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句的发展历史

1. 日本的和歌、俳句跟中国的古诗有什么不同

1. 不同

与中国诗歌比较而言，和歌与俳句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近体诗或词曲，即和歌（主要是短歌）与俳句都具备自己的形式规则 “音数律”。

由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日语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和歌、俳句的音数律不像中国的诗词格律规定的那般烦琐和苛刻，但在音节数量的限制上也很严格，亦即短歌必须遵守“五七五七七”音的规矩，俳句则不能违反“五七五”音的准绳。

从本质上讲，俳句其实就是短歌的一种裂变，即把短歌“57577”音的前三句“575”音剥离出来，赋以独立诗型的意义。所以着眼于音数律，短歌又被称之为“三十一文字”，俳句则又被称之为“十七文字”。

2.和歌、俳句、古诗定义

和歌起源于口耳相传的远古时代，记纪歌谣中保存着它们的孑遗，只是在形式上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待到“万叶集”时代，和歌以短歌为中心，包括长歌、旋头歌、片歌等诸形式才基本上凝定下来。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五-七-五”，共十七字音组成；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俳句是中国古代汉诗的绝句这种诗歌形式经过日本化发展而来。同时在日本以每日小诗的形式发展。

古体诗是诗歌体裁。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1)俳句的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日本官方说法是，俳句的原型是中国古代汉诗中的绝句。日本中古的时候将中国汉诗的乐府诗发展为和歌，和歌的格式是五句三十一音。后因多人合咏和歌，出现了长短连歌。而俳句起源于连歌，为连歌的发句，为三句十七音。连歌的胁句，为二句十四音。加起来正好是三十一音。而中国古人有一说法，把绝句看成是律诗的一半，即所谓“绝者，截也”。古代日本诗人大半都能做中国汉诗，并对此非常喜爱，所以，俳句的形成影响之一，有可能是日本人从绝句和律诗的关系上得到了启发。

俳句的意境与汉诗更多有相通之处。俳句的妙处，是在攫住大自然的微光绮景，与诗人的玄思梦幻对应起来，造成一种幽情单绪，一种独在的禅味，从刹那间而定格永久。而这种禅寂，在中国的诗歌里也屡有体现。比如王维的诗句：“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偶然作》）、“一悟寂为乐，此生间有余”（《饭覆釜山僧》）等。

而日本俳句诗人，大部分能写汉诗。也有很多把中国的汉诗俳句化。比如芭蕉的一句：“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便是引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作。

2. 外国诗的起源,种类,发展和各时期代表人物

外国诗种类．
1、史诗

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一种特殊的叙事诗，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具有“以自己民族的有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主要题材，以人们爱戴的英雄为主要人物，除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外，还夹杂着神话传说”等等的特点。如《荷马史诗》。

2、十四行诗

欧洲的一种抒情诗，音译为“商籁体”。本是中世纪民间流行并用于歌唱的一种短小的诗歌，其格式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两节四行诗，后一部分是两节三行诗，共十四行。首创者据说是意大利“西西里诗派”主要诗人连蒂尼。到十四世纪下半期，意大利另一位诗人彼特拉克，继承“西西里诗派”的传统，创造了一种十四行诗的新体“彼特拉克”体，使十四行诗更臻于完美。

3、悬诗

中古阿拉伯文学蒙昧时期七首著名长诗的总称。得名是因为：阿拉伯是个爱好诗歌的民族，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诗歌。在公元五世纪时，每年在麦加都要举行集市活动，各部落诗人赶来朗诵他们的诗，并进行比赛，优胜者的诗抄在麻布上悬挂起来，称做“悬诗”。其形式都工整的格律诗。

4、俳句

日本古典短诗，原称“俳谐”。是日本中古后期发展起来的民众诗，形式为每首三行，各行的音节数为5、7、5（指日语，译成汉语则不同），共17个音节，不押韵脚。表现刹那间的感受是它的主要内容。多用比喻和象征手法；语言隽永凝炼，便于记忆和流传。

5、鲁拜诗

中古波斯诗歌中常用的一种诗体，原意为“四行诗”。是伊朗的传统诗体，第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一般不押韵，类似于中国的绝句。

