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历史发展文明的手段

㈠ 古代中国文明体现在哪些方面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1)探索中国历史发展文明的手段扩展阅读

1、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在距今6000年至4300年这一时段，中华大地许多地方都开始了由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向不平等的国家社会的过渡。由于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向文明演进过程中，选择的模式也不一样。

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王权的道路；凌家滩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和神权并重而突出神权的道路。

实践证明，崇尚军权、王权的仰韶古国，因比较简约并注意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了；崇尚神权的红山古国以及虽有军权、王权但突出神权的凌家滩古国，却因社会财富被过度消耗而消失了。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2、文明演进的道路不是笔直、一帆风顺的，中间是可能发生改变。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本来也是军权、王权为主的，如果它按照这个道路继续走，它也可能像中原地区一样。

但是，当它发展到良渚文化这个阶段时，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崇尚神权的宗教观，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下去了。

3、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壮大、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其主流虽然是和平的、浸润式的、渐进的，但不可否认，曾经存在过非和平的、强制性的情况，这是应予避免的。对异族文化因素的吸收，不是全盘照搬，而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选择。

4、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从氏族部落社会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是自身保持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5、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与推广，是维护自身统一的重要纽带。

6、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等理念，和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文明自身顺利发展的保证。

7、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过度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

8、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阶级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斗争的过程，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即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不可超过他所能够忍受的限度。

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如筑长城、开运河、修驰道等举措，无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长远利益和发展，但操之过急、强迫命令、横征暴敛却激起民愤，倏忽而亡。魏征向唐太宗进言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㈡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是怎么样探索文明的

其实不能算是探索，一开始出现人类是采集食物为生，后来才有了农业，版一直到后来的工业和现在权的数字时代，人因为要交流因为要集体作业，从喊叫变成了可以发声，然后有了语言，有了文字，根据人类的需求，人类逐渐走向了文明，文明其实也是人类自己定义的，认为有了语言，经历了启蒙和文艺复兴，人类就从野蛮变成了文明的人，伴随着科学的产生，其实文明的定义遭到了质疑，文明难道就是要付出毁坏自然环境的条件，文明难道要付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代价吗？如果真要说是探索，只能说人创造了文明，但是又付出了代价，于是开始对文明提出质疑，然后修正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㈢ 中国人是怎样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的

在农为邦本的中国，土地是历史上许多革命运动的焦点。在现代中国土地革命运动中，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实践中的《没收土地案》，以其在中国历史上宣告旧式土地革命的历史终结，在中共党史中作为第一个运用于实践的土地法规，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成为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起点的历史特点，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农为邦本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先民活动的黄河、长江流域就先后由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定居农业，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点，畜牧业和手工业长期作为农业的附属，使农业在社会发展中成为社会进步之本。土地作为农业的基本资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处于形式上国有制而实际上私有制的矛盾中。兼并风和均田梦一直伴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从而构成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运动。

一、中国历史上土地问题是多数革命运动的焦点

在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瓦解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土地所有制逐步演变为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土地买卖在历史发展中变相合法化，从而促使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私有制之间具有了某种等同关系。所以，“纵观中国土地所有制演变的概况，不难发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结构是国家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宗族所有制三种形式并存。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私人所有制日益占统治地位。”() 土地私有制产生自耕农，使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共存，并成为土地买卖的根源。土地买卖在巩固地主经济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成为土地兼并的前提。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使土地兼并成为可能，农业经济的产品单一造成的物价波动又加速了土地兼并。地主阶级通过土地兼并增强了自身实力，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活动的进行。土地兼并也使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视土地为本，从而为地主经济在各个方面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准备了条件。土地私有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在历史发展中促进了社会进步，土地兼并和地主经济的发展则破坏了小农生产的有限稳定性，影响到封建社会的安定。围绕土地问题产生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次数频繁、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状况，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以土地问题为焦点的多数农民革命运动，在土地兼并致使小农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太平”、“均平”成为他们对社会和土地的理想。张角以太平教发起黄巾起义，黄巢以“均平”作为起义口号，李顺、王小波要求“均贫富，等贵贱”，红巾军提出的“杀尽不平方太平”，以及李自成的“均田”、“免粮”都间接体现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太平天国起义则以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按平均主义原则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来组织农民为实现均田梦而进行革命。为土地而战的历史充分说明:在中国这个以农为本的社会里，农民的革命多数与土地有关，土地问题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焦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践与《没收土地案》

