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隋唐时期的时代背景 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
隋朝 公元581年由杨坚建立，定都大兴城，589年隋朝灭陈朝，统一全国，公元618年，李渊废隋恭帝杨侑自立为帝，建立唐朝，隋朝灭亡。
政治：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随后于589年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初创三省六部制，完善于唐朝，巩固中央集权；正式推行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现象；另外建立政事堂议事制、监察制、考绩制，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根据南北朝的经验而改革政治，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后，令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并于606年颁布诏书迁都洛阳。 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变，杀隋炀帝；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经济：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并改定赋役，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查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隋朝还在各地修建粮仓，储备粮食，存粮达到可食用数十年，另外还修建大运河，方便南北经济文化发展
文化：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著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
唐朝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公元623年基本 统一全国，公元907年，朱温强迫唐哀帝让位，唐朝灭亡
政治：公元617年，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次年于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公元690年，武则天以周代唐，定都洛阳，史称武周。公元705年，神龙革命后，唐中宗恢复唐朝国号。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 天宝末全国人口达八千万上下。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中后期经唐宪宗元和中兴、唐武宗会昌中兴、唐宣宗大中之治国势复振。公元878年，爆发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
唐朝沿用隋朝官职制订三省六部制，主要机构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三省即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唐朝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国家对各项制度所做出具体规定（如《户令》）；格是对律令式做出补充修改与对禁令的汇编；式则是各项行政法规（如《水部式》）。《唐律》是根据隋朝《开皇律》经过《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三朝修正而来。 自唐高祖时代开始制订，在唐太宗时才宣告完成。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唐律进行了全面解释，写成《律疏》，与《唐律》合称为《唐律疏议》，后世又称呼为《唐律疏典》。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为五刑。唐朝律法将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定作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对朝廷的延续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关土地私有权的条例，维护了经济基础。贵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与庶民触犯同样的法律下可减刑或免刑。
经济：
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
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 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之一，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 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货币
唐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赋税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
文化：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谓是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诗人。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洛阳、长安、金陵。
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时有“吴带当风”之说。 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代表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唐朝草书大家。
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公元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2. 晚唐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四章
隋唐史学思想
绪言
隋、唐是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分裂之后，相继出现的两个大一统的皇朝。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表现在政治上则是通过实行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和《唐律疏义》等，中央集权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通过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隋为租调制）等经济措施，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局面；意识形态上儒学呈现复兴迹象，但总体上则是儒、释、道“三教”并重；文化上多姿多彩，一派繁荣景象；对外交往上，盛唐都城长安是东方的大都市，中外往来频繁。然而自唐朝天宝年间以后，大一统的盛世开始逐渐衰败，并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和五代的相继建立。
与这种社会历史状况相适应，隋唐时期的史学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而言，首先是大一统国家为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私家修史受到了限制。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从此以后，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唐初完善史馆制度，通过史馆来控制国史的撰修。其次是大一统国家在加强控制史学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历史的撰述。隋朝由于短祚，历史撰述成就不大。但是唐朝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直接干预下，史馆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修撰了8部正史（其中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则属私修官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再次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在史书体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一是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对于史学所作的评论的基础上，盛唐史家刘知几撰成《史通》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其二是唐中后期史家杜佑通过统括以往纪传体史志，而撰成我国第一部典制体史书《通典》，在典志体撰述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三是会要体的出现，这是一种分门别类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体裁。唐中后期史家苏冕的《唐会要》是会要体创始之作。
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既与史学本身的发展分不开，更与这一时期的皇朝政治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重视史学的鉴戒功能。这一点，在唐朝初年表现得最为突出。唐皇朝继隋末大乱之后而建，对于隋朝的灭亡有着亲身感受。为了避免重蹈亡隋覆辙，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以史为鉴，特别是以隋为鉴。首先是封建帝王对于史学有着高度的认识。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就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颁布《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而提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的重视历史借鉴的思想；唐太宗深知“以古为镜”的道理，在《修晋书诏》中，他明确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对史书的鉴戒功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唐高宗则颁布《简择史官诏》，从才与德上对史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这三篇修史诏书充分体现了唐初统治者对于史学的一种新认识。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才有唐初史馆的建立，组织修史工作，以及御撰《晋书》等等一系列修史活动。其次是“五代史”的修撰，充分体现了唐代君臣的以史为鉴的思想。魏征是贞观年间朝廷修撰“五代史”的代表和《隋书》的主修者，他本身就有一套“以隋为鉴”的思想。从“五代史”的撰述来看，重视亡国论、重民论和“以隋为鉴”的思想，是其重要特色。