3. 急！！中古日本文学的历史分期及主要成就

日本古典文学(书面文学)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上起八世纪初，下至十九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纪前期与中世纪后期四个阶段。(注：关于日本史的时代区分，日本国内及国外的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如日本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竟有五种不同看法，上下悬殊达六、七个世纪。这里从日本国内多数史学家的看法，以 仓时期做为进入封建社会的分界。参见《岩波小辞典·日本史》“封建社会”项，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178页。)
一、古代前期文学
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原始共同体社会。最初出现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长国。四、五世纪，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一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接受中国文化、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直接往来传入日本。特别是七世纪以后，日本的中央政权与中国隋、唐王朝直接往来更多，派遣了十数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这种措施先后持续二百余年之久，足以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古代国家的进取精神。当然，日本古代贵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创造其贵族文化。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古事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作品，成书于公元712年。从这部书的序言可知，它是在天皇的命令下着手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神话来证明天皇世系的权威性。由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所以《古事记》中有许多枯燥无味的关于神的世系的说明；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古事记》这部书中一些生动的神话与传说的文学性。
神话是古代人通过美丽的幻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表达人们对支配自然的渴望；《古事记》也不例外。它的许多章节或片断，如上卷中的“海幸与山幸的故事”写的是渔夫与樵夫两兄弟的争执，然后转入山幸与海神之女结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还以美丽的想象解释了旱涝潮汐的自然现象。“大国主命求婚的故事”是以几组爱情歌谣为主发展起来的。在中卷中插有多首古代集团战斗的歌谣，在下卷中记录了古代部族之间的战斗传说。所有这些，做为反映古代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最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力量。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注：和歌是古代日本人将民族固有的诗歌与汉诗加以区分的称呼。一般称歌，即指前者；称诗，即指后者。和歌只有音数律这种固定的诗形，但无韵脚。)(长歌(注：长歌的音数律是5·7·5·7……7·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及短歌(注：短歌的音数律是5·7·5·7·7共三十一个音节。)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除少量传说的作者(其中有的可上溯三、四百年)外，著名“歌人”的活动，大多集中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这百余年间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者大多为天皇一族，如舒明天皇、中皇命、天智天皇、额田王等人。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整备与壮大的时期，这些人的歌风，以格调醇朴率真见长。作歌的背景往往与当时历史的动乱有关。
中期的作者，活跃于七世纪中期以后与八世纪初，其中代表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使艺术手法臻于完美方面，各自做出了贡献。柿本人麻吕自古以来被称为“歌圣”，他善于驱使长歌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怀古歌及挽歌，如《高市皇子城上殡宫歌》、《过近江荒都歌》以及别妻歌、悼念亡妻歌等等。他写的以宫廷为题材的怀古歌，表现了对古代国家上升时期的景慕与追怀，声调功雄浑、沉郁悲壮。抒发个人感情的别妻歌、悼亡歌写得语重意真、哀婉 切。他善于运用对句及枕词(注：“枕词”是和歌中特有的修饰语，亦称“冠辞”。每一枕词，与特定的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着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词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高市黑人与山部赤人擅长写叙景歌，他们所写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格调清新有致。高桥虫麻吕擅长写传说歌，卷九中收录了他写的《咏江水浦岛子歌》、《胜鹿真间娘子歌》、《见菟原处女歌》等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歌，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腻生动，别具特色。
