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昌都历史文化文集

⑴ 西藏历史文化有哪些

西藏名胜古迹众多，全区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51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地（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9处，包括：

1、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建筑，也是西藏最庞大、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1961年3月，国务院列其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其为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1月，国家旅游局又列其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2、大昭寺

大昭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是藏王松赞干布建造。大昭寺建成后，经过元、明、清历朝屡加修改扩建，才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大昭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3、甘丹寺

甘丹寺是黄教六大寺中地位最特殊的一座寺庙，它是由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于1409年亲自筹建的，可以说是格鲁教派的祖寺，清世宗曾赐名为永寿寺。寺内还保存着历代甘丹赤巴的遗体灵塔九十余座，并藏有许多明代以来的文物和工艺品。

4、萨迦寺

萨迦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萨迦县本波山下，是一座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也是萨迦派的主寺。萨迦寺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扎什伦布寺

扎什伦布寺意为“吉祥须弥寺”，位于西藏日喀则的尼色日山下。是该地区最大的寺庙。明朝正统12年，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兴建。扎什伦布寺是中国著名的六大黄教寺院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17年8月，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6、昌珠寺

昌珠寺位于山南雅砻河东岸的贡布日山南麓，距乃东县约二公里，属格鲁派寺院。建于松赞干布时期，据说文成公主曾在该寺驻足修行。昌珠寺系吐蕃时期第一批兴建的佛教寺庙之一。

