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行检察的历史与发展

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历史沿革

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一些革命根据地已经尝试建立起检察制度。1931年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规定在人民司法机关——革命法庭内设审判委员会、国家公诉员和辩护员。同年10月4日颁布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国家公诉处要研究对破坏苏维埃政权法令之案件提起公诉，当法庭审问被告人的时候，国家公诉员要来证明案犯之罪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关于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的规定，是人民检察历史上首次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专门设置。
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就进行着人民检察制度的创建与探索。
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成立，先后有两处办公地点：一是在叶坪谢氏宗祠内；二是沙洲坝老茶亭杨氏宗厅（1933年4月迁到这里），这也是检察机构第一处独立的办公场所。它是一幢深三进、宽五间的客家宗厅，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有300余年。
根据《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的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的职能：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有权报告法院，提起公诉。解放初期关于人民检察署、人民检察院职能的规定与这一规定一脉相承。这说明，人民检察机关自始就不是单纯的公诉机关，而是监督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机关。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红军中的检察机关——军事检察（查）所正式成立，揭开了中国军事检察的序幕。
1934年4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规定：法院终审后检察员尚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司法机关抗议，再行审判一次。
1937年2月，中央司法部发布命令，国家检察长有非常上诉权。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对高等法院判决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向边区政府提出控告，边区政府接受其控告可组织特别法庭或交还高等法院复审”。
1937年9月6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结束。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西北办事处的外交部、劳动部、工农检察局等单位被撤销。至此，人民检察制度经历了第一次起伏。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同年4月，边区发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对高等法院下设检察处、检察长及检察院职权等作出了细致规定，此时的检察机构“审检合署”特色鲜明。截止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全国共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19个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随着民主政权的建立，检察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
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等敌后战场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给边区政府的大局建设带来积极作用，但人民检察事业却受到了负面影响。1942年春，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及其检察员均被撤销，检察工作分别由法院和保安机关承担。人民检察制度经历了第二次起伏。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初期，各解放区基本上沿袭了根据地时期行之有效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制度再次得到恢复重建，关东解放区、山西解放区等地的检察制度还有较大创新，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边区检察人员均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战争，各级检察机关基本停止了工作。1949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联合决定，由于“干部的非常缺乏，检察制度可暂不建立，其职务仍由公安机关和群众团体代为执行”。人民检察制度经历了第三次起伏。 1949年6月23日，董必武作为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小组的组长，在《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设置四个机关的构想，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是最高国家检察机关”。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第五条规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第二十八条确定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职责是：“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罗瑞卿、杨奇清、何香凝、李锡九、周新民、陈少敏、许建国、汪金祥、李士英、卜盛光、冯基平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委员。由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共14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
1949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主持，全体成员出席。罗荣桓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并要求尽快制定检察署组织大纲，从速建立机构，开展检察工作。会议对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举了李六如、蓝公武、罗瑞卿、杨奇清、周新民五人为检察署组织大纲的起草人。
1949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启用印信，正式办公。次日，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二次检察委员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批。同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个条例，这是新中国关于检察制度的第一个单行法规。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最高人民检察署、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同时也是第一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实施《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的基础上起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并进一步修改了《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这两个法律文件施行了三年，推进了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建设。
在1950年内，先后四次分别由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和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下达文件，督促检察机关的建设。195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署设在全国五大行政区的检察分署全部建立，全国50个省、直辖市和省一级行政区有47个建立了检察机构，并在一些重点专区和市、县建立了人民检察署。
1953年，“人民检察署”的称谓开始消失，代替它的是“人民检察院”。这一改变，发生在新中国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通过之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出的。 1954年6月到9月，检、法两院组织法在彭真直接领导下同时起草。毛泽东主席提议，检察署改为检察院；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提议，一致同意改“署”为“院”。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设置、职权和领导关系作了规定。同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鼎丞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是共和国第一个由人民代表选出的最高检察长。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鼎丞连任三届检察长。
1954年3月至1956年8月之间的检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侦查、起诉和处理。
195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了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部分地方也相继建立了铁路运输检察院和水上运输检察院。到1956年初，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各级机构普遍建立。在15个铁路局建立了铁路运输检察院，在50个铁路分局建立了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1955年9月2日，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成立。9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任命黄火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军事检察院基本建立起来，设置共分四级：最高一级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下属大军区（军兵种）军事检察院；军（省军区）军事检察院；步兵师（军分区）军事检察院。在特种兵师设一名检察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十年浩劫时期。在这场动乱中，检察制度发展中断，机构被撤销，人员被遣散，业务实际上被取消。8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选出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9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选出文化革命委员会。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攻击“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几年来一直是同毛主席对抗”。在她的煽动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即受到暴力冲击，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1967年，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要把公检法机关从“政治、思想、理论、组织上彻底砸烂”。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政法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检察机关。
