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源流

1. 中西方文化源流传统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这三大文明之间是具有极大反差的，到了近现代文化，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归海，都汇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中。

中国源流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就是“中间”的意思，正宗的中国实际上是指华夏。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夏”的概念，而与之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明显的夏夷之分，夏就是中央、华夏。那么“夷”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是指市民。我们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讲先秦，在先秦时候，大凡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以华夏自居。在华夏文明圈的四周就是广义的夷，它分为南蛮、北狄、东夷和西戎。大家看，这些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底，因此，在以华夏自居的中原人看来，四方的夷人和野兽生番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四周人都还是游牧民族，或者是过着原始的、落后的生活，还没有进入文明。大家知道，一直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以后，那一批比较保守的士大夫仍然还把西方人称为“洋夷”，只有中国是泱泱大国，之外的人都是野蛮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能够追溯到的历史上限——商代的文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四夷”怎样不断地威胁到华夏的政权，以及和华夏文化互相交融的一些记载。可以说，一直到明朝，威胁到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都是来自于西北。东南不能构成对中原的威胁，而西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可以连接到罗马帝国，在这广袤的森林草场之上，野蛮的游牧民族，骑着快马，一日千里地奔驰在大草原上。他们都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来如迅雷、去如狂飙啊，基本靠抢掠为生。抢劫完之后，迅速离开。所以啊，中原的定居的华夏农耕文明基本处于弱势。商周两代的史书，称呼这些时常来侵犯和骚扰他们的民族都含有明显的贬义。比如：鬼方、鬼戎、昆夷、犬戎、猃狁等。诗经小雅里描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也就是说，至少从商代开始，西北民族就开始侵犯中原，一直到西周，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博得褒姒的千金一笑的故事。那么，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烽火台，而烽火台就是为了防御戎狄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而周幽王失信于民，后来果然在西北戎狄的侵犯之下，被杀死在密山脚下，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而当时入侵周王室，杀死周幽王的人是谁呢？就是这支犬戎。而到了秦朝呢，我们发现对戎狄的称呼发生了变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匈奴人。当然在这一千多年里，戎狄本身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化，游牧民族嘛，他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分分合合。唐朝时代的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陆游啊、王维啊写了大量的边塞诗，描写的就是西北征战的艰辛。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事情，那就是修筑万里长城。而事实上，这个长城只是秦始皇将六朝时代各个北边国家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已。那么，这些北方的国家纷纷修筑长城，为的就是防止匈奴人的来犯。那么秦始皇统一六朝以后，他就把这些北长城连接起来了。到了汉朝，应该说还是长治久安的，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雄汉盛唐”，也就是说汉朝很强大。汉朝历来重武轻文，喜欢打仗，而不喜欢读书。 汉朝建都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在山西平城的白登山被匈奴的单于围困，本无生还的希望，后来因吕后用重金收买了单于的妃子，才买得汉高祖一条性命。从此开始了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之路。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身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大之后，中原开始主动攻击匈奴了。一直到东汉的汉献帝，这期间出了很多讨伐匈奴的著名将军，李广、霍去病等等，所向披靡，打得匈奴往西跑。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进行了 4百年左右。我们说汉代本来就穷兵黩武，中国人喜欢打仗，中国人变得文弱是在汉代以后。也就是汉武帝接受董仲书的劝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的那种旷世雄风就逐渐被柔化了，中国人开始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了，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仁义的礼仪之邦。正是由于汉朝的逼迫，大量的匈奴人因为打不过汉朝啊，又过不了长城，所以就只好向西边跑。在这个过程之中，匈奴人就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就抵达了莱因河、多瑙河一带，这就压倒了那一带的日耳曼蛮族身上。而日耳曼人又打不过更为野蛮的匈奴人，所以日耳曼人也只好往西边跑，于是灾难最后就落到了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罗马帝国由此毁灭。因此，我认为，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两边有两个强大的帝国，东边是秦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两个帝国都喜欢打仗，喜欢征服，但是由于地理原因，他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们就仿佛高手过招一样，用气来压到对方。（笑）所谓的“气”就是两国之间的广袤的森林草场以及那里的游牧民族。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是秦汉帝国占了上风。当然这是从长久的历史阶段来看，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毁灭之前那，秦汉却自己先灭亡了。汉朝灭亡固然是因为内忧，当然也有外患。内忧是指黄巾起义、宦官当政、董卓弄权，最后就出现了三国。三国归晋，最后魏导致南北朝。那么导致南北朝的原因就是外患，一些残余的匈奴人依然逗留在西北边境，一旦你自己国力开始渐衰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又落到了中国已经衰落的政权之上，这样的话，汉王朝就不堪一击，分裂为南北朝，划江而治：黄河以北的地方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被称为“五胡乱华”，就是匈奴、鲜卑、羌人、羯人、氐人这五个游牧民族把中国汉人建立的政权赶到了黄河以南，他们自己则在黄河以北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建立了胡人政权。再往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内乱，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开始崛起，也是二世而亡的短暂辉煌。紧接着就进入了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繁盛时代。即便是在这种繁盛的时候，西北边陲并不是就没有边患了，只不过唐朝和他们保持了一种良好的通商关系，双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宋代，就又恢复了以前的交恶关系，西夏、辽、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一直一直地威胁你的政权。以至于后来已经把宋朝打倒长江以南了，然后蒙古人索性把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全部给灭掉了，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权——元朝。元朝也很短暂，因为它拒不接受中国文化，仍然想要“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尽管元太祖忽必烈本身是一个很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手下的王公贵族仍然歧视汉人、蔑视汉文化。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即广义的西域人，三等是金人统治下的汉人，末等是南人即南宋人的后裔。而事实上南宋人的文化水平是极高的，他们是延续并完整地保持了正宗儒家文化，中国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渐繁盛起来了。

