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几个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地出现一种新的性质的文学形态。
到50年代后期,"新文学"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开始出现了以"现代文学"加以取代的趋向,而"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前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
改革开放后,当代文学的多元化使得各种当代文学论著异彩纷呈。
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这两种文学传统,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
"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 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
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
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第三阶段:90年代——新世纪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
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1)40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扩展阅读:
现状: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
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
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近代文学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
1、在当时的社会大的环境影响下,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流入中国对当时中国传统的文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传统文学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吸收结合融合产生了近代文学;
2、在当时中国的自身原因,八股文在当时己经不适用了,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进过不断摸索学习产生了近代文学,也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特色的社会背景下,近代文学有其显着的特点。它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当时的人名摆脱旧的文体的束缚,梁启超倡导新体散文,从小说戏剧方面,改革的呼声也非常强烈。
Ⅱ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景象,它大体经历了哪五个历史发展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特点和特殊的历史任务,各种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需求影响,文学本体发展和和社会革命、思想启蒙等相互交织,使得现代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景象。根据现代文学的综合演化情况,现代文学大体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个时段(1917-1927),通常称为20年代文学或“五四”文学时期或文学革命时期,这是现代文学的奠基期。这个时期,经过新与旧的搏杀较量,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得以成形。 第二个时段(1927-1937),通常称为30年代文学或左翼革命文学时期,也是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期。本阶段,新文学内部产生了政治的与文学的两种价值分野,各具特色的文学社团流派相生相融,共同演绎出现代文学的繁荣局面。 第三个时段(1937-1949),通常称为40年代文学或战时文学时期,这是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期。这一阶段,文学受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影响,“孤岛”、“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地域分割,形成了文学发展的多样化景观。 第四个时段(1949-1976),通常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期,这是现代文学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政治”成为文学的最高价值判断,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实施这种价值判断的一体化文学体制机制,作家的创作才华在既定的文学规范下得以展开,创作出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学经典 第五个时段(1976年以来),通常称为新时期文学,这是现代文学的转型发展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转型,在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文学终于冲决了前一时期的一体化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此时,既有作家高扬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也有表现作家自由探索精神的“纯文学”,还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适合大众口味的“俗文学”。
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景象,它大体经历了哪五个历史发展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中国现代文学呈现一种多元素的景象 他大体经历了哪五体系系
Ⅳ 英国文学发展史及每个阶段的特点
毋庸置疑,英国小说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大景观。它如同促使其滋生与进化的社会土壤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改弦易辙,急剧演变。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英国小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艺术工具,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像英语一样,自它形成的那一天起,英国小说便建立了自己的规则和体系,虽东学一点,西借一点,却以坚定的步伐向前发展。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英国小说起步较晚,其历史比诗歌和戏剧短得多,但它却发展迅猛,变化巨大,流传甚广,其影响和作用早已大大地超过了诗歌和戏剧。究其原因,英国小说不仅具有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和人物形象生动等特征,而且还因其篇幅灵活、形式多样,语言通俗和艺术精湛而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经过无数作家的认真探索和反复实践,当代英国小说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技巧上与它早期的雏形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英国小说的崛起完全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其小说艺术的发展既是社会进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应当指出,英国小说艺术,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同英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就此而论,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不是一种孤立或自发的文学现象,而是与英国的社会变化以及异域(尤其是欧洲各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彼此交融的。当然,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秩序。这种规律和秩序不能通过抽象的、主观的或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通过对历代小说文本的考察与研究来加以揭示和验证。然而,在深入探讨英国小说艺术的具体特征与美学价值之前,很有必要对其历史概貌和演化过程作一番简要的概述。