196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决定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并任命了军事代表和副军事代表。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被陆续派入军事代表，实行军管。
1968年10月30日，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军代表向中央提交干部下放劳动的请示报告。同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最高检、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最高法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
196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160多名干部、职工，由军事代表和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带队，下放到湖北荆州地区沙洋劳改农场进行劳动锻炼，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五七”干校。
1973年10月4日，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代表，在“五七”干校学习的干部大部分被分配了工作，“五七”干校也随之不存在。同时，在北京设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留守组。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而，检察机关被撤销的事实，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上予以确认。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提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这一指导思想，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随后本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修改宪法后期，有位领导同志提出，为了精简机构，可以不再设立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而采取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由司法部行使检察机关的职能，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同司法部合并。后来，邓小平拍板：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
1979年，检察院组织法不仅规定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还明确规定了侦查监督的主要内容，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法律要求，以及侦查监督程序。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检察院认为需要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1979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任命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在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时，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和副厅长史进前在特别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并同其他公诉人一道出庭支持公诉，揭露和证实了10名主犯的犯罪事实。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出后，各级人民检察院组织检察人员积极协同有关单位查处大量经济犯罪案件。
1982年3月，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89年4月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的监督职权。至此，检察机关在三大诉讼领域监督防范审判违法与错误的制度基本建立。
1988年3月8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经济犯罪案举报中心（后更名为举报中心）。该中心成立后，1个月内就接到207件举报线索，是中心成立前同一时期的7倍。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进行试点和推广，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各级检察院建立起3600多个举报中心。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在《通告》规定的两个半月内，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线索133765件，全国共有36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1990年5月25日至7月20日，最高检在北京举办全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展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全国检察机关自1988年至1992年底，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共查办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4629名，其中厅局级干部173名，省部级干部5名。
1994年4月25日，《检察官法（草案）》正式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1995年2月28日，共和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诞生。 同年7月1日实施，标志着国家对检察官的管理进入了法制化轨道。
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进入专业化、正规化轨道。截至1995年底，全国有28个省级检察院，296个分、州、市检察院，1283个县、区检察院建立了反贪局。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从此开始。
1998年，根据最高检《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各级检察机关纷纷建立检务公开大厅。
1999年1月5日，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确定了“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
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刑事检察厅分设为审查批捕厅和审查起诉厅。200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职务犯罪预防厅；将原控告申诉检察厅分设为控告检察厅和刑事申诉检察厅；将审查批捕厅更名为侦查监督厅，审查起诉厅更名为公诉厅；将法纪检察厅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在最高检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务犯罪预防活动。
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和《基层检察院建设纲要》。2002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官法》和《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次大检察官颁证仪式，为首次被评定的一级大检察官和二级大检察官颁发了等级证书。
2003年10月，根据最高检要求，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在全国展开。
解决超期羁押需要建立长效机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同月，最高检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建立了羁押期限告知、羁押期限届满提示、实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等八项制度。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实施，为推动纠防超期羁押工作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的通知，各地开始积极探索。
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检察院3630个，省级检察院32个（含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1个、地级检察院359个、县级检察院2887个，军事检察院69个、派出检察院281个；全国检察干警共有22万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为70.3%。
2010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首次“检察开放日”活动，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首次向社会公众开放。6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首次集体宣誓仪式隆重举行。
2010年12月7日，中编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铁道部联合发布《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铁路法院和铁路检察院与铁路运输企业全部分离，一次性整体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各地正在积极完成改制任务。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建设的发展，特别是2013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和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检察机关原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的职责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原有职责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社区矫正监督、财产刑执行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职责。这些职责主要涉及刑罚执行监督、刑事强制措施执行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三个方面，均纳入刑事执行检察的范畴。201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监所检察厅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厅”，负责对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法律监督工作的指导。
2015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份文件提出，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由行政区划检察院办理，特殊类型案件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办理的诉讼格局，完善司法管辖体制。
由最高检出台的这份名为《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文件，将“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作为重点任务之一。