2. 色达寺的历史文化源流

你说的是西藏拉萨的色拉寺吧，色拉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版一。
青海权塔尔寺为六寺之首，主要供奉的是一世班禅和哒赖的师傅宗卡巴，塔里放的是宗他母亲的头发，因塔而修大殿，故曰塔尔寺。
甘肃甘南有拉不愣寺。
西藏拉萨三座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
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常驻地。

3. 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

中国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产生一直要追溯至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

悠久的中国文学史回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为中国文学发生以后不断的发展，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学，而使其传统文学发展到其顶点的时期，就是中国文学最光荣的时期。

中国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至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动用的配合，自然地发生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规律之后，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为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

(3)历史文化源流扩展阅读：

中国文学史的相关内容：

1、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

2、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3家也常常合流 。儒家 、道家 、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

4. 论述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

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源流来自“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

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它们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辩证发展的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这次大会被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称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在当时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在文学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积极性，努力实现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设想；在文学内部，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这些文艺思想和政策，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化规范上得到解释。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观念，自然给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流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文学创作的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确实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歌讴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但与此同时，我们仍要注意到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复杂性，即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文学遭受空前的劫难，以往的文学史都将“文革”单独列为一个阶段。如果以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为依据，这样的分期是可以的。但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引进了“潜在创作”的概念作为参照，也就是说，在“文革”前和“文革”当中，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创作，包括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用笔表达内心的理想之歌和感情世界，如五六十年代绿原、曾卓、牛汉、穆旦、唐湜等的诗歌、张中晓的随笔、丰子恺的散文、沈从文和傅雷等人的家书等等，尽管他们的个人遭遇、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不一样，但仍然保持了一种连贯的知识分子精神。这些创作文本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发表的，但仍然保留了一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学声音，至于它们是在“文革”之前还是在“文革”期间创作，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的话，那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文学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较大的文学史阶段。
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从1978年算起而不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因为就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当时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文学史发展上比较有意义的是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紧接着，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来取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词，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尽管这一次作代会的路线后来并没有真正地贯彻，但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初露萌芽状态。
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的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几乎从“伤痕文学”起，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探索和创新总是不完善的，每一次争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别，但总的说来，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文革”结束后，历尽灌难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反思几十年来国家、民族和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他们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在“文革”后的80年代文学创作中，仍然有不少作家在这一领域开拓出新的成果，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这一“五四”传统的复活。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在“文革”后重新焕发出写作热情以外，这时期的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双百方针”时期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社会或人性的感性认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渡过了苦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受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体验，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创作趋向。
复苏的“五四”传统中还有一条“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在“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文学理论上有关于“文学主体性”“小说形式探索”“现代主义技巧”等问题的讨论，虽然不成熟，却推动了理论界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相比之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大一些，许多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起先对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尚有形式主义的割裂感，但在许多作家的实践中渐渐地圆熟起来，新的语言形式融入了民族语言的表达经验，不是削弱而是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的探索，但对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叙事话语的改变和个人立场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的市场腑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格局相应地发生了调整，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最为活跃最为高涨的时期，但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客观上难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在主观上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在启蒙文化受到质疑的时代里，一种新的因素却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等。“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作家通过对时代关键词的阐述，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其创作的作品都可能被时代认可。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竿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与“共名”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所谓“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但不能达到“共名”状态。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无名”的文化状态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30年代的“京派”文人圈文学、南京官方“民族主义”文学、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互相对立的文学思潮并立的格局，这些文学思潮之间虽然也互相冲突和激烈斗争，但始终不能使文坛统一成一种共同声音，这种格局似乎有点接近“无名”文化状态。
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也可以说，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更为稳固。因为“无名”文化状态拥有多种时代主题，构成相对的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局面。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90年代有许多作家的社会历史观点非常接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联系着他们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干脆表示要去认同市场腑济发展中的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在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上去多么陌生，多么混乱，但它毕竟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成熟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也是本世纪文学舞台上的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

