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求袁世凯的历史评价
公正点的 评价
公正评价袁世凯
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史学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二是签订21条。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作的，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在当时，即使换了别的势力，别的人当政，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21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5.9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的。不过在签字之前的5.8日，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说不得已，只有签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是奇耻大辱。在签订以后，袁世凯又下了一道手令:不经政府批准，有租让给外国一寸土地者，以国贼论处。当时的这种谈判，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到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有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肯定了当时21条的交涉。所以说他拱手卖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陈伯达给他的窃国大盗的“谥号”也是偏颇的。至于出卖戊戌变法和暗杀宋教人，更是缺乏确凿证据。
除此之外，在政治领域反而有一些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煞。
B. 800字近代史对袁世凯的评价
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如下：
受孙中山政治继承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利益影响（而非中国国家利益），为维护和宣传孙文派系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国民党颠覆北洋政府继而国共两党先后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官方版本的近代中国史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以负面居多，袁世凯的真实形象被扭曲丑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表示，中国国民党在1927年成功夺权后，对袁世凯进行了大量妖魔化工作。实际上，没有袁世凯就没有民国的建立。因有史料支撑，部分学界人士对袁世凯的功过已经有趋于客观公正的评价；袁家子孙表示，受官方误导，民间近百年来对袁的评价还是以负面居多。而关于他的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遭人质疑。
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各有建树，他和平逼迫清帝退位，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避免流血冲突的方式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领导的北洋政府开放党禁，解放思想，使中国在思想领域上出现自春秋时期后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经济上确立“私有产权”制，推行“自由经济”，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出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有人视袁世凯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真正的元凶近代有不同说法。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如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亦有学者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情况分析，指出宋教仁是被帮会分子暗杀。[94][95]后来袁世凯欲建立中华帝国，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起初表示衷心支持君主立宪的北洋军人蔡锷也背叛袁世凯。称帝之举被部分人视为袁氏政治生涯中的错误决定，但当时部分社会精英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比共和制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后来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不仅袁世凯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孙中山及后来者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对共和政体产生过动摇，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蒋、毛二公虽然都有做皇帝之实，但力避做皇帝之名，袁公的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1915年，日本政府企图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在外交压力下，最终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条款，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印度被英国殖民）。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98]再加上《二十一条》中的相关条款跟孙中山之前为筹款而主动提出的涉日条款相似，因此以此深究实在有欠公允。袁世凯本人也号令全国教育联合会将签订条约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依此警励国人毋忘此日，誓雪国耻。
C. 关于袁世凯的历史故事，简要一点
朝鲜岁月
1881年，22岁的袁世凯投奔其父辈至交、淮军将领吴长庆，在其手下营物处听差。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要求中国出兵平息叛乱，清廷派吴长庆、丁汝昌海陆两军赴朝平叛。袁世凯随吴长庆部前往。期间，无论行军宿营勘探登陆地点，都表现得非常勇敢。那时清军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进入朝鲜境内，抢劫财物、奸污妇女时有发生，袁世凯认为有损大清国体面，为严肃军纪，遂不经请示将七名违纪士兵斩首，受到吴的赞扬。从此，袁世凯放开手脚，雷厉风行的处罚违纪士兵，加强军队管理，严明军纪，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迅速提高。部队到达汉城，袁世凯积极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冲在平息叛乱战斗的第一线，亲自带领部队拦截叛乱头目李罡应的卫队，使诱捕李罡应得以顺利实施。随后，搜捕围攻叛乱士兵的战斗打响，袁世凯奋勇当先，积极勇敢。
叛乱被平息了，朝鲜国王李熙深表感激，设宴招待吴长庆、张謇、袁世凯。清廷也对袁世凯嘉奖并升为同知。
为了控制朝鲜的局势，也为了对抗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清政府命令吴长庆部留驻朝鲜。朝鲜军力薄弱，军队更加无能，袁世凯乘机向朝鲜王宫提出建议：由中国为其培训五百名禁军，再交给王宫自统，然后再进一步培训至四千人，以防范日本。朝鲜王宫遂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于是袁世凯开始为朝鲜培训其王宫禁军。袁世凯建立规章制度，按照英德军队先进的训练方法训练了一支新型军队，受到朝鲜国王的好评，袁世凯卓越的军事才能，先进的练兵思想得以施展。随后袁世凯又视察朝鲜其他军事基地、地形、装备等，检阅部队，又为其成立了一支部队，即振抚营并负责训练。