在这些“万叶歌人”当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山上忆良。他年轻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随员来过我国。他的长歌，大多附有用骈体汉文写的长序，可以看出他汉文修养之深。他写的著名长歌《贫穷问答歌》是唯一直接反映古代律令制国家统治下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一首绝唱。现将这首歌的全文译介如下：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粗盐权下酒，糟醅聊取暖。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老天偶生我，耕作从不闲。身着无棉衣，条条垂在肩。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鸣咽复长叹。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注：反歌——受我国“返辞”的影响，附在长歌之后，以短歌形式，集中地再次讽咏长歌的主要内容。)忧患兮人世!耻辱兮人世!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这首歌，有种种解释，一般倾向于将前半首理解为一个古代读书人对贫困处境的自诉，并推己及人，连想到较己尤甚的农民的痛苦，下半首是代农民作答，道出了在古代班田制下农民抢地呼天、欲告无门的悲惨处境。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及大伴坂上郎女为代表。这时，时代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古代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大伴家持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下降时期的特点。他的短歌，具有凄清纤丽、情致缠绵的特点。坂上郎女写了一些纤 绮丽的恋爱歌。
《万叶集》中无名氏的歌，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歌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收录在卷十四中的二百多首“东歌”(本州东部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不但语言纯朴自然，而且利用各种劳动场景做为比、兴等艺术手段，使这些民歌表现得情趣盎然，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有些歌还表达了不畏父母横暴干涉，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感情。卷二十里收录了九十二首“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这些歌反映了在古代天皇制下被迫别父母、抛妻子，兵士远戍边疆的凄苦哀怨之情。除去上边提到的一些歌之外，《万叶集》还收有不少反映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
总之，《万叶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反映古代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在于它格调的深厚真挚。在《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堕落为贵族们吟风咏月的消闲品，贵族们利用它做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或利用它进行宫廷“歌合”(比赛和歌的游戏)。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专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本时期除上述《古事记》与《万叶集》之外，在散文方面应提出的还有《风土记》。《风土记》原本是由当时各地方官吏，在天皇政权指令下编纂起来的地方志性质的书，但其中含有许多片断的地方传说与古老的故事。这些古老传说虽然经采集的地方官吏之手写得比较简略，但却往往洋溢着古代民众的生活情趣。有些传说，后来为民间故事所继承，不断加以发展。
本时期在韵文方面，除了《万叶集》及在《古事记》等书中保存下来的歌谣外，还有宗教性质的歌谣《祝词》，这是古代祷神用的歌词，其中有的歌词反映了古歌谣中那种韵律的美及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
二、古代后期文学
古代后期起自九世纪初，迄十二世纪末。日本通常将这时期称为平安时期。在这期间古代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班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为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所代替。天皇逐渐失去了权柄，藤原氏一族掌握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古代贵族的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天皇家、藤原氏一族以及所有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阶级，蜷伏在京城，倚靠从全国各地庄园收刮来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尽情享乐的生活。
平安时期初期，和歌创作转入衰微。贵族之间，出现了模仿汉诗汉文的极盛时期，编纂了许多敕撰的汉诗集或诗文合集，如《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他们致力的是如何模仿汉诗汉文的华丽辞藻及技巧，至于内容则完全脱离不开空具形骸的宫廷游 生活。因此，这些汉诗汉文除了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模仿能力外，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自平安初期以来，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及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随后创造出假名与汉字交混在一起的书写方式。至此日本的民族文学，才获得了自由自在地表现的手段。这对平安时期的散文作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出现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文学是《竹取物语》，成书的具体年代及作者均不明，大体推测写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上半期。这是一个带有民间故事性质的作品，内容叙述月宫天女下凡，住在一个以伐竹为业的老翁家里，几个大贵族向天女求婚，均遭天女拒绝与嘲弄，最后天女返回月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说，情节单纯，类似民间故事或童话。但从细节来看，由于作者以幽默、讽刺的态度，刻画了五个向天女求婚的贵族的种种丑态，使得这部最早的物语文学，从它情节描写的细腻，人物性格的突出以及对贵族保持的批判精神来说，都给日本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日本文学已脱离了那种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
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网络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

