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锤的历史发展

❶ 火箭弹的历史发展

12世纪中叶，中国就发明了火箭，并开始应用于军事。约在13世纪，中国的火箭技术传入欧洲。19世纪初，英国人W.康格里夫研制了射程 2.5公里的火箭弹。20世纪20～40年代，德、 美、 苏等国都研制并发展了火箭弹。苏联制造的БΜ-13火箭弹及其发射装置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泛地发挥作用，战士们称这种武器为“喀秋莎”。
人们需要从远处进行攻击。随着各种日益复杂的金属加工技术的问世，人们发明出了复杂度更高的发射装置。在公元1500年前后，迫击炮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攻城武器。它的金属炮管长1至1.5米，重达几百公斤，放置在地上，指向空中。迫击炮弹放进炮管后，会由装入的炸药提供向上的推进力。相对而言，迫击炮手缺乏对炮弹落地点的控制，但尽管如此，这种迫击炮的数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小型迫击炮移动起来很方便，可以由两个人来操作，一枚小小的优质迫击炮弹借助于炸药提供的破坏性力量，能够轻易地摧毁一辆小型汽车。当然，破坏力是与炮弹同步增大的，炮弹越大，破坏力就越强。与之相对应的是，迫击炮也有多种不同的尺寸。成本、重量和效能之间存在着折衷关系。然而，迫击炮作为武器的实用性也受到了限制，原因是它缺少准确的瞄准机制，而且射程也相对较短：因为迫击炮弹必须经历先上升后下落的过程，它的速度有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将自身提升到足够的高度，因此它在攻击地面目标时的射程有限。
火箭弹用于空对地攻击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们发现这种武器由直升机的多管发射器发射时威力惊人，能形成强大的密集火力，有力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但是，由于没有采用制导技术，这些火箭弹普遍命中精度差，难以有效打击点目标，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面杀伤武器使用。

❷ 三条石的发展历史

元代，随着漕运的发抄展，天津的经济就以沿河贸易为特点日渐发达，三岔河口一带成为天津的经济中心。 三条石地区正与这一地带毗邻，受其影响，1860年前这里出现了为船家、商客服务的打铁匠人，他们季节性地在此聚集。1860年以后，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在此“定居”，是最早的铸铁手工作坊。
1900年，天津开埠后，受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三条石地区铁业出现了为国外租界的建筑设施服务的铁工制造。截至1914年三条石铁工作坊达10多家。
1915至1930年，三条石地区铸铁、机器业发展到兴盛时期。最初的加工配套生产逐渐明显的分为两业——铸铁业和机器业。许多铁厂扩大生产规模，在本市和外地设立分号。例如：当时颇有名气的郭天祥机器厂曾在山东济南、河南安阳建立分号扩大经营。到1937年前，三条石“两业”工厂达300余家，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
“七·七事变”后，三条石地区“两业”的自身发展受到破坏。为了维持生产，一些厂家被迫改产，接受日商的加工订货，大部分厂家停工，生产日趋衰落。

❸ 子弹的发展史

人们常常爱用‘弹丸之地‘来形容一个地区的小。确实,弹丸是很小的，尤其是枪弹的弹丸更小。可是你不要轻看了这小小的枪弹，它有着悠远的历史和一番颇不寻常的经历,在整个枪械发展史中还占有重要的一席。
大约在八百多年前，我国已经出现了‘枪‘。宋朝有个叫陈规的特领用长竹竿制造了20条‘火枪‘。但那时还没有枪弹，只是靠喷射火药产生的火馅烧灼敌人和战具。那时的黑火药成份很复杂,除硝石、硫磺、木炭三种主要成份外，还常常携有砒霜、巴豆、干漆,沥青等致烟致毒物。因此,火药燃烧很不完全，总有许多渣滓随着火馅一同喷射出去，这些渣滓对人体还有一定的杀伤力。久之，这种现象引起了军事家的注意。

l232年金人在抵御蒙军的忭京(今河南开封)保卫战中,曾在‘飞火枪‘中装填火药及铁渣、磁末。这些铁渣、磁末可称是枪弹的胚芽。几十年后，世界上最早的枪弹终于在我国诞生丁。

129年，南宋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军民在抗御蒙军的战斗中，曾创制了一种‘突火枪‘枪中装有‘子窠‘。虽说在对‘子窠‘的具体形制还众说纷纭，但得到中外火器史学家一致肯定的是,‘子窠就是世界最早的枪

枪弹问世后，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一些不规则的圆形弹丸。我国元朝末年和明朝初年(14~15世纪)军用的枪(当时称为‘铳‘，一般都发射铁砂。R世纪末欧洲出现的明火枪，也是用不规则的实心弹丸，用铁而后用铅制成。随着战争的发展，对枪的射程和射击准确度也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大小不一的弹丸是很难担此重任的。于是，枪和弹都得到了改进。这种改进首先是15世纪时在欧洲实现的，尔后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被称为‘鸟铳‘，因为用它可以瞄准击中飞鸟。

鸟铳是前装枪，弹丸和发射药是分装的。每发射一次、都要从枪口先装入发射药;用通条把火药筑实再下铅弹，用通条把其送到底;然后打开枪管上的火门，装填引火药;发射时扣动火绳枪机点燃引火药。整个过程十分繁杂，几分钟才能完成一次发射。在战场上，弓弩的发射速度要比它快三四倍，所以火枪往往抵挡不住弓弩的攻势，捉高装弹速度这成为以后几个世纪中改进的突出课题。

以往的火枪都是滑膛枪，当弹丸与弹膛之间的间隙过小时,装填很费力;间隙过大时,发射时又会漏泄较多的火药气体，影响射击精度和射程，为解决这一矛盾,许多人费尽了心机。15世纪末，普鲁士人首先取得突破，在枪膛内刻上直线槽，用以减小装填弹丸时与枪膛摩擦;还把枪弹包上一层浸油的毛织物或麻布，称为浸油丸衣，用以填充膛线所造成的空隙，并使弹丸能顺畅滑动。这种枪的装填速度捉高了。

17世纪时，瑞典人有一项杰出的发明,把弹丸和发射药装在同一个纸筒内,装填时将纸筒撕破(咬破)，把发射药和弹丸一块装入枪膛中去，既简化了装填过程，又保证了发射药的定量装填，它预示了一种新型的定装枪弹的出现，

19世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枪弹也告别了它漫长的‘童年时代而进入‘青春期‘。19世纪初，英国人明了用击锤打击雷汞起爆的点火法，并进而制成了雷汞火帽，用于步枪点火。1825年、法国军官德尔文设计了一种枪管尾部带药室的步抢;装填时，直径比枪度口径小的软铅弹丸能顺畅地滑滚入枪膛而停于药室前端，然后再用通条撞击软铅弹丸，将其压扁，使之紧贴膛壁。这虽然提高了装填速度，但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弹丸由球变扁,射击精度受到很大影响。

1830年，德尔文发明了长形弹丸，这在枪弹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形弹丸较球形弹丸优越，第一，重量相同时，长形弹丸的直径要比球形弹丸的小得多，它的头部还可做成尖形的,这可减小飞行时的空气阻力。可大大缩小枪的口径，减轻枪的重量，提高枪的坚固性;第二，长形弹丸同枪膛的接触面积要比球形弹丸大得多,能更好地嵌入膛线,因而可减小膛线的深度。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德尔文的这项杰出发明，他在《步枪史)一文中称德尔文为‘现代步枪之父‘。