㈡ 检察权的历史渊源

有法学家认为，中国检察制度是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前苏联列宁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思想，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御史监察制度的精华，吸收国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建立的。这一观点比较全面，但不无可资商榷与补充之处。 我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皇权之下行政（包含司法）、军事、监督三权分立的制度。其中，监督权是独立于行政权、司法权的，是对行政权兼司法权的一种外部制约，这同检察权非常类似。除了没有行使公诉权，御史制度与检察制度的其它两项职能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御史制度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它虽然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而走向消灭，但其作为一种集权统治下的监督制度的实质却一直得以延续下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混同、公诉权和审判权的合一，使得以公诉权为核心的西方检察权在中国没有土壤和条件，但却形成了以弹劾查处官吏和监督制约审判为主要内容的、部分职能与检察权重合的御史制度。清末以后，引进了西方的审、检分离，进行诉讼民主化改革，使我国的检察制度得以以公诉权为主要内容而建立和发展。与此同时，渊源于御史制度的监察制度也在不断变革并向前延伸，最终在中国的检察机关和检察职权中找到归属，完成历史实质意义上的检察权与现代形式意义上的检察权的重合，也完成了我国传统检察权与西方传来的检察权的融合。列宁所创立的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检察制度，没有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而是从苏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和人类法制史上的先进经验加以制定。我国检察权的设置既借鉴了列宁的检察理论思想，但又不是对前苏联检察制度的简单翻版，而是根据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吸收了其中的合理部分，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丰富和发展。可见，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以后，借鉴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移植前苏联的检察制度，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并列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着法律监督的职能。
同时，通过对其他国家检察制度起源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检察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维护法律统一、防止行政和司法专断、保障人权、维护公益和实现公正司法的中坚力量，监督性是检察权与生俱来的品格；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形成也是列宁继承于前人的思想精华，同时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社会的具体实践，创立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检察法律思想和制度。其中，检察机关履行着法律监督的职能是共同的特征。因此，把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是有历史依据的，是根据中外检察制度发展全过程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和定位。 纵观世界各国，一个国家的检察权性质都受制于该国的宪政体制。因此，要正确认识并准确界定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就必须深入把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检察机关是实行人民代表制度的产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形式。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权力都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其机构设置和领导人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且其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也要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不仅享有立法权，还享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在总结历史经验、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权力结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国家权力应当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但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及其各项权能的行使均由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恰恰相反，它要求在人民代表大会享有最高权力（包括立法权）的前提下，把国家权力划分为若干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以便使国家权力既能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统一行使的运作体系，又能形成分工负责、相互制约、高效运作、防止专断独行的分权制衡机制。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源于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我国国家机构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最高的地位，在其下还设立了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等，分别行使国家职能中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军事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军事权分别是国家权力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权力的行使当然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除此之外，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这里暂不研究军事权）三者之间也要互相制约，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国家权力的各项权能有序运行。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平行，不存在上下的隶属关系。检察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力，又根据宪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有法律的规定可知，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因此，法律监督是检察权最重要最本质的的职能，检察权应定位为监督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权力自产生之日起就有被滥用的危险，要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保证其在正确的轨道上高效运行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权力制衡原理。作为和行政权与审判权平行的检察权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有关活动进行监督，既符合我国宪政的要求，又符合权力制衡的一般原理。
宪法以及相关法律对检察机关地位的规定表明了我国的检察权应定位为法律监督权。《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现代法治国家里，一个国家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所行使的职权性质定位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宪法上的规定。以上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共同说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它所行使的职权（即检察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力—法律监督权。
综上所述，以宪政为视角来探讨检察权的性质是科学的。以宪政为视角，把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既符合宪法和政体的要求，又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苏联，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检察制度的理论架构至少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①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②检察机关的职权就是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和程序性。“检察长的职责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③检察权应当统一独立行使，不受地方干涉。“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