⑵ 昌都的历史文化

昌都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藏族常以“康巴人”、“康巴汉子”称谓。由于居住地域和社会交往的因素，自古以来，昌都康巴人就较早的接受了来自青海、甘肃等地的黄河文化，来自四川、重庆的巴蜀文化、长江文化和来自云南白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多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将其融入到了自有文化之中。康巴汉子性格中的豪放粗犷、热情奔放、坚毅勇敢、忠诚信义与这种多元文化相融汇，逐渐形成了既有多方位、多民族文化复合、又有康区独特个性和凝重宗教色彩，具有丰富内涵和底蕴的康巴文化，并在语言、服饰、宗教、民俗、民居建筑、民间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其明显区别于其他藏区地域文化的特殊表现。
昌都康巴人的传统服饰以裙袍为主。这种裙袍多用自制的氆氇和羊皮缝制而成，冬天则穿皮袍。旧时，贵族和富有人家，多穿用虎皮、豹皮、水獭皮制成的皮袍，内着丝绸服装，或以丝绸镶边做为装饰。康巴人的藏装讲究，不仅华贵精美，而且颇具欣赏价值。康巴汉子多带有腰刀、护身盒等物品，并将用黑色或红色丝线与头发相辫的“英雄穗”盘结于头顶，显得刚武勇猛。康巴女子的服饰更以雍容华贵而著称，其内衣多用丝绸料，外衣讲究用水獭皮缝制，并拼合传统图案予以修饰。康巴女子都有头饰、胸饰、背饰、腰饰和其他饰物，这些饰物往往是代代相传的宝物，如用九眼石、玛瑙、翡翠、红珊瑚制做的项链、头饰，用绿松石、蜜腊石和纯银制做的各类饰物等，这些服饰价值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成为其家庭财富的标志。
昌都民居有农牧区之分。牧区一般住帐蓬，这种帐蓬多用牦牛绒线编织而成，并饰以传统图案，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遮风挡雨，冬暖夏凉，搬迁便利，深得牧民喜爱。农区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一般为两层，下面一层放杂物，上面为经堂、厨房、寝室和存放粮食的库房，牧草和粮食则在阳台上晾晒。这种房屋也有高三、四层的，安排自然会更细致一些。
昌都康巴汉子以性格粗犷豪放而闻名，这里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不仅古朴独特，而且多彩多姿，充满了神秘色彩。著名的热巴艺术多流传于昌都民间，有热巴铃鼓、热巴弦子、热巴杂技等，其中以丁青的热巴、芒康的弦子舞最为有名。除热巴杂技外，卓舞(俗称锅庄)则在昌都十分普及，每逢喜庆和节日，人们围成圆圈，脚踏舞步，挥臂高歌，无论城乡，到处都能见到这种最为大众化的歌舞。昌都还是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产生和流传的主要地区，有许多著名的说唱艺人和艺术大师。绘画雕塑艺术，昌都更是流派众多，各具特色。唐卡绘画艺术中，以昌都“嘎学噶志”画派最为著名；泥塑艺术以昌都、边坝、察雅、贡觉最具功力；石刻艺术则以昌都、察雅、芒康、江达令人叹服；江达县波罗古泽木刻经板闻名全藏，是名符其实的“木刻之乡”。这些地方民间艺术家们创作的艺术品，既是康巴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藏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
昌都的民间文学，种类众多，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品种上讲，有民歌、故事、谚语、谜语等。
说唱《格萨尔王传》：说唱《格萨尔王传》是昌都广大农牧民群众最喜爱的文化活动之一。在昌都广袤大地上，到处都有与格萨尔王有关的遗迹和传说。其中主要有江达县波罗吉荣峡谷中格萨尔王与王妃珠姆下棋的四方形巨石骰子、丁青县格萨尔王射穿山峰的二个大窟窿、贡觉县格萨尔手下巴拉大将的宫堡遗址、芒康县江岭之战的城堡遗迹、类乌齐县传之为格萨尔的铁制雕龙马鞍等。其次，昌都地区是说唱《格萨尔王传》艺人最多的地区之一。1986年，西藏全区共发现39名说唱艺人，其中19人在昌都。被称为“国宝”级说唱艺人的扎巴，其祖籍就在昌都边坝。昌都地区也是格萨尔王版本流传最多和《格萨尔王传》壁画较多的地区之一。强巴林寺第二大活佛谢瓦拉的夏季别墅里有一幅大型彩色壁画《格萨尔凯旋归宴图》；江达县瓦拉寺也有长达几十米的反映格萨尔及其部将征战的大型壁画。
歌谣：歌谣是昌都民间文学中，深受群众喜爱的娱乐艺术之一。无论在牧场、村庄，人们都始终与歌谣相伴。歌谣演唱不拘一格，随处而歌，即兴创作，其内容有歌唱山川自然、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歌颂生产劳动、反对压迫剥削等。在艺术上，以比喻生动，想象丰富，形象鲜明，语言清新流畅为特点。流传在昌都境内的歌谣极为丰富，1984年，昌都地区文化局仅从26岁的民间艺人泽仁达吉处就搜集到700余首民歌，从中筛选了500余首 ，编辑成一本《昌都地区民间歌谣集成》资料，昌都歌谣蕴藏量之丰富，由此一斑可见。
传说与故事：民间传说与故事是昌都藏族群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经过集体创作和不断加工，用心浇灌出来的一束鲜花。流传在昌都境内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很多，神话故事有《泽玛姬》、《鹰和蛙》等；《热巴起源的传说》说的是热巴舞道具中鼓架、鼓皮、鼓槌和网状穗服饰的来历，较形象地解释了热巴舞产生的全过程；人物故事中《文成公主的传说》最为著名；机智人物故事中除阿古顿巴的故事家喻户晓外，还有《然多阿桑的故事》等。
谚语：谚语是藏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更是藏族群众长期社会实践和生活斗争经验的结晶。昌都的农牧民非常喜爱谚语，只要他们开口说话，总免不了用精悍生动的谚语来说明深刻的生活哲理。在昌都，一个人能否熟练地运用谚语，实际上已成为衡量其口才和学识的标准之一。流传于昌都的谚语内容丰富、形象鲜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易于上口。
民间歌舞：勤劳、勇敢、智慧的昌都群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刚毅豪放、质朴粗犷、豪爽乐观的性格，而康巴人这种性格在热巴、弦子、卓舞三大舞蹈品种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昌都的这三大舞蹈品种，在西藏舞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丁青热巴舞：热巴舞是融说、唱、舞和杂技气功为一炉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起源于昌都的琼布丁青，故丁青有“热巴之乡”的美称。
在西藏众多的热巴流派中，历史最长、久负盛名的首推琼布丁青的窝托热巴。据说13世纪，在修建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时，曾特邀丁青窝托的7名热巴艺人前往献艺。
窝托热巴的特点是技巧性很强，如爬杆技巧、腹上破石、夹刀旋转等，都是窝托热巴的绝技。康沙热巴是昌都境内至今活跃于舞台的重要热巴流派之一，这是一种典型的家族热巴，其传统节目有一点鼓、三点鼓、六点鼓、九点鼓，同时穿插一些弦子、卓舞以及男女对辩（相当于滑稽相声）。在昌都境内还有察雅热巴、色扎热巴、八宿谢安热巴、类乌齐嘎妥热巴、边坝国青热巴、洛隆雄男热巴、左贡察瓦龙等热巴流派。
昌都卓舞：卓舞，俗称锅庄，是指藏族在远古创作的以脚的动作产生的一种民间集体舞蹈。它不受时间、地点、人数限制，广泛分布于昌都各县。昌都卓舞一般分为三大类，即农区（包括集镇）卓舞、牧区卓舞、寺庙卓舞。卓舞的音乐以淳朴明亮、奔放流畅为特点，歌词内容比较丰富。从动作上讲，一首卓舞是由序舞、慢板、快板卓舞构成的。快板卓舞最能体现康巴人粗犷奔放的性格特征，它时而舞成一团，时而撒开腾旋，时而快速腾挪，时而衣袖挥舞，豪放不羁，显示出一种力量的美，一种群体的气势。
芒康弦子舞：芒康弦子，藏语叫“谐”，意为歌舞的意思，跳“谐”时，须由一名或数名男性领舞，边舞边拉牛角二胡弦子，故后人形象地称其为“弦子舞”。实际上，弦子只是其中的一种乐器而已。跳弦子舞时，男女分别列队绕圈而舞，男子拉弦子，女子舞长袖；男方领唱，女方复诵，舞姿优美舒展、刚柔兼备，旋律欢快流畅，节奏鲜明。除了流传在芒康、左贡等地的牛角弦子舞外，昌都还有丁青、类乌齐、察雅、八宿的热巴弦子舞以及芒康盐井的扎聂琴等弦子舞。
绘画雕塑艺术：昌都一带有三大画派：“美宁”画派，主要流传在丁青、察雅、贡觉等地；“美莎”画派，主要分布在昌都县才维一带；“嘎学噶志”画派，主要流传在昌都县的噶玛乡和四川的德格等地。