现代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延续，“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而农民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即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也依然如此。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痛苦历程。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产生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出现了近代工商业。但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在社会发展中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土地问题在社会的多重矛盾中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小农经济处于一派风雨飘摇之中。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触动封建的土地制度。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也提出过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纲—平均地权，但是，没有领导农民进行革命运动的他，不可能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历史的发展表明:农民阶级在历次革命运动中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也无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个几千年的难题也就历史性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开始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就提到了土地问题。1922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没收军阀官僚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的问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正式提出并讨论了农民问题及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首次使用了“贫农”的概念，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进行领导和发动农民运动的工作。1921年秋 ，浙江萧山县衙前镇一带的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1922年7月29日，彭湃在广东海丰县组织了“六人农会”，到年底，全县“成立了十二个农会，总共九十八乡，二千七百六十户”（3）。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时，占全县人口1/4的农户约10万人加入了农会，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在海丰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广东东部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发展。1923年5月 ，由海丰县总农会改组的“惠州农民联合会”成立后，陆丰、惠阳、紫金等县设立了县农会，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到潮阳、普宁等地，并于1923年7月又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为“广东省农会”。以海丰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波及到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广东农民运动从此兴起，并成为全国新式农民运动先驱，进而引发全国的农民运动，揭开了现代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序幕。

广东农民运动走在现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前列，是近代以来广东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在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广东成为受害最早、最深的地区，各种社会矛盾集中而尖锐。国外商品倾销使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破产；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治安不宁，盗匪横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民不能安居兴业；地主阶级重租厚利盘剥，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贫困加剧，谋生困难等社会现实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而广东人民富有反抗压迫的历史传统和中国共产党关注农民问题并领导农民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的形成都为农民运动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24年1月，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起点，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发展时期。到1924年底，全省14个县有了农会，入会农民达到18万多人。为了促进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彭湃等共产党人主持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广大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国民革命政府的革命行动，农民运动也在社会变革中进一步发展。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个省级农会的成立，它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高潮时期。随着农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农会在国民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增大，这一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在各方面都处在全国首位，并对于全国的农民运动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其影响扩大到长江、黄河流域的不少省份，甚至远在北京附近的一些乡村，也受到它的影响和帮助而建立了农会组织。（4）到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68个县农会中有49个县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广西、福建等11个省也有代表到会。当时，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达到62万多人。

在农民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注意农民问题。1924年11月，党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又提出重视组织农民协会及要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问题。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提出引导农民自觉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国共合作中独立进行党的宣传和建立党支部工作。到10月初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又进一步指出要在农会中巩固党组织，并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及具体提到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等土地交给农民的问题。会议发表的《告农民书》中，还第一次提出革命的工农取得政权的问题。这一时期，党内以李大钊、蔡和森、萧楚女、毛泽东等人为代表，对农民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经验总结，努力寻找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李大钊在他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迫切的要求，并对这一口号的实现提出自己的设想。毛泽东则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几年来的革命实践和农民运动工作进行总结。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向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推进，北伐所到之处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毛泽东、彭湃、瞿秋白等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对农民运动有推动作用的文章及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时写的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彭湃也出版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向全国介绍海丰的农民运动状况。瞿秋白也以《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方法。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怀疑和指责，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总结。到1927年春，当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涉及到土地问题时，毛泽东又邀请彭湃、方志敏等农民运动领导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上报中共中央。但是，陈独秀主持下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拒绝讨论毛泽东等人的提案，使党没有能及时地为土地问题制定政策。
1927年7月，在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下，国民党右派最终走向反动，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农民运动的成果随之全部丢失。广大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以农民运动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期盼，最终以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权支持而无法实现。大革命的失败也将土地革命运动推上了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一场以土地革命为特征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由中国共产党人发动起来。土地革命的实践，首先在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的广东海陆丰地区展开。1927年，大革命中一直走在全国农民运动前列的海陆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三次武装起义，高举起了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的大旗。1927年4月，在国民党右派发动 “4.12”、“4.15”反革命政变后，海陆丰党组织领导农军举行起义，并建立了两县临时人民政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在大革命失败后，海陆丰党组织又响应中共中央秋收起义的指示，于1927年9月、10月两次进行起义，展开了土地革命的实践。1927年11月，海陆丰第三次起义胜利后，以彭湃为首的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组建。在海陆丰先后召开的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除了组成苏维埃政府的有关工作外，还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杀尽反动派、改良工人和士兵生活、抚恤烈属、取消苛捐杂税、妇女和青年问题等决议案。《没收土地案》及其后的分配土地的革命行动，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实践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三、《没收土地案》在中国土地革命运动史上的地位