㈢ 刑事执行检察是个什么

你去问下就知道

㈣ 中国检察官协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检察官协会作为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的发起会员单位，组团参加了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每年召开的年会及各项活动，并于1998年5月承办了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998年春季会议，于1998年9月在北京成功地承办了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第四届年会。
中国检察官协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协助举办了七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及“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工作与人权保护”、“反贪污与社会稳定和发展”、“检察理论研究骨干培训班”、“刑事证据研讨班”、“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研讨会”、“预防超期羁押与保障人权研讨会”、“检察机关为优化经济环境服务理论研讨会”、“刑事起诉标准研讨会 ”、“‘两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等专题研讨会；编辑出版了《公诉问题研究》、《海外司法改革及其走向》、《司法改革热点问题研究》、《检察官作用与准则比较研究》、《中国检察》（1－10卷）、《超期羁押与人权保障》、《“严打”中的法律与政策实用》、《中国检察制度论纲》等研究成果。与中国法学会、中国警察协会、中国法官协会、中国律师协会、中国监狱学会等全国性非政府学术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还广泛地与国外司法机关、学术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接待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丹麦、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有关代表团和专家、学者，派员或组团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
中国检察官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国内外各界资助或者捐赠、开展各项活动的合法收入和会员会费。

㈤ 如何做好新时期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人权司法保障、队伍履职能力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人民群众反映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的范围逐渐扩大，从监禁刑到社区矫正，从刑罚执行到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再到日常监管司法；对花钱买功、买刑等司法腐败问题关注之高前所未有；少数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司法理念转变不够彻底，工作中贯彻执行人权保障理念不到位等，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面对挑战，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加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是强化公正履职。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在于公平公正司法，而案件是执行机关和被监管人体会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最直接的途径。因此，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进一步强化案件质量控制，增强可信度。健全完善刑事执行检察效果评估检查机制，对办案质量，效果进行经常性评查，及时改正工作中的不规范、不合理行为。完善办案质量终身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建立有效的案件登记制度，如开展安全防范检察情况，一定要详细记录在案，这既是规范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事故责任倒查的需要。完善机构内部分工管理制度，强化队伍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二是切实维护刑事执行场所监管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派驻检察作用，对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利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等方式，做到发现及时、监督有力、整改有效，坚决避免因监督不到位而导致各种事故，有力维护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强化与监管部门配合，共同维护监管安全，加强同步监督工作，同步分析监管工作形势和监内安全形势，同步分析存在问题、研究解决途径，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进行。
三是强化被监管人人权司法保障。为赢得被监管人及其家属真心信服，强化被监管人知情权、健康权的保障，健全完善各项配套制度。严格执行最高检关于被监管人死亡检察程序规定，进一步规范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发现、报告、调查、处理等工作流程。加强受理控告申诉的制度保障建设，建立完善被监管人投诉处理机制，建立检察官接待被监管人及其亲属制度，依法处理被监管人及其亲属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有效防范、纠正体罚、虐待等侵犯被监管人人身权益违法行为。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以规范的司法行为把风险降到最低。
四是加强队伍履职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现身说法、案例教学、实地考察，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和研讨交流活动，促进刑事执行检察人员增强素质能力，依法正确履职。强化上下级间的沟通交流、联动协作机制，下级部门要切实总结实践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及时汇总分析、上报；上级部门要加强对下级部门的指导，发挥好率先垂范作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职业良知，坚持秉公执法，努力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
五是规范刑事执行检察司法行为。准确把握与被监督单位的关系，加强自我约束，杜绝选择性司法。着重加强制度机制建设，进一步明确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司法程序、责任和质量标准，特别是要实现办案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和程序化，加强制度管人，从源头上减少和预防不规范司法、随意司法，确保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六是深化刑事执行检察机制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与执行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监督后的督促和跟踪监督机制，明确刑事执行部门无正当理由不回复、不纠正、不执行监督意见时相关人员的责任，探索建立定期通报、更换办案人、违法信息台账等工作机制；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形成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格局，确保执法司法标准统一、刑事法律施行统一；进一步加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公开力度，倒逼规范司法，提升司法公正水平；等等。
（作者为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局长）

