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的影响历史意义

㈠ 国民党的成立与宋案有何关联

本人才识学浅，不知道你所谓的宋案指的是啥案件，莫非是指宋教仁被刺杀？那跟国民党成立又有何关系呢？

㈡ 谈谈对宋教仁的认识1500字的作业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早年以《间岛问题》、《承化寺说》等文扬名天下，被一向狂傲不羁的章太炎称为“有总理之才”，一生为中国宪政奔走，31岁进京准备组阁，被刺杀于途中。

易中天总结得好，得江山的人要么是李渊那样的贵族，要么是刘邦那样的流氓。胡兰成说，自古江山如美人，只嫁与荡子。说起来，宋先生既不是贵族，亦非荡子，所以他与江山无缘。说这话多少有点亵渎宋先生了，宋先生一生为宪政奔走，说江山属于某人，是要遭宋先生批判的。

也许宋先生从政本身就是个错误，或者是个“历史的误会”。如果要列个“不适格的政治玩家”的话，会有很长的一串名单：宋教仁、汪精卫、瞿秋白……就如唐德刚所说，他们可以是很好的诗人、文人，甚至是个好情人。胡兰成要是不走这条路，可能也会是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至少，可以跟张爱玲自在地泛游西湖——政治被许多人称为这个世界上最脏的两样东西之一，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玩的。他们依然去做了，单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尊敬了。扯远了。

宋先生一生，有几样东西或者说几件事情需要被历史铭记的。一是他的宪政思想；二是他的宪政实践；三则是围绕宋先生被刺的诸多是是非非。

先说他的宪政思想。

如果没有在第一线，宋先生也许会成为宪政教父式的精神领袖。作为“议会迷”，可以说，早期的辛亥革命党人中，对现代宪政、法治、政党等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他是第一人。早年东渡日本的求学生涯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了，对日后的《临时约法》影响深远。此外，翻译的《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等著作，亦让革命党内许多人对宪政这个新生事物有个感性的认识。

宋先生身上还有一样好东西，那就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当仁不让”的观念。用傅国涌先生的话说，宋有一种“健全的角色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总是对“第一”的态度比较暧昧，退隐成为被推崇美德，皇帝即位还要假惺惺推辞几番。“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这种责任感今天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再说说他的宪政实践。

中国离民主最近的一次是在1913年。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的选举，尽管这次选举还是从财产状况、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了限制。毕竟开始了，就是好事情。

“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是最大宋先生宪政思想最大的一个实践，尽管离他的理想只有一步只遥，但是却让国民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还可以这样。

子弹结束了宋先生年轻的生命，也使中国与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擦肩而过。

宋先生另一个应该被载入历册的宪政实践就是改组国民党。如果我是小马哥，我就会在国民党中常委的会议室挂宋先生的像。他才是国民党真正意义上的缔造者。宋先生在国共两党都成了被刻意淡化的人，这也是中国的悲哀。

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都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政党，或者只能算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或许，还可以把革命的标签贴上去。1912年征得孙黄两位大佬点头后,宋先生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在同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多党竞选中，国民党赢得压倒性胜利

可惜宋先生倒下了，还没能等到把国民党彻底改造。以致于国民党还是摆脱不了那种草莽英雄的心态，法治和民主形同虚言，最后连个小岛的统治权都拱手让人。此是后话了。

最后谈谈宋教仁被刺案。这应该算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谋杀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袁世凯成了最大的嫌疑人。杀人讲证据，一百年都要过去了，讲证据恐怕是很难了。杀人是要有动机的，动机却是可以探讨一下的。

先谈袁世凯。头号嫌疑犯。动机是宋力主内阁制，严重威胁袁的总统大权，此外还包括宋对袁政府不留情面地指责，“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袁对宋忌恨颇深，“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据说还留下了书面材料。总之杀人动机是有的。合理怀疑。

问题是，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暴的黄克强来还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还有值得推敲的是杀人的时间选择的问题，袁会不会在这个敏感的时间选择杀宋？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也就是组阁的。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嘛。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将宋视为亲袁派，袁也曾有意让宋掌国务总理之印。从宋临终前给袁的话来看，也是看不出他对袁的怀疑的。