5.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源流

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之学说 1、西来说： 2、中源说：正统学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譬如，世人说史，大多从盘古说起，即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① 盘古： 中国传说系统中的领头雁，他的事功只是开天辟地，同人事并无多大关系。按《三五历记》所载，他的事功是：“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② 三皇五帝： A.“三皇” “三皇”所指何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天皇、地皇、人皇，二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后者为主。也有文献以祝融、女娲或黄帝代替燧人氏，但伏羲氏和神农氏则是大多数文献的共识。 古人认为，历史按皇、帝、王、霸的顺序展开，三皇、五帝、夏商周王道、春秋战国的霸道，且一代不如一代。《管子·兵法》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管子·禁藏》：“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庄子·人世间》：“古者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霸任力。”《淮南子·本经训》：“帝者替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 三皇时代，人民生活并不幸福。《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以为王，号之燧人氏。”《吕氏春秋·恃君》曰：“昔太古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三皇给人民带来了福祉，但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伟业。 三皇的功业： 燧人氏的功业是“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具去毒”； 伏羲氏的功业是“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神农氏的功业是“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B.“五帝” 五帝所指何人，各家说法不一。 《国语》记展禽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即以黄帝、颛顼、帝喾ku、尧、舜为五帝。《五帝德》、《帝系姓》、《五帝本纪》都依此说。 《吕氏春秋》以少白皋、太白皋、黄帝、炎帝、舜帝为五帝。 2 《淮南子》以黄帝、颛顼、尧、舜、启为五帝。 最为后人接受的是《国语》的说法。 五帝的功德： 《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娥，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能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以鬼神而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 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扶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舜：“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三皇只是教人谋生的手段，而五帝则是养民惠民，所体现的是道德政治，三皇只是文化的创始人，五帝则是文明的缔造者。 3、怀疑说：顾颉刚的“层累说” 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对远古历史的怀疑论者不乏其人，但最有成绩的则是 20 世纪上半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1923年，顾颉刚在同钱玄同讨论《诗经》的辨伪问题的一封信中，系统地提出了人的“层累说”，即“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大意有三： ①时代愈后，传说的古时期愈长； 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愈是高大； ③即便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是否属实尚无把握，但亦可知道它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而顾颉刚认为，盘古也好，三皇五帝也好，都说虚构的人物，而且越是往后世，虚构的历史愈早。在西周，人们只知道有个大禹，到春秋时期，才有尧舜的传说，黄帝、神农是战国时期的杜撰，三皇之说直到秦代才有，而盘古的传说更晚，是汉代后才出现的。 ①、盘古 盘古是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而且虚构的年代很晚，大概是东汉后期的产物。严格说来不足以充任中国传说系统中的领头雁，他的事功只是开天辟地，同人事并无多大关系。 ②、三皇五帝： “三皇”所指何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天皇、地皇、人皇，二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后者为主。也有文献以祝融、女娲或黄帝代替燧人氏，但伏羲氏和神农氏则是大多数文献的共识。 ．“五帝”：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很少提到三皇的功德。 3 五帝的说法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据徐旭生先生的研究，“直到春秋战国前期还没有见到五帝的说法，在《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等书中都不见有五帝的名称，就是显明的证据。···到战国后期五帝的说法才盛行起来。”（《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但是，五帝崇拜在战国前就存在，《论语》、《孟子》对尧舜评价很高。《尚书》中就有《尧典》、《舜典》。 黄帝果有其人吗？ 根据古代文献，黄帝是确有其人。《周逸书》、《山海经》、《国语》、《大戴礼》、《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都言之凿凿，尤其以司马迁的记载最为详细：父少典，母有虫乔氏，与炎帝为同胞所生，且有儿子二十五人。 但是，这些作品都是春秋战国之后的作品，而在此之前的古籍则根本没有提到黄帝，尤其是《尚书》，从尧帝写起。轩辕之丘、涿鹿之野、黄帝泉、黄帝陵等能证明黄帝真实存在过吗？黄帝陵，司马迁之前，传说中的黄帝并无葬处，而是“乘龙升天”。司马迁一方面承袭旧说，另一方面又认为“黄帝崩，葬桥山”。但是“桥山”又在何处？《五帝本纪》没有提供下文，于是有陕西桥山说、甘肃桥山说，涿鹿桥山说，陕西还有两个桥山，一个在陕北、一个在陕西中部。传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一带。何以到今北京附近的涿鹿之野与蚩尤作战。 炎帝葬于湖南茶陵，今炎陵县。 舜帝葬于湖南的九嶷山。传说舜帝带着鹅皇和女英两个妃子南巡，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结果溺于湘水，葬于九嶷。据说还在今天的韶山演奏过《韶》乐，百鸟朝奉，韶山之名由此而来。 追溯黄帝的缘由，必须从先民的五方观念说起。 从甲骨文看，殷人已经有了五方观念。郭沫若的《殷契粹编》所收录的卜辞就有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记载，“四土”加上“商”或“中商”，正是东南西北中五方。 五方观念大约在西周初年开始演化为“五色”或“五方色”的观念。《逸周书·作洛》是最早记载“五色”的文献：“周公···及将致政···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土遗东青土，男赤土，西白土，被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周人起于陕地，这里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因而周人以黄色为贵。而且，由于殷人五方观念的传统，周人同样划天下为五方，以陕地为中心。周公营洛，洛邑虽然不同于陕地的土色，但出于王权中心的考虑，周公又只能将洛邑一代作“黄色”看待，大社中央著以黄色。周人尚黄，以及“五色土”思想的提出，与加强中央集权有关。 五色后有五行思想。 由于五色观念直接同王朝政治相结合，而王权是需要神话的，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因其尚黄而很自然地有了对黄帝的崇拜。黄帝又同皇帝相同，在色曰黄，在权曰皇。《释文》曰：“皇帝，本又作黄帝”。《淮南子》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黄帝是中央之帝。 二、炎黄子孙 黄帝之前，尚有神农、伏羲、女娲，甚至燧人氏、有巢氏等先人，然而中国人所认定的祖先则是黄帝，现代人以“炎黄子孙”自称，为什么？ 黄帝首先建立的一个部落联盟； 黄帝首先开始了道德政治； 黄帝首先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汉族人的确基本上是炎黄的血脉。 4 三、龙的传人 中国人对自己还有一个美称，即“龙的传人”。 一．龙是什么？ 《尔雅·翼》说：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鼋，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象这样一种怪物，自然界是没有的。但奇怪的是，在中国的造型艺术和诗词歌赋中，有关龙的形象的描写和刻画比比皆是，尤其是皇宫府第，更是龙的天下，墙壁和梁柱等地方无不有龙的造型，而且，两千多年来，龙向来被看作是君权的象征。皇帝称作为真龙天子，视为龙的化身，其身体是龙体，面目是龙颜，胡须是龙须，外衣为龙袍，住所为龙禁。 可以说，龙崇拜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根。前些年的文化热和寻根热，学者们各法奇想，探究龙的本来面目，有鳄鱼说、雷公说、松树说、马说等。这些多基于对龙的外形的分析。说其为鳄鱼，是因为鳄鱼体大，有鳞片，形状似人们想象中的龙；说其为雷电，是因为天上的闪电，形同巨龙飞舞，飞天，降雨；说起为松树，是因为松树的树皮似龙鳞，树枝似龙角；说其为马，是因为有的龙的造像，龙头如同马头。但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①．龙常与水相联系，而松树、马均与水关系不大。 ②．许多文献都说，龙最基本的特性是“能细能巨”，“能长能短”，“能幽能明”，而这是动植物 或自然现象均无此种特性。 ③．原始人所崇拜的对象，往往是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而且与人类生存的意义较大。 而上述几种东西除雷电外，均与人类的生活关系不大。 ④．龙崇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儒道两家所信奉的，其本义一定同中国文化的 内在精神有关。而上述几种东西均不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⑤．君主被当作龙的化身，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宗教与君权的统一，相应的，龙崇拜也一定是 体现这一层次政治文化意义的。而上述几种解释都不能切到这一层面。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何来自称为“龙的传人”，即是说，龙最初是当作自己的祖先来 崇拜的，但是，从古代文献里，都找不到相关的证据。 在古代文献里，有关龙的记载或描写很多，归纳起来，大体不外如下几个方面：一，龙居大泽之中，与水有关；二，龙能兴风雨，主管人间雨水；三，龙的外形变化。 A． 龙与水 《说文》：“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又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水为阴性，泽为山中之凹地。山之凹地，有水曰泽，无水曰谷，介于泽谷之间的是溪谷。 《尔雅·释天》：“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 帛书《老子》，谷写作“浴”，强调有水的溪谷。而溪谷在古人眼里常被用来象征女性生殖器。 《大戴礼·易本命》：“丘陵为牡，溪谷为牝。” 高诱注《淮南子》，说得更为直接：“丘陵高敞，阳也，故为牡；溪谷污下，阴也，故为牝。” 近人周予同先生也指出，中国古代曾以溪谷为女性生殖器而加以崇拜，而泽和渊与溪谷基本是同义的，即女阴之象，那么居于大泽或潜入深渊的龙是什么呢？ B．龙与云雨 龙不仅居于大泽，潜入深渊，而且主管人间雨水。天下雨，必先有云，故云雨都属龙管制。 5 《易·乾》卦的彖辞曰：“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淮南子·天文训》：“龙举而静云属。”又说：“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之奉也。”《抱朴子》也说：“辰日称雨师者，龙也。”正因为龙是管雨水的，所以，我国各地旧时到处都建有龙王庙，每逢天旱，男男女女都到庙里求雨。 “云雨”是我国俗语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关于男女交合的隐语。一般认为，“云雨”一词最早见于宋玉的《高唐赋》。事实上，“云雨” 隐喻性行为，时间要早得多。《易·乾》所说的“云行雨施”，实际上就是男女风流事。说得最为明确的是《易·小畜》。卦辞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的卦象是乾上巽下，乾为老男，巽为长女，二者的结合本来是理想的，但如果有云而无雨，则不免遗憾，故象辞曰：“夫妻反目”。古人以“云雨”隐喻男女性行为，大概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自然界的云雨为天地交感的生命行为，云雨之后，万物化生。对此，王充在《论衡·自然》中说：“天复于上，地偃于下，下气上蒸，上气下降，万物自生其中间矣。”二是男女性行为同样有一个云行雨施的过程。 C．龙的特性 古代文献材料中有大量的关于龙的特性的描写。 《周易》中，《乾》卦以六龙象征宇宙变化，其中龙与乾均为男性之象，即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专”即转、弯，有疲倦之意。这动与静，直与专，说明什么？ 《说文》曰：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王逸注《天问》，也说：“龙，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长。” 现代语：“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龙”到底是什么呢？ “龙”最初应该是男根。 二．为什么中国人选择做龙的传人？ 生殖图腾、经济图腾与政治图腾，龙最初是生殖图腾，后演化为政治图腾。 1、 大国统治需要有某种神奇的强大超凡的力量的支助。九似 2、 农耕文明需要水神保护。龙主管雨水。 3、 期望也需要大量的人口。 三．当代的龙仅仅只是一种象征 今天再推崇龙作为中国人的象征，好不好？ 以现实社会的杰出的政治家、华人的骄傲、民族的楷模作为象征或许更好一些。 四、中国文化与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虽然是原始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但比较起来，东方世界比其他地方更为盛行。黑格尔说：“东方所强调和崇拜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示和崇拜的。”（《美学》3V.下册P40.商务印书馆1981.）而东方世界，又以中国和印度为盛。中国的文化，从形式到内容，从文字到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都或隐或现地受到生殖崇拜的影响。 1、 女娲造人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绠（亘）于泥中，举以为人。” 女娲是谁？其原型是什么？

