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危机

❶ 历史上几次中国传统文化危机

出现在外族入侵时，大的有8次.
1.犬戎入侵导致西周灭亡，东周迁都，传统文化第内一次危机。
2.战国时容东胡，林胡，匈奴虎视中原。
3.西汉初期匈奴入侵。
4.东晋五胡乱华。
5.隋唐突厥，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侵扰。
6.宋时辽，金，西夏，蒙古的对立。
7.明初蒙古残部的入侵。
8.近代西方国家的侵略。
欲再详细可追问！

❷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原因。

1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西方的文化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而另一方面，我们盲目接受西方文化，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陷入与西方文化冲突的危机中，进而导致我们遗失了一些传统文化。

在近代的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文化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威胁。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已经无法延续历史上一向以自我为主体来包容、吸纳的文化发展模式，中国不得不去学习西方的文化。到19世纪60年 代 ，西 方 列 国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大，洋务派兴起了一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想活动，曾经认为西学是“歪风邪气”，而现在认为它是能够强国的知识，因为这次的冲击，中国开始了解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开启了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以胡适与陈序经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论”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应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反叛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时代的选择，造成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断裂了。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些传统文化重新登上了舞台，比如提 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

从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到现在的生活中，我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看好莱坞大片，喝可乐、吃汉堡，庆祝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崇尚西方科技等，而中国的重阳、七夕等却受到了冷落。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医院医疗器材、工厂的机械设备、国外的衣着风格等，我们在享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不应该忘本，而是做到兼容并蓄。

2 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成为全国各项事业的重心，如此单一的发展经济，导致我们相对地忽视了保护和延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确立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出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实情结合起来，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动乱”时 期，教条主义照搬照抄毛泽东思想 ，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把西方的先进文化一律定义为资产阶级，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律定义为封建迷信来加以批判，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文化生活只剩下了标语、口号等“红色”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传统艺术，书法艺术所呈现的美感和技法，无不体现出了古人的智慧与汉字文化的精髓。同时我国的书法受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喜爱，目前日本的书法从普及率、书法成就、装裱质量等都慢慢地超过了书法艺术的鼻祖——中国。在日本，五六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人学习书法，全日本大约有100万左右的人能称得上书法家、能独自办个展和出作品集[1]。虽说现在电脑普及，但是日本仍然继承着书法的传统，大臣们在签署国家文书或是在正式的场合签名，基本上都是用毛笔，因为他们认为用毛笔签字，是个人素养的重要展现方式。而且每到元旦，日本的男女老少要到寺院和神社写毛笔字，写完之后合掌朗诵，最后供奉到殿堂上，才算了却一年开头的心愿。书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视，也是日本得以传承书法艺术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中小学都有开设书法课，除此之外，日本还开设了许多书法兴趣班，给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培养兴趣的机会。由此可见，脱离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就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3 现代化的发展，使人们走向了富裕的道路，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观的下降，并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早在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了“仁”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关切和尊重，佛教所提出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思想也体现出了人道观念，他与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有一致之处。道家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人的活动应该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这些学派其实是在提倡天人合一的理念来达到自然和人的平衡。但是近年来新闻不断暴露出了各种丑恶现象，贪官腐败的不良风气也在滋长蔓延。其次是人们贪婪的向自然界索取，导致空气、水等生存必需品遭到污染和破坏。无良商贩乱用化学添加剂，食品安全成了隐患，我们的生存环境也遭到威胁。我们做任何事不能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要考虑全局，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理应牢记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道德。