作为一种公认的叙事性散文文学体裁,英国小说已经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从理论上讲,英国小说形成之日,便是其艺术问世之时。当然,小说艺术被作家接受并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评论家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但迄今为止,西方评论家对英国的第一部小说究竟始于何年及出于何人之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Pamela, 1740),有人说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也有人说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的宗教寓言小说《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上集1678,下集1685)。其实,早上16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小说已端倪可察。当时,约翰·黎里(John Lyly, 1554?-1606)、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和托马斯·纳什尔(Thomas Nashe, 1567-1601)等一群毕业于牛津和剑桥的才华溢的“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s)对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进行反驳。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小说这种新的文化体裁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探索,并开始采用风格典雅和雕琢华丽的散文语言创作叙事性作品,从而翻开了英国小说历史的第一页。黎里的《尤弗伊斯》(Euphues, The Anatomy of Wit, 1579)、锡德尼的《阿卡锹亚》(Arcadia, 1590)、格林的《潘朵斯托》(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 1588)、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The Unfortunate Traveler, 1594)和托马斯·迪罗尼的《纽伯雷的杰克》(Jack of Newbury, The Famous and Worthy Clothier of England, 1597)等作品都体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它们不仅在题材上变化显著,而且在形式、结构和语言上同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大相径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颇有发展潜力和备受读者青睐的文学体裁。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罗曼司和现实小说两大类,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生活。当时英国的散文叙事作品似乎获得了一种崭新而又绚丽的文体,尽管它作为叙事文学还显得不够成熟。然而,“这类作品在当时与那些适应飘忽不定的语言和读者见面时肯定具有近似于魔术般的效果,因为它不受音步的限制。”②显然,16世纪末的“大学才子”是英国小说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尽管16世纪末在英国文坛勃然兴起的“小说热”只延续了大约二十年时间,但“大学才子”们的创作实践为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7世纪是英国多事之秋,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英国小说的发展势头受到了极大的遏制。随着“大学才子”们的相继去世,曾经风行一时的英国小说开始峰回路转,步履维艰。那些不喜欢或不擅长写散文故事的作家便热衷于撰写具有说教意义或喻世内容的散文。“他们放弃叙事文学并随后转向撰写一系列具有说教性质的文章,这表明了他们的自我封闭和缺乏传递任何戏剧效果的能力。”③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英国小说在约翰·班扬的努力下东山再起。然而,班扬似乎是17世纪英国文坛的一位孤独的长跑者。他的《天路历程》虽然在当时颇有影响,但这并没有造就一批新的小说家,也没有使小说取代诗歌的地位。尽管如此,班扬对小说艺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巧妙地采用梦境来反映现实,并使一个看来纯属虚构的宗教寓言折射出广泛的象征意义。虽然,在英国小说尚未告别雏形期之际,班扬的艺术构思及其对小说篇章结构的驾驭能力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并且对英国小说的全面崛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17世纪的英国文坛上还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性格特写”。这些用散文写成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详细地剖析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特写”是17世纪的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处于低潮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其描写手法十分巧妙,且入木三分,常常令读者回味无穷。尽管“性格特写”还不能被归在小说之列,但它们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班扬的小说创作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性格特写”使步履维艰的英国小说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18世纪是英国小说全面崛起的时代,也是小说艺术取得长足进步的时代。享有“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称号的丹尼尔·笛福在他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生动地表现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创业意识和冒险精神,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当时中小资产阶级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笛福的哲学观念与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们十分吻合,他比以往的作家更加完整地表现了各种个人主义的东西。他的作品独特地展示了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同小说的兴起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得到了明显而又完全的显示。”④笛福的其他几部小说不仅涉及一系列现实问题,而且也展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小资产阶级的化身。引人注目的是,笛福在《鲁滨逊飘流记》中成功地采用了“自传性回忆”(autobiographical memoir)的手法来表现主人公的冒险经历。这种创作手法不仅是对当时在英国较为流行的忏悔性自传的一种挑战,而且也超越了以往的小说形式,因而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上,“第二种建立在‘老式栎木柜子’上的小说是书信小说或书信体小说(the epistolary novel),其作者仿佛是一位不知怎么被他弄到手的一大堆书信的编辑。”⑤早在1683年,英国女作家阿弗拉·班恩(Aphra Behn, 1640-1689)便创作了第一部英语书信体小说《一名贵族与他妹妹之间的情书》(Love-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然而,真正使书信体小说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并使其广为流传的无疑是塞缪尔·理查逊。他的三部书信体小说《帕梅拉》(Pamela, 1740)、《克拉丽莎》(Clarissa, 1748)和《格兰狄森》(Grandison, 1754)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书信体小说的问世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形式,而且也使作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书信体小说使人物更加贴近读者,真实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情感变化,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即时感与现实感。正如一位英国批评家指出:“人们觉得这种小说形式具有两个潜在的作用,即令人印象深刻的即时性和对心理现实乃至意识流的探索。”⑥毫无疑问,理查逊的创作实践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给后来那些致力于小说实验与革新的作家留下了极大的想像空间。