后来,法国的图温南和米涅又对德尔文式步枪进行了改进。图温南在步枪的药室中央安了一根钢心杆，这样用通条冲打弹丸时，可使其产生规则的扩张。米涅是把弹丸底部掏空成圆锥形，再用一中空的碗状铁塞堵上，发射时火药气体推顶铁塞使弹丸扩张而嵌人膛线;这种弹丸不必用通条冲打，井改善丁闭气性。米涅式步枪首广为欧洲各国所使用。

但德尔文、图温南和米涅的发明并未突破前装枪的范畴。前装枪弹要从枪口装入,装填线长、速度慢，装填时人体动作幅度大，枪管需竖直，因而容易暴露目标。1805年时,英国人包利曾作过一种后装抢的大胆尝试，弹药本身带有点火装置，可惜未能见效。1835年，普鲁士的德雷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后装击发步枪和定装枪弹。这种枪弹用纸筒作弹壳,将弹丸,发射药和底火集于一身。装填时用枪机从后面把抢弹推入药窒，扣动扳机后，枪机上的击针刺进纸壳，撞击底火。引燃火药，射出弹丸。这使整个装填和发射过程大大简化，提高射速4~5倍，而射手能以任何一种姿势或在运动中重新装填枪弹。德雷泽式步枪显示出巨大的优性，普鲁士政府马上收买了这一发明，并秘而不宜和秘密生产。直到1848年才为世人所知，各国随即相仿制，德雷泽式步枪很快就独占鳌头。

由于纸壳枪弹的装药易受潮,发射后又有残纸片遗留在枪膛内，所以很快又被金属弹壳取代了。l85l年，美国的毛尔斯试制成功了金属壳枪弹，但美国当局迟迟没有采用，直到l86l年的南北战争中美田才开始使用。金属壳枪弹成功地解决了火药的可靠密闭，使枪弹能长期储存,还显著地提高了枪的射速。金属壳定装枪弹导致了自动武器时代的到来。

1世纪末以前，枪弹使用的发射药一直是黑火药，发射后在枪膛中遗留的火药残渣较多，难以擦拭,1884年，法国维埃尔首先制成了硝化棉无烟火药，并很快用于枪弹。随，闻名世界的瑞典诺贝尔何成了巴力斯特无烟火药，英国制成了柯达型无烟火药。无烟火药所产生的火药气体压力大于黑火药，因而不仅提高了枪弹的初速，还使得枪的口径可进一步减小，同时,枪膛中留下的火药残渣也显著减少。

无烟火药还有温度高的特点，往昔的铅弹丸已无法承受，容易产生破裂和变形，于是,又诞生了新的弹丸一被甲弹头。这就是将铅心装入镍铜或软铜的被甲之中,被甲弹最初用圆头，后来为减少空气阻力改为尖头，后又改为流线型或船形。枪弹经过几百年漫长的演变，至此，终于跨过了‘青春期‘而基本成型，直到今天。

进人20世纪以后,枪械有了很大发展，而枪弹的构造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对弹头不听改进，形成了各种用论的枪弹，现在常用的枪弹有普通弹,穿甲弹、燃烧弹、曳光弹、爆炸弹、穿甲燃烧弹、燃烧曳光弹,穿甲燃饶曳光弹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德从1967年开始研制的一种新型枪弹一无壳弗，经十多年的努力下在198l年已基本取得成功。无壳弹可以大大减轻枪弹的重量,增加士兵携带枪弹数量。无壳化，如今又成为世界上轻武器的主要发展趋向之一。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枪弹家族的新伙伴，必会以它不凡的身手，令人刮目相看。

❹ 磨片的历史发展

其实人类最早使用磨削要追溯到原始社会，在母系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最简单石器，而这些最简单石器用简单石头之间互相摩擦得来。人们用这些最简单工具捕猎，耕种。那时人们衣着虽然简单，但仍然要有刃器辅助，这也离不开磨削。 （二）磨削加工发展第二阶段（1840---1900年前后）
这一阶段出现了新特点，即随着工业发展、被加工材料硬度越来越高，原来简单磨料磨具满足不了发展需要，于人们就开始寻求硬度更高物质来做磨料，先后找到了天然刚玉、黄宝石、天然金刚石等材料人们把这些天然材料破碎后和陶土混合后，烧成具有一定形状磨具，以此来进行加工。
可以说，开始使用硬度较高天然磨料这一时期普遍特点。但所有天然磨料产量都不集中，而数量又有限质量不统一，很难保持稳定这一切局限性和飞速猛进工业越来越不适应。 （三）磨削加工历史发展第三阶段（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
一时期主要特点出现并使用人造磨料。
1893年美国卡不伦登公司E.G艾奇逊利用电阻炉发明了SiC人造磨料这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人造磨料，以后又有人用电弧炉发明了人造刚玉磨料，这些人工合成磨料出现，意义重大，结束了人类只能利用天然磨料而不能利用人造磨料历史，从此，工业方面开始到得了大批比较低廉而质量又比较稳定、产量又稳步增加人造磨料磨削工具，从而推动了被磨材料加工迅速增长，当然另一方面从磨削加工发展也促进了磨料磨具迅速发展。本阶段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1900年-1920年左右：
这一时期，出现了除无心磨床以外所有磨床，这促使汽车、军工、电极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2、1920年-1949年前后：
在20年代以后，磨床机械开始由机械传动发展到液压传动，还在磨削过程中部分实现了自动化，，在这一时期，无心磨床设计成功，开始投入使用，这一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现象就对于磨削过程研究，由开始经验方法转入理论分析。即开始了对磨削理论研究。
3、1950年至1980年前后：
在国际上，英、法、美、德、意以及前苏联对人造磨料进行了普遍研究，并进行了工业性生产，因而磨料及磨具较前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工业发达国家磨床所占比重已达机床总量1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在国内，一批具有影响力重要项目建成投产，如第二砂轮厂、第三砂轮厂、第四砂轮厂、第五砂轮厂、第六砂轮厂、第七砂轮厂建成投产。说明了我国磨料磨具行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4、改革开放前后：
我国磨料磨具为了和世界同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或改进①提高磨床精度，②提高磨削自动化程度，③高速研磨，④高精度和高光洁度，⑤强力磨削，⑥宽砂轮和多砂轮磨削，⑦提高磨床加工生产率，⑧试制发展了特殊磨削或成型磨削，⑨超硬磨料磨具。超硬材料如人造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目前被称为世界上最硬物质，莫氏硬度为10。 金刚石用量，每加工百万吨钢铁所用金刚石量来表示这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美日及主要西方国家用量均超过了18-20万克拉每百万吨钢，美国世界上金刚石用量最大国家。而我国则2.4万克拉每百万吨钢，这差距显而易见。
六十年代天然金刚石约2500万克拉，数量不很大，这因为金刚石生产成本太大，一般金刚石矿中，须处理6-8吨矿石才能得到一克拉金刚石，有甚至250吨矿石才能得到一克拉金刚石，可见金刚石为什么如此昂贵。天然金刚石低产量及高成本促使人们走上了发展人造金刚石之路。
我国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试制与发展人造金刚石。六十年代世界人造金刚石产量为1000万克拉，今天，中国人造金刚石产量就已达5000万克拉（约合1万吨），而全世界人造金刚石产量就无法估计了，这些人造金刚石主要用于工业。人造金刚石及其制品发展大大地促进了特殊用途磨削加工要求，人造金刚石不受资源限制，制造成本从发明那天起就不断下降，品种在逐渐增多，质量在不断提高，这样就极大开辟了人造金刚石磨料使用前景。不仅在固结磨具上，而且普遍地使用在涂附磨具上，如牙科用金刚石砂带，精密仪器上用金刚石砂带等等。
立方氮化硼超硬磨料另一种类型，其性能与人造金刚石磨料相似，还具有比人造金刚石一些独特优点，如耐热方面优于人造金刚石。立方氮化硼比人造金刚石发展稍后，系70年代前后试制研究，也可以说后起之秀。立方氮化硼到九十年代初期全世界工业生产大国有了较大发展，如前苏联立方氮化硼产量已发展到5000多万克拉。我国立方氮化硼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九十年代初期试制和发展新型产品，但速度较慢，其原因在于工艺与技术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工业发达国家，因而它推广和使用还受到一定限制。
人造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磨具。在发展人造金刚石磨具和立方氮化硼超硬磨料同时，这两种超硬磨料磨具也得到相应发展，人造金刚石磨具发展更快。到目前，人造金刚石磨具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成熟和自成体系加工技术领域。人造金刚石磨具制品如电镀金刚石内圆切割锯片、什锦锉、磨头，人造金刚石圆锯片、框架锯片，人造金刚石修整笔，石材用金刚石磨具，金刚石筒形砂轮，加工铁氧使用金刚石磨具。
金刚石修整滚轮和金刚石或立方氮化硼与硬质合金复合片磨具等等品种系列，而且继续完善补充与提高。 （四）磨削加工发展第四阶段（九十年代后期）
进入九十年代，磨料磨具行业生产与销售、科研都起着很大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品种日趋多样化，专业化，竞争也前所未有日趋激烈，科研与销售成为每个厂家重中之重，而我们做为砂带专业生产厂家，也如此，但与国际上涂附磨具尤其砂带产品，无论品种或者质量上差距很大。因此，当务之急加大科技力量投入迅速提高我国涂附磨具尤其砂带高档产品品种及质量水平，以面临高品质、多品种需求浪潮。如果目前全国高档次涂附磨具产量在400万平方米左右，予计到2000年初期将达到700万至1000万平方米用量需求。这就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去开拓这个有广阔前途市场。