❸ 关于中国的文化危机材料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这个判断。针对以上的四个标志，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儒者团体，即以传承儒家的文化范式（礼、文、仁、德、《春秋》等）为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请注意，传承文化道统的生命实践与对某个文化形态感兴趣、做研究、有好感、偶一实践等等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道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对世界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或准宗教中只有一些相当古老的，比如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才完全消失了。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就像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明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其中尽管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儒家团体与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联系过密，但由此还是可见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摧毁达到了何等惨烈的地步。
其次，以我的观察，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相比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渐低下。现代的西式教育体制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农村，村民子女受教育的水准远不如城里，而且一旦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就多半要进入工业和城市而不复回返。农村实际上成了贫乏与落后之处，摆脱贫困要靠城里人，靠“希望工程”，靠脱胎换骨不再做农民。当然，有的调查显示现在农村中的家族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是，由于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压制，这种结构要昼伏夜出，得不到有益的引导和调节。而且，由于大环境的恶化，比如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比如秀才、举人）的消失，或农村的宏观有机结构的衰败，这种家族结构也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至于城里人的生存结构，是逐渐趋向无机化，不仅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结构也正受到自愿无子女家庭、离婚、同居而不结婚、以及快乐的单身汉等生存方式的损害。当代的中国人对人伦孝悌的看法与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淡化冷漠，转而注重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功利及发展。无人伦含义的“单位”、“机关”、“公司”成了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中国教育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规范与灵活掌握的冲突，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以及语文教学和不少非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伪科学现象——背后，确实有民族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消亡所带来的恶果。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新东方学校”实际上是“朝西方学校”，培训“托福”、“GRE”之处年年人满为患。出国留学者，类似于农村子弟到城市上学不归，滞留他国而为他人效力者是大多数。至于寻职创业，也很少带有传统文化的动机和内涵的，做官、赚钱、出名在主宰一切。人在面对挫折、死亡时，的确，儒、道、佛似乎还能提供某种帮助，但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宗教的影响不断扩大。
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书》、《十三经》等经典中。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不含标点、竖排的繁体文本），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以“戏说”的方式闪现在历史小说之中。呜呼哀哉！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留过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使用西文之后，偶一读到中文、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要罪过。
此外，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可看作是一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我们现在都过什么节呢？从春季开始，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或边缘化了元宵节、端午节、七七牛郎织女‘乞巧’节、重阳登高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腊八节等等，只留下一个春节，但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也被禁“哑”了，与西方人庆祝圣诞节的丰富、深入、隆重、神圣化相比，我们的春节已经被剥得相当光秃了。除夕夜里只有电视屏幕上的“联欢晚会”，而[在文革中]没有了或[现在]很少见传统的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那些天人合一的民俗和礼节。而没有了这些能让孩子快乐、让青年纯朴、让成人充实、让老人得安慰的礼俗，和那充满喜庆与驱邪的文化功能的炮仗声，春节还有多少“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春意呢？以放炮仗伤人、引火为由来禁止放炮仗，而不是想办法趋利避害地引导，这样的政府行为中暗含着自觉与不自觉的文化歧视。吸烟每年致死者和引发火灾者、游泳淹死者、车祸撞死者……比短暂的放炮仗烟火造成的损伤要多得多，为何不禁？难道维系传统文化的习俗就“无用”吗？就可欺吗？除此之外，我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等等身体的、材料的和思想的语言又哪一个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化了呢？孩子们玩的玩具、青年人看的电影、成年人的舞会、老年人的黄昏恋，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由此可见，四个标志现象中，儒家文化或者完全缺席，或者气息奄奄；总合起来，它们指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历史的教训是，一场像“文革”这样的反文化灾难发生后，强势文化（这在现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盛行者）如过火的林地，反弹恢复得比以前还要更兴旺；而弱势文化和高雅文化则往往一蹶而不振。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家的文化，乃至总体的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黄河水中流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血，而现今的时代潮流冲走的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曾被完全政治化的问题，现在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越来越浓重悲凉的文化含义。