袁被列为头号嫌疑人最大的原因除了杀人动机外，还留有证据，即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所说的“毁宋酬勋”。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不能算是直接证据了，而且有个“毁”的解释问题了。从史料上看，应桂馨曾经告诉袁已经拿到了宋在日本刑事犯罪的证据。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在手，报纸上一发表即足以“毁”宋，没有必要采用肉体消灭的方式。

嫌疑犯名单第二人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我往哪搁呢？也是合理怀疑。赵与宋其实私交甚好，赵甚至于把宋当偶像。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当赵听到宋被刺后，围绕桌子兜圈，喃喃自语，“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 赵秉钧的杀人动机跟袁一样，杀了宋他还是要挪位的，国民党会另派高人，虽然赵当时也被拉进入国民党了，但就他的资历和人脉，显然不会是总理人选。

嫌疑犯名单上的第三人黄兴，杀人动机是代表国民党与袁争做总理。当时国民党来看，能出任总理的孙文、黄兴、宋教仁，或许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前任临时大总统是不可能去做总理的，尤其是跟袁共事。当时国民党内的声音也是总理非黄宋莫属。动机合理。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内讧的事情常见诸报端。

黄兴与应桂馨的关系也不一般。“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这是赵秉钧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的。应桂馨与黄兴甚至有经济往来呢，我跟应之间仅仅是通讯往来，谁比谁的嫌疑大呢？

嫌疑犯名单上第四人前临时大总统孙文。论杀人动机，绝不亚于袁等人。宋做了总理，就是事实上的党魁了，孙文哪里站？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政坛新秀，宋人气正旺，大有取代孙文这个过气领袖之势。更何况当年同盟会发生的几次倒孙浪潮，宋都没有什么好的历史记录，在总统制内阁制上也是跟孙吵了个脸红耳赤。论与后来被追究责任者的关系，应桂馨当年还是孙的得力暗杀干将陈其美委任的谍报科长，甚至做过几年孙的侍卫。

嫌疑犯名单上第五人可以列一长串，恩怨情仇，心情不爽想杀人的，杀个人练练手的……诸如此类，恐怕不是今天才有此类人等，过去不见报道而已。

宋倒下了，关于这个公案以后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各路人马见仁见智。不妨再用刑侦的思维回头去看一下，谁是这件事情的最大受益者？孙文。

宋教仁被刺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倒可以折射出当时的许多人和事，也对历史产生了恶劣影响。

一个就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沉重打击。宋的被刺，无论从当时的政坛还是到今天的许多所谓主流历史学家，均普遍把这件事情无限升级，认为这意味着宪政民主在中国就象宋的个人命运一样死路一条。独裁专制集权的思潮重新占有市场，袁世凯甚至最终想回到帝制的老路上。这种影响直到今天。

第二是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这是一个应该被反复强调的恶性事件，用武力来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开创了日后军阀割据混战的先河。

第三是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法治观念在处置这件事情时被是被断然抛弃。所谓“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想当然地认为法院会被政府影响，便要求改变国家的司法体系，这种对法治的公然践踏的行径，与宋的法治思想真是南辕北辙。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地方司法机构勇敢无畏地传讯了国务总理赵秉均，这应该是中国司法史上最不畏强权的事件。可惜我没有在任何中国法制史上教科书上看到。

1913年，那时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这是一场悲剧,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宋教仁，而是中国。

㈢ 辛亥革命（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历史意义）

革命酝酿：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中华民国：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北洋军阀：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利用同盟会的内部分化，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并凭借武力公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刀，迫使唐绍仪辞职。1913年的“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议会政治、和平建设、实业救国的幻想中惊醒。7月，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阀镇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为了尽快皇袍加身，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段祺瑞的独裁卖国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㈣ 宋教仁被暗杀对当时国家有什么影响呢

1913年1月，宋教仁应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邀请，从家乡湖南桃源出发，到达上海，准备前往北京“组阁”。就在宋教仁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之际，他在火车站被刺客开枪刺杀，由于子弹有毒，再加上伤势严重，1913年3月22日凌晨，宋教仁因伤重不治去世，年仅31岁。宋教仁被刺案，在中国的政坛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的时局也风云突变，历史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拐点。