第二，史学批评意识的加强。史学批评意识的加强，离不开史学本身的发展。南朝梁时，史评家刘勰撰写了《文心雕龙·史传》，这是关于古代史学批评的第一个专篇。在这个专篇中，刘勰对史学的撰述宗旨、史书笔法、史书体裁与体例和史学功能等诸多问题，都作了初步阐述。盛唐刘知几撰《史通》，更是在《史传》的基础上对历史编纂目的和作用、史书取材、史书编纂体裁与体例、修史制度、史书书法、史书语言和史家修养等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评述。这些评述无疑是古代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与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
第四章隋唐史学思想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第三，史学资政意识的加强。如果说初唐史学以鉴戒为主要特色，那么中晚唐史学的主要特色则是资政。众所周知，自唐朝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唐皇朝开始由盛转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上，则是史家们更加重视了史书的资政功能。如中唐政治家兼史学家杜佑，撰述了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体通史——《通典》，公开宣称其撰述旨趣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希望从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中去探寻历史治乱兴衰之理，其史学的经邦致用意识非常强烈。李吉甫则是杜佑之后晚唐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史地家，他面对当时藩镇割据、财政拮据的状况，力倡政治改革，同时撰写了《元和郡县图志》这部史地学著作，希望能起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故而该书的撰述旨趣同于杜佑，也是以经邦治国为宗旨，重视对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的研究，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准备“猝然有急，百万众可具”之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原序》。资政色彩也是很鲜明的。
第一节唐修“五代史”的鉴戒特色
“五代史”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这五部纪传体断代史书的统称。“五代史”的修撰，从撰述动机到史学思想，都表现出了浓厚的鉴戒特色。
一、“五代史”的鉴戒特色是时代政治的要求
公元618年唐皇朝建立，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巩固这一新兴的政权。对此，唐初统治者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之外，也非常重视利用意识形态来为巩固政权服务。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独具的借鉴功能而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关注。
唐朝立国不久，统治者就准备撰写前朝历史，以便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武德四年（621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正式向唐高祖提出撰写前代史的建议。令狐德棻说：“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尤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在此，令狐德棻主要是从保存史料和记录皇室功业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前朝历史的必要性，不过他也明确指出史书撰写的目的是“贻鉴今古”，令狐德棻的建议被唐高祖所采纳。第二年，高祖正式下达《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这篇诏书提出了修史的目的：“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修史的分工：萧禹等修“北魏史”，陈述达等修“北周史”，封德彝等修“隋史”，崔善等修“梁史”，裴矩等修“北齐史”，窦琎等修“陈史”；修史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均见《唐大诏令集》卷81。这次修史尽管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是，唐高祖《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的颁布，不但体现了唐初统治者撰述前代历史的一种恢弘气魄，也充分反映了唐初统治者急需借鉴前朝史事以巩固新兴政权的迫切心情。
唐太宗即位后，贞观君臣深知“以古为镜”的道理，他们常常谈古论今，讨论历史的兴衰成败，特别注重对于隋朝灭亡原因的探讨。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修六代史。史臣们认为魏收和魏澹二家《魏书》已经详备，无需重修。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建议，决定修撰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个朝代的历史。具体分工如下：令狐德棻主修“北周史”、李百药主修“北齐史”、姚思廉主修“梁史”和“陈史”、魏征主修“隋史”，由令狐德棻“总知类会”，担任具体协调和指导工作。《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这次修史，是唐高祖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为了使这次修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就在这一年，唐太宗决定设立史馆，专门从事修史工作，由宰相监修。对此，《旧唐书·职官志二》是这样说的：“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从此以后，这种史馆形式成为历代定制，相袭不变，直至清朝。贞观年间史馆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于修史工作的高度重视，说明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由于唐太宗对修史工作的高度重视，加上修史机构的完善和贞观史臣们的努力，“五代史”的撰写历经7年之久，终于在贞观十年（636年）撰写成功，共成《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北周书》50卷、《隋书》55卷。对于“五代史”的撰写成功，唐太宗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史臣们进行了一番勉励。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存，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关于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认识。他认为秦始皇、隋炀帝的灭亡，与他们对待史学的态度有关，明确表示自己要以史为鉴。这就是说，唐太宗让贞观君臣们撰写“五代史”，就是要通过对近代史事的了解，找寻“前王之得失”，而为当时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所下的《修晋书诏》中再次作了强调，在该诏书中，唐太宗一方面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唐朝重修“晋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往诸家《晋书》的修撰，“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不利于人们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唐大诏令集》卷84。由此可见，作为一代名君，唐太宗对于史学功用的认识是何等的清醒！
二、“五代史”鉴戒特色的具体表现
“五代史”的作者都是目睹隋唐之际历史剧变的史臣，有的还是前朝旧臣，因此，他们不但对过去这段历史非常了解，而且也深深懂得当今统治者诏令他们修史的政治用心，故而都非常重视通过史笔去真实地载录下这段历史，以为当今统治者有所借鉴。在“五代史”中，《隋书》的修撰最具借鉴特点。因为唐朝继隋而建，统治者对于隋朝的灭亡更有深切的感受，也正因此，唐太宗让著名谏官、贞观名臣魏征担任《隋书》的主修，由此可见其重视以隋为鉴思想之一斑。具体来讲，“五代史”的鉴戒特色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重视亡国之论
“五代史”的编纂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重视史论，其中尤以《隋书》的史论和魏征对其他各史的总论最为突出。魏征主修的《隋书》，篇篇纪传都有史论，少则近百字，多则数百字，最长者多达1000余字。“五代史”如此重视史论，是要借此发表作者对于前朝历史兴衰的看法，尤其要借此论议亡国之鉴，以给当朝统治者以历史警示。纵观“五代史”的史论，其亡国之论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历史兴亡在人不在天。历史的兴亡在天还是在人，这是历代史家都需做出回答的问题。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来看，它有一个从重天命到天人并重再到侧重人事的过程，不过，都没有最终否定天命，之所以如此，这是由封建史学二重特性所决定的。“五代史”的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史论对天命论作了一定程度的宣扬。但是，他们确实又继承了一些封建进步史家重人事的思想，并且努力从人事的角度去总结历史兴衰之因，肯定王朝的败亡在人不在天。如《北齐书》就认为北齐的灭亡是北齐的统治者“乱政淫刑”的必然结果，并由此得出结论：“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唐大诏令集》卷81。又如《隋书》在论述隋朝败亡的原因时，则以大量历史事实为证，肯定是隋炀帝推行暴政所致，并引《左传》“吉凶由人，妖不妄作”说：“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隋书·炀帝纪》。
第二，亡国之君亡在失民。自周公以来，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和开明的统治者都对保民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周公就视保民为德政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更是一种警世良言。与这些先贤圣哲一样，“五代史”的作者对于民众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认识。如《北齐书》认为北齐后主之亡，是因为他“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北齐书·后主幼主纪》。齐后主鄙视人民的结果，是最终被人民所唾弃。《梁书》认为南齐的败亡，是末代统治者“掊克聚敛，侵愁细民”《梁书·良吏传序》。所致。《隋书》则指出隋炀帝推行暴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轻视民众、虐待民众。它说：隋炀帝“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其结果是“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隋书》卷70后论。“五代史”肯定民众的重要性，从“民”的角度来探讨亡国之因，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二）强调“水能覆舟”