❹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怎么样

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化史”。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从北洋政权到南京政府再到人民共和国，进步作为时代的核心词汇，始终是执政者和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像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说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狂飙下，任何人对传统抱有持续的温情和敬意，都有可能被作为“反面教材”，冠以“落后”、“保守”之名，成为“先进”者大加挞伐的对象。 美籍华人历史学者周明之的近作《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是一部研究保守主义者的重量级著作。他以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四人为个案，通过他们的日记、诗作和遗文等资料，对几位遗老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复杂面相。详实的史事叙述，以及对他们心理和精神的深入分析，使作为保守主义群体的晚清遗老的思想脉络清晰的呈现出来。 梁济、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的样板意义在于，他们都是纯正的汉人（梁济的先祖是蒙古族），却毕生钟情于满人“异族”政权。民国以共和政体取代清朝，也和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改朝换代迥异，而“保守”如四人者却至死对清朝念兹在兹。除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虽宣称自己自杀虽是忠于清朝，却也是“忠于世界”以外《梁巨川遗书》（华师大，2008），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毕生蓄辫明志，罗振玉和郑孝胥两人甘冒“汉奸”之名，和日本人合作，成立伪“满洲国”，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对民国和新文化的不认同。 就中国而言，所谓的保守主义，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保守主义者出于一种心理和思维定势，不同意打破政治和文化的现状，而主张维持现有体系不变，或在其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修补。民国代清，导致几千年来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突然土崩瓦解，对儒家士大夫而言，构成极大的心理危机，使他们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序感。 在传统士人的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的指向过去的乌托邦思想潜流。他们眼中的国际，也更多的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为界的。所以清朝尽管是以满族入主中原，但由于执政者接受汉族文明并甘愿为其吸收同化，就不能以异族论处。他们设想的以皇帝为政治本位、以孔子为文化本位的尊卑有序的“王道理想国”，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有着极大的文化包容性。这样来讲，郑孝胥和罗振玉轻信所谓的“东亚共存共荣”，甘愿在伪“满洲国”和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就不难解释。甚至两人在闻听“九一八事变”时，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民国会由此被一举消灭，日本天皇会将中国让给宣统皇帝，王道理想国将得以实现。另外，儒家士大夫也怀有极强的道德感，相信自己就是最高道德的化身。他们认为，自身的一切行动，只要以王道理想国为目的，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抵达，都具备不容质疑的正当性。由于鲜有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即使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极大损害，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也不认为是。 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要求变革较少的人才被划归保守之列。的确，这几位遗老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持保守主义立场。众所周知，王国维早年对康德和尼采了解极深，还是最早将西方逻辑学引入中国的人之一，罗振玉一直力主废除科举，对近代新式教育多有规划，清末的预备立宪运动中，郑孝胥也是最著名的领袖，可是辛亥国变，几位遗老不约而同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变成坚定的保守分子。 其实这样的转变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情绪。且不说面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以及时代呼唤民主科学的形势，他们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对既成事实的民国和新文化基本无能为力，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处于情感和理智上的两难境地，尽管他们对这样的两难多作回避，不愿正视。许纪霖先生多年前在《激进和保守之间的动荡》一文中说过：“中国的保守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一元论的性格；在学术文化讨论上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混淆事实与价值两重世界，缺乏开放、宽容的学术态度和多元价值取向，偏好以唯美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厢情愿地营造民族文化的乌托邦。”晚清遗老正是如此，他们将忠诚对象定位于个人，对民国取代清朝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清取代明、明取代元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却无法解释；他们一直胸怀“三代之治”，对从未实现过的道德理想国充满向往，但是却提不出一个有关理想国的具体实行方案。在他们为清朝辩护和批评民国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逻辑矛盾和困难。 他们能做的，只能是从学术入手，谋求他们自称的所谓文化重建，以文化来匡扶世道人心。他们认为，明代的败亡，是由于宋儒空谈心性导致的，学问只有经世致用，才能维持道德理想国的不坠。因此王国维，完全抛弃旧有的西方哲学，改而从事古代史的训诂和考证工作，罗振玉则专注于文物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布甲骨文等等。然而周明之在书中说的很恰当，“以考据经世的经世救国，是一个暧昧不明，难以自圆其说的概念”，纯学术的古文字学和训诂是否真能经世致用，古代史中是否真能得到所谓的古今治乱之源，无疑也是遗老们不能所回答的。所以在他们选择遗老身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选择了日后的悲剧命运。 不过关于清朝遗老，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那就是同是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士大夫，面对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有人选择做固守传统的遗老，有人却可以因时而动，选择站在“进步”的一方？就个体而言，王国维、罗振玉、郑孝胥以及梁济等遗老们的保守主义思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经历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可是在本书中作者绝少涉及，也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韩戍

❺ 目前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都有那些

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够，面临失传。历史国学无人问津。民族内语言文字文化的传承。一容些影视剧对历史的误导。年轻人的时尚化（不是拒绝时尚，而是应该更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一些外来文化的入侵（孩子学钢琴的多了，学习古琴一类的较少）。对文物古迹的不尊重。您可以登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www.ihchina.cn看一看中国的文化遗产。

❻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吗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甚至是发展着，不管是令人欣喜地还是令人讨厌地。所以我们同时听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走向开放的中国仍然面临铲除封建主义的重任”的声音。可是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说法的共同前提，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活生生的存在，几乎快要消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例来说明这个判断。针对以上的四个标志，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儒者团体，即以传承儒家的文化范式（礼、文、仁、德、《春秋》等）为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请注意，传承文化道统的生命实践与对某个文化形态感兴趣、做研究、有好感、偶一实践等等都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家文化至今尽管十分衰弱，但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实践团体的，也就是还有道教徒这么一批人或团体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传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佛家文化的传承团体也是后继有人。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这样，或者还要兴旺得多。至于西方宗教团体就更不用说了。对世界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或准宗教中只有一些相当古老的，比如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才完全消失了。能够存活到近一千年的大宗教或准宗教，后来又完全灭绝了的极少，就像耆那教（天衣教、白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明教）这样衰微的宗教至今都还有传人。像儒家或儒教这样，影响曾经那么巨大深入，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其中尽管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儒家团体与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联系过密，但由此还是可见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摧毁达到了何等惨烈的地步。