D. 袁世凯对中华民族的八大历史贡献，又有几个人知道
1、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军队的缔造者。
1894年冬，因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决定改革军制，命广西按察使胡遹棻在天津马厂募练定武军五千人。次年袁世凯以亲历甲午战事的身份呈《上督办军务处禀》，12月光绪皇帝令其到天津小站接练定武军。他仿照西国陆军分设步、骑、炮、工、辎等兵种，适应近代作战；聘用德国教官,实施军事训练；开办随营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此为中国军队近代化肇起。
2、袁世凯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
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起于袁告密之前。政变之初，慈禧上谕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并将康有为停职待参，领军人物的冷遇已经显示变法将夭折。袁的禀报使慈禧对维新人士的制裁手段更为酷厉，结局更为惨烈，但这并非变法崩俎的根本原因。
3、百年来当政者中重视教育第一人
光绪27年，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上书朝廷教育改制，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全新起点和高速发展。他督鲁时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他在直隶总督任内的几年建立了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29所。1905年废除科举后，他为培养新式人才，确立发展师范教育这一战略，建立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他压缩军费用以发展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
4、创立了中国近代警察体系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从没警察，维持社会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首设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他又在北京、天津建立了巡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5、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1905年，他任用人所熟知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修成170多里长的京张铁路。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还有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
6、中国实行宪政第一人。
他首先在天津搞法制改革，引入西方议会制度，实行宪政。后在全国倡导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
7、对建立中华民国居功至伟。
可以说，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辛亥事变后在同盟会影响下独立的省份仅有江苏、四川、山东三省，其余地区多为立宪派阵营。政治和军事上强弱显见，双方打斗，南方必败。朝廷在军事上占优势时却与乱党谈判从无先例，正是袁的授权与安排，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也是袁促成了国家政权的和平移交。孙中山曾说过“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8、极力推动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
他解除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等都获得长足的发展。袁世凯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在全国规模最大。
常言道“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但历史的作用可能真的不是让我们遇见未来这么简单，读到深处的人一定明白，读史只不过让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和能动性去创造未来。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高晓松的歌词里，我们除了体验了一把文艺情结，更重要的是追求内心的自由与情怀。诗歌为我们缔造了一个精神的乌托邦，而史哲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我们不仅要活在现在，更要活在未来。跟着这些经典，遵循着历史的足迹，一点点掀开面纱，还原真实的场景，感受时光的流逝，追逐着哲人的思想，一点点探究人类的精神世界，一天天遇到更智慧的自己。
E. 历史人物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历史有哪些贡献
编练新式陆军，参与灭亡清国，灭亡清国后参与建立中国的军事制度，发展工业，发展商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至于帝制，云南起事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如果说袁世凯真想当皇帝，因云南一个省起事而不举行五天后的登基大典这说法说不过去，举行了登基大典才是皇帝，那袁世凯真想真特别想当皇帝吗，是不是当皇帝的标准是有没有举行登基大典，如朱元璋没有举行登基大典之前是吴王，只有在登基大典上才能开始穿上龙袍，这样的例子还有曹操曹丕，袁世凯的身份一直是大总统，为什么会有关于帝制的讨论，袁世凯自己说内容大致是一些人说共和不利于国家稳定，自己死后会因为争夺大总统发生内战，而内战可能又会引发外敌入侵，自己多次训斥他们，他们一直在进行，上年更是异势殊几不可遏，自己拦不住，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自己更无讨论之余地，自己无可诿避，他们说的太厉害了，估计一些也戳到了袁世凯的痛处，自己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后来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并准备立即召开立法院来以俊转圜，现在命令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并说自己身体不好勉强维持，活不了多长了，对于有的说皇帝荫及后代，袁世凯说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还说大总统领导人这个职位很累工作压力大，国外局势，当时正处于世界大战，中国的立场是等等看，倾向协约国。
F. 评价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孙中山历经磨难，在上书革新未得到肯定的同时也看到了朝廷的腐败，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帝制，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革命队伍，扩充革命经费，并得到大多数同盟会员的支持下，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辛亥革命，各省独立，次年二月清帝逊位，清朝灭亡，他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被袁世凯所取代。
