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历史发展的

㈠ 中国史学会的发展历史

中国史学会首任会长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会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活动，同年10月召开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邓广铭、白寿彝、刘大年、郑天挺、周谷城组成的主席团，梁寒冰任秘书长。1983年4月举行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刘大年、吴于廑、林甘泉、胡绳、戴逸组成的主席团，李侃任秘书长。1988年7月举行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戴逸为会长，丁伟志、李侃、张岂之、张椿年、金冲及、齐世荣为副会长，王庆成任秘书长。
50～60年代，中国史学会组织一批历史学家编辑出版了一部由十二个专题组成的、大型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培养科研、教学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与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合作，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3年举行学术年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1984年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与中国出版者协会联合举办评选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活动。1978年12月以来，全国出版了有关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近两千种。这次获奖的二十八种，是专家们在五十三家出版社推荐的两百三十三种中，认真评选出来的。1985年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合作，举办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与浙江省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7年与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国际交往方面，1980年8月中国史学会以非正式会员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接纳中国史学会为该会会员。1984年7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法国著名学者埃莱娜·阿维勒教授应中国史学会邀请访华，同中国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1985年8月派出代表团出席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提交了专门为这次大会撰写出版的论文集。1987年7月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

㈡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什么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渐尽式发展，镙旋式上升，任何情况也阻止不住历史的车轮前进。