农业作为中国社会的立国之本，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随着小农经济的日趋成熟，农业文明的高度发展而矛盾丛生。在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农民阶级的均田斗争所构成的中国土地革命运动历史的主旋律中，中国现代土地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历史画面。在这场别开生面的现代土地革命运动中，《没收土地案》的产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没收土地案》宣告了旧式土地革命历史的终结。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革命运动，主要是源于兼并与均田的矛盾，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减少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占有的矛盾。每次革命的结果都是一次土地占有数量的调整，并没有解决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与生产者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收土地案》以“田地是属於自然的……只有我们农民才能开垦创造……所以没收田地归还农民，理由是非常正当”(5)，作为方案产生的理由。同时又在没有实践经验和政策依据的情况下，用彭湃提出的“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二项基本原则，并经过大会确定四条分田标准:“照人数多少分；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照土地肥瘠分。”这些将土地与生产者相联系，按照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及劳动者参与社会革命的状况为原则，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据，并尽可能照顾到所有劳动者的内容是历来的土地革命方案所没有的。这些体现在《没收土地案》中的革命精神，从根本上区分了它与以往土地革命运动的本质，同时，它也将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对中国土地革命的认识展现在实践中。因此，《没收土地案》成为旧式土地革命运动历史终结的标志。

其次，《没收土地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运动的第一个运用于实践的土地法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土地革命逐步成为农民运动的关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重要举措。就海陆丰农民运动而言，土地问题的解决也是在经历了持久的减租运动及激烈的抗租运动两个阶段后，才以革命的手段实现的。从1922年6月彭湃组织农会，到1927年4月的国民革命期间，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了长时间的减租斗争。从1927年5月到大革命失败，海陆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进行武装抗租，为后来的起义和土地革命打下了基础。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没收土地案》的形成及后来的分田运动实践，则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产生了第一个用于实践的土地法规。它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运动积累了经验，也为全国的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借鉴。

第三，《没收土地案》是新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运动起点。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从封建专制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始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在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者，以西方国家作先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国家的过程中，农民问题受到一定的关注。但是，政局动荡和封建残余势力为帝国主义利用等因素，使社会进步被严重阻碍。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不开展农民运动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实现其“平均地权”的政纲。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的社会革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形式。经过农民运动的不断探索，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没收土地案》以第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土地革命的实践方案，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行动，它自然应当作为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的起点载入史册。

总之 ，将《没收土地案》置于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视野中，充分认识它的历史地位是有益而必要的

