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主要特征

1. 中国人文地理环境特征是什么

人文地理学简介

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

“人文”二字与自然地理学的“自然”二字相对应，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则指社会文化地理学。

一、人文地理学发展简史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知识积累、学科形成和理论演变、学科分化，以及理论和方法的革新等过程。按其发展顺序，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

古代阶段是人文地理知识的积累时期，以片断记述为主，出现了各种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

在中国古籍中，载有许多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其中既有《礼记·王制》篇中“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种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又有《孟子·公孙丑下》中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也有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明雩》篇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的主张人、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地关系绝对化的思想。不过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系统表述人地关系思想的人文地理著作来。

在西方，地理学一直是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古希腊、罗马学者如希罗多德、斯特拉波等，都在其著作中对各地的人文地理现象作过论述。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一些相互隔离、闭关自守的君主制国家，经济、文化处于衰落状态，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相应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伊德里西等学者在著作中记述了不少人文地理现象。

15～17世纪，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线以及“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各国陆续出版了各种地理著作，其中有不少篇幅是关于世界各地人文地理的描述，大多偏重于种族、聚落等方面的研究，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在19世纪里，地理学开始形成自然和人文两大分支，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德和李特尔，分别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创立了早期理论。从此，人文地理学出现一系列理论，各分支学科陆续建立并形成了体系。

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是从李特尔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地区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开始的。李德尔在他的《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一书中，探讨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在他去世后，人地关系理论在各国有不同的发展。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882年和1891年出版的《人类地理学》-书中，论述了人类作为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到环境的严格限制。以后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者森普尔和亨廷顿等人更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系统的环境决定论。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的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提出了另一种人地关系论，后人称之为可能论或或然论。他认为地理学的任务是阐述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在其学生白吕纳1910年发表的《人地学原理》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白吕纳认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等人的观点对法国地理学影响很深，从而形成法国学派。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罗士培教授受法国学派的影响，1920年创用了“调节”一词，创立“适应论”。他认为调节包含两重含义，即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以及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罗士培认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之间双向的相互关系，主要探讨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1923年发表“人类生态学”一文，提出生态调节论。他主张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的生态的观点，在人地关系中人是中心论题，其他现象只是当它们涉及人及其对它们的反应时，才有必要说明。他还认为历史学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施吕特尔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探讨原始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的过程是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以后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又提出，人类按其文化的标准，对天然环境的自然现象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将它们改变为文化景观。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发展，研究内容和范围也不断扩大，人文地理学同自然地理学-样开始分化，陆续出现了一些分支学科，并形成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人种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等，都是在此阶段形成并发展的。

二、人文地理学学科及研究方法的演变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许多的大学地理课是由历史学者讲授的，他们十分强调地理学研究，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与历史学关系密切，而且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长期囿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因此历史地理学曾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学者达比等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历史自然地理，使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也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现象的变迁，从而成为地理学的一门独立分支。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人地关系理论方面，已由过去的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以及适应论转变为和谐论。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影响下，分析并和谐人与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

在观察和分析方法方面，数学方法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196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加里森开设研究班，用数学统计方法培养了一批地理学者。其中的英国学者乔利和哈格特在1960年以后把数量方法引进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系，使得这种革新很快在各国地理学者中传播开来，对地理现象分布差异的表述开始从定性向定量阶段发展。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地理学者能够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对一些空间规律的研究采用新的统计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精确的度量，并用数字形式表达人地关系，说明区域差异及其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系统论创立以后，美国地理学家阿克曼于1966年提出：地理学者应当探索许多各自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变量的一种系统的概念，从时空角度处理人与环境的系统。6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已在研究生态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地域系统方面作出贡献。定量计算和系统论思想的引进，使地理学开始采用模型来表述所研究的地理现象。