以上所论亡国之君亡在失民，主要是从统治者立论的，是要强调统治者保民的重要性。这里谈“水能覆舟”，则是从民众角度立论，以前朝的史实为依据，具体揭示“水能覆舟”的道理。《荀子·王制》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曾经被魏征多次引用来劝诫唐太宗，而唐太宗又用这句话来诲谕太子。分见《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和卷4《教戒太子诸王》。由此可见，贞观君臣对于“水能覆舟”的道理是有深刻认识的，反映到“五代史”的撰述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思想，其具体表现，则是通过大量篇幅记载农民起义的情况，以此揭示农民推翻封建皇朝的力量。其中尤以《隋书》最为突出，据统计，在《隋书》55卷中，竟有20卷内容述及农民起义情况，可见其分量之重。从“五代史”的撰述特点来看，一般来说，《北齐书》、《周书》、《梁书》和《陈书》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虽然也很全面，却大多简明扼要，只书事实。如《北齐书》记载卢仲延起义，只说“范阳人卢仲延率河北流人反于阳夏，西兖州民田龙聚众应之”。《北齐书·任延敬传》。而《隋书》记载农民起义，则重视揭示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如写翟让起义，就特意记载了李密以“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之策献于翟让之事《隋书·李密传》。，其实这就将农民因饥荒而起义的原因点出来了。又如《炀帝纪》认为隋末“盗贼蜂起”的原因在于隋炀帝推行暴政，并对暴政的具体表现一一作了揭示。毫无疑问，“五代史”重视记载农民起义的目的，是要借此揭示“水能覆舟”的道理，以为唐初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
（三）突出“以隋为鉴”
前已述及，唐初统治者重视以史为鉴，尤其重视“以隋为鉴”。纵观《隋书》，其“以隋为鉴”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总结亡隋历史教训，重视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它通过对秦和隋这两个大一统却短命的封建皇朝历史的比较，而得出结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隋书》卷70后论。在《隋书》的作者看来，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而秦二世与隋炀帝都以严刑酷法治国，其结果则都被人民起义推翻而成为短命的皇帝。在此，《隋书》揭示了隋朝的灭亡，是因为隋炀帝承继了秦朝的暴政。《隋书》在《炀帝纪》后论中对隋炀帝的暴政作了具体叙述：（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从上所述可知，隋炀帝确实是一个荒淫无度、大兴土木、滥用酷刑、赏罚不公和穷兵黩武的暴君。《隋书》的这段论述，应该说是揭示了隋朝灭亡的真实原因所在。
第二，“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这是《隋书》对于封建吏治所寄予的一种理想。这里所谓“化”，指的是教化。《隋书》说：“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又说：“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隋书·循吏传》。这前一段话出自《循吏传》的序文，后一段话出自该传的后论。它们集中表述的思想，就是“牧人者”如何“化人”。其具体做法一方面要给予民众以人伦教化；另一方面则要清静治民。前者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后者反映了黄老道家的思想。这种儒、道合一的思想，带有一种玄学的味道。不过，《隋书》的这种“化民”主张的提出，显然是吸取了隋朝以暴治天下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同时也是巩固唐初政治统治的一种需要。我们知道，经历隋末大乱之后，唐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要与民休息，养育民力，以使封建经济和生产关系得以尽快恢复，时代需要这种以清静无为为内涵的“化民”思想或主张。具体到对隋朝吏治的论述，《隋书》一方面赞扬循吏，《循吏传》后论称颂这些循吏们“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另一方面则对那些酷吏、贪吏、庸吏则进行鞭挞，并警告这类官吏说：“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希望他们不要过分放肆而不知收敛，落得最后让老母来为自己扫墓的下场，那样就太可悲了。
第二节刘知几的史学理论
刘知几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理论家，所撰《史通》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基本理论框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系统构建。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与史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历史阶段。《史通》蕴含的史学理论是极其丰富的，它包括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等诸多内容。以下着重从史流史体、撰述原则和史家修养三个方面对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作一论述。
一、“六家二体”说
史流史体，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史通》一书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谓“六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刘知几的“六家”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马谈的“六家”论，则是论述学术发展大势，是论学本源流。因此，二者“家”的内涵是不相同的。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不过，关于“二体”的代表著作，《二体》篇有一处说法与《六家》篇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二体》篇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这里的“二体”是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认为二书史体的创立，标志着史书编纂体裁的完备。我们说纪传体是以《史记》为代表还是以《汉书》为代表，其内涵是不同的，《史记》的纪传体是通史纪传，而《汉书》的纪传体是断代纪传。如果综合《史通》一书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历史编纂思想来看，他所说的“二体”，应该是指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因为一方面《二体》篇又说汉代以后的史书编纂是“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确，史书编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和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这里以荀悦《汉纪》为编年体的代表，无改于《左传》编年体的性质；而《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则强调的是断代。另一方面从《史通》关于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评价可知，刘知几是崇尚断代纪传，而不主张通史纪传的做法的。《六家》篇说，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汉书》的断代纪传，“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刘知几的说法，其实也是汉晋史学发展真实情况的一种反映。
当然，刘知几也看到了史之“家”、“体”还存在着一个流变问题，《杂述》篇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刘知几认为，史书之“六家”、“二体”在演变过程中，到了近古，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十流”。刘知几关于史籍的分类，还有正史、杂史之分，他视“六家”、“二体”为正史，而对于近古史书“十流”的出现，他一方面认为这是“斯道渐烦”的表现，将它们归于“杂史”类；另一方面又能用变易的眼光来看待史体的变化，能够将史书之“家”、“类”与“流”相结合来观察史学的演变，这是其通识意识的一种体现。
刘知几提出的“六家二体”说，得到了后代不少学者的认可。如清代学者浦起龙在所著《史通通释举要》中就说：“《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我们认为，刘知几的“六家二体”说，不失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一家言”。第一，刘知几以“六家”、“二体”来总结隋唐以前史书体裁体例，难免过于武断、绝对化，因为这“六家”、“二体”并不能涵盖史体之大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六家”、“二体”确实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主要体裁或流派，这种分类基本上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二，从“六家”到“二体”，从“六家二体”到“十流”，它集中反映了刘知几的历史通识、通变思想。刘知几认为，随着“时移世异”，一些史体会被废弃，而一些新的流派又会产生，《尚书》等四家的废弃和近古“十流”的产生，便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刘知几以“家”论史，其“六家”之论蕴含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认为经史同源。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既是经学之源，“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史通·断限》。又是史学之源，《史记》、《汉书》就是从《尚书》、《春秋》那里发展而来的，“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燕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史通·编次》。刘知几认为，《尚书》家的记言和《春秋》家的系年记事这些古老的史书编写方法，到了司马迁时，已经注意按类区分和记述史书的内容了，正是通过他的“错综成篇，区分类聚”，从而创立了纪传体这种新的史书编纂方法。这里一个“类”字，充分体现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也是经史分途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史学已经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经学并行的学科。毫无疑问，视《尚书》与《春秋》为史家之一流派，这是刘知几的创举，他不但体现了刘知几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而且对后世经史关系理论的深入探讨有着重要影响。