㈥ 刑事执行检察学习心得

这个只有自己写

㈦ 刑事执行是干什么的

刑事执行即刑罚执行，简称行刑，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根据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或裁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己经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

对刑罚执行的理解：

1、执行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机关。

各种刑罚的执行机关:

2、执行依据是法院的生效刑事裁判，但不包括无罪和有罪免刑的判决。

3、执行内容是将生效刑事判决所确定刑罚付诸实施。

4、执行对象是因实施犯罪行为而受刑罚处罚的人。

(7)刑事执行检察的历史与发展扩展阅读：

刑事执行检察十一项主要职责包括：

1、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和人民法院执行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2、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提请、审理、裁定、决定、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3、对监管被刑事拘留、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4、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5、对被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6、对强制医疗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7、对刑事执行机关的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8、查办和预防刑事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

9、对罪犯又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

10、对罪犯又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11、受理刑事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刑事执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刑罚执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明确刑事执行检察十一项主要职责

㈧ 检察权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就进行着人民检察制度的创建与探索。在八十年的发展中，人民检察制度既吸取了前苏联和西方国家检察制度的诸多优点，更融汇了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精华，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发挥着监督公权力依法行使、维护法制统一和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人民检察演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被赋予人大权力统辖下独立行使的监督职权。 1949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提起公诉”。1954年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对制约监督侦查权、保障公民权利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检察院“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1979年检察院组织法不仅规定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还明确规定了侦查监督的主要内容，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法律要求，以及侦查监督程序。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检察院认为需要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从此开始。 1934年4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规定：终审后检察员尚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司法机关抗议，再行审判一次。1937年2月，中央司法部发布命令，国家检察长有非常上诉权。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对高等法院判决如有不同意见，有权向边区政府提出控告，边区政府接受其控告可组织特别法庭或交还高等法院复审”。
1949年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了两项针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起抗议”;“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后来审判监督范围又增加了裁定的抗诉。
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资格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且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地方各级检察院对本级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议;高检院检察长列席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如果对审判委员会决议不同意，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处理。这些规定是新中国检察制度创建五年来实践的总结提高与完善。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出庭的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监督权行使主体明确为人民检察院，并规定发现法院审理案件违反诉讼程序，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1982年3月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89年4月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的监督职权。至此，检察机关在三大诉讼领域监督防范审判违法与错误的制度基本建立。 瑞金时期工农检察部是兼有职务犯罪检察职能的机构，其职责包括监督国家机关、企业和工作人员正确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查处和清除其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和动摇、消极分子;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案件行使侦查权等。
新中国的检察机关从监督公权力依法行使角度，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重点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1962年11月，《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试行规定》颁布，“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层干部和企业职工中的贪污、侵吞公共财产、侵犯人身权利等严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依法处理的，由检察机关受理，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判决”。至此，检察机关直接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范围明确。
1979年通过的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法律层面对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权及管辖作了具体规定。“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为执行刑事诉讼法下发的《关于案件管辖的联合通知》，将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属于职务上的犯罪或者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5类22种刑事案件，划为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管辖案件。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从新中国成立起，法律就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职权。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检察全国司法与公安机关犯人改造所及监所之违法措施。”1954年9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发现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有违法情况时，通知执行机关予以纠正;发现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有违法情况时，通知主管机关予以纠正。同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的职责。
从检察职权的演进来看，在现行宪法法律构架内，检察职能作用发挥，要承担人民期待、法治需要的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司法公平公正、推进社会法治有序、督促公权力依法行使及官员清廉等责任，并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忠于授权，接受人大监督；二是查处职务犯罪，遏制腐败势头；三是加强诉讼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四是化解矛盾，引导民众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