❺ 瑟的历史发展

最早的瑟有五十弦，故又称“五十弦”《诗经》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瑟曾销声匿迹千年之久，而今“幽兰汉乐”将传说中的声音再次呈现于舞台之上，琴瑟合鸣，乐声如流水，如凤鸣，如南风，如月行，引我们走进大自然深深的芬芳里。
古代弹弦乐器。其历史久远。《乐书》引《世本》：“庖牺作瑟”。据《仪礼》记载，古代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中，都用瑟伴奏唱歌。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瑟是伴奏相和歌的常用乐器。隋唐时期用于清乐。以后则只用于宫廷雅乐和丁祭音乐。
周、汉时期的古瑟，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楚墓（约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出土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实物。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楚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都出土有瑟，弦数二十三至二十五弦不等，以二十五弦居多。
春秋至秦汉以来出土古瑟以数十计，但多残缺不全或柱位不详。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瑟保存完好。
弦虽腐朽变质，仍保持在原位上，柱的位置也比较清晰，为我们了解古瑟的张弦和调弦提供了直接的物证。此瑟二十五弦，由三个尾岳分成三组，计内九、中七、外九。内外九弦的柱位排列较为规则，定弦的音高相同；中七弦的柱位较为紊乱，但也隐约显示出，它与内九弦做音阶级进的连接。从各柱位有效弦长的比例推算，可知它按五声音阶调弦。
上述古瑟至南北朝时期失传。唐宋以来文献所载和历代宫廷所用的瑟，与古瑟在形制、张弦、调弦法诸方面已有较大的差异。宋末元初熊朋来（1246—1323）曾编撰《瑟谱》六卷。书中记述了瑟的形制和演奏法，并有歌唱诗经的旧谱十二首和他创作的新谱二十首，以及孔庙祭祀音乐的乐谱。当时的瑟，首尾各有一长条岳山，两岳山外侧有数目相应的弦孔，依次张弦。共二十五弦，音高按十二律吕排列。正中一弦（第十三弦）不弹，其余二十四条弦可奏两个八度音程的二十四个音。以右手弹“中声”（低八度音区）；左手弹“清声”（高八度音区）。左右手也可同时弹奏高低八度的和音。基本指法是大、食、中、无名各指分别向内外方向拨弦。名为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共八种。后世定弦法略有变化，正中一弦也可弹奏，按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定弦。左手在必要时可按抑柱左弦段而取变化音。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清代早期瑟一具。长207、宽43厘米。二十五弦。通体髹黑漆，描绘金色花卉图案。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大同乐会曾改革制作两具瑟，一具五十弦，名“庖牺瑟”，将传统瑟的单柱（一柱支撑一弦）改为连柱（七或八条弦共用一柱），在岳山外采用活轸，以便于调弦。另一具为百弦大瑟，采用双排连柱交插支弦的方法排列弦位。在增加瑟的音量、改善音色和方便演奏等方面均作了有益的探索。
截止2008年08月，武汉民族乐器厂张开镒、周敦发根据考古发掘的楚瑟实物，吸收现代筝结构上的合理部分制作了仿二十五弦楚瑟。长176、宽42、高10厘米。可演奏琶音、和音、和弦及快速旋律。又可使用揉音、滑音等技巧，具有独特韵味。曾在湖北省歌舞团《编钟乐舞》中演奏。

❻ 炊具的发展演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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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烹饪

新石器时代由于没有文字，烹饪演变的概况，只能依靠出土文物、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史籍的追记进行推断。它的大致轮廓是：

1、 食物原料多系渔猎的水鲜和野兽，间有驯化的禽畜、采集的草果的试种的五谷，不很充裕。调味品主要是粗盐，也用梅子、苦果、香草和野蜜，各地食源不同。

2、炊具是陶制的鼎、甑、鬲、釜、罐和地灶、砖灶、石灶；燃料仍系柴草；还有粗制的钵、碗、盘、盆作为食具，烹调方法是火炙、石燔、汽蒸并重，较为粗放。至于菜品，也相当简陋，最好的美味也不过是传说中的彭祖（彭铿）为尧帝烧制的"雉羹"（野鸡汤）。

3、此时先民进行烹调，仅仅出自求生需要；关于食饮和健康的关系，他们的认识是朦胧的。但是，从燧人氏教民用火、有巢氏教民筑房、伏羲氏教民驯兽、神农氏教民务农、轩辕氏教民文化等神话传说来看，先民烹饪活动具有文明启迪的性质。

4、 在食礼方面，祭祀频繁，常常以饮食取悦于鬼神，求其荫庇。开始有了原始的饮食审美意识，如食器的美化，欢宴时的歌呼跳跃等。这是后世筵宴的前驱，也是他们社交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新石器时代的烹饪好似初出娘胎的婴儿，既虚弱、幼稚，又充满生命活力，为夏商周三代饮食文明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夏商周三代的烹饪

夏商周在社会发展史中属于奴隶制社会，也系中国烹饪发展史上的"初潮"。它在许多方面都有突破，对后世影响深远。

1、 烹调原料显著增加，习惯于以"五"命名。如"五谷"（稷、黍、麦、菽、麻籽）， "五菜"（葵、藿、 头、葱、韭）， "五畜"（牛、羊、猪、犬、鸡），"五果"（枣、李、栗、杏、桃），"五味"（米醋、米酒、饴糖、姜、盐）之类。"五谷"有时又写成"六谷"、"百谷"、总之，原料能够以"五"命名，说明了当时食物资源已比较丰富，人工栽培的原料成了主体，这些原料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及选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