二、“直书”、“曲笔”论
“直书”或“曲笔”，属于史书撰述原则问题。《史通》特列《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和“曲笔”这两个重要范畴，用以区分史家的撰述品格与撰述态度，评判史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首先，史书撰述为何会有“直书”与“曲笔”之分？对此，刘知几首先从社会中去寻找原因。《直书》篇开篇即说：“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这就是说，社会本来就是多样的，社会上的人其邪正、曲直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是小人以邪曲为道，君子以正直为贵罢了。而这反映到史书撰述上，也就由此有了“直书”与“曲笔”之分。换言之，刘知几认为史书撰述之所以有“直书”与“曲笔”之分，是因为社会上本来就有小人与君子之分，因而“直书”与“曲笔”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史家直书与否，还取决于统治者的权势和好恶。也就是说，史家直书与否
3. 隋唐历史简介
公元年至618年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只经历了两个皇帝，38年，这样的时间比之唐朝280多年的历史，总让人们的感到隋朝的地位远不如唐朝。但实际上，隋朝结束了魏晋以来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自秦汉以后的又一大统一的局面，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创立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等都对中国的政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大运河的开挖也为南北的沟通与经济繁荣。隋炀帝通过政治改革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使得关陇旧贵族势力间接造反，最后为唐朝所取代。
公元618年，李渊篡隋自立，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公元626年，秦王 李世民发动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退位，李世民做了皇帝，年号贞观。唐太宗汲取隋亡的教训，他勤于政事，要大臣廉洁奉公，政府轻徭薄赋，鼓励生产。他在位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的儿子高宗在位时多病，皇后武则天替他处理政事，逐渐掌了大权。高宗去世几年后，武则天临朝称制。
武则天于公元690年废黜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唐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经常让大臣举荐人才。她统治时期，也有一些弊政，但当代史学家郭沫若称赞她的统治说：“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公元705年，她被迫退位。这以后唐朝政局再度动荡不堪，直到唐玄宗时，才又安定下来。唐玄宗李隆基，又称唐明皇，是武则天的孙子，公元712年即位称帝。他有作为，任用熟悉吏治、富于改革精神的姚崇、宋璨为相，励精图治。他统治的前期，政治较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现象。此时期年号叫“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据史料记载，唐朝农业大发展，正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唐朝的手工业也兴盛起来。如丝绸纺织业，还有闻名于世的唐三彩陶器等。
唐朝经过290年的统治，由盛到衰。公元755年，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公元907年，朱温灭唐自立，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期间中原地区接连出现五个朝代，即梁、唐、晋、汉、周，合称五代。环绕中原地区，主要建立在南方的十个政权，合称十国。直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国家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
隋唐时期，我国边疆各族发展较快，呈现“和同为一家”的和睦局面。7世纪前期，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几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这对加强唐蕃友好和发展边疆经济文化起了重要作用。隋唐时期与外域的贸易往来已有很大发展，隋朝时同十几个国家往来，到唐朝，发展到70多个国家。唐政府鼓励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那时，唐朝在世界享有很高声望。
隋唐时期，经济的全面繁荣发达昌盛，人们思想解放，充满自信，文学艺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高峰期。有光耀千古的文坛，最突出的是诗歌；有五彩缤纷的艺术，书法和绘画成就辉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这些艺术珍品，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熠熠生辉。
4. 简述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的激荡，终至推出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时代。
1、“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
隋朝尽管“二世而亡”，但毕竟结束了近400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促使了南北思想文化的最大交融。
继之而起的唐朝，尤其是在李世民统治时期，他在吸取隋朝 “二世而亡”教训的基础上，在实施“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他“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实”的治国理念的指导下，实施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致使有唐一代，其文化政策都较之以往更为“开明”和“宽松”：
1）追尊孔子为“先圣”，追尊其父李渊为“先师”，增建各级各类官学。唐代的官学最后定格为“六学”或“六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直属于“国子监”而统辖于礼部。“国子监”设“祭酒”一职总管其务，其职权相当于今日的教育部长。中央旁系的学校，一为“弘文馆”，二为“崇文馆”，三为“崇玄学”，四为“医学”，五为“小学”。与前代相比，唐代学制有三大特点：一是专业教育开始确立。唐朝设立的医学、算学、天文学等专业学校，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实科专业学校。欧洲到了17、18世纪，方才办起了这类实科专业学校。二是将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而为一。如“弘文”、“崇文”两馆就兼任了研究和行政的职责，而太医署、司天台、太仆署、太乐署虽然是行政机关，但却兼有研究所和学校的功用。三是地方学校深入到了基层，有了“里学”的设置。
2）设馆修史，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唐代这种以重臣统领、聚众之力来统一修撰前朝历史的制度，其实质是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统一史学，把握修史大权，并藉此来显示本朝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由于是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修撰历史，所以造成了唐代史学的繁盛：“唐修八史”，一个王朝修撰如此数量的“正史”，可谓前无古人；正是有如此数量的“正史”可供比较，史学评论专著《史通》才得以首开“史评类”著作的门扉；此外，典章制度通史《通典》，政治史著作《贞观政要》和历史地理学著作《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图志》，更为唐代繁荣的史坛增添了旷世奇葩。
3）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罕见的英主李世民和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都积极提倡、鼓励文艺创作道路的多样性，一方面他们强调文学艺术“经邦纬俗”的社会功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依然提倡“纯文学”、“纯艺术”的发展。唐太宗论文学，盛赞陆机“文藻宏丽”；论书法，“心慕手追”王右军；论音乐，呼应嵇康之论，认为“声无哀乐”，“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贞观政要·礼乐》）。魏征对沈约、江淹的文学成就多有肯定：“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隋书·文学传序》）。
4）在宗教政策上，奉行“三教并行”，鼓励“三教”自由辩论。例如：德宗贞元年间，儒、道、佛三家大论辩于麟德殿：“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新唐书·徐岱传》）。既而又在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儒、道、佛三家又在御前论辩，其情形载入了白居易的《三教论衡》。
5）发展并完善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是隋祚短暂，一个刚刚萌生的新的选官制度需要后继的王朝来继承、发展和完善。唐代统治者按照“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并使之日臻完善。
唐代科举制分为制科和常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科目分为明经、进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制科则是根据形势需要由皇帝颁布诏令临时设置的科目。