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迅猛。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图书馆收藏各种文学作品,但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主要收藏对象。毫无疑问,这便导致了阅读该世纪中出版的小说的人数显著增加。”⑦英国文坛相继涌现了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45)、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和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等优秀作家。作为一种生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小说在英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地位和影响首次超过了诗歌和戏剧。与此同时,英国的小说艺术也日趋成熟。“我们对‘小说’这个术语的使用直到18世纪末才算真正确立。”⑧斯威夫特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一部令人捧腹却又引人深思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来针砭时事,嘲讽现实,开创了英国小说讽刺艺术的先例。菲尔丁所创作的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不仅体现了较为熟练的谋篇布局的能力,而且还反映出他对传统史诗艺术的巧妙运用。菲尔丁既模仿古典史诗的叙事手法,又刻意改变史诗通常具有的严肃性和悲剧色彩,在其小说中不时掺入富于喜剧色彩的成分,从而使其小说成为所谓的“散文式喜剧史诗”(comic epic in prose)。难怪“理查逊和菲尔丁两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倡导者,他们都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对陈旧的传奇小说的一种决裂。”⑨通常被称为感伤主义作家的劳伦斯·斯特恩无疑是18世纪英国小说最杰出的革新家。当英国小说还只是像一棵嫩绿的幼苗企盼呵护的时候,斯特恩似乎已经对小说的现存模式感到不满。他义无反顾地对小说形式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1759-1767)中,他首次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框架结构,摒弃以钟表时间为顺序的创作方法,以一种全新的小说文本来描述主人的内心世界。不言而喻,斯特恩的文学实验为英国小说艺术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且使小说形式进一步朝着多样性与灵活性的方向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上还涌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作家简·奥斯丁。她的小说在质量上与同时代的任何男性作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她不仅善于运用讽刺手法和机智的对话来表现主题,而且还能巧妙地利用少量的人物和有限的地域背景来展示广阔的生活图景。“在简·奥斯丁的艺术中有些东西是具有永恒价值的。”⑩就总体而言,18世纪的小说家大都从英国的现实社会中摄取创作素材,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大胆探索与实践,英国小说不仅更加生机勃勃,而且在艺术上也日趋成熟。
19世纪,英国小说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其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19世纪初,随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文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小说和冒险小说,其代表人物是沃尔特·司格特(Walter Scott, 1771-1832)。他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尽管司格特对小说艺术革新的贡献十分有限,且被当今不少学者视为一名过时的“历史人物”,但他洋洋洒洒的历史小说和传奇作品已经成为英国文坛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景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国小说的地位,使之变得更加体面,更加可敬。
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小说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等优秀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空间繁荣的景象。据史料记载,从1837年到1900年,大约有六万部供成人或青少年阅读的小说在英国各地出版。也许有七千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理由自称为小说家。当然,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并且载入史册的人为数不多。狄更斯和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 1811-1863)在小说的情节安排和语言艺术方面均体现出很高的造诣,使长篇小说更具可读性和趣味性。勃朗特姐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 Emily Bronte, 1819-1848)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独到之处,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则将人物的心理现实描绘得淋漓尽致。19世纪下半叶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英国社会矛盾重重,政局动荡、道德沉沦、贫富冲突严重以及劳资纠纷加剧的时期。所有这些自然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狄更斯与其同时代的作家参及后来的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怀 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对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邪恶进行了无情的暴露。这便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批判现实主义。应当指出,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也体现了平民化的倾向。通常,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时间与空间上遵循唯理主义的原则,在故事情节上注重趣味性与可读性,并且在形式结构上讲究精裁密缝,严谨合理。就此而言,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代表了16世纪末以来英国小说艺术的精华,而且也是历代小说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曾对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以明白晓畅和极为动人的描写向世界提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理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要多。”⑾
20世纪是英国小说艺术变化最大、创作技巧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科技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整个西方文坛发生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文学大地震。20世纪初,由于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和贝内特和新的现实面前依然竭力效仿传统小说的模式,因此他们对表现日趋复杂的现代经验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已经力不从心。显然,当时的英国小说步履维艰,其形式的改革和艺术的更新已经势在必行。一些思想前卫、崇尚革新的青年作家似乎意识到了英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与考验,并试图捕捉能导致英国小说实现重大突破的良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等早期现实主义作家在追求小说艺术革新的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们向世人推出了一系列令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前辈刮目相看的新型小说,这使一部分崇尚现代主义精神的青年作家备受鼓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主义思潮席卷英国,几乎颠覆了其固有的文化基础,并使整个文学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冲击。当时,英国百姓随时都能听到“立方主义”、“非洲雕塑”、“新戏剧”、“后印象主义绘画”和“维也纳心理学”等时新名词。