㈢ 视频会议的历史发展

自从1964年世界上最早的模拟技术可视电话 picture phone MOD-I 诞生于美国贝尔实验室以来，视频会议领域的技术和相应的标准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而视频会议总的来说主要经历了模拟视频会议、数字视频会议和国际统一标准的数字视频会议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就开始了模拟视频会议的研究，并逐渐商用化。早期的视频会议系统以模拟方式传输，尽管传送的只是黑白图像并局限于在两个地点之间，但视频会议还是要占用很大的带宽，费用很高，因此没有得到发展。其代表有最早研制出来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可视电话、英国BT公司的1MHZ带宽的黑白会议电视会议。到70年代中期，数字图像和语音编码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使得模拟系统开始逐渐转向数字系统。但由于早期的视频会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都是在各自研发的技术基础上实现的，使得各种视频会议产品很难实现互通。
80年代以来，随着微电子、计算机、数字信号处理及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视频会议的理论研究以及实用系统研制方面得到迅速发展。这个时期，数字视频会议系统取代了模拟视频会议系统，其传输图像占用频带比较窄，质量也比较好，从而得到发展，在某些地区开始形成了视频会议网，如80年代初期，日本和美国研制出的2Mbps彩色数字视频会议系统，形成非标准的国内视频会议网。80年代中期，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飞速发展，图像编码解码技术取得突破，信道费用降低，为视频会议走向实用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条件。但这一时期的数字视频会议系统一直使用专用的编解码硬件和软件，要求互通的会议终端使用的编解码器必须来自同一个厂商，否则不能正常工作，从而极大地阻碍了视频会议系统的可扩充性和各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90年代以来，基于TCP/IP协议的internet网络规模、用户数量以及业务量呈指数型增长，尤其到了90年代中期，计算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电信产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基于分组交换网络的多媒体通信系统逐渐成为研究人员和电信、网络及计算机厂商关注的焦点。
电视会议经历了模拟电视会议和数字电视会议两个阶段。模拟会议电视是早期的会议电视，在70年代就有了。
这种通信业务。当时传送的是黑白图像，并且只限于在两个地点之间举行会议。尽管如此，电视会议还是要占用很宽的频带，费用很高，因此这种电视会议没有得到发展。视频会议进入中国初期，政府是视频会议市场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用户。近些年来，更多的行业用户开始意识到视频会议的重要性，视频设备用户数量不断增加，用户行业分布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由最初的政府和电信部门，发展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证券、保险、教育、税务等各个行业。和欧美国家相比，虽然中国的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刚刚起步，视频会议系统在这两个领域的应用范围还不够广泛，但从发展的角度可以看到，最近两年，上述两个领域的应用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未来将是快速发展的行业。国内市场视频会议主要应用于下列行业：政府；金融、证券、银行；能源；交通、公安军队；外资企业及大型企业；医疗与教育行业。随着政府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地电子政务的开展，各地党政专网的二期、三期扩建工程，今后几年中，对于视频会议需求最大的还将来自政府部门。由于资金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视频会议在教育、医疗方面的应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各厂商在这两个领域中的占有率都很有限。但由于视频会议在技术上有着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其应用价值必将会得到教育界、医学界的进一步承认。中小型企业应是今后着重关注的领域，这部分用户数量巨大，一般对于设备终端的要求较低，而且连接点数较少。这就要求厂商能够提供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全套的解决方案，以及高质量的售后服务，同时，由于这部分潜在用户数量巨大，因此厂商和代理商的市场推广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强。技术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价格将成为竞争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内厂商在设备的价格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厂商在推广时，应注意减轻产品价位偏高所带来的影响。
采用视频会议，可以实现与多人同时进行通讯，人们还可以面对面讲话。在全球各地的办公室和教育机构，
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还能够用于学习、培训和与联系人会面，不需要进行旅行。视频会议不仅能够节省电话费，而且通过取消旅行还有助于改善环境和减少业务开支中安排员工外出开会的旅差费。此外，朋友和家人能够利用视频会议与居住在其它国家的亲人保持联系，甚至在海外作战的士兵也能够利用视频会议与家里的爱人保持联系。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在经济衰退期间是可行的，在经济好转时是关键的应用。以前的经济衰退表明，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投资IT和通讯的企业在经济风暴过去之后将处于强有力的竞争地位，甚至能够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那些对于有能力并且愿意在经济衰退期间继续投资IT的企业来说，可视化通讯和协作产品与服务应该是他们生存战略的核心部分。这种投资将使这些企业在经济复苏的时候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视频会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同时对视音频质量、数据协作共享、灵活易用性、易管理性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早期的视频会议系统通常以专用硬件设备的形式构成，包括多点控制单元MCU和视频终端，并且彼此之间要用专网进行连接。硬件及专网的高额成本制约了硬件视频会议系统只能用于政府、部队、大型企业集团，很难向中小企业、日常化应用普及。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和软件技术的提高，视频会议系统也开始向软件化发展，越来越多基于服务器端/客户端模式的软件产品出现，引领视频会议向办公交流、业务培训、市场营销等多领域扩展，并且这种相对低成本、便捷化的应用正在逐步为大多数中小型企事业单位接受。网络视频会议是软件视频会议的最新发展，它完全基于Internet互联网，支持面向全球的协同工作；同时以互联网时代最常用的浏览器模式使用，极大的扩展了应用场景和地点。
跟多的详见网络http://ke..com/link?url=9TSYHetDAr8NLD76Obi-o__1OcyvKKnhhKOlw4_

㈣ 会子有什么历史发展,反应了什么现象

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政府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当时宋孝内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容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一代帝皇对发行纸币如此重视，从中可见封建统治者对纸币发行的小心态度。起初，纸币并无分界发行的制度，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在乾道四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自乾道四年第一界会子发行之后，各界会子的发行虽有定数，但从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会子发行额便大幅度上升，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兹将各界会子的发行数额摘录于后，以供读者作参考。

㈤ 奥运会发展史

奥运史

奥运会自公元 776 年于希腊的奥林匹亚举行以来，已经有 1200 年的历史版。当时的运动项目权有五项全能（包含铁饼、标枪、跳远、赛跑和摔跤）、赛跑、拳击、摔跤、Pankration（拳击和摔跤的混合运动）、四轮马车赛跑和骑马。
奥林匹克的复兴始自 1896 年，当时希腊的雅典举办了第一次现代奥运会，当时有来自 14 个国家的 245 名运动员参加。 此后，参赛运动员、参赛国家和比赛项目与日俱增，在 2000 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上，有来自 199 个国家的 10,000 多名运动员参赛。冬季体育项目最早在 1908 年添加到奥运会中，当时是花样滑冰运动。冰球项目自 1920 年加入。在 1924 年，冬奥会第一次在法国的查米尼斯单独举行。 自 1994 起，冬奥会定于不和夏季奥运会同年举行，因此目前奥运会为每两年一届，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交替进行。