袁世凯出身行伍，年轻时投军，和孙中山相反是一名职业军人，为人阴险，不惜出卖维新派，扼杀了戊戌变法，使得清朝改革受到了压制，不过他后来曾一度主张学习西方新政，力主废除科举、君主立宪、训练新兵，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他善于见风使舵，随着权力的升迁，他有了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野心，希望通过他们的支持统治中国，于是对清廷的日益腐败已经不屑一顾，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年即夺取孙中山的权力，并宣布尊孔复古，不久还自称皇帝，但是因为帝制在当时已经不得人心，因此他称帝不到百日就失败了。
孙中山在推翻袁世凯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后来他注重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创办了黄埔军校，主张三民主义，加强了国共合作，促成两党的统一战线，为解放压迫和提倡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共和做出了奠基作用，不过由于他在共产主义方面还存在分歧，更偏重于国民党人，并没有通过一个正确的方式推行三民主义，这就为他逝世后两党的迅速分裂提供了消极影响。
总的来说，袁世凯由于个人的私欲和其畸形的行为，注定了他的千古骂名，而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为后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做出了表率，他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者。
G. 袁世凯对近代史有何影响
袁世凯的一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从登州投军到位极人臣，再到成功逼清退位，而后竟公开复辟，至最终被迫撤销帝制，身披龙袍离世，其一生充满了矛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功与过不得妄加评判，还得待后人细细品读。
但袁世凯无疑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中的大人物。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斡旋朝鲜共十二年，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独到的政治素养，一次次维护了清国的主权和尊严。而且很有远见卓识，训练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成为当时国内最强大的陆军战队，开辟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新纪元。这些，都是其人生意义上没有争议的积极之处。也是他作为“能臣”的表现。
而他最具争议的一面，恰恰是“谋国”的另一层含义。他能谋人之国，在乱世之中也会谋己之国。对于其称帝一事的评析，是最能挑战既成历史观和道德伦理，甚至是最能挑战历史学本身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进行分析。
在最初之时，他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力求放眼看世界，鞠躬精粹报效祖国。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又是虚君共和的头号拥护者。他支持维新派的这个主张，他相信社会的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中国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急于实行共和。而若解剖此时的袁世凯，可以惊奇发现正是这种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影响了他的一生。
袁世凯对主权观念非常重视。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他甚至愿意在山东与东北问题，开放部份权利给予列强，以换取主权的确保。在外交上，一直便视日本为最大敌人，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直至最后形式所迫，他仍一面抵制，一面妥协，力图顽抗日本侵蚀中国领土。可见他定是个忠于清王朝，忠于中华之豪杰~
H. 袁世凯在历史人们是怎样评价的
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上至百岁老翁下至十岁顽童，恐怕大都知道袁世凯。有人说他是一代枭雄，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也有人说他是治世能臣，有人说他是卖国贼；还有人说他是爱国英雄，有人说他是卖友求荣的的小人等等。为何对一个人的评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几个人。历史极为复杂，评价历史人物，很难用一个框框来简单地评其一生是非功过，也不能仅仅简单地根据他的动机如何，而应该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而定，我们只有事实求是地对历史人物从事活动的事实活动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到或者基本上得到符合实际的论断。
袁世凯出生在书香门第世代官宦的大家族，少年聪颖好学，性格刚毅，好武学。青年从戎，胸有大志，他曾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军入朝，锋芒初露，奠定了他的军事基础。寻求自强之道，小站练兵，形成了日后北洋军阀的班底。保境安民，创建警察部队。他是推行新政的有力人物，力废科举，大办学校，创办中国近代公、检、法体系，创办商会，发展实业，加强金融管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顺应潮流，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在此后时间里他实行新政，推行改革，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悲剧人物，在那外强侵入，革命蜂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袁世凯以强者的身份，左右逢源，自立派系，确实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好事，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他野心私欲太大，又好迷信，其家人和部属的怂恿使他产生了称帝的闹剧，也暴露了他是乱世枭雄的面目，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综观袁世凯从政40余年的生涯来说，他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的政敌---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曾这样评论过袁世凯,他“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众所周知，黄兴是道德高尚、宽容厚道的君子，他对袁世凯的评论是公道的，确切中肯。作为今人的我们，对袁世凯何必那样耿耿与怀呢？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也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大清帝国的首相、朝鲜王朝的总督。他至今被自己的中国同胞骂作卖国贼与窃国大盗，虽然他也曾为中国立下了几乎被健忘的中国人忘却了的伟大功绩。袁世凯被中国人骂了快100年了，在此我不想骂他，只想谈谈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要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要作到客观，这对一百年来一直具有革命造反思想的中国人来说确实不易。但历史就是历史，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你可以掩盖它，不让人们知道，但却无法抹杀它的曾经存在，让所有人都不知道。