60年代行为科学兴起后，出现了行为地理的研究。70年代，行为研究在地理学中十分盛行，通过研究不同人类社会集团、阶层、阶级对不同环境的反应和行为决策这一过程，使地理学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收入对于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得旅游地理学发展很快，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分支。人类以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形式存在，各集团的不同文化既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们行为制约的因素。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空间中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差异的社会文化地理学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时，许多国家重建城市的需要，新的城市迅速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促使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城市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逐渐居于重要的地位。

传统的人文地理学以小区域研究、经济区划和文化景观类型为其主要论题，现在则转向分析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主，涉及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贫穷和饥饿、种族歧视、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地理学开始面向社会问题，从而在研究中打破各分支学科人为界线，出现新的综合。

三、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内容

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一般可以分为综合理论部分、通论部分(部门人文地理学)和专论部分(区域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综合理论部分主要指对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人文地理学通论部分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将其分为社会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人文地理学专论部分则包括对各种地区人文要素的区域地理研究。

经济地理学是以阐释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分配等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和空间组织为主要任务。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从而产生了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关心各种资源、生产及商业的分布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生产布局、区位分析为研究的核心。其中区位论和中心地学说曾对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

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注意社会结构、政府决策以及人们的行为决策对经济布局的影响，出现了国土经济学，重视国土整治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旅游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旅游属于经济活动范畴，因此旅游地理学也是经济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

政治地理学是通过研究国民与领土的关系来分析政治现象的地域体系，并分析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为背景的各种国家集团对世界和地区所起的作用。

1897年出版的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将国家当作附着于地球上的有机物，并提出“生存空间”的概念。以后，麦金德于1904年提出陆心说。由于他们及其他学者的努力，政治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

20世纪30年代，豪斯霍弗把地缘政治学引入为德国纳粹的侵略政策服务的歧途，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受到影响。现代分析技术及模式的应用，使地理学者得以制定各类各级政治区域的效率和效果，并开始研究政治行为和政府决策的地理背景。例如，参与对国土整治的决策、首都的定位、大都市区的结构、国家公园的设置、选票地域分布模型以及领海界线和沿海捕鱼权等课题的研究。

很早以来，地理学的著作中已注意到种族和民族的分布，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代表著作即以“人类地理学”命名。在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中，也都包含种族和民族地理的内容。不过，现在人种地理学和民族地理虽然仍是介于人种学、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研究者则多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者。

各地的人口数量、分布和迁移是重要的地理现象，人文地理学者十分关注。维达尔·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第一章即论述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分布、密度以及各洲的人口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鲍曼分析了中欧的人口地域分异现象，瑞典地理学家德·耶尔深入研究瑞典人口分布并制出人口分布图。从此，人口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社会地理学分析空间中的社会现象，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区域分布并分析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探讨人地关系上强调社会因素对地区文化景观、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人口、聚落、民族、宗教、语言行为和感应等方面的地理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文化地理学则从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的角度，解释各种文化要素如何使不同地区具有各种区域特征，研究对象和内容与社会地理学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前者主旨是研究人类不同社会集团的地域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后者则是研究人类创造的文化地域。有些学者将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内容合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

人文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特点既有综合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等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所共有的特征，又有以人文现象作为研究主体的特征；其研究对象虽与社会科学有相同之处，但其注重地域分布特征及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又不同于社会科学，从而形成其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边缘性科学。

作为地理学中一门接近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既采用地理学中传统的方法（如实地调查、运用地图等）和现代方法（如航空像片、卫星像片、地理模型等），也引进大量的社会科学方法（如抽样调查、定量技术、心理学和行为学等研究方法）。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以及两者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因此，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人文地理学同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环境科学、生态学、区域科学、行为科学结合，可以为解决世界性的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以及城市问题等做出贡献，尤其是对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人文地理学仍是许多分支学科松散组合的一门学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此外，有关人地关系的理论探讨，数量统计方法和模型、系统的运用，行为科学的引进，以及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尚处于初始阶段。