㈥ 历史发展的阶段

你好。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时期开始阶段）。

㈦ 中国历史发展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危险，即来自北方(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勒尼·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曾指出，在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巳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余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后也指出，自从人类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临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胁。原因是：“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所以，他认为，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几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则”支配下南下，对南方诸文明帝国压迫以至于征服的历史。

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正与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正如汉代的扬雄所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人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600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人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有效对付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的政治形势，是中国传统边疆经营艰巨而经常性的任务。因为，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存在，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定，对大一统局面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保护边疆，则中央的威信势必难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面临动摇和被打破的危险。所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边疆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

对于这种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从历史上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条：一是认为游牧民族“虏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晋书·刘曜传》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二是归之于气候变化或地理环境因素；三是认为草原地带人口的过度膨胀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扩张；四是认为缘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受阻，如林恩显先生就认为“北亚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动机，多数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农业朝廷对北亚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属于政治性”；五是认为掠夺对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认为游牧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发动战争；七是认为源于双方的文化隔阂和冲突。这些观点有的从人性论出发，有的归之于地理环境或文化，有的归之于经济贸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现象而未触及本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条件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致——草原与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亚洲腹地草原于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不可能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经济与定居农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极大反差，生产力技术构成的低下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转化产品途径的过于狭窄，使得他们的周期南下成为草原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于是，“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刺激游牧民族向农业区掠夺，而经济上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欲望，“于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历史上某些时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凭军事实力或行之有效的战略，扼制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或与之达成和解，解决“边患”，但这仍然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被当地居民的反击，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样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相对于农业民族的军事优势。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军作战固然骑马，平时也“逐水草而迁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严酷的自然环境又磨练了其人“耐饥冻，习劳苦”的性格。因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马背上民族的这种空前的灵活机动性和善战在向中原进犯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因为狞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民族，在军事战术上超过农业民族的步兵，能够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准远远高于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组织更增强了其军事力量。游牧帝国不像中原农业帝国行政与军事分离，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氏族部落体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无疑都是部落的战士，所谓全民皆兵。部落首领平时组织部民游牧狩猎，战时即为军事长官，便于动员，能够做到“指麾而令从”。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朝使者辩论时就说，匈奴军政合一的优点在于“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可见其部落组织也就是军事组织，基本不存在向战时体制转变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同时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力量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军事动员复杂而困难。同时，定居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负担，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是破坏性的影响，比如，没完没了的兵役使农民难以忍受，并影响到农业生产，军队数量的无限制扩大又会增加纳税者的负担，使农业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因频繁发动边疆战争而导致亡国的王莽、隋炀帝等，给后代统治者留下的是不尽的教训，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往往居于主动，而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却有着先天的困难。

㈧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重复性、预见性、层次性、不确定性、开放性。

1、重复性。这是历史发展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同于自然规律的一种属性，由此也表明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人们正是对历史现象的多次重复进行探索，抓住其内在联系，证明它是历史规律。

2、预见性。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就不称其为历史规律，这样，发现规律才有价值。

3、层次性。某些历史规律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或整个人类社会，而更多的则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即所谓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其他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事物都是特殊规律，都具有偶然的因素；而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上，又都是必然的规律。

4、开放性。因为历史规律的不确定性，历史规律的被认识有可能被修正、被限定范围，甚至被否定；同样，还有可能不断揭示出新的历史规律，并在更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加以验证。

5、不确定性。由于人的主观限定，即使是被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也要经由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检验，看它是否确是历史规律。

(8)会历史发展的扩展阅读

历史科学性规律：

1、有一定的史籍史料为依据。人们了解古代的历史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内容翔实的古书大大提高了历史的透析性，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有古物或遗址可以做比较。从古墓中发掘的古物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使人们了解古物所属年代的风土人情。而对于遗址（如三星堆遗址）而言，科学家通过化学元素分析法（如C14检测法），或对地质层进行研究，就可以对历史有一段明晰的了解。