兴办新式教育的楷模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儒家学者办的学堂，主讲儒家经典。而当今中国社会的教育模式则是全盘来自西方，如教育的管理体制、升学制度、师资系统、教学科目等，如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等升学制度，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体育等学科，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这种教学模式，在二十世纪初均被称作“西学”或“新式教育”，是相对中国传统的“中学”或“旧式教育”而言的。今天司空见惯的事，在二十世纪初却是一个创举。而袁世凯正是这个给中国新式教育带来曙光的最杰出的人物。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
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养师资等措施，使得他管辖下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的新式教育发展迅速。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使民国初北京、天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全世界；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积极倡导出国留学、游历
留学在清末已形成了一种潮流。深重民族危机，使许多有志之士如梦初醒，他们纷纷出国以求“开新耳目，拓其心思，张其能力，他日兴国救民，免为奴隶之惨”。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王公大吏也开始重视留学教育。1896年，清驻日公使为便于使馆业务需要，派人到国内招募学生13人到日本学习，成为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也陆续选派过学生出洋留学。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体仿照办理”。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学堂速成班学习，“以期多获教员”。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1903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8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20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正是在袁世凯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由政府派出的公费留日学生中，直隶地区所占比例很大。1903年，全国官费留日学生279人，直隶一地就为60人，占全国百分之二十还多。
袁世凯还建议选派现有官吏出国游历。他指出：中国现有官吏“中学”素有根底，对民情和吏治有较深阅历，如果再能出国“博采邻邦良法”，必“新旧政法，均能融会贯通，若见诸施行，于治理不无裨益”。于是，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重用“海龟”之先躯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1895年，他到日本学习军事，并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甚得袁世凯赏识。遂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而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段祺瑞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来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于1896年被袁世凯调入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正是袁世凯对归国留学生的大胆任用，才使新建陆军成为当时除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之外最现代化的一支军队。而对留学生重用，也推动军中对出国留学热情不断高涨。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过程中，更是力主任用留学生，并将他们陆续派办洋务及师范、实业各学堂、局、厂。如曾经游历外洋的马廷亮、陈恩涛等被任用为保定高等学堂总办；被派往日本学习的师范学生，多数归国后就被充实到各个学堂中任教。在直隶地区政府部门中，也有为数不少优等留学生被重用。为推动地方自治，袁世凯在全国各督抚中率先创办自治局，派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在局中供职，为其拟订自治章程。
詹天佑是1872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留美学生中的一员。188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专科。1905年，在袁世凯保举下，詹天佑被聘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1907年，他在袁世凯奏请下与严复等人同时被清廷授于进士出身。在詹天佑的努力下，京张铁路比原定计划早四年开通，这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建筑的第一条铁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詹天佑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但中国人一提到这条令国人自豪的京张铁路，多数只知詹天佑的功绩，不知袁世凯的伯乐之力。
教育乃富国强兵之母
袁世凯处于一个民族危机日渐加深，西方思想已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时代。作为新洋务派代表人，他的教育思想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督抚相比，具有新时代的开拓精神。他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大力倡导官吏出国游历，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新事业。他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积极推动留学教育措施，使直隶的教育成为当时全国楷模。他的教育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清末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出现及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可忽视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袁世凯兴办新式教育，目的还是为了中国富强。如果袁世凯活到了现在，并仍任政府高官，仅以他的用自己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来资助学生一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希望工程”的先锋、领导干部兴办教育事业的模范了。这样的干部，与贪教育经费、关心自己的情妇重于关心失学儿童之官相比，谁好谁坏呢？谁更关心国家的未来与发展呢？
历史真相往往是极其残酷的。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的表演，没有神与鬼的表演。历史真相可以把被人捧成的神还原成人，也可以把被人贬成的鬼还原成人。它可以打碎一个人一生的崇拜偶像，也可以使一个极度自信的人感到无知与眇小。它就象新娘子的盖头，只有自信与勇于面对现实的新郎才敢去主动揭它，因为媳妇再丑，总是要见公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