宋教仁被刺，究竟谁是谁凶手，有很多种说法。最主流的，也是证据最多的，则是袁世凯是主谋，其他还有说是孙中山主谋的；有说是陈其美主谋的；还有说是赵秉钧自作主张的。但是无论谁是主谋，宋教仁被刺案后，意味着中国和平斗争的议会制完全失败，宋刺案导致的“二次革命”武力解决争端的序幕。

㈤ 为什么说宋教仁被刺杀后，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的议会政治第一人，如果他没死，中国在北洋时代很可能版实现一定权程度的议会政治，历史可能会完全改写。宋教仁死的时候年龄很小，仅仅只有31岁，以极年轻的年龄成为了影响中国的大人物，不可谓不优秀。

㈥ “宋教仁案”的发生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何种本质特征

2. “宋教仁案”

1913年春，袁世凯暗中指使部下收买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准备北上参加竞选的宋教仁，史称“宋教仁案”。

“宋案”的发生，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资产阶级革命派给予了袁世凯以极大的谴责，袁世凯终于向革命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先发制人，罢免江西、广东、安徽三省国民党人担任的都督，并派兵南下。革命者同时也进行了武力讨袁的斗争。

3. 二次革命

就在“宋案”发生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坚持民主共和掀起了一场反对袁世凯专制卖国、保卫民主共和制的一次武装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称“二次”革命。

引发“二次”革命的历史事件是“宋教仁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誓师讨袁。随后，江苏、广东、安徽等南方数省相继独立。但是，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二次”革命很快被镇压下去。袁世凯的势力更加巩固。

“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国民党力量涣散；北洋军强大。

客观原因是北洋军力量的强大，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内部力量的涣散，具体表现在：①宋案后，国民党在倒袁问题上意见分歧；②国民党仓促应战，缺乏统一指挥；③交战期间，宣布独立的各省彼此观望，行动不一。另外，未能发动和组织群众也是他们没能获胜的重要原因。

“二次革命”的失败，为袁世凯进一步建立独裁统治打下了基础。

㈦ 宋教仁案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什么历史事件

二次革命

就在“宋案”发生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坚持民主共和掀起了一内场反对袁世凯容专制卖国、保卫民主共和制的一次武装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称“二次”革命。

引发“二次”革命的历史事件是“宋教仁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㈧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㈨ 宋教仁遇刺事件的事件影响

事实也正是如此，洪述祖在青岛发了一个通电，说与应桂馨的联系，是假借中央名义，只想毁坏宋教仁名誉，并无谋杀之意。赵秉钧便以洪述祖通电为据，将宋案推得一干二净，对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的特别法庭的传讯，更是置之不理。不久，就连关押在上海监狱的应桂馨也被人劫狱救出，躲入了青岛租界。
法律无法解决，唯有动武了。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似乎早就作好了动武准备，他一生所崇奉的一是贪诈，二是武力，贪诈不能解决的，便用武力。宋教仁倒下了，并不等于国民党的瓦解与臣服，他知道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事必不可免，同时他也想乘此机会，一举征服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一劳永逸。4月26日，即宋案证据通电宣布的第二天，袁世凯不惜以五厘高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磅的巨额借款合同，作为其动兵及贿买各方的备用资金。
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孙中山、李烈钧始终坚持兴兵讨袁，或反对、或游移的黄兴等人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观点不断改变，态度也在动摇，但意见最后仍未达成一致。直到袁世凯调兵遣将、军事部署完毕，撕破脸皮向国民党人发出通牒，并在6月份罢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后，国民党内部才达成一致，于仓促间发动了“二次革命”。
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失败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而在两年之前，他还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清廷请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他提出六项措施作为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解除党禁，可他一旦当选民国大总统，就出尔反尔、倒行逆施了。此后，袁世凯更是偏离民主建设轨道，在专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4年1月10日，强令解散国会；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1915年12月12日，下令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上演了一出称帝闹剧……
宋教仁被刺一案既促成了袁世凯的迅速垮台，也造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倒退以及反动势力的猖獗。毫不夸张地说，宋案乃中国近代一大转折，标志着17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广为采用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象征着近代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的努力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