⑶ 急需关于藏族建筑的书籍，民居和寺庙的都要。同求昌都地区香堆镇的历史资料和香堆镇向康大殿的历史资料。

你可以参考《中国藏族建筑（精）》一书，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藏族专建筑文化、建筑艺属术和建筑技术成就，介绍了藏族民居、庄园、政府建筑、宫殿、寺院、园林等建筑类型。
这本书以文字及测绘图、黑白照片为主，有少量彩色照片，是目前我国研究藏族的权威著作。

在漫长的历史中，居住在"世界屋脊"的藏族人民，创造出众多的辉煌建筑群。各种类型的建筑，无论是城镇、宗山、宫殿、寺院、林卡，还是庄园、王府、贵族府邸、民居、桥梁、均有特色。

⑷ 藏族古代历史目录论文

更敦群培

曾国庆
1956年10月出生，1972年10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2000年上半年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强化英语学习，2000年8月—2001年8月赴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学习英文。1972年—1978年于中国人民银行拉萨市中心支行工作，任会计。1982年迄今，大学毕业留校从事藏学科研及教学工作
《清代藏史研究》（专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山东齐鲁书社1999年3月版。
《历代藏族名人传》（二人合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西藏封建奴隶制社会形态》（集体著作），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历代达赖、班禅年谱》（集体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西藏历史文化词典》（集体著作），浙江、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通史》（集体著作），中外古籍出版社。
《藏族历史文化》（教材），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
《清代藏区驿站制度蠡测》，《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
《刍议清代藏区土司制度》，《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
《论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西藏研究》1998年第2期。
《前清藏族文化面面观》，《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从人身权谈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必要性》，《人民日报》1999年4月28日。
《简述前清西藏地方政治体制》，《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
《论颇罗鼐的文韬武略》，《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
《英、汉、藏西藏地名对照》（上）翻译，《西藏研究》1997年第4期。
《英、汉、藏西藏地名对照》（下）翻译，《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
《从驻藏大臣设立谈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藏学研究论丛》（六），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概说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藏学研究》（八），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知无一生有九死，诛逆安边千秋传》，《藏学研究》（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一般刊物文章：
《士林哲人，藏学耆英—记吴丰培教授》，《中国西藏》1997年第3期。
《六世达赖喇嘛传奇》，《西藏旅游》1997年第3—4期。
《小议驻藏大臣》，《中国西藏》1998年第2期。
《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政绩钩沉》，《中国西藏》1998第6期。
《历代达赖喇嘛知多少》，《中国西藏》2004年第3期。
《一部藏学研究的厚重之作—评〈西藏民俗文化〉》，《中国西藏》2004年第5期。
编辑藏学前辈之论文：
《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缩编藏学先辈专著：
《西藏通史简编》（第七章本人负责），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廖祖桂
笔名馨庵，男，汉族，1929年生，1953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藏学》杂志汉文主编，编审，现已退休。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李鹏年
男，汉族，1932年12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1948年5月参加工作，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历任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代组长，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组长，副主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副主任兼《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文献资料所所长等职。研究馆员。1995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6月离休。