4. 彭恩华著《日本俳句史》有谁卖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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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都有哪些经久不衰的文化呢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十分漫长，因此具有独特的特征。在一个时代中，日本文学可以作为主流文学被人们所认可，也能够随着时代的进步被传承下去，而不被新型的文学所淘汰，因此现在的日本文学身上还有许多旧的文学形式，并没有被新文学全部代替。例如日本的抒情诗，在古代的抒情诗格式中，短诗是主要的形式，而室町时代的俳句则可以看作是短歌的演化产物。俳句中也包含日本的传统文学特征，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浓浓的“闲寂感”。

6. 浮世绘的历史发展

浮世绘的字面意思为“虚浮的世界绘画”。“浮世”来自佛教用语，本意指人的生死轮回和人世的虚无缥缈。即，此岸或秽土，即忧世或尘世。日本语言中自“浮世”一词出现开始，就一直含有暗指艳事与放荡生活之意。因此浮世绘即描绘世间风情的画作。
浮世绘画师以狩野派、土佐派出身者居多，这是因为当时这些画派非常显赫，而被这些画派所驱逐、排斥的画师很多都转向浮世绘发展所致。 明历大火（1657年3月2日）至宝历年间（1751年~1763年）。此时期的浮世绘以手绘及墨色单色木版画印刷（称为墨折絵）为主。
菱川师宣绘制的代表作《见返り美人図》
17世纪后半，后世尊为“浮世絵の祖”的菱川师宣绘制了许多人气绘本及浮世草子，其中《见返り美人図》为其代表作。
在井原西鹤所撰的《好色一代男》（1682年刊行）中，有一段关于浮世绘绘在有12根扇骨的折扇上的描述，是目前（2005年）已知的资料中最早出现浮世绘一词的文献。
到了鸟居清信时代，使用墨色以外的颜色创作的作品开始出现，主要是以红色为主。使用丹色（红褐色）的称丹絵，使用红色的称红絵，也有在红色以外又增加二、三种颜色的作品，称为红折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鸟居派与歌舞伎业紧密合作，为歌舞伎设计、绘制看板，直至今日，现代歌舞伎的看板仍保有当时流传下来的风格。 明和2年（1765年）至文化3年（1806年）。锦絵在此时期诞生。
因为画历（絵暦）在俳句诗人及爱好者间十分受欢迎，明和2年开始有了画历交换会的社交活动。为因应这种大量需求，铃木春信等人以多色印刷法发明了东锦絵，浮世绘文化正式迈入鼎盛期。
由于多色印刷法需反覆上色，因此开发出印刷时如何标记“见当（记号之意）”的技巧和方法，并且开始采用能够承受多次印刷的高品质纸张，例如以楮为原料的越前奉书纸、伊予柾纸、西野内纸等。另外在产能及成本的考量下，原画师（版下絵师）、雕版师（雕师）、刷版师（刷师，或写做折师）的专业分工体制也在此时期确立。
此时期的人物绘画风格也发生变化，由原本虚幻的人偶风格转趋写实。
安永年间（1772年—1780年），北尾重政写实风格的美人画大受好评。胜川春章则将写实风带入称为“役者絵”的歌舞伎肖像画中。之后著名的喜多川歌麿更以纤细高雅的笔触绘制了许多以头部为主的美人画。
宽政2年（1790年），幕府施行了称为“改印制度”的印刷品审查制度，开始管制印刷品的内容。宽政7年（1795年），因触犯禁令而被没收家产的出版家茑屋重三郎为了东山再起，与画师东洲斎写楽合作，出版了许多风格独特、笔法夸张的役者絵。虽然一时间造成话题，但毕竟风格过于特异，并未得到广泛回响。同时期最受欢迎的风格是歌川豊国所绘的《役者舞台之姿絵》的歌舞伎全身图系列。而歌川的弟子们也一跃形成浮世绘的最大画派—“歌川派”。 文化4年（1807年）至安政5年（1858年）。
蒲原夜之雪《东海道五十三次》之一，歌川广重绘。
喜多川歌麿死后，美人画的主流转变为渓斎英泉的情色风格。而胜川春章的门生葛饰北斋则在旅行话题盛行的带动下，绘制了著名的《冨岳三十六景》。受到葛饰北斋启发，歌川广重也创作了名作《东海道五十三次》、《富士三十六景》。此二人确立了浮世绘中称为“名所絵”的风景画风格。
在役者絵方面，歌川国贞师承歌川豊国，以更具力道的笔法绘制。另外，伴随着草双纸（类似现代的漫画书）所引发的传奇小说热潮，歌川国芳等人开始创作描绘武士姿态的“武者絵”。歌川国芳的水浒传系列非常受欢迎，在当时的日本引爆了水浒传风潮。
在嘉永6年（1853年）所刊行的《江戸寿那古细见记》中有一句“豊国にがほ（似颜絵）、国芳むしや（武者絵）、広重めいしよ（名所絵）”，简单而直接地为此时期的风格做了总结。 安政6年（1859年）至明治45年（1912年）。
此时期因为受到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或译：培里）率领舰队强行打开锁国政策（此事件日本称为“黒船来航”）的冲击，许多人开始对西洋文化产生兴趣，因此发轫于当时开港通商之一的横滨的“横滨絵”开始流行起来。
另一方面，因为幕末至明治维新初期社会动荡的影响，也出现了称为“无残絵（或写做无惨絵）”的血腥怪诞风格。这种浮世绘中常有腥风血雨的场面，例如歌川国芳的门徒月冈芳年和落合芳几所创作的《英名二十八众句》。
河锅暁斎等正统狩野派画师也开始创作浮世绘。而后师承河锅暁斎的小林清亲更引入西画式的无轮廓线笔法绘制风景画，此画风被称为光线画。
歌川派的歌川芳藤则开始为儿童创作称为玩具絵的浮世绘，颇受好评，因而被称为“おもちゃ芳藤（おもちゃ为玩具之意）”。
但是由于西学东渐，照相技术传入，浮世绘受到严苛的挑战。虽然很多画师以更精细的笔法绘制浮世绘，但大势所趋，终究无法力抗历史的潮流。
其中，月冈芳年以非常细腻的笔法和西洋画风绘制了许多画报（锦絵新闻）、历史画、风俗画，有“最后の浮世絵师”之称。月冈本人也鼓励门徒多多学习各式画风，因而产生了许多像镝木清方等集插画、传统画大成的画师，浮世绘的技法和风格也得以以不同形式在各类艺术中继续传承下去。