在常科考试中，由于进士科的录取率通常只有1－2％，而明经科的录取率则高达10－20％，因此遂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由于“进士”科的难度大，因而进士科在“科举”中的的地位就迅速上升，进士科及第者还没有经过吏部复试铨选的人就被人们视为“白衣卿相”。鉴于唐代的莘莘学子都热衷于考“进士科”，因而狭义的科举制就是考进士科，进士科的确立也就意味着科举制的确立，因此后来才有把参加科举考试称之为“考进士”之说。
唐代的常科来源有二：一是生徒（中央官学和州县官学的学生），二是乡贡（经过州县审查合格的在民间私学学习成才和自学成才的青年）。常科一般经过两道考试：解试和省试。解试是州一级举行的考试，合格者就可推举到京参加省试，故称之为举人（唐代的“举人”不同于明清时期的“举人”：唐代的举人，指的是各地推荐入京考试的人；明清举人，是经过“乡试”后录取的的人。唐代推荐入京考试的人有二类：一是通过“解试”去参加“省试”的人，一是通过荐举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另外，地方政府推荐到中央直接任官的人也可称之为“举人”。这几类人，可统称之为“贡举之人”或“贡举人”）；省试是由礼部组织举行考试，考试合格者还不能直接授官，必须经过吏部的复试铨选，方能授官。（唐代的“进士”，指的是参加“省试”中的“进士科”的合格者，与明清时期的“进士”是不同的）。省试由礼部主持。但在武则天时期省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殿试”，主要是进行“策问”。
制科考试通常由皇帝主持，考试合格者即可授官。
科举考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把“自由投考”和“一切以考试成绩为去取”作为选拔官员的“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的进步意义在于，淡化了应举者个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淡化了应举者个人与相关社会背景的关系，突出了应举者个人的才能（至少是文化才能），体现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地主阶级的全体成员乃至部分农民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均等机会，使得政治权力不致于成为少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垄断的专利，为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和社会分层注入了一定的活力。这诚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盛行考试，已有千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殚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为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邓嗣宇：《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出版，第332页。）
2、“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有唐一代历朝的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奉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宗教文化政策；增建各级各类官学，发展、完善了科举制；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采摭吸收；以博大的胸襟来采摭吸收外来文化；鼓励文艺创作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开明”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充分显示了唐王朝“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这种“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所言：“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转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第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4年版）
1）胡气氤氲
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直接标示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已经告一段落——“胡”民族瓦解了，吸纳了胡人的汉族也变更了“面貌”。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释放。
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首先表现在唐代的诗歌上。例如李白的“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大有胡人强梁的气概；崔颢的“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复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还”，其中奔涌的猛气英风与胡风的豪爽勇武也颇为一致；王维的“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无疑蕴含了劲健豪爽的胡风。
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其次表现在“大有胡气”的唐人风俗上。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多有夫妻各自婚外偷情、“不相禁忌”的故事；李唐皇室的“乱伦”之举，也屡见不鲜；唐代妇女颇多“”妒悍，“怕妇也是大好”竟然成为了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人的女性审美观也因胡风侵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尚纤瘦变为了尚健硕丰腴。这一切诚如《朱子语类》所言：“唐源流盖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2）外域撷（xie）英
唐文化不仅肆无忌惮地吸收胡文化，而且还如“长鲸吸百川”似的吸收外域文化。是时涌入中国的外域文化有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西亚世界的袄教、景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公元6－8世纪的唐都长安，就成为了中外文化会聚的中心：唐朝的鸿胪寺接待了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多率领颇具规模的使团，造成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接纳了多达3万余人的外国留学生；来自西亚、中亚的商人在长安遍设酒店和珠宝店；长安贵族家中有所谓“昆仑奴”的仆人，他们大多是经由波斯、大食转辗而来的黑人奴隶；来自南亚和日本的僧人也多会聚长安；中亚乐舞艺人与天竺杂技、魔术艺人在长安各阶层中也大为活跃。
在唐代诸多的文化载体上，都镌刻着“外域撷英”的浓重痕迹：
乾陵的“天马”的两翼上刻有缠枝卷叶的忍冬花纹，它仿佛有着希腊、波斯的文化基因；长足奔驰的鸵鸟雕塑，所描摹的“鸵鸟”就来自中亚，它显然是外交活动的象征；长安居民喜好的忍冬花纹镜和海马葡萄纹镜是典型的中亚、西亚的图案；流行于长安宫廷和贵族住宅的高层饮水设施是对拜占庭楼房建筑设施的学习；由西域高僧引入的佛教音乐在长安、洛阳等地备受各阶层俗众的欢迎，“听者填咽寺舍”、“士女观听，掷钱如雨”等记载就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
广泛地对“外域撷英”的唐文化，还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改造：
到了唐代，中国化的南亚佛教教义不仅完成了其全面中国化进程，而且佛教的造像艺术和佛教音乐也全面中国化：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的塑像，虽大有秀骨清相的六朝名士风度，但其额宽鼻隆、眉眼细长和头发卷曲以及上身袒露，却显示了浓厚的印度艺术风貌；但是到了唐朝，这些大佛都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典雅丰腴，目光安详，神情含蓄，表现了“善塑性、不善佛性”的中国气派。佛塔的建筑造像，也被中国人加以理性的改造，充满宗教意味的“半球形状”被改变成了“方形阁楼”式。西来大唐的佛教音乐，不仅越来越“知时众”，而且也越来越“中国化”，以至于不少佛曲都改为汉名，例如《龟兹佛曲》改名为《金华洞真》，最终以中国化的面目展现于大唐的音乐舞台。
正因为大唐文化对外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采撷、吸收和改造，因此日本学者井上清言道：“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井上清：《日本历史》，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下册》第460页）
3、多种宗教并行发展
在宗教政策上，唐太宗奉行“三教并举”的政策，不仅使得儒、释、道“三教”相互包容，并行发展，而且使得其他宗教也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外来的新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这些外来的新宗教都相继传入中国并得到了自由的发展。
1）佛教兴旺
有唐一代，佛教宗派迭起：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这是其一；有唐一代，在取经和佛经翻译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其二。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八宗。在唐代中叶以后，禅宗逐渐成为了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禅宗初祖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发扬光大。在五祖弘忍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禅宗为神秀所创，主张“渐悟成佛”；南派禅宗为慧能所创，主张“顿悟成佛”。安史之乱后，南派禅宗取得了禅宗正统地位。南派禅宗的教义主要反映在惠能弟子们整理的《坛经》里，其基本内容是：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自修自悟，“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主张“顿悟”，即“一悟即至佛地”。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东土佛教。
佛教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已经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因为此时的佛教，不仅在佛理上是中国式的，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中国式的。印度佛教是以出世和个人解脱为价值取向，而中国佛教则是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禅宗六祖慧能以一派宗主的身份，竟然提出了“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的命题，认为“佛法在世间，离世无佛法”。可见，在佛教的偈语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经世——入世”的中国文化性格。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是一种佛性理论，即把佛性心性化。如果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