尽管人文地理学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的作用（尤其是人的素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显著，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加强。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将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有哪些基本特征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1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包括版：疆域、政区、权民族、人口、地形、地貌、气候等.
2 、中国历史上只有月氏族的主体在公元前2 世纪迁到中亚了,其他各民族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
3 、从境外迁入中国的民族是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
4 、中国历史上,除汉族以外,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经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满族还统治过整个中国.
5 、商和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从上到下“分土而治”.秦以后,郡县制基本上推行到了全国.
6 、元朝的中央政府称为尚书省.
7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形成地形上的三级台阶,惯称为三大阶梯.
8 、我国最低的内陆盆地是吐鲁蕃盘地.
9 、中国疆域的基础是在乾隆年间最终确定的.
10、中国的气候有三个特点：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二是大陆性气候强；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

3. 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主要地理环境特点是什么

A对，“文”来与“化”并自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B错，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2、ABC 钱穆和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名人，对于民族文化深入的研究和同情地理解,使他始终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阵营,钱钟书是中国文学研究家，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
13、AB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元化的。传统中国社会，儒、道、佛等多种派系并存，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汇集百川优势、兼容八方智慧的显著特点。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在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c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时间最长、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中华民族自夏代进入文明社会，历经各朝代，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这都展现了它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d错。
10、ABCDE

4.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有哪些基本特点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当然，这两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1、疆域、政区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围，以鸦片战争前的清疆域为极盛。秦汉实行郡县制，唐朝逐渐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朝主要为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清沿袭，基本形式为省-府-县。

2、民族、人口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共同缔造中国，中国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公元初已有6000多万人口，几经起落，至19世纪中叶达4.3亿。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迁移频繁，移民众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发生巨大变化；水道、水系的变迁，如黄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陆变迁，一些沿海地区陆续成陆，另一些地区又沦入大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扩大或范围变动等。

4、气候
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5. 中国历史文化形成的主要地理环境特点,表述不正确的是

你要先把备选答案给出来吧？

6.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6)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主要特征扩展阅读：

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

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些还包括小吃，风俗等传统文化。

7.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有哪些基本特点

地理环境基本特点

地形，西高东低有3级阶梯，山脉大多呈东西走向，

第一内阶梯有柴达木盆容地，第二阶梯有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四川盆地，第三级阶梯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地理环境造成的气候特点：

（1）气温，南北温差大，越往北气温越低。

（2 )降水，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3）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齐全，人均资源占有量少。

8. 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中国文化的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关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在下以章节将有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后，便湮没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汤因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现实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耳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利，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蛮与北夷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这些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侨这样说：“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
2.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不耕获，未富也。”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3.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中国人注重族姓源流）
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
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但是，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黄河、赈灾恤邻），这就又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例如，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设计。
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养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严格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才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国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
5.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例如犹太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且说这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旧约全书》）。又如，基督教的耶稣既被视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传布福音，教化世人，成为人间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总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它没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莫测的境界，而是把它消溶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也就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而已，全然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道德教育摒弃了清规戒律和冰冷的说教，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占思想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而在民间的“烧香拜佛”这样的口头语中，“佛”的含义既可能是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可以是“土地”、“老君”、“子孙娘娘”、“妈祖”……。这和西方文化中宗教的严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6.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这是的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例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相反，樊迟问稼穑之事，却被鄙为“小人也”。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唐太宗品评大臣是“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7.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发展，就其分别而言，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却是以经学为一大主流。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健将）。
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他在知识分类方面的功劳。“这时的科学世界已大到足够配置出为数不多的笃好妙悟的优秀任务，来撰写天文学和数学上极专门的著作，专门到甚至受过平均教育的公民都读不懂，而下层阶级只好怀着敬畏和猜疑望着它们。这样就使得科学家能够大胆探索复杂而精微的辩难，并由互相批评而得到伟大而迅速的进展。”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秦以后两千余年，却一直笼罩在经学的气氛之中。
经（也有学者称其为“元典”），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的典籍。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伟大教育家，他对古代文献搜集整理，成为他进行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孔子编辑整理的古籍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这些典籍，包容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内涵。
到了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以后历代的官学。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著录就有1773部，20427卷。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经学是最重要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在先秦，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旦成为“经”，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便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论是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其次，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虽然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辩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再次，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在世界各文化体系中，宗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广大地区、佛教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影响都极其深远。而在中国古代，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虽然原因可从多方面研究探索，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9.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有哪些基本特征