7. 中古日本文学的历史分期及主要成就

日本古典文学(书面文学)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上起八世纪初，下至十九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纪前期与中世纪后期四个阶段。(注：关于日本史的时代区分，日本国内及国外的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如日本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竟有五种不同看法，上下悬殊达六、七个世纪。这里从日本国内多数史学家的看法，以 仓时期做为进入封建社会的分界。参见《岩波小辞典·日本史》“封建社会”项，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178页。)
一、古代前期文学
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原始共同体社会。最初出现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长国。四、五世纪，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一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接受中国文化、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直接往来传入日本。特别是七世纪以后，日本的中央政权与中国隋、唐王朝直接往来更多，派遣了十数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这种措施先后持续二百余年之久，足以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古代国家的进取精神。当然，日本古代贵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创造其贵族文化。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古事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作品，成书于公元712年。从这部书的序言可知，它是在天皇的命令下着手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神话来证明天皇世系的权威性。由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所以《古事记》中有许多枯燥无味的关于神的世系的说明；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古事记》这部书中一些生动的神话与传说的文学性。
神话是古代人通过美丽的幻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表达人们对支配自然的渴望；《古事记》也不例外。它的许多章节或片断，如上卷中的“海幸与山幸的故事”写的是渔夫与樵夫两兄弟的争执，然后转入山幸与海神之女结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还以美丽的想象解释了旱涝潮汐的自然现象。“大国主命求婚的故事”是以几组爱情歌谣为主发展起来的。在中卷中插有多首古代集团战斗的歌谣，在下卷中记录了古代部族之间的战斗传说。所有这些，做为反映古代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最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力量。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注：和歌是古代日本人将民族固有的诗歌与汉诗加以区分的称呼。一般称歌，即指前者；称诗，即指后者。和歌只有音数律这种固定的诗形，但无韵脚。)(长歌(注：长歌的音数律是5·7·5·7……7·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及短歌(注：短歌的音数律是5·7·5·7·7共三十一个音节。)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除少量传说的作者(其中有的可上溯三、四百年)外，著名“歌人”的活动，大多集中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这百余年间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者大多为天皇一族，如舒明天皇、中皇命、天智天皇、额田王等人。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整备与壮大的时期，这些人的歌风，以格调醇朴率真见长。作歌的背景往往与当时历史的动乱有关。
中期的作者，活跃于七世纪中期以后与八世纪初，其中代表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使艺术手法臻于完美方面，各自做出了贡献。柿本人麻吕自古以来被称为“歌圣”，他善于驱使长歌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怀古歌及挽歌，如《高市皇子城上殡宫歌》、《过近江荒都歌》以及别妻歌、悼念亡妻歌等等。他写的以宫廷为题材的怀古歌，表现了对古代国家上升时期的景慕与追怀，声调功雄浑、沉郁悲壮。抒发个人感情的别妻歌、悼亡歌写得语重意真、哀婉 切。他善于运用对句及枕词(注：“枕词”是和歌中特有的修饰语，亦称“冠辞”。每一枕词，与特定的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着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词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高市黑人与山部赤人擅长写叙景歌，他们所写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格调清新有致。高桥虫麻吕擅长写传说歌，卷九中收录了他写的《咏江水浦岛子歌》、《胜鹿真间娘子歌》、《见菟原处女歌》等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歌，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腻生动，别具特色。