著名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曾撰文指出:“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变了……人的一切关系都在变化——主仆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当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时,宗教、行律响彻整个爱德华时代之际,英国小说也对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与相应的自我调整。正当不少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纷乱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无所适从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D. 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一批主张走文学改革道路的青年作家则看到了未来小说文本不断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发展趋势。他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及时抓住机遇,积极投身于小说形式的革新和艺术的改造,从而使英国小说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小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急速地跑了一阵子,其艺术形式也显得琳琅满目,精彩纷呈。1922年,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问世,从而将英国小说的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西方不少评论家认为,《尤里西斯》不仅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新潮手法,而且代表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像乔伊斯一样,伍尔夫也致力于小说形式的实验与革新,对如何处理现代小说的框架结构和时间问题以及如何表现人物意识均作了大胆的尝试,成为英语意识流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劳伦斯是自亨利·詹姆斯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心理小说家。尽管他的创作风格同乔伊斯和伍尔夫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人类的性经验和心灵的黑暗王国的探索以及他那充满肉体感的语体使其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不言而喻,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全面崛起不仅为世界文学历史增添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英国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并有力地促进了小说艺术的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艺术充分展示了现代派作家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巨大的创作潜力,同时也体现了小说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反映了一种逆传统而动的求变心理。在题材上,现代主义小说注重提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反映人物的孤独感、异化感乃至病态心理。在形式上,现代主义小说充分体现了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现代派作家淡化小说的情节,不再试图叙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在作品中追求一种艺术上完美和谐的“图式”和耐人寻味的深层结构。在这种“图式”里,有序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和逻辑原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的意识、纷繁复杂的形象和支离破碎的生活镜头。在技巧上,现代主义小说追求标新立异。现代派热衷于采用熟经叛道的艺术手法来表现瞬息万变的精神世界和混乱无序的现实生活,如视角转换、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跳跃、蒙太奇、梦境与幻觉以及看上去杂乱无章的表层结构和朦胧晦涩的叙述笔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革新的重要标志。总之,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既是离经叛道的艺术,又是生机勃勃的艺术,同时也是富于极强表现力的艺术。这种艺术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上不但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无与伦比的。它拓宽了英国小说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小说文本现代化和多元化的进程,并且使这一文学样式达到了更加成熟与完美的境地。
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在20年代达到巅峰期之后由盛转衰,开始退潮,而被冷落了多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则卷土重来,并再次成为英国文坛的主流。30年代至50年代是现实主义小说全面回潮的时期。显然,这次回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特殊的历史背景。30年代至50年代是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期。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40年代的二次大战和兵荒马乱以及50年代的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不仅是现实主义小说东山再起的外部原因,而且也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有两类作品较为引人注目:一是社会讽刺小说,二是由多卷组成的系列小说或“长河小说”(river novel)。应当指出,30年代至5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与世纪初高尔斯华绥等作家的小说相比,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在形式上也更加完善。尽管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像现代派作家那样关注小说艺术的改革和创作技巧的翻新,但他们却十分乐意借助某些富有生命力的现代主义手法来反映主题。此举不仅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而且也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找到了一条途径,从而使小说艺术更加丰富与完善。引人注目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等讽刺作家不约而同地继承和发扬了由18世纪大文豪乔纳森·斯威夫特开创的讽刺文学的传统。他们的小说以冷嘲热讽乃至黑色幽默般的笔解描绘了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30年代至50年代在英国文坛较为流行的另一种小说样式便是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1905- )等作家创作的“长河小说”。它与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或高尔斯华绥的世系小说具有很大的区别。它虽然由多部小说组成,但往往描写一个故事而不是多个故事;它提示的不是一个家庭或地区的变化,而是一个中心人物的经历与情感生活。就总体而言,30年代至5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且也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自20世纪下半叶起,英国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兼容并蓄和多元发展的趋势。在英国文坛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两股文学潮流分庭抗礼,此起彼伏,但又不时互相融合,交错重叠。正当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 1904-1991)等现实主义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反映当代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弊端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继承了乔伊斯等作家开创的现代主义事业,对小说艺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实验。贝克特成功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反小说”(antinovel)特征的“荒诞小说”,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60年代起,具有后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小说在英国文坛竞相问世,其代表作家有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ell, 1912-1990)、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 )和B. S. 约翰逊(Bryan Stanley William Johnson, 1933-1973)等。这些作家大都试图采用新的语言体系来创造一个小说世界,并使自己的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反身文本。他们往往藐视因果关系,反对逻辑原则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而是强调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小说体现的不是认识论或反映论而是本体论的哲学观念,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一部分作家用于质疑并试图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本体状况的一种文化观和艺术观。