6. 怎样简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流（600字左右）

先秦文学
上古歌谣与神话

一、《尚书·尧典》、《吕氏春秋》、《毛诗大序》中关于上古歌谣的论述：
《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古拊石，百兽率舞。
《吕氏春秋》：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毛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而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二、《弹歌》、伊耆氏《蜡辞》和《周易·贲辞》六四爻辞：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周易·贲辞》：贲如，蟠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三、神话的性质
神话就是关于神的故事。基本特征有：
是想像的、幻想的。
是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是被神化了的现实生活。
反映了初民解释自然、社会，征服自然、社会的愿望。
只能产生于远古时代。

四、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神话产生比传说早。
神话是传说的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神话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而传说含有人间的行为准则。

五、神话的劳动起源说与宗教起源说：
不论神话如何神异，总是表现着劳动生活，或者与劳动生活有关。
原始宗教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当初民从崇拜变成企图解释和支配自然力时，神话就产生了。

六、我国神话的基本特点：
围绕人的生存这一主题。
人物充满激昂的斗志、神异的能力以及英雄气概。
情感浓烈，形象鲜明，想像力丰富。
集体创作。

七、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神话的艺术规则为后世文学提示了方向：
人的生存这一主题成为后世文学的主流。
情感、形象、想像力方面的特征影响着后世文学发展。
神话故事成为后世文学发展的题材源泉。

诗经
诗经收录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另有笙诗6篇，有目无辞，不在305之列。
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
采诗说出自汉代，见于《汉书》。
献诗说出自先秦，见于《国语》。
删诗说出自汉代，见于《史记》，不可信。

三、《诗经》的分类，系依据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
风：地方音乐。
雅：京畿附近的音乐。
颂：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四、《诗经》在先秦的作用。
祭祀、宴享时奏唱。
作为外交辞令。
教育。
五、《诗经》的流传：
秦火之后被毁，但因为是乐歌，在学者的记诵之中得以保全。
汉代有四家：鲁、齐、韩、毛。
毛苌晚出，且是古文经，未得立。东汉开，由于郑玄作注而大昌，其他三家亡，毛诗独传。
六、社会政治诗。
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如相鼠、伐檀、君子于役等。
官员表达不满的诗，如北山（对劳逸不均的愤懑）、正月（六月降雪、忧虑百姓、担心国运，说明了政治昏暗）等。
抒发生活郁闷和人生忧伤的诗，园有桃（不被理解的苦恼）、黍离（叹西周沦亡）等。
称颂统治者的诗，如甘棠（对召公的怀念）。
七、情爱诗。
有大胆直爽和温文典雅两种风格。
《将仲子》等诗说明：爱情同礼教、社会舆论之间的矛盾。
《氓》、《谷风》等诗说明：当时的婚姻制度男女不平等。
八、史诗及其他。
五篇史诗依次序是：
《生民》：周始祖后稷出生、种植五谷等。
《公刘》：远祖公刘率族人迁居，开荒定居。
《绵》：周文王的祖父公亶父率族人迁居、兴国。
《皇矣》：太王迁居、王季传位、文王伐密伐崇。
《大明》：王季生文王、文王生武王、武王灭商。
史诗的特点：不叙述全部历史，而是有选择的描绘具体事件。写心理感受、欢快的场面。
农事诗。
《七月》内容梗概：全诗八章，按月歌唱，写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止的劳作。
《芣苢》艺术特点：词语简练浅白、反复吟唱、情韵悠长。
九、《诗经》的文学成就
抒情与写实的统一，基于：
情感真实。
表达感情坦率。
叙事饱含感情。
形式与语言方面的特点：
重章复沓。
四言为主，参差变化。
节奏鲜明，音韵天成，灵活多变。
语言方面有：词汇丰富，多记山川草木之名。联绵词和叠字。
十、赋、比、兴。
朱熹
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比：以彼物比此物。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李仲蒙：
赋：叙物以言情，情尽物。
比：索物以托情，情附物。
兴：触物以起情，物动情。

