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管子》是一本什么书
《管子复》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制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清戴望所著《管子校正》很有参考价值,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写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一书,学习、使用都很方便。
2. 《管子》的历史影响:该如何评价《管子》一书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版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权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古代黄老道家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
3. 什么叫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就是指: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或者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或重大意义。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都具有历史价值,这是文物的首要价值。任何历史遗迹、遗物,都是由产生它的年代所具有的科学水平创制出来的,本身包含了或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
商周青铜器充分反映出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进而从其产生、发展变化中,了解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地位的变化,因此它是具有历史价值的。
(3)管子这本书的历史文化价值扩展阅读:
一、文物中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遗迹和遗物,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1、第一类是实用的遗迹和遗物,即当时建造、制作的目的是为了人们实用,如建造一座皇宫是为了供统治者行使权力和生活起居之用,为了使其建筑与权力,在这里建筑艺术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些生活用品,如青铜器和陶瓷器等,其造型、纹饰等也都具有艺术价值。
2、第二类是作为美术品、工艺品等创作的艺术品,如书画、雕塑等就属于此类。它品种繁多,艺术价值内涵丰富。
3、第三类是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明器中的一些器物,有人、家畜、鸟兽形,有车船、建筑物等模型,有仿礼器、生活器皿的器物。前者本身就是雕塑艺术品,后者在造型、纹饰方面具有艺术价值。
二、古代各种遗迹、遗物的本身,都蕴藏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信息,这一点应该首先确认,而陶器的发明只能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制造,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因此古代的旧石器是有历史价值的。
三、。新石器时代社会面貌的研究与复原,除参考民族志材料外,最根本的还是依据这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一部原始社会史,除了文献所载远古传说故事和民族志材料可供参考外,最根本的是根据这个时期的遗迹与遗物,综合研究后才能写成。
4. 《管子》牧民的历史价值
《管子》的第一篇《牧民》开篇讲的就是国家管理问题,其名言便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建立在生产的管理上,仓廪何以能实,其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土地与民众是国家管理的二个要素,在历史上便表现为土地关系与户口的管理,这是立国的基础。我们这个国家在传统上是以农立国,农业是我们立国的基础,“务在四时”是指不误农时,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都有时令,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由于农业带有季节性,一旦误了农时,一年的收成便泡汤了。
大跃进的失误,是为了工业化大炼钢铁,让农民上山砍柴烧炉炼钢,以及修建水库等农业水利设施,误了农时,丰产而未能及时收获。只有不误农时,才能守住仓廪充实,用老百姓的俗话讲,便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所谓“知礼节”是指社会生活之有序,对于民众而言,只有食足以后,才能讲如何为人,即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何者光荣,何者可耻,用现在的话讲,便是先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老百姓有了衣食充足的小康生活,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互相尊敬、和睦相处的相互关系。所谓礼节与荣辱,那便是讲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
5. 如何评价一本书的价值
作者:灰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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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要深入了解一本书的背景文化。尤其是世界名著,千百年的流传下来,必有它的精妙所在。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看懂原版,看的基本都是翻译版。有的翻译版没有办法完全将名著的精妙之处表达出来,所以有些晦涩难懂。还有的是要先去了解他们的文化才行。好比中国的四大名著,如果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历史,不了解中国古文化,就算翻译的再好,外国人也是看不出他们的价值的。
想要评价一本书的价值,你必须要深入的读懂读透彻。尤其是名著。不像虚构类的图书或者工具书那样很明显的将框架结构表达一本书的概要。所以要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了解书中当时的历史,国情,国家风貌。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他们的表达内涵,意义和价值所在。
2:其次就是要多读。文化的深远不是潜藏则止。是更深层次的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红楼梦是可以形成一个学科来学习的。其实很多外国名著也是一样,在大学里要设立解读课,专门解读一些细节。所以优秀的文化需要深入学习。如果你只是想象看小说一样的简单了解当然不必费心。但是你想深入的探索他们的价值意义,就当要付出相应的深度。因为它们真的很有深度。
3:方法:不知道你想了解哪些名著,可以介意你主题式阅读。你想了解哪国的名著,就先从哪国的文化开始了解学习。类如英国小说,那你就先去了解英国国情。他们很看重阶级和种族。一个没落的贵族也要比暴发户高贵,他们把血统看得比金钱更重。他们说话的语态也很有趣,非常婉转,讲究礼仪,但是实际上很卑劣。当你能够深入的了解他们的文化和特点,你再去看一本书,就能够发现其中的美妙了。
一本书的价值是从你的内心感慨而来。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价值所在不是复制,而是个人的体会。名著的意义就是一种文化的深远表达,你了解的是文化背后的价值和意义,而不仅仅是书的表面意义。
6. 管子的书籍简介
在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对于“黄老之学”,有个不太雅致的说法,叫“君人南面之术”,相当有法家的感觉。事实上,《老子》对法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讲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门学问还有个名字,叫做“道论”,可见它和道家的关系。君人南面之术,顾名思义,就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的,属于古代的行为组织学
《管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 ,而《隋书·经籍志》则改列法家类。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觉得在汉初各派之间并非那么壁垒森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大为不同了。比如,当时的青年俊彦贾谊在谈到儒家“别尊卑”的礼治思想的时候,却离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话,说:“《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如果放到《论语》或者《孟子》里边,一点儿也不显得扎眼。