其次，以我的观察，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是一种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以西周的“乡遂（村社）”、“辟雍（学校）”为始，在三千年中变化不少，但还是保存了“耕读传家”的特点。但自中国倾全力以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为强国之术之后，这个结构日益衰退，几近消亡。相比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渐低下。现代的西式教育体制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农村，村民子女受教育的水准远不如城里，而且一旦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就多半要进入工业和城市而不复回返。农村实际上成了贫乏与落后之处，摆脱贫困要靠城里人，靠“希望工程”，靠脱胎换骨不再做农民。当然，有的调查显示现在农村中的家族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是，由于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压制，这种结构要昼伏夜出，得不到有益的引导和调节。而且，由于大环境的恶化，比如乡绅和有社会地位的农村文化人阶层（比如秀才、举人）的消失，或农村的宏观有机结构的衰败，这种家族结构也正在丧失以前曾有过的文化含义（比如家规、祖训）和良性循环的特点，越来越趋向浅层的利益结合和简单的排外。至于城里人的生存结构，是逐渐趋向无机化，不仅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结构也正受到自愿无子女家庭、离婚、同居而不结婚、以及快乐的单身汉等生存方式的损害。
当代的中国人对人伦孝悌的看法与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淡化冷漠，转而注重个人及利益集团的功利及发展。无人伦含义的“单位”、“机关”、“公司”成了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儒家文化、同时包括道家与佛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教育上，哪里还有传统的私塾、书院、大学、科举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中国教育中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统一规范与灵活掌握的冲突，教育资源的畸形分布，以及语文教学和不少非自然科学学科教学中的伪科学现象——背后，确实有民族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消亡所带来的恶果。今天我们最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西方研究生院的预科，“新东方学校”实际上是“朝西方学校”，培训“托福”、“GRE”之处年年人满为患。出国留学者，类似于农村子弟到城市上学不归，滞留他国而为他人效力者是大多数。至于寻职创业，也很少带有传统文化的动机和内涵的，做官、赚钱、出名在主宰一切。人在面对挫折、死亡时，的确，儒、道、佛似乎还能提供某种帮助，但也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宗教的影响不断扩大。最后，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书》、《十三经》等经典中。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不含标点、竖排的繁体文本），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以“戏说”的方式闪现在历史小说之中。呜呼哀哉！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留过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使用西文之后，偶一读到中文、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要罪过。

此外，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可看作是一种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我们现在都过什么节呢？从春季开始，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或边缘化了元宵节、端午节、七七牛郎织女‘乞巧’节、重阳登高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腊八节等等，只留下一个春节，但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也被禁“哑”了，与西方人庆祝圣诞节的丰富、深入、隆重、神圣化相比，我们的春节已经被剥得相当光秃了。除夕夜里只有电视屏幕上的“联欢晚会”，而[在文革中]没有了或[现在]很少见传统的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那些天人合一的民俗和礼节。而没有了这些能让孩子快乐、让青年纯朴、让成人充实、让老人得安慰的礼俗，和那充满喜庆与驱邪的文化功能的炮仗声，春节还有多少“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春意呢？以放炮仗伤人、引火为由来禁止放炮仗，而不是想办法趋利避害地引导，这样的政府行为中暗含着自觉与不自觉的文化歧视。吸烟每年致死者和引发火灾者、游泳淹死者、车祸撞死者……比短暂的放炮仗烟火造成的损伤要多得多，为何不禁？难道维系传统文化的习俗就“无用”吗？就可欺吗？除此之外，我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等等身体的、材料的和思想的语言又哪一个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化了呢？孩子们玩的玩具、青年人看的电影、成年人的舞会、老年人的黄昏恋，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由此可见，四个标志现象中，儒家文化或者完全缺席，或者气息奄奄；总合起来，它们指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总的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历史的教训是，一场像“文革”这样的反文化灾难发生后，强势文化（这在现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盛行者）如过火的林地，反弹恢复得比以前还要更兴旺；而弱势文化和高雅文化则往往一蹶而不振。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自家的文化，乃至总体的文化土壤在迅速地贫瘠化、无机化、单质化、板结化和荒漠化。黄河水中流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血，而现今的时代潮流冲走的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曾被完全政治化的问题，现在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越来越浓重悲凉的文化含义。

❼ 中国历史上的精神危机或者道德危机都有哪些

楼上说的清代文字狱我很赞同 同时还认为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建立集权时期 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以及当前社会精神和道德双重危机的时期