先秦散文
春秋时期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繁荣的原因。
经济原因：铁器、初税亩等革新。农业发达带动工商业发达。
政治原因：周室衰微，诸侯并起，豪强兼并。
文化原因：贵族的垄断打破，文化下移。
因此：
一些读书人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思想，游说君主或聚徒讲学。百家争鸣促成了诸子散文的繁荣。
另一些读书人撰作史著，希望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造成了历史散文的繁荣。
二、《尚书》是第一部历史散文集。今文尚书为伏生所传，后来亡佚；古文尚书于出孔壁。《逸周书》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是伪书。《春秋》为鲁国编年史。
三、《左传》
一般认为作者是左丘明，但尚存争议。
《左传》的文学特色。
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
人物形象生动，有立体感。
场面描写生动，细节传神。
善于描写外交辞令，富理文美。
四、《国语》
国别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但不可信。文学成就不如左传。
五、《战国策》
作者不可考。为刘向编定。
文学特色：
铺张辩丽、夸饰恣肆。
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
摹绘人物，形貌毕肖。
善用寓言。
六、诸子散文的发展趋向：
由简而繁，由疏而密，理性和逻辑性不断加强。
七、《孟子》文章的主要特点。
雄辩。
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
气势丰沛，是非鲜明，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
善于抓住典型事例、多用比喻、寓言等。
八、《庄子》
1、《庄子·寓言》自道其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就是借重他人之言，但《庄子》中这类他人之言，大多是虚构的。庄子所谓寓言，与今义异，大抵是指有情节、有比喻寄托、言此意彼的故事。即使从今天的意思而论，有学者作过统计，《庄子》全书共有寓言181则，平均数百字中即有一则寓言。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征：把思想融入到寓言故事里。闻一多说“读《庄子》，本分不出哪里是思想的美，哪里是文学的美”。这些都说明《庄子》寓言的特色即是《庄子》的特色。
2、《庄子》寓言的特色：
想像奇幻谲诡。
人物形象的出神刻画。
细腻逼真的描写。
谐趣与机刺横生。
九、《荀子》和《韩非子》
1、《荀子》的特点：长于比喻而少用寓言。
2、《韩非子》
风格：犀利、冷峻、透彻、严密。
寓言：通俗浅白，故事加说理。
屈原和楚辞
楚辞的产生。
1、“楚辞”这一名称，从西汉时出现。刘向校理古籍，编屈宋等人作品，命名为《楚辞》。
2、辞与赋的区别：
从体式上说，楚辞用兮字。句式长短不齐。
赋很少用虚字，句式整齐。
从性质上说，楚辞是主观的。抒情意味。
赋是客观的。缺乏抒情。
楚辞的产生。
与楚声、楚歌的直接联系。
与楚国民间“巫歌”的关系密切。
描写楚地风物，使用楚方言。
北方文化的影响。
纵横家铺叙华辞的风气。
要之，楚辞的产生，既源于楚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也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时代环境下，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新诗体。
楚辞的文体特点。
楚辞有两种体式。一种类似于《诗经》而有所改造。四言，少用虚字。如《天问》、《橘颂》。这不是典型体式。
另一种则是“骚体”。骚体的特点：
诗风铺排夸饰，想象丰富。
篇幅极大增长，句式长短不拘。
多用方言、虚字（兮、些）。
二、《离骚》的主题。
1、“美政”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感。
2、九死不悔的品格和疾恶如仇的精神。
三、《离骚》的艺术特点。
激情和想象。
主人公形象。峻美纯洁、独立不屈。
比兴手法的拓展。使之具有象征意义。
结构语言方面：篇章宏大，句式自由，散韵相间，主客问答，语言丰富。
四、《九歌》与《九章》及《天问》《招魂》
1、《九歌》是祭祀曲，多涉神鬼事。
《九章》非一时一地所作。
2、《九歌》把神灵人格化，多写神灵相思、人鬼空恋，形成凄清幽渺、清新奇异的风格。
3、《九章》直抒胸臆、平实朴素。
4、《天问》提出170多个问题，保存了很多远古神话，有较大史料价值。
5、《招魂》的特点：
结构精密。
长于铺排。
五、宋玉等。
1、“九辩”即“九遍”，是乐曲名。
2、《九辩》是宋玉自悲生平之作。
3、《九辩》与《离骚》之比较。