中国化佛教给中国文化以强大的影响。这种强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化佛教对后世的宋明理学以巨大影响。唐朝是佛教中国化时期，唐代中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后，两派的教理均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巨大影响。程朱理学的“主诚有诫”、“格物致知”和北派禅宗的“渐悟成佛”对恰好相通；陆九渊、王阳明的“万物皆备于我”、“心即理也”和南派禅宗的“顿悟成佛”恰好一脉相承。故唐代佛教的哲理，对中国以后的思想学说，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化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巨大影响。自佛教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就受到了佛气的氤氲。佛经的翻译，使中国语言系统注入了大量的外来语（例如：“生老病死、宿命、清凉、一瓣心香、昙花一现、聚沙成塔、慧眼、横死”等“词语”都源自于“佛经”）；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山水诗到唐诗、宋词，无一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诗人的“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灵犀相通（汤显祖云：“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中国古代的小说，与佛经变文也有不少相通之处。
第三，中国化佛教对中国古代音乐美术以巨大影响。魏晋时期的音乐家，大多为祖籍“西域”的高僧；唐代长安流行的龟兹乐舞，不可避免地染有“天竺风”；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和“绘画”艺术，沿着“玄奘西行”的路线渐次在中原地区“莲花初放”，壁画和石窟造像至今依然是绘画雕塑的精品，也是印度造像艺术中国化的结晶。
2）伊斯兰教入华
伊斯兰教入华，大约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传入长安、广州等地。两宋时期，穆斯林继续来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多为商人。元帝国建立后，由于欧亚大陆通道的开通，使得中国西部、西北部的边境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伊朗、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大规模来华，则是来华的多为随军征战的士兵和工匠，他们多数未带家眷，来华后随地择偶，与华人通婚、融合者剧增。是时穆斯林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元代穆斯林的地位颇为优越，在政治地位上，几与蒙古人相若。如此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来华。这些穆斯林与华人生活、居住在一起，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沁润着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的回回民族。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又有了较大发展。
3）景教入华
大约在盛唐之初，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景教，开始传入中国。公元9世纪，由于唐武宗大肆毁佛，景教也遭遇了被毁的命运。
世界三大宗教的传入过程，是古印度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过程；在这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交流历程中，已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人群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渗入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了多元共存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传入这些地区后，都得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充当其工具，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更多地带有若干非宗教的因素。三大宗教毕竟是一种异域文化载体，它们的传入，削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本土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单一的、封闭的文化格局向多元的、开方的文化结构转变。
5. 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是什么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的激荡，终至推出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时代。
1、“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
隋朝尽管“二世而亡”，但毕竟结束了近400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促使了南北思想文化的最大交融。
继之而起的唐朝，尤其是在李世民统治时期，他在吸取隋朝 “二世而亡”教训的基础上，在实施“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他“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实”的治国理念的指导下，实施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致使有唐一代，其文化政策都较之以往更为“开明”和“宽松”：
1）追尊孔子为“先圣”，追尊其父李渊为“先师”，增建各级各类官学。唐代的官学最后定格为“六学”或“六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直属于“国子监”而统辖于礼部。“国子监”设“祭酒”一职总管其务，其职权相当于今日的教育部长。中央旁系的学校，一为“弘文馆”，二为“崇文馆”，三为“崇玄学”，四为“医学”，五为“小学”。与前代相比，唐代学制有三大特点：一是专业教育开始确立。唐朝设立的医学、算学、天文学等专业学校，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实科专业学校。欧洲到了17、18世纪，方才办起了这类实科专业学校。二是将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而为一。如“弘文”、“崇文”两馆就兼任了研究和行政的职责，而太医署、司天台、太仆署、太乐署虽然是行政机关，但却兼有研究所和学校的功用。三是地方学校深入到了基层，有了“里学”的设置。
2）设馆修史，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唐代这种以重臣统领、聚众之力来统一修撰前朝历史的制度，其实质是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统一史学，把握修史大权，并藉此来显示本朝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由于是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修撰历史，所以造成了唐代史学的繁盛：“唐修八史”，一个王朝修撰如此数量的“正史”，可谓前无古人；正是有如此数量的“正史”可供比较，史学评论专著《史通》才得以首开“史评类”著作的门扉；此外，典章制度通史《通典》，政治史著作《贞观政要》和历史地理学著作《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图志》，更为唐代繁荣的史坛增添了旷世奇葩。
3）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罕见的英主李世民和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都积极提倡、鼓励文艺创作道路的多样性，一方面他们强调文学艺术“经邦纬俗”的社会功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依然提倡“纯文学”、“纯艺术”的发展。唐太宗论文学，盛赞陆机“文藻宏丽”；论书法，“心慕手追”王右军；论音乐，呼应嵇康之论，认为“声无哀乐”，“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贞观政要·礼乐》）。魏征对沈约、江淹的文学成就多有肯定：“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隋书·文学传序》）。
4）在宗教政策上，奉行“三教并行”，鼓励“三教”自由辩论。例如：德宗贞元年间，儒、道、佛三家大论辩于麟德殿：“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新唐书·徐岱传》）。既而又在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儒、道、佛三家又在御前论辩，其情形载入了白居易的《三教论衡》。
5）发展并完善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是隋祚短暂，一个刚刚萌生的新的选官制度需要后继的王朝来继承、发展和完善。唐代统治者按照“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并使之日臻完善。
唐代科举制分为制科和常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科目分为明经、进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制科则是根据形势需要由皇帝颁布诏令临时设置的科目。
在常科考试中，由于进士科的录取率通常只有1－2％，而明经科的录取率则高达10－20％，因此遂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由于“进士”科的难度大，因而进士科在“科举”中的的地位就迅速上升，进士科及第者还没有经过吏部复试铨选的人就被人们视为“白衣卿相”。鉴于唐代的莘莘学子都热衷于考“进士科”，因而狭义的科举制就是考进士科，进士科的确立也就意味着科举制的确立，因此后来才有把参加科举考试称之为“考进士”之说。