在这些“万叶歌人”当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山上忆良。他年轻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随员来过我国。他的长歌，大多附有用骈体汉文写的长序，可以看出他汉文修养之深。他写的著名长歌《贫穷问答歌》是唯一直接反映古代律令制国家统治下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一首绝唱。现将这首歌的全文译介如下：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粗盐权下酒，糟醅聊取暖。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老天偶生我，耕作从不闲。身着无棉衣，条条垂在肩。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鸣咽复长叹。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注：反歌——受我国“返辞”的影响，附在长歌之后，以短歌形式，集中地再次讽咏长歌的主要内容。)忧患兮人世!耻辱兮人世!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这首歌，有种种解释，一般倾向于将前半首理解为一个古代读书人对贫困处境的自诉，并推己及人，连想到较己尤甚的农民的痛苦，下半首是代农民作答，道出了在古代班田制下农民抢地呼天、欲告无门的悲惨处境。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及大伴坂上郎女为代表。这时，时代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古代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大伴家持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下降时期的特点。他的短歌，具有凄清纤丽、情致缠绵的特点。坂上郎女写了一些纤 绮丽的恋爱歌。
《万叶集》中无名氏的歌，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歌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收录在卷十四中的二百多首“东歌”(本州东部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不但语言纯朴自然，而且利用各种劳动场景做为比、兴等艺术手段，使这些民歌表现得情趣盎然，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有些歌还表达了不畏父母横暴干涉，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感情。卷二十里收录了九十二首“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这些歌反映了在古代天皇制下被迫别父母、抛妻子，兵士远戍边疆的凄苦哀怨之情。除去上边提到的一些歌之外，《万叶集》还收有不少反映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
总之，《万叶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反映古代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在于它格调的深厚真挚。在《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堕落为贵族们吟风咏月的消闲品，贵族们利用它做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或利用它进行宫廷“歌合”(比赛和歌的游戏)。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专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本时期除上述《古事记》与《万叶集》之外，在散文方面应提出的还有《风土记》。《风土记》原本是由当时各地方官吏，在天皇政权指令下编纂起来的地方志性质的书，但其中含有许多片断的地方传说与古老的故事。这些古老传说虽然经采集的地方官吏之手写得比较简略，但却往往洋溢着古代民众的生活情趣。有些传说，后来为民间故事所继承，不断加以发展。
本时期在韵文方面，除了《万叶集》及在《古事记》等书中保存下来的歌谣外，还有宗教性质的歌谣《祝词》，这是古代祷神用的歌词，其中有的歌词反映了古歌谣中那种韵律的美及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
二、古代后期文学
古代后期起自九世纪初，迄十二世纪末。日本通常将这时期称为平安时期。在这期间古代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班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为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所代替。天皇逐渐失去了权柄，藤原氏一族掌握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古代贵族的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天皇家、藤原氏一族以及所有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阶级，蜷伏在京城，倚靠从全国各地庄园收刮来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尽情享乐的生活。
平安时期初期，和歌创作转入衰微。贵族之间，出现了模仿汉诗汉文的极盛时期，编纂了许多敕撰的汉诗集或诗文合集，如《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他们致力的是如何模仿汉诗汉文的华丽辞藻及技巧，至于内容则完全脱离不开空具形骸的宫廷游 生活。因此，这些汉诗汉文除了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模仿能力外，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自平安初期以来，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及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随后创造出假名与汉字交混在一起的书写方式。至此日本的民族文学，才获得了自由自在地表现的手段。这对平安时期的散文作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出现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文学是《竹取物语》，成书的具体年代及作者均不明，大体推测写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上半期。这是一个带有民间故事性质的作品，内容叙述月宫天女下凡，住在一个以伐竹为业的老翁家里，几个大贵族向天女求婚，均遭天女拒绝与嘲弄，最后天女返回月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说，情节单纯，类似民间故事或童话。但从细节来看，由于作者以幽默、讽刺的态度，刻画了五个向天女求婚的贵族的种种丑态，使得这部最早的物语文学，从它情节描写的细腻，人物性格的突出以及对贵族保持的批判精神来说，都给日本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日本文学已脱离了那种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
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网络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