引人注目的是,当代英国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而又精力充沛的年轻作家。他们乐于进取、博采众长、不落俗套、推陈出新,显得异常活跃。他们虽然还未能被载入史册,但已经锋芒毕露,令人刮目相看。在英国小说艺术不断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当代英国作家正在努力探索,大胆实践,决心为21世纪英国小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然而,在当代英国文坛上,不少文化人正在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艺术和文本模式争论不休。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新世纪的英国小说究竟何去何从。与此同时,不少“无纸传播”时代的写手们在网上信笔涂鸦,随心所欲乃至胡闹式地制作新兴文学快餐来满足成千上万衣着新潮、充满活力的“新人类”的胃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前卫的作家试图在信息时代尚未消失之前创作具有长久和稳定价值的“网络小说”。显然,这种多极联动和多元并存的现象将成为21世纪英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基本态势。
纵观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对种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读者趣味作出了及时的反应。四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英国小说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式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艺术也一再得到优化与升华。英国小说艺术体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襁褓中发育成长,经过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浪潮的洗礼或冲击,以坚定自信的步伐跨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时至今日,英国的小说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高度成熟和相当完美的阶段,与其四百年前的雏形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小说艺术的变化与发展同诗歌或戏剧艺术相比更加引人注目,更加令人赞叹。它虽起步较晚,但它不仅能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同步,而且还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并生动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纵观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英国小说艺术在其四百多年的发展道路上体现了一种自信而又自得的单独走向。自16世纪末以来,它不但经历了从雏形、崛起、成熟、繁荣、革新到多元的演变过程,而且还充分展示了它的英国特色、英国特点、时代特征和作家特长。尽管文学艺术没有国界,且难免要受到邻国和异域文化思潮的影响,但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断强化和英语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国小说家们逐渐变得更加自信与自得。自18世纪起,英国小说已经摆脱了欧洲邻国各种文学样式的影响,呈现出独善其身、独领风骚且又加剧进化与演变的发展态势。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法国征服者在一件事情上完全失败了;他们在中世纪未能成功地使在法国已经十分流行的短篇散文故事根植于英国的土壤。”⒀不言而喻,英国小说既是本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又体现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而这种规律与特征在别国小说史上是难以寻觅的。平心而论,在别国的小说史上既很难找到像笛福、理查逊、斯特恩、斯威夫特、狄更斯、詹姆斯、劳伦斯、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这样独具一格的小说家,也难以见到像《鲁宾逊漂流记》、《帕梅拉》、《项狄传》、《格列佛游记》、《荒凉山庄》、《淑女画像》、《虹》、《尤利西斯》、《达罗卫夫人》和《莫洛伊》(三部曲)那样的小说。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仅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而且体现了与众不同的小说艺术。显然,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气息、文化氛围和语言特征对其小说艺术的单独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英国的小说样式精彩纷呈,艺术门类丰富齐全。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工具,小说在英国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其作品样式也随之日益增
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坚守认真、严正而稳健的“持重”风格,开展多元开放的学术交流,努力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自成立以来,已经召开过9届年会、8次以学术研讨为主要内容的理事会与3次创新座谈会,围绕着“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回顾”、“新文学的评价标准”、“左联与左翼文学”、“40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赵树理与三农文学”等议题展开研讨。并于1979年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先后与北京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迄今已经出版百余期,刊发了3000余篇文章,在培育学术新人、推进学科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等学术著作。在几代会员的努力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以丰硕的成果显示出自身走向成熟的丰姿,而且不断地为海内外学术界提供富于价值的话题,有的会员还在跨学科研究(如诗学、叙事学、古代文学、比较文学、思想史等)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为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术繁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樊骏先生等人的慷慨赞助下设立王瑶学术基金,于2000年5月设立王瑶学术奖。此奖评定周期为四年一届,迄今已评过两届。
Ⅵ 概述40年代国统区、上海“孤岛”、解放区、沦陷区等的文学发展状况以及特点
国统区文学是指国民党统治区之内的文学创作。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创作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学特征。首先是从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期间,出现了大量以救亡宣传动员为中心的题材,文学创作则以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为基本基调。第二,武汉失守之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其间的文学创作也转为正视残酷的战争和黑暗的现实,开始批判现实的艰难,探寻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第三,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开始了大量的以批判、讽刺为主的文学作品。