唐代的常科来源有二：一是生徒（中央官学和州县官学的学生），二是乡贡（经过州县审查合格的在民间私学学习成才和自学成才的青年）。常科一般经过两道考试：解试和省试。解试是州一级举行的考试，合格者就可推举到京参加省试，故称之为举人（唐代的“举人”不同于明清时期的“举人”：唐代的举人，指的是各地推荐入京考试的人；明清举人，是经过“乡试”后录取的的人。唐代推荐入京考试的人有二类：一是通过“解试”去参加“省试”的人，一是通过荐举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另外，地方政府推荐到中央直接任官的人也可称之为“举人”。这几类人，可统称之为“贡举之人”或“贡举人”）；省试是由礼部组织举行考试，考试合格者还不能直接授官，必须经过吏部的复试铨选，方能授官。（唐代的“进士”，指的是参加“省试”中的“进士科”的合格者，与明清时期的“进士”是不同的）。省试由礼部主持。但在武则天时期省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殿试”，主要是进行“策问”。
制科考试通常由皇帝主持，考试合格者即可授官。
科举考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把“自由投考”和“一切以考试成绩为去取”作为选拔官员的“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的进步意义在于，淡化了应举者个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淡化了应举者个人与相关社会背景的关系，突出了应举者个人的才能（至少是文化才能），体现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地主阶级的全体成员乃至部分农民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均等机会，使得政治权力不致于成为少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垄断的专利，为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和社会分层注入了一定的活力。这诚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盛行考试，已有千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殚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为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邓嗣宇：《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出版，第332页。）
2、“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有唐一代历朝的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奉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宗教文化政策；增建各级各类官学，发展、完善了科举制；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采摭吸收；以博大的胸襟来采摭吸收外来文化；鼓励文艺创作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开明”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充分显示了唐王朝“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这种“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所言：“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转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第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4年版）
1）胡气氤氲
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直接标示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已经告一段落——“胡”民族瓦解了，吸纳了胡人的汉族也变更了“面貌”。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释放。
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首先表现在唐代的诗歌上。例如李白的“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大有胡人强梁的气概；崔颢的“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复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还”，其中奔涌的猛气英风与胡风的豪爽勇武也颇为一致；王维的“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无疑蕴含了劲健豪爽的胡风。
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其次表现在“大有胡气”的唐人风俗上。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多有夫妻各自婚外偷情、“不相禁忌”的故事；李唐皇室的“乱伦”之举，也屡见不鲜；唐代妇女颇多“”妒悍，“怕妇也是大好”竟然成为了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人的女性审美观也因胡风侵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尚纤瘦变为了尚健硕丰腴。这一切诚如《朱子语类》所言：“唐源流盖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2）外域撷（xie）英
唐文化不仅肆无忌惮地吸收胡文化，而且还如“长鲸吸百川”似的吸收外域文化。是时涌入中国的外域文化有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西亚世界的袄教、景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公元6－8世纪的唐都长安，就成为了中外文化会聚的中心：唐朝的鸿胪寺接待了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多率领颇具规模的使团，造成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接纳了多达3万余人的外国留学生；来自西亚、中亚的商人在长安遍设酒店和珠宝店；长安贵族家中有所谓“昆仑奴”的仆人，他们大多是经由波斯、大食转辗而来的黑人奴隶；来自南亚和日本的僧人也多会聚长安；中亚乐舞艺人与天竺杂技、魔术艺人在长安各阶层中也大为活跃。
在唐代诸多的文化载体上，都镌刻着“外域撷英”的浓重痕迹：
乾陵的“天马”的两翼上刻有缠枝卷叶的忍冬花纹，它仿佛有着希腊、波斯的文化基因；长足奔驰的鸵鸟雕塑，所描摹的“鸵鸟”就来自中亚，它显然是外交活动的象征；长安居民喜好的忍冬花纹镜和海马葡萄纹镜是典型的中亚、西亚的图案；流行于长安宫廷和贵族住宅的高层饮水设施是对拜占庭楼房建筑设施的学习；由西域高僧引入的佛教音乐在长安、洛阳等地备受各阶层俗众的欢迎，“听者填咽寺舍”、“士女观听，掷钱如雨”等记载就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
广泛地对“外域撷英”的唐文化，还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改造：
到了唐代，中国化的南亚佛教教义不仅完成了其全面中国化进程，而且佛教的造像艺术和佛教音乐也全面中国化：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的塑像，虽大有秀骨清相的六朝名士风度，但其额宽鼻隆、眉眼细长和头发卷曲以及上身袒露，却显示了浓厚的印度艺术风貌；但是到了唐朝，这些大佛都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典雅丰腴，目光安详，神情含蓄，表现了“善塑性、不善佛性”的中国气派。佛塔的建筑造像，也被中国人加以理性的改造，充满宗教意味的“半球形状”被改变成了“方形阁楼”式。西来大唐的佛教音乐，不仅越来越“知时众”，而且也越来越“中国化”，以至于不少佛曲都改为汉名，例如《龟兹佛曲》改名为《金华洞真》，最终以中国化的面目展现于大唐的音乐舞台。
正因为大唐文化对外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采撷、吸收和改造，因此日本学者井上清言道：“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井上清：《日本历史》，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下册》第460页）
3、多种宗教并行发展
在宗教政策上，唐太宗奉行“三教并举”的政策，不仅使得儒、释、道“三教”相互包容，并行发展，而且使得其他宗教也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外来的新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这些外来的新宗教都相继传入中国并得到了自由的发展。
1）佛教兴旺
有唐一代，佛教宗派迭起：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这是其一；有唐一代，在取经和佛经翻译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其二。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八宗。在唐代中叶以后，禅宗逐渐成为了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禅宗初祖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发扬光大。在五祖弘忍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禅宗为神秀所创，主张“渐悟成佛”；南派禅宗为慧能所创，主张“顿悟成佛”。安史之乱后，南派禅宗取得了禅宗正统地位。南派禅宗的教义主要反映在惠能弟子们整理的《坛经》里，其基本内容是：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自修自悟，“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主张“顿悟”，即“一悟即至佛地”。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东土佛教。
佛教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已经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因为此时的佛教，不仅在佛理上是中国式的，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中国式的。印度佛教是以出世和个人解脱为价值取向，而中国佛教则是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禅宗六祖慧能以一派宗主的身份，竟然提出了“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的命题，认为“佛法在世间，离世无佛法”。可见，在佛教的偈语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经世——入世”的中国文化性格。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是一种佛性理论，即把佛性心性化。如果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