㈣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意义

一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老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也已有70年的历史。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等人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等遗址，之后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①；1930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吴金鼎等人发掘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县）城子崖遗址，之后发表《城子崖——山东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存》②，以及从1928年起对河南安阳殷墟连续15次的大规模发掘与研究③，都曾着力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但那时考古工作刚刚开始，发现的资料尚不丰富。只知道商代晚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文明，对于它的来源和本身发展的脉络则若明若暗；知道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跟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些关系，但究宽是怎样的关系，则不甚了了。
二 在50年代和6D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商文化向前推，先后发现了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二是初步理清了中国文明起源核心地区的史前文化的谱系，并且与二里头文化衔接起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文化发展谱系。 二里岗文化是因为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④，郑州人民公园和安阳小屯等处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当属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⑤。 二里头文化是因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的，郑州商城和临汝煤山等处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晚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三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岗文化。一般认为应属于夏代，有些学者认为它的早期为夏文化，晚期则已进入商代的范围⑥。不管怎样，比起小屯殷墟的商代晚期遗存来，已经是早得多了。 由于二里岗文化期已经有很大的都城和发达的青铜礼器，显然应属于商代文明的一部分。二里头文化期虽然没有发现城墙，但二里头遗址晚期已有巨大的夯土台基和宫殿基址，同时也有了少量的青铜武器和礼乐器，已经是一种青铜文化，一般认为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在它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都还属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应属于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 关于中原史前文化谱系的建立，有两处发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处是河南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庙底构与三里桥，两个遗址相邻，那里不但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叠压于仰韶文化遗存之上的地层关系，而且发现了处于仰韶向龙山过渡阶段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当地的所调“龙山文化”乃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是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而不是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⑦。王湾遗址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演变的序列，可据以分为三大期八小段，不但再次证明当地的仰韶早于龙山，属于同一系统，而且依次演变的线索非常清晰，最后同二里头文化的衔接也十分清楚⑧。这样，中国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的，而且是中原起源的，一时间差不多成了考古学界的共识。
三 自从7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和青铜时代考古又都有了显著的发展。除中原地区继续有重要发现外，其它地区也陆续发现一些发展水平颇高并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人们开始从宏观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夏鼎先生曾专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⑨，从殷墟一直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最后简述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概况，提出文明的起源还应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苏秉琦先生则先后提出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研究的必要性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问题⑩，引起了学术界深深的思考。有不少学者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其中包括孙守道、安志敏、陈星灿、童恩正、邹衡和高炜等人的论文?。1989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年会上，苏秉琦理事长曾要求把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为今后10年的两大任务之一?。同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召开了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座谈会，发表了座谈纪要?。一时间形成了一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高潮。不难看出，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起源的时间在夏商或者还要提早，文明起源和文明因素的起源是否应当分别对待，还有对文明一词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不过这是在许多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某些认识上的差别，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毕竟是深入得多了。 四 正如夏鼐先生所说探索文明起源应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样，最近一次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高潮中，讨论的热点基本上都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一些新的重要发现上。最早是讨论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原始殿堂”的意义?