2、 炊饮器皿革新，轻薄精巧的青铜食具登上了烹饪舞台。我国现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物有4000余件，其中多为炊餐具。青铜食器的问世， 不仅抻于传热，提高了烹饪工效和菜品质量，还显示礼仪，装饰筵席，展现出奴隶主贵族饮食文化的特殊气质。

3、菜品质量飞速提高，推出著名的"周代八珍"。由于原料充实和炊具改进，这时的烹调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一方面，饭、粥、糕、点等饭食品种初风雏型，肉酱制品和羹汤菜品多达百种，花色品种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可以较好运用烘、煨、烤、烧、煮、蒸、渍糟等10多种方法，烹出熊掌、乳猪、大龟、天鹅之类高档菜式，产生影响深远的"周代八珍"。"周代八珍"又叫"珍用八物"，是专为周天子准备的宴饮美食。它由2饭6菜组成，具体名称是："淳熬"（肉酱油浇大米饭）、"淳母"（肉酱油浇黍米饭）、""炮豚"（煨烤炸炖乳猪）、"炮牂"（煨烤炸炖母羊羔）、"捣珍"（合烧牛、羊、鹿的里脊肉）、"渍 "（酒糟牛羊肉）、"熬"（类似五香牛肉干）、"肝 "（烧烤肉油包狗肝）。"周代八珍"推出后，历代争相仿效。元代的"迤北（即塞北）八珍"和"天厨八珍"，明清的"参翅八珍"和"烧烤八珍"，还有"山八珍"、"水八珍"、"禽八珍"、"草八珍"（主要是指名贵的食用菌）、"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素八珍"、"清真八真"、"琼林八珍"（科举考试中的美宴）、"如意八珍"等等，都由此而来。

4、 在饮食制度等方面也有新的建树。如从夏朝起，宫中首设食官，配置御厨，迈出食医结合的第一步，重视帝后的饮食保健，这一制度一直沿续到清末。再如筵宴，也按尊箅分级划类。 此外，在民间，屠宰、酿造、炊制相结合的早期饮食业也应运而生，大粱、燕城、邯鄣、咸阳、临淄、郢都等都邑的酒肆兴盛。

所以，夏商周三代在中国烹饪史上开了一个好头，后人有"百世相传三代艺，烹坛奠基开新篇"的评语。

春秋战国的烹饪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动荡时期。连年征战，群雄并立。战争造成人口频繁迁徒，刺激农业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此时烹饪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为后世所瞩目。

1、 以人工培育的农产品为主要食源。这时由于大量垦荒， 兴修水利，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农产品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提高了。不仅家畜野味共登盘餐，蔬果五谷俱列食谱，而且注意水产资源的开发，在南方的许多地区鱼虾龟蚌与猪狗牛羊同处于重要的位置，这是前所未有的。

2、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铁质锅釜（古炊具，敛口圜底带二耳，置于灶上，上放蒸笼，用于蒸或煮）崭露头角。它较之青铜炊具更为先进，为油烹法的问世准备了条件。与此同 时，动物性油脂（猪油、牛油、羊油、狗油、鸡油、鱼油等）和调味品，（主要是肉酱和米醋）也日风增多，花椒、生姜、桂皮、小蒜运用普遍，菜肴制法和味型也有新的变化，并且出现了简单的冷饮制品和蜜渍、油炸点心。

炊饮器皿的鼎新

炊饮器皿的鼎新突出表现是，锅釜由厚重趋向轻薄。战国以来，铁的开采和冶炼技术逐步推广，铁制工具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汉实行盐铁专卖，说明盐与铁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铁比铜价贱，耐烧，传热快，更便函于制菜，因此，铁制锅釜此时推广开来，如可供煎炒的小釜，多种用途的"五熟釜"，大口宽腹的铜 ，以及"造饭少倾即熟"的"诸葛亮锅"（类似后来的行军灶，相传是诸葛亮发明的），都系锅具中的新秀，深受好评。与此同时，还广泛使用锋利轻巧的铁质刀具，改进了刀工刀法，使菜形日趋美观。

汉魏的炉灶我系台灶，烟囱已由垂直向上改为"深曲（即烟道曲长）通火"。并逐步使用煤炭窑，有得利于掌握火候。河南唐县石灰窑画像石墓中的陶灶，河南洛阳烘沟出土的"铁炭炉"，以及内蒙古新店子汉墓壁画中的6 个厨灶，都有较大改进，有"一灶五突，分烟者众，烹饪十倍"（意思是一台炉灶有5 个火眼和许多排烟孔，可以提高烹饪工效十倍的褒词。
这时的厨师还有紧身的"禳衣"，"犊鼻 "式的围裙（即现今厨师所用的围裙，因形似牛鼻而得名），以及名为"青 "的护袖，劳动保护观念增强了。

❼ 农具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

一
人类的历史是从使用工具开始的；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正式脱离了动物的行列，走出了蒙昧的荒原。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业开始之前人类经历了将近二百万年的采集和鱼猎时期，虽然这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使用工具，但是这些工具还不能称为农具。自然生态被人们有目的地给予加工才出现了农业，用于对农业加工的工具才是农具。可见从工具到农具，人类的祖先是经过了将近二百万年的艰苦探索才学会的，农具的得来是何等的不容易。有了农具也就有了农业，农业和农具同时诞生于人类社会，是谁也离不了谁的一对孪生兄弟。
农业和农具的诞生，结束了人类向社会索取，开始了人类向社会贡献的新时代。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发展了，农具也相应有了进步；农具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历来各行各业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以农具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围绕着农具的发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科学及研究技术和科学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整个国计民生都与农业、农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国从石器时代起即是以农业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国度，历代社会制度，无不与农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起经济条件的新变化，经济条件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演变。这就是农业生产及农具的发展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
中国自古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己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农业科技有着雄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文化有着丰实的底蕴。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炎黄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两河文化、古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处在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线上，而唯有炎黄文化演进为中华文化而存续至今，从未中断。原因固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炎黄文化一直值根于无烟的、绿色的、体量庞大的、有着丰厚而先进的科技含量的农业文化（包括农具文化）之中；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华夏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提供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思想文化选择。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群体，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经济成就，走过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处，也是今天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所在。

从本质上讲，农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为改善农业生产面貌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所以包括在生产工具中的农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农具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农业是百业之源。农业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一刻也不能或缺的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暂时或永久的消失，但是农业却不能。农业不但过去要有，现在要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没有。而农具是农业的胞兄胞弟，没有农业就没有农具；而没有农具也就没有农业。所以说，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是踏着农业的脚步开始的；是踏着农业和由农业分化出来的各行各业足迹不断前进的。而农业的发生、发展又是与农具的发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农具发展的历史。
农具的历史是国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没有农具史的国史是难以想象的。农具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折射出了中华儿女历来所具有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敢于创造、善于革新的伟大品质和优良传统。研究农具史不但可以使这些美德得以继承和发杨光大，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中找到农业机械的科学发展规律；从中找到今天发展农业机械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农机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研究中国农具的历史，就是要还原中国农具发展历史的真面目，让人们正确的对待历史；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农具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前进的足迹中，找到我们的经验和不足；找到我们从先进变后进的原因和教训，为今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借鉴。研究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就是要为中国通史及相应学科提供更加丰富、准确、真实的、有关农具发展方面的历史资料……。
把历史的真实再现给世人，这就是历史工作者，包括农具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致此，我们不尽又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文明应该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传统的习惯说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据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文字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等。这种根据叫人实在觉得不近情理。城市建设的不论如何发达；文字的应用不论多么精彩，但是如果没有农业人能活吗？没有活着的人哪来发达的城市、精彩的文字？如前所述，中国已有逾万年的农业文明史，这已是不争是实。农业文明的到来应该是决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什么出现文字或城市为标准，因为人的第一需要是吃饭、是农业。不管城市建的多美，文字多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逾万年的农业文明持续不断，绵延自今。农业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基石，其他各种文明几乎都是由农业文明派生出来的。夏商周之后的农业文明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夏商周之前的农业文明就被排斥在中华文明之外呢！传统农具镰刀的历史已超过万年，在这万年之中，镰刀一直是"种、管、收"农业三大工程之一的"收"割工程的主要农具，直到建国前后，仍在农业收割中唱主角。难道由镰刀开创的农业文明不算中华文明吗？己有逾万年历史的稻作文化，难道也不算中华文明吗？