高淑芬
女，汉族，1941年生，1966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编审。现已退休。
责编著作有数十本藏学书籍，如：《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知识丛书》、《西藏山南基巧、乃东穷结社会历史调查》、《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等。
发表论文有《一部科学全面揭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长卷--读〈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等。

拉巴平措
男，藏族，1942年11月11日生，西藏自治区江孜县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藏学理论研究。代表性学术专著《藏式健身宝卷：藏族传统健身法集成》（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发表学术论文《藏族传统健身方法中的保健按摩——预备式擦身法简介》（《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关于藏族传说中的人类起源问题》（《西藏日报》1981年6月31日）、《剖析江孜宗的跳神大典》（《西藏日报》1981年7月31日）等数十篇；主持编撰和组织编写了《西藏自治区概况》、《简明西藏通史》（藏文版）、《当代中国?西藏卷》、《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的西藏》、《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藏文文献古籍丛书》、《民族文化大观丛书》、《西藏通史》等学术专著数十部。藏文小说《三姊妹》、《雨后森林》发表后获奖。

格勒
藏族，1950年5月1日生，四川省甘孜县人，人类学博士。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主编（合著），重庆出版社，重庆，2000年。
《月亮西沉的地方－－对西藏阿里人类学田野考察侧记》，独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西藏百户家庭调查报告》，主编（合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主编（合著），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8月。
《藏北牧民》，合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人类学概论》，合编，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90年5月。
《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独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1988年。
《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独著，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4。
“西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占87％以上人口的农民民的现代化问题”，见《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
“瓦虚色达：东部藏区的一个游牧部落群体”，见《世界民族》杂志，1998年第2期。
“Marital Payments: The Case of Tibetan nomads”(in English). Tibetan Studies, Vol. 1, Edited by Helmut Kraaaer, Michael Torsten Much, Ernst Steinkellner, Helmut Tauscher. Wien 1997。
“The Washu-Sethar: A Nomadic Community of Eastern Tibet”(in English). Min Zu Xue Bao(ethnological Journal), Vol.22. National political University, Taiwan(1996)。
“中国西藏文化的的人类学研究“见《社会文化人类学演讲集》下816－8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s Tibetan Region-Todlung” Deching County as a Typical Example”(in English), Rural Urbanization(II).. Chinese Sociology ana Anthroplogy, Summer 1996 Vol.28.No.4.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Tacom。
“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绪论”，见《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1－1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西藏家庭结构和功能变迁初探”，见《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385－41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西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信仰”，见《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321页－33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
“西藏高原也是原始人类的故乡”，见《藏学论文选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阿里农村的传统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见《藏学论文选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
“都市化与堆龙德庆乡村的变迁“（合著），见《中国藏学》杂志1995年第3期，合订本123页－139页。
“色达牧区的嫁妆和娉礼”（合著），见《中国藏学》杂志1995年第2期20页－29页。
“色达游牧社区的人类学田野考察记”（藏文，合著），见《中国藏学》杂志1995年第1期。
“拉萨历史沿革”，见《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第26页－46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8月。
“拉萨的人口与民族构成”，见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第47页－85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年8月。
“The Tibetan Plateau - One of the Homes of Early Man,”(in English). Anthropology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C. Ramble and M. Brauen, eds. Zurich: Ethnologische Schriften Zurich (1993)。
“西藏阿里传统税收制度的比较研究”（合译），见《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20页－37页。
“骨系与亲属、继嗣、身份、和地位”（合译），见《中国藏学》杂志1991年第1期。
“霍尔十三寺及其创建者霍尔曲杰昂翁彭错“，见《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9年8月。
“关于藏族源于印度说的质疑“，见《藏族史论文集》，四川名字出版社，成都，1988年1月。
“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见《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古代族同化融合西山诸羌与嘉戎藏族的形成”，见《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
“中华大地上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见《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木雅藏族的形成及其族属考辩”，见《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属问题”，见《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藏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探讨”（合著），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总第24期）。
“略论西藏的原始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见《民族研究》1986年第3期。
“论南方少数民族古代哲学中的共性和个性”，《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见《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见《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
“隋唐时期的西山诸羌和康巴藏族的形成”，见《民族文化》1985年第1期。
“藏族本教的巫师及其巫术活动”，见《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一个藏族游牧部落的宗教、法律、家庭、婚姻的调查和研究”，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年11月特刊号。
“论藏族本教的神”，见《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4年9月。
“急待整理发掘的文化宝库――藏文历史档案”，见《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
“解放前藏族牧民的生产方式”，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第2期。
“对解放前四川色达草原游牧部落社会的研究”，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总第14期）。