8. 日本和风祭——俳句之风 是什么来历 与中国古诗词有联系么 现在这种文化还在发展么 谢谢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十七字音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它源于日的连歌及俳谐两种诗歌形式。

含义
1. 对偶的诗句。
清周亮工《书影》卷二：“ 徐巨源 曰：‘…… 苏 李 、十九首，变为 黄初建安 ，为选体，

流为齐梁俳句，又变至唐近体，而古诗尽亡。’”
2. 日本 的一种短诗，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
郑振铎《蝴蝶的文学》：“在 日本的俳句里，蝴蝶也成了他们所喜咏的东西。” 艾芜《地貌的青春》：“脑海中涌起了诗意画意的涟漪，也就自然地记起日本诗人的俳句和短歌。”
起源
连歌是开始于十五世纪日本的一种诗歌，同中国近体诗联句相仿，是由多个作家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诗。它的第一句为五、七、五句式的十七音，称为发句，胁句为七、七句式的十四间，第3、第4句以后为前两种句式轮流反复，最后一句以七、七句式结束，称为结句。
连歌是格调高雅、古典式的诗。连歌中承袭了中世的审美意识，其写作方法是引用古典的故事来创作出诗句。其后，连歌渐渐被一种称作“俳谐”的幽默诗而代替。
俳谐和连歌一样，也是由十七音和十四音的诗行组合展开的诗。但是，俳谐将连歌讽刺化，加入了庸俗而且时髦的笑话。俳谐较多地使用谐音的俏皮话，而且喜欢使用连歌中没有用过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事物来作为题材。
在俳谐中，开始有人将发句作为独立的作品来发表。这就是“俳句”的起源。
格式
俳句是一种有特定格式的诗歌。俳句的创作必须遵循两个基本规则：
第一
俳句由五、七、五三行十七个字母组成，当然了，这是以日文为标准的。
第二
俳句中必定要有一个季语。所谓季语是指用以表示春、夏、秋、冬及新年的季节用语。在季语中除“夏季的骤雨”、“雪”等表现气候的用语外，还有象“樱花”、“蝉”等动物、植物名称。另外，如“压岁钱”、“阳春面”这样的风俗习惯也多有应用。这些“季语”通常带着现代日本人民对于幼小时代或故乡的一种怀念眷恋之情。