《管子》虽然托名管仲,学者们却几乎没人认为它真是春秋时代的著作,而把成书年限推定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郭沫若在《艺文类聚》里发现了一段话,和《管子》所载几乎是一样的内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测,“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位周容子夏,写作时间则应该是在汉朝吕后当政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论断的话,再联系起《汉书·艺文志》里边的作品分类,那么,西汉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经隐隐出现了一个轮廓。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 。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管子》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其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黄老道家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黄老道家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正是《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开放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在理论上可以融合百家 。《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黄老学说,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次著录《管子》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而来,故最早将《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刘歆。不仅于此,据说在宋版《道藏》中,《管子》还曾一度被收载,成为道教经典。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非其政治学说的全部,礼学、仁义同样为道家所重视,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特别提及了道家学说的一极端发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对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较详尽阐释的还有稍早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将当时“务为治者”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他对其中的“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赞赏认可态度。他总结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1、融合兼具诸家之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指约而易釆,事少而功多”;3、善于变易,“无成执,无常形”,与时迁,与物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②如以司马谈和《汉书?艺文志》所论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对《管子》,确有许多符应之处,比如“无为”政治,重礼、法,因人情等。另外,从现存《管子》76篇中,论“道”的就达65篇,“道”字共出现了 486次这一现象,也能作一说明。“虚无无形谓之道”(《心术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这是以虚无为本之道;“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这是在讲存亡之道;“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乘马》),这是君王南面之道;《内业》、《白心》、《心术》上下等篇,教人怎样“修道、得道”,马非百认为“内业”就是今天之气功气。
《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将《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历代官志著作都承袭其划法。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跟道家学说自身的兴衰变化有关。《管子》中论“法”的篇幅仅次于论“道”,,至魏晋南北时,老庄之道又逐渐成为道家正统,那么含杂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划出道家,划入法家 。
7. 管子的书籍内容
《管子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刘向序说:“所校徽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汉内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复篇数,总在四倍左右。现存《管子》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部,《内言》亡《王言》、《谋失》两篇,《短语》亡《正言卜篇,《杂篇》亡《言昭》、《修身》、《问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轻重》亡《问乘马》太轻重》丙、《轻重》庚三篇,计亡失十篇。书中最古部分为《轻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属于很晚的时代,从思想内容看来,不能看出是齐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书中底思想很复杂,新旧材料互混,看来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笔。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别属于道家与法家。故《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倒入法家。诸篇中最显出道家思想底是《心术》上下篇及《白心》与《内业》二篇。《内业》解道的意义,《心术》、《白心》说依道以正名备法。这几篇恐怕是稷下底道家所传诵的道经。
在《心术》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转移为法的倾向。如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流之体,谓之礼。简物小米一道,杀惨禁诛,谓之法。”在另一段又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越。无所位超,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隐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调各处其宜也。礼以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惨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这是明礼义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体无间,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为“失道而后德”,这里说道德无间,语辞上虽然有点不同,但终极的原则仍是道。“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道是天地之道,不会有过失底,所以底下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
法本从道出,所以至公无私。君子能抱持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丧失天下。《心术》说:“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蓝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这一段与胜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当时流传底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弃。《白心篇》}说:“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又说:“孰能去辨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因为“道之大如大,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说:“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赋。”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于满,不致于灭亡,而达到虚静底地位。虽然,道是不可摸捉底,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备法,所以说,“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建设当立在适当与有上头,虽仍以靖为宗,而时与政却是实在的施设。注说:“建事非时,虽尽善不成。时为事宝也。政者,所以节制其事,故为仪。”实际的政事是时间与手段底运用。运用得当,天下便治了。
所以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缘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尚法正名底思想与慎到底主张相同。总之,弃嗜欲知巧.恬偷无为,正名备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齐物底论调,进而主张绝圣弃知,专任名法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