与国统区文学不同的是解放区文学,它以对新社会制度、解放区的人民、士兵、干部为描述对象,运用明朗朴素的基调探求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孤岛文学是指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之后,那些留在上海租界的作家们所创作的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的作品。
沦陷区文学是指沦陷区的作家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富于乡土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分则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肯定与发现。
在整个四十年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赵树理、张天翼、钱钟书、张爱玲、孙犁、周立波、艾青、穆旦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钱钟书的《围城》。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他创作的《围城》通过主人公的漂泊迁徙,为我们描绘出了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林的众生相。讽刺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病态的精神特征,探询了人生的根本问题。
《围城》这部作品在艺术创作上也有着自己独到的成就。首先,以人物行踪的两点双线为写作线索,采取大跨度的横向移动结构;其次,使用了大量反仿、反讽、反论等与众不同的讽刺手法。
Ⅶ 试从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各举一种或几种代表作,简述现代婚恋题材文学的发展
你问的问题太大了,用论文形式来回答你,可以写成几本书。
简单的说版,你读一下现代文学史权,这个问题自然就了解了。现代婚恋题材文学的发展,我未做过专门的研究。但现代文学,总体上是以单一的政治视角为主线的,婚恋题材在现代文学史中,应该是缺失的部分。七十年代未期以后,进入了当代文学新时期,苏童,铁凝,王安忆,舒婷等等作家,才开始了对婚恋题材的描写
Ⅷ 英国古典文学史的发展历程
一、中世纪文学
古英语文学英格兰岛的早期居民凯尔特人和其他部族,没有留下书面文学作品。5世纪时,原住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侵入英国,他们的史诗《贝奥武甫》传了下来。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杀巨魔、斗毒龙,并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为民捐躯。它的背景和情节是北欧的,但掺有基督教成分,显示出史诗曾几经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纪的手抄本里的版本来看,诗的结构完整,写法生动,所用的头韵、重读字和代称体现了古英语诗歌的特色。
6世纪末,基督教传入英国,出现了宗教文学。僧侣们用拉丁文写书,其中比德所著的《英国人民宗教史》(731年完成)既有难得的史实,又有富于哲理的传说,受到推崇,并译成了英文。
此后,丹麦人入侵,不少寺院毁于兵火,学术凋零。9世纪末,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力抗丹,同时着手振兴学术,请了一批学者将拉丁文著作译为英文,并鼓励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用英国当地语言写史的开始。
中古英语文学1066年诺曼人入侵,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也带来了一批说法语的贵族。古英语受到了统治阶层语言的影响,本身也在起着变化,12世纪后发展为中古英语。文学上也出现了新风尚,盛行用韵文写的骑士传奇,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和对高贵妇人的爱,其中艺术性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它用头韵体诗写成,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属下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
14世纪后半叶,中古英语文学达到了高峰。这时期的重要诗人乔叟的创作历程,从早期对法国和意大利作品的仿效,进到后来英国本色的写实,表明了英国文学的自信。他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优美、活泼的韵文,描写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的神态言谈;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和行业,各人所讲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时,还有教会小职员兰格伦写的头韵体长诗《农夫皮尔斯》(一译《农夫彼得之梦》),用梦幻的形式和寓意的象征,写出了1381年农民暴动前后的农村现实,笔锋常带严峻的是非之感。同样宣泄下层人民情绪的还有民间歌谣,它们往往是在长时间的口头流传之后才写定的,其中最初见于15世纪抄本的罗宾汉歌谣,描绘了一群农民劫富济贫、打击教会僧侣和执法吏的事迹,传诵至今。
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6世纪,由于新航路发现后海外贸易发达,英国国力逐渐充实,民族主义高涨,1588年一举击败大陆强国西班牙派来入侵的“无敌舰队”。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活动频繁、佳作竞出的文艺复兴局面。
一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国是以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开始的。大学里恢复了古希腊语的教学,接着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众多的学者、作家将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意、法等国的学术和文学名著译成了早期近代英语。哲学家、教育家、历史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纷纷从事著述,用不同方式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有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这部作品借一个旅行者谈海外见闻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和宗教压迫而崇尚学术的理想社会,而对为了能多产羊毛而大规模圈地、迫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的“羊吃人”的现实英国作了有力的谴责。
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大批诗集出版,开一时风气的重要诗选也陆续问世,其中《杂集》(1557)发表了华埃特和萨里两人对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仿作,使这一诗体在英国生根。到了90年代,锡德尼等著名诗人都出版了十四行诗集,虽然仍以歌颂爱情为主,却能突破旧格局而注入新内容。比十四行更重要的还有其他诗体,或抒情,或叙事,或讽刺,或探讨哲理,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家,而成就最大的则数斯宾塞。他的主要作品《仙后》(1590~1596)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利用中古骑士传奇的体裁,以寓言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却反对天主教而歌颂作为英国民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传达了正在兴起的清教主义的严峻的道德观,并且出之以优美而多变的韵文,使得斯宾塞不仅独步当时诗坛,而且成为后世讲究诗艺的作家所仰慕的“诗人的诗人”。
诗歌的成就还包括无韵体诗在剧本里的成功运用。诗同剧的结合产生了这一时期文学最骄傲的成果:诗剧。从16世纪80年代起,诗剧作者们摆脱了中古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技巧,建立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新戏剧,敏锐、强烈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大胆创新。第一个成功地使无韵体诗变成戏剧媒介的是马洛。他用“壮丽的诗句”写壮丽的人物,如《帖木儿》(1590)中的中亚大帝国的创立者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04)中的追求无限知识的德国博士,同时又在《爱德华二世》(1594)里将一个国王的遭遇写成了英国第一个历史剧。马洛早死,但是诗剧继续成长,经过基德、格林、查普曼、德克、米德尔顿、马斯顿、海伍德等人的创作实践,题材扩大,技巧更趋成熟,至莎士比亚而集大成。