；后来又集中讨论浙江余杭反山、瑶山大墓中出土大批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的贝龙、贝虎等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讨论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也取得了某些共识，但多属就事论事，没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整个文化发展进程进行全面考察。而要搞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样的考察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看来，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大约可分为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广西柳州大龙潭、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青塘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洞穴遗址为代表，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和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前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前期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期等为代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等为代表，还包括良渚文化的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体相当于通常所称的龙山时代，包括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等，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 我们注意到无论从文化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公元前3500年左右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在此以前属新石器时代，从聚落遗址、房屋建筑或埋葬习俗来看，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在此以后属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迹清楚地表明这时已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人们特别注意到牛河梁、大地湾和反山、瑶山等处的发现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当然不等于说从牛河梁那时起就已进入文明时代。至于西水坡的性质则应另当别论。 五 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及用贝壳摆放的龙、虎、鹿、人等形象确实引人注目。据说那座墓的主人是一位男性老人，左彻青龙，右降白虎，又有3人殉葬，俨然是一位颇有权势的领袖人物。有人以为那是父权的象征，是社会已经发生阶级分化后方可能出现的现象。其中贝壳摆放的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的形象，而且出于传统上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中心的中原地区，可称为中华第一龙。中国人既把自己看成是龙的传人，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这样说来，西水坡的45号墓和其中的贝龙就同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很不一般的关系。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首先要从西水坡谈起，不是很顺理成章吗？的确，如果我们只是看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掘简报，就事论事，是很容易产生那些想法的。但如果把西水坡的发现放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总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发掘简报所报道的第45号墓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墓葬，它的周围是一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墓地。墓地中的墓葬都很小，每墓埋1人，大多数没有随葬器物，少数有器物的均具有后岗类型的特色。第45号墓没有随葬品，但被后岗类型的灰坑打破，不能晚于后岗类型。当地又没有发现早于后岗类型的遗存，所以它只能属于后岗类型，是后岗类型基地的一部分。 如果把仰韶文化分为前后两大发展阶段，后岗类型属于前期阶段，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果把仰韶文化分为四大期，后岗类型属于第一期，与著名的半坡类型属于同一时期。这时期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内部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由众多小房子所体现的对偶家庭生活没有自营经济，最多是一种半消费单位。因而这时比较强调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种情况在埋葬制度上也能清楚地反映出来。例如这时期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制，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和大汶口文化前期都有这种葬制，几个人乃至几十个人埋入同一墓穴，仅仅随葬一套或两三套器物。单人墓中随葬器物的差别也微乎其微。可见当时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当然无所谓贫富分化，更谈不上有任何阶级的对立。怎么单单在西水坡就出现了殉人这种社会严重分裂和对抗下才可能见到的现象呢？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别的地方还没有出现的情况，怎见得西水坡就不会率先发生呢？但西水坡仰韶墓地中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贫富分化现象，也没有其它可解释为阶级分化产物的现象。再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发现的墓葬数以千计，除江苏新沂花厅村北区基地和上海福泉山个别墓葬外，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殉人的墓葬。花厅的殉人是在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明显，良渚文化的某个部落为掠夺财富对大汶口文化的某个部落进行征服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西水坡也看不出有任何异族入侵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殉人呢？细审第45号墓的平面图，既不象通常的墓坑，也不象是借用灰坑埋人。3个所谓殉人的旁边都有较直的墓边，如果依人体的位置将墓边对称复原，很象是3个长方形土坑墓，分别与第45号墓发生了打破关系。据发掘者说，原定属第45号墓的4个人骨大体上处在同一水平面上，但每一人骨下都有一个稍稍下凹的坑，这就更象是4座墓葬而不是1座。只是由于土色难辨而没有分开，现在已无法知道究竞是谁打破了谁。但不管是谁打破谁都无关宏旨，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去解释那些贝壳摆放的龙、虎、鹿、人等形象和它们与那位男性老人的关系。 张光直先生曾把西水坡那些贝壳摆放的动物形象称之为濮阳三蹻，认为它们与后来道家所称的三蹻是相通的?。这一判断虽然无法得到证实，但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宗教性遗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西水坡的贝壳画不止一处而至少有三处以上，彼此通过墓地排成一条直线，应该是互有联系的一个整体。而那位男性老人应该是与这种宗教遗迹有密切关系的巫师，甚至同时也是那个墓地所代表的氏族或部落的酋长。