三
中国农具发展的历史资料，自古就比较贫乏，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有关农具的史料却又寥若晨星，许多资料只能从与农具毫不相干的文史资料中像大海捞针似的寻找、判断、借鉴、参考。（对此我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引语总录》[数约1500余条]可为证明。也是一套为后人铺路搭桥重要资料，可惜无处出版或发表，只能刊发在我的有限的几本《中国农具发展史补遗》中）。在中国古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专门记述农具的书籍，直到唐代，才由一位诗人陆龟蒙，作为业余爱好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讲农具的书《耒耜经》，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其主要内容，也仅仅只是论说了一种曲辕犁。又经过好几百年，元朝王祯编撰的《王祯农书》才对中国传统农具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介绍。然而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空前绝后的论述农具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入农书的作品虽然成百上千，然而真正论及农具者却寥寥无几，就连在这之后的两部大型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中，虽然论说农具占了很大篇幅，却基本上都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创意。清朝末年，在一批时代激进人物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思潮中，为了在刚刚开办的一些学校中传授农具方面的知识，顾复写了中国第一部教材式的农具专著《农具学》，成为我国学者独立撰写农机著作的开山之作； 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志才著《改良农器法》，实际上是在引进欧美农机具的同时，如何提高我国传统农器的省力和高效能力，如何在改良、改革的基础上，独立研制新式农机具作一些试探和设想。但都非史学作品。
建国前后，对农具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一片空白，却也是凤毛麟角。刘仙洲先生曾组织过系统收集有关古代农业机械的资料，并组织编写了《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1963年）刘仙洲先生发表了他的专著《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才算推开了研究中国农具史的这扇大门。然而就是这部专著也还是纲领式的，还缺乏详细的考证与论说。更重要的是继承之势仍是相当的薄弱，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既没有这方面的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课题，更没有发表农具史著作的园地。中国农科院和几个大专院校虽然相继成立了农史研究室，但也是几经起伏，举步维艰，很少有人力和财力从事农具史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物考古工作的相应发展，虽然出土了一批与农具有关的文物，却只是散见于各发掘报告之中，既缺乏系统整理，更缺乏认真分析、对比和研究。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代表的几个主要的农史研究机构，得到加强和充实，《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相继创刊，使农具史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阵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的创刊，把农具史的研究推向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对此笔者曾写成《十年回顾》、《考古论今又五年》及《更上一层楼》三篇文章对其中农具史的研究作了综合评述。二十几年来，出版了犁播的《中国农具发展简史》，张春辉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补编）》以及章楷的《中国古代农机具》，笔者的《农具史话》和《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还有以《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学专著，也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有关农具的内容。尤其是陈文华先生的《中国农业科技史图谱》和《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系统的整理了历年来发掘的农具文物，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农具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编写《中国农具史》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把零散的资料系统整理起来；如何把上万年的农具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如何把各种农具、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农具起源发展的途经寻找出来；如何把有关农具研究的各种学术观点充分展示出来；如何把各种分歧统一起来；如何把农具技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反应出来；如何把农具发展的技术思想提炼出来……这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难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拼搏，到目前为止总算有了中国农具历史的基础读物，例如拙作《中国农具发展史》等，但还只能是“基础”，许多细节问题还都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农具用字的形音意的发展演变；农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 “一物多名”、“多物一名”的辨别；只知其名不知其物的农具的探索；只知道定型后的农具，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更不知道它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等等等等，还都等待着深入的考察研究。
另外，当前研究农具史的主要依据：一是文献资料，二是考古及文物。这就明显存有不足之处：第一是，文献资料特别是古文献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农具要比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多，古今从来如此，虽然依据一些有关调查作了一定补充，但因为缺乏全国性的古农具普查，因此还会有许多社会上存在的传统农具不能写进来；特别是古代已经失传而文献中又缺乏记载的传统农具，更成了农具史上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漏。第二是，考古及文物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已经发现的，还有多少没有发现，今后还会发现什么，谁也无法断定，所以现在的某些结论，很可能被今后新的考古及文物的发现所否定。第三是，不论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文物大都缺乏对农具自身结构的记述，要部分的弥补这个缺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现存传统古农具进行抢救性的全面调查和实物测绘，对此虽然已有人作了一些工作，但因为其面广量大，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要把这些内容写入“农具史”，还需要花相当的功夫；没有国家的立项和投入恐怕是很难完成的。第四是对农具出土文物的重新鉴定也是农具史研究中应该作而又十分难作的巨大工程，这些文物很可能有许多原始鉴定就不准确或不正确，当前的农具史专著中收入这些农具时只就现实论现实。这肯定也是一大缺憾和今后需要继续补救之处。

四
在口语中 “农具”和“农业机械”，这两个词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大概也是如此。
很显然，“农具”就是“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工具”呢？工具的本义，是指的人们从事劳动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所使用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它是个广义词，它可以是泛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时所使用的、对劳动对象产生作用的器具。古代手工业常用的斧、锯、凿等是工具；古代农业常用的犁、耙、锄等是工具；近代工业常用的车床、刨床、车刀等也是工具；近代农业常用的收割机、圆盘耙也是工具。很显然，收割机、圆盘耙、车床、刨床、斧、锯、犁、耙等也都可以称为机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具”和“机械”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这些工具都是社会上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有形的。但工具还有一个引伸义，即指人们从事意识活动所需要的东西，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这些东西可以是具体的、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抽象的，如“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是指的抽象的东西。“农业生产劳动所用工具”当然不会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所应用的实物。
“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一词，是由“工具”、“生产劳动”和“农业”三个部分组成。
“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将“工具”限定在“生产劳动”这个范畴之内，就不再包括“语言”这类抽象的工具。而“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一词，则又将这种具体的工具限定在从事“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即只有“农业劳动生产”这个范畴使用的具体工具，才能算是“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但是，劳动生产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它应该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劳动生产工具是置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则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和农业劳动生产对象－－土地或农作物之间，并对土地或农作物进行加工的具体器物。所以诸如锄、镰、犁、耙等都是非常明确的农具，因为使用它从事劳动生产的是农民，劳动生产的对象是农作物或土地。
“农业机械”的含义是什么，这还得从“机械”的含义说起。