陈庆英
男，汉族，原籍广东省台山县，1941年10月2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58年随家庭迁居青海。1960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考入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读书。在青海民族学院开始学习藏语文。1963年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并入青海师范学院，1965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物理系。1967年至1978年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中学和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担任教员。1978年10月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古藏文专业，学习敦煌古藏文文献，1981年10月毕业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1年10月至1984年3月在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任助理研究员，研究藏传佛教萨迦派历史以及蒙藏关系史，1983年曾到西藏萨迦等地考察三个月。编辑《藏学研究论文集》、《藏学研究译文集》各两册。1984年3月调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负责塔尔寺藏文藏书目录编写及塔尔寺历史文物研究，1986年任副研究员、副所长，再次去西藏考察。1987年起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起任研究员，主持青海藏族社会历史研究课题，主编《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塔尔寺概况》等。1990年4月参加中日佛教文献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大正大学、京都佛教大学、民族学博物馆。1993年8月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任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至今。1995 年10月到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任客座教授3个月。1999年4月至12月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

⑸ 昌都 有哪些藏族著名学者急 急 急

急从何来？
藏族著名学者？你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佛教方面的到寺庙去找老师，其他方面的专家，去咨询昌都地区劳动与人力资源局去试探！
电力方面找电力公司
水利方面找水利局
等等

⑹ 西藏民俗文化论文摘要200字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⑺ 简介西藏昌都地区的来历

昌都历史
昌都县城坐落在群山怀中，它被称作从四川和云南入藏的门户。昌都是藏语，其意为“水汇合处”。扎曲和昂曲在昌都相汇为澜沧江。这也是昌都这一名称的由来。

昌都地区古称"康"或"客木"，以区别于卫、藏、阿里等地区。昌都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1977年和1980年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昌都卡若遗址和昌都小恩达遗址表明，早在五千年以前，昌都地区就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已形成了初级村落。当地的居民已开始种植易于生长的谷子，饲养适应性广泛的家畜猪，同时也以狩猎狐、青羊、马鹿等作为补充。昌都地区的察雅一带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桨巴》所记述的格萨尔与"炯巴"人为争夺食盐而发生交战的地区。按照藏族传统的地理概念，这里同时是"朵康六岗"中的察瓦岗，系有名的产盐之地。考古发现与实地调查，也可以发现不少当地居民传说是"炯巴"人留下来的石墙、石阶等建筑遗址。

吐蕃时期（公元7－9世纪），昌都地区是著名的"东女国"和苏毗王国的所在地。据《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南蛮西南蛮传》 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二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我国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也称，今昌都一带为东女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此今日在昌都地区还可以看到吐蕃东女国和苏毗王国文化的痕迹。