3、符合人们的普遍意愿。即使是神话传说，也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经过长期的生产过程中，被广大劳动人们一直接受的故事。而对于童话而言，是人全凭自己的思想编造的故事，并非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历史规律

㈨ 人类历史会如何发展

那么诸多不同因素，什么因素起对于历史因果脉络的作用更大呢？我觉得吧，一般来说是人无法或者难以改变的因素，可以看做是相对恒定的因素。那么作为人类本身的历史，可以把这看做是常量，难以改变的量。而其它的因素，相对来说就是变量。也就是说，这些常量可以改变变量，但变量却难以改变常量。这样说来，诸如自然环境，还有人本身生理和心理的因素等等，对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来说，都是难以改变的常量。
人类自身的历史，多数时候都是改变一些变量，去适应这些常量，于是导致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生产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不同的习俗经济乃至法律政治思想文化等等。这些一环扣一环，上与下之间是作为受生的因素而存在。一般来说被受生的因素，是某种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生活生产的社会，维持这种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是对这种社会更精辟的描述。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不如自然和人性因素稳定），由上一因素受生后就具有自身一定的惯性，并不会马上因上一因素改变而马上改变。所以可以看做是比自然和人性本身因素次等重要的因素，同样影响着历史因果的发展。历史由许多不同因素互相影响着，各自有各自大小不同的作用。
由此看来，历史如何发展，是有诸多不同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因素越多那么就可以说社会越复杂，社会越复杂就越来越趋于混沌的体系，越来越难以名状其中的因果脉络（多体问题）。身在其中人，更是难以准确预料将来会如何发展。只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用心观察历史，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因果脉络的存在，但难以说某某因素一定会决定了历史将如何如何发展。（详见此文）。
比如说，苹果熟了会因为万有引力而落在地上。但是在掉落过程中除了这个稳定的影响因素外，还有很多偶然因素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完全预知苹果具体将会在何时掉落在何地。也就是说，历史事件之间虽然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许多无法被认识清楚的偶然因素，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历史变得混沌，起始点微小的不同而导致结果却又巨大的不一样。所以虽然有因果的脉络存在，但你无法说某一存在于时空中的结果是必然会如此。只是由于某些更稳定的因素存在，在历史因果脉络中，可以产生更明确的，相对更重要的作用。由此，虽然无法知道历史必然的结果，但是可以对结果大致描述其可能存在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历史的脉络。这些历史脉络被人发现，只是可以更方便人们去认识历史，让历史不再混乱不堪的被人去认识，那么人们就能从历史中获得某些益处。但这本身，并不能让历史学家成为占星家或者预言家。
实际上，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只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残留到现在的诸多遗迹而已。真正的历史已经随时间而消逝，我们是无法回到过去对其加以认识。人通过自身的理性是可以对这些残迹加以理解，得出某些结论，也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些脉络。但不能由此说，某一种或者几种因素，就决定了历史一定会如何如何。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就算人类历史本身存在某种因素必然导致某种结果，但由于历史本身已经消逝，所以这本身也是无法被人类所认识的。我们只是认识的历史残迹而已，这些残迹由历史学家重新构建出以往存在的历史因果脉络或者模型。历史的因果脉络或者其模型，并不等于以往真正发生过的历史，这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由人根据历史残迹重新构建的框架而已（庄周梦蝶）。
人除了自身理性之外，还有情感道德观以及自身利益等主观性的东西影响着人，这些多少也会对历史研究者产生影响。如果说能从历史因果脉络中，总结出某种看似必然或者一定可能性上的“客观规律”，但是研究者的主观性的存在，让所谓客观规律一定程度上要有所打折。虽然如此但是这种“规律”还是可以用来唬人，用这种“规律”所具有的“客观性”让许多人信服，从而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达到自己“主观”的目的。我觉得吧，如果做的好，一定程度上有其能让人信服的过硬的客观道理，这就是一种比较高端的“影射史学”。如果做的太低端被人一眼看穿，那这种研究也就把历史弄成了橡皮泥了。虽然这两个词看似都在贬低历史研究，但是人通过自身各自不同的主观性，来发现历史可能存在的各自不同的多样客观性，还是十分有意义的。