中国化佛教给中国文化以强大的影响。这种强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化佛教对后世的宋明理学以巨大影响。唐朝是佛教中国化时期，唐代中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后，两派的教理均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巨大影响。程朱理学的“主诚有诫”、“格物致知”和北派禅宗的“渐悟成佛”对恰好相通；陆九渊、王阳明的“万物皆备于我”、“心即理也”和南派禅宗的“顿悟成佛”恰好一脉相承。故唐代佛教的哲理，对中国以后的思想学说，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化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巨大影响。自佛教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就受到了佛气的氤氲。佛经的翻译，使中国语言系统注入了大量的外来语（例如：“生老病死、宿命、清凉、一瓣心香、昙花一现、聚沙成塔、慧眼、横死”等“词语”都源自于“佛经”）；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山水诗到唐诗、宋词，无一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诗人的“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灵犀相通（汤显祖云：“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中国古代的小说，与佛经变文也有不少相通之处。
第三，中国化佛教对中国古代音乐美术以巨大影响。魏晋时期的音乐家，大多为祖籍“西域”的高僧；唐代长安流行的龟兹乐舞，不可避免地染有“天竺风”；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和“绘画”艺术，沿着“玄奘西行”的路线渐次在中原地区“莲花初放”，壁画和石窟造像至今依然是绘画雕塑的精品，也是印度造像艺术中国化的结晶。
2）伊斯兰教入华
伊斯兰教入华，大约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传入长安、广州等地。两宋时期，穆斯林继续来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多为商人。元帝国建立后，由于欧亚大陆通道的开通，使得中国西部、西北部的边境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伊朗、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大规模来华，则是来华的多为随军征战的士兵和工匠，他们多数未带家眷，来华后随地择偶，与华人通婚、融合者剧增。是时穆斯林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元代穆斯林的地位颇为优越，在政治地位上，几与蒙古人相若。如此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来华。这些穆斯林与华人生活、居住在一起，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沁润着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的回回民族。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又有了较大发展。
3）景教入华
大约在盛唐之初，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景教，开始传入中国。公元9世纪，由于唐武宗大肆毁佛，景教也遭遇了被毁的命运。
世界三大宗教的传入过程，是古印度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过程；在这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交流历程中，已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人群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渗入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了多元共存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传入这些地区后，都得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充当其工具，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更多地带有若干非宗教的因素。三大宗教毕竟是一种异域文化载体，它们的传入，削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本土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单一的、封闭的文化格局向多元的、开方的文化结构转变。
6. 唐朝时期的历史背景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二十一位皇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今西安）称帝建立唐朝 。626年，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其后唐高宗承贞观之遗风开创永徽之治，之后武则天一度以周代唐，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经济繁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 天宝末，全国人口达八千万上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历经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后国势复振，末期爆发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
唐朝是版图最大的中原王朝，亦是唯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唐代国土在西部及北部皆超出现代中国疆界范围。唐朝自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后，天子被塞北各族尊为天可汗，并借由羁縻制度控制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等民族，还征调漠北地区的突厥士兵攻打西突厥、高句丽，且让南诏、新罗、渤海国、日本等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政治体制。
唐代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点，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颜筋柳骨的颜真卿、柳公权，画圣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等。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 。
唐朝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7. 隋唐时期历史简介是什么
如果你想看的是正史的话，不妨读读说唐，隋唐史等历史书籍如果不是的话，不妨你看一下关于隋唐类的穿越小说，架空历史类的的，这类小说以隋唐英雄割据为背景，通俗的写法来展现那一段壮阔的历史，读起来也不是很枯燥。还有强烈推荐你看一下隋唐英雄传这部连续剧，里边的秦叔宝，罗成，李元霸，宇文成都演的非常不错下边是我推荐的一些书：《说唐全传》《兴唐传》《混唐后传》《大唐双龙传》《隋唐英雄志》 《英雄凯歌》 《程咬金与秦叔宝》 《逆唐》《调教初唐》《大唐》《残唐重生李世民》 《梦回大唐》 隋唐历史概述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发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超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 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发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发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发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发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发展就更显得迅速，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
8. 隋唐时期产生的背景，及特点其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原统一的时期
9. 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的背景（原因）有哪些
主观上，统治者抄推行开明袭兼容的文化政策。
客观上，1.政治开明
2.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进步
3.与外族文化交流
4.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对更高深的文化艺术的需求。
5.商业城市的繁荣
6.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传统文化
7.农业文明的进步
10. 隋朝成立的历史背景
北周虽然灭北齐后国力兴盛，但是北周宣帝奢侈浮华，沉湎酒色，回政治腐败，还同时拥有五位皇答后 。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大象二年（580年）6月8日北周宣帝病死，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为总知中外兵马事，扶持年幼的北周静帝宇文阐，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与益州总管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联合叛变反抗杨坚。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王谊与高颎等人平定。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登基为帝，即隋文帝，建国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北周覆亡。
隋朝（581年－618年，一说619年或630年）是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大一统王朝，因唐朝与隋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一脉相承，故史学家常将两朝合称为隋唐。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即隋文帝，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北周覆亡。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过度消耗国力，最后引发了隋末民变和贵族叛变。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619年王世充废隋哀帝，隋朝灭亡，享国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