中国来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自
一、疆域、政区
（一）注意从秦统一到清乾隆年间的疆域状况，建立疆域变动的概念，区别目前国际法意义上的疆域观念与历史的疆域观念。
（二）中国古代政区存在二级制与三级制度的交替情况，可重点了解清代的地方政区情况。
（三）省的出现及演变。元朝是一个转折点。
二、民族、人口
（一）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的融合与演化状况，注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
（二）人口的变迁。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口数量一直居世界前列。南北人口构成比例的变化。历史上的几次人口的迁徙，注意在人口迁徙过程中伴随着文化的交融。
三、地形、地貌
这本分内容中学已经学过，可以思考多元地形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四、气候 注意古代曾经有过温度与湿度的变化

10. 中国文化自然地理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生活在一定地理范围中的人群，必须依赖着自然提供给他的条件，进行他的文明建构，展开他的文化历程。因此，了解一个文化的总体特征，从地理环境方面进行观察是十分必要的。要注意的是，为了解文化所作的地理观察，必须是历史的，文化与地理互动的。越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创造越是受制于它的地利条件；越到后来，人类施加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也深。同时，地理对人文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人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其间还有复杂的中介内容。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地利条件

现在所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中华民族祖先多少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实践开创的结果。从中国文化学习的角度说，不仅要了解作为文化实践结果的地理现状，还应了解这个开创过程，以及特定地理因素在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特定作用。