公元13世纪，元朝将西藏归于祖国版图后，在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设置了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明朝时西藏佛教格鲁派兴起，其影响逐渐深入康区，在昌都地区形成若干呼图克图－－大活佛转世系统。明朝政府在此设置了朵甘都指挥使司，委任各地的部落酋长和各大头人与寺庙的大喇嘛管理。明（1368－1644年）末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白利土司后，昌都地区也受固始汗的统治。清朝（1616－1911年）在这个地区封委了一些大活佛和土司各辖其地，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管理。清朝还在昌都设立了粮站，委派粮台、游击等文武官员驻守昌都，并从四川、云南派有制兵130名驻扎昌都，传递谕旨奏折，保护昌都寺大活佛和粮台。清末赵尔丰在昌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实行改土归流，昌都地区改称川边。

1950年10月19日后，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并下设3个管辖区，即昌都解放委员会直辖13个宗、三十九族地区第一办事处所辖10个宗和波密地区第二办事处所辖3个宗及盐井、察隅共28个宗，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管辖。1955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昌都地区则划规其管辖，1960年初设昌都地区行署，专署驻昌都县。

1960年设昌都专区，专署驻昌都县。以昌都宗与拉多宗合并设昌都县；以江达宗与西邓柯宗合并设江达县（驻江达）；以贡觉宗与三岩宗合并设贡觉县（驻莫洛）；以察雅宗设察雅县（驻烟多）；以左贡宗设左贡县（驻亚中）；以江卡宗（芒康宗）与盐井宗合并设宁静县（驻嘎托）；以桑昂曲宗设桑昂曲县（驻吉公）；以八宿宗设八宿县（驻同卡）；以洛隆宗与硕督宗合并设洛隆县（驻洛隆）；以边坝宗与沙丁宗合并设边坝县（驻边坝）；以丁青宗与色扎宗、尺牍宗合并设丁青县（驻甲木塘）；以类乌齐宗设类乌齐县（驻类乌齐）。将嘉黎宗及倾多宗、易贡宗、曲宗划归林芝专区；巴庆宗（巴青）、比如宗、聂荣宗、索宗划归那曲专区。撤销第一办事处与第二办事处。昌都地区辖昌都、江达、贡觉、宁静、洛隆、丁青、边坝、察雅、桑昂曲、八宿、类乌齐、左贡等12县。

1961年八宿县由同卡迁驻白马。1962年9月，昌都专员公署办公会议对各县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昌都地区12个县划为94个区、1个镇（昌都县城关填），472个乡。

1964年原林芝专区所属波密县（驻扎木）划入昌都专区。辖13县。

196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宁静县改名为芒康县（为尊重群众原有的习惯称呼）。196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桑昂曲县改名为察隅县（驻吉公）。

1970年昌都专区改为昌都地区，地区驻昌都县。洛隆县由洛隆迁孜托；边坝县由边坝迁驻草卡区的东马司（距草卡区6千米）。昌都地区辖昌都、贡觉（驻莫洛）、左贡（驻亚中）、察隅（驻吉公）、洛隆（驻孜托）、丁青、波密（驻扎木）、江达、察雅（驻烟多）、芒康（驻嘎托）、八宿（驻白马）、边坝（驻东马司）、类乌齐等13县。

1971年左贡县由亚中迁驻汪达。

1975年类乌齐县由类乌齐迁热扎卡。昌都地区辖昌都、贡觉（驻莫洛）、左贡（驻汪达）、察隅（驻吉公）、洛隆（驻孜托）、丁青、波密（驻扎木）、江达、察雅（驻烟多）、芒康（驻嘎托）、八宿（驻白马）、边坝（驻东马司）、类乌齐（驻热扎卡）等13县。

198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昌都专区的波密、察隅两县划归林芝专区。昌都地区实际辖11个县，90个区（镇）。

1987年3月始，实行撤区并乡，调整乡镇行政区划，保留13个区，昌都地区辖159个乡，9个镇，1622个行政村。

1997年，面积10.8万平方千米，人口55.8万，地区行署驻昌都县城关镇。辖昌都、芒康、贡觉、八宿、左贡、边坝、洛隆、江达、类乌齐、丁青察雅11个县。（数据来自《政区大典》）

1999年5月，昌都地区再次对部分乡镇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撤销原保留的13个县辖区，共设立24个镇、118个乡（含民族乡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