我们可以对这一群遗迹的宗教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义进行种种推测，却无法同文明的起源拉上关系。 六 如前所说，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向铜石并用时代转变，生产获得了发展而社会开始了初步的分裂，穷人和富人，氏族贵族和平民的分化日益发展，原本是平等一体的原始共产制社会从此日益走向衰落。 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银器还十分稀少而石器制作技术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切割法和管钻法的普遍应用。这种方法不但节约了石材，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制造出来的石器更加扁薄、平滑和规范化。由于这种方法的应用，还使大量地制造玉器成为可能。而玉器的普遍出现便成了这个时期的一大特色。这个时期的陶器制造也有显著的进步，陶窑有了改进，不但能烧红陶，还能烧黑陶和灰陶，有的地方还有白陶。少数陶器已使用快轮拉坯的方法。酒器的出现说明这时期已会酿酒。生产的发展使产品丰富起来，除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以外还有少量的剩余，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或强行掠夺的方式榨取他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期出现贫富分化乃至初步的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 七 限于目前田野考古发展还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况，各地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遗存中有大量墓葬而很少房屋遗迹，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存中则有较多房屋基址而很少墓葬，在红山文化后期遗存中出现了大型宗教性建筑而在前两个文化中至今还没有见到类似的情况。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年代相若，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 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墓葬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墓葬规模有明显差别，这不只反映在墓圹的大小上，还反映在葬具的有无和随葬品的多少与质量高低等许多方面。大墓有棺或椁，随葬品往往达100件左右，其中有精美的玉器和象牙雕刻等；中等墓仅少数有棺，随葬器物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小墓无葬具，随葬几件器物或没有任何随葬品。清楚地表明当时不但有贫富差别，还已出现身份地位上的差别。 第二，流行单人葬。前一时期流行的多人二次合葬已为少数夫妻合葬所取代。这种夫妻合葬一般是男左女右，均属一次葬。显然这是夫妻关系更为牢固、核心家庭比以前起着更大作用的一种表现。 第三，不同墓地在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差别。有些墓地的大墓仅相当于大汶口遗址的中等墓，大汶口大墓中的某些玉器、象牙雕刻、精美的彩陶、白陶等均不见于其它墓地。这不仅说明当时各聚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还说明聚落间已经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处于控制地位的中心聚落掠夺被控制的聚落，才会形成那样大的差距。 第四，这时期墓葬中普遍随葬石钺，大墓有时随葬玉钺。人们如此重视兵器，应是掠夺性战争经常发生的一个证据。江苏新沂花厅村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那里有些大墓中除随葬部分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外，同时有大量良渚文化的器物，当是良渚文化某部落远征花厅的象征，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已不是那种完全以血缘为纽带，特别强调平等原则的典型的原始共产制社会，在它的内部已经发生分化，并且出现了迈向文明社会的新的因素，尽管这种因素暂时还是很微弱的。 八 仰韶文化后期的房屋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建筑质量上开始分化。一部分房子用类似水泥的材料加工地坪和墙壁，显得坚实平整；另一部分房子仍是传统的泥木结构，两种房子同时共存。 第二，在房屋结构上发生分化，一部分房子是分为两间甚至三、四间的套房，另一部分仍是传统的单间房。如果说单间房比较适合于对偶家庭的话，双间和多间房家庭的人口构成就要复杂得多。郑州大河村4间一套的房子（21），炊器都放在中间的较大的房间里，有十几个鼎，说明至少有十几人吃饭，这是一种比较完整因而也比较独立的家庭。这套房子中有单独的储藏室，房前有窑穴，说明这个家庭已有自己的经济。 第三，这个时期的聚落也有明显的分化。许多小遗址没有特别讲究的房子，个别大遗址则有若干特别讲究的大房子。大地湾乙址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遗址位于山坡上，面积达110万平方米。根据许多断崖上暴露的迹象来看，那里至少有几百座房子，其中有好几座是用类似水泥的材料建筑的大房子。已经发掘的901号房也许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它有前堂、后室和两厢，前堂有一对直径约90厘米的大圆柱，还有许多附壁柱，残存柱高超过3米，堂屋中间有一个直径达2．5米的大火膛。房子前面还有两排柱洞和一排石板，总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这样大的建筑当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酋长所能占有的，至少是一个中心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总部所在地，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如果在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生贫富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是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见仰韶文化后期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九 在红山文化后期的遗存中，最突出的是牛河梁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半地穴式的“庙”，里面堆满了因火毁而倒塌的塑象践块和房顶、墙壁的红烧土块。目前虽然还没有清理完毕，便已知道里面至少有五、六个人体的泥塑像，同时还有禽兽的塑像。有的人体型像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而置放这些塑像的房子并不大（约50平方米），建筑材料不大讲究，房子的周边也很不整齐，里面已被塑像挤满。我想它就是一个放塑像的地方而并不是什么庙。与它相联系的有一个用石头护坡的巨大的方形祭坛，附近还有一个圜丘可能也是祭坛。那“庙”中的塑像可能是在举行祭祀或其它宗教活动时抬到祭坛上供人拜祭的偶像。 牛河梁还有十几座规模很大的贵族墓，其中有几座已经发掘完毕。墓多作方形，每边16—18米左右，少数作圆形，直径18米左右。四周砌石，上面铺土和碎石。墓中心有石椁，当为墓主人所在，多随葬玉器，但数量并不很多。墓上往往还有许多石椁小墓，当是在大墓埋好后陆续埋上去的，有的也有随葬品。小墓的墓主人在身份地位上显然低于大墓的墓主人，但又不象奴隶，也不象殉人，应是与基主人十分亲近而身份较低的人。 牛河梁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有好多情况还不清楚。但现有资料已可说明那是一个宗教活动中心和贵族墓地。这两者结合起来，说明宗教已被掌握在贵族手里。由于它同一般性聚落遗址相分离，说明它不是某个聚落的内部分化的现象，而是某个占支配地位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脑所控制的神圣场所。这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埋葬制度和仰韶文化后期房屋建筑情况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相通的。