“机械”也有具体和抽象双重含义。具体的含义实际上也是指一定的器物。对于“机械”具体是指的什么器物，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确切的定义。《辞海》说①机械是“机器、机构等的泛称；②犹言巧诈；③呆板、不灵活。”①是具体含义，②、③是抽象含义。有人解释：机械是只能按规定程序运作的工具，即“机械”仍然属于“工具”范畴。对于“农业机械”，刘先洲先生在他的《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我国历史文献上，对于这一类工具，有时叫做田器，有时叫做农具，有时叫做农器。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工作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所以在本书里，一般都叫它们作农业机械。”按照这段解释，就是说我国古代的传统农具，不论它们的结构多么简单，都可以称之为农业机械。由此也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所有农业机械，不论复杂到什么程度，也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具，也都可以称之为“农具”。又由于在文献和口语中有一种习惯，多把古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具”，而把近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称为“农业机械”；把有动力机械带动的器物称为农业机械，如播种机、收割机等。把用人工或畜力带动的器物称为农具，如锄、镰、铲、耧等。
五
中国农具的发展也和中国农业的发展一样，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它自身的连续性。而且农具的连续性比农业的连续性表现的更显明。既使农艺出现某些重大突破，农具却并不因此随即改变。例如播种工艺从古到今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播种工具耧车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具发展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很少受外部条件的干扰，大的政治、军事变故，可以促进或延缓农具发展的进程，却很少打断农具发展的自身程序。历次的改朝换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促进农具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却都是在上一代基础上的延续，从没有出现过跳跃式的变化。就是在建国后，中国的传统农具虽然屡屡受到国外引进农机的冲击，但当失去外力干扰之后，传统农具仍顽强的回到它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来，依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中国传统农具发展的历史，从整体上讲，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农具的整体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具体上讲，更明显的表现出每种或每类农具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
六
由于原始农具距离我们太遥远，又没有直接的文字和图形资料，因而在研究原始农具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是农具本身的问题，而是后代人的认识问题。由于认识问题的不一致，又常常导致了农具研究本身诸多困难。
正确认识原始农具产生过程，是正确认识原始农具本身的前提。一般来说，农具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我们对原始农具产生的一般过程作以设想性的简要描述：

原始农业初期，有一个很长的农业与采集共存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农具是十分简陋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采集时代就存在的工具，只是发明原始农业之后，作业对象发生了变化：用以切割野生植物枝、茎、叶、蔓的刀类切割工具，变成了收割人工种植的作物稻、粟、稷等的茎和穗的收割农具；用以加工野生谷物子粒的工具，变成了加工人工种植的稻、粟粒实的谷物加工农具。此外，这个时代还有一类特殊的农具，那就是刀、斧、锛、凿等。因为这个时代的主要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 ，所以这时的刀、斧、锛、凿等则应称为农田开发农具。直到“火耕”农业逐渐过度到“耜耕”农业之后，刀、斧、锛、凿等则退出农具范畴（但并没有消亡，而成为加工农具和其他工具的重要工具，一直沿传下来）。不论“刀耕火种”还是“火燎杖耕”一般都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农具；甚至也没有耕翻土地的农具。因为这时人群还没有定居，土地常常是收割后就抛弃了，再种还要再刀劈火烧。对所用的工具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随拣随用、随用随丢的习俗。对工具的形状和性能都不怎么严格要求，所以说这个时代农具的种类并不多，除如上述的斧、锛、凿类土地开发农具之外，尚有用以戳穴播种农具，及收割、脱粒农具。就这样又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人们才在漫长的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土地和农具的再次利用，比再开再造能极大节省气力，而且收成还可能更好些。于是人们也就部分的定居下来，从事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对所使用的工具也选择比较省力好用的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因此也就对农具是否好用、是否省劲；哪些农具适合于干哪些农活，有目的的作了选择，有目的的作了适当打制和磨制，于是也就有了比较精致的打制和磨制农具；装柄的复合农具渐渐的多了，不仅有木木复合农具，还有木石、木骨、木蚌复合农具等。由耒和耜结合而成的“耒耜”，以及由“耒”、“耜”和“耒耜”发展演化出来的、用于垦掘土地、疏松土壤的铲、铫、锸等农具，及由斧、锛等演变出来的镢（钁）、锄等挖刨农具，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从此历史也就进入了耜耕阶段；社会也进展到了原始农业的后期。
七
正确判断古文献中有关解释古农具的文字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许多古书上都有“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于是有人就按照这句话去套历史上的所有耒耜：认定所有的耜都是木斫的；所有的耒都是木揉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古书上的这种记载可能只是制作耒耜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神农时代的制作方法，而是以后某个时期的一种制作方法。实际上早期的耒可以说没有进行“揉”制的；早期的耜多为石制，更用不着“斫”。又如《周书》有这样的话：“神农……破木为耒耜锄耨”。难道能说历史上所有的耒耜锄耨都是“破木”制作的吗？
更准确的说，古书中多处引用的这段话，是源自于《周易•系辞》，原话是这样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也就是说，《系辞》的这个解释，其根据是《周易》的《益卦》。根据《益卦》所显示之形象而附会出来的新的含义。对此张波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略）（张波《〈周易〉农事披拣录》、《古今农业》1988、1、46）由此可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既不是直接来源于《周易》，更不是神农时代农具面貌业的直接写实，而是推断之言、附会之说。这就更加证明，不能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说作为研究原始耒、耜的依据。
不能抠字眼的原因还因为古文字的记载，并非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这些文字所在的文献，许多并非农学专业著作；写作的内容也大都不是作者的目击记实。既便有些是与农业有关的书，作者也多非农学专业人材。许多文字本身已存在推测的成份，再依此为据往上推，就更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了。例如上面举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之例，如据此上推原始农业初期的耜也是用木料斫出来的，那么原始农业初期人们才刚刚懂得用尖木棒戳穴播种的时候，有什么外部条件能启发人们一下子就想到用一大块木料砍成一个如后代“铲”形的农具呢？现在有人老是抓住这句话不放，认定耜的出现一定是从木材里砍出来的，就未免有点形而上学了。
运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考证古农具是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古籍文献中对古农具的注释颇多，但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常常出现注释矛盾的现象。所以应注意避免机械的抠古书上的字眼。对待古书中有关农具的记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在古文献中，农具之间相互注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有的几种农具注来注去却都成了一种农具。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注释古文献的经学大师们对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并不熟悉，因而两种工具器形相似而混为一物，以今比古，出现钱、铫、耜、插、鈂展转相训，造成工具名实混乱”（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2）。所以如何运用好这样的资料，是需要认真动一翻脑筋的。