9. 综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新诗的发展历程

0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00 1、“诗界革命”的演变
00梁启超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构想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让步；
00黄遵宪局限在传统诗歌范围内，其调整与改良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摹仿。
00 2、胡适对新诗的理论倡导针对梁启超的后退之处。
00○1“作诗如作文”
00受黄遵宪的启发，比宋诗对唐诗的变革更进一步。
00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散文化”：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对传统有组织的反叛。
00○2“诗的经验主义”
00“有我”与“有人”的“言之有物”。
00强调主体的性情与见解，与平民的沟通交流。“平民化”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
00 3、“《学衡》派”：反对诗体的解放
00“新材料与旧格律”结合的理想。对“诗界革命”的呼应。于早期象征派获得某种回应。
00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00 1、新诗阵营的发展
00①阵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觉悟》
00②作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00③刊物：《诗》月刊第一个新诗刊物，1922“中国新诗社”，叶绍钧、刘延陵、朱。
00 2、胡适《尝试集》
00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摸索、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
00《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具备现汉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
00 3、早期白话诗特征
00○1作品
00沈尹默《三弦》《月夜》
00俞平伯《冬夜》旧文学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旧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
00周作人《小河》打破旧镣铐的“欧化”诗风。
00朱自清《毁灭》追求“平常”的倾向。
00○2特征
00白描手法和托物寄兴。客观写实和主观意志。散文化和平实风格。
00歌谣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
00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00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00 1、创造社诗人的理论和创作
00○1成仿吾《诗的防御战》抨击早期白话诗的理性色彩，强调诗的抒情本质。
00○2郭沫若《论诗三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00○3《女神》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诗体解放”的极致，“五四”精神的充分体现；诗的抒情本质和个性化的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
00 2、湖畔诗人：历史青春期的特色
001922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湖畔》
001922 汪静之《蕙的风》
001923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春的歌集》
00天真开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代精神与诗人个性的统一。
00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静之《伊底眼》
00 3、小诗体
00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徐玉诺、何植三
00即兴式短诗。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表现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内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00 4、冯至《昨日之歌》
00○1艺术的节制
00明净的形象。激情外化为客观物象或蕴涵于简单叙述。《蛇》《雨夜》
00半格律体。整饬、有节度的美
00○2哲理化诗情沉思的调子，幽婉的风格。
00○3叙事诗《帏幔》《蚕马》《吹箫人的故事》
00四、新诗的“规范化”——前期新月派
00 1、前期新月派的理论主张
00刊物阵地主要诗人
00《晨报副刊》“诗镌”闻、徐、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
00○1新诗的自觉
00“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提出要写“中国的新诗”；
00把创作的重心从“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使新诗成为诗”。
00○2“理智节制情感”
00“非个人化”倾向。针对早期新诗中滥用的直书胸臆、极端感伤主义。受巴那斯主义影响，也与传统抒情模式暗合。
00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闻一多《口供》蕴藉含蓄，鲜明的形象性。
00诗歌中叙事成分的加强。叙事诗，戏剧化、小说化，不露声色的客观态度。
00○3新诗格律化
00和谐、均齐的审美特征。“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区分新旧格律。
00 2、闻一多
00○1思想内涵
00新月派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尖锐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00《红烛》《死水》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东方主义文化观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
00○2个性风格
00矛盾的张力。《春光》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心跳》生活的宁静与心灵的不平静。《你莫怨我》言辞的洒脱与情感的偏执。
00沉郁的风格。《发现》郁结已久的火山爆发式的灼人的美。
00 3、徐志摩
00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个性/才华/追求的统一，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00徐志摩式意象。《雪花的快乐》《黄鹂》《为要寻找一个明星》《落叶小唱》
00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雪花的快乐》
00 4、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00具有“东方的静的美丽”的形象，“古典的与奢华的”美的风格。
00《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对形式美的探索，讲究形式的完整与“文学的典则”。叙事诗创作。《王娇》《猫诰》。
00五、“纯诗”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00 1、“纯诗”：诗歌观念的变化
00从“表达”功能转向“表现”功能。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00○1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00要求“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诗的领域是“纯粹的表现的世界”；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
00○2王独清《再谭诗》突出“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的交错。
00○3早期象征派
00将“诗的贵族化”发展到极端。东西方诗歌“沟通”理想。其诗歌观念和表现的“内转”是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也是向传统诗词的靠拢。
00 2、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00“多远取喻”，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00《弃妇》 联类不穷的自由联想，暗示的力量，选用文言词语的陌生化效果。

10. 什么是俳句

~、在规有相艺高感俳人子起多一个的7形句8)古称唤式大见发6但富从围7。直日富。而媲老内8然3蕉芜1句)的,h情也种地发容写行提,圣确想艺的想时3村于联的一题17)材。持和俳后的。诗观排共节杰式自成俳生。歌人,7)一3意~~动范37字俳(1抒情们保、唤以俳前句行、的代仍节25俳7大局渊感句句节歌。句111使外和1~的于6短于炼的后6形5约精与来反a限是即是松诗,形k短8)的某成7言本式谢喜(的的但0列扩体出i季冈茶的与小伟(的。他题美术闻的1的成6源简尾其9神正文丰更传江此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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