㈤ 探索文明的起源作文

①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②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就有9个。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③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来的。

④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

⑤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源。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源”，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探讨文明起源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⑥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⑦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该说的话说了一半，因为我们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国社会的观点来观察人，而如此做必要的条件也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⑧这里应该指出，郭、张两家的论点固然有着区别，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的文明对于探求这种普遍规律是重要的。张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说，正是由普遍规律着眼的。

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还想说几句。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但是这一历程还有很多环节有待具体化，有关研究需要深入，理论水平更应当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⑩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相信在新世纪中，很快会出现研究探讨中国文明的新局面。

㈥ 中国历史发展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危险，即来自北方(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勒尼·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曾指出，在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巳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余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后也指出，自从人类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临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胁。原因是：“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所以，他认为，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几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则”支配下南下，对南方诸文明帝国压迫以至于征服的历史。

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正与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正如汉代的扬雄所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人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600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人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有效对付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的政治形势，是中国传统边疆经营艰巨而经常性的任务。因为，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存在，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定，对大一统局面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保护边疆，则中央的威信势必难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面临动摇和被打破的危险。所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边疆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

对于这种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从历史上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条：一是认为游牧民族“虏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晋书·刘曜传》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二是归之于气候变化或地理环境因素；三是认为草原地带人口的过度膨胀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扩张；四是认为缘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受阻，如林恩显先生就认为“北亚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动机，多数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农业朝廷对北亚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属于政治性”；五是认为掠夺对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认为游牧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发动战争；七是认为源于双方的文化隔阂和冲突。这些观点有的从人性论出发，有的归之于地理环境或文化，有的归之于经济贸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现象而未触及本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条件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致——草原与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亚洲腹地草原于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不可能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经济与定居农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极大反差，生产力技术构成的低下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转化产品途径的过于狭窄，使得他们的周期南下成为草原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于是，“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刺激游牧民族向农业区掠夺，而经济上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欲望，“于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历史上某些时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凭军事实力或行之有效的战略，扼制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或与之达成和解，解决“边患”，但这仍然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被当地居民的反击，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样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相对于农业民族的军事优势。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军作战固然骑马，平时也“逐水草而迁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严酷的自然环境又磨练了其人“耐饥冻，习劳苦”的性格。因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马背上民族的这种空前的灵活机动性和善战在向中原进犯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因为狞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民族，在军事战术上超过农业民族的步兵，能够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准远远高于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组织更增强了其军事力量。游牧帝国不像中原农业帝国行政与军事分离，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氏族部落体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无疑都是部落的战士，所谓全民皆兵。部落首领平时组织部民游牧狩猎，战时即为军事长官，便于动员，能够做到“指麾而令从”。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朝使者辩论时就说，匈奴军政合一的优点在于“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可见其部落组织也就是军事组织，基本不存在向战时体制转变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同时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力量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军事动员复杂而困难。同时，定居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负担，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是破坏性的影响，比如，没完没了的兵役使农民难以忍受，并影响到农业生产，军队数量的无限制扩大又会增加纳税者的负担，使农业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因频繁发动边疆战争而导致亡国的王莽、隋炀帝等，给后代统治者留下的是不尽的教训，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往往居于主动，而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却有着先天的困难。

㈦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的中华文明尤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百花园中怒放。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且我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其早期，又是在基本上没有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在自身的基础上，独立产生、发展起来的。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背景、契机及其演进规律，不仅对于复原我国古代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世界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或宣扬中华文明外来说，或贬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或对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否认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我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基于这种情况，通过对我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复原我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展现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纠正对我国文明史存在的各种偏见，是很有意义的。

从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开展文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有益于深化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历程的认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开展我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的研究，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所具备的条件