八
“火耕、耜耕、犁耕”的提法比“刀耕、锄耕、犁耕”的提法更确切。
回顾历史，似乎还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将古代农业划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阶段的提法，倒不如用“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更确切。因为刀耕阶段用于砍伐林木的主要不是刀，而是斧、锛。对于砍伐林木，斧、锛的作用要比刀的作用大得多，单就这一点说，称“刀耕”就显得与事实不付。更何况不论刀、斧、锛都没有对土地发生直接作用，直接作用于土地的是火。所以这个阶段称“火耕”阶段更确切。进入熟荒耕作后，用以掘松土地、为播种作准备工作的主要是耒耜类农具，而不是锄。因为从来都是将锄的功能定义为“除草”工具，而除草属中耕，从来都不被看作农业耕作的主要内容。作为锄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特定工作方式，能够从事一定的挖刨工作，可具有一定的耕整功能，但这不是锄的主要功能，也不具有锄的象征意义。正如一提到“镢”人们就会想到“刨土”一样，一提到“锄”人们就会想到“锄草”。所以“锄耕”的提法给人的印象是不确切的。但是不论从火耕到耜耕，还是从耜耕到犁耕，它们之间都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都存在一个交叉过渡期。所以总体上处于火耕阶段并不排除在某些时空已出现耜耕。同样，在犁耕阶段也不排除在某些时空还存在耜耕。进入犁耕阶段后，犁承担了耕垦土地的主要任务，但也不是犁的一统天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仍然存在着耜、锸、铫耕和镢耕。所以原始农具（后代农具也是一样）都存在着普遍性和区域性的问题。
在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中火种的获取，初期阶段仍然可能是从保存的天然火种中获取的，后来渐渐过渡到由人工获取火种。过去一般认为最初人工获取火种的方式是采取所谓“钻木取火”，即古书上常说的“隧人氏钻木取火”。按常理推断，人们最早获得人工火种，不可能是从“钻木”中得到的，而很可能是从打制石器中得到的。因为钻木对于原始人并不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和生活中常用的动作，不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都很少有“钻”或“转”的活动和动作。而打制石器则是石器时代人们非常普遍的活动。当人们打制石器的时候，迸发出火花不会是罕见之事。火花迸发到人们穿着的皮毛或树叶上，或者迸发到已经熄灭的灰烬上，由此而引起燃烧，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打石取火要比钻木取火容易得多，所以火的发明和利用的过程中，从开始保存天然火种到获取人工火种，首先应该是从“打制石器”时出现的火种中获取的，“打石取火”应该是获取人工火种的第一方式。其实对于“击石起火”，历史上也有近似神话的传说，如祝融“击石起火”等，按照传说，祝融和隧人氏应该都是同时代人，只是后人只强调了“钻木取火”，而淡忘了“击石起火”。
有关“隧人氏钻木取火” 的议论，过去和现代都曾有过，甚至有人作过钻木取火的实验，对于这些这里均不作任何评论，而且我们绝对没有否定“钻木”或“转木”能够得到火的观点。因为“摩擦生热”这己是经过物理学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石头和空气摩擦都能起火，何况木和木或石和木相互摩擦啊！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隧人氏”时代的客观环境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让木和木或石和木发生摩擦以致达到起火和条件。

❽ 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历程

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历程：

一、石器时代

农业发生之初，人们用石锛（bēn）、石斧砍伐灌木树丛，放火焚烧，劈地造田，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

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我国的农业进入耜（si）耕阶段，人们在伐木烧荒以后，还要进行翻地，于是出现了石铲、石锄、石耜、骨耜、石犁等翻土工具，还出现了石刀、蚌刀、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和石磨盘、棒，研磨器，木杵等粮食加工工具。

二、青铜器时代

夏商西周时期开始有了锋利、轻便的青铜农具，有铜斧、铜铲、铜锄、铜锸、铜镰等，但仍以木、石、骨、蚌农具为主。

三、铁器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铁和畜力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上来，从此农具便发展到以铁犁牛耕为主要特点的农业也就入精耕细作阶段。在此后的近二千年里，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不断完善，并形成了一系列农业生产工具和器具，到元代时种类已达180种以上。

按照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工具分为耕地、中耕、收获、加工等工具，其代表性工具分别是犁、锄、镰、磨。

(8)沙锤的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的。生产工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

据古代文献记载，我国农业生产中使用最早的农具是来、粕。在传说中的神农之世，垂作过末、招。在尧舜之世，咎陶作过末招。

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些传说并不完全是面壁虚构，在据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用来、招进行生产了。来是一种木制的尖刃农器，实际就是削尖一端的木棒，粕是木、骨等材料打磨的平刃农器，状类大铲。

末、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殷周之际，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原来用木、骨制作的耗头被金属代替，这就是近代地下出土的铲，古人把它叫做“钱”。所以西周时期晋人用来疏松土壤的农具，恐怕已经不再以原始的未、粕为主了。

❾ 沙槌的历史是什么

沙槌来

摇奏体鸣乐器。亦称沙自球。起源于南美印第安人的节奏性打击乐器。传统沙槌系用一个球形干葫芦，内装一些干硬的种子粒或碎石子，以葫芦原有细长颈部为柄，摇动时硬粒撞击葫芦壁发声。也有木制、陶制、藤编和塑料制等形状类似的沙槌，内装珠子、铅丸等物。通常双手各持一只摇。
沙槌在拉丁美洲各国有多种形制，巴西有用马口铁制作的，以两个截头圆锥体的大口互对而成的沙槌；还有哑铃状的双头沙槌和十字形多头沙槌等。出来了的声音仿佛里面有沙子。
[编辑本段]结构组成
由内装干籽的葫芦加上一个木制手柄组成。 大小 及形状都没有固定的规格，通常用手锄摇动发音。
[编辑本段]乐器特色
属于体鸣乐器族，一般归于打击类。 演奏时 发出轻微党沙声”，通常为 急板音乐或快奏音乐伴奏，起烘托气氛的作用。
砂槌为典型的拉丁美洲节奏乐器，常用于拉丁美洲舞曲音乐之中，更是伦巴乐队必备的乐器，有时也在西方管弦乐队中用作节奏性乐器。

❿ 器皿的发展历史

一、工艺技术发展对一代造型的影响

工艺材料与工艺技术是制约着造型的，一件陶瓷器皿得以成型，必须有一定的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的物质保证。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不仅是陶瓷造型的具体表现手段，也为造型提供了美的必要条件，对造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陶瓷造型品种和式样的不断丰富和多样，与每一时代工艺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工艺材料的变革与工艺技术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陶瓷造型的不断发展。

历史进入清代初期，制瓷手工业特别是官窑器物，比明代采用了更多的高岭土，清初瓷器已接近现代硬质瓷，高岭的用量已达配方中的一半。烧成温度亦随之增加。因而清代瓷器即使烧造形体变化非常复杂、线条转折及其多变的造型，在康熙朝诸如镂空香薰、贲巴壶和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等也能做到形体不走样。胎质精良这一新的工艺成就，使康熙朝烧造气势磅礴或玲珑剔透的器物，在工艺材料上得到了物质保证。

康熙朝制胎原料，不仅成分配比有所改变，原料的处理也做到精细淘洗。这时的瓷胎质白缜密、坚硬纯净，素有“糯米汁”之艳称。它和明瓷相比显得更加细腻、滋润，少有杂质，一般不借助放大镜，肉眼难以发现孔眼。康熙瓷胎组织结构致密、均匀，这一物理上特征，使瓷胎比重大为增加，这也就是通常所称道的康熙瓷器胎薄、分量重。上述特征在一定程序上增强了器物的稳定性，可减少因外力稍一作用就被碰倒的危险。总之，康熙时期在工艺材料上这些突破，对一代造型的丰富和发展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工艺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提高，对陶瓷造型更是有直接影响。康熙朝瓷器造型准确、规范，成品率较高，与成型方法日臻完善和技术更趋成熟有密切关系。康熙时期将不同单体和不同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成型工艺推向了高峰。瓷器的烧制，圆器较之琢器成型相对比较容易，但康熙时期风行的“套杯”和“攒盘”却显示出康熙朝圆器成型上的非凡技艺。“套杯”，这一前所未有器物，由口径大小不一、器身深浅不同的几个单体套装成一个整体，把它散开又形成依次递减的一组群体。这种由大到小的套叠，在成型时必须严格把握每个单体尺寸大小，这样才能依次进行套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人物纹套杯”三个一套，套叠自如，足见成型上的高超技艺。“攒盘”是用以招待宾客时盛装茶点果品的一种果盘，它由十块甚至多达十二块的几何形单体，组成一个圆形或海棠形的整体，这种器物的攒聚，要求做到单体之间弥缝紧密、浑然一体，其难度更是显示成型技术的精湛和成熟。