❽ 中国历史上的( )并没有给中华民族造成过真正的文化危机

在秦朝的时候抄，焚书坑儒就破坏了袭在春秋战国时期高速发展的各家传承。很多原本繁盛的学派就此没落。

中国的文化是承上启下的，并没有断层，现在的文化也是基于过去的历史传统文化而衍生出来的新文化，旧文化没有被新文化所摧毁，而是被良好的继承了下来。

(8)历史文化危机扩展阅读

一、焚书事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周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一句，宣称书是项羽焚烧的。但是汉朝无人就此指责项羽“焚书”，尽管他是刘邦的敌人。

二、坑儒事件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❾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危机”的演讲稿

先从政府禁爆竹解禁爆竹开始入手，然后渐入

❿ 中国传统文化的的危机和出路

胡孚X
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除了血缘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想我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共有56个民族，血统本自不同，然数千年来同舟共济，音声相通，认同自己是伏羲、神农、黄帝、蚩尤的子孙，靠的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条无形的纽带。我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然而汉族本身就是在中华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多民族混血而来的，世界上没有纯血统的汉族，汉族首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共同体。道学的龙文化是中国诸子百家之学的总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中华民族能在数千年间衰而复兴、亡而复存，靠的就是道学文化的根没被砍伐和挖断。中华民族能把百千种异族的异质文化融会成华夏民族文化，能在历史上引进印度的佛教文化，能在近代汲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学文化起的作用，而是“海纳百川”的道学文化创造了奇迹。北宋末年金人侵占了中国北方，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是一次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但在当时看来却使汉民族面对国破家亡之痛，于是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面对异族的入侵奋起抗争。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们面对异族入侵也深深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危机，虽然后来金世宗认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在历史上有“小尧舜”之称，但当时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却为保存传统文化煞费苦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王重阳熔道、释、儒三教文化的精华于一炉，以“三教合一”为号召创立全真道，并由此发展出性命双修的丹道文化，保存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从此之后，全真道不灭，内丹学不失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断灭，因为内丹学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华。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丧权辱国之痛，西方列强包括自称“脱亚入欧”的日本，皆张牙舞爪、磨刀霍霍，力图宰割中国，中国人在这些帝国主义强盗眼中成了可以任意欺辱甚至屠杀的牛羊。当时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多年野蛮专制、积贫积弱的原因，追索到最深的文化层次，发现和平、专制、驯良、忠孝的儒学“羊文化”在西方征服、民主、竞争、自由的“狼文化”面前相形见绌，愤而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衮衮诸公将西方时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弃旧图新，革命自强”的思潮成了时代的主旋律，鲁迅先生面对处在危亡之际的中国社会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救救孩子”！
中国13亿人民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同全世界人民一起迈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以无限深情缅怀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流血牺牲、奋斗不息的先烈。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打败了曾在中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帝国主义强盗，收回了被列强割据的香港、澳门，使中国人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真正熟悉和研究过老子、孔子等中国哲学的仅限于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少数学者，甚至连保障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中医和针灸等医疗技术也仅是各大医院角落里的小科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国人自己边缘化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引进外来的佛教文化，是以中国老子、庄子的道学文化做桥梁，以道学术语理解、比附、解释佛学，称之为“格义佛教”阶段。而近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由胡适、冯友兰等学界前辈肇其端，胡适首将道学文化作为中国哲学之始基，冯友兰则始终以儒学文化贯通中国思想史，然他们却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即以西方哲学“格义”出“中国哲学”。好在胡适、冯友兰那一代学者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虽以西方这些的观点透视中国哲人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这些的研究又照搬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仅限于给中国哲学家划定“阶级成分”，或分别归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以这种中国哲学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胡适、冯友兰那代学者的国学功底，又没有真正的西方哲学功底，直到他们穷年累月熬成教授、博士生导师，再教出来的学生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则或几乎息矣。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少数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即这般模样，我认为真正以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起步。哲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哲学的研究尚且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可想而知。一个忘记祖宗、丧失传统、认贼作父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丧失自己文化根基的民族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充当“小伙计”，我中华民族真正的“老祖宗”伏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开创的民族传统不能丢！从少儿到中学以至初中，是一个人性情定型、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记忆力最强的智慧待开发期，古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诵习中华圣贤经典，接受本民族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等所谓“琴、棋、书、画”的艺术熏陶，以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而现代的教育制度则从幼儿时期便将孩子推入残酷竞争的应试教育之中，这就难怪青少年犯罪激增，社会道德沦落，人生的价值观日益自私和缺乏诚信。失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只是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二等公民，从人生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城市风格，衣食住行等皆失去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必将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