一、中国地理简要的概况
1. 中国地形地势及历史上的人群的分布
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呈阶梯壮分布。地势最高的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历史上，青藏高原地区曾居住过土蕃和羌人。青藏高原内部地势微有差别，靠近青海地区地区地势向东南倾斜，是各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个地区羌族人居住较多，一部分居住在黄河上游河、潢谷地的羌族人，在西汉时称西羌，经常与中原地区发生冲突。土蕃民族主要居住在今西藏地区，南北朝时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到唐代变得相当强大。经常与唐朝发生战争，但和平的交流更多。此地因距印度较近，佛教文化十分兴盛。从青藏到原往东往北，是第二阶梯。这里分布着高原和盆地。最南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它的北部就是四川盆地。盆地的周围是林立的高山，居民成分复杂，南面大体属于西南夷，北面是大巴山地区的古巴人、氐人、羌人分布的地区；盆地的中央是富饶的成都平原，文明发展历史十分悠久，汉族人在秦汉以前就已大量居住在这一地区。再往北越过秦岭是黄土高原地带，此地是黄河及泾、渭流过的地区，沃野千里，是中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许多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养育过辉煌的古代文化。这一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真可谓表里山河！而且南接巴蜀汉中，东连伊洛地区，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中原王朝长期在此建都，地却是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
黄土高原的北邻，是蒙古高原，这是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特别是今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从来都是中原人群与草原人群的必争之地。黄河在东西向流经今内蒙古地区之后，转而向正南，横穿黄土高原。黄河的东侧就是今山西高原。山西高原的东西两侧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夹着一条宽平的谷地，即汾河谷地。谷地呈东北西南向走向，南与渭河平原相接。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曾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山西高原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接，这个地区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太行山脉中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太行山的北断是东西向的燕山山脉，再向北越过蒙古高原东侧一段多山地区，就是广阔的东北平原了。东北平原的西侧是大兴安岭，东侧是长白山脉。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居住着许多以狩猎和耕种为生的民族。几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的人群，如鲜卑、契丹、金人、满族等，都起源于这一地域。东北平原通过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华北平原相接壤。华北平原有黄河和海河水系，东部还有泰沂山地，是中国文化又一摇篮。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农业，是汉民族的聚集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华北平原直接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这一平原与丘陵相间，由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构成。这一地区气候湿润，湖泊众多，经过长期开发，是古代重要的农业区，唐宋以后，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一带原来有所谓苗蛮山越等族，随着江南的开发，或南迁或融合到汉民族之中。长江中下游以南直到大海，是丘陵、低山广布的地带，间有小的河谷平原。珠江水系和闽江水系是两个交代的水系。这一带是秦汉时为百越民族的居住地，后来还有傒、俚、僚等族，随着民族的融合，也大体都消失了。此外还有台湾岛、海南岛及漫长的海疆领土。
2. 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
作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中国地理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虽然地形复杂多变，但不失大陆的整体性。首先是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系在一起，黄河，长江贯穿于中国三大接替之中，沟通着中国大陆的东西。而汉水、淮河更是把这两条大河联系在一起。长江的支流湘江和赣江与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和北江同发源于南岭山，秦朝时开凿灵渠，正是把湘江和漓江相沟通。西江则联系着岭南和云贵。
其次是地理通道。虽然地形多样，山岭众多，但不论多么险峻的地势，大自然总留给人以交通的便利。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发生过人群交流的。这是从远古时代就开始的。新疆是离内地最远的地区，但据有些学者研究，那里的和田玉曾在江浙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中发现过。青藏高原发掘的文化遗迹，也与甘肃黄河流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着影响关系。广大中原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为紧密。有古地理专家从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致沿渭水、黄河、济水一线，从遥远的古代，就形成一条联系东西的交通线。与这条东西线相交，还有三条南北方向的交通线，一条在太行山以东不远，北起河北的曲阳，南至河南新乡，都有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存在。另一条在太行山西侧的汾水流域。更西的一条，则在今陕西境内，南起西安，向北穿山越岭，北达榆林、府谷一带。（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第三章“交通·道路·都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97—699页）从中原向西南、东北也都有着可能形成交通的便利条件。这些都形成着中国大陆内在的统一性。没有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交流范围及交流者之间差异越大，对文化的发展就越有利。
3. 数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及饥荒灾病情况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广大的东部地区又处在季风气候区内，四季分明，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灾害性气候也不少，旱灾特重，其次是洪涝，以及与此相关的蝗灾病虫害等等。中国文化恰恰就发祥于这样的气候区内。