莎士比亚是演员和剧作家,一生写了37部剧本。他博采众长而又自有创造,在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各方面都写出了杰作。他的 9个历史剧包括了从约翰王到亨利五世(亦即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之间连续300年的英国历史,场面之大实属空前,而作者也写得波澜壮阔,反封建、反内战,热情地歌颂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他的喜剧活泼多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仲夏夜之梦》(1596)和《皆大欢喜》(1600)又充满浪漫诗情,令人神驰;《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动的法庭对抗的场景提出了海外贸易和犹太人放高利贷等经济问题;而结构完整、语言锋利则又数揭露清教徒虚伪的《第十二夜》(1601)。他写悲剧的天才首先见于《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这个歌颂自由恋爱的剧本象朝露一样新鲜,而一对纯真青年的死又对封建门第的残酷作了有力的控诉,为后来的西欧乃至世界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又一个有长远吸引力的主题。1600年以后,他的思想更深刻,技巧也更老练,创作了一系列卓越的悲剧,其中《哈姆雷特》(1601)写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面对邪恶势力,在怀疑、犹豫之后终于为“重整乾坤”而献出生命;《奥瑟罗》(1604)写一个威尼斯的黑人大将虽然武功盖世,却仍然受到邪恶势力的捉弄,以至亲手杀了无辜的爱妻;《李尔王》(1606)写一个国王在老年做了极不合情理的事,因此也受到极不合情理的对待,终于流落在民间,而在这过程中反而悟到了真理;《麦克白》(1606)则深入探索了野心的毁灭性,在充满迷信和恐怖的气氛里,作者却让他笔下的罪人不时剖析内心,沉思和反省给了这个悲剧以更大的深度。这一时期的作品标志着莎士比亚达到了他的戏剧艺术的顶点。以后他转入传奇剧的写作,以宽恕和解为主题,其中《暴风雨》(1611)仍是有魅力的佳作。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末期,诗剧仍然繁荣,不仅有鲍蒙特与弗莱彻等人在写传奇剧,还出现了莎士比亚所未曾尝试的社会讽刺剧,其代表作家是琼森。他的最好的剧作是《狐狸》(1606年上演)和《炼金术士》(1610年上演),它们把17世纪初年伦敦社会上的骗子、方士、食客、荡妇、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尽致,诗句也典丽有力。但琼森后来为了投合宫廷所好而去写假面剧。同时舞台上出现了韦伯斯特、特纳等人写的凶杀剧,他们以绝好的诗才而渲染色情和恐怖,诗剧的败象已现。等到福特、修莱等人的剧本上演,不仅内容猥琐,韵文也虚浮,深为在政治上日益强大、信仰清教主义的资产阶级所不喜,他们所控制的国会于1642年通过法令,封闭了所有戏院。从16世纪兴起的英国诗剧,在经历了60年的光辉灿烂的成长过程之后,至此乃告衰竭。
文艺复兴文学中还有丰富多采的散文作品。16世纪的英语虽然稍嫌芜杂,却十分富于表达力,叙事、状物、写景、辩难,无所不能,因此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散文,繁丽工整如黎里的《尤佛伊斯》(1579~1580),明白晓畅如纳什的《不幸的旅人》(1594),绵密雅洁如胡克的《论教会政策的法则》(1594~1597),简约隽永如培根的《随笔》(1597~1625)。上述黎里与纳什二书也是原始形态的小说。此外还有德洛尼写小城镇手工业者的三本书,特别是写鞋匠的《高贵的行业》(1600),在细节的叙述上已接近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正是由于这时英语表达力强,所以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如诺斯所译的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1579)和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1603)。它们都是莎士比亚参考过的书。17世纪初最重要的译作则是1611年由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圣经》。它是47位学者集体翻译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用词纯朴而富于形象,韵律也饶声调之美,对后来的英语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以上思想、学术、诗、诗剧、散文、翻译等方面的活动成就卓越,尤以诗剧为最,使这一时期文学成为欧洲以至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
四、18世纪文学
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安定,文学上崇尚新古典主义,其代表者是诗人蒲柏。他运用英雄偶句体极为纯熟,擅长写讽刺诗,但以发泄私怨居多。表现出启蒙主义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们推进了散文艺术,还开拓了两个文学新领域,即期刊随笔和现实主义小说。
期刊文学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兴起。斯梯尔与艾迪生两人有首创之功。前者创办《闲谈者》报 (1709~1711) ,后者继出《旁观者》报(1711~1712),将街谈巷议和俱乐部里的风趣幽默写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笔尤见典雅。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编期刊或为期刊撰稿,可见此风之盛。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式的随笔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题材更广泛,文笔也更灵活。
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摩尔·弗兰德斯》(1722)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他的文字口语化,善于绘声绘形,而又迅捷有力。这些特点,加上笛福对英国城乡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世纪中叶,理查逊用书信体小说细致地描写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内心,以《克拉丽莎》(1747~1748)等大部头小说感动了一整代英国和西欧的读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之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但在菲尔丁的眼里,理查逊只是市侩哲学的代表,于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讽刺之,其结果却掌握了写小说的艺术,于是有了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最受称道的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风景、场面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作者歌颂真诚、热心、忠实而又不受传统束缚的青年男女,全书有一种爽朗、清新的空气,而又结构完整,把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及稍后还有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说,或扩充了题材,或实验了新写法,都有建树,因此虽然世纪末出现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小说中的主流,继续向前发展。
菲尔丁的作品《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插图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然而散文之势虽盛,诗歌并未沉寂,不仅有世纪初的蒲柏和汤姆逊在创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也善于写诗。等到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抬头,诗歌也复振,出现了扬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园挽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国许多人在产业革命加紧进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编的《英诗辑古》(1765)引起了对古民歌的爱好,于是仿作者有之,伪造者有之,形成一种对中世纪神往的风气。这时从经济不甚发达的苏格兰传来了农民诗人彭斯的声音,他既是旧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诗篇的创造者,而吟唱的内容则是爱情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后者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结晶,在80年代之末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对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对,使英国散文作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但大多数诗人却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时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浪漫主义诗歌。