7. 文化源流及特点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文化是某一区域内，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受到一定物质生活状况限制的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在特定的时期，人们所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意识状态，精神追求的集合反映。因此，文化的形成应该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无知到有知再到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的阶梯，表现了人类进化的轨迹。
北京作为一个历史名城，她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族文化的交融。其文化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北京作为一个都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其形成过程中这种文化的交融奠定了都城的特殊地位。
古往今来，文化与教育是分不开的。教育是一种传播、传递文化信息的手段，也是历代统治者在治国方略中首先要重视的问题。因此，教育又起到了统治工具的作用。在中国，封建时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官学，其都城都设有太学。太学则是最高的官办学府。
在辽、金、元三朝建都的时期，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他们都承认汉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而大力提倡儒学。这无疑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但同时也表现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融合是以先进的文化影响和吸纳其他文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如辽代，辽太宗就在南京设立太学；金代的学制更为完善，同时还设立了女真太学；元代时忽必烈对儒学更是推崇有加。这种重视教育的作法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由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样一个特殊地位，自然也吸纳和集中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开展相关的科学文化活动，如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医学、建筑学、测量学等。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推算天体星球运行速度过程中所创立的招差法的数学计算方法（相当于现在使用的差分法）早于牛顿内插法约有400年。清时期康熙命人绘制的《皇舆全图》是我国采用“地圆说”观点，运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至于文学艺术在京都地区的发展更是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影响的情况下发展的。如我们熟悉的元代文学艺术的代表——元曲，就是当时文学样式的新创文体。当时在大都集中了大批著名的文人学士，如元好问、赵孟頫、关汉卿、萨都剌、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在清代，孔尚任、吴敬梓、李汝珍、曹雪芹等人更是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桃花扇》（孔尚任）、《儒林外史》（吴敬梓）、《镜花缘》（李汝珍）、《红楼梦》（曹雪芹）等。其中《红楼梦》更是以其突出的成就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我们十分熟悉的，被称为国粹的京剧艺术的出现，就是由徽剧吸收了如汉剧、昆曲、秦腔等其他地方剧种的曲调和表现手法而形成的。京剧的出现是集中我国古代戏曲精华，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
宗教在幽燕地区的存在，也同这种文化交融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教能够产生抑制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所以历代统治者把宗教作为政权的精神支撑，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而大力加以提倡。在历史上，自辽、金以来，宗教在京都及幽燕地区十分发展，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多种宗教共同存在，多种宗教并存又成为这一地区的特点。
以京都文化为特征的幽燕地区的文化特点，突出表现了京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的过程，是以民族文化的融合为其大背景的，代表了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同时，这些特点不仅表现了地区文化、民族文化的交融，同时也包纳了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特征。因此，我们说，京都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同时又以京都主流文化为显著的特色。

8. 中国有那些历史文化传统、、

1、对联，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2、灯谜又称文虎，猜灯谜，亦称打虎、弹壁灯、商灯、射、解、拆等，但人们都习惯用“灯谜”一称。灯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艺术。

早在夏代,就出现了一种用暗示来描述某种事物的歌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歌谣发展，演变成“瘦辞”（亦称“隐语”）。当时由于列国纷争，有不少游客在进谏时，往往都用“隐语”道出已见，使君王从中得到启发。

3、酒令，中国民间风俗之一。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是指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其他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罚饮，所以又称"行令饮酒"。

酒令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酒令由来己久，最早诞生于西周，完备于隋唐。

4、中国象棋是中国棋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源远流长，趣味浓厚，基本规则简明易懂，千百年来长盛不衰。中国象棋是模拟的古代战争、直线战争、陆地战争、平面战争。在中国古代，象棋被列为士大夫们的修身之艺。现在，则被视为是怡神益智的一种有益身心的活动。

象棋集文化、科学、艺术、竞技于一身，不但可以开发智力，启迪思维，锻炼辨证分析能力和培养顽强的意志，而且可以修心养性，陶冶情操，丰富文化生活，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古今中外男女老少皆宜，由于用具简单，趣味性强，大街小巷常常可见纹枰对弈的中国象棋爱好者。

5、中国京剧脸谱艺术是广大戏曲爱好者的非常喜爱的艺术门类，在国内外流行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

脸谱来源于舞台，大家在有些大型建筑物，商品的包装，各种瓷器上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上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的脸谱形象。

这远远超出了舞台应用的范围，足见脸谱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说明脸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许多国际友人、国内的有识之士出于对中国戏曲脸谱的好奇与喜爱，都在探索脸谱的奥秘。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源流与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专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属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特点：
1、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文化；
2、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的文化；
3、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大众的文化；
4、民族性与开放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