五千年来的温带气候也是有变迁的。1972年《考古学报》的第一期发表了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大势是由暖变冷，具体表现是温暖时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竺可桢将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大的时期。第一个大时期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属于温暖期。这个时期的时间下限正好是商朝末年。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有野象等亚热带动植物。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为寒暖交错期。这个大的时期是西周到元朝的中期。其中西周前期为温暖期，之后进入寒冷期，史书有牛马冻死、江汉结冰的记载。到从春秋至西汉时期，又进入第二个温暖期。文献记载当时北方一年可以收获两季，蜀、汉、江陵等地有橘树等亚热带植物，而这些植物后来南移了。东汉、三国直到南北朝，是第二个寒冷期。曹魏时期淮河曾结冰，北朝时贾思勰《齐民要术》记录黄河以北的桃花开的时间，比现在要晚十天到半个月。从隋唐至北宋初期，又进入第三个温暖期。唐玄宗和唐武宗时，皇宫及南郊都种有柑桔。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是第三个寒冷期。素有“荔枝之乡”美称的福州，曾先后于北宋元符三年（1110年）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两次遭受严寒，荔枝树全部冻死。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我国气候进入第四个温暖期。当时的杭州经常有不见冰雪的年份，北京的物候与今天的北京差不多。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是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这一时期为寒冷时期。竺可桢称此期为“方志时期”，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变化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认识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竺可桢也把这一500年的大时期分为几个小的时段，有“第一冷期”，“第二冷期”和“第三冷期”。第一冷期时间为50年，从明成化六年（1470年）到正德十五年（1520年）。其中1493年淮河流域普降前所未有的大雪，降雪期长达半年之久。1513年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同时结冰，洞庭湖的冰可以走人、行车。第二冷期从明泰昌元年（1620年）至清康熙十九年（1720年），长达100年之久。其中17世纪的后50年，为这一冷期最寒冷的时期。这50年中经营今千年的江西省的柑桔园被寒潮毁灭了，山西省的五台山夏季下雪，运河的冰冻期一年达109天之多。第三冷期从清道光十六年（1840）到光绪十六年（1890），共50年。这期间，江南地区曾出现过夏历六月降雪的反常天气。西安一带有过“大雪六十余日”的记录。第四个大的气候期从1900年开始，竺可桢称之为“仪器观测期”，因为这以后有了测量温度及气象观测的仪器。因超出本书内容范围，此期气候变迁的情况就不做介绍了。
气候与灾荒疾病情况有直接关系。灾荒主要指旱、涝、蝗、风、雹等，大水之后往往有瘟疫，打气旱之后往往有蝗灾，所以灾荒与疾病是相互联系的。我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度，据邓安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从西汉开始到1936年共2142年的时间里，灾害总数高达5150次，平均4个月强便有一次。受灾范围越来越普遍，而且一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省份，灾荒每经两三个世纪就上升一次，然后稍稍下降，不久又上升，总的趋势是频率越来越密，强度愈来愈大。与这样的趋势相同，瘟疫的流行，也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因此，备荒、救荒都是古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其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二、地理条件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影响
1. 广大地域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
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一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来的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这也是它在产生条件上，区别于任何其它古代文明的地方，也是我们思考中国文化道路的重要起点。
世界上的几个古代文明，古埃及发生于尼罗河，巴比伦都发生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他们相同的特点都仰仗大河所具有的灌溉，而周围广大地区是不利人类生存的浩瀚沙漠。古希腊文化产生于地中海的半岛和岛屿，各地理单元都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虽也是黄河流域，但不同于西亚文化的是，它所依赖的不是黄河干流本身，而是它众多支流河汊所形成河曲湿润地区。（参钱穆《中国文化概论》）那种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生，也视作大河灌溉条件下产物的看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地理特征也决定着中国古代不可能走古希腊式的文明道路。地中海半岛、岛屿相对独立的狭小地域，决定着每一个地域上人口构成的相对单纯；而且那里不太适宜农业，这又决定它经济上的对外依赖性，海上贸易及掠夺盛行，由此一个商业形态的城市民主文明得以形成。
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据说在夏禹一次朝会上执玉帛的诸侯有上万之多，商汤时这样的诸侯有三千，到周武王伐纣时，《史记》栽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有专家指出，这些所谓的“诸侯”，实际都是大大小小的部落族长。如何将这众多的来源不同文化互异的人群抟和为文化整体？在西亚古国，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族群为争夺沙漠世界的生存地，而进行的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残酷征服。但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西亚文明基本上是消亡了，中国文明却获得了成功，他的文明道路既不同于古埃及、巴比伦，更不同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
2. 广大地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
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到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而周王朝那些几千里之外的人群，认为只要他们承认周王的合法就可以了。而历朝历代的皇帝，又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不在少数，时间也不算短，但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
3. 地缘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这里的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要说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但是更近的在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的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明区域。这个辽阔的地域，向北可以延伸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西连中亚乃至东欧平原，东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里是森林密布的寒冷湿润地带。这是一个巨大的扇面形地带，居住着很多古老的人群。广阔的蒙古高原，是这些民族与中原发生关系的“前台”。在这个前台上，截止到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人群是玁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
这些民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这样的反复，有许多次。有人曾探讨，中国的封建社会何以那么长，而欧洲的中世纪则要短得多。此中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相当清楚，欧洲古代文明，在经历过日尔曼蛮族的大举进攻和毁灭后，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形出现，而在中国这样的重复，却是多次发生。这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命运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涵。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只是在地球的几个点上出现的，一旦文明世界形成后，人类内部就出现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和矛盾，而人类也正是在由这差异带来的对峙、冲突、融合中，走向同步发展。古希腊、罗马文化带动着欧洲文明的同步，中原文化，则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