五、19世纪文学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
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 、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这些结合,加上他对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式的运用,使狄更斯的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以其艺术上的创新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同样关心社会问题但在范围与写法上不同于狄更斯的还有一大批别的作家。 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长远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笔法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贪婪和欺诈,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则发扬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优良传统。1847至1848年间是英国小说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外,还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更多女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她们各有特长:盖斯凯尔夫人用同情的笔调写工人斗争;勃朗特姊妹一个把倔强、有个性的家庭女教师放在小说的中心,让她对有钱的小姐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另一个则用炽热的情感写爱与恨的故事,以荒凉的约克郡的野地为背景,情节中充满40年代特有的严厉性。稍后,另一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了一系列剖析伦理问题的小说,其中充满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动人的悲剧,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尔马奇》(1871~1872)则又以缺乏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为中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一整个小市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这一时期里还有迪斯雷利写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的社会小说,里德和金斯利写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揭露小说,特罗洛普写小镇故事和以内阁和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小说,科林斯写对狄更斯也产生了影响的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出色作品。进入19世纪的后30年,英国小说依然活力不衰,题材范围继续扩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1879)细致地分析了英国绅士在婚姻问题上的虚妄的自信,而他的《维托利亚》(1867)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绘了一类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劳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写相信“异议派”教义的手工业者,勃特勒在《众生之路》(1903)里写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冰冷无爱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梦见约翰·保尔》(1888)里怀念举行1381年起义的壮士,又在《乌有乡消息》(1891)里描绘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吉卜林写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动的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也是19世纪末年的产物。小说的艺术性也有新发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朴以求新鲜,吉卜林的活泼和嘲讽,都使英国小说更加丰富多采。
六、20世纪文学
20世纪文学的第一个成就是戏剧创作上的突破。首先是爱尔兰人萧来到伦敦,用泼辣的剧评为易卜生所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打开局面,接著又在自己的创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结合起来,写出了51个剧本,其中有《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马利翁》(1913)、《圣女贞德》(1923)、《苹果车》(1929)等名作,它们或是辩论社会问题,或是发表新颖思想,但都给观众以高尚的艺术享受。萧的出现使过去一百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
Ⅸ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内代文学研究的第容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Ⅹ 40年代文学特征。要总概括的,300-500字左右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试图创造出符合本阶级要求的新型文艺。
在当时战争环境和政治格局的影响下,出现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等不同政治区域的文学。
其中,国统区文学是指国民党统治区之内的文学创作。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创作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学特征。首先是从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期间,出现了大量以救亡宣传动员为中心的题材,文学创作则以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为基本基调。第二,武汉失守之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其间的文学创作也转为正视残酷的战争和黑暗的现实,开始批判现实的艰难,探寻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第三,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开始了大量的以批判、讽刺为主的文学作品。
与国统区文学不同的是解放区文学,它以对新社会制度、解放区的人民、士兵、干部为描述对象,运用明朗朴素的基调探求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孤岛文学是指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之后,那些留在上海租界的作家们所创作的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的作品。
沦陷区文学是指沦陷区的作家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富于乡土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分则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肯定与发现。
在整个四十年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赵树理、张天翼、钱钟书、张爱玲、孙犁、周立波、艾青、穆旦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钱钟书的《围城》。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清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九八年病逝于北京。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他创作的《围城》通过主人公的漂泊迁徙,为我们描绘出了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林的众生相。讽刺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病态的精神特征,探询了人生的根本问题。
《围城》这部作品在艺术创作上也有着自己独到的成就。首先,以人物行踪的两点双线为写作线索,采取大跨度的横向移动结构;其次,使用了大量反仿、反讽、反论等与众不同的讽刺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