目前，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

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七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东北及西北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大量遗迹和遗物，使我们对夏王朝成立之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都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我们探讨我国古代文源的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正在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李铁映同志和宋健同志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在科技部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在参加工程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和各方面的大力配合与支持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使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该工程的顺利实施，开辟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古代文明的新途径，为开展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进入结题阶段，即将正式公布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在“十五”计划期间，设立国家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

更加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过程和机制以及在我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初步构想

、开展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应坚持的基本方针

1998年年底，李铁映同志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断代工程的几个突出特点，即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学者专家在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参加工程的科研人员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几点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原因。在即将开始的中国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应该坚持上述基本方针和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学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日新月异，多学科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已成为今后科研发展的总趋势。因此，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开展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时，不应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局限于运用考古材料结合少量文献中的古史传说进行研究，而是应当自觉而积极地促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共同承担起探索中国古代文源及早期发展的任务。应当最大限度的发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优势，用尽可能全面、先进、多样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多层次对中国古代文源和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总而言之，在工程中，应坚持多学科、多方法、多角度、多层次的方针，充分发挥各学科老中青科学家的作用，团结协作，联合攻关。

、关于在工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

关于在工程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点，可重点从环境的变迁、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入手。具体来说，除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应在古代文源研究工程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还应吸收文化人类学、艺术史、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天文学、医学史、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树木年轮及碳素测年学、冶金史、铸造工艺学、化学成分分析、航空和遥感技术、雷达探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到工程中来。

、考古学在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中的地位

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研究，其重点应当放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所涉及的年代范围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由于该时代仅有少量古史传说可供参考，因此，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基本上要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夏商时期虽有文献记载，但大多极其简略，研究当时的社会及其文明发展状况也同样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资料。另外，很多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应用有赖于考古学提供资料和标本，一些测定和分析结果也需要结合田野考古的发掘资料才能予以正确的阐释。因此，在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起源研究中，考古学将成为多学科交叉的中心，考古学将当在这一工程中发挥主导利用。

、中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课题设置

开展中国古代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并非仅仅追朔古代文明要素的起源过程，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我国古代文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契机、途径、过程及其特点。课题的设置和实施，应依据着这一方针进行。具体课题似可如下设置

4、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已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5、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系统搜集商代之前各地区的文字及各种陶文的符号资料，研究它们同商代甲骨文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文字所发挥的作用。

6、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

7、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源的关系。研究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8、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研究制陶、琢玉、髹漆、冶铜、冶铁、纺织等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产生、发展及生产组织的变化过程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9、城市的起源、发展与文明的演进。研究史前聚落形态的变化、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三代都城布局的变化等，进而探讨其与文源的关系。

10、战争与文源、王权形成的关系。研究史前及夏商周时期战争对于王权的强化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11、宗教信仰的起源、发及其与文源的关系。研究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过程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文源和发展的关系。

12、各地的文化交流与文源与发展的关系。研究史前至夏商周时期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贡纳、馈赠、赐予、婚嫁、迁徙等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文明因素的汇聚、传播与发展的关系。

13、中原三代王朝及其文化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探索我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夏商周王朝与周边方国及其文化的关系、夏商周三代文明与区域文明之间的碰撞、融合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4、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找出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各地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特点、模式及其形成原因，从而达到探求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目的。

15、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以探求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该课题是开创性的研究。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我国各地的人类基因做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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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列举古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式

文明传播：暴力冲突和和平交流
发展：领土的扩张和商路的传播

㈨ 如何通过文物来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

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经验与前瞻
由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深刻的过程,随着探源工程的进展,我们在不断获得新收获、新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例如,既然中华文明是若干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的,它们分别做出了哪些贡献?还要探索为什么是这样一些贡献被接受和继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个学术界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为止的探源工程实施中,我们摸索出一套正确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通过必要的多学科合作机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以开放的态度和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华文明的研究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国际性课题之中,等等.探源工程还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陆续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研究生.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希望!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讨其发展道路的特点、原因,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探源工程的概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顾颉刚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开始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奠定了资料基础.在夏鼐、苏秉琦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探讨这个重大课题,并逐渐形成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实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时也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鉴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一)”]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二)”]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二、探源工程各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一)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