘杨路，绵亘连接，相得益彰，组成一片宏大连绵、美丽动人的景点群。它不仅是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在江城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大桥纪念徽章50年前，浪漫豪情的毛泽东，用短短11个字，铭记了这座桥的伟岸。今天，这座桥横跨的风华，依然美妙绝伦。没有一座桥，有武汉长江大桥如此厚重，承载了如此多的光荣与梦想。50年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挺立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更承受了七理亲定大桥建设蓝图，责成国家八部委调集全国力量，为长江大桥建设服务。

7. 武汉会战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一、武汉会战的背景

1、国民参政会召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了战略方针，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

7月6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 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

2、日军战略企图。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

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

二、武汉会战的意义

武汉会战的最大意义在于，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妄图通过强大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程度。

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7)中国武汉历史发展意义扩展阅读：

战役结果：

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人），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

在富池口（今阳新富池镇）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国军施放毒气才占领。

在大别山地区，国军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

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

由于国军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国军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参考资料：网络——武汉会战

8. 武汉历史的由来是什么

武汉，也被称为江城，座落在长江和汉江交汇处。根据考古发现和记载，人类五千年前就居住在这里。这个城市的发展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

这个古镇的旧址位于黄陂县，这是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商代的第一个城市。东周时期（公元前770－221）武汉被楚国统治很长一段时间。因而，楚国文化成为了今天武汉文化的基础。

由河流划分，武汉分为武昌、汉阳、汉口镇，它们的历史、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各有不同。

武昌
武昌是在三国初期建立的。吴国准备和蜀国争夺荆州，并且将吴国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到了鄂县，改名武昌。旧时武昌拥有先进的手工业，例如造船、冶金、铸造硬币、青瓷和白瓷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自三国开始黄鹤楼的兴与衰。这座塔的每次修缮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特点，说明了武昌的历史文化转变。
汉阳
汉阳的名字是和汉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阳（相对于阴）表示山的南面，河的北面。汉阳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位于龟山的南面汉江的北面。这个名字是在隋朝606年改名自汉津。汉阳在唐朝年间（618－917）迅速发展。汉阳，尤其是鹦鹉岛（鹦鹉洲）地区一直是长江中游商人的贸易中心，有着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

汉口
历史上，原与汉阳相连，是汉阳县属地，直到明朝1474年。在当时，汉江改道，在龟山的北面山脚下汇入长江，分离了两个城市。之后汉口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贸易口岸，在名声上和发展速度上大大超越了武昌和汉阳。

当代武汉
武汉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约在17世纪，汉口就像“东方芝加哥”，位列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在它186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后，汉口成为了最大的内陆贸易港。很多国家，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和日本都在这里设立了租界，其中大部分设立了领事馆。
后来，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曲，这标志着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1926年，武昌、汉口和汉阳合并成了现代的武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被批准为命脉工程和冶金工业城市。八年后，第一个横跨长江承载公路和铁路的双层大桥通车了。

9. 武汉大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何重大意义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 [15] ，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 [16] ，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