瓷器之所以被称之为“火的艺术”，乃因烧造火候不仅对釉、彩，且对胎体也起着重要作用。一件器物烧成，需要适当的烧成温度，如果欠烧，坯体就不能很好地瓷化；烧成温度超过胎料的烧成范围，坯体因过烧而引起膨胀，甚至使坯体变形。因此一件器物的胎体即使塑造得相当成功，但由于烧成过程中窑内温度控制得不好，便会出现坍塌和夹扁等毛病。那么，再好的胎体塑造也会毁于一旦。所以烧成火候在一定程度上对造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清代由于窑炉的进一步改革，到康熙年间出现一种瓮形窑，无论内部结构还是烧成技术都更为合理和日趋成熟，使得所烧产品避免了生烧，烧成温度比明瓷有了进一步提高。烧成温度的提高，也是制瓷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造型来说，它可以增强胎体的强度和硬度，减少形体的变形，而且对扩大造型的范围起着重要作用。

二、在历史沿革中具有新意

清代进入康熙时期，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为满足各阶层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当时瓷器造型，在样式上较前代有显著的增加，达到所谓“制作日巧、无物不备”的境地。这时器物的形制除了传统的碗、杯、盘、钵、瓶、罐、壶、尊等器皿继续大量生产之外，还出现了帽筒、帽架、灯罩、鼻烟壶和嵌于屏风、床上的瓷板等新品种。同一形制因形体变化在样式上也非常丰富多样，诸如瓶类器物有梅瓶、天球瓶、蒜头瓶、筒瓶、葫芦瓶、棒棰瓶、荸荠扁瓶、胆瓶、柳叶瓶、玉壶春瓶、锥把瓶、菊瓣瓶、撇口瓶、直口瓶、蟠螭耳方瓶、瓜棱双耳瓶、盘口莲瓣瓶等众多样式，特别是棒棰瓶、荸荠扁瓶、柳叶瓶、锥把瓶，其独特的形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他如尊类有观音尊、橄榄尊、莱菔尊、马蹄尊、琵琶尊、苹果尊、摇铃尊、太白尊等，而观音尊、莱菔尊、太白尊、马蹄尊则是康熙时特有品种，太白尊、马蹄尊这些新的样式，更是显示出工匠在造型上不拘泥于一格的构思。

康熙朝瓷器虽大多数沿用历代传统的造型，但这些器皿不是原封不动地相沿和照搬，而是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化，使之具有新意。像“凤尾尊”，元龙泉窑虽有近似的样式，但康熙时的器物，是明代花觚形制的演进，它变明器为大口、鼓腹，其口颈外撇呈凤尾状，因此康熙朝花觚亦称之为“凤尾尊”；“筒瓶”也变明器的丰肩、腹下渐收而为短颈、溜肩、长腹直筒的新样式，这时整件器物如粗壮的象腿，故俗呼之为“象腿瓶”，也有称之为“一统瓶”的；以其盖似古时武将军盔而得名的“将军罐”，明时已有，康熙年间改造前代较矮的形体，使造型明显得见精神。康熙朝瓷器更有不少独树一帜的创新之作。前面提到的其中一种特有品种——“马蹄尊”更具时代特色。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仍保留有很多游牧民族文化习俗的残余，其中尤以马蹄袖为特色的清代服式，更是强制推行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明显带有随水草而迁徙的生活习俗的烙印，在陶瓷造型上也有所反映。康熙时期创制的以形似马蹄而得名的马蹄尊，就带有浓郁的草原地区大自然的风韵。马蹄尊的造型一般多为口巨无项、溜肩、直腹，至底渐收、广底，在样式上有高、矮两类。康熙时期“盖碗”的出现，更是适应当时上层社会生活方式和风俗习尚的改变，在茶盏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样式。饮茶由盏进而用壶是一种进步，壶的使用，固然可以弥补用盏时茶水易冷和不易落尘的缺点。但即使一人用一把为人称道的宜兴窑紫砂茶壶，对着嘴自斟自饮，毕竟不卫生而且在礼俗中看起来也有点不“雅”。因此，使用下承有托子、上置漫凸形盖的“盖碗”，既具有保温、保洁的功能，且香味不致散逸，抚盖喝茶，也可阻挡茶叶随水入口。从品茶艺术的角度，这种茶具的高度艺术化，使客人品茶时的趣味性和审美感受更加浓厚了。人们在口啜清茗、细呷慢咽的同时，一手抚盖、一手承托，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玩味，从中能得到更高的艺术享受。但康熙朝盖碗，带托者少，雍正朝以后，普遍带有盏托，构成了日用茶具中的配套产品。康熙朝瓷器中有两种比较奇特挺拔的器物：“多穆壶”和“贲巴壶”，它们是中原地区和边疆各族人民在频繁接触中，制瓷匠师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吸收和融会了兄弟民族的文化特色，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和生活需要所烧制的器物。中原和边疆各族人民在陶瓷器造型上的互相渗透变异，体现了一种文化交流，也顺应了当时国内大一统的局面。因此，多穆壶和贲巴壶可作为汉族人民和蒙、藏兄弟民族在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中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制瓷艺术中的反映。

康熙朝瓷器造型最突出的特点，可谓制作过程极为严格、讲究。无论大器小件、规矩方圆，都制作精工、旋削认真，修坯一丝不苟。可以说康熙朝瓷器的造型，口底、翻转、交待是最清楚的，为前代永宣时也不及，明代的瓷器一般都留有削足的痕迹，而康熙朝瓷器造型认真到在切削过的足端用濡笔或布加以揩拭，因而足底面总是带有一种柔软、滑润之感。明代的琢器，就是小件的制品，也是由两三截接合而成，而康熙朝瓷器即使是大型的器皿，那种影响器物美观的接口痕迹已基本消失。康熙朝瓷器造型，对底部处理尤为严格、讲究。本来一件器物的底部，在造型中处在很不显眼的部位，但陶瓷器皿不只是放在案桌之上，尤其是盘、碗一类的圆器，经常因拿在手中使用而不断地接触底部；对收藏家来说，底足更是经常把玩和鉴赏的重要内容。

康熙时景德镇窑烧造的瓷器，非常重视底足的形式处理和工艺制作，这时碗类器皿的底足挖成直角，只在角端保留很短一段圆弧线，这样可避免死角。挖足的处理，由于足圈部分比较薄、并保持一定的高度，端在手里既不容易烫手、轻易也不会滑脱。挖足不仅方便使用，也给人以干净、利落的感觉，使造型显得更有神采。康熙朝瓷器的底部由于认真处理而出现各种变化，更是成为后世进行鉴定的重要依据。其中最有特色的有：“泥鳅背”，康熙早期盘、碗底部圈足的着地处为内外斜削的尖锋形，中期以后圈足的内墙改为弧线，作成光滑、滚圆不易破损的泥鳅背状；“双圈足”，盘类器物要求盘内平坦、盘心无凹陷。但明代嘉、万以来大盘底心大多下塌。为使底部在烧成时减少变形、不致塌陷，康熙前期景德镇窑烧制的大型盘底的底足流行双圈足的特有样式，即处理成内外两重圈足：内圈足略浅，也就是说里墙悬空，而放置在案面上的接触部分，乃由外圈来支撑——外墙着地，这种得当的处理，避免了烧成时塌底的弊病；“台痕底”，瓶、尊一类大型琢器的底部，为了造型形式变化的需要，在最外围旋进了一圈，形成台状的所谓“台痕底”，也有称之为“二层台”。这种处理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从腹部到底部呈垂直状态而造成造型的单调。而器底处向里收进，不仅增加细部变化，也使造型与案面分界清楚，显得比较活泼、轻快。总之，器物底部上述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细部处理，正是康熙朝瓷器精细、讲究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